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为了与免税许可证保持一致，南方地区理事会甚至不惜宣称自己对于政治革命的兴趣完全出于学术层面，该组织推进选民注册的目的是为了做研究：“你们将要凭借拨款来推进项目，项目得出的结果将会得到经验性的评估，从而使得南方地区理事会能够得出有发表价值的结论。”
回到密西西比，身陷囹圄的自由乘车者们也正在经历一场截然不同的转变。对于一部分囚犯来说，幸存下来着实令人失望。他们要么遭受过许多次暴徒殴打，要么看到过无数相关新闻报道。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穿越过狂怒的围观人群，他们的脑海当中曾无数次浮现过遭受埋伏的场景。如此严苛的试炼早已让这些自由乘车者的心中充满了滚烫的宗教热忱，以至于当他们最终被毫发无损地投入监牢时，有些人似乎因为失望而陷入了崩溃，其他人则不安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所有自由乘车者都被关进了海恩兹县立监狱的地下牢房。刚刚从失望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他们就开始异口同声地歌唱。一位名叫汉克.托马斯（Hank Thomas）的乘车者带领男监室的狱友们嘹亮地唱起了《我们必胜》，对面的女性囚犯也跟着唱起了同一首歌。接下来他们把全套民权运动歌曲都唱了一遍。歌声最终低落下去，变成了隔着牢房的交谈。詹姆斯.贝弗尔开始大声宣讲《使徒行传》第16章，内容是上帝如何向腓利比降下地震，动摇了关押保罗和西拉的监狱的地基。他还宣称上帝将会在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降下一场类似的地震，在两天内解放自由乘车者。
贝弗尔一直在舌灿莲花地宣讲布道，几乎没有间断。周边牢房里能够听到宣讲的狱友们的心情也起伏不定，有时感到情绪振奋，有时感到忍俊不禁，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担心贝弗尔的精神状态，因为他显然越来越相信上帝将会亲自将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两天之后上帝并未显灵，贝弗尔也似乎陷入了绝望。詹姆斯.法默等人担心他可能会精神崩溃。大部分自由乘车者并不太了解贝弗尔，而那些了解他的人——比如他的神学院同学约翰.刘易斯和伯纳德.拉斐特（Bernard Lafayette）——都知道他一直游走在圣徒与疯子之间。事有凑巧，有一位模范囚犯离开贝弗尔的牢房时忘记了将滑动铁门完全锁起来。贝弗尔看准机会请拉斐特再次祷告，让上帝赐予他们一个事业将会成功的征兆。趁着拉斐特专心祈祷的时候，贝弗尔悄悄溜出自己的牢房站在了拉斐特的牢房门前。拉斐特刚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贝弗尔重获自由的景象，吓得他大叫一声从床上倒栽了下来。贝弗尔一边放声大笑一边回到了自己的牢房里。他和拉斐特分别用不同的说辞解释了尖叫的缘故，其他牢房里的同伴们都不理解他们为何如此沉着。然而毫无疑问贝弗尔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当狱卒因为自由乘车者高声歌唱而不再给他们提供香烟零食之后，贝弗尔设计了一套与监狱里的其他人进行秘密交易的体系。
监狱生活也让其他自由乘车者显露了各不相同的状态，有人温顺，有人凶狠，有人淡然处之，也有人歇斯底里。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监狱里待到“地狱结冰的那一天”，可没过几天就假释出狱了。仍留在监狱的人里面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大学学生，四分之三是男性，黑人占一半以上。很大一部分白人自由乘车者都是贵格教徒与犹太教徒，其中还包括了几位拉比。十年前拒服兵役时期的入狱经验使詹姆斯.劳森成为了公认的监狱文化专家，他教会了其他自由乘车者如何与监狱里的窃贼和酒鬼相处，并警告他们不要依靠任何事物，因为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不受他们自己的控制。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坚强的内心。很快监狱官员就让他们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大部分自由乘车者都被转移到了海恩兹县立监狱乡下农场。每十二名年轻囚犯挤在一个十三乘以十五英尺、厕所堵塞不堪牢房里，只能吃到变质生虫的食物，还会因为唱歌被关进幽闭恐怖的“汗蒸箱”。唯一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狱方根本没有足够的箱子一次性关押所有唱歌的人。
6月15日午夜刚过不久——也就是他们的代表保释出狱远赴华盛顿与司法部长接洽的前一天——守卫把四十五名男性囚犯从牢房赶到了四面封闭的货运拖挂车里，货车随即偷偷摸摸地将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囚犯们拉出了杰克逊市。当他们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出车厢时，天色已经放亮了。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座瞭望塔的脚下，身后是一扇顶着铁丝网的大门，身旁是挎着猎抢的狱警。监狱长欢迎他们来到帕奇曼监狱，并且不怀好意地警告他们：“这里的黑鬼可都是些人渣，尤其是那些判了死刑还没行刑的黑鬼一看到你们就会把你们往死里揍，还会拿刀给你们开口子。”他命令自由乘车者们排成一队跟着他进入了一幢加工水泥块的大楼里。
大部队动身后，狱警发现两个从芝加哥来的白人青年仍然躺在一辆货车的拖车里不出来。“我们拒绝合作，因为我们遭到了非法羁押。”特里.苏利文（Terry Sullivan）说道，尽管劳森和其他人曾经劝他暂时搁置这套说辞。嗤之以鼻的狱警们把这两个芝加哥小伙子从货车上扔了下来，拉着他们的脚拖过泥地和草坪，蹭过水泥地扔进接待室，命令他们脱去衣服。这两个人仍然不配合，于是狱警们亮出赶畜棒电击他们，电得他们倒在地上滚来滚去惨叫不止，但是他们仍然不脱衣服。最后狱警只得亲自动手把他们的衣服撕扯下来。
囚犯们被扔在了接待室里不知等了多久才被转移到浴室，在持枪守卫的逼视下洗了澡。不止一名自由乘车者强烈感觉到自己与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感同身受。随后他们又赤身裸体地沿着水泥走廊行进至高度戒备区，每两人被关进一间囚室。又不知道等了多久狱警们拿来了他们唯一的囚服——一件T恤和一条豆青色的短裤。狱警终于离开之后，松了一口气的自由乘车者们开始大声抱怨囚服如何衣不蔽体。“为什么要抱怨衣服？”詹姆斯.贝弗尔的洪亮嗓音盖过了狱友们的七嘴八舌，“甘地仅仅用一块破布遮羞，却让整个大英帝国屈膝跪地！”
自由乘车者们唱诵的赞美诗、灵歌和自由之歌再次成为了他们与监狱管理层之间的冲突焦点。为了重新掌控监狱氛围，监狱方威胁自由乘车者立刻安静下来，否则就要收走牢房里的所有床垫。一听这话汉克.托马斯随即大发雷霆，他把牢房栅门摇得啪啪响，冲着狱警吼叫道：“来拿我的床垫吧！我的灵魂属于我自己！”这股发作激励整个牢房的人齐声高唱起了《我们必胜》，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把床垫向牢房栅门扔过去，好让狱警收走。
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乘车者都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某人就死死抱住了自己的床垫，狱警不得不把他拽开。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牢房里的宗教氛围。比方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就对宗教仪式漠不关心，另外还有很多自由乘车者嫉恨纳什维尔学生们推行的甘地主义思想。监狱里爆发了关于甘地主义的晦涩争论，论题是在监狱里闹绝食的决定究竟应当取决于囚犯们的内心信念，还是应当取决于这一行为对于外界的政治影响。此外还有些不那么高深的争端，例如有些反对绝食的囚犯故意在绝食的人们面前一边吃饭一边吧唧嘴，闹得双方隔着铁栅栏相互抡拳。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内讧，但是随着帕奇曼监狱内部自由乘车者的人数不断激增，整个团体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团结精神。只有几个人请求要回他们的床垫。晚上大家都躺在钢丝弹簧上面继续坚定歌唱。监狱方面为了击垮他们而设计出来的各种惩罚都被他们咬牙硬抗了过去。意识到寻常的监狱恐吓未能奏效之后，气急败坏的监狱管理层干脆用消防水管将全体乘车者从头到脚喷了个遍，当天晚上又架起大型风扇一通狂吹给他们降温。另外监狱方面还曾关上所有的囚室窗户，让囚犯们承受密西西比州夏日高温的烘烤。所有这些惩罚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大部分甚至适得其反。7月7日，首批自由乘车者为了进行上诉而保释出狱。离开牢房时他们的步伐几乎有些飘飘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刚刚在龙潭虎穴里走了一遭并且活了下来。
从蒙哥马利市公交车抵制运动，到静坐抗议运动，再到石山入狱运动，以及现在针对密西西比州监狱体系的大规模冲击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同时包含两重含义——在精神层面不断前进，在物理层面稳步扩张。民权运动的战场正在蔓延至整个南方。一场孤立的战斗正在被数不清的零星战斗所取代。在密西西比州的各个监狱内，入狱人员将各自的相似经历提炼成为了共有经历。学生们开始将运动本身当成了需要履行的使命。监狱里的约翰.刘易斯利用信件告知其他贵格教友，说自己想要在南方全职工作，因此打算退出前往印度游学的计划。
詹姆斯.法默刚飞抵纽约市就在机场遇到了摄像机与平等大会支持者的欢迎，后者纷纷高喊着“法默是我们的领袖”。这样的欢迎仪式并不值得惊讶，因为法默在自由乘车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让他登上了各种黑人杂志的封面，成为了一名全国级别的领袖。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回到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城镇的自由乘车参与者们也受到了类似的欢迎。以往的欢迎现场只是少数民权信徒的小型聚会，如今却有大批陌生人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向一位自由乘车者——随便哪位自由乘车者——表达敬意，从人数上就盖过了前者的小圈子。
自由乘车运动的情感浪潮与罗伯特的选民登记计划不可避免地迎头相撞在了一起。参与自由乘车的学生们从帕奇曼监狱获释之后过了一周，非学委召开了一场会议，有人在会上提议非学委应当将之前与哈里.贝拉方特讨论过的选民登记计划当成“最高级优先事项”。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需要将近二十万名学生充当义工——从人数上是自由乘车运动的一千倍还多。一听到这种论调，刚刚出狱的学生们简直震惊得无言以对。会场上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刚刚出狱的人们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选民登记计划与甘地主义毫无关系，充其量只是随波逐流的政治手段，甚至极有可能是肯尼迪政府为了把“直接行动”的示威者从街道上赶走而采用的工具。选民登记的拥护者则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承担起登记的繁重工作，并且暗示自由乘车的同学们沉迷于殉道的诱惑当中无法自拔。最后争论双方勉强同意暂且鸣金休兵，等到三个月后高地人民俗学院的摊牌会议上再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事态万分紧急，我们期望各州代表都能前来参与讨论，”地方联络员查尔斯.谢罗德在通告函件当中这样写道，“本次会议的结果很可能会确定未来数年民权运动的方向！”
巧合的是，也就在这个月里，鲍勃.摩西正在赶赴密西西比州，打算开始一段新生活。这位哈佛毕业的哲学家曾负责非学委首次在南方腹地进行的纳新旅行，随后又自愿在令人生畏的密西西比州为非学委工作了两三年，因此早在自由乘车运动之前摩西就已经在非学委内部小有名气了。由于大家都知道他策划的工作正是围绕着选民登记而进行的，因此非学委领导人查尔斯.迈克德鲁、查尔斯.琼斯、蒂姆.詹金斯以及其他选民登记计划的支持者都邀请他在接下来的内部斗争当中支持自己一方。摩西并不清楚内斗双方的复杂算计。他表示自己的选民登记计划既非宏伟蓝图也非哲学玄想，而只是响应了阿姆齐.穆尔对于密西西比州最有效行动手段的分析结果而已。因此他拒绝出席高地人会议，也不愿参与这场争端，但他确实要求非学委领导人把他的密西西比州登记计划纳入正在展开的招募行动当中。迈克德鲁和其他人愉快地为他提供了约翰.多尔在司法部的私人电话号码。摩西离开后，詹金斯评价道，此人看上去似乎过于谦卑理性，因此在对抗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主义的时候完全没有胜算。
摩西终于来到了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阿姆泽.摩尔的家门前。进门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东道主此时正心神不宁，这样的状态对于摩尔来说十分少见。杰克逊市的自由乘车者逮捕事件已经挑起了密西西比全州上下的对抗情绪，因此摩尔认为最近并不是开始选民登记工作的大好时机。摩西在他家住了好几天，每天他都拿出各种理由推迟选民登记，等到所有理由都用完之后，他干脆故意躲着摩西不跟对方说话。摩西既不愿质疑这位良师对于本地种族关系的判断，也不想一直在摩尔家的客房里待下去。最终摩尔提出了一个建议来化解两人之间逐渐增长的尴尬气氛。在密西西比南部边境小镇麦库姆住着一位协进会领导人，此人在看过一篇黑人报纸上的新闻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想知道摩尔是否愿意派遣“几队学生”来到麦库姆进行选民登记。摩尔向摩西建议道，麦库姆镇的事态不像家门口的德尔塔镇一样紧张——或者说没那么敏感。也许他应该从那儿开始。摩西痛苦地再次上路，向南行进二百英里来到麦库姆镇，见到了协进会领导人C.C.布莱恩特（C. C. Bryant）。他告诉对方，第一支学生团队就只由他一个人组成。
高地人学校会议持续了三天，会场气氛始终针锋相对，非学委各州代表丝毫没能取得共识，会议陷入了僵局。查尔斯.迈克德鲁突然宣布他打算以主席身份投票支持选民登记计划从而打破僵局。有些直接行动路线的支持者气得当即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此情此景难免让艾拉.贝克想起了自己在协进会与领导大会的工作经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层都一心扑向上层政治路线，令她十分难受。如今她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她那些宝贵的学生们像当初的自己一样彻底受制于领导层。于是她提议非学委暂时分成两派合作行动——由黛安.纳什领导直接行动派，由查尔斯.琼斯领导选民登记派。她的折中建议勉强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只有少数支持直接行动的顽固分子不肯就范。例如伯纳德.李就永远离开了非学委，亚特兰大市静坐运动的前任领导人朗尼.金也是一样。会议结束时，学生们当中流传着一则糟糕的笑话：非学委的昏暗办公室应该开两道门，免得出入办公室的两派人员相互看不惯。
然而双方的计划进行得都不顺利。直接行动派通过了由纳什维尔的学生牧师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发起的“继续向密西西比州前进”的决议，打算从州首府杰克逊市开启一轮长期非暴力攻击。之所以选择杰克逊市，是因为就像蒙哥马利一样，这里也有一座黑人大学，而且杰克逊市的一大部分黑人中产阶级市民都居住在这里。詹姆斯.贝弗尔和伯纳德.拉斐特负责寻找愿意参与示威游行的当地学生，却遭到了当地警察的精明反击。警方没有逮捕示威者，却直接逮捕了非学委的领导人，罪名是煽动十八岁以下的学生违反密西西比州种族隔离法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从事不法行为”。他们被审判、定罪并判处了最高三年的刑罚。他们随后假释出狱提交上诉，然后就去拜访了克利夫兰市的阿姆泽.摩尔以求重新稳住阵脚。这样的量刑是迄今为止白人当局向参与运动的学生们抛出的最严厉判决。此外还有很多迹象表明白人的怒火正在越烧越旺，这些都使得阿姆泽.摩尔惶恐不安。
至于选民登记派的进度也好不到那里去。支持选民登记的领导人直接来到司法部参加关于对象选择、人口统计、法律和战略部署的讨论。他们看到了约翰.多尔办公室墙上的地图，发现大头针主要扎在了那些发起选民登记诉讼的条件最成熟的南方各县。据多尔估算，最有希望的两个地方是亚拉巴马州达拉斯县和佐治亚州的特雷尔县，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根据1957年《民权法案》赢得第一场投票权诉讼的地点。查尔斯.谢罗德随即移居到佐治亚州，在特雷尔县开始了试点项目。但他很快发现当地大多数黑人对于任何胆敢讨论民权的人都抱有恐惧多疑的态度。他大胆地提出进行示威和登记活动，结果就连少数几个好不容易才结识的朋友也不敢和他说话了。于是谢罗德不得不撤退到附近的奥尔巴尼市从头再来。
即便依据民权网络内部的夸大愿景，这些恼人的开端依然几乎无人察觉，因为民权运动正在数不清的层面上到处推进。谢罗德不仅正在与多尔商谈，还在与另外百余人接洽；摩西和贝弗尔正在密西西比州工作；自由乘车运动仍在进行中；学生们正在听人讲述帕奇曼监狱狱警如何毒打他们的亲友。悲伤的眼泪连绵不绝，鼓舞人心的事迹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多家基金会正在讨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款问题。自由乘车运动的走势就好比将长达三百年的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发展史浓缩在了一个夏天当中：运动本身时时刻刻都处于分裂的边缘，非暴力之爱的倡导者正分散到各个行省填充监狱，而他们的同党们却在与统治者密切协商，不仅希望获取完全公民权，还希望官方能够将他们的怪异信仰奉为国家正统教条。
相互撕扯的各种张力全都作用在了金的身上。殉道者和统治者全都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即便按照他本人的标准，他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遭受的极端蔑视与敬仰也依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与非学委的关系突然变得极为亲密，但同时又敏感而复杂，就像非学委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一样。金的名字在公开辩论中早已成为了敏感词。比方说白人南方浸信会大会的下设神学院不久前曾邀请金在路易斯维尔校园讨论宗教问题，南方浸信会大会随即迫使神学院公开道歉。同样是在不久前南方浸信会大会还厉声警告人们不能在白宫中安插一位天主教徒，眼下正在试图与肯尼迪总统和解。在大会内部，这份看似平平无奇的邀请函集中体现了种族与神学两方面的异端行径，以至于南方各州的无数白人浸信会教会都取消了他们对于神学院的定期捎款。“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防止这类错误再次发生。”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董事会的牧师J.R.怀特如是宣称。怀特是蒙哥马利市第一浸信会的牧师，此人自从公交抵制运动谈判开始就与金不对付。
