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洞朗事件，国际政治与龙旗飘飘的国家 -- 卢比扬卡
赤帜遍全球，意识形态上把美帝苏修按在地上摩擦的盛况也是出现的，至今余泽尚存。
奈何自己后来修了。
在意识形态和物质上双双败于金融衍生资本主义，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金融衍生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内在规律认识远远不够，低估了这头资本主义利维坦的厉害。
已经完成了。只不过不是以“联邦或是邦联的形式”；第二条道路是正在想走的道路，最终走成什么样还不知道；第三条道路是将来必然要走的道路。当然，这里的人都活不到那一天。
要不就是联邦-邦联+一人一票，要不就改弦更张。
这只是个上嘴门槛最低的。
其实所有领域，只要是仅仅上嘴，门槛都低。绝大多数的导师之于学生都是在动嘴，呵呵，然后凭着动嘴就能吃肥。
我深知这一点，你看，我之前这个话题动嘴就几句话。当我动嘴的时候，就是对方露怯的时候。以我为底线，对方成功low爆了。
老美在乌克兰和俄国“死磕”，这个，从何说起。乌克兰自己的民族主义作死，俄罗斯似乎也不把这个方向作为战略威胁，掌控了克里米亚甚至是攻势的。而老美付出的代价几乎是0吧？
大数据外交，是时代的必然，这毕竟是工具。两极世界消失、局部热点泛起，凌杂化了
其实王道是春秋的东西，战国就过时了。春秋的战争，这个地级市打那个地级市，然后或是重新立个王，或是吞并，还能扯起义的大旗。实际上后人说春秋尚且无义战，等到战国时候忙着合纵连横，只有霸道，没有义、德了。
其实当年鬼子志在“肢解不义之英法殖民帝国”的
而后来的诛暴日暴德等等，实际上也是在霸道框架下。
关于中国人曾经的不知有国，关于你强调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有个视角的不同。我觉得这是文明框架的差异，有落入牛角尖的嫌疑。你说的三十年战争，是神罗的消解，打比方是苏锡常和苏北闹分家，我们不是一个江苏。而中国的大一统下，没有这么局部的辨别的需求。一个人每天面对国法族规，但是面对洋鬼子也就是清末几十年。其实中国是有辨别的，夷夏之辨历史悠久，内涵不断扩大变化的。同时政权的更替上，领土的核心范畴没有变化过。但是恐怖之处在于，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民族要是按照30年战争的框架来，就是狭义的中国，就是七块甚至更多之后的中国，而不是现在的版图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是超越了民族身份的共同体。
另外你的庚子的例子很不准确，那时朝鲜、安南、琉球、缅甸已经八竿子够不着了。甚至引申的话，现在香港对于中国的义务，也是类似当年大清的状态。一国两制的中国，反而依旧是个“伪装”的现代国家？！？！
其实你说的三条件，又何不是不致速死的霸道？
实际上，你这么一问，反而想起了当年的德日法西斯，第一个条件局部具备，全局不行；第二个条件极其不审慎、极其暴戾排他；第三个条件其实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才有的
关于大旗，从历史的经验看，没损失什么。
这个词最早似乎是03年看到，形容南海的。南海没有更多损失什么，但是也没有按照当年愤青的想法乒乒乓乓大起来。同样在台湾问题上，也差不多。
现在实际上，“药丸”之所以叫做药丸而不是别的，就是唱衰而几乎不提解决方法；大旗只是说这个就是不完美的世界中的解决方法，别的都折腾。
你都司礼监掌印了，还要说远，那我们岂不是在月亮上？
按：这个系列咱家是打算一直写下去的，但在续更之前，先提出一些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见解以备认识基础，有心的河友看过之后自然知道咱家下面想说什么。冷战以社会主义一方的失败而告终局，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物质上双双完败于西方帝国主义，陷入低谷凡三十载，哪怕在资本主义危机频仍的当下依然不见复兴。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列宁差不多在100年就以其雄辩的逻辑（《帝国主义论》）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那么为何这“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一举击溃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咱家以为，列宁大概是错了，彼时的垄断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今天的资本主义在内涵和形态上都与100年前、甚至50年前迥然不同；当今的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并非垄断资本主义，而是金融衍生资本主义；因之，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也必须全面刷新，否则就难以解释今天发生的若干新现象，人民群众就不能被进步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就要永远做资产阶级的牛马。不，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这一代共产主义者不能躺在老祖宗的宝贝书上睡大觉，一定要做出我们自己对于人类解放和进步事业的贡献；是以咱家虽身居司礼监之远，而不得不有此番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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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作为一大类金融资产之所以重要，可以从它的三个基本特性开始分析：连接性（Binding）、融合性(Blending)和分拆性（Unbundling）。
连接性是指衍生品（如期货或期权）可以建立基础资产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价格关系。
融合性是指衍生品可以将不同形态的资本（股权资本、债权资本、不同货币种类的资本、不同行业和不同公司的资本）融合成一个独立的资本形态。
而衍生品的连接性和其对资本形态的融合性引申出其第三更重要的特性：分拆性（Unbundling）。分拆性是指衍生品可以将一个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某些属性（Attributes，一般指价格）与资产本身分离，并使这些属性独立于资产本身进行交易。：
其一，衍生品使基础资产的价格属性和基础资产本身的所有权分离。衍生品的定价和买卖，并不改变其所代表的基础资产的所有权。
其二，衍生品的分拆性使不同资产的特征迥异的价格属性被整合为易于识别的、通用的、可交易的价格基准。
衍生品使基础资产的价格属性和所有权分离的特征，是衍生品得以在现代资本市场中发挥潜在和关键性作用的原因所在，即衍生品使资产价格具有了可以更直接、更便捷和跨时空的可比性（Commensuration）和竞争性。
理解衍生品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可以从资本所有权形态的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分离演化的历史分析入手。
1第一次分离
资本所有权的第一次分离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从封建制度下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工厂为代表的集中生产的转变。资本的所有权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拥有和控制。工厂主（一般是个人或家族）拥有对资本的所有权，资本以工厂的形式相互竞争。
资本所有权第一次分离的意义在于资本所有权概念被第一次注入了竞争的基因。因为资本（土地、设备等生产资料）和农民（甚至奴隶）不再是封建领主任意处置的附属，他们开始变得可以流动和能够产生更高的收入。而资本所有权本身已经无法保证企业盈利，工厂主（资本家）必须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对劳动力的管理和竞争，去实现商业上的成功。
2第二次分离
资本所有权的第二次分离是指公司的所有权与生产经营的分离，资本以公司的形式相互竞争。资本所有权的第二次分离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股份公司的产生有关。资本所有权以法人股权的形式出现，股权投资者分享公司的盈利，并拥有对公司的正式但非直接的控制权。
股份公司的产生对经济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自不必说，它同时使资本所有权的概念模糊化了（相对于第一次分离），即资本的所有人（股东）和资本的管理人（职业经理人）同时成为资本所有权的化身。究竟谁是“资本家”已经不那么明晰，也没必要，因为二者的结合高度体现了资本的核心逻辑：资本的竞争和增值。而资本增值的责任（控制和管理）是由投资者和管理者共同承担的，也是股份公司的唯一目的。
股份公司的发展从三个角度强化了资本的竞争：1）股份公司使竞争的逻辑更为明确。在股份公司制度下，利润最大化已经不是工厂主自主选择的个人偏好，而成为股份公司管理人的终极目标。投资者资本所有权的回报只有通过确保公司管理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公司的竞争意识更强，目标更明确。2）股份公司的融资功能使得扩大资本和生产规模成为可能。因此，股份公司的产生扩大了竞争的规模。3）股份公司使资本的灵活性极大提高。股份公司的发展和股票市场（二级市场）几乎是共生的。这使得资本的所有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使得股份公司可以无限期地存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性使公司的盈利能力得以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被比较、定价和交易。因此，资本所有权的第二次分离为资本的所有权注入了更直接、更强烈、更公开透明的竞争因素。
3第三次分离
资本所有权的第三次分离是指资本所有权的价格属性和资本的公司属性（公司所有权）的分离，资本以纯粹资本的形式相互竞争。例如，股票衍生品作为一种新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肯定不同于股权本身。股票衍生品的所有权仅体现为基础资产的价格属性。所谓的衍生品所有权实际上是资本所有权的一种新的存在形态。
衍生品的竞争逻辑：在资本所有权的第三次分离中，资本的载体不再仅仅是工厂主（第一次分离）或管理人和股东投资人（第二次分离），更多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如衍生品交易员、公司财务官和各类金融投资机构（银行、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量化基金），得以参与衍生品交易。更广泛的投资者参与进一步强化了资本逐利的内在逻辑：竞争。
（咱家码了这许多字，乏了，容后再续）
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屠杀无辜平民，例如，以反恐为名，在巴基斯坦边境，曾多次轰炸 ，屠杀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2012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公布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指出[28]，自2004年美军动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领空内实施无人机空袭战术以来，共造成2562至 3325人丧生，仅有41名死者被确认为“高价值”恐怖分子。美国军队不远万里，跑到阿富汗，镇压当地老百姓，当地老百姓反抗，就被污蔑为恐怖分子，就可以连带着用炸弹屠杀无辜的老百姓，这就是美国给世界提供的安全？美国人是给某些人提供了安全保障，那是为了招来更多的打手。例如，美国在南韩驻军，就曾经在侵略越南是，让南韩派出数十万军队，帮助美军对付越南人。
历史上，以盎格鲁萨克森人为主体的白人，是近代唯一实现种族灭种的民族，先后灭绝了北美数千万印第安人，澳洲土著，建立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美国持续300年贩运黑奴;随意残害国内民众的麦卡锡主义;以打击贩毒为名，跨国绑架主权国家总统;以及持续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仍然在全世界的血腥杀戮，包括肢解南斯拉夫，无所顾忌的推翻阿富汗政权。耗资8000亿美元入侵伊拉克，却将一个世界一流富国，楞推到最贫困国家行列(全国23%极端贫困人口)……。这个世界上的坏事，一多半不是美国人干的，就是美国政府干的，美国佬犯下的所有罪行，远远超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总和。美国是世界头号无赖，却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民主的人权天使，在全世界高唱普世价值，这简直是荒唐，更是纯粹的欺骗。更为荒唐的是，精英们通过洗脑宣传，让很多国人笃信美国的普世形象。
不久前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上任前六年，就向7个国家投放炸弹，成为美国历史上侵略国家最多的总统。
等到那一天美国的炸弹扔到你的头上了，你可能才会明白，只恐为时已晚了。
上层建筑走到极端，必由的文明封神之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商品化推广的文化节日，比如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都是不招自来的。自由主义，共产运动的本质其实也是自我强化的信仰道路。中化文明不依赖信仰的文化道路，往自强人文方向发展，消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包装一下，当人共体，大同文化输出。可见未来的世界第一经济体，不能总是用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态处世。
这本书的作者是华尔街老炮儿约翰·戈登；戈登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有席位，可以说是华尔街金融世家，约翰·戈登本人从小耳濡目染，深得其中三昧，后来约翰·戈登选择了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从此成为专业财经作家。这个范德比尔特大学与华尔街也是素有渊源，范德比尔特大学是用其创办者的姓氏命名的，而这位范德比尔特大大是J.P.摩根以前华尔街古典时代最后一位大佬。好了，华尔街老炮儿，大牛逼货范德比尔特，历史学，职业作家，当所有这些元素都凑齐的时候，就有了眼前这本《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按照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规律，华尔街的历史以战争与危机为节点，可以大略分洪荒草创的史前时代、野蛮生长的混沌时代、大佬话事的古典时代、动荡不安的危机时代以及法制有序的现代这五个阶段。
从这本书叙述的起点1653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可以说是华尔街草创的史前时代。彼时华尔街不过是因为临近哈德逊河港、而又恰好街面比较宽大，自然形成的商贾云集、信息灵通、什么买卖都做的一条普通商业街而已，像这样的商业街，波士顿也有，费城也有，甚至规模更大；而华尔街之所以叫“华尔街”，这本书之所以以1653年为华尔街历史的起点，也不过是因为当时的纽约还是荷兰殖民地，荷兰治下的纽约还叫新阿姆斯特丹，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总督为了防御外敌入侵，申请市政委员会批准拨银子建了一道城墙；后来没过20年英国人从海面上打过来，这道城墙根本没起到任何防御作用，新阿姆斯特丹就投降了，英国人觉得这道城墙没有什么用，就给拆了；拆了之后，城墙根儿因为比较宽嘛，就成了一条街，得名“墙街”，墙在英文里叫WALL，中文音译就成了华尔街。
北美殖民地时代的美国，还是个标准的农业国家，北方小农经济占主导，南方就是奴隶制种植园，除了造船业和一点铁匠铺，也没啥像样的制造业，整个英国殖民时期也不许它的北美殖民地发展银行业和制造业，经济结构原始单一，这就决定了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100多年间华尔街也就是《清明上河图》水平的商业街。这种情况一直到美国独立后才有了改变。
为了应对长期战争造成的巨额战争债务压力，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89年出任财政部长后，顶住了托马斯·杰斐逊一帮所谓民主共和党人的压力，使出了整顿税制、统一联邦税，发行国债，发展中央银行管理国债、发展商业银行促进国债销售的银行系统这三板斧，全面刷新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也为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奠定了根基。
有了联邦税收，就创造了发行国债的基础；有了国债，就有了可以交易的有价证券，有了银行体系，而这些银行又都是第一批股份公司，才有了股票这么一说，债券和股票加在一起，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证券体系，进而才有了证券交易市场。所以称他为华尔街之父一点不为过。自此，直到南北战争，华尔街进入了野蛮生长的混沌年代。
正是在这个没有规则的混沌年代，华尔街从它的一众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野蛮生长为美国的金融中心。这首先要归功于一项南北战争前美国最大的基础设施：伊利运河的建设，以及由此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是的您没听错，不管有意无意，经济萧条也是一项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多次提到。
伊利运河西起伊利湖畔的水牛城，东到大西洋海岸的纽约哈德逊河河口，全长584公里，造价高达700万美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当年美国从俄国购买偌大个阿拉斯加也就花了720万美元。但是这条运河彻底打通了广大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东出大西洋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交换的任督二脉。从中西部运送货物到纽约港，时间节省了三分之二，运费节省了95%，结果是运河开建前纽约人口只有十万左右，到了1860年纽约人口达到了一百万；运河开建前，经由纽约港输入美国的货物只占全部美国进口的不到10%，到了186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62%；毫无疑问，纽约已经成为全美首屈一指的贸易和经济中心。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融资，海量的贸易扩张需要海量的信用扩张，发债、募股成为金融魔法师的咒语，全美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繁荣造成全美史无前例的资本市场大牛市，于是华尔街就不得不成为全美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为全美最大的资本市场，全美国，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投资人也都挥舞着各种票据进去了华尔街资本市场，试图从这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大牛市中分一杯羹。
当然在这波史无前例的大牛市行情中，投机者们也蠢蠢欲动，他们中出现了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事实上在利特尔之前，华尔街上充斥着掌握政府内幕消息、靠损害合伙人利益、坑蒙拐骗偷牟利的骗子和诈骗犯，而利特尔却以独立的股票经纪人面目出现，不依靠内部消息，而是根据独立分析去判断市场走势，进而进行相关市场操作，高抛低吸，买空卖空。事实上从利特尔之后，一般意义上的投机才成为华尔街市场行为的主流。
事实上，投机大大增加了市场流动性，提高了交易量，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产生最公正的价格。而且什么投机啊，投资啊，本来两者的界限就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非黑即白，正如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做越大，我成为一名投机者；而我现在被称为银行家。但我其实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
就在华尔街大牛市的1829年，秉持杰斐逊自由主义理念的安德鲁·杰克逊当上美国总统，这位仁兄的经济政策很简单：第一尽快还清国债，第二关闭央行。
为了还清国债，这哥们干了两件事：第一提高关税，第二大量下马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提高关税直接打击了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大量下马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开支极大削弱了国内经济竞争力，可这样一搞居然就在1834年彻底还清了国债，这可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开天辟地头一回，当然也是最后一回。问题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就是国债，信用货币制度的基石也是国债，突然这个基石就被抽走了，再加上央行被关闭，结果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坍塌，货币体系崩溃，一场大熊市从华尔街出发席卷全美。然而大熊市也把之前牛市中投资华尔街、大量购买美国企业股票债券的欧洲投资人血洗了一把，狠狠地剪了一次欧洲资本的羊毛，待到牛市再起的时候，这肉就都烂到华尔街自己这口锅里了嘛！
