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对我来说再怎样详细地谈论南非局势都嫌不够，”卢图利这样评论自己的家乡。“南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博物馆展品，是人类最黑暗过去的遗迹，孽生南非的那个时代在世界其他地区要么早已死去，要么只能苟延残喘。”他哀叹道“非洲民族独立的黄金时代对于南非来说却是衰落倒退的黑暗时代。”

周三深夜，尚未入狱的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聚集在了一栋私人住宅里面。连续两天的大规模逮捕之后，各位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计划时尽管依然十分兴奋，但是却难以掩饰心里的紧张情绪。大家都知道，仍在狱中的三百多人当中足足有几十个人渴望尽快出狱，从而保住工作、保护理智以及保持家庭的完整。至于已经获释的二百人，每个人的保释金都是一百美元，仅仅这一笔开销就吸干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资金。没人知道怎样才能将剩下的人救出来。在另一条战线上，针对下城区商人以及市内公交线路的有效抵制有力地支持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要求，但领导人们都觉得自己未必有能力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组织替代性交通方式。简而言之，很多领导人承认他们在抗议活动方面欠缺经验，认为有必要向那些已经取得过传奇胜利的人物寻求帮助。安德森医生在伯纳德.李的热情支持下建议请教马丁.路德.金与领导大会。协进会当地主席建议请教罗伊.威尔金斯和协进会。没人提到非学委，因为非学委的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在集会现场。此外大家都知道非学委同样很穷，甚至负担不起志愿者平日里坐车以及购买面包圈果腹的花销。

两难困境的压力迫使当天晚上的奥尔巴尼运动逐渐拧成了一堆政治死结。不久前刚从监狱中保释出来的詹姆斯.福曼不同意邀请金来奥尔巴尼。他认为他们已经掀起了一场强大的“人民运动”，请来金这样声名远扬的牧师只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力。人们会把金当成弥赛亚而不再重视奥尔巴尼运动。查尔斯.琼斯一直保持沉默，他知道这些反对的声音在金的热情崇拜者耳中无非是晦涩的牢骚。此外他也从福曼的演讲当中觉察到了激烈竞争的意味。C.B.金同样抓住这一点指责福曼不顾大局。在他看来当前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金身上有哪些所谓的缺点与弊病，而是在于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已经陷入了身不由己的困境。奥尔巴尼运动秘书马利安.佩奇（Marion Page）则公然表示，他不欢迎一切外来者来到奥尔巴尼搅局，无论来的人是不是金。他都不同意。佩奇曾经用这个理由反对过非学委，但现在他却与代表非学委的福曼站在同一边，反对金这个比非学委成员晚来一步的新来者。佩奇是一位强壮保守的退休铁路邮差，他告诉大家，当地人花费了很久才学会如何种植奥尔巴尼独特风味的土豆，所以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土地有耐心。尽管他十分反对，但是借助通电向金求助的提议还是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

第二天早上，凯里市长鼓起勇气开车来到贝克县种植园的旷野里寻找佐治亚州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州长正在与三五好友们打鸟取乐，凯里先是为自己打扰了州长的雅兴而忙不迭地道歉了一通，然后表示奥尔巴尼的事态万分紧迫，走投无路的他只得恳求国民警卫队立即出动，唯此才有可能阻止或者平息当地的种族暴乱。凯里还更秘密地请求范迪瓦派出便衣税务员——也就是俗称的威士忌小子们——潜入愤怒的白人团体，因为有消息称此类团体将在城郊集会。凯里警告说，如果任何一位白人团体成员朝着黑人游行者开了枪，就无异于点燃了炸药桶。范迪瓦不情愿地答应了凯里的请求。之后凯里市长又回了一趟家，告诉妻子带着孩子前往布莱克希尔湖畔的周末别墅，直到有人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为止。接下来凯里回到市政大厅，通过电话向华盛顿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介绍了自己。两个人就同一主题——如何避免暴力冲突与联邦干涉——交换了忧心忡忡的意见。

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委员会正忙着安排装满食物的小面包车开往各个监狱。一位从监狱回来的探访者报告说治安官Z.T.“齐克”.马修（Z. T. Mathews）殴打了关在特勒尔县监狱的查尔斯.谢罗德，关于暴力的流言由此达到了最高峰。连续五天的逮捕后，这则消息终于引起了恐慌。奥尔巴尼运动的接洽人员将组织内部的惊慌情绪透露给了普里切特警长。于是普里切特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建议：让谢罗德与大家公开见面。周四傍晚过后，一大群人都赶来参加弥撒大会。弥撒大会是奥尔巴尼运动的核心，将斗志与信息灌输给了奥尔巴尼的每个黑人。送信员们忙进忙出，演讲者与歌手们也走马灯似地轮流上台。一个身材结实的信徒从座位上站起来唱到：

“我主在上，我等祈愿，

压迫休止，偏见消散。

埃及法老，刚硬凶悍；

巴比伦人，臂膀强健；

希腊罗马，兵将千万；

悖神妄为，徒劳哀叹。

神本唯一，神自永在。

神常在人，神常在爱。

苦难助我，我主牧我，

不至缺乏，草地躺卧。”

信众们自发地跟随他一起唱完了诗篇第二十三首，然后有人起立演唱了一首赞美诗，接下来一位年轻人欢乐地讲述了在监狱里的受苦经历。突然一阵遭到压抑的骚动打断了大会会务，却原来查尔斯.谢罗德出现在了教堂门口。人们立刻热情地将他簇拥到了台前。

“他们打你了吗？”人群当中传来了发问的声音。

“没怎么打，就是扇了我几个耳光，”谢罗德说道。人群发出了一阵既宽慰又心疼的慨叹声。“我的嘴唇被扇破了。有个叫齐克的家伙不想让我们在监狱里唱歌或者搞抗议。”

“你祈祷了吗？”又一个声音问。

“我向自己祈祷，”谢罗德回答，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同的低语。“我用‘是的’还有‘不是’来回答他，没有添加敬称。他想让我说‘是的，先生’和‘不是，先生’。除此以外他们没有下狠手打我。在拘留所里我脸上挨了两下。”

大家都知道谢罗德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与普里切特警长达成了君子协定。没过多久谢罗德就被教堂门外的狱警押送回了奥尔巴尼监狱。谢罗德走后，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真是有趣，”他说，“就算奥尔巴尼是我们逃不出去的地狱，我还是爱它。这里是我的家。我喜欢钓鱼，喜欢采摘木兰花，喜欢采摘蓝莓。我爱花生。我喜欢山核桃。”

当天晚上在城市的别处，一百五十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集结在军械库里待命警戒，同时间接谈判也一直在通过核心会议与信使持续进行。城市的当权者们拒绝与黑人直接谈判，就找了三个不承担公职的白人公民代为传话，借此避免不得不与黑人同处一室带来的社会风险。这样的安排原本已经非常麻烦了，可是谈判双方还要应对更碍事的因素，例如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奥尔巴尼运动要求市政府执行州际商会反种族隔离的法令，白人谈判代表则宣称政府充分尊重上述法令，先前的逮捕全都依照了维护治安的法令。双方围绕着定义、先例与管辖权展开了猜谜一般的辩论，直至深夜休会。马利安.佩奇宣布“只要对方守信”，就不会再有游行示威活动。

12月16日星期五早上既没有游行也没有逮捕，这还是过去一周以来的头一回。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大型集会的精神难以为继。支持者们都被关进了监狱乃至丢了工作。为了妥善处理此事，他们通过谈判者们提出了四项勉强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条件：首先，三十天后黑人可以自由使用公交车与火车等设施；其次，政府在收取保释金时除现金以外也要接受债券，这样已经出狱的人们能够得到退款，其他人的保释也有了保障；再次，政府要指派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在摒除一切先决条件的前提下讨论奥尔巴尼在其他方面的种族隔离；最后，奥尔巴尼运动愿意无限期暂停游行示威活动。政府迟迟没有回复上述条件。人们越发害怕这些条件太过软弱，以至于会怂恿白人当局采取缓兵之计，希望奥尔巴尼运动不战自败。

时间在一片焦虑当中来到了中午，最新的消息传到了人们耳中——斯莱特.金在奥尔巴尼监狱里遭到了殴打。大家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为他唱起了歌。奥尔巴尼运动将三位黑人谈判代表从陷入僵局的谈判现场撤了回来，跑来跑去的记者们很快也拦住了往返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与市政大厅之间的普利切特警长。根据普里切特的说法，好像是因为斯莱特.金绝食，看守便粗暴地把他扔回牢房，将他的脑袋重重磕在了栅栏上。普里切特还说斯莱特.金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他依然建议监狱方面开除这名看守，因为“我不希望这种人在我的监狱里当差。” 他允许奥尔巴尼运动的代表们探望斯莱特.金并且核实自己的说辞，然后谈判就恢复了。但是尽管大家承认普里切特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示罗浸信会教堂里的气氛依然十分凝重。每个人都认识斯莱特.金。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奥尔巴尼运动的谈判条件当中没有要求当局释放他的条款。再仔细想想，大家也说不清为什么谈判条件默认了两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学生遭到永久停课的事实。他们原本的条件似乎确实略显软弱，于是谈判者们当天就将复课与释放斯莱特.金这两项加入了谈判条件。　

奥尔巴尼运动主席安德森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眼前的混乱局面，而是时间悄然流逝造成的压力。这份压力促使他不断给自己在亚特兰大的朋友阿博纳西打电话。安德森表示他们迫切需要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鼎力支持。为了运动的胜利，他们必须让奥尔巴尼的官员们相信黑人宁愿坐牢也不愿看到这些谈判条件遭到否决。金一旦出马，不仅能极大地鼓舞黑人的士气，还能迫使白人三思而后行。金刚刚结束了在新奥尔良的演讲之后，安德森就向阿博纳西余金本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金必须在当天赶到奥尔巴尼，至多不能拖过当晚，否则一切就都太迟了。

