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小平陈云的经济水平恐怕远远比不上毛泽东 -- hwd99
从新中国历年来的物价上就可以看出来。物价稳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被西方誉为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实际是马克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指出，“要颠覆现存社会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则指出，“要让一个政权倒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剧烈通货膨胀。”。蒋介石领导的民国政府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行金圆券过多，导致物价飞涨，普通老百姓的储蓄都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化为乌有，从而一起反对蒋介石政权。一战结束后的德国魏玛政府，同样因飞速高涨的物价而倒台。
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在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常委，党的副主席，1978年担任政协主席。83年担任军委主席，一直到1990年，掌握国家军权。但是，此后邓就是没有任何官职，1992年1月跑到深圳，公开发话，谁不改革谁下台，仍然指挥国家掀起了新的投资热潮，搞出了持续五年的巨大通货膨胀。1997年2月19日逝世。
陈云是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常委，到1987年10月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92年。1995年4月10日陈云逝世。
文革后他们是两位仅存的在文革前就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和国家领导人的老一辈革命家，成为文革反对派的旗帜，在党内外，在民间和官员们中间都拥有巨大的威望，成为文革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基本上主导了我国八十年代国家发展方向，对九十年代也有巨大影响。文革前陈云分管的还是财经，是我党著名的经济专家。
在他们主政期间，我国的内外环境有了巨大改善，美国于1979年和我们建交，不再公开敌视我们，苏联面临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内部矛盾也不断增长，内外交困，试图与我们改善关系，尤其是到1991年底，苏联崩溃而解体，不复存在，再也不能在军事上威胁我们了。加上毛泽东时代建成了战略核武器系统，我国军事开支已大大下降，按照邓小平的总结，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图1、新中国历年物价上涨率与生产增长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实际生产增长率是名义增长率扣除物价上涨率
但是，在邓小平和陈云主政的大部分时间，我国物价都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状态。如图所示，在1980-1996年共十七年时间，只有6年的物价上涨率是低于5%，其余11年物价上涨率都超过5%，最高超过24%。
图2我国历年流通中现金与物价增长率 1978年以前M0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数据汇编》，其他数据来自统计局数据库
如图2所示，我国历次通货膨胀，都与此前过多发行货币相关。其中1980年发生的物价过度上涨，其主要原因是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计划十年引进800亿美元设备和技术，发展工业。此前，1973年启动的43亿美元引进项目，大多还在执行，很多工程项目还没有完成，还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为此国内既需要出口更多物资换取外汇，又需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主要是增发货币投放市场，推动各项建设，导致物价大涨。当年市场上流通的现金增长了29.3%。
1984-1985年的通货膨胀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工资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成本上升，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经济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加剧。其根源仍是货币发行过多。1984年流通现金比上一年增加了49.5%。
1987-1989年的通货膨胀是由于1984-1985年中央采取的紧缩政策在尚未完全见到成效的情况下，1986年又开始全面松动，1988年, 国内的货币流量又一次迅速加大, 年增长速度达46.7%，导致需求量的严重膨胀。此期间，198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创造了建国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纪录。物价的上涨和抢购风潮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货币政策失控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
图3 世界原油价格变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决策不再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对付美国，让美国重新控制了第三世界，大幅度压低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1980年最高37美元被打压到10美元水平，下降一半以上，一直持续到21世纪，如图3所示。这不但解决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严重打击了我国经济。当时我国石油是最大出口产品，要占总出口换汇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例如，1981年我国出口原油1387万吨，成品油467万吨，获得外汇收入5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23.8%。到1988年出口原油增加到2605万吨，增加了90%以上，成品油479万吨，反而收入减少到39.5亿美元亿美元，仅占当年出口总额8.3%。