不管怎么样，在短时期内，这次骇人听闻的大崩盘、大熊市沉重打击了世人对于华尔街资本市场的信心，特别是被剪了羊毛的欧洲资本，更是视华尔街为毒药，避之唯恐不及。罗斯柴尔德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就曾经这样对跑来欧洲资本市场推销美国债券的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分钱都借不到。”都说在资本市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现在是华尔街的信用彻底破产，信心荡然无存，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把美国经济从深渊中拽出来的，是科技创新，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战争，还有最重要的是：黄金。是的没错，最终恢复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和美国资本市场信心的，正是黄金本尊。
首先是科技突破，铁路和电报发明出来了，这两样技术创新从物质基础上为资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去规划和配置资源创造了条件，而资本市场本身也为这两项技术大规模投入实用，彻底刷新实体经济的结构和面貌创造了可能性。建设铁路从来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仅靠个人或者个体资本根本没有能力去建设铁路，只有资本市场用债券和股票这两种金融工具集中全社会的资本去投资铁路建设，这事儿才行得通。
在那个时代，再没有比铁路建设更赚钱的项目了。于是，全美的资本都乌洋乌洋往铁路债券和铁路公司股票上涌，到了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所有上市交易的美国证券中有1/3是铁路公司债券和股票。反过来，美国铁路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也反哺着投资于它的美国资本，在这里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形成了完美的正反馈链条；到了1843年，在历经了五年的大熊市之后，美国经济和美国资本市场终于指跌回升。
也许比起铁路来，电报对于金融和华尔街的影响更加重大。金融控制和组织国民经济的根本路径是通过资本市场博弈出来的各项资产的价格信号来影响资本对于具体产业的投入，从而决定实体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为谁生产。那么在电报发明以前，传递这种价格信号的方式非常原始，几乎从古希腊大胜波斯帝国的温泉关战役以来没有本质上的进步，那就是全靠两条腿，往往人跑去黄花菜都凉了。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一直顽强存活着，好了，现在有电报了，价格信号实时传输，那么这些区域性的次级金融中心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全国的资本进一步向华尔街集中。
那么如此这般就恢复了欧洲投资人对于华尔街的信心了吗？有一点，但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谁知道你现在修铁路导致的经济繁荣不会像上一轮修运河一样再坑我们一把嘛，反正不管你咋热闹，我们就是不去。那个时候欧洲是世界金融中心啊，不能通过资本市场把欧洲的资本吸引过来，美国经济就很难真正复苏。这个时候从根本上提振投资人信心的，正是据说没有信心重要的黄金。
1846年美墨战争，到了1848年以美国完胜告终，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领土。就在同一年，刚刚移民到旧金山的美国人就在加州崇山峻岭的河流里发现了黄金。在1847年，美国的黄金年产量只有4.3万盎司，到了185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14.4万盎司。要知道那时正是金本位时代，黄金就是信用，就是货币，美国人现在有了黄金，就有了驱使原本不愿意去美国投资的欧洲投资人蜂拥华尔街的魔力。也就是说，在1850年代的美国，正是在金本位制度的支配下，美国资本通过开发加州金矿，部分掌握了遥控欧洲资本流向的霸权，当然这种霸权在彼时还是局部的、从属于英格兰银行的全球金融霸权，但是足以恢复全球投资人对于华尔街的信心了。然后，到了1857年，危机又来了。
这次把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拉出深渊的，是战争规模和烈度史无前例的美国南北战争。在战前，联邦政府每天的开支也就14万美元，到了战争高潮的1861年底，联邦政府的每日开支高达150万美元。是的，是每天150万美元。
然后问题就来了：要打仗，这银子从哪来？林肯政府有三个办法：加税，印钞，发国债。通过税收，林肯解决了21%的财政问题，又通过无节操印刷纸币制造通货膨胀的办法解决了13%的财政问题，剩下的所有财政问题都由资本市场包圆了。随着联邦政府的节节胜利，资本市场参与者的空前活跃，以及巨大的战争消耗对于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华尔街再度进入空前大牛市，到了战争结束的1865年，华尔街每天的证券交易量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伦敦金融城。从此华尔街进入了大佬话事的古典年代，而这个古典年代的首位主宰者，就是了不起的范德比尔特老爷爷。
范德比尔特生于1794年，出身贫寒之家，16岁便投身航运业，奋斗到1863年，在他整整70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全美首屈一指的航运大王，身家保守估计达到 200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航运大王范德比尔特决定进军华尔街，他的目标，是通过资本运作，也就是收购收购目标行业也龙头股的股权，来建立一个铁路帝国。此后直到1877年去世，范德比尔特成为前J.P.摩根时代华尔街的象征。
范德比尔特统治下的华尔街，在繁荣中波澜不惊，整体形势可控向好，直到1873年萧条爆发，金融海啸席卷了华尔街，无数显赫一时的银行、企业和经纪商消失在华尔街历史的故纸堆中，当这场海啸退去后，海滩上J.P.摩根这个庞然大物赫然耸立，一个属于J.P.摩根的全新时代来临了。
J.P.摩根大大对于金融本质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晚年时，一个国会委员会向他问询华尔街的工作时，委员会的法律顾问问他：“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是贷款者的金钱还是财产？” 摩根回答道：“不是，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律师追问：“道德比金钱和财产还重要吗？”摩根断然回答道：“比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金钱买不到品德……一个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这就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明确指出的，“信贷就是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所作的国民经济学判断。”关于马克思的这本书，咱家随后还有读书笔记直出，在那里对于金融的本质会有更深入地探讨，这里按下不表。
1862年，年仅25岁的J.P.摩根就在华尔街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创业，此后在1873年的大熊市中逆势上扬，等到1879年，在上一代大佬范德比尔特去世两年后，J.P.摩根由于成功地代理范德比尔特家族在伦敦金融城以高价售出15万股纽约中央铁路股票而一战封神，获得了“具有非凡竞争力的银行家”的称誉。随后，他又在自己的游轮“海盗号”上调停美国铁路业两大巨头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商业战争获得成功，这份“海盗协议”使得摩根在商界和华尔街声名鹊起，生意滚滚而来。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他的公司实际上成了美国的铁道部，用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规划、重组、管理着全美国的铁路系统。
以资本市场管理铁路系统，不过是J.P.摩根庞大事业的一个环节，重要，但却并不关键；J.P.摩根真正的贡献，是赋予华尔街以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诚信。在摩根以前，华尔街在世人眼中就是个充斥这骗子和恶棍的赌场，真真是一入墙街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而正是摩根和他的伙伴们，为华尔街赢得了尊重。这大约是摩根真正厉害的地方，不管怎样，其他大亨都是从华尔街索取利益，而摩根却反哺华尔街，给它注入灵魂。
在摩根时代的华尔街，道琼斯指数被发明出来；公认的严格会计准则现在也被强制推行，注册会计师首次出现并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而最戏剧性的事情，则是摩根几乎以一己之力，一战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从货币制度濒于崩溃、金融危机似乎在劫难逃的深渊中拉了出来。是的，这一次摩根自己事实上成了美国的中央银行，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和国家信用的定海神针。
原来自南北战争后，美国就逐渐回归了金本位，废除了林肯绿币，这就造成通货紧缩，在广大中西部农场主、小业主和银矿利益集团的抗议下，国会又批准自由铸造银币投入流通，并规定了白银兑黄金16：1的固定汇率；结果就是白银供给暴涨，白银换黄金的市场价格迅速跌至20：1，然而官方的汇率却维持在16：1，这么明显的套利机会市场不去操作那就见了鬼了。于是黄金开始大量外流，眼看着国库里的金子就变戏法一样没了，为了维持法定黄金储备，政府甚至还在华尔街发行了一次1亿美元国债去购金，结果迅速地又流失了，到了1895年初，眼看国家就要破产，克利夫兰总体不得不召来华尔街的灵魂J.P.摩根商议对策；从克利夫兰总统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后面，低声询问摩根：“您有什么建议？”的这一刻起，就标志着华尔街已经崛起为了一个世界强权，即使强如美利坚合众国者，也要向华尔街伸出求援之手。
然后摩根就搞定了这件事。摩根在华尔街，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城，同时承销美国国债以购买黄金，国债很快就销售一空；随后摩根又才去套利、从伦敦拆解英镑然后将其拿到华尔街抛售来支持美元等措施，到了1895年6月份，美国的黄金储备牢牢守住了1.075亿美元，这场险些导致美国国家破产的金融危机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
在上个世纪之交，在J.P.摩根公司这个美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明智而坚定的领导下，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家，资本市场上的证券交易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所需的资金。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J.P.摩根自己组建的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仅以后者而论，其成立时资本额高达14亿美元，而当时全美工业总资本额也不过90亿美元，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华尔街上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课堂上老师问学生，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一个小男孩回答，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这个世界，但在1901年，这个世界又被摩根先生重组了一回。
这个时候华尔街与白宫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就在摩根重组世界的同一年，秉持进步主义理念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走马上任了。出于对金融资本控制工业，进而形成垄断资本，尾大不掉，威胁自由市场经济和宪政政体，老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力主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政府强势切入国民经济，将控制华尔街的寡头们，从J.P.摩根到洛克菲勒，一一拆分，J.P.摩根旗下的北方证券公司干脆被政府强制关门大吉，一时间烽火四起，狼烟遍地。
在这个大背景下，华尔街上发生了一场颇为蹊跷的铜矿业股票投机案，引爆了一场几乎将美国经济拖入深渊的金融恐慌。但是自从1837年杰克逊总统关闭了第二合众国银行起，美国就没有中央银行，就无法发行政府信用货币来向经济体注入流动性，可以说是束手无措。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又把J.P.摩根召入白宫面圣，降旨疏困。
这下正中摩根下怀，摩根只是在晚上召集了全华尔街的大佬来自己私人图书馆开了个会，老摩根自己甚至都没参会，躲在隔壁房间抽烟喝酒烫头，等那边厢开会计议的银行家们拿出来了个章程后，老爷子叼着雪茄看了几眼，觉得靠谱，大笔一挥就圈阅了。于是一夜之间市场上就增加了充足的流动性，一场金融危机又消弭于无形。
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把中央银行创造信用这种国之重器交到一个人的手里，完全不受人民的监督，不在强制性公共利益的框架之内，这种事情太可怕了。这促使美国政府最终下决心建立中央银行。到了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终于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运作至今的美联储体制，同年年底，J.P.摩根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新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将以不间断的战争和大萧条而铭刻于史册，这个时代就是动荡不安的危机时代。
这个新时代自然是跟随着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到来的。就在美联储成立的第二年，1914年7、8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幕徐徐拉开。早在1862年纽约至伦敦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两个金融中心就以债务债权关系为纽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是，英美两国就要不可阻挡地成为盟国。战时华尔街成了英法协约国的钱袋子，协约国的战争国债不停地在华尔街发行销售，资金源源不断流向大战中的英法一方，其中大量资金又用于在美国就地采购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刺激了美国工农业的茁壮成长，这就为美国和华尔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
这时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成为英国皇家海军事实上的兵工厂，英国海军建造军舰都要从伯利恒钢铁公司订购钢材。有趣的是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那么既然在海上正面交锋打不过英国海军，就在资本市场上击沉英国舰队吧。于是，德国人别出心裁地计划在华尔街注资收购伯利恒钢铁公司，并向伯利恒钢铁公司董事会提出了一份几乎是无法拒绝的报价。当然，这份报价立刻就被伯利恒钢铁公司拒绝了。这次，商业逻辑失效了，华尔街也是讲政治的，当然，生意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政治，反之亦然。
不管怎么说，大战对于华尔街崛起成为世界强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895年，还只是美国需要从华尔街借钱来度过难关，到了1916年，几乎是全世界都需要从华尔街借钱才能度过难关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一贯靠进口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美国，一下子从债务国变成了头号债权国，华尔街也顺理成章取代伦敦金融城，成为新的世界头号金融中心，就像太阳系里行星要围绕太阳转一样，包括伦敦在内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从此成为围绕华尔街这个太阳旋转的行星。
这一阶段华尔街的主要特征，是美联储当家人本杰明·斯特朗主导的极低利率政策。本杰明执行这项政策，本意是要通过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帮助欧洲经济的复兴，然而这项政策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就是极低利率条件下，资本市场肆无忌惮的投机狂潮，而这种投机狂潮，终将透支美国经济的未来成长。无可避免地，大萧条像最后审判日一样降临到了华尔街。
大萧条对于华尔街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呢？简单来说，在危机爆发前的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是381.17点，到了1932年6月8日，下降到41.22点，降幅为89%，90%的银行破产倒闭，还苟延残喘的银行都紧捂着自己的钱袋子死活不敢放贷，美联储这时倒是执行起高利率的货币紧缩政策来，导致市场上流动行接近枯竭。这时的华尔街仿佛一列驶入漫长隧道的火车，见不到尽头也看不见光。
风雨飘摇中的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了。小罗斯福总统一上台就连发三个大招，招招治病，重塑了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联邦证券法》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披露特定信息；此外还规定任何所谓“操纵市场”行为为非法，并赋予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判断何种行为才构成“操纵市场”罪的自由裁量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则要求美国政府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以避免公众挤兑的情形再次发生；同时这项法案也要求所有的银行必须选择到底是从事存贷款业务，还是证券承销业务，而不能两者兼而有之，也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分业而不是混业经营，现有的混业经营的银行必须根据法案进行拆分。正是这两个法案使得华尔街浴火重生，长成了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模样。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亲自出马担任第一任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坚定而果断地执行《联邦证券法》的各项要求，严格执法，严格监管，从严从重治理华尔街的种种乱象，；纽约证交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本人被双规下马，杀鸡儆猴的效果就是震慑所有的华尔街投机客，这次是动真格的。这一切都有助于在公众和全球投资人心目中重新对于华尔街的信心，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当然，真正把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拖出大萧条深渊的，还是战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受到战争需求的拉动，美国企业的盈利从1939年的64亿美元上涨到1942年的209亿美元。而在战争期间被严重压抑的民用需求，如住房、汽车、家电等，即将催生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
由此，华尔街将进入第五个历史阶段，也就是法制有序的现代华尔街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两个人对华尔街的未来影响深远，一位是美林公司创办人查尔斯·美里尔，另一位是所有后世股票投资者都耳熟能详的本杰明·格雷厄姆。
美里尔的贡献在于将连锁店的运营模式引入证券经纪业务。就像商业银行建设分行网点那样，美里尔的美林公司把经纪人办公室开到了大街小巷，触角遍及全美甚至全球，把股票推销到了千家万户，美国的广大中产阶级家庭第一次可以进入股票市场。美里尔本人有次在回应对于他的新模式的批评意见时，这样说道：“华尔街是什么呢？华尔街是旧金山的蒙哥马利大街。是丹佛的第17大街，是亚特兰大的玛利埃塔大街，是波士顿的联邦大姐，是德克萨斯州维科撑的主街。它和任何一条街没有什么两样，在这里，节俭的人们把他们的钱拿出去投资，买卖证券。”
本杰明·格雷厄姆则革命性地将基本面分析和价值投资的理念引入华尔街，刷新了华尔街的基本游戏规则。在格雷厄姆以前，华尔街没有股票定价的标准，人们只知道坐庄和投机，格雷厄姆则通过自己的市场成功证明基本面分析的重要性，使得“投资”这个概念最终在华尔街出现并逐步取代“投机”而成为主流。他同时开创了现代证券分析业，首次提出公司运营资本和现金流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股票分析师们分析上市公司价值的基本工具。他的《证券分析》一书也成了所有资本市场玩家的圣经。沃伦·巴菲特说了，“读懂格雷厄姆的书的人，全部发了财。”
