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城市贫民在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已修改 无屏蔽 请放心看 -- 马前卒
城市贫民首次进入历史――flg记事
一 前言
flg如今成了中国的一个禁忌，由于中宣部的严令，除非冠以邪教二字并切齿痛骂，你是不能在公开媒体上提这三个字的。而在官方的宣传下，flg被一致描绘成一个取人性命、骗人钱财的犯罪集团。另一方面，在反对中国现政府的人看来，flg则是一个神话，以一“功”之力，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信徒公开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对抗政府。与应者寥寥的“民运”和无钱无势的“工运”想比，自然是漂亮的多。所以，任何对flg不利的言论也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宣传材料上。他们需要把flg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宗教，把所有flg信徒都描绘成真诚的信徒和道德的标兵。从而衬托共产党政府的邪恶。
在我这个亲眼目睹了flg的整个兴衰过程的人看来，目前还没有对flg真正客观的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任何以宣传为出发点的报道不可能真实，因为任何与宣传不一致的事实都会被篡改或忽略。只有持中立立场的观察者才有可能得出客观的描述。王力雄先生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曾有过类似的评论：“今天，西藏的信息几乎被两部政治宣传机器所垄断。一部在北京，另一部在达兰萨拉。……………..其实若对西藏有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就会觉得真假的判断并非那样容易。北京和达兰萨拉，两边所说都有真实的成分，同时也都一样存在许多谎言。尽管达赖喇嘛的个人人格值得尊敬，但他的宣传机器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离事实真相之远，与北京实在也是伯仲难分。”
看来，只有中立的媒体才有可能给出真实的描述，但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中立意味着没有利害关系。而在市场经济化的中国，人心浮躁，绝对不会有任何组织或网络媒体冒着被查封的危险去调查与自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的。异议更多的会出现在铁本事件、高考黑幕等与重大利益相关的事件周围。所以flg的真相一直都被掩盖在官方宣传和反政府者的神话下。
在这里，我试图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来研究flg，或许失于浅陋，但至少可以保证客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实，解释社会问题，读者自行判断为好。
二 我的记忆
我第一次听说flg这个名字是在1994年。这时，李洪志已经搞了4年气功，专心宣传flg也已经3年了，但还没成什么气候，只是在东北几个城市有些信徒，外地的信徒大都是东北信徒的外地亲戚朋友，我就是从一个从东北过来的亲戚那里知道flg的。那时候，大部分flg信徒并没有象后来那么投入，那么不惜代价（当然，这时练flg也不需要太大代价）。而一般人对flg也没有深刻印象，更不会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由于我的亲戚坚信flg可以强身健体，我当时也随手翻阅过几页flg的宣传材料，其中一本似乎就是后来哄动中国的那本“转fl”。宣传材料很粗糙，常有文理不通之处，不过，教义倒也劝人向善，鼓励大伙不偷不抢，尽量素食，不喝酒。绝对没有要信徒杀人或自杀的字句。总而言之，这时的flg是一个无色无味、毫不起眼的半宗教团体。除了不多的信徒之外，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
根据我的观察：从无声无息的小团体到搅的全国天翻地覆的大运动，flg并没有经历一个逐渐生长的过程，而是在六、七年的缓慢蔓延后突然经历了一次爆发式扩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如上所述，94年不起眼的flg，到了95、96年依然不成气候，除了东北三省过来的少数人之外，我没有发现它在本地扎根的现象。直到97上半年年，传教工作才有点起色，开始有人在公开场合练功了。而香港回归似乎是给flg打了一针兴奋剂，不出半年，中学生中就出现了flg信徒。本地开始建立flg的组织，信徒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记得当时在县中学门外50米处的练功点处高悬一副对联：fl常转心为本 大道广传早归真，对仗工整，气势非凡，字也写的雄浑有力，绝非寻常人手笔，必然是有知识分子入教，并参与教务。作为对这一推测的印证，我很快就知道了有几名中学老师在练flg。随后还有承德大学一位教授，副校长撰写《论flg与唯物辨证法的一致性》，为flg取得正式身份而造势。在这一时期，flg信徒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迅速增长。（这是承德地区的情况，在长春，辽源等flg中心地区和flg上层，知识分子入教并作为骨干的现象必然更早、更多）
97年以后，练flg彻底脱离了半地下活动状态，已经发展成一种群众性运动，一个县城就能有10数处练功点，每处练功点多则近千余人，少则数十人，每天早上5点-6点，就有人渐渐到达练功点练功，6点半左右达到高峰，数百人排列整齐，在音乐或口号声中一齐挥舞手脚，颇为壮观，直到8点左右，练功者才逐渐散去。县城的体育场早就被占用为练功场地，我们这些常趁早去踢球的年轻人面对数百名虔诚无比的信徒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让路。到了最后，找不到足够空地的信徒们在河堤下面的干河道里平出了一片练功场地，似乎还有专人维护，至今，那片空地还在，被数百双脚反复践踏了一年多的土地寸草不生，在旁边茂盛的灌木、青草衬托下格外醒目。粗粗估计一下，一个10万人不到的县城，约有6000-7000人练功（必须考虑到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是天天参加练功）。
这么多的信徒，一半以上并不是通过骨干教徒劝说亲戚朋友练功的方式加入的。虽然这是早期flg的主要传播方式，但羽翼已丰、人多势众，有知识分子出谋划策的flg组织转而采用更高效率的传播方式――“讲用会” （在我的家乡是这样称呼公开传教活动的，在其它地方或许有其它的名称，我不太清楚）。讲用会一般在骨干信徒的家里举行，为了便于新信徒参加，事件一般安排在晚上或周末。我没有亲眼看到过，但据参加过的人描述，虽然讲用会并非地下活动，但在特殊的房间布置下，气氛颇为神秘诡异，与人类早期拜物教有几分相似。（或许这是flg吸收了我们当地的小型教派的结果，我不能确定其它地区是否也有类似的 情况）讲用会的过程并不复杂，一般先由资深教徒人诵读经文，解释教义，然后各个老教徒轮流发言，讲自己的体会，讲练功带来的好处，讲自己的新感受。最后让新教徒谈看法，不谈亦可。如此反复，不愿意参与的人在第一次讲用会后便不再来，剩下的人基本都会成为虔诚的教徒。一次讲用会总有数十人参加，一半以上为新教徒，在3-4次讲用会（1个月左右）后，大部分会虔诚信教。这与各个教徒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个别宣传，言传身教，用半年或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感化一两个人入教相比，效率自然高的多了。而且组织讲用会并不复杂，重要的是渲染一种末世气氛和教内的团结友爱。新吸收的教徒，用不了几个月，自己也能在家里开“讲用会”。而通过言传身教发展的教徒，却未必有足够的能力、口才和耐心去说服别人入教。当然，个别传教活动一直是存在的，只是效率远远不及讲用会，发展的新教徒只在全部入教者中占很小部分。到了98年下半年，flg的声势更大，甚至不需要用专门的传教活动来招揽新人，就有许多人自发的加入街头的练功活动。不过，这种教徒对教义知之甚少，对flg和一般的气功、扭秧歌、打门球等健身活动之间的区别并不很清楚，因为无人耐心传授，也很少转化成虔诚信徒的。由于在这段迅速扩张期内入教的信徒大都是被气氛所感染，或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并不是精研教义、真正改变了人生哲学的虔信者。到7-20清查flg的时候，flg信徒虽然人多势众，但平均质量与初成气候时相比，又有了明显的降低。
在7-20前夕，flg已经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中央公开表态，支持正常练功），又掌握了大量的人力，在缺少独立社团的中国算的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除了少数信徒偶尔外出串联、进京游行以外，绝大部分信徒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想来想去，对于我个人来说，唯一的不满就是那些教徒为了练功而占用了我踢球的场地。但这实在不能构成“痛恨”的理由。对于我周围的社会主流群体来说（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活的相对满意的人群）flg确实带几分邪气，那些相信练功就不用吃药的信徒也显然是呆子，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flg有很明显的危害，也不是一个应当用暴力解散的团体，更难以想象要用军警来对付这些呆子――他们喜欢练功就让他们练好了，反正大部分信徒平时也确实没什么事可干。至于后来披露的一些事件，如flg围攻报社、大学，到地方政府门前请愿等等，据我向外地的一些朋友了解，基本上是确有其事，不过考虑到全国上千万的信徒基数，少数人干点超越规则的事情，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下岗工人不是天天在围攻地方政府吗？有精力去关心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天天坐在市政府门口要饭，弄的市长上班不敢走正门，岂不是更好？这就是一般老百姓对flg的态度。当然不乏少数个性强烈的老干部、老医生对这种宣称治病不吃药的教派很是不满，甚至公开说要取缔这种邪门歪道，但大部分人对flg的态度还是宽容+轻微的厌恶。对flg的查禁就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下开始的。