1992-1996年的物价大涨，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要求加大改革力度，于是，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金融持续混乱的状态。表现为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这仍然是政府通过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推动投资，导致了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和高通货膨胀。其中1992年和1993年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了36.4%和35.3%，远远高于正常水平。
在毛泽东时代，只有1961年物价上涨率高于5%，当时毛泽东在1959年八大上已经退居二线，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重新执政，其主要责任者也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总结邓陈两人主政的17年历史，每次都是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庞大发展计划，靠印钞票推动计划的执行。由于发行过多货币，导致物价飞涨。经济学早就认识到，货币发行过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犯一次两次错误，还可以说是疏忽，问题在17年里，发生4次严重通货膨胀，持续11年时间。其中一次很严重，导致民间普遍的反感，引发了邓小平总结的“动乱”，需要动用军队去平息。如果两人中有一人经济水平高于毛泽东，是不可能让他们主政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如此严重的物价上涨状态的。
图4、新中国历年物价上涨率与生产增长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实际生产增长率是名义增长率扣除物价上涨率
每一次严重的物价上涨，都影响经济发展，通常建设速度都明显下降。如图4所示，1980年物价上涨到7.5%，当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3%;1985年物价上涨了9.3%，经济增长率就从一年前12.5%下降到4.1%;1988和89年两年物价上涨率都超过18%，对应经济分别下降-13.8%和-7.6%。92-96年连续5年的通货膨胀，导致93-95年连续3年经济下降，最严重的1994年比前一年下降11.1%。因此，在此17年，我国基本建设速度比前一个时期明显下降，甚至比不上“濒临崩溃”的文革时代。以铁路建设为例，1979年底我国铁路里程为5.3万公里，到1996年底，增长到6.49万公里，17年工增长1.19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700公里。1965年底我国铁路里程为3.80万公里，到1976年增长到4.91万公里，11年增长1.11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1000公里，比改开17年多300公里，改开17年，平均每年比文革下降30%。机场建设也是如此，毛泽东时代共建设了300多座军用机场，100多座民用机场，到改开30年，只建成70多座民用机场。文革在农业上建设规模宏大，包括广泛的农田建设，还兴建了很多水库和灌溉设施，全国8万多座水库大都是在文革时期建设的，改开后分田到户，基本停止了农业建设。
建国初，共产党开始执政时，由于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尚未得到有效的治理，而解放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出极大收入却寥寥无几，在国家财政失衡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现象很严重。1950年春节前后，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当时上海97%发电能力遭到破坏，整个工业都被迫停产，加上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囤积粮食和棉布等操纵价格，掀起又一次物价风波，带动全国物价上涨。全国15个大中城市25种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9年12月为基准，到1950年1月上涨了26.6%，到2月则上涨了103.3%，到三月则上涨了126.3%。当时陈云指挥了上海的物价战，由国家筹集大量粮食棉布等大宗商品供应上海，很快稳定了物价。1951年物价上涨率降低到12%，到1952年就降低到2%，达到很稳定的正常水平了。当时我国还在朝鲜战场对付上百万美国领导的西方16国联军，但到1953年，包括美军在内的联合国军被消灭225万，美国不得不停战放弃从朝鲜进攻中国的企图了。改开后，主流媒体宣传上海物价之战是陈云的功劳。其实当时陈云在党内不过是书记处候补书记，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前线的指挥官，并不是决策者。等到1980年代，陈云成为主要决策者，反而常常搞出惊人的通货膨胀了。
邓小平先生是主流媒体宣传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公认很懂经济的领导人了。可惜邓本人总结，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总设计师在设计国家的总体发展上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和坚持的原则，或者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总设计师也可是人类历史上的凤毛麟角了。人们在设计一项工程或者一项产品时，是不会聘请一位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索着搞设计的总设计师的。如果有人宣称是摸着石头过河设计出大飞机，现在请您上他设计的大飞机上天，您愿意坐吗?您敢坐吗?
