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六） -- 孤星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9月1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误记在北京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这年1月刚刚复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转达了毛主席对到会所有同志的殷切期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江青也到会讲话。闭幕式陈永贵致闭幕词，华国锋作总结报告并宣布大会闭幕。
这次会议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并确定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大会受到江青等人的严重干扰，总的基调出现严重“左”倾，特别是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当成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要求像大寨和昔阳那样，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导致“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偏离原先的方向。
全国各县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各省、地区都制订了普及大寨县的规划，各县更是根据会议要求，按照上级部署，认真制定建成大寨县的规划及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各省、各地区均组建学大寨工作队，派驻各县。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报告，总结了建国25年来农业的成就，着重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巨性。
邓小平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现状，对学大寨提出新的要求。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队，要提高一步，搞大寨县。邓小平提出“学大寨要真学”，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要学路线、学方针、学政策、学方法。
亳县为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前建成大寨县，决定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在运动中，除县委领导班子自身进行整顿外，在城乡分三批开展卷帘式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5年12月，组织1300余人的学大寨宣传队（后改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南部六个重点公社和城关镇、核桃林场，运动迅速开展，历时8个月结束。在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限制，于1976年12月，经过整顿充实调整后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北部8个重点公社继续开展运动，于翌年7月结束。下余公社因深入揭批“四人帮”而运动终止。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大抓阶级斗争。首先对社、队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清理整顿。其中问题严重的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部分社、队中的坏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问题，分别情况给予批斗、调离、处分、清除出党或绳之以法。在这次运动中，整了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发生了公社干部被逼自杀事件。
70年代，我父母（当然还有家人适当协助）一天能挣10元钱，交2元评20分参与生产队分粮食。其余8元（一个月则240元，秋后四五个月时间）改善家庭生活，还努力养猪。“一头猪就是一座化肥厂”，肥料作为投资，也参与分配粮食。1974年前后，我家3个猪圈，一年出肥猪八九头。国家返给部分肉票，奖励粮票、布票等。我父亲的“经济学理论”是，多吃肉就少吃饭，宁肯把许多粮食拿来喂肥猪。所以，我家基本上是，吃肉隔顿不隔天；基本上不吃剩饭、剩菜，因为剩饭剩菜都喂猪了。而许多农民，却不得不把国家返给的肉票、布票、粮票等，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换钱花。
我们家一天能够挣多少钱，有人在观察、估算，当然也眼红。1975年秋后，农村里以“农业学大寨”名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工具收缴集体，弹花作业迁到公房；人员“掺沙子”，再增加开票的；敲钟“上下班”，这不就是“社会主义企业”了吗？可是，老爷子不买帐，暗地里再制作了一套工具，放到离家较远的朋友家，利用“下班”时间，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偷偷到朋友家取出工具去“业余兼职”。
