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改革”与“开放”的断想 -- 老老狐狸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小到一个有机生命体、一个人，大到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除非死亡，这新陈代谢以及和外界物质信息交流都是不可停歇，可以说，生命不息，改开不止。

本狐高举双手双脚，坚决拥护改开。

同样，本狐也坚决反对有人企图独占改开的解释权，搞“唯我独改”、“唯我独开”，这做派和文革中的“唯我独革”源出一流。极左极右是一家，就像紫阳真人，59年反瞒产，89年自由化，河东跳到河西，刚好三十年。

在本狐看来，人民共和国的改革探索始于1956年，开放进程始于1972年。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开始了对苏联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改革探索。毛泽东不是孤独的，也在这一年，苏联开了二十大，东欧出了波匈事件，这些事，都是源于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

探索新路当然是艰难的，这中间有过巨大的挫折，也有令人自豪的伟大成就。

1972年，尼克松访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打破超过20年的西方封锁，著名的“四三方案”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与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对西方开放相适应，人民共和国逐步调整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指标，开始强调吃穿用，强调沿海与三线并重。

“四三方案”从1972年1月《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开始，到扩大后的26个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大化纤4套，大石化3套，大化肥13套，烷基苯1套，大电站3套，钢铁项目2套，另外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至1979年，26个项目的合同履行完毕，82年全部投产（据截至1979年底的统计，这26个项目中，已有20个建成投产，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其中最长的5年。国内同期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一批大中型项目，平均每个项目的建设工期长达11年）。

根据《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四三方案” ）的计算，引进这批成套技术设备需要43亿美元，加上利息，总数要达到50亿美元。总投资折合成人民币是214亿元。这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不小的数目。要知道，共和国当年的家底实在是太薄了。

1972年，全国出口36.93亿美元，进口28.51亿美元，进出口增速33.14%，顺差8.42亿美元。

1972年，全国黄金储备900万盎司（合3.15亿美元），外汇储备5.13亿美元。

197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总投资不过412亿（基本建设投资: 327.98亿元；更新改造投资: 84.83亿元）。

1973年，全国出口58.76亿美元，进口52.08亿美元，进出口增速69.39%，顺差6.68亿美元。

1974年，全国出口71.08亿美元，进口77.91亿美元，进出口增速34.42%，逆差6.83亿美元。

1973年6月，复出的陈云对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是的，定了！

1953年10月，人民共和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至此开端，粮票、布票以及各种各样的票证相继出现在人民生活当中，虽然票证以相对粗暴的方式保证生产力相对低下情况下的基本公平，但也必须承认，物质生产没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常需求。

1983年12月1日，布票在全国废除。1993年，粮票废止。这标志着吃饭穿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是在后毛泽东时代解决了问题，那么，这一切和前三十年就没多大关系。比如，1983年底取消布票这一行动，被列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成就之一，在1988年于历史博物馆展出，成为教育、服务人民的重要教材。（据《北京日报》）

吃饱饭，那自然也全是“包产到户”、“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功劳，公社化时期的水利建设、育种、农机农技、化肥装置建设等等，都可以置于一边不理，全然不顾几千年小农生产也并未解决农业生产力的逻辑bug。

简单做了个粮食产量的表格，八十年代pk崩溃十年，包产到户pk公社化：

1976年实际粮食总产量2.86亿吨，较1965年年均增长3.58%；1990年粮食产量较1979年年均增长2.72%。80年代粮食产量增速若能保持文革时期水平，1990年的总产量应当是4.89亿吨，而不是4.46亿吨，人均粮食产量应当是427kg，而不是实际的390kg。（取消粮票前的1992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78公斤）

换一句话说，如果按文革期间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持续崩溃下去，90年代会吃的更饱一些，粮票取消可能会更早一些。

可能有同学会说，只看总产不科学，种植结构调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更多地种植经济作物等都会影响粮食总产量。

很有道理，我们看看粮食单产：据说80年代的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79年，全国粮食平均单产185公斤/亩，到了90年，提高到262公斤/亩，单产年均提高3.19%。而崩溃边缘年代，粮食单产平均每年仅提高了3.49%。