门罗高中的麦克丽.哈里斯（McCree Harris）一听到消息就立刻下定了决心。她逃了一节拉丁语课，下午3点刚过就偷偷溜进示罗浸信会教堂，确保自己能在晚上8点马丁.路德.金莅临现场时有座位可坐。

而且，黑人中的最大群体可能是失业者，这也是伟大革命的一个常见后果吧。

接下来的冲突仅仅持续了七十二小时。一年多一点以前，就在肯尼迪-尼克松选战即将告终之前，从雷德斯韦尔州立监狱脱身的金搭飞机北上飞回了亚特兰大。如今他又从亚特兰大一路南下飞到了奥尔巴尼，随行人员包括阿博纳西、怀亚特.沃克以及协进会地区主管鲁比.赫尔利（Ruby Hurley）。进城之后一行人碰上了交通堵塞，以至于没能立刻赶到弥撒大会现场。一千五百多人已经聚集在了示罗浸信会教堂以及锡安山浸信会教堂。由于匆忙装好的音响系统将扩音器指向了锡安山浸信会教堂，所有人都知道了金首先会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露面。于是许多锡安山的会众都从窗户中探出头来想看他一眼。周边好几个街区的道路都被汽车堵得严严实实，一小队警车也停在了示罗浸信会教堂旁边的停车场里。警察出现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指挥交通或者执行具体警务，不过他们的存在依然逼退了好几车绕着这片区域绕圈的白人。参加大会的人们都认为警察正在监视他们。任何一位黑人如果回答了警察偶尔提出的问题都有可能被视为警察的线人。

两座教堂里的会众们先后唱起了同一首歌。尽管示罗与锡安山教堂分别位于惠特尼大道的东西两头，相互应和的歌声听上去就像心跳一样微弱，但是歌声依然将大家凝聚到了一起。金通过附近街道的时候就像沿着歌声的河流溯源而上一般。金一行人刚下车时，自由形式的灵歌唱诵刚好踏准了《阿门》的调子：

“自——由

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

一行人走进教堂，人们看到了金朝着布道坛走去，原本悠扬婉转的歌声骤然爆裂开来，狂热的喜悦如同飞瀑一般倾泻而下：

“马丁.金说自由

马丁.金说自由

马丁.金说自——由

自——由 自——由！

让白人也说自由

让白人也说自由

让白人也说自——由

自——由 自——由！”

这段歌词唱完之后，自由歌手组合——谢罗德在自己的研讨会上成立了这个三人组——的成员鲁莎.哈里斯来到舞台中央。喧闹声突然停息了下去，她则恰到好处地亮出了一口浑厚的女低音，唱起了另一首歌：

“今晨醒来之时，我满心……”

随着从锡安山教堂那边传来的微弱应和声在背景里转换了唱词，示罗教堂现场的信众们异口同声地接上了鲁莎的歌唱：

“……渴望自由。

今晨醒来之时，我满心

渴望自由。”

鲁莎带领大家将这段歌词唱诵了三遍，然后会众们全体起立合唱道：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段只有一个词的歌词得到了反复唱诵，然后突然毫无预警地戛然而止，全场陷入了一片沉寂。多年以后许多当时在场的虔诚信众都坚称他们在那一刻突然感到了上帝亲自降临。刚刚在 《亚特兰大日报》入职的新记者帕特.沃特斯（Pat Watters）第一次参加黑人弥撒大会，眼前的景象简直令他瞠目结舌，只得依靠奋笔疾书来保持镇定。之后他在采访笔记本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留给后人：“内有马丁.路德.金博士走进教堂当晚的现场实录。”

金缓慢而有力地开始了他的布道。首先他谈起了此时正在非洲方兴未艾的独立运动。然后他告诉会众，道德事业的历史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动获得胜利。他们不能消极等待不可避免的社会进步——正如卢图利酋长所说，南非自从1948年才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由此可见种族关系完全有可能恶化倒退。民主社会的道德标准无非是社会成员的斗争成果，这样的道德标准不仅基于内心理念，也基于外界环境。金接下来金按照惯常的套路讲解了爱与正义之间的区别，争取人心与约束行为之间的区别，又将非暴力运动称作基督教道德在世俗政治领域的实践。他的演讲压抑住了现场的高昂情绪，营造了严肃的历史感与强烈的责任感。最后金阐述了奥尔巴尼运动参与者遭受苦难的目的：“他们可以把你丢进地牢并且成就你的光荣。如果他们打算杀你，那么你应当做好赴死的准备。”

金的讲话节奏越来越快，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当他讲到“不要带着针对白人的憎恨”走进监狱时，人群当中爆发出了一阵掌声。"对白人说：‘我们将凭借忍耐战胜你们，”金敦促道。“还有多久正义才会降临？”他呼叫道。一个深沉沙哑的嗓音在台下吼了一声“万能的上帝！”作为回应。沃特斯立刻抬起头，发现那个声音属于一个皮肤黝黑的老者。此人的喊声反复插进了金的“多久……不久”布道词。尽管沃特斯下笔如飞，却依然逐渐被金的语速甩在了后面，最后就连一句囫囵话都记不全了。讲到救赎性质的苦难与殉道的可能时，金的声音已经高高翱翔了起来。“但我们必胜，”他呼叫道。两所教堂都传来了应和的喊声：“必胜！必胜！”

随着金的演讲从情绪的顶峰逐渐下降，台下听众们纷纷哼唱起了《我们必胜》。“不要半途而废，”金告诫大家。“继续努力，孩子们，并肩前行吧。不要因为疲倦而放弃。一场伟大的营会即将到来……”突然，还没等到赞美诗或者预言之后的惯常集体欢呼，金的声音就渐渐消失了。他走下布道坛，仿佛就连自己都被会众们的力量压倒了一样，尽管这份力量原本是他一手调动起来的。会众们一边合唱《我们必胜》一边坐在长椅上晃动身体，手中轻轻挥舞着洁白的手帕，看上去就像清风拂过棉田一般。唱了几节之后，喜不自胜的安德森医生举起手臂示意大家安静。他先不吝其词地感谢了金的到来，保证奥尔巴尼运动一定会进行到底。接下来他又趁热打铁地邀请金和大家一起参与即将举行的游行，共同冲破种族隔离的堡垒。

会众们欢呼着赞同这个提议。引动领导人们随即在主席台上交头接耳地讨论起了这项脱离原定会务的意外情况。由于他们相互之间听不清楚，干脆撤到博伊德牧师的书房里开了个碰头会。安德森认为只要金一直待在奥尔巴尼就能促成和解，这样兴许就不必再组织一次游行了。尽管金接下来另有安排，包括在周日替父亲布道，但他还是同意留下来。敲定这件事之后，又有人担心提前公开金的行踪是否会导致意外，因为有传言说红脖子白人与当局豢养的黑人走狗都有可能试图谋害金的性命。领导人们赶紧构思了一份既能鼓舞会众又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安全风险的公告。接着他们走出书房回到音乐当中。一看安德森容光焕发的面容，大家就知道了金同意留在当地。会众们安静下来之后，安德森眨着眼睛高兴地说：“明天早上7点回到这里来。临出门之前好好吃一顿早餐，穿得暖和些，穿上适合走路的鞋子。”

那天晚上示罗浸信会教堂和锡安山浸信会教堂通宵开门。午夜过后，安德森带着金安全回到自己家里，然后就给市长凯里拍了一份电报：“12月15日晚上我们一直在等待可以接受的答复，但是并没有等到。我们虔诚地希望今天上午10点之前能在示罗浸信会教堂得到可以接受的回复。”

可是这封电报却起到了反作用。凯里和其他市政委员都不习惯在周六一大早处理公务，因此直到最后期限前不久才打开电报。如此猝不及防的意外让各位市政官员们都觉得受到了冒犯，尤其是普里切特警长还呈交了敌情通报，其中概括了金与安德森在前一天晚上的演讲内容，这场演讲字里行间都在暗示如果政府不同意现有要求，黑人还会再次游行示威。凯里市长没有回复安德森，而是给马利安.佩奇发了一封言辞简慢的拒绝信，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表达政府对于安德森最近行为的极端不满。然后市长召集记者宣布奥尔巴尼市政府打算终止谈判。

最后一次前往市政大厅的经历让安德森十分绝望。他灰心地回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我们双方没有共同立场，”他沉重地说，“我们要跪下来祈祷上帝降临，为我们和世人指引走向自由的道路。”怀亚特.沃克随即站出来表示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了。他让愿意跟随金一起游行到市政大厅的人们举手示意，大约有一百五十人举了手。“太少了，”沃克尖锐地指出。一番打气演讲后又有几个人表示愿意前往，但其实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全都已经进了监狱。现在举手愿意游行的人数远远赶不上这周前几天金还没来的时候进行的两场大型游行。