另一方面，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则把金当成一位政界名人并且不遗余力地加以笼络。6月的某一天，州长邀请金登上了他的私人飞机，带着金飞往阿尔巴尼的私宅共进晚餐。他在议会大厦前的一场自由乘车运动集会上介绍金登场。他命令自己的员工利用洛克菲勒家族的自有资金四处传播金的激情演讲。州长还将金送到了他在纽约预定的演讲地点，由洛克菲勒家族雇用的电影摄制组拍摄了演讲现场的实况。洛克菲勒后来还以这场演讲为题材制作了一部电影并且灌录了一张黑胶唱片（这是金的第一张唱片）。他向以便以谢教会赠送了好几份拷贝，又怕教堂缺少播放设备，于是又在礼品包里添加了一台放映机。州长写信告诉金，他正在利用这部电影“诱使各大电视网对你的工作进行缜密研究。”洛克菲勒之所以突如其来地大献殷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量：他为1964年大选制定的策略就是在民权与军事两方面夹击肯尼迪总统，因此他才要主张更宽容的民权政策与更进取的军事政策。但是就算抛开政治，洛克菲勒与金之间依然有很多共同点。州长的一个女婿刚刚因为参与自由乘车而被捕。洛克菲勒经常在黑人大学发表演讲，他还是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的河畔教堂主日学校的一名教师。洛克菲勒家族的独特家传也让他远比其他政客更接近金的世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居然在当时并没有引来更强烈的关注。
金的日程很满，只能抽出一两天时间飞回亚特兰大市看一看，其余时间要么参加基金会高层会议，要么在全国各地到处赶场发表支持自由乘车运动的演讲。他的足迹遍及印第安纳波斯利、匹兹堡、圣路易斯、哈特福德、旧金山、迈阿密、锡拉丘兹以及威斯康星州的白水市。马不停蹄的奔波使他成为了民航的常客，以至于他甚至声称自己能够分辨出全国各家机场的独特气味。7月6日，他又冒险来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迎接法默、劳森、贝弗尔、刘易斯、多丽丝.卡索、杰罗姆.史密斯及其他从帕奇曼监狱获释的自由乘车者。“我们将会用忍受磨难的能力来瓦解你们，”他向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们骄傲地宣称。接下来他还补充道：“种族隔离已死”，唯一的遗留问题就是吉姆.克劳的葬礼“究竟会多么昂贵”。尽管张口殉道闭口死亡，但是这里的金显然并没有将自己当成受害者，而是自视为主持临终祷告的演说家。
金仍然渴望受人尊敬且理性思辨的生活方式。他曾在口叼烟斗的读研与读博时期品尝过这种生活的滋味。杰克逊市集会之后过了两周，他在来年的日程表上加上了一条去摩豪斯主持研讨课的安排。他打算在课堂上讲授他最喜爱的哲学思想——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康德、黑格尔和尼采。在一封标明为“机密”的信件里，对于金钱历来十分慎重的本杰明.梅斯校长告诫金不要告诉柯瑞塔以外的任何人摩豪斯学院打算向他支付一千五百美元讲课费，否则摩豪斯的其他教授们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课时酬劳比不过金而闹到梅斯面前来。随后金暂时放下手头事务，来到时髦的玛莎葡萄园，在斯坦利.利维森为他安排的别墅里度过了他的第一次8月假期。多面手利维森此时正在勤勉地与哈里.贝拉方特一起帮助金调解自由乘车运动双方的争议。他们正在推动罗伯特发起的选民登记运动，这样做无疑确实会分散游行示威所需的精力，但他们同时也在为继续自由乘车运动筹款。“我往领导大会的户头上存了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那个夏天利维森写信告诉金，“由于开票人突然死亡，所以我想在银行冻结他的账户之前兑现这张支票。”对于目光敛锐、精明能干的利维森来说，死亡首先意味着遗嘱检验法庭而不是什么葬礼演说。
不过，当金打算向《时代周刊》的读者们呈现他个人对于自由乘车运动的看法时，他还是将这项任务托付给了利维森。要想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具有深刻的跨文化悟性，因为金希望围绕黑人抗议者的阶级特征来传达他的信息。利维森的草稿一开篇就提到了金对波拉德妈妈的回忆，这位老妈妈在曾在公交抵制运动期间说过“我的双脚真是累”。然后接下来利维森笔锋一转来到五年后，指出如今的自由乘车者们并不是“不通文法的老妇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穿着常春藤大学校服，青春年少，口齿伶俐，坚定不移”的学生们。
许多读者无疑会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一点单独挑出来着重强调——这样做未免有点势利。但金并不仅仅希望为他本人或者他的事业脸上贴金——他真正迫切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抗议者们愿意做出多么大的牺牲。与受教育程度类似的白人不同，黑人大学生所坚守的中产阶级身份极为脆弱。任何失误——失业、触犯法律、心理崩溃、个人丑闻——都能轻易地将他们重新打回黑人下层阶级遭到埋没。正如金向《时代周刊》读者们描述的那样，面对着如此高的风险，过去好几代中产阶级黑人都倾注了全副精力对自己进行严格训练，毕生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白人社会的精致风尚，把自己变成了社会学家冈纳.米达尔描述的那种“夸张化美国人”，执着于炫耀性消费和身份象征。
在金看来，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得自由乘车运动如此富有革命性。“如今模仿已经终结，”他说。有史以来第一次，白人学生正在模仿黑人。“我见到过许多美丽迷人、衣着时尚、魅力十足、性情甜美、能为迎新舞会增光添彩的年轻女孩，”金几乎有些不知所措地继续说道，“我听到她们用毋庸置疑的真挚语气告诉我，‘金博士，我已经做好了在万不得已时去死的准备。’如今这样的场景已经不能再令我感到惊讶了。”社会身份与身外之物曾被中产阶级黑人视为比生命更珍贵，但这些学生们却甘愿拿它们来冒险，因为他们正在逐渐发现某些全新的事物，而且金相信这些事物远比身份与财富更为珍贵。
正当金在玛莎葡萄园里养精蓄锐，准备再次与J.H.杰克逊展开教会路线之争的时候，他的心里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于8月3日起开始休养，当密西西比州政府试图将自由乘车者缴纳的大约三十万美元保释金充当罚款加以没收时，他派遣怀特.沃克出席了当地的紧急应对会议。8月7日摩西和一位自愿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志愿者在密西西比州开办了第一所选民登记学校，8月9日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因为邀请金发表演讲一事对教众们道歉，8月11日非学委的学生们在高地人会议上爆发冲突，在此期间金始终待在玛莎葡萄园里面。8月13日，正当精疲力竭的学生们接受了艾拉.贝克的折中提议时，金花了一天时间来到纽约市区，前往河畔教堂进行布道。就在这一天，东德突击队正布下一道道铁丝网作为柏林墙的雏形，阻断了东柏林与西柏林的联系。超级大国对于这一事态的密切关注致使这场冷战大戏的光芒遮蔽住了这一年里所有其他争取自由的故事。
C.C.布莱恩特与蒙哥马利的E.D.尼克松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此人的性情同样脚踏实地且坦白直率。和尼克松一样，布莱恩特是铁路系统的员工，他的薪水来自遥远的芝加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必参与麦库姆的白人经济：尽管布莱恩特的正式工作是在伊利诺伊中央车站操作填装起重机，但是他的独立地位却已经超越了教师、牧师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位居传统领导地位的当地黑人。布莱恩特是执事、主日学校教师与童子军领队，也是协进会派克县分会会长。此外他还在共济会内部身居高位，因此他才能批准鲍勃.摩西将黑人共济会会堂的二层当成选民登记学校。会堂一层租给了一位屠夫。
摩西头顶着8月的炎炎烈日挨家挨户敲门，告诉每一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自己是C.C.布莱恩特派来负责选民登记的办事员。在阿姆泽.摩尔家学到的东西让他成为了晦涩难懂的密西西比州登记法方面的专家。密西西比的登记法要求申请人用大白话讲解一段州宪法法条并且取得登记员的认可。对于无数密西西比黑人来说，仅仅这一障碍就足以让选民登记沦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摩西认为，假如自己能在麦库姆让哪怕一名黑人想象自己步入县政府大楼的场景，就算取得了初步胜利，因为眼下当地黑人看见县政府大楼都绕着走。这种心理障碍的背后潜藏着好几重恐惧，黑人们不仅害怕被别人打上捣乱分子的标签，而且还深切质疑自身的文化水平、自我价值以及正当权益。摩西每天晚上都要在共济会会堂里为自己的班级排解疑惧。就像阿姆泽.摩尔与布莱恩特早就意识到的那样，选民登记是一项全日制工作。
有一天，一名少年将脑袋伸进了摩西的办公室。此人名叫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来自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萨米特的小村庄。沃特金斯表示自己听说马丁.路德.金要来镇上进行某项神秘工程——“请问您就是马丁.路德.金吗？”摩西感到沃特金斯虽然少不更事，但却具有坚定的勇气。他告诉对方，自己不知道马丁.路德.金要来麦库姆，不过现在镇上有一门教育黑人参加选举投票从而摆脱二等公民身份的新课程。沃特金斯对此很感兴趣。他曾经“考虑过”上大学的事，可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目前他依然与父母同住，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操心应付不可避免的成年人烦恼，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很快他就与另一位名叫柯蒂斯.海耶斯（Curtis Hayes）的少年一起成为了摩西手下最初两名志愿者，为摩西的辅导班发放传单。
摩西的运气不错，8月7日来参加第一堂课的听众当中有些人曾向布莱恩特承诺过要进行选民登记。第一天晚上的课程结束后有四个人当场表示愿意登记。第二天晚上下课后又有三个人表示愿意登记，其中两个人在第二天登记成功。他们的成功和第三节课又激励了九个人在第三天登记。这时登记员警觉起来，意识到蜂拥来到自己办公室里的黑人很可能并不是碰巧一起来的。于是这一批九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登记成功。
派克县的种族晴雨表非常敏感。接连三天居然有十六名黑人出现在政府大楼，这可是值得《麦库姆企业学报》大费笔墨的新闻。这篇报道不仅为当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敲响了警钟，也让密西西比南部这个萧条农业小镇上的黑人们兴奋不已。没过几天，周围郊县的农民就纷纷赶到了麦库姆，聚集在共济会会堂属于摩西的那个角落里，听他讲授非暴力思想、基本民权以及《密西西比州宪法》。听众们无不请求摩西将他羽翼未丰的项目扩展到相邻两个县。这两个县虽然黑人占人口大多数，但是还从没有哪个黑人参加过投票选举。相对于地处荒野农郊的阿米特县和沃尔索尔县来说，一万两千名居民当中有二百五十名黑人选民的麦库姆县简直就是彰显社会进步的大都市。
摩西实在不忍心告诉这些农民们这样做很危险，或者从战术上来说把注意力转移到麦库姆之外并不明智。与布莱恩特商量之后，摩西认为如果自己一味回避所谓的“深水区”，就无法获得未登记人员的信任。因此摩西开始着手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他没有在麦库姆以外开展工作的资金。他需要借一辆车进行长距离往返。他需要在偏远地区找寻住处。麦库姆当地的空余车辆很少，受过教育的北方人在这里也很扎眼，因此摩西办事特别需要时间和耐心。有时他需要花费半天时间来落实晚上的住处。很快阿米特县一位名叫E.W.斯特普托（E. W. Steptoe）的农民表示愿意给摩西提供住宿。斯特普托和妻子养育了九名子女，其中七名已经成年。他本人曾是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的会长，直到当地警长在两年前没收了会员名册为止。自那时起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就停摆了。
8月15日早上，摩西和阿米特县最早的三位志愿者开车来到了位于利伯蒂的县政府大楼，那里距离麦库姆约二十五英里。草坪上的一块石牌声称这里是密西西比最早的县政府大楼，建于1839年，还吹嘘说塞西尔.波登的炼乳和提契纳的抗菌软膏都是在这里发明的。四个人人绕过石碑和联邦纪念雕像，走进白色砖石建造的巨大建筑，直奔县登记员的办公室。登记员非常严肃地质问他们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一名年纪很大的黑人男性无助地等着两位白人女性志愿者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两位志愿者全都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站在后面的摩西开口了：“他们想要完成选民登记。”登记员掉过头来质问摩西别人登记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然后就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着。好奇的办公人员从他们身边默然走过，打量着这一帮足够充当当天头号谈资的怪胎。接着当地警长就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代理警长、税务办公室职员以及一名驾照考官。一位密西西比高速公路的巡警也踱着步子走进办公室坐了下来。
整整过了六个小时，摩西终于逃出了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的政府大楼。随行的三位志愿者来之前就知道这次登记肯定没戏，但是全都相当得意，因为毕竟登记官允许他们填表了，总算开了个好头。回去的路上他们一直在庆祝，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在登记办公室见过面的高速公路巡警不远不近地吊在他们身后，用自行车的速度在返回麦库姆的24号高速公路上跟着他们走了整整十英里。他们越来越害怕，于是离开高速公路走上辅路，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这名巡警只是与他们顺路而已。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左拐右扭都始终摆脱不掉这名巡警。最后巡警打开警灯截住了他们，还命令他们跟着自己走。阿米特县的志愿者们又是惊惶又是后悔，心里暗自发誓再也不会踏进登记办公室一步。
到了麦库姆，只有摩西一个人遭到逮捕。当天晚上派克县的控方律师急急忙忙地从马格诺利亚赶了过来。他原本打算用来起诉摩西的罪名是妨碍执法人员完成逮捕，不过后来他意识到这次被捕的只有摩西一个人，于是转而采用了妨碍执法这一较为模糊的罪名。然后他叫来了一位治安官，并且询问摩西是否做好了出庭的准备。摩西要求按照惯例打个电话。
得到允许后，摩西从钱包中摸索出一个紧急号码。此前他从没跟约翰.多尔讲过话，也不知道多尔会不会在办公室待到这么晚。为了增强气势，摩西一字一顿地告诉接线员：“华盛顿特区，美国司法部。”令他如释重负的是，多尔不仅在线，而且还接听了这通对方付费电话。摩西无视周遭人们的惊讶表情，把当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多尔。他叙述详细，语气冷静，丝毫没有掺杂个人感情。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遭到了非法拘禁，当地警方逮捕他的目的显然是打着法律的旗号遏制选民登记。1957年和1960年的《民权法案》全都明文禁止此类行为。摩西与多尔商讨了针对本案发起联邦调查的可能性，然后就挂掉电话表示自己做好了受审的准备。
当晚治安官认定摩西有罪并判处五十美元罚金。也许是因为忌惮眼前这名囚犯与司法部之间的明显关系，治安官提出摩西只需交纳五美元诉讼费——这个金额只是象征性收费，因为他毕竟打断了法官享用完晚餐——就可以先不交罚金。摩西平静地宣称自己不会交纳这五美元，因为这笔钱也是不公正起诉的一部分，于是法官就把他关进了派克县监狱。摩西度过了平生第一个监狱之夜，就此成为了自由乘车者之外第一位在密西西比被捕入狱的非学委成员。此时自由乘车者们依然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杰克逊长途车站被送进监狱。
两天后一名协进会律师从杰克逊赶来为摩西付清了罚款。这种做法得到了协进会高层的勉强同意。协进会高层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棘手的法律纠纷，既没有得到协进会的赞助，也没有得到协进会的许可。另一方面摩西的态度同样丝毫无助于缓解协进会高层的别扭情绪：他对于协进会的慷慨毫不领情。能够出狱他当然很高兴，但他曾经坚持原则拒绝自己支付罚金，因此对于别人代缴罚金的态度也颇为矛盾。
摩西回到麦库姆之后发现尽管自己仅仅离开了几天，共济会会堂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十几个自由乘车者刚刚从杰克逊赶过来。自从贝弗尔和拉斐特在杰克逊背上煽动未成年人犯罪的罪名之后，当地的静坐运动新成员招募工作就不得不暂停了下来。还有一批非学委领袖在高地人学校的激烈辩论之后也来到了麦库姆。参加高地人辩论的两派学生们都认为“安全的”选民登记与“夸张的”非暴力示威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可是摩西被捕的新闻却使得这条界线模糊了许多。于是一夜之间麦库姆就成了这年夏天最新的民权热点地区。参加过这年2月石山监狱入狱活动的四位非学委资深成员之一鲁比.多丽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与一批自由乘车者一起来到了麦库姆；查尔斯.谢罗德放下自己在佐治亚州尚未成熟的登记项目来到了麦库姆。查尔斯.琼斯与非学委前任主席莫里森.巴里（Marion Barry）也在路上。了解了摩西挨家挨户登记的方法之后，他们又采用了在杰克逊学到的新招数——招收高中学生来帮忙。
摩西错过了麦库姆大部分令人兴奋的新动向，很快就回到了斯特普托在阿米特县的农场，希望能修复此前三名当地志愿者的痛苦经历造成的创伤。关于摩西被捕的消息已经在阿米特县传开了。斯特普托告诉他，在政府大楼附近工作的黑人无意中听到有几个白人说什么白人公民理事会正在开会研究所谓的摩西计划。这个可怕的消息在黑人之间广泛流传，以至于摩西和斯特普托连续几天费尽口舌也再没能说服一个人参加登记课程。就连有勇气给摩西提供住处的斯特普托都没能下定决心去登记。此外他也不希望很多人在自己的农场附近来来往往，因为马路对面就是密西西比州众议员E.H.赫斯特（E. H. Hurst）的家。斯特普托告诉摩西，赫斯特是当地种族隔离的顶梁柱，但是真正的威胁还要算是此人的女婿比利.杰克.卡斯顿。卡斯顿是个既疯狂又暴力的恶棍，阿米特县的黑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全都心惊胆战。。