1999年7月19日，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目击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转折点。那天恰逢我放暑假回家，上午10点多的样子，我在县城边缘的一个国道三岔路口下车，准备先到一个同学家去看看。（这个路口在老101国道上，向东经锦州进东北，向西经承德密云去北京，向南则是秦皇岛唐山的滨海方向，也可稍微绕路从遵化进京）.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了我的另外一个当警察的中学同学。他与三名同事都在警服外面套着反光背心，在三岔路口的东侧设卡查车。我看到这个情景，首先是想到他们在查逃犯，危险的很，最好离远点。但我以前见过查逃犯的路卡，那种路卡，车道上有路障，警察旁边跟着持冲锋枪穿防弹背心的武警，个个如临大敌，这里却只有他们3个人，气氛也不紧张，似乎又不象。我就走上去和他打了声招呼，寒暄之余，问起他在干什么。回答是：抓flg。因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信flg也是罪过，我大为惊奇，与他谈了好久，内容大致如下。
1为什么抓flg？
：为什么抓？我也不知道，反正上头下文件了，抓邪教呗，整天不让人看病，说是练功就好，是该整一整了。昨个半夜下的命令，开了会，我们这帮小警察就都上路口了，还有去查封练功点的，反正是一刀切啦。
2怎么抓flg
：问我在这怎么抓flg？查车啊，见到客车就查，现在那些铁杆flg都往北京跑，说是去示威请愿，请愿也没用，我们是见一个抓一个。
3如何鉴别flg
：你问怎么抓？问的好，flg脑门上也不写字，我原来也纳闷呢，这可怎么抓啊。难道不成上车自己问？你还别说，上面交代了，就是上车挨个问，不问你是不是flg，那样太麻烦，只要让大伙一齐骂李洪志就成，怎么骂都可以，“李洪志是王八蛋！”“打倒flg！”随便你骂，不开口的那个准是flg。
4你们就四个人，也不带枪，flg分子反抗怎么办？
：不会的，他们讲究真善忍，随便你怎么抓，你拎他，他就下车，带上手铐就成了，一会有车来，把他们都弄到看守所去。其实我看手铐都不用，他们乖的很……………
原来从今天起练flg就算违法，我在火车上过了两天，倒是孤陋寡闻了，幸亏没在车上皈依李大师，否则犯法都不知道是怎么犯的…………..和同学道别回家，打开电视，中央的文件一个接一个的发出来，先是党团员不许练了，然后全体公务员也声讨邪教了，最后就是宣布flg非法，彻底查禁。一时风声鹤唳，据说从此晨练不能玩单杠，不然乱伸手就会被当flg带走……当然，大部分练flg的人并没有被逮捕,甚至没有被限制任何人身自由,他们只是在练功点、辅导站被查封以后自行解散，只有那些试图进京示威或在公开场合为flg抗议的人才会被抓进看守所。不过，考虑到虔诚信徒的数量和所有练功者的庞大基数，各个县的看守所还是一时人满为患。
接下来一段时间是对flg严打的时期，而且成效显著，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向上汇报转化了多少flg信徒，截获了多少试图外出串联的flg分子。他们确实没有虚报政绩，上报数字基本上都正确。毕竟flg的主体是那些皈依不到1年的新信徒和仅仅为了强身健体的外围分子。想“转化”这种人是非常容易的，诱导受过教育的信徒写几份“悔过书”，“声讨flg罪行”也不难。所以，一时间成效显著。
但地方官僚们并没有开心几天，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些新信徒纷纷宣布放弃flg信仰以后，那些入教较早的骨干信徒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对于所有要求他们“转化”的要求都以沉默做回答，部分积极分子还会找机会跑出去贴标语，喊口号。我的一个亲戚就曾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的一条公路上看到她以前的同事、一名中学教师，正在徒步前往县城，并毫不讳言自己是从工作单位逃出来的，要去县城抗议查封flg。象这类事情还有许多，令官僚们防不胜防――已经腐朽的专政机器并不具备这种到处救火并转化信徒的能力。与之相比，下岗工人或不满的农民的抗议都是以工厂或村落为单位发动的，局限于特定的地点，也不会整个地区一齐抗议，还可以用利益收买分化，认真对付还不难。而flg老信徒们信仰坚定，不畏恐吓，不为利诱，团结一致，在查禁flg后一齐发动，让许多官僚遇到了从政以来最棘手的任务。
在查封flg之初，地方官僚并没有想到后来的难处，以为这项任务与以往扫黄、抓赌、整治超载一样，可以很轻松的的用暴力解决问题。因此，直接执行任务的警察们也是按一贯的行事方式去执行命令。熟悉中国现状的朋友可以想象，警察对flg信徒肯定不会很客气，但与因其它原因被捕的犯人相比，也绝不会有特别的暴虐。
flg信徒的坚定不仅让官僚们大伤脑筋，也令一般旁观者惊奇不已，警察们通常的招数如殴打、饿饭、体罚等在信仰（哪怕是最初级最粗糙的信仰）面前毫无用处。坚定的flg信徒们不仅拒绝放弃信仰，还用绝食等手段来进行非暴力对抗。我认识一个负责给他们喂饭（必须保证不出人命，否则地方政府要负责的）的看守人员，她用异常惊奇的语气向我描述flg信徒在饥饿中拒绝食物的毅力，认为让他们吃东西是她参加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任务。在这种局面下，地方官僚们终于意识到他们碰到了多年不见的思想犯。单纯的暴力对他们毫无意义，暴力手段很快就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理论说服和利益诱惑。从这时起， 政府再也没有有计划有意识的向flg信徒施加过暴力，这倒不是因为官僚的同情心，而是因为这样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这一点而言， flg支持者把信徒受暴力虐待的事实看作成全国性长期的普遍现象是不对的，属于宣传上的夸大。不可否认，鉴于今天的司法、执法人员素质，肯定有看守、审讯人员失去耐心，以暴力做发泄的现象发生，但这属于个别现象，并非出自上级的授意。到了后来，由于上级政府把“转化”人数作为考评政绩的指针，需要用关押的flg信徒的0死亡率作为宣传材料与因练flg而导致的死亡现象做对比，地方官僚们不仅明令禁止对flg信徒使用暴力，还会严厉处理导致被关押的信徒死、伤、残的看守人员，可以说，对flg信徒施加暴力的情况几乎不再发生了。flg信徒所受的“优待”，经常令其它犯人羡慕不已。（据说有一两个月，县长每天都要到看守所关心一下绝食flg信徒，看看他们是否开始吃饭了。）
由于flg信徒的“转化”率是重要的政绩指针，不仅在监狱里flg信徒倍受优待，在“转化“以后，也同样可以享受许多优惠的土政策，以保证他们安心生活，不会回去练flg。如优先安排工作，不会被列入下岗名单，优先发放工资、退休金、生活费等等。这不仅仅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由于需要优待的“转化”人员数量颇多，还激起了百姓的不满。认为政府此举大有“要作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的意思。我就曾亲耳听人抱怨说：“老子20年工龄，如今待遇倒不如信flg的！”抱怨虽多，但地方官僚们为了眼下的政绩，只好当作听不见。不过，就我的了解，这些“转化“人员在得到实惠以后，许多还会在私下练flg，只是口头上服软，行动上不太张扬而已。官僚们也未必不知道他们又重操旧业，但既然他们不公开起事，上级也不会知道，地方官员又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麻烦，打自己的嘴巴？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
除了那些已经被列入“转化”名单的flg信徒之外，还有许多信徒依然不愿意哪怕在口头上放弃信仰，即使因此坐牢，丢工作、牵连亲属也在所不惜。这些人是地方政府最头疼的遗留问题。这种不愿意投降的信徒大多被关押了很长时间（一年左右吧），最后还是基本被释放了。听说有的信徒从7-20一直被关押到今天，但我无法证实过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过我相信，哪怕你再关他十年，那些坚定的信徒依然不会服软，关押只会赋予他们更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更坚定。地方官僚也正是在发现这一点后，才决定释放大部分信徒，把被释放的信徒被交给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管理。在理论上说，不放弃flg信仰的人，即使已经被释放，人身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还会受到一定的政治歧视，但是已经涣散的基层政权和基层党支部并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虽然任务很简单）。这些坚持flg信仰的人丢了公职、但在当今社会，不当公务员或教师也不算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何况他们早就不在乎经济收入水平了；他们的子女不能参军，高考的时候不能报考某些种类的学校，可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还可以用小额的贿赂来轻而易举的解决（修改档案）；至于人身自由的问题，由于党政基层组织缺乏工作积极性，只要稍加小心，也基本可以不受影响。如果你自己还想继续修炼，基于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基层政府也不打算来干涉。被释放的flg信徒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他人宣传flg、重建flg组织，任何此类举动都会引起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如果你打算干点贴标语、撒传单、做演讲之类的公开活动，可以肯定你将重新入狱。这并不是要惩戒你，而是因为这种事情将在地方官员的政绩上涂上严重的污点，把相关人员关起来是为了阻止他们干出更令官僚们难堪的事情。
无论如何，在7-20以后，flg不再是一个群众性运动，大部分信徒已经重新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少数信徒私下保存着他们的信仰，但任何传教的企图被严厉的禁止。此外，在扫除flg的同时，地方官员还顺手扫荡了所有和神秘主义或宗教沾边的东西，如街上的算命摊、农民自发建造的小寺庙、合法寺庙里的求签活动，地下基督教会等等。以往这些活动虽然不合法，但不关乎什么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们一向睁眼闭眼的放它们一马，在7-20清扫flg的大形势下，草木皆兵的地方官员表现了少有的积极性，把它们一并扫的干干净净。如今在乡村间还常见当时用推土机推倒的简陋庙宇。只是防止flg死灰复燃的警惕性保持了很久，而那些小寺庙和算命摊在不到半年内开始谨慎的复兴，2000年时，曾有一个村长要求重建庙宇的村民在庙宇和公路之间修一堵墙，防止公路上经过的领导看见。在5年以后的今天，这些杂乱的信仰和迷信活动已经完全恢复到7-20以前的水平。