你这里的表格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一个新的政权，而且是奔着“革命”目标的政权，是不可能存在“改革”这个低于革命内涵的存在的。为什么？革命刚刚成功，所谓百废待兴，制度还不够健全，一切都在客观地生长，是个婴儿到少儿时期，或者可以说是浴火重生时期，怎么可能存在改革的问题呢？

所以，“改革”二字对于新中国是个虚妄的概念。要么就是对前朝的革命和文化思想的革命，要么就是新时代的建设。

由此也可以见得灯改的所谓“改革”对象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而是毛时代刚刚形成制度性的成果。如果是还没有形成制度性的相对稳定内容，用“改革”二字，就是哗众取宠，就是作意要和前代切割。

关于“开放”，也不能说是从1972开始。

毛时代的指导思想是面向全世界的，政治上的反帝返修和“开放”不存在矛盾，完全并行不悖。

如果把政治上的反帝反修作为“开放”与否的一个标杆，

那么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反帝的，那么它就是从建党时期不“开放”的吗？

如果以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开放”的标志，那么，同作为外来民族和国家的苏联建国前后就与新中国一直有来往，那么是否可以以此认为新中国自始就是“开放”的？

因为这是一个相同的逻辑啊。

尼克松访华，事实上不是打破中国设置的屏障，相反是打破西方设置的屏障。

所谓打破西方设置的屏障，就是客观上造成西方“破壁”后形成“开放”的状态——而不是在中国。

不论历史上谁发表过什么样的言论，包括东方或者西方，言论代表不了事实。客观事实在于，新中国很长时间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而不得开放，而不是它自己关上大门不许对方进门。

至于说各种政治运动清查特务、间谍、反动分子之类，和“开放”与否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开放”对于新中国来说，就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概念。

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灯改做到了，这可以称为“改革”了——改了“自己”既定的东西。

但是，改变自己跌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之前敌人的要求为目的，这叫做“改革”吗？当然不是，而是背叛，是叛徒行为。这叫做“开放”吗？这个不是开放。这叫脱衣服。

一个女人和他人一直处于正常的交往状态，突然有一天他人不再理这个女人了。女人当然明白是啥原因造成的。女人“不问西东”，我行我素。又突然一天开始，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裸体了，对着他人说，我今天开始把衣服脱了，对你们“开放”，我们从此交换些东西吧。他人因此说，好得很，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甚至是好夫妻了。

这个叫做“开放”吗？

要看如何定义“改革”和“开放”。。。

你的这个定义，肯定跟官方的定义差距很大。。。

官方的定义里，“改革”史实是以非毛为主要内容的。也是对当时非正常政权交替的一个合理化解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是40年纪念的时间起点的原因。

事实上，“开放”起点推至1972年是官方可以接受的，学界和理论界做了不少阐释，这也能够较好地解释像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历史史实和经济变化、经济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官版的“改革开放”你还拥护吗？

西方社会向新中国开放的标志。

虽然形式上是尼克松来华。。。本质上是双方的共同形势需要，中国不搞两面作战，愿意联合美国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主因，并不是单方向的西方对中国开放。

看着是中国和西方的双向开放应该更确切点

最初是困难年代向国外买粮食，这个过程中发现美国的小弟们对中国的禁运并不积极，美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开始试着买设备，最早的是60年进口25台法国阿尔斯通电力机车，这个车已经卖给过苏联，自然也可以卖给中国。然后是61年向英国购买6架子爵号客机，当时英国航空工业很困难，英国力争之下美国批准了。到了63-64年胆子大了，干脆来个15个成套化工项目引进，包括著名的北京维尼纶厂，这15个项目涉及日荷英法德意。铁路在65年再次进口4台德国亨舍尔公司内燃机车，是当时最先进的液力传动内燃机车，亨舍尔这车造出来后德国铁路已经实现电气化，卖不出去，不过亨舍尔公司当时已经被美国摩根财团控制，但美国却对这个交易一路绿灯。

