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向河友求教，关于中华历史的几个问题 -- ziyun2015
1、明清的科举，为什么去掉了“算学”？
按照儒家传述的“君子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据说唐宋取士还有“进士”、“明经”、“明法”等，明清的科举干脆去掉了“数射御”。当时有没有什么理由？如果看到明清之际，白银大量内流——商业高度发达，因此商人集团与某些东南士大夫集团“合作”，通过去除“数”的科举，以排除帝国可能对商业的管控，这种推测想法是否合理？
2、万历矿税的解读
万历矿税起自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的定陵完工于十八年，万历十年后申时行为相、之后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发，万历二十四年是第二次朝鲜抗日战争爆发点。所以，是否可以理解万历矿税主要是为了弥补军费？之所以托名“矿税”，是为了避免士大夫拿朱元璋的1/30的商税来嘚啵“祖宗之法不可变”？之所以使用宦官，是因为东南士大夫多与工商矿业有关？
请河友指教，先谢
对问题一，其实即使在唐朝“明算”也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进士”和“明经”。宋朝承袭唐风，进一步加强了对进士科的尊重。元朝科举时开时不开。而且当时朝廷中算学运用最多的地方就是钦天监。其次是水利工程。元朝本身对水利根本不重视，直到末年才想起来修黄河。而天文方面则深受中亚影响。连带数学也是从中亚传入，基本为色目人把持。结果到明朝驱逐鞑虏后，连带色目人的天文数学一并搞掉。明朝的钦天监只能对元朝留下的东西做小修小补，不能推陈出新，搞得对日食月蚀都测不准了。所以后来利玛窦来华引起士大夫轰动，原因之一就是带来了更精确的历法推算方法和数学方法。顺便说一句，《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版本在元朝就已经传入。但明朝无人能识，弄到要明末重新翻译。
而明清的科举更重视八股，以八股好坏为主要取士标准。那么大家都会的九九表（最多加个开方）就明显不够资格上国家级的取才大典了。这里没有什么江南士大夫的阴谋。只不过是因为大家的水平都很低，所以没必要考罢了。至于白银大量流入，这是明朝末期到清中期的事了。即使有大量流入，处理账目，一般四则运算已经足够用了。再加上珠算，速度也足够快。自然“明算”就没必要了。
问题二，可以理解为这是作用之一。明朝财政在张居正改革后有了一定改善。一是因为“三娘子事件”后，北元和明朝终于大体上和解，明朝的军费负担下降。二是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对农民的剥削实际加重（改实物税为货币，多一重剥削），搜刮到更多的实际赋税。但万历三大征之后，这个积累迅速耗光，不但加了矿税和各种杂税，其实“正赋”也上升了。嘉靖时期就因与北元作战加了一百二十万两，万历又加了五百二十万。
但万历搜刮矿税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补贴军费，主要是补贴自己的私人支出。一是要修各朝包括他自己的陵墓。二是要应付其宫内的各种开销。三是要给自己的小儿子朱常洵当不上太子的补偿。
你这是在写小说收集资料？
俺大宋虽然打不过周边蛮夷，但历法还是要遥遥领先的，宋代经常改历法，刺激了数学发展，金国也不甘落后，宋元数学四大家两个南方人，两个北方人。
明代没这个需求，历法不准就凑活用吧，科举也不考，加上珠算替代筹算使得大家看不懂古数学书，所以传统数学基本断片了。还得感谢朝鲜，科举一直包含算学，因此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数学书。清代数学一个是学西法，一个是复兴古法，虽然在西法上面没啥发展，但复古这件事情干得倒是比较成功，筹算法也是从朝鲜学来的。。。
而是梳理历史中的一些比较矛盾之处。
明代正史，实际是明末士大夫、特别是东林党成员，与满清皇帝共同书写的历史。从这两方的立场看，他们对明代皇帝的褒贬无疑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的，真实性其实大有问题。然而自上一个辛亥起，民国史家对这种正史基本是全盘采纳的，至今历史教育也是基本采用了这种正史。
不知任兄对灰熊猫与当年明月的争论是否还有印象？今天回看，当年明月实际还是采用了正史，包括对士大夫的高度肯定。
我近日又重新翻了翻《黄河青山》和《万历十五年》，重新读了一下黄仁宇与费正清那段不清不楚的官司。不知任兄是否同意：其实明代留下的史料，几乎完全整理不出哈佛经济教授要求的“数字”，黄仁宇用明代官僚、制度本身就不去做数字工作来解释。但是，东林党以废除矿税为宗旨之一，这让我们无法简单采用黄仁宇的研究结论、而排除有人有目的的搞乱账目这样一种可能。
作为有目的、搞破坏的例证：还有郑和航海资料的失踪。常识让我们实在无法相信所谓兵部尚书刘大夏（楚党）、为了不让皇帝压迫民力、而烧毁郑和航海资料“这样一种说法。
其它的例证：正德皇帝与蒙古小王子交战的“战果”，也明显违反常识。
我向河友请教的问题也是这样的问题：怎么会没有关于科举中去掉算学的历史记录呢？
郑成功父亲不过垄断了南海贸易十年，就成了巨富（清初抄家记录了其带到北京的一小部分金银财产），写明代的工商业、海上贸易，实际只有“正史”、缺乏海上、海外移民方面的资料。北纬兄的提示很有启发，或许历史研究者可以从韩、日、东南亚、甚至斯里兰卡、波斯找到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