也是在战后年代，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华尔街迎来新一轮牛市的大潮中，包括一大批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在证券市场出现，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1950年时，共同基金的规模还只有25亿美元，到了1960年，其资产规模就达到了170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猛增。一切都如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旭日东升。
在1960年代初期，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对于资本金的更高要求，也打破了华尔街证券公司不向公众出售自身股份的百年惯例。为了增加资本金以迎接华尔街的新时代，一些华尔街证券公司开始放弃合伙人制，改制成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在华尔街上市融资。这次美林证券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1971年，美林证券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交易所会员公司。
随后越战的动荡年代给华尔街平添科不少不确定性。尼克松政府为了对冲前任约翰逊政府同时扩大越南战争和社会福利计划，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局面，采取了了高利率紧缩银根的政策，这就极大打击了资本市场的交易量，股价随之下跌，很多华尔街经纪公司陷入灭顶之灾，129家经纪公司倒闭，到1974年，华尔街证券从业人员比起1969年的10.52万人下降了28%，只剩下7.5万人。为了降低大经纪公司倒闭引发恐慌的可能性，美国国会仿照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整整这个十年的华尔街资本市场可谓是步步惊心，步履维艰。为了规避市场风险，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接受了商业银行提供的华尔街投资替代品——大额定期存款，这种定期存款，在70年代的高利率环境中，为投资者带来的利息收入远远大于大部分股票和债券的收益，而且没有本金损失风险，于是可想而知，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人的净值也开始大幅缩水。
与此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纳斯达克系统于1971年2月5日开始投入运营，很快交易量就超过了除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外的所有地区性证券交易所交易量的总和。到了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证券法修正案》，它下令建立全美市场体系，将美国各个证券交易所和第三市场、场外市场都连接了起来。
那么在1975年《证券法修正案》下令建立全美市场体系后，纽交所和它的竞争者们就开始筹建跨市场交易系统“ITS”，并于1978年正式投入运营。这个系统将纽约证交所之外的9大市场包括纳斯达克连接在一起，使投资人可以获得所有纽交所挂牌证券的交易信息，而不管这些交易发生在哪个市场。
最好的价格出自最大的市场，这是一条金融的“万有引力定律”。随着上述系统的建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事实上只剩下俩个证券交易市场：一个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要交易挂牌证券，它们市值巨大，并被广泛持有，是所谓“主板”；另一个是纳斯达克，主要交易那些市值较小，未在交易所挂牌的股票。今天，纳斯达克的交易量经常超过“主板”，但是，大部分纽交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值仍然高于纳斯达克。
事实上，到1982年，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了1000点大关，此后它就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在1987年的股市危机期间，联邦政府坚决介入，这与1792年时汉密尔顿的做法一脉相承。而在这两者之间漫长的195年间，面对每一次金融危机，杰斐逊主义放任自流的思潮一直占据上风。主导此次挽救市场危机行动的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格林斯潘，他所做的正如死于大萧条前一年的美联储老主席斯特朗所说的那样：“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钱充斥市场。”格林斯潘正是这么干的，而市场恐慌也果然很快结束了。
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截止到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初涨了400%，较1980年初涨了1300%。此时，纽交所每天的交易量比20世纪上半叶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互联网的出现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股的兴起、在线交易的出现是华尔街所能感觉到的最直观的变化，但是，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对已经在加速进行之中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会产生呢个怎样的影响，对未来跨国界金融市场的联合监管会提出怎样的挑战，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到了眼下的时代，华尔街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回过头去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金融的思维是交易，而交易的目的是控制，控制风险，控制财富的时空分配，控制生产关系，控制价值本身，金融的本质，就是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力，而是一种等价交易出来的、自由博弈出来的、时刻处于一种脆弱的动态平衡状态的相对权力，但恰恰是这种貌似脆弱的相对权力构成了一种主宰一切世俗和精神强权的至高强权。锤炼出这种至高强权的，乃是永不停歇、反复发生的战争、萧条、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这就是《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核心思想。
马克思生于1818年，到他写出这部手稿的时候年仅26岁，也就刚读完博士学位没两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法学博士，老本行是研究法哲学问题，这个时候就和法哲学领域的老祖宗黑格尔较起劲来了，较什么劲呢？原来黑格尔认为，是政治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游戏规则；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恰恰是在自然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游戏规则中生长出了政治国家，还专门写了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说这个事。
批判完黑格尔，马克思又往深处琢磨了一下，假设确实是市民社会养出了政治国家这么个庞然大物来，那么这个市民社会又是打哪儿来的呢？马克思觉得，说到底，首先人总要有口饭吃才能活下来，只有先活下来才谈得到法律、艺术、哲学等等这些高大上，所以这个市民社会只能从经济活动中来。
想到这一层，青年马克思也不搞什么法哲学了，一头扎到政治经济学的故纸堆中，开始系统地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萨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对政治法律的批判深入到对经济的批判。这期间，马克思做了大量读书笔记，集中体现了这时期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直到1932年，这些零散的笔记由卢卡奇重新整理、编辑、出版，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手稿》由一个序言和三个手稿组成，每个手稿中又包括几个片断。第一手稿包括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四个片断；第二手稿包括私有财产的关系一个片断；第三手稿包括政治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五个片断。
既然是读书笔记，那么在读这部手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区分，哪些话是马克思摘抄的斯密、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哪些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本意至关重要。
要知道，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就是劳动的积累，资本和劳动的发展就产生了社会分工，所谓“看不见的手”调节分工和交换，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最后，市场经济一抓就灵，自然导致社会进步、民富国强。马克思在这部手稿里的一切论述就是在继承和批判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说斯密伟大，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了不起的创见，劳动是一切经济分析的起点和基石，但是斯密的局限性在于，他不晓得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这种劳动不是一般劳动，而是异化劳动。整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工资、资本利润、地租、货币、私有财产关系等等核心问题的分析，都是围绕“异化劳动”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
那么什么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嘛，总要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求而制造出来某个对应于这种需求的产品，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叫做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说，您要劳动总得有个劳动对象吧，总得折腾个东西出来才叫劳动吧。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劳动折腾出来的这个东西，往往和劳动者本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者费劲折腾出来的东西，往往并不属于劳动者，更有甚者，为了折腾出更多的东西，劳动者必须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而且，劳动者越是费劲折腾，折腾出来的东西越多，劳动者自己得到的东西就越少，由此，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成了一种敌对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劳动。
这劳动好好的，咋就成了劳动者的敌对力量了呢？这是因为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所有，甚至劳动本身都不属于劳动者所有。那么为什么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不归劳动者所有呢？因为是有人花钱雇佣劳动者去从事劳动活动的，也就是说有人花钱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那么自然，劳动者的劳动就是属于雇主的，劳动产品也就顺理成章是属于雇主的。这里，劳动的雇主就是资本家，资本家花钱从劳动者那里购买或者说租用劳动，而劳动者通过出售或者出租自己的劳动获得利息，这个劳动的利息就是工资。这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剖析工资开始的。
《手稿》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第一手稿”即以“工资”开篇，这里马克思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工资作为劳动的利息，这个利息的数量是由哪些条件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答案是，“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也就是说，工资的多少，是劳资双方动态博弈所形成的均衡结果，而这种结果，必定是资本家取胜，因为“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生产资料分成土地、资本和劳动三大类，三者互相协作，促进生产分工和交换，并且根据各自的贡献分享经济果实；而在马克思看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劳动者除了劳动所得，一无地租，二无资本利息，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劳动者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劳动者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正是这种分离，使得劳动者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他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失去自己的生存。
此外，亚当·斯密还研究了社会衰落、繁荣、繁荣达到顶点这三种状况下的工资变化，认为在社会衰落时，工人会失业沦为乞丐和罪犯；在社会繁荣达到顶点时，工资和资本利息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工资缩减到仅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只有在社会繁荣、财富持续增长时，由于资本之间竞争加剧，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因而工资会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状况会继续改善。马克思则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基本赞同斯密对于社会衰落和繁荣达到顶点时的工资变动趋势所做的判断，认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劳动者遭受的痛苦最深重，因为资本家只是担心是否盈利的问题，而劳动者担心的却是是否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在社会繁荣达到顶点的状态下，对劳动者说也只是是持续不变的贫困；接着马克思重点分析了在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中工资的变动趋势，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斯密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社会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其实就是资本及其收入持续增长的状态，而造成这种增长的原始条件有三：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资本积累扩大劳动分工，分工扩大又反过来扩大资本积累；三是资本间竞争加剧。而在斯密经济学的框架下，资本就是累积的劳动，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可以认为资本就是累积的异化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越是积累，劳动越是积累，劳动者的敌对力量就越强大，对于劳动者的剥夺和压迫就越深重。而分工的扩大，使得劳动者更加依赖于异化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因为除了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分工，劳动者一无所有，甚至不具备跨越这种分工的劳动技能，因而一旦脱离这种分工，就生存不下去。最后，资本之间竞争加剧，大资本不断兼并中小资本，结果是资本家的人数减少，劳动者的人数增加，那么劳动供给增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加深，劳动的利息，也就是工资的数量就会减少。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即在社会财富正在增长的状态中，劳动者的结局也必然是：要么过劳死，要么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沦为异化劳动的奴隶，沦为工资奴隶。
然后马克思开始讨论资本的利润问题。首先，什么是资本？在斯密看来，资本就是“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积累的劳动”都是资本呢？斯密认为不是的，只有当“积累的劳动”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马克思觉得斯密说的好有道理，但还是没说透，因为资本不是一般劳动的积累，而是异化劳动的积累，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并没有揭露资本的本质。那么这个所谓异化劳动的积累，本质上就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不是因为其它任何世俗的或者神圣的权势，而只是由于他拥有资本，资本又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形式上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劳动积累，而在实质上是一种内嵌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权力关系；资本既是物，又是社会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本的利润如何确定？在斯密看来，毫无疑问，“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那么什么是“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呢？说白了就是资本家花了多少钱来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预付了多少资本，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在利润和预付资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一旦确定，资本家付出多少资本，就按这个比例获得多少利润。
那么，利润和预付资本的比例，也就是利润率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要知道，花了多少钱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是明账，是定数，是比较容易统计出来的，但问题是利润怎么算？资本家要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掉才能实现利润，而市场交易过程中蕴含的变数就太大了，这里利润成了经济学中薛定谔的猫，基本测不准，怎么办？斯密别出心裁地认为，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大略地了解利润的数额。这里的逻辑是，抽象的资本表现为具体的货币，资本家预付资本也就是预付了一定量的货币，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就大致对应于货币的利息率，斯密的原话是“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末付出的利息也少……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
接着，由此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越繁荣，货币的利息率就越低，相应地，资本的利润率也就越低。这是个看起来很吊诡的现象，地租和工资都是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的，偏偏资本的利润不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的一般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资本家群体作为一个阶级，它的利益与全社会的一般利益往往是敌对的。斯密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毫无疑问地，马克思无比赞同斯密的这一观点，在《手稿》的这个部分，马克思几乎是全文引述了斯密的原话。