地方官员对flg一直很警惕，但由于部分flg信徒的坚定，基层政权的腐败与消极，或许还因为海外flg组织在政治捐款支撑下疯狂的宣传，还是有极少数flg组织保存了下来，或是被重建。它们异常秘密的发展新会员。但主要的活动是给地方政府制造麻烦，譬如在半夜到政府机关的门前贴标语、在住宅小区的墙上书写赞颂flg的文字、在集贸市场的停车场向车筐里面丢传单等等。虽然这些举动能够不时提醒当地居民和政府，flg并没有消失，但从效果上看，却是很失策的举动。在政府的重压下，残存的信徒失去了理智，把找麻烦而不是传教并博取百姓的同情当做了行动目标。由于这些宣传污损了居民的墙壁，宣传口吻也夸大其辞，故意耸人听闻，原本宽泛平和的教义也变的极端起来，flg在普通居民中的名声越来越差。flg的公众形象逐步从“胡涂”“软弱”、蜕变成“疯狂”、“反社会”，越来越接近于政府力图描绘的flg形象。前一段时间flg残余信徒在各地多次企图干扰电视信号，插入自己的电视节目，也属于这种失去理智的反抗行为，在百姓中的影响也一律是不利于flg本身的。至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flg宣传邮件，充斥着怪力乱神、捕风捉影，更是在制造网络垃圾之余让本来有可能对flg持宽容态度的网民逐步产生厌恶感。
尽管flg信徒的这些活动对弘法传教没有好处，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或许他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在社会中定位，需要在孤立的环境中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信仰的意义。这倒很象衰落中的伊斯兰教，在军事经济上节节败退，却盛产不畏镇压的恐怖分子；而十字军东征，战事不利的情况也多有针对当地居民正常社会秩序的攻击，或许宗教末世（包括flg这种准宗教）大抵如此吧。不过，地方官员可不喜欢flg这种“自败名誉”的做法，因为这也同时向上级证实了自己的无能，因此地方官员不断催促公安部门查处，但毫无效果。因为flg信徒的活动并非是目标明确的攻击行动，而是四处飘忽不定的骚扰，毫无规律，flg信徒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外表特征，想靠少数警察抓获不畏辛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活动的flg宣传队只能靠碰运气罢了。如果在15年以前，依靠居委会、工人纠察队、民兵等广泛分布的力量，政府可以在一星期内消灭flg的地下组织。但如今各种联防力量或被解散，或已失效，警察孤军作战，好似拳头砸跳蚤，无从下手，只能任其活动。所以flg信徒的骚扰虽然没有什么效果，却能一直延续到今天，偶尔他们也会干点大一点的事情。2001年春节期间，我曾经在102国道上看到许多挂在行道树上的flg布制条幅，几十米或100米就有一幅，断断续续的挂了十几公里，大概是因为警察们都在过年，这些条幅挂了好长时间才被摘走。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剩余的flg信徒只能让自己的粉笔字标语出现在小区里的墙壁上，与通下水道，开锁，壮阳药的广告并列了。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存在方式。
三 对上述事实的分析
10年以来，flg从无到有，有小到大，又从大到小，从有到无的绕了一个圈子，虽然生不逢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用数年的动荡向腐朽的中国社会深深的刺了一刀，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一刀开出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剖面。
这个剖面反映的事实惊心动魄。
flg兴衰10年，却并非是宗教舞台上唯一的表演者，与其同时存在的 “XX功”，“XX教”不下数百，如中功，门徒会，被立王，等等，还有许多国外传来的地下教会，甚至于三合会等解放前的会道门都能获得不少皈依者。而三大宗教的本土合法教会的信徒也翻了好几番。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突然对宗教发生了兴趣，只是因为1980年以后，共产党逐渐溃散，党政官员日益腐朽堕落，党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继续维系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在信仰领域出现了空白，这正是各种新兴教派的肥沃土壤。
虽然各种“教派”在百花齐放，但除了flg以外，大部分 “宗教”都局限在一地发展，甚至不超出县境。某些宗教偶尔可以在距离遥远的地区拥有一点信众，但那主要是由于移民和运气的影响，不存在真正的群众基础。flg在1996年后的“暴涨”以前，也基本是这个发展水平。至于以“健身”、“气功”为旗号的练功团体，地域色彩相对较弱，几个影响较大的团体可以在几年内风靡整个中国，但大多迅速衰落，即使有几个团体能维持数年不衰，也只是以“练功健身”或“特异功能”纠合信众，迷惑一些高级官僚，并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一旦被政府强行取缔，立刻销声匿迹，绝无反弹。曾经号称“中国第一功 ”的中功自从张宏堡及所依靠的官僚失势，几乎未经任何抵抗，就如蒸发一般在中国消失。直到7-20以后，当flg在舆论界进行反击时，才有几个中功信徒在海外作为flg的跟班开口骂几句。大失“中国第一功”的脸面。
与这些组织涣散，不堪一击的竞争者不同，1996年以后的flg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用“非凡”来形容这一成就，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在半年时间席卷半个中国、吸引上千万信徒入教，还因为它能发动各地信徒进京请愿、在各地围攻反flg者，能在“7-20”以后，继续维系无数虔诚信徒不畏刑罚，不为利诱地维护信仰。这些事实中体现的发展速度、动员能力、信徒质量，任何一项都远非同期其它教派所能比。鉴于各个教派的外部条件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分析flg自身的特点来解释这种差异。
中国传统地下宗教的组织基础和扩张方向都在农村，这是因为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城市只是上层阶级的管理中心，本身没有多少人口，少数的城市人口又接近统治中心，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秘密教派只有在农村发展才有可能充分动员人口、利用社会矛盾。从东汉黄巾教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了数千年。1949年以后，一直到1980年，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扩张，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在总人口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例。（在工业化以前，许多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其实依然是经营附近小块土地的农民）而且城市人口能够优先接受现代教育和工业组织训练，很快就取得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农村人口虽然不断通过招工、升学、新工业城市建设等机会转入城市工业社会，但剩余的人口基本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由于共产党在1980年以前一直把建设独立工业体系作为在目标，城市人口在粮食、工业品、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占有优势地位。1980年代初，各路教派兴起之时，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人口结构。
大部分新兴教派其实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多半继承了传统民间宗教的传统，至少借鉴了1949年以前民间宗教的教义和发展经验，自然倾向于在农村发展，而 80年代的城市相对繁荣，没有多少对现实不满的群体，也是新兴教派无法侵入的重要原因。到了1990年前后，城市中逐渐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福利制度开始解体，进城在低工资下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中国重新出现了被排斥于基本福利制度之外的城市贫民阶层，从而为新兴宗教在农村之外开辟了可能的发展空间。而flg与其它教派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始终在城市贫民中发展信徒。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一个绝佳的发展方向，但这个决定倒不是因为李洪志的远见，而是因为在1980年-1990年的10年间，尤其在1984年农业达到顶峰、纯农业收入开始下降以后，各种新兴教派在农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共产党放弃的农村信仰空间已经被各种教派抢占的差不多了，刚刚产生的城市贫民自然成了宗教扩张的最佳对象。只是90年代初城市贫民还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还能勉强维系运转，大部分城市下层居民虽然不算富裕，但生活还算稳定，能够享受到计划分配的各种福利和保险，并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保证自己和下一代不至于整个社会甩掉，沦为日趋边缘化的贫民。这恰好解释了为什么flg在最初几年没有多大影响力，只能缓慢发展。
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大的方向是消灭国有、集体工业，后来上台的朱熔基更是准确的贯彻这个思想。原本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工人逐渐滑入贫困。到了96-97年，大部分国有工业难以为继，不断的裁员，逼迫工人下岗，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最庞大的城市贫民群体。官方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1995年全国下岗职工仅为400多万,1996年增至800多万,1997年上半年已进一步增加到1000多万(经济日报1997年10月15日)。”flg的爆发式发展与下岗高峰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不得不让我们得出结论，下岗运动是导致给flg迅猛发展的直接原因。