邓小平头顶上的总设计师称号，最初是美国精英封的。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是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在卡特总统举行的国宴上说:“中国的改革也是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开始了，邓小平是改革的设计师”。洋大人都亲自封邓小平是设计师，那还能有假吗?于是，国内主流媒体就广泛宣传起来了，天长日久，也就成了大家的共识，无人怀疑了。
邓小平对自己的经济水平，倒是很有自知之明，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座谈会全体代表时，公开承认，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10月，第77页)。
邓小平先生十分强调实事求是，将实事求是总结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可惜，主流媒体吹捧邓小平是懂经济的总设计师的时候，邓倒是安然接受了。以至于很多人都相信邓是懂经济的，遇到反对者就嗤之以鼻了。邓显然是十分享受这个宣传效果的。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邓小平先生教导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媒体到处宣传，改开时代是科学的春天。然而，实际情况则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科研项目都下马了，科学家们都无事可干，只能在实验室里搞点研究，发点文章了。世界著名科学家，同时主持过中美两国火箭和导弹发展的钱学森教授，只能离开他心爱的导弹事业，去研究人体科学了，更别说其他普通科技工作者了。对比文革时代，有新中国时代的四大发明，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改开时代有什么?改开时代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就是专门给西方杂志贡献文章，主要研究成果都在西方发表，等于花钱免费为西方科技服务，由西方来评判我们的科研水平，甚至国内的科研考核，也是以西方评判为标准，发表在西方高级杂志文章，就是水平高。在这样的指挥棒指挥下，我国的科研工作，不是以解决国内问题为主要目标，而是跟风西方的研究为主，为解决西方的问题服务。国内工业界既看不懂这些发表在西方杂志上的英文文章，也很少有工业单位花钱订购这些杂志，从而也无法看到这些文章，难以给国内发展提供帮助。这也是国内媒体天天讨论产业升级，却一直难以升级的重要原因。
我们讨论邓小平陈云的经济水平，不是为了臧否人物，不是反对这个宣传，而是让大家正确认识我国的经济历史，不能让意识形态宣传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的历史，从而能够更好地借鉴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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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陈云是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两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值此陈云百年诞辰，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出版陈云研究专著，披露了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介。
“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取得重大胜利后，私人工商业出现了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关店歇业增多的问题。毛泽东几次将上海、武汉反映这一问题的电报批给陈云，请陈云研究解决。当陈云致信毛泽东提出“加工订货”的办法时，毛泽东予以支持，并将信批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传阅。陈云还采取收购农产品的办法，以促进城乡交流。正是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这两个办法，使全国经济改观。
后来，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是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负责人。1951年10月27日和29日，陈云陪同毛泽东两次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在第二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一开始就说：“刚才陈云同志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转述或联系陈云的发言：“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又说：“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在讲到全面规划时，毛泽东说：“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如此重视和赞赏一个人的讲话，是不多见的。
1956年1月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出现了过快、过急所带来的问题。为此，1月20日，陈云提出：批准公私合营之后，需要一步一步地落实那些措施，他要求观察、研究解决公私合营后东来顺的涮羊肉和全聚德的烤鸭不好吃了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陈云的意见。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请陈云讲一讲公私合营后发生的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不好吃的情况。陈云不仅分析了此类问题发生的原因，而且为研究解决此类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可以说是人口大国、经济小国。当时粮食供需的缺口越来越大。
为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设想了多种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1953年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粮食征购与配售的办法时，得到毛泽东赞许。毛泽东嘱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10月2日凌晨，毛泽东审改了陈云起草的通知，并决定于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首先由陈云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陈云报告后，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他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毛泽东还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谈到粮食征购的必要性，指出：“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选人，毛泽东对陈云评价道：“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这表明毛泽东对陈云新中国成立头七年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才能和贡献是充分肯定的。
“还是陈云搞得好”
八大之后，毛泽东与陈云在建设的速度问题上有了分歧。为此，毛泽东对陈云有过严厉的批评。
波匈事件之后，为定下1957年计划的方针，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会上，周恩来、陈云作的报告，是总结波匈事件的教训，围绕着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毛泽东则流露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开始指责反冒进。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建设速度上实行反冒进的方针同缓和阶级斗争、右倾、松劲挂起钩来。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语气之严厉，使会议气氛格外紧张。陈云因病没去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也未在会上点名批评陈云，但他批评综合平衡理论，批评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批评天天谈市场、谈库存，显然主要是批评陈云。毛泽东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时也明确讲：“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此后，陈云、周恩来多次检讨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毛泽东直接抓经济工作，改变了财经工作的决策程序。“大跃进”就是在批评反冒进中发动与组织起来的。
