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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有三千多村民，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地方。数十年来，它在本村干部王宏斌的带领下，热烈宣传“南街人信共产主义，信毛泽东思想”[ 南街宣传材料《理想之光》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学马列、毛著、邓选热浪滚滚”]，自称走集体经济道路、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1]。这些口号让南街声名大噪，赢得了中国主流左翼的赞美。

早在80年代中期，南街村民就上交了承包的耕地，由村里统一支配。到了90年代，在医疗、住房和教育领域，本地村民（共计三四千人）实现了较好水平的免费供给[ 2]。同时，村民的言行受到严密规范，并对违规者处以惩罚[ 3]。南街的权力中枢俗称“三大班子”，即党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定期开会商议村中事务，从投资兼并到婚丧嫁娶无所不包。“三大班子”的最高决策人，是王宏斌。

南街村的福利措施，有相当的物质基础。80年代中期，王宏斌就领着乡亲们做买卖、建车间。如今村里拥有二十多家企业，由“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统管，主要生产食品以及配套产品，还有药品。1990年初，“南集”的员工已经超过了一万人，多数是外来工。直到近两年，它大致维持了这个雇佣规模。2016年，南街村总产值达到21亿元，是县里的纳税大户。

要立即说明，南街村的经济崛起，离不开官方的扶持。也许，执政者把“南街道路”看作了基层干部自发缓解农村疾苦的宝贵尝试？也许，某些大人物试图让南街村充当制衡国内亲西方舆论的一个工具？不管怎样，经历了早期下海的凄风苦雨后，自90年代初开始，南街的资本主义市场创业路越走越顺了。

在上层的关照下，王宏斌不仅是村党委书记以及“南集”的董事长，也有其它党政身份[ 4]。身为一个行政村，南街却配置了“镇级”的派出所、法庭甚至纪委等机关，甚至有直属军分区的武装部[ 5]。更有力的扶持，是送上门的钞票。自1990年起，“南集”开始接受源源不断的银行贷款[ 6]。21世纪初，由于企业经营受挫，南街的还贷能力出了问题[7]。为了帮助南街渡过难关，中央又指示地方伸出援手。2008-2017年间，相关银行逐年核销了积欠的16亿元贷款[ 8]，让南街村摆脱了一个大包袱。2017年，王董事长当选执政党的十九大代表，说明“南街道路”继续得到国家的肯定。

谁是南街村产业的支配者？

那么，谁是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庞大产业的实质支配者？显然，“三大班子”里手握党政与企业大权的那群人，是最接近“支配者”这个概念的。1994年，王董就不无自豪地宣布：“公家的钱很多，我想吃啥都可以买来，想用啥都能买来……这些年尽管说咱们南街的钱我随便花，但是，我花的是有分寸的”[ 9]。虽说王董自认花钱有分寸，但既然能随便花钱，也就距离随便捞钱不远了。2003年，“南集”副董事长、村委主任王某病逝后，爆出丑闻：据媒体披露，当时在王某家中发现来源不明的巨额现金、房产证[10]。除了主流报导，同情南街的某体制内研究人员也证实了这一传言[11]。

擅长捞钱的人都明白，来源不明的财产不是长久之计。而更现实的压力，来自市场对企业经营规范化的要求。2004年，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南集”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王宏斌等12名党政、企业负责人成为股东[12]。对这一变化，南街对外坚持说纯粹是为了方便融资，股东身份只是走形式。但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既顺应某些部分却又无视其它部分。后来，王董索性对记者摊开了实情：“即使是我以后要求得到股份，我也是合法的。”[13] 2008年初，王董向媒体透露，如果有机会，村里希望把效益好的几个药厂运作上市[ 14]，目的还是融资。

被支配者的处境

既然有支配者，自然有被支配者。南街的企业是如何管理职工的？王董早有答案：“南街村是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管理企业，用经济杠杆的成分很小，主要是用思想教育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15]。所谓思想教育，一般包括“大唱红歌”、劳动竞赛、民兵训练以及政治学习，用来激发生产热情。

