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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财经杂志
以下文章来源于财经E法 ，作者俞琴 黎诗韵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发现“人传人”，对公众防护、医疗救治，都具有重要意义，1月20日也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时间点。
自从2019年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市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新冠病毒是否“人传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2020年1月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山从广州奔赴武汉，两天后公开病毒“人传人”的信息。
外界已经知悉，在钟南山之前，先后有两批专家组分别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赴武汉调查，但两批专家均未明确公开提及病毒会“人传人”——2020年1月4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公开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10日，又有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对媒体表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从后来的疫情暴发来看，上述两批专家的调查结果和公开表态，可能成为疫情防控延误的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追问：为何前两批专家组未能在武汉调查时得出“人传人”的重要结论？
《财经》记者近日专访了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这名专家于2020年1月8日到武汉，2020年1月下旬离开。这位专家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但不反对《财经》点明他曾作为第二批专家组成员的身份。
这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强调，当时专家组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资料有限，无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他表示，“有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事后看，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但这位专家称，当时专家组并不掌握相关信息。
“我们也试图去了解。”这名专家介绍，在武汉期间，专家组特别注意医务人员有没有感染，“每到一个地方，就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事后来看，专家组当时在武汉了解到的并非全部实情。但究竟谁向专家组隐瞒了一些医护人员当时已经感染的实情，目前不得而知。
这位专家还表示，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后很多信息都不掌握。“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2020年1月16日，第二批专家组回到北京之后组织开会，当时已有专家组成员表示，疫情被低估了。
即便如此，公众仍然质疑：专家组此前去武汉是否真的做到了“尽职尽责”，是否尽了最大可能了解实情?
以下为这位专家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的内容。
为何没有发现“人传人”？
《财经》：为什么第二批专家组没有发现“人传人”？
专家：家庭、社会上传染，再得到确认“人传人”，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链条，因为还有可能是共同暴露。但是医务人员不一样，因为他们和病人不可能有共同暴露，不需要分析说，有什么传播链。只要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因为医务人员一般和病人没有特别密切的接触。
钟南山院士为什么能说“明确人传人”呢？第一，他在广东就已经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冠肺炎。第二，正因为钟院士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所以他到了武汉，马上有人跟他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
相比之下，尽管当时我们掌握的材料里，也包含了两起家庭聚集性病例，但是，我们并不掌握传播链及医护感染案例，所以就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财经》：关于新冠肺炎到底会不会“人传人”，当时专家组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专家：大家都很困惑。因为早期，病例多是和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常常商贩一家子都在这个市场里面工作，或者经常去这个市场。所以，一家人感染以后，到底是共同暴露引起的，还是“人传人”引起的？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当时我们专家组里，也有人去问疾控系统的专家，对方给出的答复是，没有办法确定“人传人”。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去武汉调查，武汉方面提供的资料里，难道没有医护人员是否被感染的信息吗？
专家：没有。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其实那时候已经发生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案例。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发病的，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诊至金银潭医院。（编者注：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月5日晚，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出现发热症状，1月10日因“病毒性肺炎”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陆俊称，自己并不清楚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是1月17日转院前确诊。）
我们是1月10日以后去的同济医院，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我认为，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应该一个一个地去追，医院报告给谁了，最终这个信息报告到哪儿被阻断了？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都去了哪些医院？
专家：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主要是去他们的发热门诊。
《财经》：你们去到的所有医院，是否都有亲口询问有没有医护感染？
专家：我们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一个地方都要问。我们当时听说哪有医务人员感染，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最后得到信息根本不是。医护人员的感染区我们也没看到，谁知道他们在哪。这么大的院区，我们怎么去找呢？
《财经》：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都有谁？
专家：医院和卫健委的人都在。
《财经》：医院的人是院长？还是行政人员、医生？
专家：有的是院长，有的是医务处主任。
《财经》：“人传人”在这种传染病里是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专家：很关键很关键，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
《财经》：没有证据是因为他们不提供还是提供的素材不够？
专家：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在说谎。
专家组不掌握真实情况？
《财经》：武汉方面有没有把当时已经掌握的信息完整地告诉专家组？
专家：关于第一批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方面的调查发现，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财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家：他们根本不合作，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比如医务人员感染的事，你哪怕报一个医务人员感染，我们也就意识到它有传染性。
《财经》：那你们后来放弃调查了？
专家：不是我们放弃，是不让你管，当时要求属地管理。我们去了以后，就接到指示，大概内容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
后来，湖北、武汉各自有自己的专家组，对病人的救治，主要由他们负责。我们主要的任务，一个是当时接待港澳台的代表团，另外一个是，我们去发热门诊了解情况。
