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66年初，中共不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决策过程。 -- 老老狐狸
2月8日下午东湖会议上，主席其实已经表达了自己意见（只提不参加会议的话，是否通知兄弟党），但并未拍板做决定，表示：时间还早，可以从容考虑。
吴冷西电话将主席意见传到北京。
3月5日的北京会议规格是足够的：刘少奇主持，总理和常务副总理、总书记和常务书记参加，吴冷西代表宣传口，刘宁一代表中联部，康生是中苏论战负责人。会上“大部分人”认为“不参加为宜”，那么，肯定还有“少部分人”，是谁呢？
彭真以主席迟迟（4天）未回话为由向刘少奇建议再开一次会议复议此事，3月10日会议规格较3月5日会议低一些：刘少奇主持，总理和总书记都未参加。会上，彭真率先提出“参会的理由”，结果，多数人认为彭真理由不充分。
3月12日，彭真以“已征得少奇同意”为由，要求吴冷西、姚溱（中宣部副部长）再向主席起草一个报告，吴、姚拒绝。
3月13日，彭亲自起草报告，电话报给主席。
3月18日，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不参加苏共23大”，彭真就第2个报告做了解释。
那么，问题来了：
1、少奇同志的真实想法如何？
2、彭真奇怪的举动与66年初的政治气氛有无关系？
1976年，雅库特人赠送给勃列日涅夫的70岁生日礼物：象牙雕巧伦杯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20岁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入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军衔和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特权阶层是内部产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从70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地位轻易地进入好的大学，如进人外交官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这些靠着溜须拍马、行贿送礼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其中，雅库特人赠送了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闲暇时，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国外，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林肯等等。
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军刀，刀鞘上镀着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就连以改革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它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那是为了揭露苏修资本主义复辟
右派分子等一些反映苏联特权的材料，是别有用心，意思是搞社会主义到头来还是特权、不平等，所以你们一帮穷鬼也不要做梦搞社会主义，还是乖乖地在资本主义里享受“自由”的好
而刘、彭真等考虑的则是“礼仪”、会上被攻击可能“被动”等小节。当然，一定还有大量不便透露的内容，比如刘、彭等实际上还是希望与苏和好，不希望与苏闹僵。
全文中，只有毛提到了，如果去参加苏共23大，就与中间党派没有区别了
明末和苏联末期也很象。以东林党为首的明末官僚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形成了一个上欺皇权，下压百姓的特殊阶层。把明朝搞灭亡后，这个阶层投降满清，和满清贵族互相利用，成为满清的官僚，继续作恶，导致中华文明的大衰退。链接出处而苏联时期的特殊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新贵，导致苏联的大衰退。
明朝的东林党和苏联的共产党，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有组织，掌握政治权力，甚至主导国家权力，这种意义上的党。而不是像今天特指某种公知，或者思潮。
在这个时间段里，几乎是美苏争夺的时代，他们是经常干扶持”反政府武装或组织“以干预别国内政，实现自身利益的。
那么，在中国，有没有了美苏两国各自况相扶持的对象了？
关键就在于两人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弥补了：太祖要的是独立自主，而少奇一干人要的是傍大款保平安。
因此少奇、彭真的举动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我没看过明史，但是看过不少相关的书和资料，感觉明末的问题要比苏联多10倍，而且许多问题真的是无解，不灭亡那才是天理不容。把苏联的灭亡推到这些官僚身上说得过去，但把明朝灭亡的问题推到东林党身上，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很想仔细了解一下。
另外就是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他实在是有太多的问题，不是“有心没脑”所能概括的，但这段文字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人家崇祯刚登基时候，可是一个小娃娃，满朝正盈啊，都是东林党人把持朝政几十年。东林党人既有财权又有人事权。就算是南明了，那是有几百年陪都建设和南方巨大财政收入，打了一年多就全面投降了，这个不能怪崇祯了，给大明尽忠到最后的居然是社会底层出来的农民军。 在东林党人把持下，搞出了所有可能的结局中里不能再坏了结局，这是本事纵观历史也是少见的。
看过其他文章。戈氏这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包括但不局限于东林党。其次，你如果没看过明史，是从其他资料得到的结论，那么你怎么就能判断这个结论是“可笑”的？
苏联和明朝的灭亡，原因很多，区别也很大，社会问题总是复杂的。但是从灭亡原因的主要矛盾看，我觉得两者极其相似：都不是亡于强大的敌人，而是因为自己内部的极度腐化；导致灭亡的阶层，在前朝解体后，没有得到清算，又重新成为新朝的新贵。俄罗斯要到普京，才部分清算寡头，国家稍微扭转下滑势头。
天灾，朱明皇族蛀虫集团的繁衍，江南的抗税，外患，等等，都是更关键的问题，即使东林党好好干，也不可能解决那些问题，太难了，而且还是几个一起来。我没看过《明史》那本书，但是看了几本明史的书啊，相关帖子更是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