除了思想教育，南街还有一整套措施，想方设法加产量、降成本。这里的工厂极少放假、不给加班费[16]，并使用了“六定一赔损”的成本控制手段[17]。依照这一制度，成本超标要扣员工工资，如果节约了成本，也没有什么奖励，等于说工资只会向下浮动[18]。这一切表现在员工待遇上，就是低工资、长工时、惩罚多、奖励少[19]。这套措施很有效，把人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1998年，南街企业内外工的工资总额为4800余万元（含劳保用品），仅占当年总产值的2.7%[20]。

既然干的多、赚的少，南街工人是怎么面对这个现实的？首先澄清一点：自90年代中期开始，本村人就算在工厂上班，也基本不去产线了[21]。鉴于这个事实，说南街的员工待遇实质上等于外工待遇，大体是没错的。长期以来，占一线工人绝大部分的所谓外工，很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平均年龄20岁左右。这个群体刚出校门，还没结婚，对社会生活有新鲜感，没那么计较挣钱多少。而且他们上班的工厂离家很近，有困难可以找父母。更重要的是，90年代的市场改革背景下，大量的农村青年相当贫困却难以就业，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任何工作。直到21世纪初，珠三角的工厂还对年轻男工挑肥拣瘦。因此，虽说流失率高，但很多年里南街工厂不愁没人干活。

随着入世带来的繁荣，中国工人，尤其是沿海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生育率的下降，让劳动力的供给变少了。这些变化，是否同样冲击着南街的工厂？对此，外界所知不多。2016年底至2017年夏，左翼爱国学者韩德强指导下的一群青年涌入了南街的工厂，在车间干了大半年。在厂期间，他们向厂方呼吁改良生产、改善待遇，想落实企业与员工的“双赢”。这批青年的活动，客观上对外揭示了南街工人的处境，以及企业日常管理的面目。

韩德强与他的弟子团：追寻“让道德限制市场”的方法

韩德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人员，2003年主持创办“乌有之乡”网站，成为北京左翼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参与过很多社会活动，影响了部分左翼学生，甚至给自己搜罗了一批狂热的信徒。面对入世的经济不确定性，他建议政府保护内部市场。针对私有化的喧嚣，他指出大型国企是对外竞争的基石。他盛赞毛时代工业化的意义，也支持私企到海外去抢地盘。

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德强很早就呼吁建设“道德市场经济”，断言“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22] 2012年以后，韩德强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表示自己一贯看不上剩余价值理论，更反对阶级斗争学说[ 23]，并郑重声明“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24]

无论脸上的妆容如何变幻，韩德强与南街村向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2004年，他推荐了自己的门生顾毅去南街上班，2008年当上了“南集”总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下半年，韩的几十名年轻追随者，在韩的指派下，应聘到南街的工厂当普工。这批人先是在产线上带头苦干，试图营造出“一群身在一线、服从指挥的、团结的、肯吃苦的、一心就是为着这个企业的年轻工人”[25]理想形象，激励广大员工更加忘我地献身南街。可是，青年们很快发现，工人的反应很消极。2017年3-7月，在韩“导师”的谋划下，他们发起了一场改良生产、改善待遇的实验，并在失败后集体离厂了。

也许，对这批青年来说，他们一直在寻找让普通人与资本主义大环境和谐相处的方法，像韩导师所讲的那样，让强大的道德限制市场的贪婪？也许，对那位导师来说，他需要时不时搞点新花样，巩固自己在追随者中间的权威[26]？无论如何，这群青年的活动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资本主义强加给人的剥削、压迫与无力感。