1965年，网上看到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7天交了17.5块的伙食费、23斤粮票，还开了发票）（吃得比较简单）。可见，应该是有一个两块五的接待标准。
1962年，周恩来到齐齐哈尔视察。当时还是困难时期，周恩来要求每天生活标准必须控制在1.5块之内。四菜一汤。有次中午上了两个菜，周恩来就不让上了，后来又勉强上了一个。
在从化吃，如果每个人每天2块5应该足够了。也没吃什么好东西。康克清说，和他们同行的，有的还吃不上荤菜。网上还有人说，当时由于伙食差，几个老太太除了挖野菜，采蘑菇，还到处捉蛇吃。招待所里边的蛇捉完了，还到外边捉。
可能陈良顺回忆的两块五这个数字不准，或者计算方法有问题，没准把厨师的工资之类也算进去了，或者有其他原因。按一些人的回忆，当时随行的警卫人员，还有前去探望的子女，都在大食堂吃，不享受小伙房的待遇。
另外，网上看到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回忆五六十年代在中南海的生活：
一个厨师就过来和我们闲聊：“你们家的菜好做，一会儿就得。你们家五、六口人吧？一个月八、九十元的伙食，最多时也不过一百零几块（餐厅每月底结帐，收取各家的伙食费），在这儿是低的啦。林伯渠老俩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块。不过他们老俩挣的多，年纪大了，又没子女在身边，吃好些也是应该的。在这儿吃饭的几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餐大菜！”
陈伯达家五六个人，每月按100块伙食费算，一个人每月不到二十块。吃的好的，林伯渠两口，每人每月也就40几块。中南海内供的原料，除了肉便宜点，其他差不多就是市场价。算下来，如果不考虑厨师成本，和外边吃的成本差不了多少。
张在解放战争一开始就因为自己捣鼓开车出事故受伤（脑袋被夹了），一直在大连苏军医院养伤，解放战争中没有任何建树。抗日战争新四军的战绩当然也比不过胶东老八路，登陆作战许还有长山群岛登陆成功的战例。所以许牛皮哄哄是自然的。
粮食产品如豆类，小米中，杂质含量坚决要控制。这也免不了老乡们往里面掺沙子添秤。 哪怕多卖几分钱。
解放战争也基本缺席。
当然许在济南战役之后也没参加过大战了，但之前的战绩还是摆得上台面。
我感觉张这个上将多少有点彭总照顾的意思，毕竟彭总山头的干将，差不多资历战绩，别人就中将了。
张在50年代当副总参的时候靠着彭总的威势很狂，并不是很得人心的。比如裁撤防空军也是此君手笔，和杨成武闹得很不愉快，互相拍桌子骂娘。庐山会议后张就老实不少，夹着尾巴了。
还有一段就是74、75年靠着邓小平的势头到处整，被称为邓的四大金刚之一。后来被邓抛弃失势又不想承认。
所以说这位到底有多刚直不阿，我是始终打个问号的，至少不能全信他儿子的吹捧书。
这次大会受到江青等人的严重干扰，总的基调出现严重“左”倾，特别是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当成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要求像大寨和昔阳那样，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导致“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偏离原先的方向。
夸某人“鼓励养猪”，又说另一人“严重干扰”以致“严重左倾”，这些都是可以当笑话看的。
他好像坐在副驾上。养伤在大连待过一阵，后来去了苏联。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一说1945年10月，一说1946年2月。
F侠一个平常不过问家事，老婆掌握着财政大权的情况，就要F侠一拍脑袋，老婆就服服帖帖的把十年几十年的收入一下子抛出来，你觉得合理吗？
》》》我只说了家里小事我不管，买房大事我的意见老婆听，你能推导出这是“老婆掌握财政大权，要老婆抛出收入不可能”?就凭你一张嘴瞎扯造谣?
你不就是在别处扯淡“我觉得刚建国时印度的铁路长度连东北都不如”，被我各种数据啪啪打脸，撑不下去跑这里接着扯淡发泄么。
红军时期，张爱萍不算特别突出，最高职务是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政委分别是张宗逊、黄克诚。当过少先队中央总队长，这个职务名义上含金量不低，位列中革军委15人成员之一。他在红11团当政委时，政治处主任是王平。到陕北后整编部队，三军团的干部吃亏，再加上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干架，张爱萍被弄到一军团政治部当统计干事。抗战时期，张爱萍进步比较快，创建了皖东北根据地，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后接彭雪枫的四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基本没打着仗。从苏联养病回国后，兵团副司令、兵团司令，三野兼华东军区参谋长，创建华东海军，指挥解放一江山。这些资历和功劳，评上将足够了。
跟吴法宪比一比，人抗战和解放战争功劳都比他大，也就中将。
评军衔的时候三军团山头是占便宜的，毕竟彭总在位，印象中11个上将，就这11人横向比，张爱萍是红军期间优秀（长征中团级干部），抗战中等，解放战争接近零，总体还是偏弱。
吹破天也就一个皖东北，但皖东北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彭雪枫和山东八路南下部队的前期支持、刘少奇中期的撑腰，贡献都很大。
尤其刘少奇撑腰很重要，有了这个张爱萍才有授权将一部分种子部队和当地游杂武装整合成九旅，否则谁睬他。
张爱萍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也很靠前，但55授衔一看山头二看资历三看战功。这么说吧，张爱萍当时第一是占了山头的便宜，同一山头中又因为资历比较好、文化水平比较高，以及红大期间和毛主席的交往占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