不过，虽然flg在各路教派中率先向城市贫民传教，但这并不是flg的专利，在城市贫民数目不断增加后，许多新兴教派都开始在这一领域发展，真正使flg胜过其它教派的是它切中时弊的教义。对于大部分扎根于农村的传统民间宗教而言，它们可以在动荡年代为提供一个适合农村生活的道德体系，如要求教徒互助，生活俭省等等，还可以用一些魔术和心理暗示来表现神力，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但这种道德体系是依托于中国农村而生存的，不太适合普遍受过一定教育且已经工业化、无法通过土地来获得基本生存资源的城市贫民。而那些纯粹以练功治病健身为号召的气功团体，虽然迎合了城市贫民急需基本医疗保障的心理，但并没有其它措施来维系信徒的稳定与忠诚，一旦练功治病的骗局被戳穿，或是头面人物被被证实采用了欺骗手段，所有练功者都会在一夜间消失，这种团体是很难稳定存在的。flg的成功之处，在于把一套从其它成熟宗教借用的道德体系和练功治病的承诺相结合，既有在直观上吸引百姓入教的利益，又能通过重建道德体系而获得权威和信徒的忠诚，最终在各路教派中脱颖而出。
当然，以中国之大，教派之多，未必没有其它教派具备类似的特征，但一直在城市贫民中发展信众的flg在偶然中占据了先机，率先进入指数化增长，成为信仰领域的霸主，自然对同类“竞争者”产生了排斥作用，――flg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为它的真实性作证。其它的小型教派要么被压制，要么干脆并入flg，我就曾经发现周围的几个其它教派的地方组织很迅速的放弃了原来的教义和仪式，集体改练flg。甚至一些在当地农村有很牢固群众基础的教派都在附近的城镇或工矿企业中flg组织的影响下，皈依了李大师。这些其它教派的加入既加快了flg的扩张速度，又给迅速膨胀的flg组织带来了经营宗教性机构的经验教训，使flg的声势越来越壮大。（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基督教、佛教等高级宗教在传入一些封闭性社区时，往往不是驱逐原有地方性宗教的信徒，而是靠强大的实力直接把整个地方性宗教并入自身，同时也吸收这些地方性宗教的一些仪式和管理方法）
对于城市贫民群体来说，教育和基本医疗都成了奢侈品，他们一天一天的被边缘化，被主流社会忘记。就在这个时候，flg顺应社会现实，恰好给出了两种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免费“医疗”和社会关怀。下岗工人们练flg治病，在一个新建的道德体系中得到关怀，并利用自己受过教育、比农民善于组织的特点去招揽更多的信徒。如此往复，一方面政府让越来越多的工人下岗，新兴工厂主不断的压低打工者的工资，原来尚称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断的加入心怀不满的城市贫民队伍。flg也不断的扩大影响，得人心，顺民意，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是我对flg兴起原因的分析。
在这里必须说明，尽管flg很准确的利用了历史的潮流，并因此一度拥有数千万信徒与强大的号召力，但李洪志并非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上面说“flg的非凡成就”“ flg向城市贫民传教”只是为了叙事方便而使用的拟人手法，事实中并不存在一个意见一致，行动统一的flg领导阶层，而李洪志也不过是一个在偶然间走到历史浪尖上的普通骗子。即使历史上不存在李洪志这个人，或者李洪志没有创建flg，正如上面所说“以中国之大，教派之多，未必没有其它教派具备类似的特征”，迟早会有人利用城市贫民不满和绝望的心理开展传教活动，其中能够抓住医疗和社会关怀两大问题的人将取得无法控制的成功。历史会在类似的轨迹上前进，只是flg要换个名字罢了。
flg在偶然中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但它仅仅具备了宗教的雏形，与成熟宗教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理论不自恰，只能靠神秘主义弥补漏洞，靠1999大劫难等末世谣言来维系神秘气氛，根本不足以与任何成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相抗衡，但它还是赢得了数千万人的认同和以百万计虔诚信徒的绝对支持，这只能解释为党政基层组织的无能和腐败。腐败，所以不得民心，不能与flg粗糙的信仰相抗；无能，所以没有工作积极性，既不能在flg初起之时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也不能在扫荡过程中真正消灭flg组织。作为一个政权，如果仅仅是高层的腐败、解体，并不必然导致失败，因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政权的惯性还会让它继续前进一段时间。但基层组织无能且腐败，失去了工作主动性，则意味着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即使高层再励精图治，因为失去了真正的控制能力，也只能坐视整个政权走向崩溃。
或许共产党应该庆幸，flg只是一个偶然，它的精神领袖无能且怯懦，但这正是更大的危机所在。城市贫民在一天天的增加，越来越多受过教育，有组织能力的人被边缘化。当年一个低劣的骗子可以做到一呼百应，席卷半个中国，如果换成一个更冷静，更有长远打算的人或组织利用类似的社会条件发难，后果会如何？谁也无法预言。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盲动式的社会潮流中，没有人知道未来利用这种社会条件的人是谁，是正义还是邪恶。或许拉丁美洲布满城市游击队的贫民区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四 几点补充
从1994年――2004年，我对flg的全部记忆就是这样，为了让没有接触过flg的读者能够看的更清楚，下面我再补充几点。
1修炼flg是否可以治病，让你不用去医院。
从医学角度考虑，练flg肯定不能治病，虽然它的练功方式吸收了一些粗浅的气功、中医思想，但杂乱而不系统，而且在宗教化大众化过程中，神秘主义和仪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治疗效果几乎可以忽略。
不过，讨论flg问题 ，光从技术角度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考虑到社会条件和心理学效应，才能有正确的结论。首先，flg的信徒主要是城市下层贫民，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的今天，他们没有钱支付正规医院的收费，对于他们而言，修炼flg和相信江湖游医都是差不多的选择，而前者还似乎更便宜一些。如果有感冒，牙疼等小病，自然痊愈的比例相当高，这多半会在骨干信徒的诱导下被归功于fl大法。如果是心脏病、胃癌等大病，练flg起码不会耽误他们的治疗（反正他们也没有钱去医院），还会提供一个精神支柱，让他们多活几天。万一有一两个人的严重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譬如乙型肝炎，病毒指针自然转阴的概率虽然低，但绝对存在），那将会被传教者大肆宣传，并写入地方性宣传资料，还会在练功者口传中不断被放大，最终成为“练flg不用去医院”这一神话的证据。其实，这种宣传方式并不新鲜，当年的三株口服液，如今的脑白金、脑黄金、黄金搭档等保健品也使用类似的手法进行推销，只是那些推销人员有合法的外衣保护，有资金支持，干的事情也更恶劣更无耻而已。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在城市贫民中，大众体育健身事业已经消失。原来的大众体育设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按人口比例设置的，如今大多已经破旧失修，而人口因为自然繁衍和城市化进程，却翻了好几倍，政府体育部门又一心追求奥运会、全运会的金牌，从来不组织群众体育活动，致使城市贫民的健康状况迅速下降，健康恶化的速度甚至超出了他们贫困化、边缘化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每天早晚都让大批信徒出门，手舞足蹈约一个小时，进行与广播体操相类似的运动，未必不能改善练功者的健康。或许，这就是“flg治病”的医学原理吧。
2flg是否会导致信徒杀人、自杀。
作为一个孤立事件的凶杀案可以直接寻找原因，但把一系列凶杀案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分析，就必须考虑整个分析样本的基数。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看看有多少人练flg，又有多少人因练flg而杀人。
flg信徒究竟有多少，这是个难以统计的数字，flg一度宣称拥有3000万信徒，但无从证实。如果我周围观察到的事实属于中国北方的平均水平的话，全国当有800万-1500万信徒。无论如何，flg信徒总数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另根据卫生部的报告，我国每年约有28.7 万人自杀死亡，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全国的自杀率约为28.7万/13亿=0.00022,如果存在1000万flg信徒，按“正常”的自杀率，每年将有1000万x0.00022=2207人自杀。而到目前为止，在1997年-1999年，到处搜集反flg事实的宣传机关在3年内共得到136个得到证实的死亡报告（解放军报网络版《136个受邪教“flg”诱骗自杀身亡案件剖析：通向死亡的“圆满”之路》提供数字），平均每年136/3=45人。45人/2207人=2%，这是一个很容易被统计涨落淹没的比例，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共产党宣传部门给的案例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导致这些人自杀的精神疾病和肉体痛苦一定是flg的结果，案例中也没有提供因为病痛折磨而自杀的信徒的经济状况（多为下岗者或一般体力工人），读者无从得知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选择不练flg而去医院付钱治病。另外，由于flg信徒主要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城市贫民，flg信徒的“正常”自杀率显然应该高的多，这将使2%的数字进一步缩小。至于flg信徒伤害别人的数字，比自杀数字更少，对“正常”死亡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这里不再讨论。