沃克闷闷不乐地回到教堂的书房里，看到金正和惠特尼大街上两家教堂的牧师们谈天。博伊德和格兰特都跟金一样是摩豪斯毕业生。前者曾与金的弟弟A.D.金同时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后者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金老爹的同学。金半开玩笑地嗔怪两位同工不该在堪萨斯城支持J.H.杰克逊。从社会关系上来看，这两人在奥尔巴尼各自主持的教堂很像是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浸信会教堂与第一浸信会教堂，或者亚特兰大的以便以谢教堂与阿博纳西刚刚接手的亨特西街浸信会教堂。阿博纳西颇为自得地指出，与蒙哥马利时期相比，如今自己和金的社会地位恰好颠倒了过来，自己现在牧养着更负盛名的西区会众。与金的会众相比，他的会众“不仅博士数量更多，而且教授数量也更多。”大家正在说笑之际，一脸衰气的沃克走进屋里，把志愿者人数不足的坏消息告诉了他们。于是牧师们只得痛苦地回到正事上来，决定最后再号召一次。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克劳德.西顿（Claude Sitton）的记录，下午4点16分，金和安德森相互挽着手臂走出了教堂。阿博纳西、安德森夫人以及二百六十五名会众两两一组地跟在他们身后。这些人当中有百余人未满十七岁，有三十来人在本周前几天刚刚被捕并获得保释，此外还有几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游行队伍当中只有一个白人，他是佐治亚大学的学生。（记者们纷纷对他这根独苗刨根问底，并且紧紧抓住了这名学生声称自己最近访问过俄亥俄州的说法。）游行队伍朝向奥尔巴尼的黑人商业区哈莱姆区行进，队伍当中的白人学生显得尤其扎眼。他们走过了为星期六晚上做好准备的小酒馆和台球厅，也走过了加油站与杂货店。头发花白的酒徒与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们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有些游行者想从旁观人群中招募几个人一起游行，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保持着沉默。

12月的这一天奥尔巴尼的天气格外清冷，很可能下雨。所以当游行队伍从杰克逊街转弯走向市政厅时，远远就看到一大片明黄色的阵势朝他们推了过来，却原来是身披雨衣的骑警。许多黑人把圣经紧紧夹在胳膊下。在喃喃祈祷的游行队列当中，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的安德森医生非常显眼，因为他一反平日里宛如行政人员的镇定气质，一开口就有些神神叨叨的。“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有什么先冲我来。上帝保佑你。”这番话并不是说给在场特定某个人听的。

相互对峙的阵线在隔开黑人商业区和市中心的奥格尔索普街两侧碰了头。两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停在路边挡住了游行者的去路。金带着黑人队伍走到警察面前时警察也没挪动半步。普里切特警长拿着扩音器走到马路中间，“你们有举行游行示威的书面许可吗？”他的声音透过细雨传了出去。

“我们只是想到市政厅门前祈祷而已，”金回答道。他表示自己并不认为以祈祷为目的的游行还需要书面同意。普里切特不同意他的说法并且命令游行队伍解散，随后又宣布逮捕所有人。他的手下——由警察、法务官与州骑警组成的联合警力——一起走过十字路口，将游行队列赶到了大街上。骑摩托车的警察们断开了各个方向的交通，其他警察则封锁了监狱的周边区域。游行者们改换了队形，从杰克逊大街直接走进市中心，身披黄雨衣的警察们站在人行道两旁。摄影师们在队伍前倒着走，镜头对着与大家同唱《我们必胜》的金拍个不停。围观者们看着这幅景象各有所思，有人迷惑，有人愤怒，还有人抱着看好戏的心态。至于这一幕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围观者们一时间还看不透。许多年轻的白人情侣刚刚看完洛克.哈德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主演的《金屋春宵》走出电影院，随即就加入了困惑的围观者行列。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却又井然有序，简直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黑人与警察都是一副严肃却并不冷酷的表情。乍一看去这里的场景既可能是忏悔星期二的狂欢游行，也可能是集体赶赴刑场。

等到警方把游行人群引进监狱后面的死胡同之后，这次事情的真面目终于显露了出来。金和其他领导人第一批被关进监狱，身后传来阵阵悲叹声和祈祷声。一位游行者大声喊道：“蒙恩的神子在两千年前生于这个时节，为世界带来了和平。两千年后的现在我们则身处此地。”突然，拥挤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叫，紧接着就有十几个人抬着一位年轻姑娘拼命向外挤。那位姑娘喘息抽搐着，牙关之间还死死地咬着一把勺子。这十几个人连连呼喊找点水来，警察们则闪开道路，任由他们抬着这位不省人事的姑娘疯狂地冲出去。呆呆看着的旁观者也纷纷避让开来。这群人沿着街道冲出了一段距离，然后这位姑娘的癫痫症状逐渐平稳了下来。十几个人相信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于是又大义凛然地折回了死胡同等着被关进监狱。被陆续赶到巷子里等着被带走人们与那些已经走出来准备被送往其他监狱的人们擦肩而过，大家都在歌唱《我们无惧》。他们的歌声打动了帕特.沃特斯，即便歌声被囚车的车门挡住，而且囚车还在渐渐走远，但是这歌声在他听来依旧低沉而又坚定。帕特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幕，还采用了一点超现实主义手法。他的报道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亚特兰大日报》第十版，这则消息之前是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的结婚照，之后是爱达荷州的一起飞机坠毁事件。

这天晚上普里切特禁止所有酒馆和鸡尾酒酒吧开门营业，还向街头增派了比平时多出一倍的巡警。架着高音喇叭的军用卡车在大街上四处巡行，命令休假士兵立刻回到海军陆战队补给站和特纳空军基地。市政大厅里只剩下了零零散散几个旁观者与主流媒体的记者们，他们都等着看金这次到底会怎么样。金与安德森和阿博纳西一起从拥挤的拘留室里被提出来带到了普里切特的办公室里。稍后这三个地位较高的囚犯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惹人注目地出现在了记者面前，有一名随行的便衣警察还挎着一挺汤普森冲锋枪。一行人全都钻进了普里切特警长本人的锃亮别克路霸，这辆车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普里切特告诉记者们这辆车要向北开到阿梅里克斯县的萨姆特县监狱。当时以及日后都有不少白人公民尖刻地抱怨金居然乘坐了警长的私人座驾并且得到了特殊保护。就连一般白人囚犯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更不用说黑人了。普里切特则辩称自己的做法是开明的种族隔离政策。他认为，如果金在奥尔巴尼被杀，“那么战火将会永不熄灭。”

弗雷德.查普尔（Fred Chappell）是个强硬且独立的警长，一切黑人无论出名与否都会被他直呼“黑鬼”。他说“黑鬼”二字的时候总是皮笑肉不笑，带着挑衅的神色，仿佛在刻意彰显自己对于礼节规范的藐视。这位查普尔与手下人一起将金锁在了牢门后面，金就这样结束了亲身参与奥尔巴尼运动的第一天，成为了本周以来七百五十多名被捕游行者当中的一员——这批人当中此时尚有四百人依然留在监狱里。民权运动的集体被捕人数还从未达到过如此壮大的规模。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到自由乘车，奥尔巴尼运动融合了之前所有运动的维度和战略手段，尤其是占据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现在就连金本人都进了监狱，就算想不上头条都不行了。

游行之前安德森的精神状态就有些恍惚错乱，游行期间的自言自语正是精神失常的征兆。现在他被扔进了家乡阿梅里克斯县的监狱，回到了他父亲当年为某家先锋黑人保险公司担当旅行推销员而扬名立万的地方。这样的经历令他不堪重负，在他看来这次入狱要么意味着获得救赎，要么意味着坠入深渊。“耶稣，感谢你。”一开始安德森这样对金说。他在昏暗不堪的狱室中来回踱步，直到幽闭恐惧症与查普尔的恶意触及了他内心的弱点。接下来他再与金打招呼的时候就改变了说辞：“你是耶稣。”他理所当然地说道，好像这一点始终都显而易见一样。安德森对于圣经了如指掌——圣灵如何在示罗降临在受膏者身上，耶稣如何行进到耶路撒冷，圣徒们如何被投入地牢饱受侮辱。“而我们都是圣徒，”安德森大喊道。他的眼里不只有身边的狱友，还有千千万万只向他显现的同志，“他们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起初金还以为安德森不过是在格外夸张地奉承自己而已。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曾当面将金比作弥赛亚，对此金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眼下安德森的言行确实与他平时的高冷人设不太一致，不过他或许只是亮出了更接地气并且欣喜若狂的教会人格而已。可是身陷牢狱的处境足以将狂热的怪癖激化成为狂躁症。金与隔壁狱室的阿博纳西和伯纳德.李都曾试着让安德森安静下来，然而安德森的激情却似乎用之不尽。他一次次跳起来宣扬自己新近看到的异象，甚至直到深夜都根本停不下来。而且尽管安德森将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是却依然睡不踏实，动不动就会惊醒，阿博纳西震耳欲聋的鼾声在这方面更是没起好作用。这还是阿博纳西头一次与金一起蹲监狱。入狱后的第一夜，他的鼾声简直就像小号一样富有穿透力，令各位狱友叹为观止。然而随着安德森的情况逐渐恶化，狱友们全都笑不出来了。每当阿博纳西的鼾声打断安德森的睡梦，他都会觉得超自然的现实甚至比监狱的床铺更真实。狱友们原本指望睡眠能让安德温恢复神智，但是他们的希望却遭到了现实的粉碎。

第二天早上，步伐虚浮的金在狱室里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我拒绝保释，”金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如果对我定罪，我将拒绝交付罚款。我宁愿在监狱里度过圣诞节。我希望千万人都加入我的行列。”某黑人记者引用了他的话，把这句话当成了金的承诺：为了迫使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境况有所改变，“需要他在监狱里待多久，他就打算待多久。”金以高尚却又哀怨的口吻评价了萨姆特县监狱看守的工作作风，身陷囹圄的压力多少透过这番话流露了出来。这些看守把金的尊严逼进了最后的避难所，也就是布道坛：“我希望有些人能稍微更有礼貌一些。这里的狱守叫我‘小子’。在此我想冒昧指出我可是一名拥有四千名教众的牧师。”

