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被追捕青年黄理平发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顾佳悦图已转文 -- luguo
柱国、诸侯并立的国家。
党是集体领导滴，不是一言堂。
一种可能：地方政府自我反应过激发生。只后不可避免被官场利用打击异己。
一种可能：严防死守。下面按章办事罢了。
一种可能：引导放任作局，然后点爆，让当位者自我打脸。
1. 东南是进口所在地，关税，增值税多，但那是替全国代征的；
2. 东南是金融中心，比如说证交所的印花税是替全国征收的
3. 国家对内地省市的转移财政，至少30%，甚至更多是用于在内陆省份的投资。不能把投资和消费混为一谈
4. 当然，内陆省市中的甘肃，银夏，西藏等地拿钱搞分裂主义，搞宗教补贴，令人气愤
所以她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美好，同事们大都和她差不多的出身，那个单位每年也招很少的外地高材生，学历高人聪明，也很隐忍又从事基层工作，接触相对来说少一点，真的遇到接触的体制外人物，在她们面前都是非常nice，展现人性中非常好的一面。
之后就是结婚，父亲直接自己的姑娘比较老实本分，就介绍了一个上海本地小康之家的男孩子，虽然家里条件比女孩子家差点，但婚房，车都有，男生也是国企里做技术的，非常老实本分，当然男生也懂这道理，对姑娘是相当的好。姑娘恋爱经验也少，父亲也不敢让她太多，怕被人骗，姑娘觉得男生虽然不是心目中白马王子的类型，但是值得托付的人。
嫁过去之后姑娘要做地铁上班了，挤了一天就受不了，老公就向公司请示晚一个小时上班，当然代价是加班多点，天天开车送她上班，因为姑娘从小到大，读书都是父亲接送的，00后的孩子去幼儿园就有父亲开车接送是很正常的，但对80后的孩子来说，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父亲接送去读书的哪怕上海都不多吧，我自己记得当年到松江读大学，被子啥的也都自己扛的，初中就要自己骑车了，但那姑娘是一直父亲接送，毕竟小姑娘和穷养的男生不一样，父亲总是不放心，老父亲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总要尽可能给她平安，帮她把路铺好。
接着姑娘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子，全家都沉浸在这样喜悦中，小夫妻都上海人，双方家庭房子加在一起也很多套了，或福利分房，或拆迁，过过小日子是非常惬意的，老父亲也说，反正女孩子，不求升迁，也不贪财，公务员就这样太太平平做到退休挺好的，孩子出生之后，小夫妻，四个老人对孩子那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姑娘又这样顺风顺水的过了几年，终于婚姻七年之痒出现了，那个老实男人和单位里新进来的一个实习生暧昧不断，是不是发生关系不知道也没证据，反正心思都不在家里了。
面对如此变故，姑娘一家不知道如何处理了，其实我本来觉得，这事受得了就家庭归家庭，情感生理需求归情感生理需求，受不了那就离婚，本来以女方家的条件，离婚之后依然可以过比较舒服的生活，但姑娘现在都有点抑郁了，老父亲觉得，她的人生不该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无邪的微笑再也没有出现在姑娘的脸上，姑娘最好这事情没发生，一切就当不知道，但问题是她知道了，没法装不知道了，其实社会还有很多更卑劣的事情，丈夫精神出轨，同时爱上几个人都是挺正常的，丈夫哪怕在精神出轨期间，对家庭也是尽责的。
但姑娘一家就是受不了，因为本来规划好的舒服人生里多了一个BUG，这是从来没想到的，真离婚不敢，不离婚不甘，也就只能这么耗着，自己抑郁。也许在恋爱期间，多接触几个劈腿的渣男，姑娘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人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哪怕看似再稳定的生活都会出现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而所谓的个人能力，抗风险能力就是让这些不确定因素尽可能不干扰自己的人生，可惜的是那姑娘的父亲亲生阉割了自己女儿那方面的能力。
当年毛主席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拼上自己的老命试图遏制官僚集团，但是人民不解，很多时候我就在想，毛大爷去世后中国这么自由落体式的往右走跟人民本身对官僚体系不设防又何尝没有关系。把细菌都杀死了，免疫力也就荒废了。真不知道是讽刺还是悲哀，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的教诲没人看没人懂。等走资派上台了之后人民才开始懂。这么说来姓邓的还真是个好老师
毛主席不是溺爱孩子的父亲，而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并没有竭尽所能去清除掉中国社会肌体里资本主义的病毒。事实上，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仍然大量存在，比同期的苏联要多得多。
毛主席所做的，是用他最后的十年作为火把，照亮了通向未来的道路。而这火把终究会熄灭，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因为这火把曾经的光芒，至少使得我们这些人知道有这样一条路存在，未来有另外一种更美好的可能。这就是火把的伟大意义。“原子弹的最大秘密就是它可以被造出来”，在社会领域也一样。