其实，用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数字做归谬分析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数字并没有给出“flg杀人”的完整证明，只能算是提供了一些有倾向的暗示，所以，本来未曾立论，自然无从“归谬”。但既然共产党宣传部门在对flg罪恶的公开揭露中，不愿意给出一个完整的证明，我们基本可以确认宣传部门确实有难言之隐，说起来声高势壮，但底气不足。
3flg和李洪志本人的水平问题
我不认识李大师，flg的材料也读的不多，所以这个问题只能随便说说。
我认为，李大师不是神仙，也不是圣人，甚至算不得一个高明骗子，他不是神仙，这一点想必大家能一致同意，否则现在就是flg在台上揭露共产党的罪行了。至于他不是圣人，这主要是针对他的言行而说的。其一，李大师最终还是打包卷了细软逃到了美国，这无论如何算不得圣人的举动，倘若他真的从教义出发，为flg打算，最好莫过于做一个殉道者，把自己放到天安门广场一把火烧了，起码也要在长春市人民广场搞把自焚秀，这样他在生前的一切劣迹必然变成共产党宣传机构的造谣，一切善行都会被放大百倍宣传。一切玩魔术的小伎俩都会被后人附会成神迹，说不定还会传出一个“三日复活升天”的神话。flg的前景可想而知。但既然他没有死，那就应了一句老话“后膛枪时代无革命，媒体时代无圣人”。要做圣人，需要的不仅是近善远恶，而是白玉无暇般的品德，和超凡脱俗的行为，这在媒体时代是无法保证的，因为你的敌人不需要证明你十恶不赦，只需要证明你做过一件不符合圣人身份的事情就够了。既然李大师没有死，单单出逃一件事情足以在信徒心中取消他当宗教领袖的资格，更何况他在舆论界的对手是掌握了他从小到大所有档案资料的共产党。如果李大师实在没有以身殉道的决心，那么，稍次一等的选择是自愿被逮捕，然后一言不发，这样，虽然他会失去神灵的地位，也不能再当圣人（依然会有人发掘他的生平劣迹），但起码可以为自己的宗教做一个先知，一个殉难者。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将其处决。（那样将成其名节），他可以一边在监狱中积累名望，一面等待各界的援救和辩护。遗憾的是，他选择了仓皇出逃，在闪光灯下表现了与数千万人的“宗教”领袖身份非常不般配的行为。这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再联想到当年安全“逃“到印度的达赖，我不得不怀疑正是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帮“李大师顺利出国。
其实李大师不是圣人，这也基本是公认的事实，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上面说的理由，他传功的录像尚在，早期flg的宣传材料和文件的水平也是有目共睹，他出国以后的作为也不时有小报记者暴光（共产党宣传部管不了那么远的），圣人之说，早就不成立了。但要说他不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会认同――能让数千万人疯狂的骗术还不高明？我却以为，flg能发展到数千万人的规模，不是因为自身的高明，而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合适，和李大师误打误撞碰到的巧合。如果历史上李大师英年早逝，多半也会在类似的时间有类似的社会运动。是历史造就了flg，而不是李大师创建flg造就了历史。这里我只说一个事实，基本可以表明李大师的水准：可怜李大师一度被数千万人奉为神灵，积攒的财富再加上出国后信徒的捐赠，不过让他小富即安罢了，既不如仅仅收买了几十个官员的赖昌星，更不如大批以一人之力贪污后出逃的腐败官员，骗术之拙劣，可想而知。以我的推测，早在flg风行全国之时，李大师已经有控制不住局势的恐慌，他的拙劣骗术，居然在肥沃的社会土壤中发展成了数千万人的精神支柱，他已经在害怕无法收场了，只是骑虎难下，不得不把这场戏演到底。
说完李大师，再说flg。不过，用一般宗教的特征去衡量flg的水平，对flg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其它宗教或教派都在没有小报记者和个人档案的年代完成了从初创到成熟的过渡，所有的残酷、粗野、愚昧都被时间掩盖或重新诠释，而原本粗糙、自我矛盾的教义、经文也已经在一代代的修饰、过滤中变的精美、自恰、充满文采，最后变成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flg刚发展了几年就必须面临大众媒体和充满敌意的共产党宣传部门，结果正如上面说的那句话“媒体时代没有圣人“，没有圣人，也就不会再有传统意义上的，由圣人或先知创建的宗教。――毕竟现在再也不是宗教的时代了。所以，flg的教义和经文固然可笑，教徒行事方式也很怪异，但这不足以说明flg本身是一团垃圾，事实上，flg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光靠天堂、来世或是治病不花钱来诱惑信徒还不够，还必须给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教徒一个道德规范，给他们日常的生活一个指导纲领。这个规范或者纲领不仅要适合物质世界的规律，还要给信徒以心灵上的安全、满足，幸福，这才能成为完整的宗教。flg从一个号称“治病不要钱“的气功团体，进化成数千万信徒的宗教，正是因为跨出了这重要的一步。否则，永远只能停留在黄巾教的水平，最后不过是“ 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与其它“功”不同，通过宣扬“真善忍”，要求信徒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提高道德水平，遇事无争，flg给信徒提供了一个原始的道德体系，虽然它依然不适合复杂的工业社会，也有无数细节问题无法解决，但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对于被边缘化的城市贫民，对于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的下岗工人，对于看不到希望的的穷人子弟，这种道德体系和心灵关怀已经是非常难得了。flg的虔诚信徒大都是先被flg“能治病”的许诺吸引为外围成员，然后在末世（1999大劫难）的神秘气氛中接受了这种道德体系，才虔诚皈依李大师的。
作为这种道德体系的一个结果，我可以负责的说，flg虔诚信徒的道德水平和可信程度远在共产党一般党员以上。（领导干部就不必说了）。不过，这并非是李大师的优秀创意或是他老人家慈悲心肠的结果，认真的看一下flg宣传材料，你可以发现这些东西本来只是为了渲染神秘气氛而从佛教道教中抄袭的附属品，在传教初期并没有得到刻意的强调和注意，而且往往以因果报应的形式出现。例如，一篇flg宣传材料就宣称，一个信徒在修炼以后，凡事都忍字当头，最后居然在一次高楼坠物的事故中，硬生生的靠意识让钢筋歪了半米，安然无恙。不过，虽然建设一个道德体系，向一个成熟宗教的方向发展并非李大师或某个flg成员的本意，但无心插柳柳成荫，确实说明社会有了对新道德体系的渴望，以治病不花钱为幌子，从已经成熟的宗教中借来的完整道德体系正好适应了这个需求。
总而言之，flg与现代其它宗教相比，很粗糙，也很可笑，甚至它的创建都是一个偶然，但它为信徒创建了一个道德体系和大体上的行为规范，如果说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宗教，起码是一个宗教的雏形。或许历史上的宗教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只是flg不幸生于媒体时代，天生与熟练的党务宣传人员为敌，还没来得及成熟就被扼杀在摇篮中而已。
四 后记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将主导未来的世界。但工业化文明所衍生的现代官僚体制、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使这个预言出现了偏差，特别在中国，严格的官僚管制和弱小的工业体系导致无产阶级迟迟没有表现他们的政治作为，直到80年代以后，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官僚管制的涣散、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给了无产阶级表现自身力量的机会。flg虽然是一个无能的骗子煽动的一次盲动，但数千万信徒的声势和围攻中南海的举动足以让它进入历史――不是因为李洪志，而是因为因为第一次展示了自身力量的中国无产阶级。以往的下岗工人运动由于过于分散、没有组织，基本被迅速扑灭，没有多大影响。在flg事件中，部分无产阶级偶然的被一个脆弱但遍布全国的网络组织在一起，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能让貌似强大的官僚机构惊慌失措。官僚们所害怕的显然不是flg拙劣的教义，而是无产阶级在偶然的情况下展示的强大力量！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并不缺乏力量，缺乏的是组织，特别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全国性组织。但在整体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今天，大批的中产阶级被抛入下层，无数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我相信这中间将迅速产生新的组织资源。而在一个荒诞的场景下走入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会真正主导未来的历史。
200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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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很好，分析和总结都客观。
我不一定同意文章中的观点，尤其最后一段还得细看。但这种方法我觉得是正路，尤其你对比一下方舟子等人批法轮功的哗众取宠。看看历史，什么东西真有用，对比一下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胡适的大学问。好象有人扔了个蛋，能不能说说为什么。
偶就不蛋了,嘿嘿,估计是在什么什么慧网搞的吧?
轮子就是轮子,人家拼了命要打扮成"宗教",你给人家扣个"阶级"的帽子,不是害人家吗? 要小心哦,人家是忍,可也有不能忍的说.
谢谢各位提醒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FLG这个词的时候，是我同学拿来的佛教资料中批判FLG的。后来放了假，看赵薇的电视剧的时候，国家开始放批判FLG的新闻。
花！