举行记者见面会这一天阿博纳西已经保释出狱了。他回到了亚特兰大主持主日礼拜并且在监狱外面“动员全国的力量”。狱友们原本指望阳光能让安德森的情况好转起来，但是这个希望同样落空了。安德森开始产生幻觉，终日魂游天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就连金与伯纳德.李当着他的面表达各自的担忧时他依然无动于衷。有一件很不堪的往事一直压在金与李的心头：1960年蒙哥马利静坐示威运动初期，曾有一位黑人圣公会牧师在通向州政府大楼的周日大游行期间突然陷入了精神错乱。当时消防员端着水龙对准了此人逼他后退。虽然没有喷水，可是黑洞洞的喷水口依然吓得这名牧师一下子崩断了紧绷的神经。他从此丧失了神智，再也没能清醒过来。阿博纳西、伯纳德.李与艾拉.贝克都亲眼见证了这一幕。金随后赶到时，他的这位老朋友只剩下了一具行尸走肉一般的空壳。现在金和李都极其担心安德森也会精神错乱。大家建议安德森先一步接受保释，但是这项提议却吓坏了安德森。他认为这样做是对金的背叛，他决不能做第二个不认主的西门彼得。

当天晚些时候，意气风发的怀亚特.沃克走进了阿梅里克斯监狱，全身上下充满了肾上腺素，几乎兴奋得有点哆嗦。前一天晚上，沃克代替金成为了弥撒大会的主要发言人。他在大会期间使出了全身解数，竭力布道、劝诫与祈祷，还时不时地中途离开会场接听了几十个电话。他宣布：“领导大会将会全力支持奥尔巴尼运动。”沃克的电报将金老爹、詹姆斯.劳森以及其他多位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都召集到了奥尔巴尼，准备在周一晚上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在周日运动步伐加快之前，沃克几乎一直没合眼——口述面向全国的筹款请求，请金签名后发送出去；发表新闻公告；为理事会成员们安排行程；将领导大会的有限资源用在保释囚犯上面；为其他留在监狱里的人们打气，告诉他们亲友们都希望他们能在监狱里挺住。沃克相信出击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金已经将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奥尔巴尼。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把囚犯们救出来，而是将更多的人送进监狱。

沃克将上述所有内容浓缩成一份简报，兴冲冲地带进了阿梅里克斯监狱，但是金一句话就泄掉了他的浑身干劲：“怀亚特，你得把我们弄出去，安迪撑不住了。”

这句话对于沃克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场景。提前出狱无疑将会打破运动的愿景，让沃克协调支援的努力付之东流。其他入狱人员肯定会纷纷要求跟随金一起出狱。金的声誉更是将会惨遭重创，因为他刚承诺过要在监狱待到圣诞节。这一切金都心知肚明，他觉得安德森或许还能再撑一夜，再以后就真不好说了。

沃克返回奥尔巴尼时，心中原本的宏图伟业已然坍塌了一地。他知道眼下只有一个不得不为的选项：通过虚张声势尽快达成和解。但是还没等他从第一场冲击当中恢复过来，第二场冲击就在奥尔巴尼糊了他一脸。这次他遭遇了反叛。沃克从来都有作风专横的毛病，甚至早在他主持上一场弥撒大会之前，这一点已经惹恼了好几位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这一天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C.B.金与几位当地人正在闷闷不乐，因为沃克在筹款信中希望各方款项送到亚特兰大领导大会而非奥尔巴尼运动。这时有人冲过来告诉他们，拉尔夫.D.阿博纳西在亚特兰大上电视了。他们马上冲到电视机前，听到阿博纳西正在讲述自己在萨姆特县阿梅里克斯监狱过夜的经历，还代表领导大会号召全国到奥尔巴尼进行“朝圣之旅”。这两件事凑在一起，致使很多奥尔巴尼运动的参与者们心里都很别扭。他们之前天真地凭借金的形象来估计他的财富，期盼着他能带来足够的资金，好把之前的被捕人员都保释出来。现在他们却愕然发现金的手头也没有闲钱，必须要现行筹款，而且亚特兰大方面还要从筹得款项当中抽水。此外他们原本以为阿博纳西还待在阿梅里克斯监狱，却亲眼看到他在亚特兰大冒出头来冲着奥尔巴尼的事务指手画脚。一时间他们对于阿博纳西与沃克的运动“行家”头衔有了不那么崇高的理解——所谓运动行家就是从无辜者的苦难当中渔利的家伙。他们感觉自己被这两位行家忽悠了。

尽管腹诽颇多，但是没人敢于当着沃克的面表达不满，因为沃克实在太吓人了。他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面健步如飞，将地板踩得咯吱作响，他本人的气质则活像一根断落触地火花四射的高压电线。但是沃克刚刚出发前往阿梅里克斯监狱探视马丁.路德.金，查尔斯.琼斯就以非学委的名义专门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经过这一年年初的民权抗议运动，琼斯私下里结交了不少记者。他跟记者们保证自己将要发布重磅新闻：琼斯和其他几个非学委领导人小心谨慎地站在被经理，马利安.佩奇站在他们前面宣读了一份艾拉.贝克起草的声明。声明表示领导大会掌控了奥尔巴尼的说法是“对事实令人遗憾的曲解”。佩奇念道：“沃克先生和其他人都无疑想夺取奥尔巴尼的领导权。”他宣布奥尔巴尼运动及没有号召举行全国性的“朝圣之旅”也不打算进一步游行示威，而是希望与白人政府当局恢复谈判。一个大吃一惊的记者问道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奥尔巴尼运动已经脱离了领导大会，佩奇回答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联合过。”

沃克刚从阿梅里克斯监狱回来就碰上了这场公开化的内讧。虽然记者们连珠炮似的追问将沃克轰得焦头烂额，但是他依然敏锐地当即意识到，这场针对自身权威的刻薄责难反而为他送来了苦求不得的战术优势。假如没有这场记者招待会，沃克只得主动提出让步，好把金和安德森救出监狱。鉴于金不允许沃克把安德森的精神状况告诉任何人——奥尔巴尼运动的内部小圈子都将这件事当成了不可告人的家丑——沃克将不得不搜肠刮肚地为自己的退让寻找借口。现在他就用不着这么费事了。他咬紧牙关匆忙送出一封封电报，取消了领导大会的理事会会议，并且建议奥尔巴尼运动的参与者们拿出一套分裂的高层还能掌控的最佳谈判条件。对于沃克来说，非学委与佩奇的联手叛乱尽管可鄙可恨，但是在时机上却恰到好处。

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在这个周日依然还在不辞辛劳地赶到奥尔巴尼，这天晚上，奥尔巴尼的第一公民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面向佐治亚州西北地区发表了一场电视演讲，他对当地观众说话的方式足以与最近几届总统发表全国演讲的派头一样。格雷是镇上唯一一家电视台的控股股东——这天晚上正是这家电视台的演播室将他那容光焕发的形象传播了出去——同时也控制着当地的主流报纸《奥尔巴尼先锋报》。格雷在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长大，距离著名画家诺曼.洛克威尔只隔了三户人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是达特茅斯学院篮球队的成员。有一次他在比赛后的舞会上结交了来自哈佛队的小约瑟夫.P.肯尼迪。两人交情颇为过硬，以至于格雷还曾受邀前往肯尼迪家族位于棕榈滩的度假别墅。后来小约瑟夫牺牲在了二战战场上，格雷则搬到南方并且迎娶了《奥尔巴尼先锋报》老板的女儿。接下来他又结交了肯尼迪家族的二儿子约翰。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约翰从约瑟夫的小弟长成了一名英俊潇洒、有心竞选总统的参议员。格雷的媒体帝国也让他成为了佐治亚州西南这片小市场里的大人物。 1958年，格雷派出私人飞机将肯尼迪参议员与杰奎琳夫妇接到奥尔巴尼度周末。宾主一行人享用了美味的烧烤，打了一通高尔夫，还进行了乡村风格的政治活动。其间格雷证明了北方人也能在南方深受欢迎。后来肯尼迪成功当选总统，奥尔巴尼很多杰出公民的办公室里都挂着自己和总统在格雷的招待会上握手的照片，他们也都知道格雷私下里有资格用“杰克”二字来称呼总统。1960年末，作为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格雷曾经安排了一场与马丁.路德.金之间的电视辩论，但是当选总统面对着黑人选票为自己带来获胜优势的惊人证据，于是赶紧要求自己的朋友退出这次辩论，取代格雷的辩手则是将金挤兑得不轻的詹姆斯.J.基尔帕特里克。

这一次格雷下定决心不能再度避战，一定要与金正面碰一碰，阐明自己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立场。他告诉观众们，“整整一座监狱的专业煽动者”正在策划一场叛乱，而且“这场叛乱沾满了列宁与斯大林的风格，却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或亚伯拉罕.林肯毫无关系。”格雷深知奥尔巴尼运动内部的分裂并将其称作运动的致命弱点，同时他还认可了白人民众认为任何黑人叛乱都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关的理念。格雷认为金充其量只是个肤浅的机会主义者。“他知道充当烈士是产出很高的筹钱方法。”在电视演讲的结尾，格雷着力颂扬了种族隔离，“多年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一套和平且有益的制度”。最后他发出了终止混乱的号召，“我们需要的是宽容，而非乱发脾气。”