韩氏弟子团在南街工厂的经历：剥削、压迫与无奈

韩德强的弟子们进厂后，工厂司空见惯的一切，就劈头盖脑砸到他们身上了。进厂时签的合同，没有写明工作内容、地点、劳动报酬，更没有提到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他们签字后，厂方立即收走了合同。车间生产两班倒，一班12小时，7-10天倒一次夜班。正式的工作时间之外，工人有时必须提前上班做准备，比如汤料车间的上酱工要提前半小时进车间给机器消毒。即使在设备检修的日子，厂里有时也要工人留下来打扫卫生。为了完成订单，每月顶多休息一两天。请假就更难了，用某车间主任的话说，“除了卧床不起、婚丧嫁娶之外一律不许请假。”

厂里环境如何呢？车间里噪音大，温度、湿度高。夏天没有空调，热死；冬天没有暖气，冷死。虽说工厂包吃住，但食堂饭菜油腻辛辣，用某老员工的话说，“我们家的猪都不吃这些的。”

基层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产量，超额更好。完成产量的核心手段是罚款。领错料了罚款，成品入错库了罚款，质量出了差错更要罚款。罚款的核心威力是连坐。某女工熬酱的时候加错原材料了，从主任、质检，班长到操作工，统统扣工资。

说到工资，2017年临颍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450元，南街厂方在招工中承诺每月工资2100－3000元，实际平均工资不超过2500元，个别重体力岗位可达到3000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厂里虽有计件工资制，但预先限制了工资总量，导致工时越长，工价相应越低[27]。

最近这些年，到底是什么人在南街打工？如果说20年前的南街工厂以年轻人为主，如今做得久的多半是25-45岁的已婚妇女，来自附近的村镇。她们为了照应家人，只好就近谋职[ 28]。她们中的很多人，农忙时上午要下地，晚上又得上班。虽然每天重复着几万个动作，赚钱不多，职业病不少，但她们往往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工厂里坚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是什么感受？她们说：“熬！”她们还说：“在车间干活跟坐牢似的”毫无前途，因为“在流水线上学不到东西的”，所以“干了十年了，才两千多的工资”。流水线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吃饭、上厕所要人顶岗。她们一天能为这些破事吵好几次架：吵谁先上厕所，吵线上的差错是谁的，吵其他班做事不公平。

虽然天天斗嘴，但她们真正的状态，是忍耐。某女工在搅拌器旁边站了一天，回到家连电视的声音都受不了，可第二天爬起来还是得上班。另一个女工开包装机，一年只请了一天假，就是亲侄女结婚那天。还有的女工脚被送料车压伤了，不敢在家多休息，因为要扣工资。

她们上着疲惫的夜班，自嘲“一个个表情都跟傻子似的”。隔三岔五，她们还有厂里安排下来的其它义务。比如南街要举办元旦趣味运动会了，预备上夜班的人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出门参加运动会，然后直接去上夜班。

她们习惯了个人顾个人的生存方式，认为“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干嘛要帮她们？她们又不帮我们。”即使连续几年坐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线头也未必认识线尾。

虽然最看重的是那点工资，但大家都搞不懂每月的工资，厂里怎么算出来的？话说回来，也只有发工资这天，工人才活跃一些，互相问你发了多少，跟上月比是多了还是少了。平时说起工资，她们也会抱怨：定量不断地往上加，工资怎么比前两年还少了？[ 当韩氏弟子团从南街村出走后，网上出现了数篇为南街辩解，指责弟子团无事生非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也没有否定南街的外工工资低、没有社保。其中一篇文章以弟子团车间同事的口气说：“我们就干个体力活，能有多少技术含量啊，挣这份钱，吃个饭，也就够了啊，也没有这么多要求。”（“同厂的工人有话说” 润之永恒 微信公众号）。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是南街工厂原工人，他在文章里证实：南街企业对生大病的外工，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本厂职工捐款，以及请求本县劳动部门予以救济。（高玉灿 “天堂依然是个好地方”）]

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南街工人的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