《财经》：让你们帮忙？你们帮上忙了吗？
专家：那最简单的道理，我让你把病例都报出来，你怎么不报呢？
《财经》：武汉方面听取了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吗？
专家：病原找到后，在发布消息以前，专家组成员和地方上开过一次会。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到底有多少病例？在武汉提供的病例资料里面，有41例是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诊的，除了这一批病例外，还有一批是没有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疑似病例。
关于发布什么样的病例，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编者注：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发布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武汉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检测，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财经》：当时你看到的疑似病例患者有多少？
专家：具体我记不住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看到的疑似病例数目大于确诊病例数目。
《财经》：假如当时把疑似的数目也公布了，公众的警惕性也会更高一些吗？
专家：情况就是这样。
《财经》：在你们之前，第一批专家已经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
专家：他们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和第一批专家组，是怎么交接的？
专家：他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主要是在病例的交接上。大家了解下基本情况，就完了。我们的重点是，看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指导他们治疗。
《财经》：当时对于新冠肺炎病毒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专家：它肯定和SARS不是一个病毒，因为我得到的信息，两者同源性只有70%多，把它归到SARS是不对的。另外从我们当时看到的病例，确实比SARS的重病例少，这是没有问题的，到现在更加证实了。另外，有死亡，但是死亡不多，当时41例确诊案例当中有一例。
《财经》：之后你们和第三批专家组，怎么做的交接？
专家：我没见到钟南山院士。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回来后，到国家卫健委开会，要对疫情判断。当时有成员就说，疫情被低估了。我印象中，第二天卫健委态度变了，已经开始重视了。
《财经》：相比“人传人”的问题，当时第二批专家组得出的“可防可控”结论引起了更大争议。
专家：当时专家组掌握的情况确实是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可防可控的问题，这个病现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们把这个要写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说让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们防住了吗？控住了吗？问题是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吗？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财经》：今天来看，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信息？
专家 ：那我不知道，那你可以问他们去，谁知道，我们不擅自猜测别人。
我相信在北京不是这样，在广东也不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会是这样。你看现在的防控就知道了。
《财经》：如果他们当时跟你说了实际的情况（医护感染），今天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专家：如果他们说了医护人员感染，那就不是说有限的“人传人”了，就能肯定明确“人传人”。
《财经》：第三批专家组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够看到明确“人传人”的证据？
专家：发展到那个程度，他捂不住了，那不就暴露出来了吗？从钟院士的讲话来讲，有医务人员感染，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如果当初告诉我们有医务人员感染，我们肯定对疫情的判断就是另一码事。
《财经》：武汉方面当时一直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作为专家组，你们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吗？
专家：我们当然怀疑，但是这个怀疑没有用。我们听说（医护感染）消息，就联系院方，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医生，联系完了人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我们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地方为主，国家专家组帮忙、指导、辅助。
《财经》：既然有怀疑，为什么没有直接向当地的政府或者医院发问？
专家：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财经》：听到这句话，专家组心里是什么感觉？
专家：你不应该找我们，你应该找找那个领导层去了解。现在这个卫健委的人已经被免职了。（注：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不防不控，还要瞒报。
真的不掌握也好，假的不掌握也好，下结论是要承担责任的。
一个具体医生没谈，去吃喝嫖赌了吧，顺道再收几个红包。
合着叫你去武汉就是接待港澳台代表团的，真当自己是去武汉旅游啊，要知道你的头衔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啊。怎么说话像个小妾一般。武汉的卫健委倒更像一房的大太太，没给你信息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连辩一下都不敢，屁都不敢放一个，别人说啥你都背书认可？
这样我们看得更清楚，他们糊弄，他们失职
“打电话去问”
“陪同的有”
医院也去了，却没看到和一线医生多交流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之间、国家卫健委和地方卫健委专家组之间也没啥交流，还是官僚视察隔着玻璃看呀！
直报系统谁维护的，这个必须查，是负责人问题一定要处理！
哈哈，这个理由多好。
白铁像，湖北卫健委跪第一排，专家组跪第二排，这些王八蛋，一个都别饶。
被瞒报正常，各种专家组都这样，也没有调查手段。因为得到的信息太有限，就不该下结论，误导决策者。正常的就是说明情况，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结论就是没有结论，需要继续调研。一般的专家都不给别人背锅，哪怕是个项目评审。
你给结论了，领导采信了，出事就死定了。没有结论就没有决策，接着调查。
如果不故意瞒报，问题不大。故意瞒报了，就什么都看不见，尤其是这种辅助性的，就更没用了。有权力有调查手段的，一般叫调查组，督导组，多个部门的官员和专家组成。比如有纪委的人，就会调用当地纪委的资源，得到真实情况
就是专家如果当时给出事后才知道的准确信息，武汉、湖北政府就不会造成不可防、不可控的局面了。
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武汉、湖北政府在主动瞒报。与上海发现第一例病人的操作流程相对比，武汉、湖北政府也没有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在中央的施压下，被动启动二级响应，封城，造成了医疗踩踏引起的大规模医院交叉感染和继发的社区聚集性感染。
也就是说，即使专家做得完美无缺，武汉、湖北的疫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钟南山：已知人传人为何还是没防好？疾控中心地位太低
2月27日，广州医科大学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称，中国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只是技术部门，其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他介绍，“实际上之前已经有人传人，而且已经有医护人员感染，但那时候并没有防好。为什么？CDC只是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那么向地方政府报告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是地方政府的决定，CDC没有权再进一步做什么东西。CDC的地位要提高，而且要有一定行政权”。
这个锅甩不了的
1、光听汇报，那还去武汉干啥，在北京听就好了。
2、急诊科发热门诊“火山喷发”一样，这个去一看就知道，没法瞒吧，难道是武汉方面把专家们铐起来了？
3、前线那么多将士，不仅不瞒，还反复向上反映，可是专家们在哪里？去听一线将士的声音没？
除非他们拿出被武汉方面关起来的证据，不然脚长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去实地看，实地问。没去，就是失职。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