尽管心怀恐惧，斯特普托依然马不停蹄地为摩西安排好了登记课程的教室。这次的教室是一座位于森林深处的单间浸信会教堂——当地治安官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没收了协进会阿米特县分会的会员名册（还有一条很有福克纳风格的事实：治安官是比利.杰克.卡斯顿的表亲）。阿米特县几个胆子最大的黑人参加了摩西的晚课，听他讲授登记事宜。摩西没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也没再问谁愿意登记，这个没问出口的问题就这样悬挂在了教室里每一个人的头顶上。第一节课过后将近两周，一个名叫柯蒂斯.道森（Curtis Dawson）的农民决定挺身而出。还有一位被大家称作诺克斯牧师的老者也站出来要和他一起。这两人的举动得到了大家的热切赞美。那天晚上，摩西和斯特普托就这件事讨论到深夜。两人一致认为道森是个坚定可靠的人，但诺克斯牧师却有些缺乏定性，言过其实，有时候脑子还不太好使——因为在课堂上不管是谁提出怎样的观点他都会热烈拥护。摩西一开始想过是不是应该拒绝诺克斯，以及如果他拒绝了诺克斯，仅仅让道森独自去登记是否公平。不过摩西最终还是决定让诺克斯同去。
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摩西、道森和诺克斯来到政府大侯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三名白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道森认出了手持短刀站在前面的人是比利.杰克.卡斯顿，第二个是治安官的另一位表亲，第三个则是治安官的儿子。双方一见面就直奔正题，卡斯顿问摩西要去哪儿，摩西回答说要去登记办公室。卡斯顿说你想得美，紧接着就用刀柄狠狠砸在了摩西的额头上。
摩西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一阵剧痛登时穿透了他的头部。不过摩西同时还感到了另一种更加鲜明的神秘体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正在逐渐脱离身体，漂浮到了距离头顶上空十英尺左右的高度，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自己的身体遭受攻击的惨状。他心里的恐惧似乎就像卡斯顿的怒吼声一样遥远，时间也停滞了下来。他能听到诺克斯跑开的声音，然后看到卡斯顿扇自己的耳光并且抓着自己一通摇晃。他平心静气地看着卡斯顿再次一拳捣在他的右侧太阳穴上，看着自己跪在地上，看着卡斯顿将自己的脸按在地面上，然后猛砸他的头顶。他还能透过一轮轮击打清楚地听到柯蒂斯.道森乞求卡斯顿停手。
听到袭击者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摩西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还能动，尽管身负重伤。眼下的重中之重就是走进政府大楼继续进行选民登记。“我们必须去登记，”摩西说道，丝毫不顾自己的头部血流如注。道森正在死死盯着他的头部，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惧。摩西接着说道：“不能让这点小事阻止我们，这才是重点。”道森勇敢地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诺克斯牧师也表示同意。两位同伴的决定深深打动了摩西，他尤其没想到诺克斯牧师居然如此勇敢。不过在三个人穿过马路走向政府大楼的时候，摩西依然觉得脑子一贯不灵光的诺克斯牧师很可能是被吓懵了，并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
接待三位黑人的县政府登记员原本挂着一脸经多见广的表情，但他刚刚看到摩西就面色骤变，宛如白日见鬼一般。平心而论，此时的摩西满头满身鲜血淋漓，表情平静，声音沉稳，从造型到气质都的确酷似在麦克白的庆功宴席上搅局的班柯鬼魂。惊魂初定的登记员试图稳住阵脚，一会儿公事公办，一会儿过度礼貌，一会儿又假装不耐烦。可是很快他的紧绷神经就压垮了官僚主义做派，他告诉三名黑人今天登记办公室要提前关门，然后就不容分说地将他们轰了出去。
三个人走出政府大楼，三五成群的旁观者在路旁打量着他们。道森开车回到了斯特普托的农场。越来越虚弱的摩西使得人们担心地交头接耳起来。由于阿米特县没有黑人医生，他们开车回到了麦库姆，那里有一位刚从纳什维尔菲斯科大学来的医生。这位医生之前从未参与过选民登记，他一边给摩西头上的三处伤口缝了九针一边与摩西交谈，缝针结束后他将自己的车借给了登记项目。
摩西回到共济会会堂时刚好赶上麦库姆历史上第一次弥撒大会，集会后还发生了第一次静坐运动与被捕。摩西不在的时候，查尔斯.谢罗德与其他跟着自由乘车者过来的人们一直在办学讲课传授非暴力准则，就像詹姆斯.劳森的纳什维尔工作室一样；麦库姆的年轻学生们——他们还不到能投票的年纪，于是只能去游说长辈，并且因为这些人的消极被动而感到大失所望——也受到了这股热情的感染，决定像自由乘车者一样做些事情。莫里森.巴里要求麦库姆的学生们在镇博物馆门前示威，因为图书馆不让黑人进入。静坐期间麦库姆的警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摩西手下的两位志愿者——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和柯蒂斯.海耶斯（Curtis Hayes）。
摩西顶着一头伤口回到麦库姆的时候，两位被捕志愿者还被关在派克县的监狱里。镇上的黑人非常愤怒，就连詹姆斯.贝弗尔也从杰克逊赶了过来，在一场将近二百人参加的弥撒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声音高亢，仪表堂堂，每一句话都燃烧着非暴力运动的见证之火。摩西并不太情愿地讲述了白天在利伯蒂发生的事情。他就像平时一样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言，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不过他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变：关键不在于成败，而在于坚持。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打算第二天再去一趟利伯蒂政府大楼。这条毫无预兆的宣告带给人们的震惊丝毫不亚于贝弗尔激动人心的布道。当地报纸的某白人记者警告读者，这次黑人们可能打算玩真的。
那天晚上摩西思考良久，决定自己在采取行动时必须提醒所有人，他与所有黑人都与密西西比的白人享有同样的法定权利。因此他第二天又开车来到利伯蒂的政府大楼，告诉阿米特县的检察官，自己要控告比利.杰克.卡斯顿犯下了人身袭击罪。就像前一天摩西的出现让登记员惊讶不已一样，今天摩西的报案同样让检察官手足无措。他意识到了这起报案不可等闲视之，他告诉摩西自己也听说了殴打事件，并且认为这件事非常糟糕。越是深入讲解自己的法律职责与摩西在理论上享有的权利，检察官的态度就越纠结。最后他同意立案并且以阿米特县的名义组织陪审团。但他也强调了实际情况，如果摩西非要打这场官司，必然会煽动当地白人的怒火，到时候谁都不敢保证摩西准能活命——甚至就连检察官本人的法律事业恐怕都要报销。他建议摩西思考一晚再做决定。摩西离开了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觉得对方是个正派人。
那天晚上摩西照旧投宿在斯特普托的农场。他惊讶地得知，尽管殴打事件吓坏了几乎所有想要登记的黑人，但是却有一个名叫威瑟斯比的老农民突然决定要去政府大楼登记。这位老农凭着一股火气与吓破了胆的邻居们背道而驰，他表示只要摩西愿意陪他去，那他就愿意登记。对于斯特普托来说，摩西要控告卡斯顿这件事比威瑟斯比打算去登记更让他惊讶。因为摩西不仅不可能胜诉，还会激怒县里的每个白人，但凡是头脑清醒的黑人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第二天摩西带着两位证人再次来到政府大楼找到了检察官。看到摩西与证人之后，检察官也鼓起了勇气，与治安法官一起安排了一次乡村风格诉讼。他们打电话传唤了比利.杰克.卡斯顿，选了六个人组成了陪审团，还通知了政府大楼里的每个人。两个小时后庭审开始。全县各处的白人都蜂拥而至，很多人都开着装有猎枪架的皮卡车。有些人是来看热闹的，一想到比利.杰克.卡斯顿这样的人物居然因为某个黑鬼的一句话就被传唤到了被告席上，这些人就忍不住想笑。也有些人对此感到义愤填膺。更多的人则感到既可笑又可恼。白人们挤满了小小的法庭，好些人只能站在法庭门外的草坪上。摩西、道森和诺克斯牧师做证之后，发现一百多个白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瞪着他们。不过这些白人的怒火并非仅仅针对他们三个，因为此时政府大楼的另一面还有另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正在搞事。
就在庭审期间，威瑟斯比来到了政府大楼打算进行选民登记。一位从纽约来到麦库姆的自由乘车者特拉维斯.布里特（Travis Britt）陪在他身边。登记员让布里特等在外面，让他独自一人饱受嘲讽。陈述完证词的摩西离开法庭，穿过人群去找布里特，这时人群当中突然爆发出几声枪响，吓得所有人纷纷抱头下蹲找掩护。所幸并没人中枪。这可能只是恶意的玩笑，但是治安官依然告诉摩西，他和朋友们将要在警方护送下紧急前往县区边界。第二天他们从报纸上看到陪审团宣布卡斯顿无罪释放。
麦库姆的黑人与白人都陷入了狂热的骚动。詹姆斯.贝弗尔邀请当地学生参加非暴力直接行动，受其激励的学生们随即来到灰狗长途车站的午餐柜台前静坐。警察逮捕了三名学生。令黑人与都白人争论不休的事实在于三名学生当中有一位布兰达.特拉维斯（Brenda Travis）只是个十六岁的女孩。白人指责黑人不负责任，居然让小孩子参与如此危险的违法活动；黑人也很愤怒，因为白人居然把布兰达当作成人关进派克县监狱。因为交不出保释金，布兰达只好在监狱里呆了整整三十天，错过了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月。
布兰达在麦库姆受审以及以及卡斯顿在利伯蒂受审的日期都是 8月的最后一天。这两起事件标志着摩西渡过了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第一个月。阿米特县依然没有登记成功的黑人选民，派克县的黑人选民也只是多了几个而已，但是摩西已经不再孤立无援了。就像旧约当中足以与基督相提并论的同名人物一样，如今他的名字在非学委当中也如同基督一样响亮。非学委成员们交口相传着摩西的事迹，声称他在遭受卡斯顿殴打时依然紧握双手仰面向天，口中念诵着“原谅他们”。这种说法虽属虚构，但依然处于信仰范畴之内。摩西的性情在温顺当中带着几分孤独、几分神秘与几分倔强，这份性情如今已经在密西西比州的核心地区刻下了痕迹。奇妙的事情正在看似无望的地带迅速成真。自由乘车者是刚刚兴起的传奇人物，而摩西也正在自由乘车者内部成为崭露头角的传奇。
相互独立的静坐示威与冲突正在南方各地此起彼伏，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县尤其爆发了一场相当混乱的小规模斗殴。怀亚特.沃克及时从门罗县脱身，来到玛莎葡萄园与即将结束这一轮休假的金会面。两人即将迎来一场教会危机。全国浸信会大会即将在堪萨斯城开会，这次金做好了充分准备扶持加德纳.泰勒担任大会主席，并且将J.H.杰克逊搞下来。他和追随者们花了一年时间招募牧师前往堪萨斯城支持泰勒，这些牧师全都宣誓要捍卫泰勒在费城当选的有效结果。他们还印制了自己的“官方”证明文件与宣传文书，从而杰克逊相抗衡。他们打算在堪萨斯城主张自己这一派才是名正言顺的大会领导者，之后再针对选举规则与职务分配与杰克逊讨价还价。泰勒派不遗余力地在大会现场营造声势彰显实力。金在领导大会理事会里面的一位同僚筹集了两万五千万美元充当“打光专款”，向所有人宣示泰勒的财政状况非常好。
尽管金如此努力，但是他的策略依然存在破绽。民调表明尽管一半的牧师都愿意投票给泰勒，但时其中只有不到一千人反对杰克逊作为现任管理者管理大会的权利。这种程度的支持根本不够。如此讽刺的困境让金几乎陷入了绝望。自从1957年他发表了《给我们选票》演讲之后就一直想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各州施展更大抱负，当时困住他的陷阱如今再次发动，牢牢束缚了他的手脚。金知道选票的作用在于带来政治变革，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变革为选票撑腰，那么投票就毫无作用。金想要动员黑人教会的力量打破白人种族隔离主义选民霸权，可这个想法却受制于父亲的老朋友J.H.杰克逊在教会内部的霸权。
进退两难的金甚至推迟了动身前往堪萨斯城的计划，并且暗示朋友们自己兴许根本不会去，这话听得朋友们非常震惊。9月5日周二大会开始时，加德纳.泰勒和顾问们心照不宣地放弃了对大会实际控制权的争夺。他们派遣律师来到理查德.H.柯尼希斯多尔夫法官（Richard H. Koenigsdorf）的法庭申请禁令，要求同时禁止J.H.杰克逊和加德纳.泰勒参加选举。作为势均力敌的两位教皇之一主动做出和解姿态自然会被视为示弱的表现。柯尼希斯多尔夫法官能为泰勒提供的最大帮助也只是指定一位八十四岁的高龄布道人监督计票。
金的心和泰勒站在一起，他在余生当中一直都因为自己未能让全国浸信会大会成为民权运动的体制基础而懊丧不已。但是在实操层面上他也很清楚，自己越是公开支持泰勒的最后一次冲锋，他自己的名誉就越会因为泰勒的必然失败而受到损害。反过来说，如果金没能为泰勒做提名演讲，朋友们很可能会认为自己与J.H.杰克逊达成了幕后交易。如果朋友们当真这么想——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拒绝为泰勒撑门面的理由是出于自私——那他缺席大会的决定将会致使朋友们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一想到这一点金就心慌意乱。因此金越是不打算提名泰勒，他就越觉得自己应该站在泰勒和朋友们身边，无论他本人将会陷入怎样的窘境。这番考量在怀亚特.沃克看来毫无意义，他通过电话汇报得知泰勒必然落败的消息以后就把心放进了肚子里，丝毫不打算前往杰克逊获胜的庆功现场自找没趣。因此他待在亚特兰大纹丝不动，而金则在午夜过后动身前往了堪萨斯城，密苏里河从城中穿过，杰克逊和泰勒两股势力的总部分别位于密苏里河的两岸。
金的同盟们至少假装听懂了他的解释。他们准备孤注一掷，让加德纳.泰勒赶在J.H.杰克逊发表年度主席致辞之前抢先一步站到演讲台上讲话——这里视野开阔并且靠近麦克风。如果听任杰克逊完成大会开幕布道，将全场情绪调动起来，接着提出暂时搁置议事规则的动议并且当场进行主席改选，然后再抡起议事槌一通猛砸，那么他的再次当选基本上就生米煮成熟饭了。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眼下泰勒唯一的翻盘机会就是赶在杰克逊开口之前在会场里现身，针对杰克逊发起挑战并且要求法庭指派的监督人为选举计票。几番试探之后泰勒一派意识到大会的安保措施极其严密，会场的各个门口都有杰克逊支持者严密把守，要想偷偷溜进去是不可能的。于是泰勒支持者们决定采用正面突袭战术。他们事先尽可能隐秘地集结了足足几百名布道人突然杀到会场门外，组成楔形阵型直接从最大的入口硬闯了进去，加德纳.泰勒就躲藏在这座大阵的正中央。看门的大会职员拼命阻拦他们，声称他们没有参会资格，搅局大军则呼喊着落选主席的名字浩浩荡荡地朝演讲台走去。金留在了会场外面。
这一阵楔形攻势让大会礼堂沸腾了起来，但J.H.杰克逊并非毫无防备。他早就安排了几百位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围坐在自己四周，泰勒的队伍一冲过来，几十位杰克逊支持者就跳起来组成人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旁观者的吵嚷声中，两群布道人在主席台上迎头相撞，先是好似橄榄球混战一般扭作一团，接着就升级成为了拳脚之争。在两军对垒的阵线上，势如水火的双方相互推搡着、扭打着、搏斗着，一心只想将对方甩到一边。
泰勒一派略微向前推进了几英尺，向前逼近的力道通过层层叠叠的杰克逊一派成员们向后排传递，一直作用到了坐在主席台最边缘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杰克逊一派的要员。来自芝加哥的本.F.帕克斯顿牧师（Ben F. Paxton）就是被迫后退的人们之一。脚下跌跌撞撞的他一下子碰在了来自底特律的A.G.莱特（A. G. Wright）牧师的椅子上，莱特牧师是大会理事会的成员，也是J.H.杰克逊的密友。莱特往后倾斜了一下身子，想将身体靠在墙上，可没想到身后并没有墙壁，只有一幕布帘。“抓住我！”莱特惊呼一声就摔下了主席台。他一把抓住帕克斯顿的胳膊想要稳住自己，结果却把帕克斯顿一并拽了下去。莱特的头部刚刚磕到四英尺以下的礼堂地板，帕克斯顿的全副体重就拍在了他的身上，莱特的头骨立刻就裂开了。
呼喊救护车的声音招来了堪萨斯城的警察，但是就算警方也无法平息主席台另一端不断升级的冲突。相反，莱特受伤引发的呼叫声更加激怒了斗争双方。直到莱特被送进七支烛医疗中心进行急救之后，这场打斗依然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一道通向主席台的楼梯被踩塌了，十几个人都摔得鼻青脸肿，这才总算暂时制止了斗殴。有位布道人在打斗中被打掉了三颗牙。八十名堪萨斯城的防暴警察最终围绕主席台拉起了警戒线，但是直到警察们为体重三百磅的堪萨斯城市长H.罗.巴图（H. Roe Bartle）清理出一条宽敞的巡视道路之后，会场秩序才算恢复。莅临现场的巴图市长借助麦克风请求各位与会人员保持冷静。他的讲话最终变成了一篇相当受人尊敬的信徒布道，呼吁大家心怀上帝之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之后会场里的乐手们又用平和的背景音乐稳住了休战状态。
七支烛医院的外科医生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止住了莱特牧师的脑出血。就像金老爹一样，莱特也是全国浸信会大会里面的重要人物。他的教会规模很大，手下还掌管着一个小型商业帝国，算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莱特的律师估计他在底特律的房产价值已经超过了五十万美元，他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差不多达到了这个数额。莱特是杰克逊的模范下属——他是个强壮高大的南方移民，身穿深色西装和吊带裤，胸前挂着金表链子。可是就在这天下午，活力充沛的莱特陷入了昏迷。
堪萨斯城全国浸信会大会开幕的同一天，在密西西比的利伯蒂，鲍勃.摩西和自由乘车者特拉维斯.布里特再次来到了政府大楼。这一天有四名黑人前来进行选民注册，全都被勒令在登记办公室门外等候。很快十几个白人就纷纷包围过来，毫不客气地抛出了一连串充满敌意的质问，比如为什么纽约的黑人要一路跑到他们这里来没事找事。劈头盖脸的质问迫使摩西陷入了沉默的压抑，几乎准备好了再体验一把上次挨打时灵肉分离的感觉，但是这次挨打的人并不是他。一位身材瘦削、气得浑身颤抖的白人老者开始对布里特挥拳相向。摩西想叫治安官来，但是旁观者挡住了他的路。于是摩西转而拉住布里特的腰部，想把他从痛打当中拽出来。那个老头还在不停地挥拳，显然他的恨意极其强烈，除非耗尽全身力气才肯罢休。布里特最终还是在摩西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他挨了二十多拳，好在没有伤筋动骨，只是把脸打肿了而已。摩西带着他跳进借来的车里，向东撤回了麦库姆，留下其余四个黑人被拒绝后各回各家。连续三次打人事件吓得摩西在阿米特县选民登记学校的潜在登记人员全都不敢乱动了。
两天后，纳什维尔的自由乘车者约翰.哈代（John Hardy）第四次来到了泰勒镇的政府大楼。泰勒镇位于麦库姆的东边，与利伯蒂遥相呼应。这里同样是边远县区，这里的黑人居民也曾恳求摩西前来开办选民登记学校。哈代自告奋勇地充当了登记学校的教师。刚来泰勒镇的时候他穿着平常的卡其色旅行短裤，瘦瘦的腿上还套着长及膝盖的黑色高筒袜。来到泰勒镇之后没多久他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争议人物。哈代是个挑剔且书生气十足的学生，因为勇气过人而出名，他的勇气根源则是对于自由原则的研究。在这个周四他带着一位伊迪斯.彼得斯（Edith Peters）与一位卢修斯.威尔逊（Lucius Wilson）一起来到了政府大楼。两位随行者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农，各自拥有颇具规模的农场，在县里的黑人农民当中家境还算富裕。