好了，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来都是同社会利益相敌对的，那么在斯密经济学的框架底下，要如何限制资本伤害社会、甚至促使资本造福社会呢？马克思认为，只有竞争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同资本间竞争的自然演进的终点，却是无限趋向于资本集中和垄断。只有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而分散在不同人手中的资本量不可能是正好平均的，总是有多有少有大有小的，那么在给定资本利润率的条件下，大资本总是获利更多，也就是说在竞争中大资本的积累速度和规模总是比小资本更快更大，结果就是资本日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手中，从而，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垄断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多么讽刺，资本的自然使命是资本集中和垄断，而这种自然使命的完成又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是异化劳动的积累，又是支配劳动的社会权力关系，资本积累和支配劳动的目的是追逐利润，追逐利润带来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集中和垄断，从而，资本家阶级自身就成为一种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敌对的力量。
接着，马克思开始循着斯密的路径继续分析地租。这里他关心的问题是，地租的数量是如何决定的？斯密的回答是，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 听起来好有道理，但是马克思依然觉得这个回答破绽百出，土地所有者获得多少地租是个社会经济现象，那么肥力和位置这些土地的自然属性真的能决定地租这个社会经济现象吗？当然不能，打开一个社会经济问题的钥匙一定是社会关系内部的因素，那么决定地租数量的社会因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是斗争，地租的数量是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出来的。而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又都想联合起来压低农场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地租和利润，所以，地租就是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之间的斗争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土地所有者不但与资本家和劳动者为敌，而且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因而也就与一般社会的普遍利益为敌的。一方面社会繁荣发展，将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土地所有者从中分到的份额也就随之增大，从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一般社会的普遍利益是紧密联系的；而另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又挤占了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份额，这就促使资本竞争更加残酷，也强化了劳动者贫困化的总趋势；特别是对于劳动者来说，本来工资就不多，房租和食品价格还不断地涨，捉襟见肘，这日子要怎么过。
不仅如此，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地租下降和土地兼并。大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收益恒定大于小土地所有者，这就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有能力降低地租来吸引更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它甚至可以把地租降到最低限度来获取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最大化，这就产生了三个后果：第一，大土地决定其它土地的地租；第二，大土地的竞争力总是大于小土地，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第三，大土地总是在竞争中击败小土地，并且实现对后者的兼并。
在这里，斯密又把货币因素引入对于地租问题的考察。如果货币利息高于土地价格，就没有人愿意为土地花钱，那么地租就要下降；相反，如果地租抵补货币利息而有余，人们自然舍得在土地上花钱；从而，地租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货币利息率：利率高，地租就高，土地价格就低；利率低，地租就低，土地价格就高。
从斯密提出的地租与货币利息间之的关系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推论道，既然普遍市场利率必然呈现下降趋势，而地租的走势又与利率走势成正比，那么地租也就必然越来越降低。这意味着，土地价格越来越高，而地租越来越低，以至最后只有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那么大地产集中到谁手里呢？地产集中是通过地产买卖实现的，由此地产转化为商品，土地所有者也就转变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土地最后会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至在社会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总之，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们，考察经济问题，要把劳动、资本、土地相互分离，把工资、资本利润、地租互相分离，并把分工、竞争等概念当作前提。从而，劳动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劳动者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集中和垄断；最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进而，所有这些分离之间，分工交换和竞争之间，垄断和竞争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这异化劳动和货币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引入异化劳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过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核心问题后，马克思开始探讨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并由此进入第二手稿。
什么是私有财产呢？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私有财产就是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这三大社会阶级所拥有的财产，这些财产来源于这三大阶级各自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那么私有财产就变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由此，私有财产的关系，在人的条件下，就表现为阶级关系；在物的条件下，就表现为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货币的条件下，就表现为生产要素分别产生的利息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一种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进而，根据第一手稿中对于地租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转化为商品，通过土地交易，土地所有者转变为资本家，最终土地成为一种特殊形式存在的资本，从而劳动、资本、土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高度简化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异化劳动出发着手分析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的。首先，因为异化劳动的存在，劳动者就与其自身所拥有的唯一的生产要素，也就是劳动本身相分离了，分离出来的劳动去哪里了呢？去了资本家那里，成为资本家拥有的资本。于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就表现为两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个是劳动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另一个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统一。劳动与异化劳动统一于劳动者体内，而又对立于劳动的成果归属于资本家，这种对立表现为货币形态就是工资与资本利润之间的对立；劳动与资本统一于异化劳动之中，对立于劳动与资本的互相排斥，双方互为异己力量，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到达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以上就是第二手稿的主要内容，在分析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后，马克思开始讨论私有财产的本质，于是全书进入第三手稿的部分。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劳动。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是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产品，构成私有财产的本质。但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人把劳动产品，而不是劳动本身当作私有财产。比如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就把贵金属当作财富的本质，将经济学庸俗化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积累贵金属储备的简单数学游戏，马克思把这种主张称之为“拜物教”，因为这种观点把外在的商品或者货币当作财富本身，不晓得真正的财富乃是内在于人的劳动中，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本质正是人本身。然而这里的人却被异化劳动变成这种“拜物教”的奴隶，不但是劳动者，某种意义上，资本家也是这种拜物教的奴隶。那么怎样把人从私有财产的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呢？怎样才能使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呢？马克思认为，别无他途，只有共产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的架构底下，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指人真正支配自己劳动的状态，这种劳动者对于自己劳动的支配，不是指劳动者对于私有财产的集体占有，因为这不过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关系来代替个别的私有财产关系而已，比如所谓“共产共妻”之类庸俗的带引号的“共产主义”，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由于要用普遍的私人财产占有关系取代个体的私人财产占有关系，所以必然到处否定人的个性，这种泯灭个性的所谓“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私有财产占有关系的彻底表现而已，因为私有财产就是要否定大写的人的主体地位。用庸俗的带引号的共产主义去泯灭人的个性，用普遍的国家机器的私有制去取代个体资本家的私有制，这恐怕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显然要实现劳动者自由自主支配自己劳动的状态，归根到底，就是要消灭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者与自身劳动的和解。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也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对人的本质、也就是劳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我本真、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是一种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现象与本质、外在与内在、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在论述完共产主义的问题后，马克思又转向分析人的需要、生产、分工和货币问题上。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异化劳动还存在，那么人的需求就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正是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成为生产名义上的目的和动力。人们劳动，制造出劳动产品，目的是用这种产品去满足那种人为的需要，从而获得满足利己需要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也就是说，那学为了满足人为需要的劳动产品，其实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因此，随着劳动产品的数量的增长，这种支配他人的奴役权力也在扩展。换言之，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的需求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这些人为需求，分工是为了制造出更多的需要，并提高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效率，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交换实现的，交换的中介就是货币。
因为人的需求是制造出来的，那么随着生产发展、分工扩大，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就越来越多，相对而言，人就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劳动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就越来越需要货币，因此，对劳动产品的需求就等价于对货币的需要，按马克思的意见，人对于货币的需要乃是政治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
那么就货币而言，显然这里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高度积累，生产、分工和交换高度发达，商品关系充分发展的社会中，货币已经跳出来一般的有形实物的范畴，因而也就摆脱了具体劳动形式的束缚，成为高度自由的资本的完成形态，成为异化劳动的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交换媒介，而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
既然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劳动产品的特性，并以这种特性在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劳动产品之间牵线搭桥、充当交换媒介，所以就被当成万能之物。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货币重新定义了人本身。在没有货币之前，人就只是拥有生而为人的自然属性而已，而一旦有了货币武装，那么货币独一无二的购买一切、占有一切的特性和能力就成了货币持有人的特性和能力；货币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货币所能购买的一切，就构成了货币持有者本身。有诗为证，歌德在《浮士德》中讲到：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驭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真好像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一句话，货币的力量多大，人的力量就多大。货币把人的愿望从观念、从想象转化成现实的存在。只有货币支持的需求，才是真实有效的需求，才会对生产、分工和交换，也就是劳动本身产生实质的影响力。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分工与需求之间，劳动与资本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才成为异化劳动和货币制度之间的关系。
不管怎么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济学部分在讲完货币问题后就戛然而止了。经过这场头脑风暴，回过头去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成为劳动者的敌对力量，成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积累就成为资本，资本之间的竞争又形成资本集中和垄断，从而全社会分裂成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大敌对阵营，两者对立统一在异化劳动中，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私有财产关系，在私有财产关系中，需求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奴役力量，生产是为了满足这种人造的奴隶需求，分工是为了扩大这种奴役关系，并且使之更加有效率；交换则使得这种奴役关系得到实现和完成，交换的中介就是货币，货币法则和异化劳动一起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书的核心批判对象，货币法则与异化劳动共舞形成了资本奴役和统治的黑客帝国；要把人从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就只有迈向共产主义；而这里的共产主义，不是劳动者集体占有私有财产的庸俗共产主义，而是实现人对于自身劳动充分占有权利的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通过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核心思想。
劳动共同体一起劳动，劳动完大家平分产品回家。这种采集狩猎式劳动组织方式其实就是最共产主义的。
问题就是现代市场下，劳动产品都是通过交换，变成货币，再交换成各人所需的产品。显然现代交易系统下， 一百，一千，到几百万人的劳动产品，一个人都能完成交换。这个人的劳动是不是能抵几个百万人摆地摊的劳动。他的劳动时间是不是能交换几个百万人摆地摊的劳动时间。马云控制十亿的资产不过是几亿人使用他的交换平台节省下的劳动积累， 他其实也是劳动光荣的无产阶级。 不过这事现在是AI干的了，AI最革命，最无私，也最无产。共产主义必然由ＡＩ实现？！！
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官的时候，虽然德军仍然在东线与苏军打的难解难分，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法西斯轴心国败亡已经就在眼前了，最要紧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在战场上消灭法西斯，而是胜利之后怎么办，世界将以何种方式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维护自由与和平。就在这一年，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商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在这一年，两本试图向世人解释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展望和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著作悄然问世，这两本书虽然互别苗头，但却同样影响深远，那就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兰尼的《大转型》。
把哈耶克与波兰尼放在一起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两位大家都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统治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最古老、最正统、最有影响力的皇族，垄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逾千年，龙庭便在维也纳，最是文化昌盛、精华荟萃；后来哈布斯堡这个风雨飘摇的千年帝国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解体，甩出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中东欧、南欧小国家，然而国破山河在、文脉不绝如缕，就在这帝国碎片中的最后一点元气培养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思想大家，灿若星河，照耀着人类前行的征途，其中两颗耀眼的明星便是哈耶克与波兰尼。
