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王爷的抉择——外蒙独立往事【上】 -- 京华烟云AMIP
要说外蒙如何脱离中国，先要从它迄今最后一次属于中国谈起。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夏天，准噶尔汗国大军杀入今天的外蒙古。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外蒙便被喀尔喀部所占据，因此也被称为喀尔喀——这本是当地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叫做哈拉哈河。喀尔喀王公们皆为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之子格哷森扎札赉尔珲的后代，也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子孙。
喀尔喀人连战连败，“尽弃牲畜帐幕”，向东一路狂逃，直跑到了中蒙俄三方交界处才惊魂未定地暂停下来。他们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南下归附清朝，二是北上投奔沙俄，两方案各自都有支持者，导致王公们讨论许久仍犹豫不决。据说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大活佛一语点醒梦中人——
俄罗斯人素不奉佛，不仅风俗习惯与蒙古不同，连语言和服饰也差异很大，因此投靠俄国不是久安之计，与其寄人篱下到异教徒那里苟延残喘，还不如归于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清帝属下。
王公们听后纷纷赞同，事情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早在顺治时，内蒙古便已归附，不过外蒙王公虽然经常派人“朝贡”，名义上也接受了清帝的册封，但他们更多地是出于经济目的，目的是得到与内地做边贸生意的特权和赏赐，双方关系并不稳定，经常爆发冲突。
因此，当喀尔喀请求内附时，朝廷里有人提出，不如趁此机会吞并他们，康熙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太缺德了，即“不忍乘其厄”。除了明面上的道义因素以外，皇帝其实考虑得相当深远，他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如果不许喀尔喀人内附，那么它们必定沦陷于准噶尔，到时后者势力能膨胀到何种程度，就无法预知了。他强调，接纳喀尔喀的决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漫然而为之也”，为此不惜与准噶尔全面战争。
事实证明，康熙的决策极其英明。一年之中清廷就接纳安置了数十万外蒙难民，康熙实行的赈济、安抚政策，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蒙古民族的吸引力，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急遽增强。后来，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外蒙古正式臣服清廷的时间标识。
外蒙贵族们从此废弃了从北元时代遗留下来的“诺颜”、“济农”等旧蒙古头衔，代之以满洲制式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此外清廷还为他们独创了一些颇有蒙古自己特色的爵位称呼，比如公爵之下并非侯伯子男，而是一到四等台吉。为表优待，蒙古王爷们基本上都是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
此前，喀尔喀蒙古分为两翼三部，左翼有三部中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部，以及车臣汗部，右翼的扎萨克图汗部则为格哷森扎札赉尔珲长子后裔，本是这一支的嫡系，但越混越衰，只能屈居土谢图汗之下。他们归附后，康熙公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外蒙古划分为多个旗，具体行政管理制度参照内蒙古执行，各旗的参领、佐领等行政官员则由朝廷任命。这就意味着，外蒙从此由贵族的私人领地变成了帝国的行政辖区，王公们则从世袭领主变为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喀尔喀再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随着外蒙臣服，满洲皇帝终于被除了卫拉特之外的蒙古人，一致承认为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诸位大汗的合法继承者，所有贵族被要求延续自古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博格达汗即大清皇帝。外蒙也从此与清朝捆绑为命运共同体，一起对抗西北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以及更加险恶的沙皇俄国。
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准噶尔大举入侵喀尔喀，连战连胜，直到康熙的十女婿、服役清军的喀尔喀人大将策凌在额尔徳尼昭决死突袭，才击败敌军。清廷遂以他立有大功，从土谢图汗部划出超过一半的旗，成立赛音诺颜部，授予策凌家族。而做为一种形式上的补偿，清朝规定塞音诺颜首领的头衔只能称“王”，不能像其他三部那样称“汗”，至于民间所谓“塞音诺颜汗部”，不过是俗称而已。