登记官约翰.Q.伍德（John Q. Wood）拒绝把登记表交给彼得斯和威尔逊。哈代站出来想问问为什么，伍德生硬地打断了他。“约翰，我早想见你了。”说着伍德若无其事地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枪的出现让致使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伍德命令哈代离开，哈代刚刚转身走向门口，伍德就抡圆胳膊一枪托砸在了哈代头上。
彼得斯和威尔逊赶紧从伍德身边冲过去，扶住了步履不稳、血流不止的哈代，三位黑人就这样走出了政府大楼。一个白人建议他们先去看医生，但哈代脑子里都是摩西被卡斯顿殴打后的场景，因此他表示自己想先向当地治安官报告这次伤人事件。他刚下定决心，治安官埃德.克拉夫特（Edd Craft）就从马路中间朝他跑过来。哈代要求治安官逮捕登记员——这项要求已经威胁到了泰勒镇的基本政治结构——治安官却摆出一副义正辞严的做派痛斥哈代不该蓄意破坏密西西比州的安定局面。克拉夫特并没有因为伍德殴打哈代而逮捕伍德，反而逮捕了哈代，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等到夜幕降临时，泰勒镇上已经流言四起，声称有人打算将哈代从监狱里抢出来私刑处死。深感不安的治安官随即把哈代转移到了马格诺利亚的派克县监狱，哈代隔壁的狱友正是麦库姆的静坐学生。
约翰.哈代遭到殴打的那天早上，两天前遭受重创的莱特牧师不治身亡了。这场始料未及的死亡致使参加大会的无数布道人、唱诗班歌手与普通信众全都安静了下来。死亡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所有人都把洗雪内斗之耻的希望寄托在了法院指派的选举监督员D.A.赫尔姆斯（D. A. Holmes）身上，希望他的工作能让大会摆脱自相残杀的难看局面。赫尔姆斯穿着正式的黑色西装，打着白色领带，在警察的护送下走进了大会礼堂。两位法庭指定的助手——其中一位还是一位县法官——一左一右地搀扶着这位面色严峻的耄耋老者走上演讲台，公布了旨在折衷调解的方案。杰克逊一派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杰克逊在技术层面上仍然担任大会主席职务。换句话说泰勒派的代表们必须交出自己原有的会员身份证明文件，用来换取杰克逊签署的证明文件，否则堪萨斯市的警察就会将他们赶出会场。此外大会主席致辞仍将由杰克逊发表。泰勒一方则得到了赫尔姆斯的个人保证：无论耗时多久，他都将使用计票器、监票员以及其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证选举的公平。“我们保证循规蹈矩，”赫尔姆斯说，“从头至尾都将会保持诚实。”
赫尔姆斯下台之后，杰克逊回到讲台上发表了大会开幕布道。礼堂里有一万名浸信会信徒，其中很多人都渴望听到一场特别激动人心的布道，最好能够带领他们摆脱恼人的世俗政治。因此他们的回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接下来赫尔姆斯要求审核一下代表们的投票资格。他按照各州顺序进行分批审查，首先接受审核的代表全都来自阿拉巴马州——由于金与夏特沃斯这两位强力桩脚的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州是泰勒派的大本营——可是全国各地的杰克逊派代表也跟着全都站了起来。这是杰克逊采用的乱花迷眼之计，旨在迫赫尔姆斯放弃按州审查代表资格的做法，改为按人头逐次审查。这样一来审查工作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一直拖到当天晚上才完成。接着杰克逊又让自己的代表在会议议程记录上添加了一条不具有约束力的动议，声称赫尔姆斯篡夺了大会主席的权威，杰克逊一派在参加选举时对此提出了抗议。泰勒派的代表纷纷发出嘘声以示反对。金和其他泰勒派领导人都认为杰克逊埋下了不承认选举结果或者干脆赶走赫尔姆斯的伏笔。如果选举结果对杰克逊不利，这个伏笔就必然会发动。
尽管局面如此不利，金在最后一刻依然决定既不提名泰勒也不发表支持他的演讲。他鼓起全部勇气向泰勒解释了自己的决定：眼下莱特牧师刚去世，自己在大会上抛头露面未免有煽风点火之嫌。于是泰勒便请阿伯纳西代替金发表了支持自己的演讲。之后泰勒与杰克逊就一脸严肃地各自就座，相距不过三英尺，身边分别坐着各自的亲信。布道人们排成一列长队逐次走过投票箱，整个投票过程一直进行到凌晨时分。阿伯纳西和本杰明.梅斯作为泰勒的监票人始终警觉地站在选票箱旁边。
投票结果无可争议，杰克逊以2732票对1519票赢得了选举。唱票之后杰克逊立刻发动了反击。大会主席具有通过口头表决进行人事任免的大权，杰克逊依靠这份权力罢免了金的大会主日学校理事会副主席职务。这个头衔相当受人尊重，剥夺这个头衔则是他能施加在金头上的最严酷惩罚，从效力上来说不亚于将金推上了军事法庭或者逐出了教会。金无疑是一位极其杰出卓越的大会成员，论及在白人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会堂里的任何一位布道人——包括杰克逊在内——都远不能与他相比。因此杰克逊拿他开刀的杀一儆百之举吓得整个大会都一片肃然。木然的金走到加德纳.泰勒身边问道：“你能相信他刚才做了什么吗？”
本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杰克逊还在大会会场之外对金发动了进一步的攻讦。在宣告胜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讲述了那个星期发生的悲剧，此前记者们都不清楚为什么布道人群体会陷入暴力与混乱。杰克逊表示，验尸官判定莱特牧师的死是意外，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鉴定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他看来莱特其实是有预谋叛乱的受害者。他还认为加德纳.泰勒只是叛乱势力拥戴的傀儡，而马丁.路德.金才是“害死一位参会代表的周三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后他就启程去了底特律，并且在莱特牧师的盛大葬礼上发出了更严苛的不点名批判。“为了获得自由而蔑视法律，无异于欢迎犯罪分子加入自己的行列……太多的布道人虽然身披法袍，心中却没有福音。如今就连流氓和骗子都能登上布道坛。”
杰克逊差一点就将莱特的死亡当成了谋杀，并且公开指明金就是幕后元凶。这条指控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几乎跨越了种族的鸿沟。这条新闻在新闻界迅速传播，甚至在《纽约时报》的底版占据了一点篇幅。对金来说，这次事件点燃了引爆灾难的导火索。如果南方的白人报纸注意到他目前的处境，必然会将这件事炒作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连环丑闻：非暴力运动领袖？煽动暴乱的杀人犯！目前还在追随金的黑人布道人也很可能从此拒绝他的种族融合议程。金赶紧撤退回到亚特兰大，紧急召集了由律师与领导大会顾问组成的小组商讨对策。怀亚特.沃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张网络，拉拢最有影响力的泰勒派人士支持金。金希望借此向杰克逊施加压力，让他撤销指控。但是就像大多是潜在的诽谤案原告一样，金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只会吸引人们更加关注杰克逊的指控。更糟糕的是，金知道任何涉及自己的争议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白人媒体的关注，可是大多数白人记者却从未听说过J.H.杰克逊。
综上所述，发起诉讼对金很不利。但是金也不能任由杰克逊诋毁自己。于是他在亚特兰大给杰克逊发了一封电报，一方面暗示对方自己打算打气诽谤诉讼，但同时也暴露了金在公关方面的谨小慎微。“如您所知，我毕生的哲学和社会活动都秉承了爱与非暴力理念。现在您向全国宣称我只是一名不在乎他人生命安全的恶棍，这套说辞不仅是诽谤中伤，而且破坏了我的公众形象。因此我要求您秉承基督徒的精神立即收回之前的言论并敦促各家媒体就像当初关注您的诽谤言论那样关注您收回这些言论的表态。请将撤销声明寄送一份给我。”
金与支持者们估计杰克逊肯定会对这份电报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拼命劝说二十五个州的黑人浸信会领导人联名签署一份与之内容相似的电报。最终定稿版的联署电报断言杰克逊的主张“只会增强美国的种族隔离势力”，并且总结道：“如果本次人格诋毁未被更正，那么浸信会、基督教家庭、美国的黑人社区以及上帝都会遭到抹黑。”本杰明.梅斯与加德纳.泰勒都是联署人员。最珍贵的联署签名来自堪萨斯城大会选举监督员D.A.赫尔姆斯牧师。这封电报的用意是让杰克逊稍稍让步，向外界暗示说记者曲解了他的言论。
然而这番良苦用心完全是白费气力，因为杰克逊根本没有收回任何一句话。这一局他大获全胜，因此丝毫不必让步。和金不一样，杰克逊无须在大会以外保护自身形象，因为他在大会以外根本没有公众形象可言。涉及他的最恶劣争议在白人看来也并不比街头流浪汉的持刀互殴更值得关注。
金陷入了痛苦的讽刺当中。他一直在奋力破除种族隔离，现在种族隔离却成了一把保护伞，让他不至于因为平生第一次惨败而丑闻缠身。他不得不否认莱特的死与自己有关，而他的不在场证明着实令他颜面无光——他在最后一分钟从支持泰勒的前线撤了下来。为了掩饰自己撤退的真实动机，他给出一个并不真诚的理由：“我的繁忙日程使我难以抽身参加泰勒团队的任何一次战略性会议。”他在电报里对杰克逊就是这样说的。金的道德讨伐与权宜算计双双未能奏效。经年累月的反暴政运动最终却结出了一枚苦果，让杰克逊通过民主程序彻底洗白了自己。日后最让金悔恨不已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责怪自己立场动摇，轻易屈服在了政变和阴谋逻辑的面前。“我从未想过杰克逊会允许进行公平投票，”金反复叹息道。
早在金老爹出生之前，浸信会大会的会员资格就几乎是金家人教会身份认同的核心，可是如今全体金家人都遭到了大会的驱逐。无论是金本人还是他的父亲在有生之年里都再没能在大会上发言。J.H.杰克逊就像巨石一样阻断了金利用有组织全国教会支持民权运动的希望。“尘埃落定了，”怀亚特.沃克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哀叹道，“邪恶再一次稳坐在宝座之上。”
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掌管的司法部出手干涉，原定于9月22日进行的约翰.哈代案州法院初审遭到了叫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招。挑战州政府根据本州法律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一步险棋，而且在本案当中联邦政府还要依靠黑人证人的证词来对抗白人民选官员的证词。但是民权司的律师们也意识到，本案与联邦投票权之间的联系简直不堪入目——一名选民资格登记员居然在自己的办公室殴打了一名登记人员，然后州政府居然又用完全颠倒黑白的罪名将被害人告上了法庭，这样的案情简直就是在当面嘲讽联邦政府对于投票权保障不力。约翰.多尔将这起案件作为急务呈交给伯克.马歇尔，后者则授权他代表哈代与美国政府申请一份针对密西西比州的诉前禁令。
然而司法部这一次运气并不好。多尔在联邦地方法院碰上了一位哈罗德.考克斯法官（Harold Cox）。考克斯是肯尼迪政府在南方任命的第一位司法人员，他的父亲是森弗劳尔县治安官，同样出身于森弗劳尔县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曾经公然声称高地人学校悖逆种族大防的詹姆斯.伊斯特兰则是他的强大支持者。考克斯支持种族隔离，曾经因为在法庭上把黑人称为“狒狒”而臭名远扬。因此他不愿意支持司法部申请诉前禁令，并且否定了这项大胆提议。于是伯克.马歇尔飞到了亚特兰大寻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重新审查。
多尔在巡回上诉法庭遇到的主要是程序问题。根据联邦规程，针对申请诉前禁令动议的否定并不具备申请司法审查的“决定性”效力。马歇尔知道，除非怀有敌意的考克斯法官打算参加申请永久禁令的听证会，否则这个问题在眼下就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他辩称当前情况非比寻常，撤销起诉合情合理。两位艾森豪威尔指派的法官同意司法部的决定，一位现任政府指派的民主党法官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日后将会成为民权运动当中的常见现象。于是巡回上诉法庭发布命令，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哈代案件的州法院庭审。密西西比州政府随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两位民权部律师带着初步报告回到华盛顿。多尔这次出门带上了一位徒弟，此人也来自威斯康星州。他本人在第一次实地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就像一年前多尔在田纳西州的经历一样直指当事人的内心深处。在杰克逊政府大楼、泰勒镇、麦库姆以及利伯蒂探访一番之后，多尔的徒弟觉得胸中的恐惧简直堆到了嗓子眼。就像多尔一样，他也开车来到黑人县区教堂，见到了在尝试选民登记时遭到刁难的人们。眼看着这些人尽管得不到保护却依然勇敢地坚持不懈，他的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至于他对摩西最主要的印象则是令人心悸的镇定气质。
接下来多尔又飞回密西西比州展开了个人调查。9月24日——这一天适逢周日，金正在以便以谢教堂介绍特别客座牧师、著名的末底改.约翰逊——多尔开车抵达斯特普托的农场见到了摩西。此时距离摩西从派克县监狱给他拨打对方付费电话已经过了五周。一见面多尔首先注意到是摩西头上尚未愈合的伤口，这无疑是卡斯顿的手笔。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并没提到伤口或者缝线，也没有按照调查局对于重大伤害案件的记录规定附上伤情照片，因此多尔一直以为摩西只是受了点瘀伤而已。摩西确实给多尔发送了一份关于案情的详细信件，但是信中对于自己受伤情况的血腥细节却并未多提，因此多尔还一位摩西作为案件原告理所当然地夸大了自身遭受伤害的严重程度。看到摩西头上刚刚结成的伤疤，多尔不仅对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质量有了新的看法，也对摩西的人格力量有了新的认识。
摩西和斯特普托向多尔详尽报告了当地的情况。此前司法部一直认为阿米特县针对选举登记义工的暴力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升级，听过报告后多尔相信这样的不祥预感并非空穴来风。斯特普托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赫斯特议员和卡斯顿家族是最大的暴力威胁。他很害怕他们对自己与另外两位当地农民展开报复。这两个农民中有一位名叫赫伯特.李（Herbert Lee），此人偶尔会自愿担任摩西的司机。和斯特普托一样，李也有九个孩子，但他比斯托普托年轻，因此至今依然会亲自下地干活。李的妻子从未参加过登记课程，但非常担心自己的丈夫。身材干瘦的李本人则多次参加过登记课，但是他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也没打算去登记。至于为什么李会受到威胁，摩西的猜测是白人曾看到他本人坐在李的车里。又或许是因为李有一次上课迟到，看见一群白人正在上课的教堂门外记录车牌号码。摩西将李的发现报告给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消息有可能由此渗透回到阿米特县。还有可能教堂门前有些白人认识李，所以将他的身份传了出去。在摩西看来，不管怎么说赫伯特.李都被满怀恨意的白人们单独挑了出来，他们认为他正在为其他黑人充当探子或者“间谍”。
多尔非常重视摩西与斯特普托提供的情况，要求这两人带他去李的农场谈谈。然而这天李并不在农场，而多尔也不得不在当晚动身返回华盛顿，只好作罢。第二天多尔刚刚走进自己在司法部的办公室就收到了一条电话留言：赫伯特.李已经被杀了。
这条留言来自摩西。那天早上摩西正和非学委主席查尔斯.麦克迪尤（Charles McDew）一起工作，这时为摩西缝合伤口的安德森医生打来了电话。安德森医生的声音很冰冷，他说麦库姆殡仪馆送来了一具无名尸体，之前一直躺在利伯蒂县某轧棉机厂的停车场里面被路人围观了好几个小时。利伯蒂的白人和黑人都不愿碰这具尸体。艾米特县当局神秘兮兮地通知麦库姆的灵车跨过县界带回了尸体，现场的目击者们甚至都不敢说出受害者的名字。这些细节让安德森认为死者很可能是选举登记班的成员。很快摩西便认出了死者正是赫伯特.李。李的遗体躺在桌子上，左边太阳穴有一处枪伤。
在葬礼上，李的遗孀撇下孩子们径直朝摩西和麦克迪尤走来，捶胸顿足地叫道：“是你杀了我丈夫！你杀了我丈夫！”她的哭喊声听得摩西心里一片冰凉。他试图从哲学角度看待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也是这次杀人事件的“参与者”。因为要是他没有开班登记课程，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然而摩西依然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不该开设登记课程，除非他将阿米特县的现状——黑人只要对选举有兴趣就会被杀，而且行凶者总能逍遥法外——当成永远不会也不该得到改变的现实。
行凶者的身份很清楚，正是E.H.赫斯特众议员。那天他开着自家女婿比利.杰克.卡斯顿的小卡车跟着赫伯特.李来到轧棉机厂，在他身边停了下来。李躲开赫斯特，从副驾驶那边下了车，可是赫斯特也绕过卡车来到了另一边。根据赫斯特的供述，李想用撬胎棒攻击他，于是他才用手枪砸中了李的头，然后手枪就意外走火了。治安官卡斯顿和镇上的治安官很快赶到现场，事后他们声称在李的尸体下发现了撬棍。两位目击者——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在同一天跟验尸官说了同样的话，之后这起杀人案就得到了正当防卫的裁决结果。
摩西最终在县城的一座小房子里找到了那个黑人证人。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是一位四十二岁的伐木工，上学上到了七年级。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夭折了，艾伦说是因为癫痫。二战期间艾伦在新几内亚服役并且得了溃疡，此后伐木与运送木材的繁重工作变得无比艰难。但比起耕作，伐木更方便艾伦养家糊口。因为他没有资金，也见不到密西西比三位黑人律师中的任何一个，所以只能依靠白人来为他“解决文件问题”，从而申请伐木器械贷款以及购买或租赁可供砍伐的林地。他之前为一名朱厄.舒格曼先生伐木，直到自己背部受伤被子。现在他为罗伊.纽曼先生伐木。纽曼的律师是乔.戈登先生。
艾伦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与自己相关的诸多细节，也坦率地告诉了摩西自己在轧棉机场看到的情况：李没有撬胎棒，也没有其他武器。李对赫斯特说，只要赫斯特拿着枪，自己就不会跟他说话，接着就跳下了自己的卡车，正好靠近艾伦当时所在的位置。赫斯特跑着绕过卡车，大喊“我今天早上可不是来跟你闹着玩的”，之后就站在几英尺之外朝李的头部打了一枪。艾伦之所以做证说李的手中拿着撬棒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必须这么说，而他得保护自己一家人。但艾伦非常不愿意在李这件事上说谎，因为他知道李是一名素来正直的黑人农民。艾伦告诉摩西，自己曾对妻子说：“我可不想说死人的坏话，因为一个人永远无法求得死者的原谅。”
摩西相信路易斯.艾伦说的是实话，他同样坚信谨慎的赫伯特.李做梦也想不到要在周一早上公开袭击县里最有权势的白人之一。然而摩西也意识到，仅凭事实并不能为李讨得公道。困在受害者和刽子手之间的摩西很清楚，强行让艾伦做证很可能会断送对方的性命。但是保持沉默又意味着自己在本案当中沦为了邪恶势力的帮凶。