波兰尼是匈牙利犹太人，生于1886年，是老大哥；哈耶克是奥地利日耳曼人，生于1899年，是小老弟；两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入伍为帝国打过仗，帝国解体后都辗转加入英国国籍在伦敦治学，在二战后又都赴美国继续学术生涯，但是两人的思想倾向、学术主张却是大相径庭。
先说哈耶克。哈耶克此公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在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后声名鹊起，一举奠定了在正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主将位置，面对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和主张大政府、国家调控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横扫天下的局面，于1947年召集各路自由主义精英聚会于瑞士度假胜地朝圣山商讨对策，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价值，与会者包括卡尔·波普尔、沃尔特·李普曼、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亨利·西蒙，以及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储和英格兰银行的约翰·克拉彭爵士等等，这些人当中，哈布斯堡王朝和英格兰银行就不说了，卡尔·波普尔的得意门生是金融大鳄索罗斯，亨利·西蒙是后来美国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导师，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当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以后有机会再会单独为讲一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沃尔特·李普曼是后世美国新闻舆论界报道口径和政治正确原则的总设计师，哈耶克和米塞斯则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将奥地利学派推向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个学派的主张千千万，归根到底一句话：市场经济一抓就灵，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交换是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是唯一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金光大道，任何给市场经济找别扭的经济发展道路，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是人为扭曲客观经济规律，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那么这个朝圣山学社都干了哪些事呢？不多，两件，第一宗是在西方社会内部造了凯恩斯主义的反，从里根——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大搞新自由主义革命，私有化，怼工会，砍福利，砍公共开支，减税，放开资本市场管制，用央行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来取代国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第二宗是以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为武器，彻底打垮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使西方打赢了冷战，从此历史终结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一统天下。
说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正是朝圣山学社用奥地利学派的理念打造出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基本样貌，构成今日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左右着我们的悲欢离合。举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和运行原则，无一不是按照朝圣山学社-奥地利学派的路子建构的，不这样做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被当作异端，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丧失了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正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这个叫做卡尔·波兰尼的男人站出来，直面近乎垄断真理解释权的朝圣山学社、奥地利学派，大声说，不，先生们，你们错了。
原来哈耶克这些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立论的基石是所谓人类互通有无的交换本能，他们认为人的天性就是交换，人总是倾向用自己所拥有、暂时又不需要的物品去交换自己急需、而又掌握在别人手里的物品，比如一个猎人用自己打的兔子去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农民用自己手里的粮食去交换牧人手里的牛马，诸如此类，这样自然形成交易市场，然后在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下，自然扩大分工和生产，增进社会和个人的福利。但是，市场交换真的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兰尼研究了大量人类早期社会的经济史资料，横竖看了半天，最后放下稿子，仰天长叹，幸亏老夫读书多，招子亮，脑子长在自己脑袋里，不然倒着了哈耶克这小老弟的道儿。原来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自古就不以市场交换为宗旨，而是互惠、集中再分配和家庭经济的三位一体。
互惠就是礼尚往来，个人之间、家庭之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物，这种礼尚往来并不追求礼物之间的经济价值相当，并不是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而是礼轻情意重，加强彼此的情义。最典型的是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朝廷给予进贡藩属国的回礼往往在经济价值上都远大于藩属国的贡品，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去看，完全就是不理性的冤大头行为，但是中原朝廷追求的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礼，周礼的礼，礼记的礼，就是规矩，就是秩序。礼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比起那点账房先生的经济算计，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代价简直就是无法承受之重，守礼，也就是维护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是重中之重。
还有一条是再分配。再分配就是将一个社会的经济产出上交给一个讲公道的中央机构，集中起来，再由这个中央机构统筹规划，按需分配给社会成员。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猎人打到猎物并不是拿去找农民换粮食，而是上交给部落领袖，有时候是酋长，有时候是长老，有时候是祭祀，不管怎么样都是上交到一个大家都信得过的领袖那里，领袖再根据部落里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天公地道，按需分配。这种再分配的方式很久以来都是人类生活的主流经济方式，一直到近代都还看得到。比如白鹿原里，族长白嘉轩会把族里乡亲们打的粮食都集中保存起来，等到灾年的时候再拿出来分给乡亲们救命，再比如中国古代朝廷平时征收皇粮国税，遇到灾荒年就要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或者兴修水利工程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再分配经济模式。
还有就是家庭经济。家庭经济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也就是两亩地，一头牛，男耕田来女织布，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家庭经济在我们的中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有个名字，叫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那么这个小农经济是不是中国特色呢？恐怕不是的，在全部人类的封建时代，都是最基础、最底色的经济生活方式。在这个基础经济模式之上，可以集中分配一下剩余产品，可以互相赠送点礼物增进感情，差不多这就是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基本生活方式。
那么在这个互惠、再分配和家庭经济的三位一体当中，是不是就没有市场交易的一席之地呢？也不是的，事实上市场经济是这种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比如有一点地方贸易集市，大家把各自的生产剩余产品拿出来互通有无，我用我家里养的鸡下的蛋换点你家里那口子纳的鞋底或者养的猪崽，也就这点事，这种地区性贸易集市在中国农村地区和县域经济中一直存在到上个世纪8、90年代，老百姓管这个叫赶集，中国老百姓赶集赶了几千年。
除了赶集这种地区性贸易集市，再有就是远距离的国际贸易。比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比如宋辽、宋金、明朝与蒙古之间的边贸互市，比如封建时代西欧的特许贸易城镇，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诸商业贸易城邦，一直到清代广州十三行，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顽强生存在着这一系列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地理条件、自然禀赋的天然差别和科学技术发展不均衡，欧洲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远东的香料，印度的棉花，美洲的黄金；中国人需要欧洲、北美的皮草、拉美的白银、草原民族的牛马绵羊等等等等，于是互通有无的远距离国际贸易市场便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必要。而不管是地区性贸易集市，还是国际贸易市场，这些市场的运行规则都不是竞争，而是互补。
此外，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国际贸易集市的方针，都是一边保护、鼓励，一边严格限制，绝不准许市场交换的经济原则侵入周围的农业自然经济。中国朝廷是重农抑商，西方封建领主授予贸易城镇经商特许权的另外一面也是，你们这些商人怎么在你们那些罪恶都市里折腾我们不管，我们只收点保护费和份子钱，但是你们不许捞过界，就老实在你们城镇里待着，所谓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与清朝广州十三行的制度如出一辙。
为什么不论东西方的统治者在近代以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都严格限制市场经济原则呢？这是因为这些封建统治者本能地感觉到，市场经济尽管在短期内可能召唤出庞大的生产力，可是长期来看，一定是社会的毁灭性力量，既毁灭社会，也毁灭他们的统治基础。那么为什么市场经济会是一股毁灭社会的力量呢？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标个价格，上市交易。这一遭，初看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仔细琢磨下，真是细思极恐。
把其他东西都标价交易也就罢了，最不能忍的是把土地和人也都当成商品，扔到市场里交易。土地是什么啊，土地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是在农业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经济产出都是土里刨出来的，遮风避雨的居所也都是在地上建的，土地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依托，是权力、荣誉、秩序和统治的来源，一旦商品化了，这些封建领主的一切权柄都有可能化为泡影不说，这天下可就乱套了。所以在近代以前，欧洲的土地是绝对不能自由交易的，这条祖制甚至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英国也被遵守到了18世纪才出现松动迹象。在中国，倒是很早就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了，可是中国朝廷的首要功能自来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抑强，抑制土地兼并，为民制产，做不到这一条的王朝统统丢了天下，改朝换代。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土地都没有完全商品化，城市的土地是国家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是不能上市流通交易的。
比起土地商品化来，更可怕的是劳动力的商品化。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其实就是拿人不当人，拿人当成商品来市场交易。当然和奴隶社会不同，奴隶已经丧失了人的属性，彻底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现代市场经济交易的不是人的全部属性，而是人的劳动力，于是劳动者保留了人权，失去了对于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这里的问题是，拿劳动力当商品就要服从市场供需法则，有时候人能把自己的劳动卖出去，有时候不能，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大的时候就卖的多一些，一旦需求小了，就要失业。然而，每个劳动力背后都对应着一个人，有血有肉，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人不是个物件，物件没用了暂时收起来或者扔掉都没问题，人要怎么办，你让人接受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一旦市场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背后就是家破人亡。如果由着市场法则的性子来，这个社会是承受不起这种摧毁力量的，社会力量自发地就会起来干预市场法则，保护社会成员。要知道，人不只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你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不然就是玉石俱焚，大家一起完蛋。
那么这个起来干预市场，保护社会成员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呢？事实上一切非市场的社会组织都有可能起来保护自己的成员，部落、家族、帮会、教会、工会等等等等，最给力的当然还是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表面上是整体社会利益的代表，超脱于社会各阶级和利益集团之上，垄断着暴力、税收、立法、司法等资源和权力，由它出面协调各方利益，保护弱势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可以说是非他不可，顺理成章。
事实上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对于社会成员的保护，就是由女王陛下的政府提供的。面对市场法则来势汹汹的大潮，英国政府在1795年通过了斯品汉姆兰法，规定由国家参考生活必需品价格提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所有的劳动者只要工资收入达不到这个标准，都由国家和教会出面给予生活补贴，填了劳动者收入与实际生活需要之间的大坑。这个法令一实施，立刻缓和了社会矛盾，劳动者对于市场经济也不那么抵触了，也不动不动就跑去砸机器破坏工厂了，社会和谐了才能发展生产嘛，反而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向纵深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促进作用。
可是时间一长，问题也出来了，这种国家兜底大家吃大锅饭的搞法会产生什么恶果中国人民也是很熟悉的，首先就是很多劳动者不好好干活了，反正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有国家兜底，干嘛还要那么卖力干活；然后雇主也不好好发工资了，反正有国家兜着我干嘛发那么多工资呢？结果就是工人假装干活，雇主假装发工资，劳动生产率一落千丈；此外这个救济是由教区发放的，大家为了领这个救济也不好搬到别的地方讨生活，等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闸门被拉上了。说到底这个斯品汉姆兰法与自由市场的原则是根本抵触的，你要保护劳工到这个程度，市场经济就不用搞了，大家都回乡下种地吧。
这样一来从市场经济中获利最大的新兴资产阶级就不干了，他们拼命摇旗呐喊，鼓吹废除斯品汉姆兰法，在这些人的压力下，加上这种大锅饭确实没效率，到了1834年这个法就被废除了，代之以所谓济贫法。大家不要被这个新法律的名字给蒙了，这个济贫法的实质就是不济贫，国家不兜底了，你想活着就去干活，想吃得饱吃得好就多干活、干好活；找不到活、失业了国家也不管，你自己倒霉，但也不是绝对不管，你可以去政府办的救济院过活，但是不白养你，你得做苦役对得起国家给你的这碗救济粮，美其名曰职业技能培训，实质就是劳改营，其劳动条件之艰苦，足以让人闻风色变，颇有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穷人宁可沿街乞讨也不愿意去救济院，有的人甚至不敢从救济院门口走过，提都不愿意提，谈虎色变。但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个口子留着不会让你饿死，你非要自己懒，不愿意干苦力，饿死了是你自己的事，咎由自取，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英国社会全面市场化的最后一道难关就这样被攻克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阶段就这样诞生了，在这样一个新社会里，一切事物的价值，包括人的价值都是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都有一个价格，全社会都是围绕市场、围绕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来组织和运行的，服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的市场法则，这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以数目字来管理社会，什么数目字呢？就是市场价格，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用价格机制引导市场供需的自我调节机制，如臂使指，支配社会运行，自由之女神，带着我们走。
这样一来，回头再看，现代社会就和19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有了本质的不同。19世纪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甚至经济生活本身都只是社会关系的附属品，经济生活从属于社会生活，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经济生活镶嵌在社会关系当中，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往往并不是理性计算经济得失，并不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好处，而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名声、更大的面子、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坚挺的信用，自己得到好处也让自己所处的社会集体得到好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能够被身边的人，被自己生活的社会集体所认可。这是传统社会。而到了19世纪，经过市场革命的洗礼，经济生活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倒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波兰尼把这个过程叫做“脱嵌”，也就是经济生活原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在摆脱出来，不但摆脱出来，还以市场法则倒过来支配社会生活，形成市场社会。在市场社会中，人们往往不作他想，行为的目的就是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波兰尼把这种从传统社会到市场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称之为大转型，这也是本书题目的由来。