其实正如老马早就说过的，宗教不过是对于社会诸多矛盾的反映。轮子的兴起，同那些主流宗教的发家史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时代。作为轮子的首脑，李大师既不能象佛祖那样提出一个完善自洽的理论，也不能学拿撒勒的耶酥先被钉死然后复活，更作不到穆罕默德那样建立完全政教合一的严密组织。轮子的失败就只是迟早的事情，更何况那些教众更多的是出于对于社会的矛盾不满才加入这个松散的组织，并没有什么末日圣战的想法。一旦zf的强大力量压下，势必做鸟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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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史之不花剌有圣人出 - -
那是公元1229年到1239之间的某一年。
成吉思汗已死，窝阔台成为了蒙古的共主。后来的四大汗国尚未形成，可汗的权力仍然深入帝国的每个角落，可以充分组织调动整个帝国的资源投入征服。蒙古军队的尚武精神尚未受到定居文明的侵蚀，反而被掠夺的巨额财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和贪欲。帝国的军队向东征服了高丽；向南假道川陕，攻破潼关，灭亡了比他们更早进入文明社会，也更开化的蛮族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将黄河以北的整个北中国括于囊中；另一支蒙古大军则从蒙古草原的腹地出发，一直向西攻入俄罗斯，然后裹挟着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和突厥人杀入波兰，残破了上一代草原霸主匈奴人后裔建立的匈牙利。一时间，整个亚欧大陆到处是奔腾的蒙古马蹄。就在帝国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时候，一场闹剧发生了。
当年老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讨伐花剌子模，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城墟为空。当他把能杀的都杀了，能毁的都毁了之后，对自己的成果深感满意，喜孜孜地回到了蒙古草原，把这块超巨型的垃圾场留给了自己的二儿子察合台作为封地。
察合台从成老匹夫手里继承下来的这块土地从现在我国的新疆西部，一直延伸到中亚的阿姆河，包括了现在阿富汗、伊朗以及若干个什么什么斯坦的范围。主要的部分那时候被叫做河中，意思是夹在乌浒和细浑两条河之间的土地。我们眼中的这片垃圾场在察合台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希望的田野。成老屠夫为了儿子以后能够安居乐业，花了大力气对这块土地进行了蒙古化改造，他既然对农业文明毫无概念，因此对城市、人口什么的也就毫无珍惜。为了防止浪费粮食，蒙古军队动辄屠城，经常把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城市杀个鸡狗不留，然后就是修建人头塔以志武功。为了把垦殖的农田改造成能够放牧的草原，蒙古军很细致地毁坏了当地上千年形成的灌溉系统。最后实验失败，土地没有如愿变成繁茂的草场，而是不可避免地沙漠化和盐碱化了，既种不得地，也养不活牲口。直到今天，在伊朗的某些地方，蒙古军队造成的破坏仍然没能恢复。
说到这里，中国人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北部中国不是蒙古人征服的第一个目标，因此这种荒唐实验没有发生在我们头上。现在有些人说起古代中国强盛，动不动把铁木真拿出来说事。如果有人提醒他突厥人、俄罗斯人被征服在先心里还老大不高兴，好像当时中国没有早点被蒙古人蹂躏吃了多大亏似的。这种人要是真生活在那个年代，尝试尝试成老屠夫一家人的蒙古行为艺术，才知道火车不是推的呢！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中国远古，商汤灭夏。说这商汤仁义教化，修为德政，天下归心。他出兵打东边的，西边的百姓埋怨，怎么这么偏心，不来打我们？出兵打南面的，北面的百姓抱怨，等了这么久，怎么又轮到别人了？说得个个都跟受虐狂似的，是不是也有点这个味道？
扯远了，回到正题来，继续说察合台继承下来的这块希望的田野。察合台先生对于他老子的各项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坚定执行者，按过去的说法那就是代表着奴隶制上层贵族的保守势力。他对这块属于他本人的土地采用了一种非常搞笑的管理方式：除了对每个城市收取按例的保护费，哦不，是税赋之外，他平时几乎完全不过问这些城市的情况。他本人常住蒙古腹地的哈拉和林，而他的军队则在草原上四处游荡。不过一旦这些可怜巴巴的城市由于短暂的和平积聚起了人口，恢复了一点元气，而察合台的蒙古军队又感到最近手里缺钱，他们就会立刻聚集起来，向自己的城市开战。这种战争在当地居民眼里简直不可理喻，但蒙古军队却是兢兢业业，决不放水――这一点真值得中国的足球队好好学习。首先是对城市周围农村的抄掠和焚毁，然后包围城市，聪明点的城市这时就赶快交钱赎命，如果没钱交蒙古军队就会架起投石机砸开城墙，然后把城内的财产和妇女劫掠一空，至于是否还要进行大屠杀则要看蒙古人当时的心情。那时候河中的居民实在很郁闷，他们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状态，自己到底是算已经投降，成为蒙古人治下的居民了呢？还是仍然身处敌国，在打一场延绵数十年的战争。
这是说蒙古军队在自己国内开战的时候，他们在放牧羊群草原牧歌的时候，城里的居民仍然不得安闲。铁木真和窝阔台统治的相当长时间，河中的管理处于非常混乱的局面下。这些土地既是察合台的封地，又是大汗的土地，还属于被派驻当地的军事长官，这些人都可以对这些城市收税。蒙古人收税是采用一种包干的方式，把一块地区或者一座城市包给某人，称为“扑买”。扑买人只需在一年完成一定数量的税收任务，多余归己。当各方面纷纷派出扑买人的时候，当地百姓就是厄运临头。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信使、马夫、鹰夫等蒙古人的服务人员络绎道路，这些人往往带着上百随从，马匹饲料、人员花费全靠地方供给，住宿则可以任意指定自己看重的民居。这些人享有的权力包括：白吃白喝、点菜、指定任何女人陪宿、拿走任何看得上眼的东西以及住下来不走。这些大爷谁都得罪不起，老百姓也就只能或死或逃。几十年后，波斯史学家剌施德记载了发生在呼罗珊的一件妙事，一个信使走在路上，一路所过村庄竟没有见到一个人，第三天上终于在一个村子里发现两个――一个扑买人把一个农民吊在房梁上打，逼他交税。剌施德所在的伊尔汗国比察合台汗国更加开化，情况尚且如此，河中居民处境可见一斑。汉族人一向痛恨蒙古人把汉族当成劣等民族歧视压迫，连带对进入中国为虎作伥的色目人一并愤怒，殊不知在这些人的家乡，也是一样的水深火热。又有些无耻之徒，颂扬蒙古人的德政，号称在蒙古帝国一端头顶金盘，步行万里都可保安全，靠！就不知道道路通行费和安全保护费是非交不可的？
这一切在一个叫马思忽惕伯的人的努力下有所好转，此人来自花剌子模的旧都花剌子模城（也就是乌尔踺赤，蒙古人发音不准，读作玉龙杰赤）。在侥幸逃过那场史载死亡一百二十万人的大屠杀后，他和他的父亲马合木牙剌勒洼赤一同进言老屠夫成吉思汗，讲述了城市所能起的作用以及保留城市后在收入方面的美好前景。成吉思汗被他的策划案所打动，决定作一次投资，于是任命他做阿姆河一带的项目经理，负责让这个大垃圾场产生丰厚的回报。看来马思忽惕伯口才不错，能力也强，后来察合台也被他说动，把自己河中的属地一起入了股。
要按我们过去的说法，马思忽惕伯应该是下车伊始便教化黎庶，劝课农桑，然后就是百姓欣然向化，百业俱兴。他花了二十年时间，不断跟蒙古人的神经质管理法不懈斗争，居然成功地把成老屠夫遗留下来的这个垃圾场整治得有些模样了。靠着当地居民在重压下蟑螂一般顽强的生命力，哦不，我的意思是勤劳善良外加正直勇敢，以及马思忽惕伯出色的经营能力和上层运作，河中居民在与蒙古人的持久战中慢慢开始占据上风，被破坏的城市逐渐恢复旧观。――看来姓马的确实出人物，我知道的就有马克思、马尔萨斯、马寅初、马步芳，这里还有个马思忽惕伯！
但是缓不济急，或者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总之就是马思忽惕伯这种缓慢改良的办法人民等不及了，维新的不要了，要的是革命。“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有圣人出焉。
在离不花剌三程路的地方有个塔剌卜村，村里有个叫雅各的木匠，娶了个妻子叫马利亚，一过门还没做来得及做爱做的事就大了肚子。后来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晚上，有个牧羊人在小山顶上看到流星划过夜空，就在这个时候，马利亚在马槽里生下一个孩子――圣子马合木诞生了！以上这段是俺编的，不过马合木同志所作所为确实跟耶稣很相像。
这个马合木在塔剌卜村是个做筛子的，没事的时候就对大众布道，宣传自己能驱使鬼神，可知过去未来，慢慢就有一大堆信徒在他周围聚集起来。耶稣怎么证明自己是上帝之子？显几手神迹医疗绝症即可。马合木也照此办理，有那些得了中风偏瘫、麻风病什么的都来找他。嘿，你还真别说，老马一发功，果然好了几个。这下群众大哗，纷纷投向马合木同志，要建立世上天国――老马傻呀，那麻风之类的事能随便医的吗？耶稣医好了大麻风，下一步是什么？钉十字架呀！
要说河中那个地方早就是伊斯兰教的老根据地，居民都是穆斯林，不远处巴格达还住着教主哈里发呢，怎么这么容易就跟着马合木闹革命？估计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几十年后剌施德说的，河中和突厥斯坦的居民从来迷信，当地以跳大神为业的为数众多，从来不愁生计，本来就是愚昧狂信的土壤。
第二个就是河中居民大多数是什叶派穆斯林，并不承认巴格达阿拔斯朝哈里发的合法性，其中的主要分支十二伊马目派认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失踪的第十二位伊马目也就是教主马赫迪会重现世间并带领信徒进入天国，因此其后千年总是不断有人自称第十二伊马目煽动群众，或者说群众也一直等着有个人跳出来自称末日教主好引导自己去天国。
第三个就要从几十年前老成吉思汗说起。老成吉思汗进军花剌子模时共分四路，这个不花剌就是老成自己那一路攻陷的第一座主要城市。不花剌的遭遇并不比别的中亚城市更惨，无非是烧杀抢掠，最后一把火烧成白地，倒没有像某些不幸的城市那样遭到大屠杀的命运。但老成吉思汗在此城做的一些事情倒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做过。
当成吉思汗入城看到辉煌的大礼拜寺的时候，问当地人这是否就是花剌子模苏丹的宫殿，当地人告诉他这是上帝的居所。老成一听这话，骑马入寺，走上祭台，令居民运粮食喂马，蒙古兵将可兰经堆在大厅中当马槽，招舞女乐师助兴，就在礼拜寺中纵酒狂欢，伊斯兰教的阿訇教长什么的被命令在旁边伺候。
等大家闹够了，成吉思汗召集市民，在伊斯兰祈祷场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回顾了蒙古国与花剌子模国的外交史，列举了花剌子模苏丹屡次破坏两国邦交的事实，强调了蒙古国迫不得已自卫还击的必要性，最后他作了总结性发言：“要知道你们已经犯下大罪，而你们的君主罪过尤其大。如果你们问我所说的依据是什么？那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上天降下的灾难，如果你们没犯大罪，上天为何将灾祸加到你们头上？”