回到华盛顿的约翰.多尔希望能得到物证，而不是仅仅凭借证人证词来决断案情，无论证词来自黑人还是白人。“请检查李的尸体，并在葬礼前给伤口拍照片。”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他这样指示联邦调查局，“也许子弹入射的角度以及火药灼痕的性质和位置能够确定或者驳斥证人的描述。”安德森医生告诉摩西，尸体上根本就没有火药残留。这一事实的确认为联邦调查局开展全面调查提供了足够的客观理由。然而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并没有设置办事处。多尔的指示从联邦调查局总部传达到新奥尔良办事处，又传达到了联邦调查局派驻在纳奇兹的唯一一名调查员那里，此时李已经被安葬了。多尔从未收到关于李的伤口的官方报告。当地报纸声称李的死亡不过是疯狂黑人的正常下场，而多尔手里没有任何独立证据可以驳斥这种说法。
斯特普托还是让摩西住在自己与赫斯特家一街之隔的房子里，但摩西在这里住得很不舒服，因为斯特普托家里藏着很多枪。事实上斯特普托家的农场就像一座小型军火库，他本人也因为身上总是藏着一两把手枪而出名。李被杀之后，摩西总能在枕头下或者床头柜里找到枪。斯特普托家的气氛越发焦虑不安，家里人都觉得枪战对射一触即发。摩西不想把自己的非暴力理念强加在斯特普托身上，也不想让自己的出现点燃暴力之火，于是就暂时回到了麦库姆。这次凶杀案的余波波及范围很广，四位被捕的静坐学生引发的紧张氛围也越发严重。
回到麦库姆之后，摩西被C.C.布莱恩特结结实实地数落了一顿。眼下布莱恩特正因为民权运动太过偏离原定计划而心烦意乱，他毫不客气地提醒摩西，自己邀请对方来到麦库姆的目的是推进选民登记，可是现在一个农民却死在了在阿米特县的荒郊野外，而且麦库姆当地的登记活动也被学生静坐打断了。摩西虚心接受了布莱恩特的指责，但是他对于局势并没多少控制力。10月4日早上，两名参与静坐的学生得到释放。但是他们回到学校后，威严的校长杜威.希金斯准将（Dewey Higgins）却对他们施加了停课处分，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这一决定致使希金斯成为了全校师生的众矢之的。在种族隔离学校里面，黑人校长是一手遮天的人物，控制着如教学岗位、文凭与大学推荐信之类的稀缺资源。通常情况下，只要他们能够扼杀学校里的种族激进情绪，就可以在白人校董事会的准许之下把学校系统变成自利自肥的经济封地——在学校里捞钱的门路很多，比方说学校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就很可以揣进校长的自家腰包。希金斯校长赶走布兰达.特拉维斯与艾克.路易斯的那天早上，反叛的情绪席卷了每一间教室。一百多位学生都跟着他们两个离开了学校。
走出校门之后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即兴游行，一路朝着共济会会堂的选民登记办公窒走去。几位还在镇上的自由乘车者力劝他们进行一场抗议游行，好让人们关注李的凶杀案以及静坐学生遭受的惩罚如何不义。摩西与非学委主席麦克迪尤都反对游行。他们认为希金斯校长的停课处分只是走走过场，过几天就会取消。可是游行却会引起激进白人们更激烈的反对。然而他们的谨慎被学生们的热情淹没了。学生们决定游行到马格诺利亚的派克县政府大楼，此时摩西和麦克迪尤又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前往现场给予支持。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发去八英里外的马格诺利亚，但是刚过县界天就黑了。他们不敢在荒凉的高速公路上赶夜路，于是掉头回到了麦库姆市政厅。刚到市政厅门口他们就看到一群白人聚在一起讨论黑人的去向。正当警察和旁观者们打量着学生们临时制作的标语牌时，一名学生发言人走上台阶开始祈祷。他刚刚开口就遭到了警察的打断。警察威胁他说没人给过他在台阶上祈祷的权力。那个学生置若罔闻，警察就逮捕了他。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又走过去祈祷，并且同样也遭到了逮捕——再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学生纷纷在现场遭到逮捕，简直成了一场冗长的仪式，布兰达.特拉维斯也位列其中。这时警察们终于觉得情况不对，恐怕和平示威会演变成暴乱，于是不顾正当程序一口气逮捕了剩余全部游行者。
正当警方押送学生们走向监狱时，几个过路人冲过来想要攻击鲍勃.泽尔纳（Bob Zellner）——一个刚刚从亚特兰大赶来的非学委成员。作为游行队伍当中唯一一名白人，泽尔纳是个相当显眼的目标。一名袭击者掐住了他的脖子，摩西与麦克迪尤见状不妙赶紧挤到他身边充当非暴力肉盾。麦克迪尤搂住了泽尔纳的胸口，摩西则揽住了泽尔纳的腰，两人贴在他身上替他挨了好几拳，攻击者们则竭力想把他们拽开。泽尔纳想抓住市政厅台阶旁的金属栏杆，手中的《圣经》掉在了地上。一个攻击者跑过来朝着泽尔纳的眼睛捣了一拳，另一个直接一脚踢在了他脸上，将他踢翻在地，摩西与麦克迪尤也跟着一起摔得仰面朝天滚下了楼梯。直到警察过来赶走了攻击者，这轮袭击才算告一段落。之后警察就把非学委三人组与其余一百一十九位学生关进了监狱。
这一幕唤醒了这个睡意沉沉的农业小镇上的政府当局，他们第二天就带着警察局局长签发的逮捕令直奔伊利诺伊中央铁路调车场逮捕了C.C布莱恩特，因为局长认为协进会主席布莱恩特是“这次种族争端的幕后主使”。警察还逮捕了来自纳什维尔的年轻自由乘车者科德尔.里根（Cordell Reagon）以及查尔斯.谢罗德因。在麦库姆依然保持着自由之身的非学委成员就只剩下了谢罗德在石山事件当中的狱友查尔斯.琼斯。琼斯被大规模逮捕吓坏了，于是穿上一件满是血迹的白色罩衫躲在在共济会会堂肉铺的角落里，希望警方将他当作屠夫。躲过逮捕之后他利用公共电话将密西西比有史以来因为民权运动引发的最大规模逮捕通报给了媒体。此外因为害怕摩西和其他人被拖出监狱处以私刑，琼斯还给哈里.贝拉方特和约翰.多尔打了求救电话。多尔马上就赶到了麦库姆，他趁着夜色掩护悄悄走进肉铺，告诉琼斯首先把所有窗帘都拉上。琼斯以前从没亲自接触过无所不能的联邦政府，日后他表示与多尔的初次见面是自己的政治与种族教育当中的最重要时刻，因为他在这一刻才意识到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就像他本人一样忌惮三K党的监视与刺探。
C.C.布莱恩特不仅没有参加学生游行，而且事先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肯定会强烈反对，并且主张学生们应当采取更巧妙的手段来赢取白人的善意。但是他本人的被捕极大地影响了这番论调的说服力。事实教育了布莱恩特：事到临头之际一味取巧并不顶用。此外他还惊讶地意识到很多父母都成了被捕儿女的坚强后盾。比方说有一位学生名叫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他的父亲在大规模逮捕之后的第一次弥撒大会上主动登台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支持演说。还有些父母表现出了对于登记课程的兴趣。获得保释之后，焕然一新的布莱恩特在一场协进会会议上公开声明：“学生带领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作为协进会领导人的布莱恩特此前从未如此直言不讳，再加上他的被捕着实不讲道理，因此渐次来到麦库姆的记者们都将他当成了关注焦点。治安官克莱德.西蒙斯（Clyde Simmons）面对《时代周刊》的通讯记者时把这次逮捕归咎于布莱恩特本人的恶劣态度，因为“他竟把自己当成了白人”。
在法庭上，汉斯福德.西蒙斯法官（Hansford Simmons）判处布兰达.特拉维斯无限期监禁在管教所，然后又释放了一百名年龄比较小的学生，并且下令摩西、麦克迪尤、泽尔纳以及其他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监禁待审。警卫把犯人们移送到位于利伯蒂的阿米特县监狱，跨越了县界的管辖。警方解释说这样做是要让他们在惹出大麻烦之前好好想想赫伯特.李的下场。几天后哈里.贝拉方特花了五千美元把他们保释了出来。
摩西与刚刚获释的非学委工作人员一起开车来到亚特兰大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他们是否应该继续之前的战术。这套战术的法律成本颇高，以至于几乎瘫痪了非学委的整个领导层。一家事百家知历来都是农村社区的特色，这样的环境尤其烘托了潜藏在麦库姆的紧张气氛。黑人们似乎全都很清楚白人公民理事会会议的讨论内容，白人们也影影绰绰地地知道非学委的毛孩子们有什么打算。非学委领导层离开麦库姆前往亚特兰大的那天早上，有人在麦库姆共济会会堂的窗前发现了一份用胶带粘在玻璃上的胜利宣言：“非学委再不会躲藏了。”
9月26日，也就是赫伯特.李被谋杀的第二天，金来到纳什维尔参加领导大会为期三天的年会。摩西的选民登记计划引发的凶杀案与其他牺牲为自由乘车之夏的庆祝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詹姆斯.法默和詹姆斯.劳森都没有主张将自由乘车运动扩展到密西西比。法默含糊地预见到，居住在种族隔离州的黑人们日后可能不得不采用拒付所得税的方式来间接抗议。劳森宣称尽管自由乘车者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他们的人数依旧不足以挤满杰克逊的监狱。有人认为应当进一步扩大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规模，从而攻击密西西比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市县，劳森的表态不动声色地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这样做成本太高，将会导致特别严苛的镇压，不仅不会促进运动的发展，反而还会浇灭运动的热情。詹姆斯.贝弗尔与黛安.纳什被施以重刑后，许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参加游行了。赫怕特.李被谋杀之后，同样有许多年轻人纷纷退出了登记课程。因此劳森决定眼下还是谨慎为上，许多希望他能将非暴力研讨会搬迁到密西西比并且花费数年时间复制纳什维尔经验的人们对此都感到十分失望。没有他的指导方针，非暴力直接运动根本无法在密西西比州立足。事实证明，直接行动并不足以应付密西西比州的最严苛考验。以摩西为代表的选民登记专家们不禁怀疑，就算劳森亲临密西西比州恐怕也收不到多大成效。
尽管领导大会的领导层在私下里都承认自己有着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在公开场合口风却严密得很。他们需要时间巩固自由乘车运动的胜利成果，也需要进一步筹集资金。北卡罗来纳州游行带来的法律债务以及为自由乘车者进行辩护的费用已经让领导大会不堪重负了，而且《纽约时报》与苏利文诽谤案更是到了紧要关头，案件已经呈交到了阿拉巴马州上诉法庭。为了支付律师费，领导大会租下大奥普里剧院举办了“向自由乘车者致敬”筹款音乐会。哈里.贝拉方特是主打艺人，他还请来了米瑞安.马卡贝、查德.米歇尔三重唱以及其他几位著名艺人组成了“贝拉方特剧团”。不幸的是贝拉方特本人却在音乐会开幕之前病倒了。他不能参演的消息一经公布，门票销量随即一落千丈，害得领导大会反而倒赔了一大笔钱。
金与肯尼迪政府的关系历来十分微妙且层次繁杂，如今领导大会的财务困境更是为双方关系平添了许多变数。伯克.马歇尔、哈里斯.沃福德和其他几位肯尼迪政府官员仍是选民教育计划复杂安排里的重要人物，领导大会可以通过该计划为选民登记募集大笔不必缴税的资金。政府要求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因此金就算在纳什维尔举行的领导大会闭门理事会议上也依然不敢随便开口谈论选民教育计划的进展。怀亚特.沃克对1962年领导大会选民登记计划的报告刻意略过了这个话题。就像金的朋友劳伦斯.雷迪克所害怕的那样，纳什维尔理事会会议逐渐演变成了布道人的演讲仪式，“每一位参会的‘显要人物’都要发表一番阔论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身份”。正式会议记录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关于大会应当如何赞扬马丁.路德.金主席而进行的非常、非常冗长的讨论”。最终在拉尔夫. D.阿博纳西的提议下，理事会提请金指派一个决议委员会，专门为金打造一套个人展示，从而一了百了地解决这个议题。接着又有人提出委员会成员应当包括柯瑞塔。然后阿博纳西又建议将理事会决议发表，好让J.H.杰克逊知道领导大会不会弃金于不顾。一位并非布道人的理事会成员表示反对，认为不应当针对杰克逊发动人身攻击，于是阿博纳西的提议被也移交给了委员会。
在密西西比州的连环恶劣事件——包括殴打登记选民、李的谋杀案以及大规模逮捕——爆发之后，金立刻给罗伯特.肯尼迪发送了紧急电报表示抗议，声称这些行径是“明目张胆的恐怖统治”。可是如此直接的请求却被压倒一切的政治失礼问题吞没了：远在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首先从记者口中听说了金从密西西比发来的电报，然后才收到电文。这样的羞辱无疑削弱了罗伯特私下与金合作的信心，自知理亏的金于是没敢再多说什么。怀亚特.沃克之后又给罗伯特发了一封低声下气的电报，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表示前一封电报是“我个人行政失误的结果……金博士或者领导大会将任何信息呈送给您之前都不会向媒体透露。”
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在他看来可以与肯尼迪政府重修旧好的机会——哈里斯.沃福德邀请他与总统私下会面。就像这年春天与罗伯特.肯尼迪在五月花酒店举行的午餐会一样，这次会面也不会记录在案。在自由乘车运动引发了如此激烈的社会争议之后，这次邀请无疑是政府对金进行的又一次不动声色的考验，看他是否愿意遵从政治规矩。金一开始还很高兴，但他来到白宫之后却看到沃福德摆出了一副一反常态的严肃面孔，一看这架势金就知道今天这顿饭不好吃。沃福德告诉他，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命令自己发布一则关于斯坦利.利维森的官方消息。
这则消息的根源在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于5月份自由乘车运动调查备忘录的批注（“为什么不？”）。他想知道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对这个到处找麻烦的金进行彻底调查。这则质问在他的下属当中口口相传，于是他们翻遍了调查局的档案里，获悉金和哈里.贝拉方特都是利维森的密友。在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看来，关于利维森的总结评述听起来口风很凶险，于是他要求查看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所有档案。联邦调查局说那些档案太过敏感，因为利维森是苏联间谍组织安插在美国的重要特工，所以不能将其交给马歇尔。没过几天马歇尔就来到哈里斯.沃福德的办公室谈了很久，接着又举行了一场跨部门会议，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商议此事。
在沃福德看来，针对利维森的指控无异于令人厌恶的麦卡锡主义回潮。他尤其反对马歇尔认为金与利维森的联系玷污了金的看法。沃福德要求马歇尔提供证据，于是马歇尔给他看了联邦调查局的简报，上面明确标注了在利维森问题上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简而言之，沃福德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证据已经归档从而保护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间谍案件的侦办逻辑与一般案件相反，指控越重要证据就越保密，而政府采取行动时也越受限制。
不太高兴的沃福德告诉金，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上级的小心选择，美国政府也认为斯坦利.利维森是重大安全威胁。利维森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不是左派分子、美共同情者甚至美共成员，因为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认定他是苏联间谍网的关键人物，“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肯尼迪政府正在秘密地用最有力的措辞警告金，让他切断与利维森的一切联系。
金惊呆了。利维森不辞辛劳地为他无私工作了将近五年，如今居然碰上这种事，简直令他难以置信。金问沃福德政府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利维森秘密领取苏联卢布或者将消息秘密发送给间谍？沃福德也问过马歇尔同样的问题，但他现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只能告诉金相关证据一概保密。和马歇尔不同，沃福德对金坦诚了自己的疑虑。根据自身的经验，他并不敢肯定联邦调查局的怀疑有多么准确。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怀疑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指示相比根本没有说服力。
金在沃福德的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终于他开口说道，政府显然将这件事这当作信任问题，但比起信任J．埃德加.胡佛，他本人更有理由信任利维森。金觉得遭到了暗算伏击——他原本带着一套满怀希望的议事条目走进了白宫大门，现在却很可能被人故意逼上了歧路。金一直在努力提升种族问题的核心道德标准，对于他来说这次的新指控无非是又一次外来的抹黑之举。反共怀疑的尖刺尤其扎得金十分难受。一级传一级的政府人员将如何应对利维森的重担压在了他身上，其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与这场神秘兮兮的困局毫无干系，每个人都在利用崇高的语言解释卑劣的请求。在金看来眼前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他在政府内部最好的朋友告诉他要疏远另一个朋友并且把此人当作异类，而且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比无端怀疑更加切实可信。
沮丧至极的金告诉沃福德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这个警告。他勉强镇定了一下才前去面见肯尼迪总统。这次会面的地点是白宫生活区，他与总统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共进了一顿午餐。联系上沃福德的警告，这次会面的安排可谓绵里藏针。在总统夫妇日常起居的私密环境里进行会面既可以视为荣誉，也可能是为了将金的造访从官方记录当中隐去。肯尼迪夫人的列席可以理解为对金示好的社交礼仪，也可能是总统在暗示他今天最好不要谈正事。金已经习惯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派，也习惯了与第一家庭一起吃饭时肯尼迪夫妇展现的待客魅力。饭后宾主三人一起在重新装修过的白宫里走了一圈。这一轮装修体现了肯尼迪夫人的考究品位与收藏品，一段时间以来始终占据着各大报刊的头版页面。
三人经过林肯房间的时候，金想到了既能打破客套又不会冒犯总统的方法——他提出了一条自然而然却意义重大的请求，希望借此唤起肯尼迪的历史感。看到房间的壁炉架上放置着框起来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副本，金趁机说道：“总统先生，我想看到您在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百年后的同一个房间里签署《解放黑人奴隶第二宣言》。您可以用第十四项修正案做基础。”肯尼迪积极回应了这个请求，让金准备一份宣言草案。金回应道自己非常愿意提交这样一份草案。这番对答不仅让金带着总统的委托离开了白宫，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索要利维森人头的专横命令。