那么市场社会一经形成，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这样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市场原则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不断渗透，席卷天下，支配一切；另一方面，社会力量面对市场力量的不断入侵，反复蹂躏，总要站出来反击，以社会保护原则与市场原则互别苗头，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过度市场化的伤害。这样市场力量向前进，社会力量各种怼，形成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这两股力量反复拉锯，造就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形成19世纪以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也正是大转型铸就了19世纪以后的人类文明。
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力干预，保驾护航，市场力量根本不可能发展成主宰社会生活的燎原之势，要么被社会力量围剿，要么自己摧毁自己。如果没有国家通过斯品汉姆兰法，在市场力量与社会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构筑起社会安全网，一方面保护劳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自由市场原则保驾护航，那么也许没等市场社会发育成熟，社会本身就先被市场力量吞噬掉了。而这种市场力量对于社会本身的摧毁作用，不但反映在摧毁劳动者和自然环境上，甚至也体现在摧毁生产组织，也就是资本主义企业本身上。
市场原则怎么会反噬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本身呢？原来在市场社会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在市场交换中体现出来的，企业本身也不例外，企业制造出产品来并不是目的，把这些产品卖出去才是目的，只有把产品卖出去了，这样的生产劳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就带来一个致命问题，产品倒是卖成钱了，可是钱本身的价值不稳定怎么办？要知道在市场法则支配下，钱本身的价值也是由市场供需法则支配的，结果就是很有可能无节操贬值或者升值，这种无节操的货币价值波动会造成价格信号紊乱，价格机制就要失灵，很有可能你辛苦半天，产品生产出来了，也都卖出去了，结果通货膨胀一下子来了，不但不挣钱还要赔的底掉，企业就要破产倒闭；相反如果通货紧缩来了呢？你的产品价格就要跟着下降，一样赔钱。也就是说，如果由着市场原则的性子来，就连资本主义本身也会被市场力量吞噬掉。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力量，往往是国家站出来，稳定货币的价值，稳定价格机制，保护生产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力量稳定币值、稳定价格、保护生产组织的机制，就是中央银行制度和金本位。
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的供需关系，从而稳定物价。这也没什么稀奇，说穿了就是如果市面上钱多了，可能要通货膨胀了，央行就卖出自己的债券，收回货币；如果市面上钱荒来了，可能要通货紧缩了，央行就买进自己早先卖出去的债券，放出货币；这就是所谓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就更简单了，调一下利率，调一下准备金率，调一下了贴现率，都能起到回收或者放出货币的效果，立竿见影。但中央银行只能一国范围之内稳定币值，国际贸易牵扯到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问题，中央银行就没有太多办法了，那么怎么稳定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金本位制度，也就是所有国家货币的币值都与黄金挂钩，以黄金价值做为衡量货币价值的标准，以黄金来锚定币值波动。所以自19世纪以后，金本位就成了人类社会的金科玉律，只有不惜代价维护金本位，才能稳定币值，币值稳定了价格信号才有意义，价格机制才能正常运转，市场社会也就跟着才能行得通。一句话，金本位就是市场机制的灵魂，黄金就是自由。
于是19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就出现了四根支柱，分别是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金本位，以及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定局才使得自由市场的原则得以最终贯彻，自由市场机制的稳定运行需要金本位制度来保驾护航，在金本位这根定海神针的威慑下，货币价值才能稳定，价格机制才能正常运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才行的通，而倘若没有民族国家的大棒横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大要素奔向商品化、市场化道路上的一切拦路虎，就不可能有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社会，就不会有大转型，也就不可能存在19世纪以来的新型人类文明。
然而，尽管有这四根支柱，却还是无法支撑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保护原则的双向运动所形成的巨大的张力，19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最终还是崩溃了。说到底，自由市场的原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内在矛盾；市场要成立，市场原则要贯彻，就必须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商品化、市场化，使其能够自由交易，然而究其本质，劳动力是人的自然属性，堂堂正正有血有肉的人又如何能是无情的商品呢？土地则是人们生活其上的自然环境，并不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后天制造出来的物品，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大自然的恩赐，你又如何能把它当做商品呢？货币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价值单位，本质上也不是商品，但只有所有这些基本要素都不得不商品化、市场化，市场经济才行的通。
市场机制的根本特征是围绕价格信号不受外界干涉地自发调节生产，然而没有国家的强力干涉，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商品市场；价格信号本来是市场自由竞争所形成的，然而由着市场自己的性子自由竞争下去，结果却是消灭自由竞争的垄断和集中，会使得价格信号毫无意义，价格机制失灵则市场原则也就无从自发调节；然后你要维持价格机制就要维护币值和物价稳定，维稳币值和物价你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金本位，可是维护金本位的措施，无非人为操纵货币供给、公共支出和内外贸易那一套，一句话，你要维护自由市场的稳定，就必须破坏自由市场的运行原则。
对于这些深刻的内在矛盾，波兰尼自己总结道： “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 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社会，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于是，随着这些矛盾日易滋生和市场与保护原则的双向运动，日复一日，终于这四根支柱再也兜不住底了，19世纪市场社会大转型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随其后的大萧条。在大萧条的冲击下，人们终于意识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乌托邦再也难以为继了，强行维护的代价太过沉重，市场原则规定社会生活的19世纪文明再次面临大转型。只不过，在本书出版的1944年，这种二次大转型最终要往哪里去波兰尼还看不太明白，但这二次大转型是三条不同道路之间的互相角力却是一定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不管这三条道路是多么的不同，甚至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但这三条道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同社会力量对于市场力量发起的绝地反击，是社会保护原则对于市场原则的巨大胜利，关口都是不能再把劳动力不当人了，断然终止或者限制劳动力市场。
其中，社会主义是彻底告别市场社会，劳动者当家做主，自己按照新的一套经济和社会组织原则过安稳日子去了；法西斯是冻结劳动力市场，冻结劳动力自由买卖，冻结一切社会自由，目的是在市场社会大厦将倾的紧急状态下保卫私有财产；罗斯福新政则是有条件地保留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个劳动力市场再也不能完全听凭市场法则摆布，国家机器以相当的力量和资源来保卫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和工作权利。
毫无疑问，在这三条道路中，波兰尼无疑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因为罗斯福新政无论怎样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交易，说到底还是在市场社会的边界之内辗转腾挪，无非是做个裱糊匠，冲着千疮百孔的市场社会修修补补，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矛盾，却无从根治；法西斯就不用说了，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是的暴风雨要来了，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那么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唯有社会主义才是货真价实地大转型，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是实质性地彻底终结束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市场化，使它们从虚构的商品假象向其本来面貌回归，彻底关闭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从市场体系中剥离出去，从而市场机制不再是自发调节的，而是社会调节；进而，市场原则不复能再支配社会生活，不再是市场支配社会，而是社会支配市场，支配的原则是民主和人的自由权利。在全书结尾，波兰尼乐观地宣称，“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让自己顺应现实，另一方面则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着自由权利。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
就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判而言，继《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大转型》恐怕要算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了。这本书告诉我们，自我调节的市场可能会导致社会灾难，并从社会保护对自由市场反弹的视角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双向运动，市场机制从属于社会生活的“嵌入”，以及市场机制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并进而反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所谓“脱嵌”，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市场、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福利国家研究、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研究等领域，波兰尼都打下了自己深刻的烙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本书就到这里。
今天要讲一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外交家爱德华·卡尔的名著《二十年危机》。
1914年7月28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2500公里到40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交战各国动员了6500万人投入战争，前后打了整整五十一个月，总计1600万人阵亡，2000万人受伤，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每天军费开支高达匪夷所思的一亿二千三百万美元。等到1918年11月11日上午十一时，停战的钟声和礼炮声终于在欧洲所有城镇的上空鸣响，当晚的夜空四年以来第一次不再有炮弹飞过的时候，欧洲整整一代年青人业已消失在了东线和西线的战壕中。遥想四年前战争爆发之初，各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激荡下，怀揣打败敌国、封狼居胥的梦想，斗志昂扬奔赴战场，气吞万里如虎，如今只落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从此，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
为了结束战争、实现永久和平，从1919年1月18日起，交战各国代表齐聚巴黎凡尔赛宫，巴黎和会开始了。然而，半年之后，和约终于达成时，法军统帅福熙元帅在看完和约后，却断言，这不是和平，这只是二十年的休战。老帅一语成谶，从1919年6月28日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到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整整20年2个月零2天。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不能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再次义无反顾，投入另外一场范围更广、毁灭力更加惊人的世界大战？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二十年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爱德华·卡尔在他1939年出版的传世之作《二十年危机》中明确指出，对于这“二十年危机”，彼时国际关系中的乌托邦主义者们要负上重要责任；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怀揣美好的愿望，用抽象的理想和绝对的道义原则代替对于力量和利益的客观计算，不能实事求是地理解国际政治的实质，也就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去缔造和平；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卡尔有这样的见识，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勤奋思考是分不开的。1892年6月28日，爱德华·卡尔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就在他22岁生日那一天，也就是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比在萨拉热窝用炸弹和手枪暗杀了来访的哈布斯堡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又过了五年，在卡尔27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919年6月28日，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只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刚刚爆发的时候，卡尔还只是一名剑桥大学的学生，等到德国在和约上签字的时候，卡尔已经在英国外交部供职整整三年了。卡尔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全程参与了巴黎和会，对于列强如何构筑战后秩序有着最直接的观察和亲身经历，这一切仿佛在冥冥中注定了卡尔与《二十年危机》的一段缘分。
时间转眼来到1936年，纳粹在德国执政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此前一年德军跨过莱茵河收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非军事区莱茵兰，对此列强无动于衷，此时德国早已从大萧条的打击下复苏，经济欣欣向荣，失业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柏林奥运会如火如荼，希特勒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大肆宣扬“爱与和平”，距离苏台德危机、慕尼黑阴谋还有两年，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还在正常运转，放眼欧洲大陆，除了西班牙内战正打的难解难分，竟是一派风暴来临前的安宁景象。
然而极富洞察力的卡尔发现，眼下欧洲大陆只是暴风眼中的暂时安宁，在风暴的外围，从远东的中国东北，到非洲之角的阿比西尼亚，再到欧洲柔软的下腹部西班牙，一轮轮危机正在发酵，酝酿着一场空前的国际政治大风暴。
今天的游客们从伦敦西敏寺火车站出来，自南向北穿过白厅街，来到查尔斯国王街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拱门前，只要轻轻推开它，就会发现里面富丽堂皇的罗加诺厅，那里就是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所在地；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卡尔作为职业外交官，就困坐在这暴风眼正中心的罗加诺厅中，忧心忡忡地眼看着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东北，眼看着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大规模入侵、吞并了阿比西尼亚，眼看着德军如入无人之境般冲进莱茵兰地区，被世人寄予厚望的国际联盟除了空洞的道德谴责和毫无强制力的经济制裁外，对这一切几乎束手无策。与此同时，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西班牙，德意法西斯支持弗朗哥叛军与苏联支持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大打出手，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并且出动空军和所谓地面志愿部队直接入侵西班牙共和国，苏联的志愿人员和全世界左翼进步人士组成的国际纵队则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与西班牙共和军肩并肩抗击法西斯入侵，一切仿佛几年后全面世界大战的局部预演，一如今天的叙利亚战场。
卡尔作为职业官僚，缺乏政治家的权威去扭转这一切，在一战后和平主义盛行的大气候下，任何军事行动，甚至包括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武力反击都被舆论视为不可接受，美国人甚至直到珍珠港事变被打疼了才改变孤立主义的传统加入反法西斯世界大战，此时就连日后叱咤风云的丘吉尔也坐困愁城，一筹莫展，准备告老还乡了。但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卡尔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战斗到底。