私下里格雷建议凯里市长与普里切特警长，只要不在种族隔离的底线问题上做出妥协，不妨答应一切能让金与其他抗议者尽快出狱的条件。同时格雷还告诉自己在华盛顿的朋友们，联邦政府的任何干预都不利于佐治亚州的白人尽早结束这场危机。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因为罗伯特.肯尼迪非常谨慎，不想跳进奥尔巴尼的流沙当中。这一年早些时候罗伯特已经经受过了民权运动的洗礼，当时他还欠缺经验且耐不住性子。现在身为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召集了道格拉斯.凯克（Douglas Kiker）和其他几名值得信任的记者，宣布自从当年春天自由乘车运动后，他决定在民权领域采取“不干涉”政策。罗伯特表示，种族关系方面的“实际进展”必须仰赖于“地方领袖的谈话与磋商。”

12月18日星期一黎明到来之前，怀亚特.沃克以金的名义给白宫发了一封言辞悲切的电报，恳请肯尼迪总统“立刻通过行政命令颁布《二次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将黑人从二等公民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天早上各大报刊的头条都告诉纽约的读者们“黑人组织在佐治亚州的抗议活动陷入分裂”，罗伯特.肯尼迪与拜伦.怀特和伯克.马歇尔在司法部交流了情况并且发出了一系列消息，声称自己正密切关注奥尔巴尼的事态进展。奥尔巴尼已成为他日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无论哪一方向他征求意见他都乐意帮忙。

金和安德森一起乘坐阿梅里克斯监狱的囚车回到奥尔巴尼受审。记者们都说安德森看上去十分“憔悴”。法庭里一片混乱，记者与旁听人员拥挤不堪，官员们跑进跑出，低声传递着消息。艾伯纳.伊斯雷尔还没开始正式庭审就宣布了休庭。法警将金和安德森带到拘留室，奥尔巴尼运动女性委员会的成员们随即为他们送来了食物和古龙水。楼上有传言声称谈判业已恢复。马利安.佩奇和他的律师C.B.金在市长办公室与非学委唐纳德.霍洛维尔（Donald Hollowell）碰面，凯里市长和其他市政官员则待在另一间屋子，从而黑人保持距离。普里切特警长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奔走，通报休战协定的补充条款。

当天上午10点30分，白人当权者们撤去了无权干涉法庭事务的伪装。市政府方面决定，只要金离开奥尔巴尼且黑人不再游行示威，就可以在不交纳保释金的前提下释放所有参与了奥尔巴尼抗议活动的当地人。但是他们还一口咬定自由乘车者是专业煽动家，因此必须缴纳高额保释金。此外市政当局还拒绝与黑人代表签订任何书面协议。C.B.金和霍洛韦尔——这两人组成的法律团队此时依然在争取查理.韦尔的释放，好让他在7月遭受的颈部枪伤得到医治——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软磨硬泡，想要争取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市政委员会政策声明，但是最终仅仅得到了一张没人签字的通知书，授权普里切特警长在某些方面代表市政委员会发表意见。当天下午凯里市长请伊斯雷尔法官批准新的协议，于是法官便在法庭上宣布了一系列新裁决，包括将金的案件推迟六十天审理。

四十八小时监禁之后，重获自由的金突然出现在了法院台阶上。安德森依然满眼幻觉，情况很不稳定，沃克一直搀扶着他。金则告诉聚在一起的记者们，尽管自己对于奥尔巴尼的口头协议并不满意，但他依然将要离开奥尔巴尼，“我不希望阻碍任何有意义的谈判。”这是他唯一一次公开暗示自己的离开是谈判的前提条件之一。

被逮捕的人纷纷走出了佐治亚西南地区的监狱。黎明时分他们才全部出狱，此时有关他们长达一周的苦难已经出现了好几套相互竞争的评价并且即将与感兴趣的全国读者们见面。面对这份协议，金摆出了相当积极的公开态度。他告诉在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欢呼的人们，自己“已经没有必要”按照承诺的那样留在监狱里了。金声称城里的公交车与火车站已经“彻底实现了种族融合”，几百位受冤被捕的抗议者们不必交纳保释金就能出狱，而且市政委员会还保证指派一个由黑白双方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然而正当金在教堂里高谈阔论的同时，普里切特警长却否认政府批准了上述任何一条。他坚持认为奥尔巴尼政府遵守了包括州际商会反种族隔离法规之内的所有法律。所有针对游行者们的指控——包括针对斯莱特.金和被停课的学生们的指控——依旧出于待审状态。至于跨种族委员会的事，普里切特坚称市政委员会仅仅同意慎重考虑这一提案，就像对待任何当地公民提出的及时而恰当的建议一样。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弥撒大会上，马利安.佩奇让听众们不要在意白人的胜利欢呼，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官方”公告上。

“为了感谢对奥尔巴尼困境的精准报道”，奥尔巴尼市政当局邀请“国家及国际媒体队伍”的白人成员们在周一前往詹姆斯.格雷和约翰.肯尼迪打过高尔夫的镭泉俱乐部参加牛排晚宴。凯里市长也宣布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下午停战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打来电话，祝贺奥尔巴尼政府成功阻止了一次暴力事件的爆发。市政当局的精明款待或许起到了效果，为描述奥尔巴尼危机的新闻奠定了基调。总之主流新闻报道的口径都宣称这次危机之所以能得到安全解除，全靠了市政当局的明智克制。至于金的抗议方式则遭到了普遍批评，主流新闻认为他的方式既危险又无效，只会凭空挑起人们的不满。平心而论，记者们确实有理由对金抱有满腹怨气，也有理由责怪金光说空话。很多记者不辞辛劳来到奥尔巴尼，就是因为金承诺要进行一场报道价值丰富的长期对抗。结果他们刚刚抵达奥尔巴尼金就偃旗息鼓了。其他方面的人们同样对金抱有挥之不去的不满：佩奇、查尔斯.琼斯和其他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们私下里都认为和谈草草了事完全是金的责任。

《纽约先锋论坛报》认为奥尔巴尼的休战让金“颜面扫地”，令他的事业遭受了“最令人震惊的失败”。大多数记者都采用了体育记者的方法，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这一周的事件意味着种族隔离得一分，金不得分。更详细的媒体报道关注了奥尔巴尼黑人运动中团体内部的官僚主义分裂。协进会的官员们在这方面向媒体透露了很多秘密信息，但他们小心地掩饰了主宰其内部交流的狭隘动机。协进会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奥尔巴尼分会近十年来一直“几乎无所作为”，因此他们一心只想着设法诋毁其他与之竞争的组织。 他们提出任命威廉.安德森担任奥尔巴尼分会的主席，前提是他要解散奥尔巴尼运动，因为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他们也对斯莱特.金提出了同样的提议。协进会的做法意在阻止游行示威，而且奥尔巴尼运动歌声的大受欢迎也令他们十分恼火。像这样有目共睹的自利作风也扩展到了密西西比。当地的协进会秘书梅德加.埃弗斯向上司炫耀道，强大的协进会当地分会成功阻止了学生选民登记项目的进展。埃弗斯向总部保证，金为密西西比自由乘车运动筹集到的资金很少。他在行文中甚至还强烈暗示摩西、约翰.哈代以及其他登记工作者遭到迫害纯属活该，因为他们“与流氓、执法者以及选民登记员纠缠不清”。

埃弗斯与其他协进会雇员们之所以在撰写报告的时候如此措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迎合上级的预期。但是协进会与其他民权团体之间确实存在着真切的敌意。协进会的受访者曾经公开嘲笑学生活动分子，接着又巧妙地确认了有些积极分子对于金的批评。这些争论的概述纷纷泄露到了白人媒体上面。克劳德.西顿在下周日的《纽约时报》上重新提到了奥尔巴尼事件，标题是《种族融合运动备受竞争困扰》，这篇文章就连1960年静坐运动期间的民权阵营内讧都翻了出来。在另一篇题为《令人困惑的远征》的文章中，《时代周刊》引用了罗伊.威尔金斯针对非学委的尖刻批评：“他们听不进任何意见。他们不和任何人商量。他们的作风就好像生活在真空当中一样：游行、抗议、静坐……等到头条新闻不再关注他们之后，问题还得拿到法庭上来解决。”对于这种说法，金做出了小心翼翼的回应——“我认为就像某些民权运动领导人那样试图将学生们排斥在运动之外是不对的。小摩擦在所难免”——可是无名的非学委领导人们的反击火力却掩盖了他的声音。这些学生领袖们抨击金是个追名逐利之辈，到处演讲只是为了出风头，还“懦弱地”缩减了在奥尔巴尼蹲监狱的时间。与此前历次运动相比，《时代周刊》上的相互攻讦让非学委获得了远远更加明晰的公众辨识度。詹姆斯.福曼也被《时代周刊》列入了四位全国民权领袖之一，尽管福曼向来反感金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与寻求媒体认同的做法，但他还是穿着浆挺的白衬衫，打着领带，拿着烟斗，出现在了《时代周刊》的摄影师面前。

所有这些心怀恶意的口舌之争都让斯坦利.利维森忍无可忍。他立刻写了一封信，抗议《时代周刊》上的文章“有失偏颇”。利维森宣称：“追名逐利的人通常都绝不愿意主动走进监狱，哪怕只需要呆上一时半刻……讽刺的是，有些人在事前认为金博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此超凡，必定是存心充当烈士以便博取名声；如今这帮人却改换口径指责他不愿牺牲。他们横竖都要把金往死路上逼。”《时代周刊》并没有发表利维森的信。