来自南方各地的几十名年轻学生参加了亚特兰大的非学委会议，摩西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这些学生们的脑海里都装着尚未完全成型的关于静坐与自由乘车运动的程式化记忆，总在他们身边的导师艾拉.贝克则以过来人的身份对这些回忆进行了解释。这些学生们的记忆全都在他们自己身上得到了体现，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消化外界灌输给他们的各种信息。他们有着超过年龄的成熟，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最近内部参观过不止一座监狱的明星学生。他们曾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从长辈那里感受过最极度的恐惧也接受过最热烈的赞扬。他们正在越发自省地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詹姆斯.劳森当时正在为某杂志写文章，题目是“非暴力革命的前夜到了吗？”
每个人都要就信仰话题进行一段简短发言并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为了非学委奋斗终生。有人现场祈祷，有人讲述了情节精彩的亲身经历。可是轮到摩西发言时他却拒绝开口，迫使整个流程戛然而止。摩西仅仅表示自己很想赶紧回到密西西比。他认为学生们这是在作秀，相互攀比华丽辞藻。但是就像他在密西西比州不打算强迫当地农民参加选民登记一样，在这里他也不打算多说漂亮话，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自身的存在感来压倒别人。摩西是一位神秘主义纯净派。他重视非学委向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们提供的帮助，但却始终与这个组织的实际功能——比如筹集资金、规划指导方针以及公共宣传——保持着距离。密西西比的经历也让他更加怀疑自上而下的命令是否有效，并且越发注重以身作则的道德领导力。
摩西的沉默可能比任何演讲都更有作用。沉默表明他非常愿意回到密西西比的荒郊野岭。此前的非暴力运动参与者们只要偶尔以身涉险一番就能问心无愧，可是摩西却似乎必须时时刻刻都暴露在危险当中，同时还要承受生活琐事的重压，唯此才能感到心安理得。其他人参与非暴力运动的心态都是都是平时松一时紧，摩西的心态却是平时紧一时松。尽管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但他确实已经成为了非学委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沉默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完全压制住了参会学生们的权力争斗。与摩西的做派相比，他们的争斗看上去根本不值一提。
讽刺的是，正是丝毫不关心个人形象与自身利益的摩西塑造了公众对于非学委的早期认知。非学委的形象不再是静坐学生甚至自由乘车者，而是一群类似于教士的存在，致力于一连好几年深入种族隔离界限的大后方孤军奋战，唯一的武器就是非暴力。非学委的义工被公认为不畏牺牲的民权先锋，舍弃了一切世俗的抱负。非学委的神话形象不仅借鉴了早期基督徒的做派，而且也借鉴了劳工运动的遗产。非学委的外宣焦点是那些既不关心物质享受也不介意世俗认可的“组织者”，这些人就算一时受挫也会高兴地跺掉脚上的尘土，转战下一个岗位。 这样的描述把“草根”变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流行政治词汇。符合这种描述的活动家与马丁.路德.金的高大上形象截然相反，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描述的力量。
摩西从亚特兰大招揽了一车非暴力资深成员，并且带领他们回到了密西西比。刚刚赶回来他就意识到非学委在麦库姆还需要继续躲藏一段时间。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希金斯校长拒绝让10月4日被捕的上百名学生复课，除非他们先签署一份以后不再参与此类种族活动的同意书。与希金斯僵持不下的学生们每天都会游行到学校进行演讲或谈判，拒绝签署同意书之后又一起游行回家。黑人教师害怕前所未有的学生罢课会让自己丢掉工作。暴力冲突随时可能爆发——不仅只有敌视整场争端的白人可能诉诸暴力，而且相互对立的黑人派系之间也很可能擦枪走火。
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士气免受时间的侵蚀，非学委领导人临时开办了紧急学校，他们称之为“非暴力高中”。许多非学委老师的水平都远远超过了普通教师，这一事实本身就触发了无数争论议题之一。兴奋感赶走了一般教室里的沉闷气氛，老师们也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这四个字的含义。有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站起来问查尔斯.麦克迪尤，这门课是否包括“南方独立战争”。
“什么战争？”麦克迪尤一头雾水地问道。说了半天他才明白这是顽固的南方联邦支持者对于南北战争的称呼，就连他班上的黑人圣战小战士都在不经意间吸收了这么多南方人的观点。摩西、麦克迪尤以及其他教师都意识到面前的困难既难以察觉又根深蒂固。他们明白非暴力高中之所以能成功开办，部分原因在于白人掌权者还顾不上集中力量对付他们。
临时学校的第一周可谓千头万绪混乱不堪。这一周的某个晚上，一位极度慌张的访客来到共济会会堂找摩西。来人正是路易斯.艾伦，他告诉摩西自己收到了法庭传唤，大陪审团想要验证验尸官涉及赫伯特.李谋杀案的发现。艾伦说他不想再撒谎了，想知道如果自己指证E.H.赫斯特，摩西能不能让联邦政府保护自己的性命。闻听此言的摩西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从一方面来说，确切得知赫伯特.李死于谋杀令摩西心里五味杂陈；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恐惧依然笼罩着阿米特县，但是摩西依然忍不住抱有乐观的希望，或许这次正义当真能得到伸张。他建议艾伦暂且保持沉默，自己需要首先与华盛顿那边商量一下。
摩西把艾伦的提议转告给了约翰.多尔，结果引发了一轮官僚争斗。自从三周前多尔在办公桌上看到关于赫伯特.李谋杀案的便条之后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10月19日，他第三次请求联邦调查局调查李的谋杀案，再次探访目击者，询问卡斯顿治安官所谓的撬胎棒是怎么回事，以及获取验尸官的陪审团证词记录。联邦调查局拒绝了他的全部请求。联邦调查局认为，既然县当局与所有目击者都同意赫斯特的行为是自卫，那么重新启动针对赫斯特的民权谋杀案调查只会是徒劳无功。于是多尔透露说艾伦打算更改证词，因此案子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最终还是回到了利伯蒂，按照多尔的要求展开调查。路易斯.艾伦踏出了决定他的最终命运的一步，正式告诉调查员们自己没看到撬棒，赫斯特直接愤怒地朝赫伯特.李开了枪。调查员还询问了除艾伦之外的唯一一位目击者——之前声称自己看到赫伯特.李朝赫斯特举起撬棒的白人。现在这位证人也松口了，他说直到撬棒从李的尸体下面“被人拿出来”之前自己从没看见过这东西。“被人拿出来”这句被动表达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出现了四次，可调查员却从未想过要问一下撬棒究竟是被谁拿出来的。如此符合逻辑且干系重大的调查线索居然遭到了忽视，几乎让多尔陷入了绝望。按照多尔的要求，调查员们也询问了负责调查验尸官的法官，但却并没有向法官索要验尸官的证词记录，甚至都没告诉对方多尔想要查看这些记录。
多尔向摩西简要说明了一番，认为司法部不会就赫伯特.李的案件提起诉讼。如此残酷的结局进一步加剧了纠缠在两人心头的道德困境。两个人都知道，如果联邦政府不予起诉．那么就没法为路易斯.艾伦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之前再让艾伦大陪审团面前指证赫斯特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十分危险。摩西与多尔陷入了难堪的窘境，只得告诉艾伦小心说实话的后果——换句话说就是警告他最好还是像原先那样撒谎。对于摩西来说，这样做不仅背叛了艾伦的勇气，而且也背叛了自己在密西西比州工作时采用的哲学理念。
更糟糕的是，现在艾伦再想反悔已经来不及了。似乎县里所有人都知道了联邦调查局打算重启调查，也知道艾伦打算在大陪审团面前控告赫斯特。尽管艾伦打了退堂鼓，但他还是沦为了众矢之的。多年以来一直从他这里买木材的白人突然表示自己不再需要木材了。多尼斯.霍金斯的加油站削减了他的信用额度，达里尔.布莱洛克的加油站也一样。艾伦的苦境让多尔和摩西非常为难：他们让艾伦承担了道德风险，可是就连争取正义的一线机会都没能换来。为了艾伦的福祉，他们本应该让他撒谎或者保持沉默——遵循密西西比州守规矩黑鬼们的惯例。路易斯.艾伦自从谋杀案发生那天起就看清了这一点，但是非暴力运动哲学家和美国司法部官员却自欺欺人地劝诱艾伦说出了事关生死的另一套事实，然后才不得不承认自己错判了形势。
多尔试图让摩西克制一下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批评。他认为摩西如果一边对抗密西西比州的种族隔离势力一边对抗联邦调查局，那么两边都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理解联邦调查局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局”字。联邦调查局内部是一座官僚主义搭建的迷宫，由J.埃德加.胡佛的个人性情全盘统御。但是在这座迷宫的深处的确存在着若干抓手，民权阵营完全可以善加利用。比如联邦调查局痛恨难堪及众所周知的失败。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调查员都是北方天主教徒而不是南方人。联邦调查局与地方当局的合作历来都会遭到内部矛盾的掣肘——地方治安官与警察反感调查局趾高气扬的派头，调查局探员也看不上当地执法机构的土办法。多尔强调，与联邦调查局打交道决不能蛮干硬来。想其所想，急其所急，投其所好，将联邦调查局内部深厚的体制化自豪感与施行民权法规的新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尽管对摩西说出这种话并不容易，但多尔还是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简洁作风。他不得不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自己能坚持工作下去，也是为了暗示摩西错处并不全都在联邦调查局身上。多尔不能告诉摩西的是，基于李的谋杀案及密西西比州西南地区一系列程度较轻的案件，他和同僚们准备了一套强有力的“b类诉讼”。多尔本人很欣赏路易斯.艾伦，相信艾伦的直白坦率与骇人的诚实态度能让他成为一名可靠的证人。多尔还知道，只要让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官员们看到赫斯特被捕受审，肯定能起到当头一棒的效果，无论陪审团是否对其定罪。按照司法部的规定，多尔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一切，因为他不想承认伯克.马歇尔拒绝了这个案件。马歇尔害怕混乱，觉得有必要维护政府掌控全局的姿态。多尔勉强接受了对方的判断，但他的几个助手——尤其是那些曾在密西西比工作过的人们——却依旧公开表示异议。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是司法部一直在努力说服民权团体相信联邦政府将在选民登记领域为他们提供保护，而现在这项不予立案的政策却扭曲了司法部的努力。多尔告诫他们，除了在马歇尔手下，他们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如此自由地立案。其他地方的检察官与政府上层的联系都不像他们这里这样紧密。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办事。
回到麦库姆，一部分学生接受了希金斯校长的要求。非学委领导层赶紧把其余数十位学生转移进入了一所开设高中课程的黑人学院。10月31日，非暴力高中的几乎全部师生都因为参与10月4日抗议游行而出庭受审。迅速审判后，摩西、麦克迪尤、泽尔纳以及另外十五个人都被戴上手铐关进了马格诺利亚县监狱的醉汉监禁室，刑期从四个月到半年不等。在偷运进监狱的纸张上面，摩西记录下了庭审现场的情况。布鲁姆菲尔德法官在宣读判决时将他狠狠责难了一通，认为他的行径无异于领导黑人儿童走进屠宰场。“‘罗伯特，’他对我说道，‘你们学校里不是有几个人曾经在不引发暴力的前提下在派克县登记过吗？’我心想，南方人在说大话的时候最容易暴露本性。”
这批囚犯成为了在县监狱附近工作的当地白人眼中的稀罕物，有些人甚至还特意来到监狱观看他们。当地白人全都理所当然地相信，被集中关押在同一间囚室里的十二名囚犯全都是美共份子，而且马格诺利亚县的绝大部分居民们以前都从没见过正牌共产党。有人要求看守把摩西单独指出来，因为他们都听说摩西是这帮人的领导人。一个商人冷静地表示，俄国人打算把美国U-2飞行员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关多久，监狱就应该把摩西这帮人关多久。有个女孩子反复要求查尔斯.麦克迪尤“说几句共产话听听”，耐不住纠缠的麦克迪尤只得跟她说了几句意第绪语，令对方颇为兴奋。
在这样的时候，囚犯们就像动物园里的展品一样迎接着心怀敌意的访客，有些人的敌意源自天真，也有些人的敌意源自无知。不管怎样囚犯们都并不介意跟这些访客开开玩笑。不过像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挤在一起的犯人们不得不自行抵御无聊与绝望。他们相互交流了非暴力高中的高阶课程。摩西和麦克迪尤用火柴做成棋子一起下棋。“到吃饭的时间了，”摩西写道，“我们吃的饭是装在平盘里的米饭肉汤、干面包以及‘大块城镇蛋糕’。我们没什么餐具，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直接流进一个洞里。”
“这就是密西西比，冰山之中。霍利斯.沃特金斯唱起了男高音：‘麦克划船到岸边，哈利路亚；基督徒兄弟们别落后，哈利路亚；密西西比说走就走，哈利路亚。’这是冰山之中的震颤……”
查尔斯.谢罗德以及科德尔.里根特意搭乘长途车来到麦库姆听取了摩西案件的庭审，目送着着自己的朋友被关进了监狱，然后两人就回到了位于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新岗位。自从他们自己在10月中旬的麦库姆背负的刑事指控遭到撤销之后，他们就一直努力想要在奥尔巴尼市周边的佐治亚州西南地区复制密西西比州的登记项目。这片地区物产丰富，包括棉花、山核桃与花生。他们来到奥尔巴尼时除了满腔热情之外什么都没带，晚上过夜都只能在汽车后座上或别人家的门廊里勉强凑合。在密西西比待了一个夏天之后，两人认为奥尔巴尼无非就是略微大一点的麦库姆，至于附近的特勒尔县则像阿米特县一样是一片暴力横行且被人遗忘的种植园。
谢罗德从亚特兰大的南部区域市政局那里知道了C.W.金（C. W. King）的名字。C.W.金是奥尔巴尼的一位富裕黑人与自由派政治路线支持者，也是一户大家族的一家之长，总共生了七个儿子，全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有几个儿子还留过学。金家最大的儿子克莱农正是1958年被强行贴上精神病标签的教授，因为此人居然疯狂到要申请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金家最小的儿子普雷斯顿是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哲学教授。剩下的五个儿子当中有两个留在奥尔巴尼，成为了上层年轻黑人群体当中的坚定支柱。斯莱特.金（Slater King）和他父亲一样是个建筑商，也是房地产经纪人。C.B.金是亚特兰大佐治亚州三位黑人律师之一（正是他从密西西比州惠特菲尔德精神病院将大哥救了出来）。C.B.金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穿着定制西装，满口都是抑扬顿挫的多音节单词。然而尽管他做派十足，但却依然只能为女佣、手艺人或者醉汉打官司。当地的白人律师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性情古怪的C.W.金将谢罗德和里根安顿在了自家的一间空房间里面。这两位年轻的非学委义工看上去有些毛糙，并不太像政治领袖。里根只有十八岁，是纳什维尔的高中生。詹姆斯.劳森说他年纪太小，不适合参与非暴力运动工作。忿忿不平的里根不请自来地强行参与了纳什维尔的好几场游行示威。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一开始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非暴力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他与自由乘车者们一起被密闭卡车连夜转送进了帕尔希曼监狱，亲眼见到狱守如何凶残殴打两名来自芝加哥的和平主义白人青年，电击鞭笞无所不用其极。这时他才真正认识到了这场运动究竟多么严肃。即便如此惨烈的场景依然未能让里根产生丝毫畏惧，但是非学委内部的大部分学长们都还拿他当小孩子，认为他有点热情过剩。
谢罗德是非学委当中唯一能容忍里根的资深成员。就好像非学委对于里根不太放心一样，奥尔巴尼的金家人同样认为谢罗德也是个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年轻人。他身上总是散发着既危险又天真的气质。 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宣布自己打算只身前往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向当地的白人亲戚介绍自己，惊恐的黑人亲戚们赶紧扼杀了这个打破禁忌的念头。他第一次参加过跨种族交流团体后惊讶地表示自己刚刚才知道白人并非无所不知。谢罗德的身上同时存在着许多相反的极端特质，他似乎既羞涩又火爆，既懒惰又积极，既能衣冠楚楚，也会混迹街头。刚刚来到奥尔巴尼的最初几天，谢罗德与里根一直在黑人高中的操场上打篮球，有人问问题就回答一下。里根很快就成了同龄人眼中的明星，他讲了自由乘车者的故事，让很多听众都感到非常兴奋。打了一周篮球之后，有十几位学生积极表态想要参加在教堂举行的会面。大家都明白，知果他们不能理解非暴力抵抗如何直接源自《圣经》，就不能明白静坐运动与自由乘车的全部意义。
谢罗德将最初几次集会安排在了室外。接下来他锁定了位于中学附近步行距离之内的教堂，然后亮出自己的布道人身份，从而获取教堂牧师的帮助。示罗浸信会的H.C.博伊德牧师（H. C. Boyd）同意让谢罗德使用教堂里的一个房间举行非暴力主义讲座。博伊德参加了最初几次集会，听到谢罗德宣讲《圣经》中关于兄弟情谊与正义的篇章段落。后来博伊德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谢罗德一直在强调基督教美德以及改善奥尔巴尼的社会环境，对于监狱与抗议却只是一笔带过。不过博伊德又安慰自己，谢罗德正在做一件包括自己在内的奥尔巴尼牧师全都做不到的事情——吸引大批年轻人每周来教堂两三次，甚至是四次。
第一位强烈反对谢罗德和里根的奥尔巴尼黑人领袖是当地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成年监督人汤姆.查特蒙（Tom Chatmon）。查特蒙是摩豪斯毕业生，刚过而立之年就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通过经销化妆品赚得了好几桶金。此外他还嗜赌戒性，挥霍掉了相当一部分财富。查特蒙的身上散发着赌徒特有的幽默，是奥尔巴尼黑人企业界受广受欢迎的人物。用白人们的话来说，目前他在协进会里面的地位相当于担任了国际青年商会主席——通向高级领导岗位的垫脚石。作为与奥尔巴尼年轻人联系最紧密的成年人，查特蒙早就感到这两个来自异地的局外人分流了青年理事会最优秀成员的办事热情。于是他发动守势，声称这两个非学委义工可能是共产党。