理所当然，韩德强的弟子团初来乍到，眼中的南街工人“充满了抱怨与计较，充满了消极与慵懒，多一分的活都不肯干……当我们希望大家更认真地遵守纪律，大家会认为我们是领导派来监视他们的。”[29] 他们带着热情擦拭机器，发现同事们都蹲在墙根玩手机。他们主动纠正食堂排队中的乱加塞，差点跟加塞的男工动了手。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卫生习惯不好的大叔，注意加工面条时的清洁问题。为了让工人减轻疲劳，他们给周围的同事按摩、刮痧，一起练太极。不用说，他们也会见缝插针地引导工人“不要那么在意工钱，钱不算什么。”[30]

那么，工人怎么看待这帮青年心系企业的种种言行？大体来说，既不反感，也不理解。一位在南街干了20年的机修师傅，这样劝告他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领导的事情你们不要瞎操心。”[31]

其实，经过几个月的车间劳动，青年们自己都意识到了，不从生产体系入手，就难以纠正随处可见的管理弊端，也无法减轻员工的痛苦。于是，一场短促的改良运动开始了。

短促的改良运动及其失败

上文已经说过，南街企业的高管中间，有韩德强的门生、原北航左翼学生顾毅[32]。在顾毅的努力下，他负责的食品公司扭转了亏损局面，在2013-16年间，每年有两三千万元的盈利。2017年2月初，韩的弟子们想当然地以为“朝里有人好办事”，开始热火朝天地向顾总以及其他厂领导献计献策。

韩德强曾经宣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在当今社会）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 33] 身为他的忠实信徒，这批青年的改良重点，自然放在了优化生产，而不是工人斗争上。员工状况的改善，在他们的设想中，是优化生产的连带产物。

经过观察，他们发现厂里的员工“随意改变工艺标准、减少工艺步骤、不严格遵守生产要求”的现象是很普遍的，而从管理、机修到普工，都只是“缝缝补补地解决这些问题”[34]。因此，他们起草了多份改良方案，其中包括流水线各环节执行标准的细化，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所需增购工具、机器的清单，以及员工培训的重点方向。他们主动试点，从原面车间的手工热合面加工入手，带动线上的同事进行标准作业，降低了热合面的原料损耗率。

他们指出机器老化故障频发，造成原料、用工的严重浪费，而机修、车间主任与设备部之间的扯皮，加剧了这一浪费。所以，他们建议打破各车间互不通气的状态，避免互相推诿。最后，他们提出产线合并，改行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日。

对这一斜刺里杀出的改良风潮，厂方的反应可以说是三分吃惊，六分不耐烦，还有一分皮笑肉不笑的敷衍。当这群青年反浪费、搞技术发明时，厂方还表示欢迎。当话题涉及八小时工作日的时候，高管们坐不住了。

2017年5月初，在与“韩门师弟师妹”座谈时，顾毅说：

“现在南街村，甚至整个临颍县都是12小时工作制，我们南德食品有限公司偏偏要搞八小时工作制，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呢？三个车间都改成八小时工作，那每年就得多花三分之一的工资，每年就得再投入1000万，我们现在的利润很薄，怎么改得起呢？”[ 35]

对这番辩解，青年们回应说他们的计算是每年多支出约两百万元，而生产优化带来的利润，仅热合面一项就在百万元左右。

过了一段时间后，顾总也不再纠缠成本、利润的是非了，直接对“师弟师妹”说了一通肺腑之言：

“员工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可改变，他们就是为了钱来的，只需要钱，不需要身体健康，我们不能强行给别人不需要的东西。12小时工作制是员工可接受的，他们并没有强烈反抗，所以他们不需要8小时工作制。”[ 36]

但顾总还是做了个高姿态，宣布在“产量不减，质量不降”等等的前提下[37]，允许汤料车间启动八小时工作日的试点。事实证明，他的姿态一文不值。相反，车间管理全面排斥“韩门弟子”的改良实践，换风扇、添置凳子一类的小事也落实不了。形势是明摆着的，改良已经夭折了。