至此，清朝喀尔喀蒙古的“三汗一王”四部全部形成，每部编为一个盟，并由原来的两翼变更为三路，各路自己再分左右翼：
中路的土谢图汗部二十旗，对应汗阿林盟，爵位有一汗，两亲王，两郡王等；中路的赛音诺颜部十九旗，对应齐齐尔里克盟，爵位包括两亲王，两郡王等；东路的车臣汗部二十三旗，对应克鲁伦巴尔和屯盟，爵位包括一汗，一亲王，一郡王等；西路的札萨克图汗部十八旗，对应札克毕拉色钦毕都尔诺尔盟，仅有一汗、一贝勒等爵。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的“汗”只是个荣誉头衔，相当于加了汗号的旗王，级别主要体现在待遇上，比如比其他王爷有更高的俸禄，皇帝的赏赐也会多一些，但他们却无权干涉其他旗事务，即使本汗部的也不行，比如土谢图汗真正能支配的只有他自己的土谢图汗旗，对汗部其他十九旗没有管辖权。即，汗与其他王爷身份或有尊卑，相互并不隶属，几十个旗王都直接听命于清帝，历史上还常发生低级王公控告汗侵犯自己利益并胜诉的情况。另外，汗虽然地位高，但具有朝廷地方官性质的盟长却不一定由他们担任，而是由理藩院从王爷中挑选并委任。对这种扁平化管理制度，俄国人评价道：
“清廷用从各汗王手中夺取了他们做为成吉思汗嫡系后裔一出生便享有的权力，今后各汗王的权利，完全和任何其他旗王相等，汗王的称号失去了一切实际内容。几十位旗王和清帝之间再没有中间层，每位王公都直接听命于清帝，后者成为一切蒙古王公的唯一大汗。”
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满蒙公敌准噶尔汗国的覆灭，而中国与俄罗斯也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清廷已不再像以往那样需要喀尔喀蒙古的协助，双方长达七十年的蜜月期结束了。清帝对外蒙王公的监管越来越严厉，一系列专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官职应运而生。
最著名的无疑是乌里雅苏台将军。它原名“定边左副将军”，由于驻地在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的扎布哈朗特）而得此俗称，其主要任务是监管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处理中俄交界唐努乌梁海事的行政事务，并代表皇帝统率外蒙古所有的军队，包括驻蒙清军和蒙古地方部队。
该职本由策凌家族世袭，但皇帝即使对女婿家也不太放心，因而后来将军人选不再限于塞音诺颜部和喀尔喀人，诸多来自内地的满蒙旗人开始担任这一相当于外蒙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此外，喀尔喀四部各有一副将军，由本部王公兼任，相当于各军区司令。
乾隆还在外蒙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的根据地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了库伦办事大臣，由满蒙旗人出任。其首要职责是监管活佛及其属民，第二个任务是监管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此外还有办理与俄罗斯的交涉、边贸，管理来自内地的商队等职能，相当于帝国驻外蒙的商贸总督察。他名义上的副手是库伦帮办大臣，由喀尔喀人出任，但该职显然形式大于实际，只是一个荣誉头衔。
几乎与此同时，乾隆又在喀尔喀四部中掺进了沙子——将归附的杜尔伯特部（卫拉特人的一支，与准噶尔人同源）安置到外蒙，首领与喀尔喀三汗享受同等待遇，称“杜尔伯特汗”，驻地在军事重镇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省会），加上少数其他部落，编为两盟十七旗，有一汗、一亲王、一郡王等爵。
以帮助人生地不熟的杜尔伯特人尽快扎根的名义，朝廷特地设了科布多参赞大臣，表面上并非赤裸裸的监管，而是“佐画机宜”，但实际上仍统辖包括杜尔伯特部在内的八部三十二旗，并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沙子此后不断掺入，比如准噶尔灭亡后，其附庸辉特部也被清廷安置在科布多蒙古。等到土尔扈特部东归，乾隆又将他们分割成几块，相当一部分土尔扈特人从此到外蒙安家，编为两旗，有一郡王爵。
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和杜尔伯特汗，三个钉子再加上喀尔喀内部倾向清朝的塞音诺颜部，以及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等与喀尔喀有世仇的卫拉特人做为溜逢的填料，从此将外蒙牢牢地楔在帝国版图内，直到清朝灭亡。
辛亥革命发生时，喀尔喀蒙古三汗一王中，土谢图汗叫达什尼玛，扎萨克图汗是索特那木拉布坦，他们虽已登上汗位多年，但无论在清朝还是外蒙，都没留下多少历史资料，两人很可能一生混吃等死。车臣汗阿克旺那林（也有译为那旺纳林）刚刚继位一年多，新官上任三把火，倒颇想有一番作为。
至于俗称的“赛音诺颜汗”，正式封号为“喀尔喀赛音诺颜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如前所述，赛音诺颜部其实是专为策凌所建，不过由于策凌并非家族嫡系，标榜礼法传统的清廷只好忍痛割爱，让其堂兄善巴一支做了该部首脑。末代赛音诺颜王叫那木囊苏伦，已经上台十几年，但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因为朝廷对他家已不像当年那么重视。事实上到清朝后期，外蒙王公与皇帝的关系已十分淡漠，史书关于双方来往的记载寥寥，他们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由于财政紧张，就连例行赏赐甚至王公俸禄，清廷也懒得发了。