回到奥尔巴尼，查尔斯.琼斯和科德尔.里根在评判金的时候远比谢罗德更加伤人。他们将金戏称做“窝煮上地”，非学委成员惯用这句隐语来取笑金的自负气质以及普通会众的顺从做派。他们还恐吓说奥尔巴尼谈判的整个过程都遵照他们的精心安排走向了预定的方向：将金赶出奥尔巴尼，并且让他背负上签订孱弱协定的责任。就如同安德森的精神状态是金的秘密一样，金的失利根源也是查尔斯和里根的秘密。为了促进强有力的运动，他们在私下里支持了那份不尽如人意的和解协定，还在私下里争取过金的出狱，然后又责备他不肯在监狱里多斗争几天。他们相信，假如不能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来抵消金的影响力，那么他们的目标不仅无法推进，甚至都得不到保护。他们就用这套理论为自己的竞争手段辩护。这是非学委时常面临的革命困境。为了能在盟友面前挺直腰杆，他们不得不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并且步入了效仿与排斥的循环。

多年之后，怀亚特.沃克承认自己当初对待非学委学生们的态度或许确实有些“铁面无情”，但当时他坚称学生们的嫉妒心与不听指挥才是奥尔巴尼运动的失败根源。一开始沃克根本不打算理会非学委对他的负面看法，直到后来查尔斯.琼斯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哈里.贝拉方特相信沃克的独裁正在分裂民权运动，他这才有所警觉，因为他知道贝拉方特在金的面前很能说得上话。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不肯服软，反而抱怨琼斯利用关于奥尔巴尼的谎言将贝拉方特“洗脑”了。后来贝拉方特在私下里向金提起了沃克与非学委之间的纷争，却发现金心态平和，几乎就像哲学家那样镇定。金宽慰他说，沃克和学生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显著。

为了缓和沃克针对非学委的粗暴态度，金希望伯纳德.李能起到缓冲作用。可是显然大家都认为李与金过于亲密，所以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李的穿着打扮模仿金，步履姿态模仿金，甚至说话的时候都会刻意采用长篇累牍、精心考量的金式措辞。与贝拉方特谈过之后，金给詹姆斯.贝弗尔打了电话，请他担任领导大会与非学委之间的协调员。

贝弗尔当时在密西西比依靠领导大会发放的微薄津贴生活。他是非学委学生当中首屈一指的布道人，也是崇尚自由精神的学生当中最难以捉摸的人。眼下他正在绞尽脑汁想将杰克逊改造成纳什维尔。比方说他最近迎娶了黛安.纳什。这两位非学委领袖的结合将相互对立的社会两极撮合到了一起。曾在“美国小姐”芝加哥预选赛当中位列亚军的纳什从小生长在一户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为人大方得体，肤色白皙，乍一看去几乎就像白人一样。她为自己选中的新郎却是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伊塔比纳的野人，一位自封的典型传奇式“喝酒、吃鸡、追女人的浸信会布道人”。民权运动的激情促成了这两人之间轰轰烈烈的恋爱，并且为这段恋爱赋予了莎士比亚风格的内涵，打破了美国黑人文化的传统：纳什好比是上层阶级出身的凯瑟琳公主，而贝弗尔则好比是混迹江湖的青年哈尔王子。。

鲍勃.摩西在杰克逊北边克利夫兰的阿姆泽.摩尔家里见到了这对新婚夫妇。12月6日，摩西离开了派克县监狱。此前他因为10月在麦库姆的学生祈祷游行时扰乱社会治安而被关了三十七天，之后才交纳了一千美元的保释金。出狱之后摩西发现时间与恐惧将他重新变成了当地人眼中的陌生人。杰罗姆.史密斯（Jerome Smith）是一名新奥尔良的学生，他曾经响应过詹姆斯.福曼在第一次自由乘车运动期间的参与号召。他听说了麦库姆前哨站的事迹之后大受鼓舞，以至于刚从帕尔希曼监狱获释不久*就在11月组织了一次前往麦库姆灰狗车站的自由乘车运动。他们在灰狗车站遭到了一群暴徒的痛殴，史密斯尽管被打得头破血流，却发誓还要再组织一次自由乘车运动。这一次的自由乘车运动发生在12月1日，吸引来了整整四十位联邦调查局探员、一个中队的警察、二十多位记者以及五百多名白人暴徒。警方拉起的警戒线让这批黑人乘车者在密西西比州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长途车车站候车室内部的和平种族融合——尽管这份和平仅仅维持了三分钟，还不够他们将行李从车上拿下来。被警方拦在候车室门外的白人暴徒们把怒火发泄在了旁观的白人记者身上，《时代周刊》亚特兰大分社主席西蒙斯.芬特雷斯（Simmons Fentress）被扔进了玻璃窗，还有几个记者遭受了擦伤与割伤。这次针对记者的袭击致使《纽约时代》发表了一篇怒火中烧的社论。《纽约时报》驻当地记者克劳德.西顿觉得自己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暴徒们错把他当成了联邦调查局探员。这次事件之后西顿就来到了奥尔巴尼追踪报道金的动态。

与此同时，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西德尼.迈兹（Sidney Mize）禁止自由乘车者进一步活动，行之有效地取消了麦库姆的种族融合。哈罗德.考克斯法官支持这一决定，还对其进行了扩展。他裁定迈兹的做法并不违反联邦法律，因为为州际商会裁定适用于黑人，而迈兹法官的裁定只适用于教唆犯们。逆转这套明目张胆的诡辩于是成为了伯克.马歇尔的责任。

殴打记者事件刚过去没多久摩西就出狱了。此时种族暴力已经彻底压服了麦库姆的黑人们。摩西在登记工作站的同事约翰.哈代也差点丧命。他住在麦库姆镇中心的一间房子里，有人朝他的卧室打了一发霰弹。哈代与摩西都无法说服别人参加登记课程，就连共济会会堂都对非学委关上了大门。摩西意识到斯特普托等人都想休息一段时间，于是决定在密西西比州西南继续工作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与哈代、柯蒂斯.海耶斯、霍利斯.沃特金斯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动身前往了阿姆齐.摩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在那里他见到了和自己一样刚出狱不久的贝弗尔和纳什夫妇。

尽管这三个人性格迥异，但他们还是凑在一起摸索着改善了原本的选民登记工作计划。鉴于密西西比州的局面比想象中更严峻，他们决定放弃与黑人教堂、黑人商人以及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合作。三人决定下一步需要缩小行动规模——仅仅依靠少数几个经过考验的年轻干部。贝弗尔的想法是让黑人在两个三角洲地区竞选众议院代表。他并没期望黑人候选人能胜利——实际上这一招的部分考量就在于白人不会阻止这种荒唐的做法——但摩西希望这场运动能将投票的种子撒进黑人公民心中，因为他们之中尚有90%的人没有注册。接着年轻干部们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登记课构思，填充进了活生生的候选人和崭新的梦想。摩西同意作为非正式竞选经理留在杰克逊，为R.L.T.史密斯牧师（R. L. T. Smith）效劳。贝弗尔北上经过三角洲地区来到了离他家乡伊塔比纳很近的格林伍德，为希欧多尔.特拉梅尔牧师工作。“我们不能失败，”史密斯在电视上宣布了他要竞选的消息。白人们并没有阻拦他，大概是觉得这一幕很新奇。

在全新的领域从头做起的摩西对于自己在麦库姆经历的磨难很是镇定，就像在奥尔巴尼经历磨难之后的马丁.路德.金一样。“说得客气一点，我们必须舍得下水，”摩西写道。“我们现在多少知道了，要在密西西比州成功进行选民登记运动都需要什么。”

史密斯是平等大会当中非暴力立场最激进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与多萝西.卡斯特不顾詹姆斯.法默的指令重新回到帕尔希曼监狱服完了剩余的刑期。1963年平等大会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对峙期间，史密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怀亚特.沃克很快就从奥尔巴尼的混乱激情中恢复了过来。他给好几份非裔美国人报纸递送了自己对于过去一年的评价。尽管沃克经常针对民权运动内部与外部的斗争发表频繁且激烈的批评，但是他在接管领导大会的第一个整年之后依然培养出了职业人士特有的眼光，足以独立分析政治中心的走向。沃克提名司法部部长成为1961年的美国年度人物。他这样评价罗伯特.肯尼迪：“在蒙哥马利暴力事件当中表现果敢，请求州际商会通过强有力的新裁定，这些作为已经明确证明了他的部门意在取得切实成效。”

沃克的眼光甚高，极少认可其他人，但在金的非凡个人魅力前他总是表现得非常谦卑。两人刚刚从奥尔巴尼经历了第一次考验返回亚特兰大之后，金就拿着曾在当地对他狂轰滥炸的强烈且相互冲突的多重压力开起了玩笑。“我很不幸地见到了世界上最小心眼的人，”他这样挖苦查普尔警长。尽管媒体的批评、同盟者的内斗以及朋友们的疏离（脆弱且正在疗养的安德森医生几乎躲在家里不出门，脱离了奥尔巴尼运动的学生们还因为安德森未能恢复游行而朝他家门口扔番茄）都让金倍感苦楚，但他依旧抱着平和的心态审视着痛苦与荣耀并存的未来，哪怕痛苦与荣耀的降临看上去几乎完全是随机的。他心头还压着一块比奥尔巴尼更沉重的巨石，也就是堪萨斯城的大溃败。离开阿梅里克斯县监狱不到四十八小时，金就坐下来给身在纽约的家族导师之一奥克莱.麦斯威尔（O. Clay Maxwell）写了一封长信。麦斯威尔是全国浸信会大会主日学校议会的国家主席，而作为副主席的金刚刚被J.H.杰克逊除名。麦斯威尔做出了留在全国浸信会大会的痛苦决定，他想知道金是否愿意对抗得意扬扬的J.H.杰克逊的这道放逐令。杰克逊此时正在欧洲访问，行程包括与若望二十三世教皇私下会面。