2017年7月23日，韩德强的三十多位追随者，集体办理了离厂手续。

南街厂方为何拒绝了韩氏弟子团推动的生产改良？

笔者要为南街的企业高管以及遥控的“三大班子”说句公道话：他们见过世面，懂经营、有判断力。从设备到管理，南街的工厂都在努力跟上同行的脚步，以便在市场上生存、壮大。韩德强的弟子们入厂后，曾对原面车间的巨大流水线感到震撼：一部杀菌机就有50多米长啊！为了实时监控原材料和成品的质量，“南集”已经投入了几百万元搞信息化，经手人就是顾毅。各厂的生产部，也会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去国内外企业参观学习。

那么，为什么厂里宁可花四百万元在偶像剧里做效果未知的软广告，也要拒绝韩氏弟子团继续推动优化生产？

南街工厂以面条制造为主，主要依赖做大规模摊低成本，获取市场竞争力。顾毅实现盈利的手段，就是扩充人员、提高定量，用产量换产值[38]。在做大规模的前提下，能否穷尽手段对员工加定量、压工资，决定了最后能有多少利润。面对工人的压抑处境，韩氏弟子团大声疾呼“我们就是要改变以生产任务为导向、销售压生产、生产压设备、设备压人的这种恶性循环。”[39]，但所谓生产任务，实质是商业利润，而牟利是南街企业压倒一切的目标。显然，就算实现了三班倒的八小时工作日改革，也还要继续加定量、压工资，进一步以产量换产值。那又何必折腾呢？

难道提高工人操作水平、搞技术革新、反浪费，南街工厂也不欢迎吗？当然欢迎，但这对利润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40]。

要特别指出的是，韩氏弟子团想改变厂内管理的日常规则，理由是减少内耗。青年们愤愤不平“所有基层管理者都只会按部就班地安于现状，每天想的都是问题千万不要找到自己头上来”[ 41]。但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它既然从员工身上榨取利润，就必须把他们保持在消极、分散的状态里，既方便压迫工人，也预防反抗。对老板来说，各级管理是监视、驱使员工的工具。老板既要给管理者使用、滥用权力的空间，也不能让管理者尾大不掉，动摇了老板对企业的控制。同时，承受生产主要压力的员工，难免会有违规的小动作，这种时候，管理和老板往往不认真追究，而是默许一定的“偷懒”、“犯错”，只要工人按时完成定量就行。事实上，一个工厂里部门之间狗咬狗，管理与员工对立，员工互相闹矛盾，而订单如期完成，老板年终总结笑着挥手“再接再励”，是最平常不过的场景。

或许，经济发达地区比如珠三角的工厂管理，要比南街“文明先进”？几年前，有人曾这样描述他在珠三角某工厂目睹的一幕：

“我看到一个怀孕女工跟人资职员争吵。女工说还有一个月要生小孩了，想请假回去调整。人资职员很冲地对她说，你回去找你们主管签字啊。女工说我已经交过三次了，三个月前就在申请辞工，但现在他也不批，他叫我来人资。人资女职员还是让她回主管那里。女工就问，我还要跑多少次！我都跑了三个月了，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小孩了，需要调养一下。那女的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她说：‘如果你现在就要生小孩的话，你立马生下来，我立即批准你；如果不立马把小孩生下的话，你就回去做事。’”[ 42 ]

真可谓，天下工厂一般黑……

韩氏弟子团的改良失败后，南街企业继续着繁忙的日子。据官方消息，顾毅主管的食品生产，在2017年完成了计划产值的130%，相关企业也成了“南集”发展最迅速的单位。2018年年底，王董发出新的指示：“人人要发扬工匠精神，对技术一定要精益求精。”[43]

至于那批热心改良的韩门弟子，他们虽对南街失望了，但仍对中国社会劳资和谐的前景充满期待：“最关键的还是要关心员工，团结员工，这样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会跟企业风雨同舟”[44]。看来，这些青年不会轻易放弃“以道德限制市场”的追求。