但也有例外，比如策凌一支就荣宠不衰，曾两次迎娶公主，联姻的郡主格格更数不胜数，和静公主额驸、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还救过小舅子嘉庆的命。他们不仅世袭赛因诺颜部另一亲王爵——“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中左翼末旗扎萨克和硕亲王”，经常出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和本部盟长，还拥有清代独一无二的“大札萨克”（可译为‘大旗王’）头衔，地位其实远超喀尔喀三汗一王。
后来，策凌子孙常住北京，已经完全汉化。末代亲王那彦图从小便做了光绪的伴读，其岳父为晚清最有权势的宗室之一、曾任内阁总理大臣和首席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他自己也是慈禧的红人，一直官运亨通。不过此公在民间名声却很臭，除了生活奢侈无度，还草菅人命，报纸曝光他曾活埋小妾，一时舆论哗然。
另外，科布多蒙古的杜尔伯特汗叫噶勒章纳木济勒，人称达赖汗，时已年近花甲，是外蒙诸汗中最老的。他本是个普通台吉，上任汗死后无嗣，族人争位闹得不可开交，经清廷裁决，幸运突然落在这个旁支王公头上。可以想象，与同样情况的僧格林沁相仿，达赖汗对给予自己一切的皇帝感激涕零誓死效忠。
以上，便是当时基本状况，最高等级的六个外蒙王公里，那彦图亲王和达赖汗心向朝廷情系中央，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浑浑噩噩漠不关心，车臣汗阿克旺那林野心勃勃，赛音诺颜王那木囊苏伦则满腹怨气。
2：2：2。
事实上，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数月，外蒙便已阴云密布。1911年7月10日，各部按惯例到哲布尊丹巴活佛处举行每年一度的祭礼大典，一个王爷突然当众提出：咱们应该脱离中国，自己独立！
史载毫无心理准备的王公们呆若木鸡，“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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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意思是脱离清廷，而不是脱离中国。
不知道与虎谋皮的末代哲布尊丹巴有没有后悔
从俄罗斯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落在语言和习俗上依然同其它蒙古部落吗？听说因为男丁当喇嘛和梅毒盛行，到辛亥革命时外蒙古人口已经大大低于刚归附清朝时期，不知然否？
语言的差别类似于各地方言不同。差不多等于河南话和上海话的区别。另外东西蒙古的方言也不一样。
文字上的区别就更大了。外蒙古用俄化的基里尔字母，内蒙古仍然用维吾尔字母。
民国开国时蒙古的人数其实有一百七十余万。对比清朝初年的二百多万，这是个负增长。原因并不是明朝杀了很多蒙古人，也不光因为梅毒盛行，而是因为蒙古人从元朝开始信了喇嘛教。由于经济原因，大量的蒙古人出家当了喇嘛，不能娶妻。同时清朝又实行盟旗制度，限制蒙古牧地。内外蒙古（东蒙古）内附后不能像明朝那样以南侵来补偿物资。反过来还要为清朝出兵攻打西蒙古（卫拉特），平定南疆，以及后来平定内地的各种起义。
出现负增长的还有同样信奉喇嘛教的西藏人口。
上海话主要是江浙方言融合演变的。江浙一带又是多次北方政权南渡的主要区域。所以发音和北方有区别，但主要词汇和语法和北方是没啥太大区别的。
真正从发音、词汇到语法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是福建话和广东话。
鼓动蒙古、新疆独立是沙俄的一贯策略。苏联虽然和白俄打得起劲，对蒙古、新疆的政策却是一样的。但外蒙最早独立还有日本搞鬼的因素。
徐树铮趁俄国内讧果断出兵迫使外蒙去号建省。无让班定远、傅介子之功。可惜北洋自己内讧激烈，坐视白俄进攻而不顾，最后把大好形势断送。
但文字互相看不懂，内蒙一直用老蒙文，外蒙是后来根据俄文字母自创的新蒙文，属于不同的文字体系。内外蒙语言差不多，虽然隔绝了好多年，但连蒙带猜，基本八九不离十，不会构成太大的交流障碍。
土尔扈特人其实不算正宗的蒙古人，而是属于卫拉特人，也就是差点儿灭亡明朝的瓦剌的一支，据考证祖先可能是突厥人，后来被成吉思汗征服。他们讲的是卫拉特蒙语，和内外蒙的语言有些差别，但交流起来也不是没辙，连蒙带猜七八成的把握是有的。
土尔扈特原来在顿河、伏尔加河，与内外蒙在地理上隔绝万里，时间上也断片儿了一二百年，但东归后乾隆接见渥巴锡时，两人可以直接用蒙语交流，基本不需要翻译。乾隆精通满蒙汉三语，藏语和突厥语也多少懂一点儿，在皇帝里算语言天才了。
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现在主要在新疆，除了他们，国内还有许多其他卫拉特人，比如青海的蒙古族，内蒙西部的额济纳、阿拉善的蒙族，都是卫拉特的另一支和硕特人，此外还有一些杜尔伯特人等等。
卫拉特人的文字和老蒙文有些区别，他们用的是托忒文，是老蒙文的一种变体，一个活佛发明的，拼写卫拉特语效果很好，但普通蒙古人可能看不懂，所以清朝专门设了托忒文翻译官。
总结一下，内蒙中部和外蒙基本没有语言障碍，但文字没法互通。他们和更西部的卫拉特人在语言上有一些隔阂，不过彼此也能交流。但也有完全格格不入的，那就是东边的科尔沁人，按说算正宗的蒙古人了，可是他们住在辽西，和清朝关系太密切，孝庄什么的都是出自这些部落，最后汉化得太严重，语言参杂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一般蒙古人已经听不懂了，大概类似后来的洋汀浜吧。
实话实说，尽管小徐让后人很HIGH，但其实影响不大
他想与之谋的是沙皇，但人算不如天算，变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