即便是奥尔巴尼最大胆最不安分的黑人领导人都因为查特蒙的担忧而深感不安。声名显赫的标准俱乐部当中的有些成员建议干脆把谢罗德和里根赶出奥尔巴尼，或者按照C.B.金告诉谢罗德的那样，“发表意见让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人可能会导致社区分裂。”“奥尔巴尼某位杰出黑人”给亚特兰大协进会地区总部打了“一通紧急电话”，警告两个年轻的非学委活动分子想要引诱当地青年参与自杀式示威活动。三位协进会官员马上冲到奥尔巴尼试图维持复纪律。
11月1日是美国政府州际商务委员会新颁布的废止种族隔离条例的生效日。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查特蒙发现想要拦住打算在当天前往小径长途车站白人候车室试试水的青年理事会成员越来越困难了。查特蒙并不否认自由乘车者们为了争取这一条例而承受过的痛苦必定远远高于奥尔巴尼的年轻人为了践行这一条例而将要承受的痛苦，此外他也全心相信正义与联邦法律都支持黑人在车站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然而他依然受到各种制约。如果查特蒙在协进会内部寻求支持，很可能被拒绝，而且几乎肯定会遭受屈服于非学委路线的谴责；如果他在未获支持的情况下一意孤行，肯定难免在等级分明的协进会内部遭受责难；可如果他什么都不做，青年理事会就会跟着谢罗德走向公共汽车站，查特蒙则会被人视为懦弱胆小的协进会的傀儡。尽管不情愿，查特蒙还是就1 1月1日的长途车站“测试”事宜与谢罗德进行了协商谈判。青年理事会的高中生成员将会参与“测试”，但并不是以协进会的名义，而且还要尽量避免被捕。谢罗德离开奥尔巴尼前往密西西比旁听摩西案审判之前，双方通过秘密商谈敲定了这次试水的具体安排。
这则消息渗透了种族分界线界限，传到了当权者耳中。奥尔巴尼市长阿萨.凯利（Asa Kelley）在10月30日召集了一次奥尔巴尼市委员会特别会议。在此次非公开会议上，警长劳瑞.普里切特（Laurie Pritchett）报告说城市里“即将发生某种示威游行”。普里切特是一位退役橄榄球运动员，身材粗壮，嘴里总是叼着雪茄。尽管乍一看去只是个信奉蛮力的无脑莽夫，但是实际上普里切特却是一位心思缜密走一步看三步的警务人才。很早之前他就预感到奥尔巴尼早晚也会遭遇种族危机，并且仔细研究了自由乘车运动期间阿拉巴马州当局的表现。在他看来，阿拉巴马州当局的最严重失策在于听任暴力的发生，因为暴力会引来公众关注并且迫使州政府不得不接受来自联邦政府的干涉。 于是他开始培训自己手下的警察如何在不使用警棍或枪械的情况下践行种族隔离法律。普里切特在市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自己明确指示手下人不能根据种族隔离法律逮捕任何人，因为这样做在法律层面上站不住脚。警方只能依据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律来维持种族隔离。他已经让奥尔巴尼的所有警察部队“在可能发生的紧张事件期间”进入警戒状态，一切休假安排全部取消。委员会很感谢他做出如此细致的安排。
11月1日早上，科德尔.里根和查尔斯.谢罗德来到了小径长途汽车站，决心要让奥尔巴尼成为当天参与测试的十几个南方城市之一，承接自由乘车运动的势头。平等大会的戈登.凯利向七个州的七百多位志愿者下达了指示。为奥尔巴尼制定的计划是钳形攻势：谢罗德与里根作为乘客测试小径长途车站的内部公共设施，查特蒙的青年理事会学生团队则在车站里与他们碰头，随后来到车站外围测试外部设施。然而谢罗德和里根走进白人候车室时却连一名学生都没看见，只有六七个绷着面孔的奥尔巴尼警察在候车室里恭候他们。这番景象如同一桶冰水浇在了两位义工头上。他们快步走出车站，发现外面的黑人全都人心惶惶，因为有人警告说车站里面可能会发生殴打甚至屠杀事件。两个人花了一整天才鼓舞了青年理事会成员的精神。当天下午九名青年理事会成员鼓起勇气来到了小径车站。谢罗德和里根等在外面，而学生们则走进了白人候车厅。警察让学生们离开，于是就顺从地退了出来。
尽管根据自由乘车运动的标准这场示威很不值一提，谢罗德还是报告说“自从这一刻起种族隔离死了。”“孩子们”敢于冲撞劳瑞.普里切特的消息在奥尔巴尼黑人社区口口相传。除了当地最保守的协进会领导人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要为警方违反州际商务委员会新条例的测试案例打下基础，那就必须有人在车站被捕。谢罗德鼓吹着劳森的主题：就算最高法院的法令如同黑云压城一般堆积起来，可是如果奥尔巴尼的黑人在警察面前主动退缩，在自己身上主动实行种族隔离，那么这些法令就毫无意义。高中学生成群结队涌入谢罗德组织的会议，还拉来了长辈亲戚。大学生来了，几名布道人来了，甚至一两名学校老师也来了。每周六谢罗德与里根也会主持选民登记工作室，不过全城上下对于长途车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感兴趣。
此时C.B.金正忙着经手一起刑事案件，这起案件的案情触碰到了最原始的种族激情。奥尔巴尼周边的种植地区有一处“败坏的”贝克县，臭名昭著的克劳德.斯克鲁斯虐杀罗伯特.赫尔案件就发生在这里。如今这里再度爆发了暴力事件。贝克县的高层金融活动基本上掌握在两位大人物手里。其中一位是个大字不识的百万富翁，主业是养牛。此人在杂货袋的碎片上签支票，画个叉就算签名。另一个人则是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 Woodruff），此人在当地拥有一片占地三十万英亩的种植园，名叫伊楚威。
每年7月4日，伍德鲁夫的种植园主管都会专门为附近的黑人居民举办一场免费大型烧烤派对。这一年的盛会足有三千名黑人参加。其间一个名为查理.韦尔（Charlie Ware）的黑人农场工人犯了个错误，竟然与白人主管的黑人女仆调情。主管随即向L.沃伦.约翰逊（L. Warren Johnson）警长投诉。就像县里的黑人总会奉承警长一样，警长对于有钱有势的种植园监工同样极尽逢迎。韦尔和约翰逊警官都只上过五年学，也都有贪杯的毛病，“短吻鳄”约翰逊还有卑鄙狠毒的恶名。有传言声称他曾经杀死过四五个遭到他拘押的黑人。约翰逊的前任就是声名狼藉的克劳德.斯科鲁斯警官，而他本人也是个所谓的“老派”警务人员。1961年烧烤会当天晚上，约翰逊开车来到查理.韦尔家，先是将韦尔的妻子反复殴打了好几轮，等到韦尔回家之后又一拳打在对方头上。约翰逊逮捕了韦尔，将他全身搜了一遍，并且开车押送他前往了牛顿镇。这个镇子很小，甚至没有一家餐馆。车在贝克县监狱外停了下来，约翰逊把韦尔铐在副驾驶座位上，然后拿起对讲机喊道：“黑鬼拿着刀过来了！我非得开枪不可！”同时将两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打进了韦尔的脖子。“他还想靠过来！我还得开枪。”约翰逊一边喊着又开了第三枪。
上述情节是负责调查本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得出的结论。万幸的是韦尔居然没有死。他不仅被医生抢回了一条命，而且除了颈椎破碎导致脊髓液渗漏之外并没有其他后遗症。联邦探员几乎完全相信查理.韦尔的说法，可是他的结论在贝克县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大陪审团立即就以对约翰逊警长实施严重暴力人身伤害的罪名起诉了韦尔。7月下旬，警方将韦尔从医院转进了监狱。到了11月韦尔依然身陷囹圄。代理本案的C.B.金恳请法官高抬贵手，理由是韦尔并没有逃跑的可能，而且枪击案后身体与精神均受到创伤，甚至耳朵仍然在渗血。但是法官拒绝降低保释金，迫使一贫如洗的韦尔在监狱中待了一年，直到开庭审判。然而与此同时C.B.金也在联邦法院针对约翰逊警官提起民事诉讼，争辩说约翰逊的指控纯粹是血口喷人。约翰逊比韦尔高出整整一头，体重超出对方一百多磅，再加上身为白人警长在封建主义盛行的黑土地带天然享有心理优势。C.B.金宣称约翰逊警长极大地侵犯了韦尔的民权。
对佐治亚西南地区来说，本案的新鲜之处在于查理.韦尔拒绝认罪，而是否认了约翰逊警官提出的所有指控。根据从前的一切标准，韦尔和C.B.金的举动无异于仅凭一根火柴照明就贸然钻进了无底洞窟。然而他们的法律圣战却恰逢其时地煽动了刚刚在奥尔巴尼萌芽的叛乱苗头。C.B.金向贝克县提交了保释查理.韦尔的请求之后过了一周，二十多个人涌进斯莱特.金家里进行周五晚上的首脑会议。参会代表们分属奥尔巴尼的七家黑人组织外加非学委，会议现场洋溢着极度兴奋的期待情绪，间或也掺杂着些许攀比与猜忌。出于焦虑，他们着重强调了各自的协商底线。从联邦妇女俱乐部到教士联盟的所有代表们都同意支持协进会的官方目标，即结束奥尔巴尼的种族隔离。大家还同意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协商而不是被他们委婉称作“积极行动”的游行示威。但是代表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究竟应当由谁来决定不得不采取积极行动的时机。各个组织都不想承担这份责任，尤其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谢罗德的青年干部已经头脑发热，随时可能走上街头。但是所有人也都不信任其他组织。因此参会者几乎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早期的策略，决定创立一个新的集体组织，名叫奥尔巴尼运动。
斯莱特.金推荐一位威廉姆.G.安德森医生（William G. Anderson）担任新成立组织的主席。安德森四年前从家乡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来到了奥尔巴尼。尽管标准俱乐部是黑人精英的汇聚之所，但是安德森依然凭借着坚韧毅力与灵活手段在俱乐部里树起了名号。他长相英俊，言辞得体，雄心勃勃，过往无论多少挫折打击都没能为他的品格留下哪怕一道疤痕。奥尔巴尼运动的创始人当晚选举安德森为主席，选举斯莱特.金为副主席。休会前组织成员们撰写了一篇谨慎的宣言，充分彰显了C.B.金起草文件的才能：“我们通过间接经验得知，万一我们在迫不得已之下必须依靠积极行动实现《宪法》赋予的权利，所涉及社区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以及道德方面的最大利益都将会受到损害。有鉴于此类损害的威胁，我们希望此类积极行动将不会在奥尔巴尼发生。”很快凯利市长与普里切特警长就各拿到了一份声明。
谢罗德和里根很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欣慰。过去两个月的努力让他们打入了一个新兴团体的领导层，而且这个团体的涵盖面远远超过了麦库姆的任何类似团体。奥尔巴尼的各路民权团体之所以能够团结在同一面旗号之下，背后有个很说不出口的理由：所有人都知道非学委即将在本地发动示威，如果当地民权团体不能形成合力，非学委肯定会反客为主。事实上，当地民权领导人的疑虑根本抵挡不住学生情绪的大潮。奥尔巴尼运动组织成立后仅仅过了天——也就是11月22日——当地的第一次“积极行动”就爆发了。查特蒙青年理事会里的高中学生走进长途车站白人区，与一直在那里“警戒”的警察对峙。学生们拒绝遵照警察的命令离开现场，普里切特警长本人的命令也没有效果，于是学生们就在几十个旁观者的注视下被拖进了监狱。尽管汤姆.查特蒙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他们保释了出来，但是奥尔巴尼仍然在感恩节前一天见识了第一场种族隔离逮捕。
同一天傍晚，奥尔巴尼州立学院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度过感恩节周末。数百名黑人学生步行或乘车来到了弗林特河对岸，走向奥尔巴尼市中心的小径长途车站各回各家。由于之前的逮捕以及关于种族纷争的持久谣言，教务长已经先一步赶到了车站，指挥学生们走进有色人种候车室。只有两个学生没有听从指挥，一位名叫布兰顿.霍尔（Blanton Hall），另一位名叫柏莎.戈伯（Bertha Gober）。两个人挤出一条路，“走到了干净的那边”——这是当地黑人对于走进白人候车室的说法。心急如焚的教务长不能追过去，只能与目瞪口呆的其他学生们一起站在外面观看。正当霍尔和戈伯在白人售票窗口前排队的时候，一名警察很快走过来说道：“你们休想从这里买到票。”两个学生紧张且礼貌地守在原地，询问警察为什么自己肯定买不到票。一名侦探告诉他们，他们的出现“意在扰乱治安”。这样说是为了给接下来的逮捕做铺垫。可是两名学生依然还在排队，于是普里切特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到了晚餐时分，这则消息已经传遍了奥尔巴尼的黑人社区：一天之内就有两组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早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两名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在远离家乡的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这两个学生都不是本地人，因此当地黑人居民几乎全都不认识他们，但是眼下他们的困境依然引发了可观的同情，以至于先一步入狱的三位青年理事会成员都隐隐有些遭到冷落的意思。前来探监的陌生人送来了好几盘子火鸡。
两位学生待在监狱里度过了感恩节之夜，期间他们接待了更多的探监访客，也收到了更多的食物。他们的境况通过电话与口信频繁向外公布。就像在麦库姆一样，父母和其他成人的关心令他们大受支持，于是新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的领导层在周五决定第二天晚上召集第一次弥撒大会。他们面对着一场源自大学的危机与一场源自高中的危机，而且对于种族隔离暴力的恐惧也正在滋长，这正是向公众介绍新成立组织的绝佳机会。有一位E.詹姆斯.格兰特牧师（E. James Grant）同意安德森和斯莱特.金借用他的锡安山浸信会教堂。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因为锡安山教会的信众都是浸信会的精英教友。
周六早上，狱中的布兰顿.霍尔和柏莎.戈伯收到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官方通知：“鉴于你们遭到了逮捕……所以你们从即日起无限期停课。”各种声称丹尼斯校长决定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站在一起的宣传页和传信人立刻将这条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如果说前一天晚上的弥撒大会还不算是板上钉钉的成功，那么现在这场大会的成功已经毋庸置疑了。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人说学生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格兰特牧师正在苦苦抵御外界压力，不肯从奥尔巴尼运动手中撤回锡安山教堂的使用许可，还有人说丹尼斯已经不敢在自己的教堂里露面了。
安德森医生主持了会议。斯莱特.金、C.B.金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做了演讲。当地黑人周报的编辑A.C.瑟尔斯（A. C. Searles）报告了那天下午他与丹尼斯校长的紧急会面。瑟尔斯认为让学生停课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既没有发出通知也没有组织听证，更何况就连法院都还没有裁定两位学生的罪名——可是丹尼斯只是简单答道，两名学生的停课决定是“永久性”的。瑟尔斯宣称丹尼斯已经陷入了心力交瘁的境地，而他本人则在一时激愤治下痛骂丹尼斯——他的老朋友、执事同工以及标准俱乐部会友——是“我所见过的长得最黑的白人”。无数犀利言辞纷纷砸向丹尼斯，简直要把他放逐到黑人群体之外。激动人心的话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对抗种族隔离。长期存在的社会模式遭到的倾覆，对于年龄与退让的尊崇让位给了青春与对抗。
科德尔.里根性情外向，喜好表演，还有一副高亢的嗓音。他在非学委的非暴力研讨会上发现了两位颇具天赋的歌手——鲁莎.哈里斯（Rutha Harris）以及柏妮丝.约翰逊（Bernice Johnson）。两位姑娘都是布道人的女儿，一直在研习声乐，希望成为剧院明星。几周以来，里根与两位姑娘组成的三重唱组合一直在歌唱赞颂自由的歌曲。那天晚上他们登上了锡安山教堂布道坛担任领唱。按照预先的安排，在歌唱自由歌曲与赞美诗时没有钢琴或者风琴伴奏。纯粹人声的旋律与力度就此成为了奥尔巴尼运动的标志。从女高音独唱家嘹亮的赞美诗曲调到台下会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全都仅仅源于人体本身。歌声应和着黑奴灵歌的基调，既有悲怆而甜蜜的《哦，自由》，也有欢乐而喜悦的《我的一点光》。起初，非学委领导人们接受领唱角色是因为这是他们意识到了运动歌曲的效用，而长辈们容许他们担任领唱则是因为音乐在常规教堂仪式当中的作用并不太大。但是非学委领导人们很快就研究出了一套利用音乐操纵人心的手段。他们通过无伴奏演唱从布道人或者风琴师的手中夺走了多年建立的仪式主导权。歌曲的精神席卷了人心。年轻的领导人明白，通过歌曲他们能让平民百姓说出并且感受到那些之前超出他们理解的事物。通过颇具反抗精神的《我不可任人摆布》（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 Around）一曲，谢罗德和里根呼喊出了“我不可任由普里切特警长摆布”的词句。让他们惊讶的是，踌躇着缓步走进教堂的人们也开始高声呼喊这句话，将自己摆在了可畏权威的对立面上。
在歌声暂歇期间，安德森请五位被捕学生登台讲话，告诉会众他们为什么决定在长途车站与种族隔离对抗，以及之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五位学生依次讲话，最后一个登上布道坛的是柏莎.戈伯。她身材娇小，声音细微得像个孩子。她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看守她的狱卒以及监牢里的肮脏细节。“我觉得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即使通过受苦受难或者遭受虐待，也应该实现人类的尊严，”戈伯说道。“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献身。为了这样的事业，我在监狱里度过了两个夜晚。我觉得自己赢得了体面与自尊，觉得自己一身上下无比洁净。就算身处奥尔巴尼最肮脏的狱墙之内，就算是学院的所作所为，也无法剥夺这种感受。”这番简洁而又震撼的言辞击中了听众们的内心。“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谢罗德在大会记录当中写道。他与其他人全都眼含热泪，就连“坚强成熟的男人”也不能免俗。接下来大家都唱起了闭幕之歌《我们必胜》。大约三分之一的会众在赐福祈祷之后依然留在教堂里继续歌唱。歌唱家们也留在台上直至午夜过后。台上台下都希望这一刻永不会结束。
到了周一，五百多人聚集在市政大厅门外等待着五名被捕学生的快速审判结果。谢罗德先大致向外面嘈杂的人群介绍了一下查尔斯.琼斯、非学委的同事以及刚从亚特兰大过来的石山狱友们。庭审期间，琼斯将人群慢慢推回了示罗浸信会教堂里。普里切特警长在外围陪着人群一起移动，有时开几个善意的玩笑，有时又命令人群立刻散去，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逮捕几个人。第二天，谢罗德冒险来到了动荡不安的奥尔巴尼州立学院，在学生集会上演讲致辞。警方随即拿着丹尼斯校长及另外两位教授签署的非法入侵证明书逮捕了他。谢罗德在监狱里过了一夜才被保释出来。
谢罗德、里根和琼斯目前的处境好比身体悬空吊在窗台外面。他们是推动当前局势的催化剂，最近的公共集会上对于他们的支持显著增长，但他们能感觉到这股支持并不稳定。如果再发动一次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新近加入运动的成年人很可能会把他们当作煽动分子并且群起而攻之；然而如果他们按兵不动，那么运动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就会消弭于无形。为了打破僵局，他们想了个主意——从亚特兰大引些火花过来。这样既能重新点燃运动的激情，又能尽量避免来自运动内部的抵制与反对。于是他们就给非学委新任行政秘书詹姆斯.福曼（James Forman）打了电话，建议他组织一批自由乘车者来到奥尔巴尼火车站探探情况。