而南街的工厂忙碌着，如同成千上万其它工厂一样，一时似乎稳如泰山……

20019年2月18日

南街宣传材料《理想之光》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学马列、毛著、邓选热浪滚滚”

1《理想之光》第一编导言“南街人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2村民居住的公寓楼包括74和92平米两种规格，免费配备全套家具、电器。分房标准如下：两代人的家庭住74平米，三代人的家庭住92平米。外聘人才的居住标准可超过140平米。医疗方面，全额报销医疗费，包括在外地医院的费用。村民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全额报销。而且，村办中学的教学水平很高，是河南省重点中学。

3 南街村制订了条文众多的《村规民约》，违反者要受罚。惩罚措施包括取消生活待遇，当众检讨以及进“学习班”改造思想，改造时间不定。

4王宏斌兼任当地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曾长期兼任本县县委副书记。

5顺便一提，党委也是镇级单位，一般的村级党组织是党支部。南街村党支部1992年升格为党委。

6《王宏斌1990年9月17日在部分村民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2卷．“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

7.2004年前后，由于投资失误，南街一度发不出工人工资，很多产线停工。（“南街村之梦——南街村三十年盛衰”《凤凰周刊》2008年第8期 总第285期 特别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 总第368期 南街村启示录2017-11-05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同志在〈南街村整风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94年10月3日，打印件

同注释8

2015年，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助理研究员彭才栋在一篇调研文章中写道：“原南街村二把手、村委会主任王金忠贪污巨款、养情妇的丑闻，也说明南街村现有制度的脆弱。(顺便指出，有干部认为，二把手的丑闻在一定意义上是王宏斌造成的：二把手贡献很大，但荣誉却被归于班长一人，所以心理失衡，于是在物质方面寻求补偿)” 2017-11-21 乌有之乡 “社科院学者调研随笔：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街村”

《南方都市报》 2008年02月27日“诡秘南街村” “2004年11月，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这12位自然人股东，全部是村党委、村委主要负责人以及各企业的高管。

同注释8

2008年02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 河南南街村“改制”真相调查

澎湃新闻网记者采访我村2018-11-16 目录：2018年 — 第1096期 — 南街新闻

2011年，同济大学团委实践部的调研宣称“南街村广大职工村民不过节假日，不过星期天，不领加班费。其它村来的工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同样如此。” 南街的官方报纸以赞赏的态度转载了他们的调研。“傻子村？不傻！”2011-12-9 | 《南街村报》目录：2011年 — 第747期 — 文化生活

定任务、定人员、定报酬、定时间、定质量、定消耗，违背六定造成经济损失，涉及谁谁补偿。

某研究者在1999年调查了南街的434位外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中69.2%的人被处分，30.7%被罚过款。见《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南街村有“荣誉村民”的奖赏，表现突出的外来者，可获得本地村民同等待遇。但产线员工很难获得这项奖赏。

南街村档案104 南街村劳资处的工作总结

同注释19。这位研究者发现，1999年1月，1752名村民中40%以上是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其余多半是业务员、仓管、宿管、保安等或收入高或清闲的工作。产线工人中的村民，少之又少。本地工人较多的调味品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全白班，伙食也比较好

韩德强2000年3月2日 《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上）》

“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0年，出版《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确国家主义的立场。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 2014-08-18 正道网 韩德强 农场答客问

同上。

把心中的圣地告上法庭 ——一个大学生令人百感交集的打工心路 2017-11-16 刘广可 公众号“为劳动者打官司”

2013-16年间，韩德强及其上百弟子在河北开办农场，进行集体生活的实验。但实验并不顺利，在多数弟子离开后，农场于2016年年底关闭了。

“根据包装车间当月完成产量来计算一线员工的计件工资，而本应额外计算的公休补助还和计件工资成了相互的捆绑关系，如产量相同的两个月，一个月工作26天，无公休补助；一个月工作30天，公休补助120元（30元/天×4天），那么工作26天的计件工资就相应地比工作30天的计件工资多120元，此消彼涨、此涨彼消，保证让工人们的工资‘不越底线’。”《劳动法》的阳光为何照不进南街的血汗工厂？2017-12-01 齐永芳 公众号“为劳动者打官司”