后来这个趋势被文革打断了。。。

只要是说中国“开始开放”了，这个说法都是不恰当的，都应该忽略的。

在某种状态下，我们的语言往往容易从众，不小心就会“说错话”。

我们是打破“西方壁垒”“终于”和对方交往了，所以，不是我们开放，而是对方在被打破后不得不开放。

这个问题，本来属于“形而上”的扯淡，如果不存在灯改的“改开”嫁祸于新中国，这样说无伤大雅。但是，为了纠正灯改对新中国政策的歪曲和诽谤，我们有责任正本清源。

你所说的内容属于政治和军事，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改革开放”四个字的内涵里。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

美帝扶植老蒋，对中国采取敌对状态，中国在理念上打倒帝修反是一贯的，即使尼克松访华也不会改变的。但是，客观现实中，我们又是愿意，甚至希望不改变“初心”的前提下可以和西方进行经济和必要的政治、军事交往。

所以，新中国不存在“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破围追堵截，使对方采取开放姿态的问题。

虽说布票取消较粮票早将近十年，但穿衣问题给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带来的窘境甚至超过吃饭。原因很简单，当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由于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粮棉争地，棉花产量上不去。1952年全国棉花产量130.4万吨（2608万担），1958年冲高到196.9万吨后回落，1965年突破200万吨，然后长期徘徊。1971年棉花产量才210.5万吨，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155万吨。

当时，在工业化国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已达到40%甚至更大。在中国，这个比重只有5.5%。要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需要跳出农业向石化工业找出路。

1971年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泽东对此很是感慨。

“九一三事件”以后，主席同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

据陈锦华回忆，他曾从李先念、余秋里处听过此事。虽然没有看到这件事的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陈锦华他们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这件事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这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就在此前后，国内石油生产取得重大突破。1959年，中国石油产量只有373万吨，无法自给。1965年，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成功，中国石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到1972年，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开始出口，这使中国发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

1971年下半年，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相当于100万吨（2000万担）棉花。

1972年1月初，国家计委的顾秀莲告诉陈锦华，中央已经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要陈准备起草报告。得到消息，钱之光当即召集曹鲁、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一起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应当尽快把这件事情办起来。

报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陈锦华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大化纤装置，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

1月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2月5日，周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圈阅。两天后，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报告退余秋里、钱之光、白相国（外贸部部长）办。

报告批复后，项目正式组织实施。经过半年多的谈判、选择厂址等准备工作，顺利解决了4套化纤设备和几套化肥设备、部件问题，迈出了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第一步。1978年5月，第一套大化纤装置在上海石化投产；1981年9月，最后一套大化纤装置在辽宁石化投产。

随着四套大化纤相继投产，从1982年开始，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实行减收或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3年1月以后，国家根据实际成本的变化，连续两次大幅度下调化纤织品的价格，调价后，棉布、棉织品销售锐减，化纤畅销。

1983年9月26日，北京日报印发《还有使用布票的必要吗？》内参。这是记者在采访了城乡纺织品管理部门、经营单位和消费者，取得大量一手材料之后，明确的四个事实。

内参作者最后借用纺织工业部计划司综合处经济师席与峻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结论：“现在纺织品已能满足人民群众的低水平消费，我们现在已有能力、有原料，棉纺织品又没有什么短线产品，布票可以取消了。”

1983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一版报道《商业部通告从今年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更好地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商业部通告称，从1983年12月1日起，对市场销售的棉布和絮棉临时免收布票和絮棉票，1984年不发布票和絮棉票，通行了30年的布票就此废止。

取消布票这一行动，被中央列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成就之一。这篇内参在1988年于历史博物馆展出，成为教育、服务人民的重要教材。（据《北京日报》）

造成对方对中国产生新的判断，进一步形成不开放的态势。

把共产主义事业理解为一体，这个就是一种“改革”实践——是为了破除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

如果站在中国——新中国这样一个角度说，就不能说是“改革”了，而是拿来主义加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