福曼很喜欢这个想法。他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政论作家，来到南方是为了写几篇关于非暴力运动的文章。福曼的为人具有生硬粗暴的一面——他曾经前往田纳西州菲亚特县失地佃农们兴建的“帐篷城”里进行采访，结果却因为“宗派主义”的罪名被人赶了出来。他还为非学委秋季会议带来了一股末日英雄的气息，让鲍勃.摩西觉得很是有趣。但是福曼的凌厉手段恰好弥补了非学委的一块短板。他筹集了足量资金，还清了许多拖欠已久的账单。正当各路记者们急于寻找门路以便紧密跟踪难以预测的南方学生示威运动时，他通过电话沟通与新闻发布会为非学委添加了一重新闻报道机构的角色。福曼在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学生联合会内部同样表现积极，他曾经鼓励纽约精英院校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学生们给身陷在密西西比少年感化院的布兰达.特拉维斯发送通电以示支持，造成了颇为可观的社会反响。此外他还招募了国家学联的白人活动家汤姆.海登（Tom Hayden）参加前往麦库姆的宣传之旅，这次活动期间海登被当地暴徒拖出车厢痛打了一顿。
非学委总部实在是穷的叮当响，没有多少行政工作好做。因此福曼认为离开这里组织一场前往奥尔巴尼的自由乘车运动也未尝不可。他拉起了一个成员身份五花八门的自由乘车团体——包括他自己、他的新任办公室经理、一名学生志愿者、一位丹麦作家、纳什维尔自由乘车运动参与者塞恩.麦科勒姆（Selyn McCollum）以及三名在麦库姆经受过暴力考验的白人，分别是鲍勃.泽尔纳和刚结婚的汤姆.海登及凯茜.海登夫妇（Tom and Casey Hayden）。这些人全都没钱买火车票，于是福曼就联系上了伯纳德.李。自从在当年夏天非学委内斗期间逐渐远离这一组织之后，李就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模仿马丁.路德.金。他离开了妻子儿女以及两所学院，搬进了怀亚特.沃克家中，多少有点像个受监护人。李直接把福曼的想法告诉了沃克，沃克同意承担这一行人的火车票开支。然后李也参加了这次乘车运动。福曼向谢罗德通报了自己的行程。谢罗德转头就告诉了奥尔巴尼运动组织。然后普里切特警长也听到了风声。
12月10日星期天下午，搭乘自由乘车者的火车停在了奥尔巴尼联合铁路站。普里切特警长只允许查尔斯.琼斯和柏莎.戈伯接车，另外黑人报纸编辑A.C.瑟尔斯也来到了车站，声称自己是媒体观察员。瑟尔斯一边摆弄着相机与媒体证件一边紧张兮兮地与普里切特开玩笑，试图缓解紧张的气氛：“我说警长，您总该不会逮捕我这样的记者对吧？”福曼、李以及其他七位自由乘车者出现在了气氛抑制的欢迎现场。他们面前的车站几乎空空如也，因为一队警察封锁了白人区。普里切特和几个警察想赶紧陪着这些人走出车站，然而这些人却突然转身坐进了白人候车室。普里切特立刻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听从了命令，跟着戈伯和琼斯朝出口走去。
这一队种族混同的自由乘车者毫发无损地走出了出站口，几百个等在车站外面的奥尔巴尼运动支持者们看到他们之后全都松了一口气，爆发出了欢乐的呼声。普里切特警长立刻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他布置在现场的警力只能拉起一道颇为稀松的警戒线，根本约束不住此起彼伏的拥抱、握手与欢呼。普里切特大声喊叫，想把人群挤到人行道上。人群则聚在一起朝着等待接站的车队慢慢挪动。普利切特原本还想说服呆看着的白人过路人以及市委员会的代表们相信这帮快乐的人群不会严重影响种族隔离主义，可是现在看来这是不太可能了。
普里切特终于忍不住发火了。“警察，站出来！”他朝后备队喊道。然后他扭过头来冲着正在欢庆的人群怒吼道，“别动！你们都被捕了！”他挤进人群，揪出了自己打算逮捕的罪犯——九位自由乘车者还有戈伯与琼斯。有些人已经坐进了等在路边的车，其他人则分散在欢迎人群当中，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抓人的警察仅仅犯一个错误：混乱之中他们错抓了奥尔巴尼州立学院的学生，放走了一位自由乘车者。十一位犯人很快就被塞进警车押送到了市政厅，罪名是妨碍治安、阻塞交通以及不服从警方指挥。被警车甩下的车队变成了一支哀兵，撤回了示罗浸信会教堂。
这次不需要再费心拉人头组织集会了。两百多个见证者一起成为了现成的会众，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很快赶来了。集会人员的歌声高亢激昂，每个人都知道这将是一场席卷奥尔巴尼运动的大事件，将会把这座城市裹挟进入未知的领域。回到市政大厅后，劳里.普里切特试着向记者们解释自己的行动：“当时的情况很紧张，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骚乱。”
周一早上，奥尔巴尼运动的领导人聚在一起制定解决危机的策略。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不能虚度这一天，必须采取行动。斯莱特.金的妻子玛丽安.金（Marion King）也加入了他们。他们来到市政大厅门外跪地祈祷正义得到伸张，然后很快就被警方依照自由乘车者先前承受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尽管按照警务规章来说这次逮捕与昨天的逮捕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留在示罗浸信会教堂的人们却意识到年轻外来者的游行示威与奥尔巴尼最受尊重的黑人进行的守夜祈祷有着很大的不同。玛丽安.金是斯佩尔曼毕业生，主业是理疗，专门帮助残障人士恢复身体机能。像她这样的人居然都会被关起来，这一事实甚至惊动了很多保守派黑人赶来参加当晚的弥撒大会。结果参会人群一直从示罗浸信会教堂蔓延到了锡安山浸信会教堂。奥尔巴尼运动投票决定明天早上要一直游行到市中心，支持被逮捕的人们。
那天晚上谢罗德没有参加合唱，而是与一群被他称作“王牌小队”的年轻高中生——多数是女生——开了个碰头会。目前警察似乎会逮捕任何拒绝解散的人，谢罗德认为这一点这意味着他们也许有机会挤满整个监狱。全员上阵的时刻到了。“你们这次进监狱可不是为了坐一坐就出来，”谢罗德说道。“你们必须留在监狱里做出牺牲。你们将成为这个镇上尽人皆知的英雄。”谢罗德私下里告诉科德尔.里根，自己也将亲自进监狱，告诉里面的人下定决心把牢底坐穿。而里根则应该留下来组织下一拨人，直到谢罗德或者查尔斯.琼斯被放出来为止。谢罗德很兴奋。学生运动进行了两年，一直想找机会挤满监狱，现在在奥尔巴尼他们终于有机会实现夙愿了。里根怀疑这样兴师动众的行为足否真的能瓦解种族隔离，谢罗德则大笑道：“我叔叔常说，只要压力足够大，猴子也会吃辣椒。”
尽管12月阴雨连绵，可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四百多名黑人来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他们跟在谢罗德身后排成三队朝着市政厅走去。市政大厅里针对自由乘车者的审判刚刚开始，于是示威者便围住市政厅高唱《我们无所畏惧》。他们绕着市政大厅转了两圈，警察的巡逻车就跟在后面。市政厅外围的围观人群同样越聚越大，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人数达到了游行者的三倍还多，大部分人手里还举着伞。游行者转到第三圈时，普里切特强行止住了大家。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单独挑出领导人，而是让手下呈扇形散开，把所有游行人员都赶进了监狱后面的一条死胡同。一排警察站在胡同口，其他人则每次带领几十个人出来登记监禁。查尔斯.谢罗德意识到大家全部被逮捕后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要把牢底坐穿！我们终将胜利！”警察们冒着雨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处理完了胡同里的每一个人。
12月13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第五十一版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文章，题目是《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监禁267名黑人青年》。报纸传遍曼哈顿大街小巷前已经有大约一百人被保释了出来，还有包括谢罗德在内的一百五十人左右仍旧关在里面，他们不仅挤满了只能容纳三十人的市政监狱，还挤满了县监狱和劳改农场。普里切特警长前一晚熬到深夜，忙着与殖民地县区的警察们一起安排牢房。凌晨时分，临时车队开始将众多犯人运往佐治亚州西南地区。玛丽安.金得知自己和另外四十名女性将要被卡车运到约翰逊警长所在的贝克县监狱时感到恐惧不已。谢罗德则在前往科勒尔监狱的路上颇为讽刺地自我安慰道，这次他终于能在一直想待着的地方住一晚了——科勒尔的黑人太过畏惧，之前一直不敢留他过夜。
在示罗浸信会教堂，一大早就有传言声称所有犯人们都要被转移到臭名昭著的偏僻县区。这条传言致使慌乱情绪传播到了教堂之外。奥尔巴尼运动的战略家们目睹了白人警察的强烈反应，因此一时间拿不准下一步应当寻求和解还是继续坚持强硬路线。市政大厅里也弥漫着同样的犹疑气氛。普里切特警长与凯里市长进进出出，忙着参加一场接一场的市委员会会议。普里切特认为大规模逮捕也许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为奥尔巴尼运动招募到新的游行者。市政委员们则认为毫不动摇的高压措施将最终摧毁反叛势头。普里切特告诉记者，自己一度打算同意奥尔巴尼运动最近提出的几条和解要求，比如雇用黑人警察。但是市委员会对于游行极其愤怒，以至于现在哪怕仅仅讨论一下和解事宜都是“徒劳且无用的”。尽管双方意见相左，但是普里切特依然得到了市政委员们的信任。当天早上，一个只有七十五人的小团体来到市政大厅，在自由乘车者们受审时跪在法庭外面进行祈祷示威。普里切特并没有逮捕所有人，而是与这批人的领袖斯莱特.金搭上了话。警长将斯莱特.金带进市政大厅，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审判法官解释为什么要在法庭外祈祷。斯莱特详细阐述了奥尔巴尼运动的诉求，但艾伯纳.伊斯雷尔法官（Abner Israel）并未被他打动，反而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判处他五天监禁。辩护律师C.B.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警把自己的兄长带进了监狱。
对阵双方的心态再次急转直下，就像扭在一起的两个摔跤手一起滚落山坡一样。在示罗浸信会教堂，斯莱特.金的命运点燃了一大群人的斗志。起初他们想组织大规模游行并进行守夜祈祷，但越来越多保守的黑人认为白人肯定会严惩祷告的行为。科德尔.里根决定激活自己的秘密交流系统。收到他的消息后，志愿者们分头给自己的姐妹和表亲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亲友团成员全都是乐意与非学委合作的中学教师，这样的老师数量很少。之后这些老师们又悄悄建议值得信赖的学生群体在特定时刻溜出学校。大批学生纷纷赶到示罗浸信会教堂，此时里根正打算带领会众再次向市政大厅进发，两路人马随即兵合一处。普里切特警长一开始听任这批人围着市政大厅转了一圈。市政委员们都认为这次游行纯粹是政府前一天太过宽容而种下的苦果，迫于压力的普利切特再次下令把游行者全都赶进死胡同。
到了傍晚时分又有二百零二名游行者被捕入狱。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涌入奥尔巴尼，向普里切特与凯里市长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凯里宣布市政委员会认为市政府与奥尔巴尼运动在种族融合或者释放犯人的问题上“不存在达成协议的余地”。普里切特表示奥尔巴尼“随时可能爆发暴力冲突”，愤怒的黑人与三K党都很有可能首先发难。他发誓，如有必要他会把游行示威者“塞满佐治亚州的监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我们绝不容许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非暴力学生委员会或任何黑人组织通过大规模游行占领奥尔巴尼。”
当天下午，伊斯雷尔法官按照州法院新近提出的非法集会指控对于周日自由乘车运动期间被捕的十一人进行了责令待审处理。福曼、鲍勃，泽尔纳以及其他四个人仍需收监。其余三个人得以保释。汤姆.海登前往纽约为一个学生团体做演讲，查尔斯.琼斯代替了科德尔.里根的位置，而伯纳德.李则迫不及待地赶回了亚特兰大向怀亚特.沃克汇报情况。李告诉沃克发生在奥尔巴尼的事态可谓前所未有。黑人女仆顶着假名走进监狱，免得白人女主人得知自己被捕的事；许多孩子们已经进了两三趟监狱。李声称奥尔巴尼运动的成员们每天都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新的奇迹。每当他们的热情达到极点时就会称颂马丁.路德.金的姓名，各种溢美之词简直令人惊讶。李发现，只要他提到自己是领导大会的现场秘书，人们几乎总会一阵晕眩，然后就充满希望地一把抓住他发问道：“你是马丁.路德.金的人吗？”李认为马丁.路德.金应该考虑亲自来到奥尔巴尼压阵，但他同时警告沃克说，有几个当地领导人对于马丁.路德.金很有意见，可能会反对这个想法。沃克立刻询问这些人都是谁。
奥尔巴尼运动逐渐酝酿成型的六周里，金曾经在不经意间路过了奥尔巴尼的监狱，当时他正在精疲力尽地搭乘客机飞在天上。11月1日州际商会的法规生效当天马丁.路德.金刚刚从伦敦飞回家。这一天包括亚特兰大在内的所有南方城市都爆发了长途车危机。在田纳西州，州拍卖师们正在拍卖高地人学校的土地、建筑以及所有被没收财产，甚至包括迈尔斯.霍顿图书馆的书籍。金委托怀亚特.沃克撰写抗议电报，自己则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机场和布道坛之间。他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蒙哥马利，进行了题为《忠诚与奉献的明证》的演讲，为即将离开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壮行。接下来金走访了西雅图、波特兰、明尼苏达州的曼卡多学院以及克利夫兰，然后又进医院做了一番体检，还休息了两天。之后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三天，又赶到佛罗里达州的巴尔港在美国劳联产联第四届制宪会议上演讲。
有机会在规模庞大的劳联产联代表群体面前发表演讲意味着金实现了他最近一段时间努力争取的几个互补目标。对于他来说，能够在劳工运动最高峰的荣誉论坛上抛头露面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还标志着他正在从堪萨斯城的个人灾难当中恢复过来。阿拉巴马州政府针对领导大会以及《纽约时报》的诽谤起诉使得金面向有组织劳工的演讲平添了几分迫切而又实际的意味。诽谤案上诉初期的费用已经超过了两万七千美元，之后的开销更大。金向劳工团体强调，假如本案在最高法院败诉，不仅只有公民权利将会受到侵害，工会组织同样难以幸免。金警告说，如果最高法院维持原判，那么任何工会宣传册或者资金筹措呼吁都将难免遭受诽谤诉讼，尤其是在充满敌意的南方。通过强调劳工组织与民权团体共同进退的立场，金招募了一批以纽约律师西奥多.基尔（Theodore Kheel）为首的劳工事务专家。斯坦利.利维森希望金能够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劳工运动携手并进，从而为民权事业拉拢一位强援。这样的前景令他非常兴奋，以至于亲自为金撰写演讲稿，之后还跟着金来到迈阿密见证演讲的效果。
“黑人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劳工组成的种族，”金说。“黑人富翁和黑人雇主少得可怜。”他将静坐示威三十年代工运先锋们的静坐罢工相提并论，还因为A.菲利普.伦道夫在先前大会上遭受打压的情况温和地责备了劳工代表们。金号召各位代表承认工会内部也存在着“让人羞愧的”的种族隔离，并且“全力以赴地根除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非常清楚，这样做并不容易，也并不受欢迎，”金坦言道，“但是八小时工作制也曾经很不受欢迎，实现这一点同样殊为不易。”至于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以及保障最低工资的立法更是艰苦斗争的成果。“通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你们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还赢得了全国上下的尊重。如果你们能为了黑人权利英勇奋战，那么你们将再次赢得这两样。”
这是一场“白人风格”的演讲，从措辞到语音语调都非常克制且正式。但是等到演讲结束后，金已经成功缓和了观众的怀疑乃至敌意。金的演讲结束后，由切肉工、管道工、木匠与炼钢工人组成的庞大听众群就像过去一样纷纷起立鼓掌。乏味的抚恤金计划报告和薪金增长目标一时间被他们抛在了脑后，因为台上的演说家将他们带回了官僚主义作风在劳工组织当中尚不盛行的时代，重现了在劳联产联内部消失已久的蓬勃活力。当天早些时候有几位黑人工会领袖与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爆发过激烈争执。金的演讲尤其令他们感同身受，以至于当场就在会议厅里痛哭了出来。每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这次演讲绝非为烈酒助兴的寡淡啤酒。金已经撬动了劳工组织的重心与全副政治吨位。职业政客们都认为，自从金在1957年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以及1960年大选前夕在亚特兰大被捕以来，这次在劳联产联大会上的演讲对他来说可谓是最重要的政坛进展。这样的事件让金的影响力超越到了黑人群体之外。就算那些惯于弱化黑人投票的意义的分析家们现在也不得不考虑金对于劳工组织的重大影响了。
金的演讲并不是这一天最大的新闻。这一天全球各地还发生了许多远远更加轰动的大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遭到定罪，肯尼迪总统飞往南美，刚果发生暴乱，祖鲁酋长阿尔伯特.卢图利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在这一天，两个美军直升机分队降落在了越南南部，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参与越南反对独立同盟游击队的斗争。不过对于金来说，上述所有消息的紧迫性都比不上他从巴尔港大会回到家后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在亚特兰大以南二百英里的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市，黑人们正在排成长队冒雨游行。他马上给阿博纳西打了电话，不久前阿博纳西刚刚正式搬到亚特兰大与他会师，在负有盛名的城西地区掌管了一座教堂。金知道阿博纳西是E.詹姆斯.格兰特牧师的朋友（格兰特牧师从小就是是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的成员，11月还和金一起在阿博纳西的欢送会上发言），于是就问阿博纳西是否能打探一下奥尔巴尼的具体事态。阿博纳西已经和格兰特以及奥尔巴尼运动的主席、他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上学时的朋友威廉.G.安德森谈过了。阿博纳西记得大学期间安德森曾是一位很有抱负的打碟师，同时也很能言善辩。阿博纳西答应金通过电话了解奥尔巴尼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