为了补充劳力，厂方也鼓励员工介绍熟人进厂，拉到一个奖励介绍人300元。

当韩氏弟子团从南街村出走后，网上出现了数篇为南街辩解，指责弟子团无事生非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也没有否定南街的外工工资低、没有社保。其中一篇文章以弟子团车间同事的口气说：“我们就干个体力活，能有多少技术含量啊，挣这份钱，吃个饭，也就够了啊，也没有这么多要求。”（“同厂的工人有话说” 润之永恒 微信公众号）。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是南街工厂原工人，他在文章里证实：南街企业对生大病的外工，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本厂职工捐款，以及请求本县劳动部门予以救济。（高玉灿 “天堂依然是个好地方”）

同注释26

同注释28

同注释26

顾毅的妻子也是北航毕业生，在南街任职，是顾毅的副手。顾毅手下销售部门的负责人，也来自北航的左翼社团，2015年入职南街村。

同注释24

南街，你为什么一再拒绝改革？2017-12-24 李小华 公众号 为劳动者打官司。

同上

同上。（要说明的是，顾总的这两段语录，由“弟子团”的一位成员记录并发表。至今为止，顾本人或南街官方都没对这些内容进行辟谣，笔者暂且认为他们默认了语录的真实性。）

顾毅总计提了五项条件：产量不减，质量不降，工资不减，成本不增，利润不减。

“四年前，它只有200人，现在拥有员工600多人。四年前，它一天生产3000箱产品，现在一天生产15000箱。四年前，它启动两条生产线，即可满足销售；现在四条线五班人24小时不停生产，也无法满足订单需求。四年前，它年产值6千万，2016年，它年产值实现2个亿。”（“红色文化搭台 阔步崛起之路——记南街村鲜湿面厂的迅猛发展 ” 2017-1-13 《南街村报》目录：2017年 — 第1004期 — 经济建设

“把血汗工厂关进法律的笼子”2017-11-16 段娇 公众号 为劳动者打官司

在这场风波中，南街企业以及顾毅本人也注意从这批青年中吸收可用的人才。韩德强的弟子团离开时，个别人选择留厂，当上了车间副主任。

南街，你为什么一再拒绝改革？2017-12-24 李小华 公众号 为劳动者打官司。

《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 第一辑》“一次因拖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

澎湃新闻网记者采访我村2018-11-16 《南街村报》目录：2018年 — 第1096期 — 南街新闻

冲破心灵的“五行山” ——由十二小时工作制引发的2017-11-22 羽云涛 为劳动者打官司

口头上说是集体经济，其实就是在能人的带领下，抢先在改开中掘得第一桶金，然后以此为资本办企业，榨取外地民工血汗。即使本地民工，多数也无法挤进核心圈子，而且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约束，类似于种姓制

南街直到84才不得不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按你的说法，南街走自己的集体经济之路后，还应该无界限地让全国民众都参与分配才符合不“榨取外地民工血汗”的标准。具体不太清楚，但据说外地民工只要一直在南街，也是有“股份”的，只是如果离开南街，则不能带走罢了。从现在的中国政治形势来说，这种管理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吧？

到你们嘴里都“种姓制”了，奴隶制？你们真有想象力。还核心圈，南街又不是无地域限制的政党或者资本机构，外地人为啥要进入“核心圈”？

至于华西村，其实是在大家基本都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它钻了空子，赚了大家的钱体现在小家的福利上——虽说华西村还是属于集体经济，但相对是小集体赚了大集体的钱。但是这也表明当年并不是像造谣的那样集中营似的被管着没有做生意的自由的，只是指导思想是在观念上不提倡乃至批评为了私利而赚别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