在英国西南部威尔士偏远小镇阿伯里斯特威斯有所并不知名的大学，这个小镇至今只拥有人口1万多人，这所大学至今在英国大学排行榜上只排名40开外，但是这所大学却在1919年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学科的大学院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1936年的一天，这所学院的院长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的求职信，原来爱德华·卡尔已经正式辞去在伦敦外交部的工作，毛遂自荐要来这所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国际关系，著书立说。卡尔的目的，就是要以笔为武器，开启民智，从理论上批判乌托邦理想主义，扭转绥靖主义甚嚣尘上的意识风潮。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的精英政治和权力政治名誉扫地，人民意识到国家大政方针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大多数人的命运再也不能被极少数人在密室中所决定。由此，在教育普及和大众媒体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西方社会进入到大众政治的全新时代，公众意见，舆论影响力，在内外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将国际政治从权贵们的密室中剥离出来，放到公民社会中加以审视和研究，由此也就催生出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正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才第一次设置了专门的国际关系学院。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代价的冲击下，人们对于传统的权力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对于战争的恐惧以及和平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这种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思潮，形成了某种新的政治正确，反映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就是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占据支配地位，这种乌托邦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用“事情应该怎么样”的抽象道义原则，去代替“事情本身怎么样”的实证研究。 这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伍德罗·威尔逊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法学和政治学，进入政界以前曾经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一名学者型的政治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目瞪口呆地发现，人类居然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高效率地互相屠杀了整整4年，造成数千万人伤亡，显然人类社会是病了，而且病的不轻， 那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给全世界开出的药方，就是所谓的“十四点计划”，以及基于这十四点原则所建立的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体制。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首次阐述了战争的目标和构筑战后和平的若干基本原则，包括：
1. 签订公开条约，杜绝秘密外交。
2. 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
3. 消除国际贸易壁垒。
4. 裁军和限制军备。
5. 公道地处置殖民地。
6. 归还被占领的俄国土地，由世界各国协助解决俄国问题，使之自由、独立地解决自身政治发展。
7. 恢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8. 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其他被占领土归还法国。
9. 根据民族分布线修正意大利疆界。
10. 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族自治。
11.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的领土应予以恢复，塞尔维亚应取得出海口。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应由国际保证。
12. 土耳其境内各民族应予自治，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
13. 建立独立的大波兰。
14. 建立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
仔细观察这14项基本原则，除了涉及到当时具体国际政治局势的若干规划，诸如调整欧洲各国边界之类，可以梳理出以下六条抽象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1. 反对秘密外交；
2. 海上航行自由；
3. 自由贸易；
4. 裁军和限制军备；
5. 民族自决；
6. 集体安全。
爱德华·卡尔的这部《二十年危机》，几乎就是围绕着批判这乌托邦自由主义六原则，特别是反对秘密外交、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这四项基本原则展开论述的。
首先来看反对秘密外交。所谓的反对秘密外交，也就是要把外交和国际政治事务从列强当中一小撮精英权贵的密室交易中解放出来，要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由民意代表机关公正、透明地制定外交政策；据说，这样就可以把公众从一小撮权贵的私欲下解放出来，避免公众再次沦为极少数权贵野心的牺牲品；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依归，就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公众的福祉。
显然，这一条原则的隐含前提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会通过人民大众的声音表现出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在国会演讲中宣称：“国家的目标越来越淡漠，理性的人类共同目标取代了国家的目标。普通民众的智慧，在所有的事务上面，都比精英人士的智慧更加简单明了，更加坦诚直白，更加趋于一致，精英们却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在经营权力的游戏，他们的游戏意义重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场战争是民众的战争，不是政治家的战争。政治家必须遵从大众的清晰思想，否则他们必遭失败。”
那么究竟什么是理性呢？一般来说，现代政治科学对于理性的定义，乃是对于代价的敏感性，也就是权衡利弊得失，计算成本收益。但是在卡尔看来，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们念念不忘的理性，乃是出自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一个著名命题：人的本性中最基本的特征乃是规避痛苦、追求快乐。从这个命题出发，边沁进一步推演出一种理性伦理，也就是“善”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这个基础上，边沁进一步推论道，既然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善，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在追求“善”的过程中，在“趋利避害”原则的驱使下，人类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就可能形成一种惩恶扬善的法庭和仲裁机构，而这种法庭和仲裁机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而是存在于天地良心之间，存在于人心当中，那就是社会舆论的“法庭”。
在后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边沁所谓的“善”，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是人们在权衡利弊得失这样的理性思考过程中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这样，就在功利主义哲学的“趋利避害”命题和理性的“权衡利弊得失”之间划上了等号，成为自由主义者们眼中“理性”的基本内涵。经过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这样演绎过后的所谓“理性”，已经不再是实事求是地计算成本收益，而成为一种伦理，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抽象道义原则。
进而在这种伦理理性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全盘接受了边沁关于舆论重要作用的论述，他们坚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理性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舆论就会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会根据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这种牢不可破的信念成为后世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坚实基础。
作为早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这一套19世纪的伦理理性主义，将这种思想移植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并把它带回欧洲，使它产生新的生命活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政治领域的几乎所有流行理论都是通过美国人的视角对这套19世纪伦理理性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映。
然后来看海上航行自由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这两条原则实际是一码事，国际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来实际完成的，海上自由航行实际上就是为了自由贸易服务的，目的是促使自由贸易顺利进行下去。而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是要打破各国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自由繁荣。
那么为什么自由贸易如此重要，以至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呢？爱德华·卡尔认为还是要回到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边沁和亚当·斯密最早发展出各自的理论，原意之一是要回答这样一个政治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要遵守秩序和规则？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命题并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既然少数人的幸福并不在考虑之内，那么这些少数人为什么仍然遵守根据大多人的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呢？边沁认为，这是因为，个人在促进他人幸福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促进了自己的幸福，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
后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们进一步认为，个人的最高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就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而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也就帮助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这就是著名的利益和谐论。
不过利益和谐论也有一个逻辑上的重大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往往能观察到大量的利益分歧，如果这些利益分歧呈现出客观的根本冲突，那么就会完全推翻这一理论。那么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很简单，他们认为所有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都是误解和错误权衡的结果，言下之意，只要增进知识和相互了解，就能消除误解，做出正确判断，而正确判断的结果一定是利益和谐。
这样的信念对于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很多国家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往往强调建立长效沟通和增进互信机制，比如元首热线电话和定期安全对话等，试图以此来消除误判，促进国际关系和谐友好，就是源于这种利益和谐的信念。
事实上，早在哲学家边沁以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命题，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更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说，认为每个人的自利动机，在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会自动产生利他和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效果。比如一个面包师辛勤劳作，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客观效果却是满足他人对于食物的需要，而且你越能满足他人的需要，就越能实现自己的自利目标，进而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这充分说明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根本上、在全局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一种极其有说服力的利益和谐论。
这样，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只要将这些解释个人行为的原则推而广之，应用到解释国家行为上，一切就都顺利成章了。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也是一样，在追求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贸易的原则就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推崇备至的基本原则，因为普遍的自由贸易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由此，所有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都坚信，每个国家的最大经济利益与全世界的最大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利益，从来不会与人类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国家为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不会与整个社会的真正利益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以及这个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国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
进一步地，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呢？在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是民主政体，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伸张，整个国家被专制君主和一小撮贵族所绑架，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和权贵们会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和公共利益之上，他们往往会将整个国家当作谋取私利的筹码，因为自私和贪婪而将国家和公众置于危险境地。
那么如何才能使国家正确理解的自己的利益呢？一众自由主义经典思想家们一致认为，只有共和民主政体下，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人民的利益成为指导国家大政方针、内外政策的根本依据，经过大众传媒和代议政制机构的充分反复讨论，国家才能真正明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由于政治的意义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战争显然是违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因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人民不会追求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共和制国家之间不会用战争去解决国际问题，一个由民主共和国组成的世界联邦将是一个和平、自由、繁荣的乌托邦。
此外，由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以及刚刚提到的民主和平论出发，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又引申出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则：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
首先来看民族自决原则。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就是一切民族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务，特别是有权从被压迫、被统治、被奴役的苦难境地中独立出来成立属于自己的主权民族国家，或者取得高度自治。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相信民族自决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依然是基于伦理理性和利益和谐论这两点考虑。一则，既然政治的意义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民族压迫和奴役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二则，既然每个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相契合，那么获得独立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越多，促进普遍利益和谐和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最后，既然只有民主共和政体之下的国家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的利益，才能理性地不诉诸战争去解决国际问题，那么通过张扬民族自决权来瓦解专制帝国，比如哈布斯堡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些老大帝国，促使生活在这些专制帝国里的各民族，比如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获得自由，正是实现永久和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得出的另外一条影响深远的推论，乃是经由国际组织实施的集体安全原则。所谓集体安全原则，就是各个国家组成国际联盟，对这个联盟中任意一个国家的侵略，都将被其他所有成员国视作是对自己的攻击，大家要联合起来讨伐侵略国，由此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
集体安全的理念也是“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伦理理性主义和利益和谐论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然延伸。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建立国际联盟的南非总理史末资将军曾这样评论这个他一手参与缔造起来的国际组织为：“……就是将自由民主社会的理念移植到世界事务中去。”这样根据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和民主和平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就可以赢的永久的世界和平。
于是从上述爱德华·卡尔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中，我们似乎可以初步得出以下推论：统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里，支配国际社会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正是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和民主和平论这三大基本命题的基础上，主张反对秘密外交、海上自由航行、贸易自由、裁减和控制军备、民族自决以及集体安全这六大基本原则。
这一套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高屋建瓴，逻辑自洽，推理缜密，似乎是解决人类社会顽疾，实现永久和平的良方。然而且慢，这里似乎还有一个小问题等着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去解决，那就是，国际联盟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集体安全的美好设想？这些措施应该由谁来实行？如何才能实行？