毛主席作为伟大导师，是不会代替学生去解答问题的。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终究是要靠学生自己。觉得毛主席当年做得太多或者太少的，其实都是不合格、不成熟的学生，真正的好学生，第一要去探索导师指点过的方向，第二，更重要的，是探索导师未曾指点过，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方向。毛主席就是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导师的。
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个人在参加北大马克思主义协会活动的准备工作时，“在挂旗子前把社团的旗子弄乱了”，结果有人举报说他“是在玷污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乍看上去，这好像是有人过于偏激幼稚的样子，也好像是有人有意捣乱搅浑水的样子。
而且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也很奇怪。
政治上直接找个罪名抓人，这样不留余地的行为也很奇怪。看不出来这是在做什么。是要制造热点吗？
相关的细节还有更多的么？
在蒋政权晚期，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末日攻略的努力方向，在末日攻略中间，死命地得罪民众是一个显著的历史和政治现象。同时，统治阶级成员还以各种机会主义策略，千方百计地钻进胜利者阵营预备在现政权垮台的将来出人头地，是两种很常见的策略选择。这些末日攻略，都有效地帮助了解放战争的快速胜利。
一、共产党非常意外的快速胜利
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对被包围在湖北宣化店附近的新四军五师发起攻势，这标志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在共产党内部，虽然对于最后胜利有着必胜的信心，也有与国民党反对派血战到底的决心，但是，对于快速战胜国民党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当时共产党有一份中央文件下发各军，要求各部做好战争和动员群众的工作，预备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国民党。这个设想一经传达，并不受土共军队高官看好，一位三野军官子弟回忆，他父亲当时作为纵队(军级)司令员，与很多同僚私下议论过这一判断，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时间目标能够实现，虽然大家都有着跟国民党打到底的思想准备，但是要说在几年内就能够取胜，都表示不看好;私下的主流议论是：蒋介石那么多人马那么多枪，还有美国人鼎力支持，五年打胜这个判断，不太靠谱。
在战争初期，蒋介石不仅在兵力武器方面有着极大优势，除了这个有形的优势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巨大优势——蒋政权通过零趸和批量卖国的方式抱上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大粗腿，为此，信心爆棚，参谋总长陈诚宣称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后来的事实演变证明，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仅仅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全面胜利，五年全胜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数字。实际上，在战争进行到一年半左右，全面胜利的曙光就已经出现了。应该说，这个后果是出乎国共双方意料的。
二、蒋政权的末日攻略
很多人从共产党军队的各种特征出发去分析，并解释这个快速胜利的原因，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答案。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和答案，需要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及其社会基础中间去寻找，因此，答案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更有解释力的因素，是蒋政权内部成长起来的。在蒋政权内部成长起来的各种有利于其快速灭亡的趋势，本文总称为末日攻略。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党出乎意料的快速成功，格外需要分析一下蒋政权的末日攻略，是如何有利于快速结束解放战争的。
应该说，蒋政权虽然以压榨和镇压民众为能事，但还是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的。我们首先看看蒋政权的当然社会基础，是如何看待蒋政权兴废之机。
一个小资本家，原本是非常不看好共产党的，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武汉长江委前造反派领袖顾建棠，小学毕业就被送去当学徒，他在工厂当学徒的时候，恰逢抗战胜利，当时内战眼看就要爆发，工厂主说共产党肯定不行，打不过国民党。到1946年的时候，工厂主说不好了，老共要得天下了，顾建棠就问他说“先生，你怎么知道共产党要得天下呢?”他说现在99%的人反对老蒋，80%的人支持老共，老共还不得天下?
