主题：【原创】说说邓和毛的一个小故事 -- 史文恭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15日 AA28版) 作者：韩福东 原题为《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年：3366＊（12.3－9.55）‰＝9.26（万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万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 （万人）

1961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 （万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 （万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 （万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 （万人）

4年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

安徽这个数据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我们引用的安徽统计年鉴是死亡人数最少的证据。

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

曹树基教授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1960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万人非正常死亡。

根据安徽地方史资料，解放前民国死亡率统计过三次，三次都是千分之二十，建国后除了60年死亡率超过千分之六十外，另外两年死亡率比建国前还低。

1958年撤销驻马店市，原驻马店市改设为镇，并入确山县。信阳专区辖1市、17县。

1960年撤销信阳县，并入信阳市；撤销淮滨县，并入息县、固始2县。信阳专区辖1市、15县。

1961年恢复信阳县（驻平桥）。信阳专区辖1市、16县。

1962年恢复淮滨县（驻淮滨镇，即原乌龙镇）。信阳专区辖1市、17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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