金曾考虑过起诉杰克逊以及组织抗议队伍在大会会议厅门口游行，因为他认为“只要没人公开反对杰克逊博士，那么他必然会继续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不道德且独裁的战术。”但深思熟虑之后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免得麦斯威尔和他自己遭受进一步叛乱的折磨。“此时我并不想掀起一场斗争。我认为，假如我在此刻为自己打抱不平，别人肯定会认为我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这会让我看起来更渺小而非更高大。假如我想继续为了我的族群的权利而斗争，那就必须时刻凌驾于渺小二字之上。”

接下来的1962年是战后纯真年代的最后一年。首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绕行地球一周之后大声说：“你说一天看到四次美丽日落的感觉如何？”洋基队的米基.曼特尔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约翰.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知识分子与好莱坞导演们依旧认为吞云吐雾的吸烟形象十分正面，并不在意来自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晦涩警告。最早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少男少女们纷纷抓起驾照，跳进崭新锃亮的底特律新品汽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与德国大众公司竞争设计出了微型车，但亨利.福特公开宣称这款车型不符合美国人的气质并且放弃了这一设计。

尽管美国成为了世界之王，但是一部分刚刚掌握权柄的美国公民依然心心念念地垂涎于经久积累的欧洲文化底蕴。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宣布自己已经安排将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送到纽约展览，而华盛顿的掌权者们也不甘落后，为国家美术馆借来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电视方面，新节目《豪门新人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西部片在收视率榜单上独占鳌头的局面。这档节目的社会讽刺基调将喷涌而出的财富与暖人心房的天真调和在一起，取代了边境冒险的开拓精神。约翰与杰奎琳.肯尼迪夫妇在《纽约时报》撰文宣称，“普通美国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应有尽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未来作家们把1962年当作怀旧之年，为冲浪喜剧与无忧无虑的浪漫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背景。然而就在国家成就、新舞步、小发明以及和平变革的掩盖治下，意识形态错位的先兆却正在暗流涌动。

1961年10月1日，W.E.B.杜博斯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我耽误了许久才做出这个决定，”他在公开声明中写道，“但我最终下定了决心。”杜博斯时年九十三岁，比莫汉达斯.甘地早出生一年。他生于1868年，正好赶上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审判，名垂青史的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有色人种）在他出生前一年建立。六十多年前他成为了哈佛第一位黑人博士，五十多年前他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三十多年前他将心头至宝《危机》杂志拱手送给了“体育新闻写手”罗伊.威尔金斯，十年前他因为主张美国应该在朝鲜停战并举行和谈而被戴上手铐送上了联邦法庭。如今到了1961年，这位老人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做不到自我革新，注定将会走向自我毁灭。普遍的自私永远无法将社会福利带给所有人。”杜博斯依旧举止高傲，崇尚自由学术思想，所以谁也没想到他愿意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约束。甚至在他向美共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上，杜博斯依然向美共主席格斯.霍尔详尽阐述了自己毕生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

杜博斯的声明摆上了金的办公桌，也摆上了J.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金在随后的一篇文章当中警告美国社会不要以为黑人的耐心是无限的，因为“美国最卓越杰出的黑人学者”已经背弃了美国：“毫无疑问，如果种族歧视问题不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得到解决，许多黑人都会因挫折、不满与绝望而投向其他意识形态的怀抱。”此后六年，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杜博斯。

胡佛则认为杜博斯的声明恰恰证明了联邦调查局长久以来的判断：民权运动暗藏着颠覆美国社会的倾向。但他并没有公开宣扬自己的看法。杜博斯针对美国价值观的最后一击依然没能引起主流政治的注意，这一点可说是对他的最致命打击，并且赤裸裸地表明了他在白人文化当中多么无足轻重。尽管胡佛一直在全力打击美共造成的安全威胁，但杜博斯的背叛对他来说却无关痛痒。他需要一件能引起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大部分公众注意的大事件，杜博斯的分量还是太轻了。

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持久战发生在另一块战场上。罗伯特希望彻底改变联邦调查局投放资源的优先顺序，将工作重点从国内情报转向有组织犯罪。根据联邦调查局自己发布的数据，自从1956年崩溃以来，美共残余势力一直在逐年萎缩——现如今美共内部足有一千五百多名联邦调查局线人，这些人缴纳的党费已经成为了美共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伯特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巨大国安情报网络实际上是麦卡锡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冗余。与此同时他和十分震惊地得知负责有组织犯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有十几位，相比之下负责政治安全的特工足有一千多人。罗伯特很希望这两个数字可以调换一下，但是联邦调查局却矢口否认美国存在有组织犯罪，气得罗伯特坐立不安。

作为胡佛名义上的上级，罗伯特.肯尼迪结束第一年司法部长任期时，双方之间的龃龉开始公开显露了出来。罗伯特在1961年12月告诉一位英国记者，“美共早已气息奄奄，根本构不成威胁，况且大部分美共成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胡佛随即在1962年1月的一次内务委员会上尖锐而迂回地提出了反驳，认为美共是“一匹装满了纪律严明的狂热分子的特洛伊木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给这个自由国度套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枷锁。”为了让警钟长鸣，胡佛还在私下里向众议员与少数参议员们公开了一则消息，说纽约有一位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律师，此人既是直接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美共成员，也是马丁.路德.金的指导顾问。胡佛的意思很明白：令人头痛的黑人革命是莫斯科布下的散兵线，而且只有无所不知的胡佛了解全部细节。“我们不能因为外部威胁而对内部威胁视而不见，”胡佛写道。在1月8日递交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机密备忘录中，胡佛更尖锐地拓展了自己的怀疑范围。他警告说，美共不仅能通过利维森影响金，而且美共与利维森还能通过金“接触”到司法部部长本人以及白宫。鉴于金和肯尼迪兄弟私交甚密——最近甚至还曾与总统共进午餐——可以说美共的幽灵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政府最高层。

罗伯特并没有留下有记录可查的反应。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美共操纵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在司法部里面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胡佛的警告毫无威胁。2月1日，罗伯特离开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世界亲善之旅。他前脚刚走，2月2 日代理司法部长拜伦.怀特就给联邦调查局联络官打了电话，特别说明要讨论一下胡佛1月8日有关利维森的备忘录。“怀特认为一定要采取某些措施。”联络官之后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时说道。怀特想要复审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文件，找出可能置肯尼迪政府于险境的苗头。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怀特的热情主动反倒有些让他们难以招架。复审利维森文件的要求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关于利维森拥护美共的情报资料全都来自五年前杰克.查尔斯和莫里斯.查尔斯两兄弟（Jack and Morris Childs）的一面之词，这两兄弟是联邦调查局打入美共的线人，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因为美共内部的派系纷争而遭到了驱逐。更糟糕的是，利维森的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曾两次想将其收编到麾下，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现在一口咬定他罪恶滔天未免有些说嘴打嘴。最后，尽管联邦调查局确实能证明利维森与金是民权运动当中的亲密战友，却没有证据表明二人中的任何一个服从美共的命令或意愿，更别说克里姆林宫了。简而言之，1月8日的备忘录夸大了利维森与颠覆势力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针对肯尼迪的说服力。而拜伦.怀特对于这一警告的欢迎现在却迫使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提前摊牌。眼看着联邦调查局很可能下不来台，胡佛立刻做出了指示。“反正金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备忘录上随手写道，“绝不能威胁到线人的安全。”

这是胡佛针对金的第一份书面评估。在正式开始任何调查活动之前，胡佛就已经将金树立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打击对象。这句简短的评论虽然相当粗鲁，却有效地为联邦调查局的下属们提供了应对怀特的指导路线。他们必须将一条重要信号传达给怀特：金与利维森的联系侵染了金。至于怀特索取证据的要求，胡佛则扬长避短地发布命令：由于涉案信息至关重要，所以决不能公开。涉及利维森的文件事无巨细都必须保密。

几天后，考联邦调查局驻司法部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Courtney Evans），将胡佛的回答告诉了怀特。怀特说自己充分理解自己不能查舀利维森档案的原因。不过为了约束怀特，埃文斯还是进一步下调了胡佛1月8日备忘录的语气。埃文斯提醒怀特说，与司法部长与白宫进行交流的并不是利维森本人，而是金。美共并未对政府上层施加直接影响，而是施加了间接影响。这句保证引来了怀特的一番讽刺。“怀特表示，鉴于白宫高层某些人的品性，就算当真有报告说利维森确实与白宫有直接联系，他也不会惊讶。”埃文斯在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里这样写道。怀特这句话里的暗刺无疑对准了哈里斯.沃福德。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埃文斯与拜伦.怀特达成了理想的谅解。代理司法部长似乎听信了胡佛的说法，很认同联邦调查局针对金和利维森的怀疑。此外这一事件也帮助胡佛重新建立了与白宫的直接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应当通过司法部发布消息，借此一度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与总统办公室之间宝贵的直接联系渠道。2月14日，胡佛给拜伦.怀特提供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金与左翼事业支持者之间的各种联系。此外他还亲手向白宫的肯尼斯.奥唐纳提供了一份相似的文件，文件外面煞有介事地套着一个联邦调查局专用文件袋。“尊敬的奥唐纳先生，”胡佛说，“文件的内容与杰出的南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有关，我想您应该感兴趣。”