1958年“大跃进”的一个标志是钢的指标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显然，按照这个计划指标去做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其降到1800至2000万吨。陈云认为这个指标仍难完成，并建议这一指标和居高不下的煤、粮、棉三大指标不要在报上公布。
1959年1月上中旬，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今年武昌那个规模，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4月2日，毛泽东同他的秘书胡乔木、李锐谈降低1959年计划指标问题时，胡乔木报告去年12月在武昌陈云提过这个建议。毛泽东说：“这种话在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二号乔木同志才告诉我，才想这件事。乔木这个人在这些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的，他挡回去了。”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的话是很正确的”。“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我看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毛泽东还称赞陈云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
不久，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陈云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较研究，最后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落实在1300万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的损失。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是贯彻落实陈云提出的上述原则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十分赞成陈云把高指标降下来的做法。毛泽东说：“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在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毛泽东通过对前段时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在总体上仍然坚持南宁会议以来批评反冒进的路线，但却承认反冒进的一些具体做法是正确的，承认陈云抓经济工作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是正确的。据胡乔木回忆：“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
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陈云同志懂得较多”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陈云的多次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此前经济工作得失的认识。
但是，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信由纠“左”变成反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陈云在会前提出的被毛泽东赞扬的一些意见被搁置起来。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但是，毛泽东曾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陈云没有讲。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陈云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了话。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亦为毛泽东所不满。严重的是，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更为毛泽东所不容。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11月上旬，毛泽东接陈云的信后，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同志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
七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相继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所谓“黑暗风”、“单干风”都是与陈云有关的。北戴河会议前，陈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自己将是这场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之一，加上心脏有病，决定请假养病。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此后，陈云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本文摘自：《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作者：《渤海学刊》编辑部，原题：《陈云评价毛泽东》
“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小平请陈云领头讲话。陈的讲话为邓小平在不久召开的会议上获得一致推崇，有着深刻的意义。
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
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_新闻频道_中国青年网
请问那篇陈云评价毛泽东文章，作者是谁？
她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辟谣呢？最多只能证明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过而已。
至于转文来源，已经列出，你大可去找他们证实一下。
历史事实是，那时在安徽搞分田到户试点，这个试点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安徽搞包产到户，比全国其他地方搞人民公社差，证明搞包产到户不好。但是，最近统计局在网上数据库上篡改安徽数字，以证明实验好。参见：
统计局篡改历史数据,以证明包产到户不差 -- 西西河
事实是，改开搞分田到户，到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还低于1979年。后来将种大豆的土地改种高产的玉米，年年增加玉米种植面积，减少大豆种植面积，才年年增产了。以前中国是大豆出口第一大国，现在变成了第一大进口大国，占大豆消费量90%以上。无法在增加玉米种植面积了，2016年第一次粮食产量比前一年低了。于是，精英们只好重提合作化的塘约道路，那都是五十年代的老路了。
文革本是极大的成功，只是官僚们权力被削弱，就数十年造谣。参见：
我国人口素质的“文革阶跃” -- 西西河
您有何为难？是那个见不得光的人物吗？
我查找不到文章作者，才找你询问。
61年5月讲话：
‘钢，也要退一下，但也要有个限度。总理提的，今后4个月每天只有1万吨，鞍钢只日产3000吨，这样连设备都要坏，退也不能说退就退，退有退的困难。现在鞍钢只产二分之一（9000-10000吨），是保命限度，不能再退。你还能再退呀？去年，哈尔滨飞机工厂的型架都冻坏，不生产也得保持20℃。还能退呀？现在要在退里努力奋斗，保住这个限度。关键在于煤，要保命。所谓退够，如果不努力奋斗，保住一条线，就是溃退。
鞍钢在61年6月，平均日产钢1.48万吨，用电631万度，每生产一吨钢用电426度；1962年1月下降为3060吨，用电407万度，每产一吨钢用电1330度。
办公室，用来分周恩来，甚至刘少奇的权。这才有毛泽东亲口说，我为主帅，邓小平做副帅。可以被认为林彪副统帅的起源。
毛泽东一辈子就两个副帅，一为林彪，一为邓小平。最后偏偏两个都彻底反对他，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主义的不得人心和穷途末路。
80年代陈云与邓小平都是5大常委之一，邓自我承认不懂经济，而陈云在建国后，一直负责财经，包括在1958-66年担任常委，是公认的懂经济的。为什么陈云不能制止80年代的3次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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