顾建棠
不过，这个工厂主也是蒋政权的得力助手，也一同拼命地得罪民众，把每一个尚存希望的普通人，都要赶上革命的道路而后止。顾建棠说：
“在工厂里由于不堪虐待，我就逃跑回家，因为家里无法向老板赔钱，父亲就要我回去，我就中途逃跑。结果在外面碰到解放军，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走，那个排长问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们，我说因为没有饭吃就想要跟他们参军。我记得当天晚上吃的第一顿饭是包谷米饭，菜就是咸菜炒黄豆，但是可以吃饱。本来我想要跟着渡江，因为家乡解放了，组织上要求回原籍参加接收政权。”
蒋政权的末日攻略中间，最有成效的“作死事业”是统治阶级各个阶层和群体，以极端的策略和姿态，去快速得罪民众，从而以最快的速度丧尽人心。上述小老板一面抱怨蒋政权丧尽人心，一方面非常积极而坚定地把手下一名学徒工，驱赶到共产党队伍中间去，各个阶层都协调一致地把民众驱赶到共产党的支持队伍中间去，算是末日攻略中间最有成效的作死努力。
早在1930年代前期，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方面军总指挥陈诚，就在江西发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基层政权，无不以驱赶民众参加红军为能事。
上文的小老板说到，哪怕到了最后到蒋政权人心丧尽的时日，也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不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是，蒋政权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和阶级队伍，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在这一部分蒋政权的天然或者永不赞同共产党的基础内部，变化也依然极端惊人。我们看看，在共产党明显会获得胜利的当口，城乡上流社会成员及其子弟的选择，就更有意思了。
老田访问过临近解放时期武汉地下党成员宋洛等人。据他回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往往缺乏经费支持，革命者需要自己解决生计来源。按照今天的网络语言，革命是一项标准的“自干五”事业，而临近解放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职业难找，很多地下党员的生活极端困难，往往依靠党的朋友——这些朋友往往是国民党治下的先富先贵群体——这些朋友很多人是大资本家。这些党外朋友中间，很多人对国民党感到绝望，表现出接近共产党的“进步倾向”，这个进步倾向可真可假，真的不需要展开分析，而假的则把对共产党的事先支持视为一项“投资事业”——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就获得共产党人的友谊。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社会基础的上层，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项普遍的明智策略——两边下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一样下注。这样的下注，实际上还是有效果的。据老田访问多位有地下党经历的老革命所知，建国后的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从根本上夺去了资本家的领导权并在舆论上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本，这近乎一致地在地下党干部中间激起反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解放初期南下的主流干部群体形成不同政见。
在农村的地主阶层中间，对未来预做准备的也很不少。因为知道共产党来了肯定要进行土改，相当多的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卖出，或者转移给亲友。最后，新区土改政策中间不得不针对地主的策略写入针对性的条款——以解放前三年的土地占有状况作为划成分的依据。而且，在家庭成分判定中间，单独列入“破落地主”成分——这是直接针对那些采取明智策略分散或者卖出土地而量身定造的。
除了赢得友谊或者进行财产转移的策略之外，旧统治阶级成员最为重要的规划，是对于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到了解放战争晚期，一位苏南的小地主，家里只有两个儿子，中学毕业了就失业在家，就寄希望于共产党，相互约定要去解放区参军。其中一位左倾青年的后辈评论说：我爷爷只有两个儿子，他竟然同意两个人一起离家，穿越国共大战的战线。就这样，这两个青年跟着解放军南下，当了南下干部建设新政权，最后去了北京。
吴仲炎
老田访问过解放前武汉大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吴仲炎。他说自己在武大的宿舍，简直是门庭若市，许多倾向进步的大学生往来频密，几乎是应接不暇。今天回想起来，那个时期家里有钱供大学生的，在各县都要算是大地主的富户，这些大地主子弟看的很清楚，共产党要得天下了，所以，削尖了脑袋要钻进共产党组织，为了应付这些无比热情和进步的大地主子弟，结果把共产党秘密支部负责人都累坏了。在改革时代紧跟世界银行的指挥棒、高举私有化大旗的“董股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就是在吴仲炎手上入党的。