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进行着他特别的环球之旅，自信地谈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远非司法部管辖范围内的诸多事务。与他同行的大批记者都认为此类出访预示着肯尼迪王朝的到来，假以时日罗伯特很可能跟随兄长的步伐问鼎白宫。在访问相对贫困的国家时，关于美国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提问往往令罗伯特疲于应付，印度尼西亚人尤其让罗伯特为难。当时印尼正在与荷兰就新几内亚脱离荷兰实现独立的前景进行谈判，罗伯特对此事做出了立场中立的评论，印尼人对他的表态则很不买账。荷兰是美国的北约盟友，罗伯特很不希望冒犯这个国家，于是便摆出了他在应对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事件时的态度：这种事应当由当地相关各方自行决定。这一说法暗含着罗伯特对于荷兰殖民主张的默许，因此为他招来了枪林弹雨般的批评。凭借隐晦的幽默与顽强的毅力，罗伯特在许多不同国家直面了一轮又一轮情绪激烈的质问者。后来他表示，无论东西方阵营之间关于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孰优孰劣进行多少辩论，都不足以打消全球范围内对于种族与经济的关注：“无论我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有人问我关于民权的问题。”

2月27日，胡佛为刚刚回国的司法部长备下了一条丑闻权当接风。当时这则丑闻太过不可思议，就连最轻信的超市小报读者都会将这条丑闻的内容视为扯淡。胡佛的备忘录基于之前展开的一项调查，当时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在拉斯维加斯逮捕了一批人，因为他们在歌手菲利斯.麦圭尔的家里非法安装窃听器。窃听器诉讼的初步审理结果表明安装窃听器的人受雇于罗伯特.马休（Robert Maheu）与萨姆．“莫莫”．吉安卡纳（Sam "Momo” Giancana）。前者是曾经效命于航空巨头霍华德.休斯的前任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则是艾尔.卡彭芝加哥犯罪集团的继承人。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实对于司法部来说还都算是好消息——一方面胡佛十分憎恶马休，认为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叛徒，另一方面罗伯特也一直想要给吉安卡纳定罪，几乎就像他想给工会大亨吉米.霍法定罪的心情一样迫切。不过接下来的消息就全都是坏消息了。首先，马休和吉安卡纳声称自己安装窃听器的行为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首肯，所以应该免予起诉。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也牙关紧咬地地承认了马休与吉安卡纳确实曾参与过一系列高度机密的任务，比方说中央情报局曾经试图借用吉安卡纳与黑帮的关系暗杀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吉安卡纳谋划这些任务时曾要求马休与中央情报局保证自己不会后院起火，换句话说就是替他监督他的情妇菲利斯.麦圭尔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不至于红杏出墙。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认为这项请求无法拒绝，于是就闹出了接下来的乱子。

这些猛料还仅仅只是开胃菜而已。进一步的调查再加上窃听内容还揭示了菲利斯.麦圭尔对于这段情人关系颇为不满，理由包括吉安卡纳在加利福尼亚另外包养了一位名叫朱迪斯.坎贝尔的情妇。弗兰克.辛纳屈不仅将坎贝尔介绍给了吉安卡纳，还将她介绍给了与自己交好的其他黑帮成员。后来人们发现辛纳屈甚至将朱迪斯.坎贝尔介绍给了约翰.肯尼迪。此外他还通过一连串交换情妇的操作将约翰与罗伯特.肯尼迪兄弟介绍给了玛丽莲.梦露。实际上辛纳屈的主业不只包括绽放歌喉，还有穿针引线。他的社交圈子可谓鱼龙混杂，覆盖了许多引人瞩目的人物——既有政界人士，也有黑帮成员，演艺界的同行们更是不在话下。至于吉安卡纳则是一位老派黑帮成员。所谓老派二字不仅体现在他自认为有权一边窃听一名情妇的私生活一边与另一位情妇调情，还体现在他看待问题的实际角度：吉安卡纳之所以攻略坎贝尔并非出于私情，而完全是公事公办，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共享了同一位情妇，这一点将会为他带来巨大的隐性权力。

胡佛用尽浑身解数才将这堆热气腾腾的三流小说情节改造成了冠冕堂皇的官方声明：电话记录证实，自从肯尼迪入主白宫以来，朱迪斯.坎贝尔总共给他打过七十多个电话。中央情报局官员反对针对吉安卡纳或马休提起刑事诉讼，唯恐会危及针对卡斯特罗的国安行动。这次拉斯维加斯逮捕的各种后果很可能会为本届政府带来灾难。本案意味着中央情报局以及肯尼迪兄弟彻底败坏了美国政府针对吉安卡纳以及相关黑帮成员们的其他罪行提起诉讼的机会。本案令美国政府颜面扫地，因为政府居然与黑帮合作施行谋杀。总统与黑帮女子的瓜葛也暴露于天下，致使他沦为了敲诈勒索的活靶子。在明面上胡佛本着专业理性的态度总结了整个事件，但在私下里他却实在忍不住幸灾乐祸：这就是自从二战以来将他的联邦调查局排挤出对外情报领域的中央情报局吗？这就是迫使自己针对吉安卡纳之流的黑帮成员宣战的肯尼迪兄弟吗？就是这样一帮人多年以来一直在轻慢自己对于国内颠覆势力的先见之明吗？

有恃无恐的胡佛继续重建着他与白宫之间的直接联系。他给肯尼斯.奥唐纳寄送了一份2月27日备忘录的副本，同一天他还命令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及亚特兰大办公室彻底翻查各自手头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消息。一周之后胡佛正式向司法部长请求授权，要求在斯坦利.利维森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罗伯特同意了。于是根据司法部官员们心照不宣的奇怪惯例，胡佛亲自授权安装室内窃听装置——与电话窃听器相照应——而且早在罗伯特同意安装电话窃听器前，他就已经有了安装室内窃听器的想法*。3月15日晚上，联邦调查局驻纽约特工潜进利维森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装置。特工们称之为“麦监”，也就是“麦克风监视”的简称。3月20日技术员们又针对利维森安装了电话窃听器。

3月22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白宫参加了一场私人午餐会，他向肯尼迪总统报告称联邦调查局发现辛纳屈与黑手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之前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全方位的监听就已准备就绪了。就个人层面来说，胡佛其实并不特别喜欢当面顶撞别人。在这次午餐会上他极力安抚总统，自称是总统的忠仆，因此必须尽职尽责地在私下里警告总统当心未来潜在的危险。至于总统沾花惹草的癖好胡佛也并不陌生，因为二十年前的经历早已让他做好了思想准备。二战期间联邦调查局特工监视过一位丹麦女记者英戈.阿瓦德（该名女子认识希特勒、戈培尔、戈林以及其他多名纳粹高层，因此被联邦调查局当成了间谍嫌疑人），发现她与当时还是海军中尉的约翰.肯尼迪滚过床单。基于联邦调查局的指控，海军将肯尼迪调职他处以示惩戒。事后肯尼迪曾请求胡佛开具一份书面赦令，以免别人怀疑他不忠于祖国，胡佛并没有应允。甚至就算他的多年老友、小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大使亲自豁出老脸来求他，他也依然不肯通融。后来肯尼迪中尉并没有与阿瓦德断绝联系，联邦调查局特工们便窃听了他们的幽会，录音磁带上满是夹杂着枕边私语的海军事务。胡佛始终没有忘记这段插曲。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胡佛还要求助手卡萨．“德科”．迪洛克从联邦调查局档案中调取肯尼迪与阿瓦德的录音以备审查。迪洛克以前仅仅听说过这些磁带的存在，认为牵涉其中的是约瑟夫.肯尼迪而不是约瑟夫的儿子，但联邦调查局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小家伙。”

当年的小家伙如今已经成为了总统。肯尼迪总统与J.埃德加.胡佛居然会进行一场关于性话题的谈话，这件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胡佛对于性问题的看法历来很不着调。1941年，也就是肯尼迪开始与英戈.阿瓦德私会的那年，胡佛就警告美国人说，如果任由汽车旅馆沿着高速公路四处蔓延，那么出门在外的美国人一不小心就会睡在被“不正当关系”焐热的床垫上。一代人之后，汽车旅馆已随处可见，而胡佛却又在白宫里大谈特谈床笫之事，即便素以荒淫著称的波吉亚家族或者美第奇家族成员听到他的言论也肯定会有宾至如归之感。讨论结束后，肯尼迪总统悄悄命令肯尼斯.奥唐纳说：“赶紧把那个浑蛋打发走，他简直太丧气了。”

至于胡佛到底对肯尼迪说了什么，并没有留下书面或者口头记录，但结果强有力地表明胡佛一定强调了与辛纳屈夹杂不清的危险。胡佛的特工偷听到了吉安卡纳与其他“暴徒”密谋通过辛纳屈在本届政府走后门的打算，而辛纳屈不只是情妇们的中间人，更是有胆量要挟总统的黑帮成员的中间人。关于这两点，胡佛的看法的确有理有据。根据记录，同一天下午肯尼迪总统和朱迪斯.坎贝尔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显然是为了断绝关系。接下来总统又决定在之后访问棕榈泉期间不去拜访弗兰克.辛纳屈，反而要与辛纳屈的歌坛对手平.克劳斯贝见面，还要断绝与辛纳屈的一切联系。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驻纽约技术员在3月16日上午10点10分打开了新近安装在利维森办公室的窃听器的接收装置。从此以后，美国政府的耳目在金的余生当中一直鬼鬼祟祟地围绕在利维森和金的周围。

美国领导人居然认为联邦调查局仅仅依仗胡佛的权威就进行窃听是合法之举，无论怎样描述得出这一看法的过程都好说不好听。做出这一决定的唯一书面依据是1954年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时任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建议胡佛不要理会最高法院全票做出的禁止窃听裁决。在实操层面上，下一代司法部长全都没有试图要求胡佛遵守任何法律或者接受任何监督。到了七十年代这份记录才在一次情报丑闻当中得到公开。国会当局意识到官方历史当中的这段内容只有两种解读方式，要么是知法枉法，要么是装聋作哑，总之两种解释都很丢人。于是他们干脆宣称布劳内尔的1954年备忘录是永久性“官方政策”，授予了胡佛任意窃听的法律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