对于这个问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给出的答案是，依靠国际舆论的力量。相信边沁所界定的伦理理性的无穷力量，相信理性通过人民大众的声音表现出来，相信社会舆论执行这种理性的无限能力，这是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特色。舆论必然起到主导作用，就像在民主国家一样；舆论永远正确，就像边沁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前任塔夫脱总统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1909年塔夫脱总统曾经向国际社会提议，大国之间签订仲裁协协议，如果发生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而是通过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来解决问题。遇实人们提问到：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要如何才能执行呢？塔夫脱总统倒是个实诚人，老实承认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生活经验中，法庭的判决在执行层面从来就不会遭遇什么特别的问题。他认为，一旦国际法庭做出判决，“几乎没有国家干预无视国际舆论的谴责，不服从法庭的判决。”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国际舆论，乃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仰赖的保卫理性之剑。1923年，英国塞西尔勋爵在英帝国会议上曾经这样阐释国际联盟维持集体安全的主要措施：“国联的方式不是……专制政府的高压，而是各方达成的一致；国联达成一致和实施决策的工具不是武力，而是舆论。”
但是不管是塔夫脱总统，还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抑或是塞西尔勋爵，似乎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基本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国内社会存在至高无上的主权，存在无可争议的至高权威，存在明显的权力等级秩序，法律在国内社会畅通无阻，绝不仅仅是因为舆论的压力，而是法律后面的国家权威和暴力机器。不是社会舆论，而是武装警察在执法，正是武装警察的存在，才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和有效性。
至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世界政府，在这种无政府的权力分散的状态下，法律是不可能先于权力政治而存在的，法律依赖于政治，而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归根到底，只能靠自己，靠力量。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在国内社会，如果人们遇到犯罪分子的伤害，可以拨打110或者911报警电话求救；可是在国际社会，要往哪里拨打这通报警电话呢？只有自卫一途。如今，有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设计出来一套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号称你受了欺负可以找他们，可是你真往国际联盟打了报警电话，得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迅速赶到伸张正义的警察，而是对伤害你的人的齐声叫骂，美其名曰舆论谴责，可是靠两张嘴就能把坏家伙骂跑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爱德华·卡尔是不信的。
爱德华·卡尔不信，可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是笃信这一套的。1931年9月10日，塞西尔勋爵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言，声称“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一个时期，战争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一周之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发动了全面入侵。中国没有抵抗，而是向国际联盟拨打了报警电话。国际联盟随之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就像警察局接到报案后派出警探赶到案发现场。国际联盟的“警探”们经过漫长的调查，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才交出一份姗姗来迟的报告，认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非法的，建议各国不要承认。随后，国际联盟根据这份报告，做出了判决：一致谴责日本。日本人是怎样应对国际谴责的呢？侵略者被谴责出我国东北了吗？不，没有，日本人只是抗议了一通国联的谴责，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了事。完了，再没有了。在国际联盟的层面，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然后中国人民整整浴血奋战了14年，靠自己的力量，才终于将侵略者赶了出去。
回到1919年国际联盟建立伊始，塞西尔勋爵曾经在英国议会下院陈述《国际联盟盟约》：“……我们依赖的是舆论……如果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整个国际联盟的构想也就是错误的。”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续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整个国联的构想就是错误的，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是彻底失败了。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给埋葬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机制的棺材上敲进了最后一刻钉子。
可以说，不是别的，正是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才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失败了？在爱德华·卡尔看来，这首先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哲学原点：伦理理性论和利益和谐论存在重大缺陷。
边沁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用这个命题来定义理性，并且据此由推导出“利益和谐论”，认为从根本上讲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互相和谐的，是一致的；谁不这样认识，不这样做，谁就是非理性，就是没有知识，就是道德败坏。这在爱德华·卡尔看来，既不实事求是，又非常危险，甚至是伪善。
实际上，所谓“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一个价值观念，是一种道德诉求，是一个美好的目标，而不是对于事物本源的客观分析和判断；前者是伦理，后者才是科学。
这就好比炼金术士和化学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化学最早起源于炼金术，起初炼金术士们不顾化学元素和自然规律，只是认为黄金是个好东西，如果能够从不值钱而又大量存在的贱金属中提炼出金子来就好了，一如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个好东西，要是能从普遍存在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中提炼出来就好了；显然这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只有当炼金术士们正视化学元素和自然规律的存在，正确地发展出化学科学，才能真正从矿物质中提炼出金子。同样地，只有当国际关系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正视政治问题的本质要素和客观规律，才能从国内和国际政治中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本质要素呢？爱德华·卡尔认为，毫无疑问的就是权力。从根本上说，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总是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当中，家庭、部落、单位、国家等等，政治就是要处理这类有组织的群体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只有两种，一是利己，也就是牺牲他人利益以满足自己利益；二是利他，就是互惠互利，甚至牺牲自己利益成全他人利益；任何社会都是这两种品质同时起作用的结果，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问题是片面关注利他而忽视了利己，而恰恰如何处理利己的问题才是政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了避免过度的利己行为损害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人类社会需要有一个权威去惩恶扬善，去惩罚那些过度损人利己的行为，以此维持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这就是权力。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只有涉及到权力冲突或者权力关系的国家活动才是政治行为，涉及到权力冲突或者权力关系的问题才是政治问题，否则都只是行政事务或者技术性事务。前者比如战争或者联盟关系，涉及到权力冲突和权力关系，才是政治；后者比如共同打击犯罪或者文化交流等等，不涉及权力冲突和权力关系，所以只是国家间的技术性合作。
既然政治是由权力所界定的，那么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来说，片面用道义原则来看待政治问题，忽略了权力要素，这就好比炼金术士想要提炼出金子却忽略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无厘头，用这套不切实际的理论去组织国际关系的实践，焉有不翻车之理。
如果说伦理理性论还只是不切实际，那么利益和谐论就更是近乎荒谬了。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是客观存在的，确实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的，而且还不少，比如前面提到的国家间不涉政治问题的一系列技术性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等；但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最典型的比如领土争端，或者对于联盟内部领导权的争夺，等等；只要人类不能无中生有地把一座争议岛屿变成一摸一样的两座，不能把一桶石油变成一摸一样的两桶，否则，这座岛屿归了你就不属于我了，这桶石油你用了我就不能用，那么客观利益冲突就是永远存在的。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们从“利益和谐论”出发，认为利益总是一致的，如果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一定是人们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利益。坦率地讲，这种认识就是自欺欺人，就像炼金术士没能从铜里练出金子，不反思自己的炼金术是否科学，反而怪罪铜里不长金子是铜不好，没有比这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了。
对此，卡尔恰如其分地评论道：“功利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服务于工商业发展，反过来又引导工商业发展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观点：19世纪自由民主理念不是基于当时某些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力量结构这一特殊条件，而是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理论。只要将这种理性主义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意识。但是，正是这种观点，在威尔逊倡导之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世界的观念。自由民主理论，经过纯粹的理性过程，被移植到另外的时代和国家。由于时代不同，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西欧，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大失所望。理性主义可以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却不能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除了不切实际之外，伦理理性论和利益和谐论还有一个隐含的严重问题，就是道德绝对主义大旗下对于无限制暴力的潜在追求。这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是与自由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既然理性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然利益从根本上讲是和谐一致的，怎么又会去追求无限制的战争呢？但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的巨大风险。
利益和谐论主张一切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一致，国际社会的利益就是我的国家利益；这看起来满满的都是善意，可是只要翻过来一想，既然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是我的国家利益，那么我的国家利益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似乎也一样成立。这就有些细思极恐了，这样，在利益和谐论的掩护下，任何国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特殊国家利益粉饰成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把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出来的道德原则说成是普世价值，谁不配合这种所谓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谁不服从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谁就是魔鬼和恶棍，就必欲诛之而后快。这太伪善也太可怕了。
纵观人类历史，这种案例似乎不胜枚举。萧伯纳在其《支配命运的人》一书中就曾借拿破仑之口来讽刺英国人的这种伪善：“当英国人觊觎一件东西，他从来不说出他觊觎它。他耐心地等候着，直到他的心里不知怎样地发生出一道热切的信念，认为把他所觊觎的那东西的主人征服乃是他的道德和宗教天职……他从来就不缺乏恰到好处的道貌岸然的姿态。他以捍卫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伟大战士的身份去征服和兼并了半个世界，美其名曰殖民。当他需要为他的掺杂的棉织品获得新的市场，他就派遣一个传教士去向当地土人宣传和平福音。土人杀死传教士，他就马上动武来保卫基督教；为基督教而战；为基督教而从事征服，终于作为上天的酬报占领了市场……他吹嘘奴隶只要踏上大不列颠的土地便成为自由人；他却把穷人们才满六岁的女儿出卖，在鞭子的威胁下要他们在工厂里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作……他干什么都是讲原则的。他跟你作战是根据爱国主义的原则……他欺负你是根据大丈夫的原则；他拥护自己的国王是根据忠顺的原则；他砍掉自己国王的头是根据共和的原则……”
爱德华·卡尔本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伪善的伦理理性论和利益和谐论，实际上就是“用普世正义的言辞来伪装和掩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到卡尔本人就是英国人，而且是剑桥大学培养出来供职于英国外交部多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这样的省思，不可谓不深刻。卡尔教授的道德勇气，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当然，爱德华·卡尔也绝非片面追求权力政治，在卡尔的视野中，道义和权力一起构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要素，这首先是因为就像利己动机一样，利他动机是客观存在的；同样，就像利益冲突一样，利益的和谐和合作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于道义的追求也就和争夺权力一样，是国际政治中客观存在的要素，既然它客观存在，我们就不能削足适履，忽略它的存在，而要本着客观的态度去科学研究它。
其次，只有权力要素的政治是没有心肝的政治，正如没有权力要素的政治是没有头脑的政治一样清晰可辨；权力和道义，这两个要素在国际政治运动中缺一不可。因此，用道义原则去指导权力政治的发展方向，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的题中应有之意。
正是权力于道义原则的共舞，才共同驱动国际政治向前发展；这就像一台双引擎的喷气客机，关闭其中一台引擎就要偏离航线，甚至机毁人亡。也只有在“道义原则指引权力政治发展方向”这个命题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认识权力、道德、法律、国际机制等等这些要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角色和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爱德华·卡尔把倾向于道义原则的国际关系理论称之为乌托邦主义，而把注重权力政治要素的国际关系理论称之为现实主义。后世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家因为这本彪炳后世的《二十年危机》，而将爱德华·卡尔奉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另一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摩根索，根据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所做的理论批判和发展，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与本文开篇提出的自由主义六原则遥相呼应，可以作为本书的最佳注脚，那就是：
1、 政治是由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这些法则是永恒不变的；
2、 政治的基本内涵就是权力界定利益；
3、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界定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法则；
4、 不能混淆政治与道德的界限，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其抽象的公式运用于国家行为；国家在追求利益时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把个人道德同国家道德混为一谈，就是制造民族灾难，因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
5、 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特殊国家的道德追求混同于支配世界的普世价值，权力界定利益的法则将我们从道德狂热与政治谬误中解救出来。
6、 现实主义强调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坚持权力规定利益的标准，其它标准均应服从这一标准。
好了，讲到这里，爱德华·卡尔的这本《二十年危机》也就步入尾声了。回过头去看，卡尔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刺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代的迷雾，以权力政治为灯塔，指出构建一战后世界基本秩序的乌托邦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的要害所在，为未来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继续进步开辟了道路。
在爱德华·卡尔看来，乌托邦自由主义理念所秉持的“伦理理性论”、“利益和谐论”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它试图用理想来代替现实，用美好的愿望来取代实事求是，只能沦为乌托邦式的空想，用它来指导国际政治的实践，除了掩盖相关国家的真实利益诉求之外，结果只会是漫长的二十年危机和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只有遵循“道义原则指导下的权力政治”的路径，摆清楚道义和权力这两个基本要素在政治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偏废其中任何一个基础要素，才能抓到政治、权力、道德、法律、国际机制等国际关系基本要素的要害，才能正确指导我们的政治实践，才能真正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一个根本目标。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本书就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