青年时期主动接近共产党的富家学生董辅礽
有位上海的朋友告诉过我，说建国前上海高校地下党各支部中间，有一个真实存在的鄙视链：同济的党内同志瞧不上复旦的，说复旦支部手太松，很多明显是投机分子都让他们入党了。这就说明，到了蒋政权晚期，其自身的社会基础，都已经不看好国民党了，哪怕是做投机选择，也是冲着共产党去的，而且这还不是个别情况，至少在长江流域各高校中间到处都流行。
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共产党政权进行过一次普遍的内部肃反运动——“清理中层”，试图把投机分子入党的成员清理出去。但是，那些人此时已经成为真正的、最积极的左派，也是各单位内部最用心侍奉领导的好干部。结果，正是这一批左派与领导联手，在1957年把那些真诚关心共产党作风进步，并批评领导不良作风的人，打成了扩大化的右派，学部经济所的反右运动就特别具有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对共产党成分和作风的改造，是真实存在的。
三、末日攻略在今天的翻新应用
一般而言，末日攻略的最有效实现方式，是以各类政权代理人身份滥用权力去得罪民众，从而逐步实现丧尽人心的目标。末日攻略的次有效实现方式，是统治阶级成员滥用优势地位，去侵犯或蔑视民众的正当利益和诉求，结果从感情上塑造社会上下层之间绝对的相互对立;例如任志强就长期干这个活儿，任志强作为统治阶级优秀成员，长期不懈地蔑视小资白领阶层对高居住成本的痛切感受。
观察今日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沉船派群体及其经常实施的沉船派策略，这些策略可以与蒋政权晚期的末日攻略进行对照分析。今天的沉船派策略还有着巨大的进化，除了死命地得罪民众之外，与蒋政权晚期末日攻略不同，很多坏官贪官还往往标榜民主*自由和宪*政，似乎这些人还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热切代言人。对于这些沉船派策略而言，以代言人的身份去得罪民众并拼命地损坏现政权合法性，是他们公权私用并攫取经济利益的策略，而以民主宪*政代言人身份发言，则是为将来可能的变化完成后去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本。
换言之，今日沉船派的末日攻略，表现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目标选择。一般而言，官员们在公权私用实现个人发财目标时，往往需要进行各种政治上的包装把自己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说成是符合政策需要的事业，从而更加有力地塑造出自己私人目标与现政权的一致性那种印象，即便坏官贪官主观上不是刻意要贬损合法性以营私舞弊，但客观后果上存在着这样的对应关系——把政权合法性“典当”为个人私利。
除了官员个人的营私舞弊之外，对底层民众选择过度执法或者镇压策略，也是快速得罪大多数的有效策略。
南方某省警察机构，长期敌视底层民众，某市特警演习科目就演练以讨薪农民工积聚为对象。还曾经不顾舆论谴责抓捕劳工维权N*G*O负责人，抓捕之后还以抹黑抓捕对象的方式去争取舆论支持，结果被批为执法机构对法律事务没有兴趣。执法机构，对于法律的规定没有起码的尊重，执行起来往往极端随意，这是得罪老百姓的有效方法。山西恶警王文军残酷杀害民工周秀云，在执法机构内部竟然难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那群执政者的法律意识的一个有效检验，类似于王文军这样的案子，每出现一个都会导致政权无形资产的净损失，但体制内似乎并不存在维护无形资产的机构。
在对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区别对待方面，往往存在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规则，这也是损坏政权合法性的有力策略。某起于南方的地方大员，无论是在中部任职还是在首都圈镇守，到任之后必定宣讲“政府是保姆、资本家老大”的执政观念。这样的执政理念不符合公开宣示的执政党纲领，但在官场却是真规则，无节制地支持富人，无节制地蔑视和得罪穷人，是到处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甚至，一些坏官贪官往往通过支持富人去榨取穷人的正当利益，这也成为他们口头上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努力方向。某年南方某本田工厂罢*工时，有地方工会官员从与资方的友谊和需要出发雇佣流氓势力，去对付罢*工工人。总而言之，不管是出于官员个人的私利选择，还是一些聪明官员自觉选择的政策扶持方向，都很容易把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转嫁给政权背负，应该说，这是一切政权都无法轻松承受的重负。
政权合法性作为一个隐而不彰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之后，往往难于修复。从历史经验看，到了末日攻略时期，官员私利作为努力方向，往往成为主流，与此针锋相对的修复努力，往往会归于无效。蒋政权晚期为了恢复货币的信誉，进行过金圆券改革，作为上等人表示对政权的支持和信任，有人亲眼目睹梅兰芳去银行柜台兑出黄金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为了显示修复合法性的诚意，蒋介石派出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以节制投机资本，结果反而是蒋经国被召回——因为投机牟利群体对于政权而言是不方便触动的。不仅蒋政权如此，历朝历代的改革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趋势，往往出台各种调节统治阶级成员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结局都是改革家自己被强势群体联手赶下台。也就是说，到了末日攻略时代，各种修复策略及其人格化代表，都被视为强势群体的叛徒或异己力量而优先被定点拔除，这样的历史经验表明：统治阶级成员短期利益最大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末日攻略本身有着自动地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和内在的加速趋势。