老成搞这么一套什么意思？很简单，在进攻花剌子模之前，蒙古人还从没跟伊斯兰世界产生直接冲突。不花剌既然是第一只羔羊，成吉思汗少不得拿它扬刀立威。故意亵渎伊斯兰圣地之举以及成吉思汗宣言，无非是要证明无论是穆斯林的宗教热情还是安拉的大能，在蒙古军队的马刀和腾格里―长生天的庇佑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如此一搞，不花剌的伊斯兰教势力毫无疑问大受打击，至于“圣人”马合木的出现，是伊斯兰教对长期压制的反弹，或是由于正统宗教势力遭受打击过大，以至于压制不住这个假龙天子，那就说不清楚了。
第四个就是老百姓实在让这帮蒙古人祸害地太惨，阶级压迫、民族矛盾、国仇家恨一起上来，就等着有人挑头起事――“劳动者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据记载不花剌周围农田的收获不足以供城市所需，这是一个丝路上的贸易型城市。蒙古占领之后百业萧条，所有的城市都残破不堪，哪里会有什么繁荣的贸易？老成吉思汗是设置了驿道，并有卫兵保护，但那是为了引导商人能够直达汗廷，在蒙古统治者眼里，商人实际上远方来的献宝人。至于民间贸易和经济，你能相信这些蒙昧状态的蛮族有什么概念吗？普通商人无论在路在市，都有各类名目繁多的税费。并且蒙古人和西边的巴格达哈里发实为敌国，丝路在阿姆河一线被划断，国际间贸易已经停止。这种打击，对于不花剌这样的城市是非常巨大的，人民的困苦也比一些能够自给自足的城市更深。
回到正题，马合木老师在塔剌卜村显示神迹兼传授功法招收学员，风声慢慢就传到了驻不花剌的蒙古达鲁花赤也就是当地军政负责人耳中。当时蒙古人翻身作主人才二十年，其间对外战争一直不断。蒙古人还没有堕落得像本朝的一些老革命一样年老昏聩兼贪生怕死到信奉此类江湖骗子的地步。蒙古人一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帮孙子要造反，当时马思忽惕伯在忽毡城办公，于是一面派人报告马思忽惕伯，一面布置动手拿人。要说这马合木也是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假如时空大挪移个七八百年，马合木老师再往东挪挪地方，那么这个故事的结果就该是，蒙古官员立刻将马老师推荐给蒙古某王治病，跟不少蒙古宗王合了影，还有很多亲笔题字，甚至窝阔台的某种陈年老病也是马老师看的。马合木在全国招收学员，到处街头都是练功的。后来这些学员围攻了口出不敬的马思忽惕伯和耶律楚才的衙门，要求正式道歉。最后甚至在窝阔台主席的金帐前静坐练功示威。窝阔台火了，打算镇压的时候，马合木老师坐上飞机跑到美国去了，经常指使人发些垃圾邮件大骂窝阔台……
话说蒙古官员带人去塔剌卜村抓捕反革命分子马合木，谁知到了地方才知道自己错了，太小看人民群众的力量了。人民群众一旦得到了先进思想的武装觉悟得那叫一快！今天的高家庄可不是从前的高家庄了，“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蒙古官员一看敌我力量悬殊，自己这几个人动起手来怕是要立刻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眉头一皱，居然让他计上心来。蒙古官员当即宣称自己是应了不花剌全体市民要求，来请敬爱的马老师到不花剌宏法去的。为了体现诚意，大礼叩拜不说，还吻了吻马老师的脚，心里一个劲骂孙子。
喝！地方占领军长官都来吻马老师的脚，这马天师等于得到政府正式承认了啊！马合木的追星族士气大振。马合木也顾盼自如，喜气洋洋。“今天官老爷接俺去不花剌耍子，俺先去看看，若有好处，以后接你们一起去享福。”
蒙古人的如意算盘是把马合木从他据点里面骗出来再说，走半道上一刀咔嚓了，只带脑袋回不花剌去示众。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蒙古人数量本来就少，这些在各城驻扎的达鲁花赤，手下的蒙古兵寥寥无几，主要都是当地突厥族或是波斯族的壮丁。这些人里面不少早就是马老师的弟子了，当下就有人通报了师傅。马合木佯作不知，走着走着要到地头了。蒙古人正暗暗伸手掏刀子呢，一回头看马合木没跟上来。“马老师，你怎么不走了？这边风景更好。”马合木心说小样的你还装呢，策目大喝：“你心里在盘算什么我知道，赶快自己收敛，否则鬼神让你马上瞎眼！”蒙古达鲁花赤听了背上冷汗刷刷就下来了，他还没想到是自己身边的部属出了内贼，以为这马合木果真是能看透人心。果然是活神仙啊！好险好险！这达鲁花赤动作都僵了，一路不敢造次，真把马师傅接到不花剌去了。
达鲁花赤弄假成真，把马合木真带到了不花剌，还必须高规格接待，住五星级宾馆，心里郁闷之极。本来是打算亲自出马，快刀乱麻宰了这个祸根，这下子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出面反而变成给马合木捧场了。不花剌的百姓纷纷到宫殿来礼拜师傅，马合木刚开始还耐心给每个人握握手，合个影什么的，后来人越来越多，宫殿大厅塞满了人。马老师一看这不行啊，我要是一个一个都签名，恐怕腱鞘炎都要发作。弟子们说没啥啊，师傅忙，一个个都合影签名那是不可能，外面还好多人呢，就想见您一面。马合木说要不我上房去，站得高大家都看到了。爬上房顶往下一看，好家伙！介大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啊，塞街填巷的。弟子们一见师傅出来了，激动得不行，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往上挤啊，搭梯子的搭梯子，翻墙的翻墙，都想摸摸圣人，沾点灵气。马合木也被感动地热泪盈眶，“都别挤，安全第一，祝福的大大的有，分完了还有富裕。”说完含口水，对着房下那么密密麻麻的群众一喷――普天下弟子，雨露均沾。中亚那地方太阳大，水往空中一喷，居然彩虹都出来了。“娘子，出来看上帝啊！”当天的法事顺利达到高潮。怎么形容那种场面呢？就类似于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不说马合木了，就是俺看到如此多的人在俺脚下狂热，都要觉得民心可用，少不得想干点什么。
一边是马合木的宣传造势如火如荼，另一边是那个做了蠢事的蒙古达鲁花赤在自个儿郁闷。手下人来报告，马合木现在在城内受追捧，全城一半人参加他演唱会去了。达鲁花赤一想这不行啊，都跟他了最后这个队伍谁当家？赶快把城里的蒙古人全集合起来商量办法。大家听他一说就炸了，明明是你周围有人泄了底，你倒以为他真是神仙，这帮大食人的安拉如果真有灵验，咱们今天也就不在这儿了。达鲁花赤还糊涂呢，问那么还是要杀？大家更急了，都这样了还不杀，现在这个队伍你当家，再过两天马大师就要当你的家了！达鲁花赤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啊，现在他周围几十万人杀不了啊！大家听了更是火大，你不会等晚点他人散了吗，到时候关门打狗不就完了？蒙古人商量妥了计划，这次全部挑选的都是信得过的心腹，厉兵秣马，只等天黑。
蒙古人这次又判断错了形势，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时全城上下，包括他们身边的跟班亲随，到处都是马教主的卧底。蒙古突击队按计划夜袭，到了宫殿却扑了个空，小狗小猫就有一群，大鱼马合木不翼而飞。蒙古突击队长倒是果决，一面派人飞报正在等着听信的达鲁花赤等官员，一面向四方派出骑兵侦察队，给的要求是格杀勿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蒙古官员们得了信，一个个瞠目结舌，这次倒不是以为马合木真是能知未来的活神仙，而是突然发现自己周围一个能相信的人都没有。明朝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襄阳督师，统领天下兵马会剿流寇。结果头天发个布告出去悬赏捉拿反贼张献忠，第二天一早大堂墙壁上、屏风上、柱子上到处写满了“有擒得杨嗣昌者，赏小钱一文”。杨嗣昌如果知道这伙蒙古人的故事，肯定会呵呵大笑，赞一声“古人与我暗合也”。
一边是蒙古人焦头烂额，侦骑四出。一边不花剌的信徒们发现突击队的行动，自发组织起来护法。对于教主的去向他们同样毫无头绪，只好跟着蒙古侦察兵的马屁股到处乱跑。
其中一路侦察兵比较走运，终于在离不花剌数程的地方发现了马合木一行。在蒙古史中经常出现程这个单位，游牧民族随水草迁移，每次移动的距离称为一程。一程大约二十或者三十华里，还有认为是两华里的，似乎过分离谱了。马老师弟子遍天下，现在周围已经是一大票人，个个面色不善。蒙古侦察队一看实力对比差距太大，格杀勿论是办不到了，只好回城报信。
他们一走，跟着屁股撵来的不花剌弟子护法团也跟着赶到了。大家一看马教主果然能够预知危险，白日飞升，然后又从天而降，比耶稣还神，简直信奉到五体投地，赶快请马老师回城吧。马合木见时机成熟，便集合群众，宣布：“这世界上没有信仰的人必须消灭（他这是指那些蒙古人），你们还打算等到什么时候？拿起武器跟我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赞叹一句，马合木同志真是个很有政治思想的人啊，短短一句话，团结了群众，指明了斗争方向。不要小看了他这句话，指出的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比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高多了。
从这里看马合木的造反过程，一开始并不是他本人就扯旗造反，完全是蒙古官吏步步相逼，颇有点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味道。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说蒙古人的处置是正确的。马合木创立邪教，裹挟群众，最后会如何？对于这类必然导致某种结果的事件扑灭于萌芽，就是所谓的防微杜渐。这一票蒙古官员眼光敏锐、敢作敢为，确实尽了地方官员的本分，但仍稍嫌迟钝，最后仍然酿成恶果。
却说马合木带了信徒们揭竿而起，直奔不花剌。进了城才发现蒙古人已经全部脚底抹油，跑得一个不剩，于是全城欢腾。自从蒙古人进入西亚以来，当地人反击重占城池的简直少之又少，更何况这是一次不流血的胜利？马合木同志初战告捷，就胸无大志起来。蒙古人跑出去干嘛了？当然是调兵。马合木不但谈不上主动出击，甚至没有组织军队，倒安心关上门做他的土皇帝，打算常住下去。这一点跟数百年后宣称是耶稣的弟弟的洪秀全教主很相似，但洪教主好歹是有军队的。
马合木进城那天是星期四，所以他的第一项重大政令是在星期五的公共祈祷中列上了自己的名字。穆斯林们先颂扬先知默罕默德，然后赞美塔剌卜人马合木。第二件重大举措就是扬刀立威，马合木召集城中知名人士，当面辱骂，把伊斯兰教教长拖出来一刀宰了，然后任命自己的一个弟子当教长。这一点显示马合木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派，根本没有打算和旧有的统治阶级妥协。可笑那帮颟顸愚昧的上层寄生虫，一心以为马合木来了是为了扶正祛邪，自己还能像原来一样坐地分赃，现在才算看清楚他的真面目。魂飞魄散之余，纷纷举家逃走。