作为国家镇压机器，在运作过程中间往往会出现对下层的“宁枉勿纵”和对上层的“宁纵勿枉”，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信誉。
今日监狱中间关押了过多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士，这些人中间许多人的错误或者不当行为其实主要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是，镇压机器倾向于对这些人多抓和长期关押，对于底层那些可抓可不抓的人，选择宁枉勿纵;而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极大的上层犯罪行为，往往因为其社会资本丰厚而选择宁纵勿枉，这背后涉及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经营领域;而张正耀夫妇发现，监狱管理方面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经常性与关押对象谈判，让其争取立功和减刑，因为张正耀拒绝减刑坚持坐满刑期，管理方面表示极度失望。这种司法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政权的无形资产，以至于任何挑战镇压机器的行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舆论支持，典型的如杨*佳上海警局杀人案在网络的发酵过程。
每一个政权都有着足够的冲动去维护合法性，防范或者打压贬损政权合法性的言论，甚至用各种非正当手段去弥合业已存在的不满意，这也是另外的合法性修复策略。典型的历史案例如曹操军中缺粮，他一时解决不了缺粮问题，就选择把粮官杀头去收买军心，这是绝对牺牲统治阶级成员个人去修复整体需要的合法性或者信誉。但是，在末日攻略时期，情况是相反了，为了统治阶级成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过度贬损整体的无形资产，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对贪官的各种“合法性典当牟利”缺乏有效和及时的制约，也不存在对合法性修复的有效维护方案。
连曹操那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聪明策略”，看起来都不可能出现在合法性维护的策略清单之中，曹操的策略不存在任何政治正义或者司法公正，但是其维护合法性的动机是真诚的，后果也可能是有效的，即便是从动机和后果一致的观察角度看，我们今天都很难看到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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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知之类不站在他们这边，自然不会为他们声讨这事，提都不会提，而网络的所谓左派，自干五粉红之类又都是看党国脸色小心翼翼发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自干五大V提到此事，所以等于网络自身的舆情是被扼杀了，正如徐忠良所说，他们自身的发声是不断被删除的，只有一些相当于中右吧，关注了一下此事，这些人我感觉他们不在乎左右，他们对党国封杀任何人任何社团都是不同意的，就相当于我不同意你的信仰，但我捍卫你的说话权信仰权，包括最早为张云帆发声的北大校友老师，基本多数也是这个意见。
北大的学生自己组织的马克思研究会，我之前看到也被封杀了吧，他们好像写了一篇对北大自己后勤部门的那些外地打工者的调查研究报告，发现这些人，北大都没有为他们订立合同之类，结果被封了吧。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有了吧？
肉够你吃了吧？
就这种调子一出来，就知什么货色。按马大数据的说法，全国2亿中产。剩下的就是干电池呗。外向型经济，南方有港口的地理优势，再加上不择手段，富起来容易。搞资源垄断行业的，只有个别富翁。小目标，王三蛋，七匹狼等。就那些人哪怕移民，也是以白手套自居，否则就他们手里那点棺材本，还不够花街那帮狼塞牙缝的。
就这些货，我都无语了。
有人吃5个馒头饱了，然后一拍脑袋说，好傻，为啥要吃前4个，直接吃第5个就好。如是。
别的不说，就说互联网经济吧，腾讯阿里京东百度从内陆市场赚的钱不少吧，但是交税给一线城市了，所以说东南财政盈余也是有赖于内陆市场
正如你所说，很实在。非常的接地气，没有提什么虚头八脑空对空的东西。而张云帆的文章，我个人感觉也许是由于笺短言长的缘故还是飘在空气中。所以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黄理平的这篇但没有转张云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