腿快的算走运，革命的烈火已在不花剌熊熊燃烧。马合木的追随者彻底发扬了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革命精神，把城中大户人家抢掠一空，暴民政治发挥到了极致。马合木眼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便安心传教宏法。据记载，他的传教法包括以下两项：第一是把洗澡水当药发给信徒；第二是通过睡觉的方法教化女弟子。这两条在今天看来都不新鲜，第一条我知道达赖、班禅、麻原彰晃都这么干过；第二条麻原、大卫之类不可胜数。
革命形势虽然在不花剌一片大好，但是不花剌之外蒙古兵还在磨刀呢。蒙古人在政治、经济管理上都是一塌糊涂，但军事组织确实有一套。蒙古官员们从不花剌跑出去没多远就找到了组织，一支蒙古军队正好在不花剌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客尔迷尼牙驻扎。一听不花剌反了，当下开拔，恭行天讨。
前面说到马合木同志在不花剌扯旗造反，却又甲兵不修，一幅小富即安，混吃等死的样子。马教主是肉身神仙，能白日飞升那种，当然不会怕几个区区蛮人。但老百姓肉体凡夫，刀砍上来那可是要见血的啊！等大家的狂热劲过了，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开始回忆起蒙古人的残酷歹毒，怕了。大家来找马合木。
马合木一听，“我道何事，我上应符??，下顺民意，行走间有神兵护体。到时候蒙古人来打，有神兵助战，几个妖魔小丑，到时必然灰飞烟灭。”大家还傻傻地问呢，“神兵在哪儿？怎么没看见啊？”马合木信手指来：“天上、地下无处不在，你看那儿不就有两个吗？”旁边马上就有他的马屁精弟子跟着起哄，“是啊，是啊，那神兵穿的是什么什么，拿的是什么什么……”马合木越发得意，又指旁边一个弟子，“你给大家说说这地下的神兵。”这个弟子脑袋迟钝一些，不会拐弯，看了半天吭吭哧哧道：“地上什么都没有啊……”马合木脸色一下就变了，“看到还敢撒谎说没看到，你暗通蒙古人啊？给我拖下去打！”左右拉下去大棒子伺候，噼里啪啦一顿好的。再拖回来问，“你看到神兵没？”“看到了……”“还敢说谎不？”“不敢了……”
你还真别说，这玩意触及灵魂啊！还真管用！思想工作一做就通，一通百通。不光这个糊涂虫弟子通了，大家都通了。这下马老师周围的人都看得到神兵了，不但周围的弟子看到，普通的老百姓都看到了。神兵穿什么，用什么，多大个子多少人一个个说得惟妙惟肖，一般癔症大发作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种景象。整个不花剌的人民都因为有神兵助战而信心百倍，只愁蒙古兵怎么还不来，耽误了大家戳破纸老虎的乐趣。
蒙古兵说来就来了。马合木统帅不花剌人民出城迎战。好家伙，果然不愧是蒙古野战部队，“进入山桃皮丛，摆如海子样阵”。一个个骑兵百人队在行进中慢慢展开，形成宽阔松散的数道进攻线。再看不花剌神军，什么样的穿戴都有，手里拿的家伙也是五花八门，不少人就是一根棍子，所谓“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正是起义军的标准形象。马合木身先士卒，走在大家前面，既不穿盔甲，也不拿武器，好一幅仙风道骨！说到这里还是挺佩服马合木的，这种事吹牛骗人不是难事，要骗到自己也信，还是需要一份顽固不化的执拗和捍不畏死的二杆子精神的。这种以身殉骗的勇气到了义和团那个年代还有留存，到了现代，人都聪明了。大师们可以发功扑灭森林大火，改变火箭轨迹，甚至拯救地球免于毁灭，你若在他周围点个火堆让他发功，或者大枪比着他脑门让他改变子弹轨迹那他们是死也不肯的。
蒙古兵都是些没文化的蛮人，他们既没打算听马合木讲道理，也没打算欣赏马合木的风采。战线一成，只听蒙古阵中姑诡连声，骑兵排山倒海冲杀过来。当时的场面煞是好看，蒙古兵弓箭连发，一队射罢退开第二队再上，轮番更迭不止。不花剌神兵以宗教精神作武装，猛打猛冲，试图和蒙古兵打近战。谁料精神武装毕竟不如物质武装管用，第一排箭过来就倒了一片。惨了！血都溅到脸上了，神功失灵，神兵也不来，不花剌居民目瞪口呆，眼看要遭――且慢！神兵来了！
突然之间白光一闪，战场上涌动的人流蓦然定格。本来是烈日当空的天气，毫无征兆就是一个大雷，接着风起云涌，日月无光，狂风暴雨一时骤至。这伙蒙古兵在来之前就知道马合木是神仙，能呼风唤雨，驱使鬼神，本来就半信半疑。这一下子出其不意，斗志降为零，转瞬之间全军崩溃，一个个拨转马头玩命逃走。当年老成吉思汗整顿蒙古军队，建立了严酷的扎撒（法律），规定是一人逃走全队皆斩。现在鬼神当道，扎撒也顾不得了。不花剌的居民反应慢了一格，突然见到蒙古兵如潮水般退去，这才明白原来真有神兵相助。不由得大声欢呼，穷追逃敌。只可惜居民没什么马，大都是步行。虽然追出去很远，却也没什么斩获，只是发泄了狂热的精力而已。
居民们喜气洋洋回城，“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不花剌全城，只听得“安拉伟大”、“马老师伟大”之声。也难怪，自从蒙古入侵而来，穆斯林们少有胜仗可言。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空有六十万大军，连战连败，最后身无长物，死在里海的小岛上；王子扎阑丁立志复国，转战数年，蒙古主力一到，一战之下也是孤家寡人，死于库尔德农民之手。不花剌居民无组织、无纪律、无准备而轻易击垮了一支蒙古军队，这是怎么样的胜利？这是邪教的胜利、是狂热的胜利、是愚昧的胜利……
等到全城大狂欢终于收场的时候，不知是谁，突然发现――马老师没了。这可是大件事，大家左找右找找不着，马老师真没了！哪里去了？嘿嘿，他站的位置太靠前，蒙古兵第一排箭就是瞄着他的。想躲吧，大平原上没地方躲；往后退吧，人密得跟墙似的。就这样，一开战，马老师就变成了一只刺猬，无神的眼睛看着天空，不知道来不来得及看到他那晚到的神兵。
马合木的尸体扔在戈壁滩上没人照管，凄凉地在太阳下慢慢肿胀，腐烂发臭。不远处不花剌城里面却还在颂扬他的大名，把他捧成了真神。马合木的弟子们是这样解释的，马老师只是暂时隐去了，他拯救了不花剌城，现在上天找安拉汇报去了，不久还会回来领导大家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痴迷者的共性，就是说什么都不听，看到什么都不信，一根筋拧到底，这也是这种人最令人反感的地方。但是由不得当时的老百姓不信，首先，大胜是确实的，其次，那场来得正是时候的大雨也是真的。于是大家又推戴了两位首领在马老师没回来的时候暂时负责。这两个都是马合木（Mahmoud）的弟弟，一个叫摩诃末（Mohammed），一个叫阿里。
拿撒勒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了三天复活。当时罗马人处理得不够及时，没再钉他一次，耶稣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圣子，被膜拜了近两千年。蒙古军队可不打算让故事重演，八天之后，他们卷土重来，打算为不花剌的百姓过复活节。事实上是蒙古军队狼狈溃逃，一直跑回驻地才收住脚跟。点点数发现人数没少多少，于是对这个所谓的神兵大不以为然。就算是风大雨大，蒙古人的主要武器弓箭“筋胶尽解”，毕竟还有甲槊在身可以一搏。惭愧之下，再向不花剌，决心一雪耻辱。
不花剌市民有了前回的大胜，自信得了天佑，看蒙古军队跟土狗瓦犬一般。见到这些蛮子不知死活，居然还敢来，争相出城交战。两位代教主照例走在最前面，和他们哥一样，既不穿盔甲，也不拿武器。下面的结果可想而知，老天不是每回都能那么凑巧的，暴风雨没有如约来到。两位代教主跟他们哥一样的不走运，第一排箭就把他们放倒了。这回是青天白日，大家都看到了。两位教主也是血肉之躯，众目睽睽之下蒙主宠招，一切终于真相大白。这个真相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不花剌居民的自信和斗志不但降到了零，甚至降到了负，乌合之众的本质彻底显露。但是想跑哪里有那么容易？蒙古兵最擅长的就是追亡逐北，城外的战场变成了屠场，蒙古兵大开杀戒，砍下人头两万颗。
蒙古兵趁胜攻城，哪里还用攻，城上一个人没有，费了牛劲拖来的抛石机、冲车什么的一样没用上。城里的人已经丧胆，愚昧的狂热一旦过去，自私、懦弱、苟安的劣根性立刻复苏。所有人的人都藏在自己家里，掩耳盗铃地希冀能通过这种鸵鸟政策逃避报复。
要是逃得过也就怪了，现在是不花剌人为自己的愚昧负责的时候。第二天一早，蒙古兵把所有居民赶到旷野之中。按老规矩，这就是大屠杀的前奏。在无遮无掩的平原上杀起来利索，然后进城抢劫的时候因为城里无人，抢起来也痛快。不花剌居民死到临头，悔之莫及，一面抱头痛哭，一面象羔羊般乖乖地被赶向屠场。蒙古兵的眼睛被城里面的财富刺激得通红，一个个摩拳擦掌。不花剌居民末日临头。
嘿，居然这回真的又被他们逃过了！不花剌人可真是走运啊！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篇头的主角――马思忽惕伯及时赶到了。他辛辛苦苦二十来年，才让这块土地稍微恢复元气，这一屠城不就一切白搭了？马思忽惕伯坚持既然元凶已授首，就不要以几个人的罪过惩罚全城居民。马思忽惕伯多年来受皇族委托管理此地，他的面子蒙古将领不能不给，但造反事大，还必须报告窝阔台做最后裁决。马思忽惕伯又派出急使为民请命，好歹算是救下了不花剌满城生灵。至于那些发财梦破灭的失望的蒙古兵，不花剌人凑了些钱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切都回到从前，只是不花剌人更穷了。
说起这马思忽惕伯，总让人想起中国的耶律楚材。这两个人分别代表着伊斯兰和中国的先进文化，为蒙昧野蛮的征服者服务，在承认统治的前提下，尽量修正征服者的苛刻政策，巧妙地影响着征服者的决定，为自己的故乡百姓尽可能减少痛苦。而两者又都是同样的归于失败，以贬斥告终。像他们这样的人，是该被看作解民于倒悬的英雄，还是寡廉鲜耻、罔顾大义的民族叛徒历来就没个定论。聪明如他们，当时恐怕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吧！
遥想当初，彼时彼地，是做马思忽惕伯当一个征服者的名臣或是像马合木一样煽惑人民一搏，又或是选择其他的什么道路，还真是个问题呢。
D一向对不受其控制的自发的社会团体有着天然的警觉和压制，尤其是轮子后来那么大的规模，且当时ZF的信用或号召力已大不如从前了，至于轮子是臭的还是香的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么，偶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做猴子试验中的猴群们吧，说香蕉不能碰就表去碰，否则就活该挨上一顿猴扁，霍霍。
btw,楼主好文章，花一朵。
每个朝代的终结或灭亡前总是惊人地相似，历史轮回啊。
因为其它宗教或教派都在没有小报记者和个人档案的年代完成了从初创到成熟的过渡，所有的残酷、粗野、愚昧都被时间掩盖或重新诠释，而原本粗糙、自我矛盾的教义、经文也已经在一代代的修饰、过滤中变的精美、自恰、充满文采，最后变成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非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还曾经掌握着文明的脉门呢。
宗教在开始的时候，不必精致严密，只是需要神秘，神迹，和配合的社会情境就够了。如果运气超好，若干年后，那些不管是来历不明的木匠之子还是满脸福相的小号手，都可以成为千万人深信不疑的非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