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自由主义倒台了吗？（1） -- 给我打钱87405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讨伐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便不绝于耳。然而，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似乎存有多种说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这就需要先要搞清楚几个概念。

还是从古典自由主义谈起吧。众所周知，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冉冉升起的欧洲，当然在这之前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初所提倡的是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它的内核是推崇个人自由。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反对个人自由，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认为人性本恶，因而需要加以限制。

显而易见，古典自由主义是在替新兴资产阶级说话，而古典保守主义则为封建贵族站台。

在20世纪之前，古典自由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大型垄断企业的出现、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古典自由主义发生了裂变，一分为二。一个叫NEW liberalism，一般叫它新的自由主义；一个叫NEO liberalism，一般叫它新自由主义——本文所谈的就是它。前者基本上算是左翼，后者基本上算是右翼，而在社会主义（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拥戴者来看，两个都算是右翼，很快我就会说到为什么会这么看。

新自由主义思想大概在1930年代开始成形，代表人物有哈耶克、米塞斯。哈耶克这个人趣事比较多，可以稍微说一下。在今天，对哈耶克不屑一顾的并不算是少数，而在当年他的处境更惨，他几乎就是怪物的代名词。凯恩斯曾经说哈耶克写的《价格与生产》是他所读过的最烂的一本书，而罗斯托干脆提议，应该把哈耶克送进博物馆，成为一个活标本，好向世人展示古典自由主义是怎么制造出大灾难的。但任由别人怎么说，都无法阻止哈耶克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那年已经是1974年。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呢？简单点说，它不谈或者少谈政治，它专注于经济，基本立场是崇尚市场至上，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是能让所有人达到幸福彼岸的唯一通途。

然而，1930年代是美国股市大崩盘的年代，是二战开打的年代，古典自由主义所撕开伤口仍然在作痛，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提倡个人利益应与公共利益相协调的新的自由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思潮，而美国正是借此一跃跻身第一集团。

转眼之间，时间来到1970年代。高通胀、高失业的同时出现令新的自由主义无法自圆其说，它也就此被请下神坛，而被压制了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则华丽登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夫人的回春术，以及后来的《华盛顿共识》，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具体载体。

正如新自由主义的前辈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贫富悬殊日益扩大是以自由为终极信仰的人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好吧，他们其实有一种回答：“急于否定自由主义的人目光过于短浅，无形之手终归是可以令一切达到和谐状态的”。但不论如何论战，金融危机如约而至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来自不同阵营的反对者气势汹汹、火力全开，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

本人暂且不想去谈论新自由主义何去何从，倒是想就它的名字说上两句。从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阶级是如何从先进堕落成守旧的。如果说在17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着先进力量，是不可置疑的左翼力量，那么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就实在是对不起这个新字了，毫无疑问，它的本质是一种保守主义，是在强调既得利益者的合法性，在最激进的左派人士看来，新自由主义是极其反动的。最叫人无法接受的是，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士，永远只把焦点对准所谓的成功国家、成功人士，而在他们看来，一切所谓的失败国家、失败人士要么是因为天生愚蠢，要么是因为后天懒惰。因此，与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还不如叫做复辟的保守主义。

有一次我女儿问我，为什么留给行人过马路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我想了想，答道：“因为马路是给开车的人修的”。

想谈新自由主义的存亡，我们还得回到那句话著名的“追逐个人私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祉”上面来。实际上，亚当密斯的原话是：“每个人都力图用好它的资本，是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它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显而易见，亚当斯密的原话和后来的“浓缩版”是有差异的，前者强调之所以可以自由，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一切，称其为神之手、上帝之手也算说得过去，而后者在浓缩加工之后更加突出追逐个人私利的合法性，是在试图挑战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这与“猫论”异曲同工。

强调追逐个人私利的合法性，便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了，这与之前封建主义强调皇帝、领主的合法地位，与现行交通规则强调开车人的利益，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在这里，顺带说一点我个人的观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政治范畴的称谓，背后的根源统统都可以总结两个字：信仰。一个人信什么，他便会维护什么。如果一个人有着这样的信仰：不论我如何做，与人类社会整体而言，我总是在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那么我还会有什么需要顾忌的呢？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信的是做人当有为有所不为，这个人一定会站在前一种信仰的对立面。而信仰是什么呢？说到底，是一种选择，是一种理论，某种选择某种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最后由事实说了算。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是如此缓慢，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所以对于多数人甚至可以对所有人而言，信仰始终是一种无法得到彻底论证的存在。于是，信它，就去干，成为所有人的终极信仰。

那么，追逐个人私利的合法性是否那么可靠呢？资本的力量是否真的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呢？从我们个人的现实感观来讲，从我们所读到的历史来看，我们对此至少是存疑的。而新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就会跳出来高喊：事物发展的规律本来就是如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该破产就得破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听众们最少会划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很提气，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坚持走下去的信心，好比一个持股的人在遭遇下跌时最喜欢听到的话便是“下跌是为了更好的上涨”；而另一派则认为这完全是无赖流氓的行径，明明就是问题多多，却避而不谈现实，老是拿未来作幌子，关键的是历史上的确有人这么干过。说白了，这还是个信不信、信得有多深的问题。至于在现实中的我，一会持有前种观点，一会持有后种观点，分事。

所以，要回答新自由主义是否倒台这个问题，看来还得找到关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信仰到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坦诚的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我个人的猜测。

但我可以谈一点看法，那就是在我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一个阵营的，新的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补，而不是颠覆（当然新的自由主义目前又出现了新的分支，更加向社会主义靠拢），新自由主义则是在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正确。如此来说，如果假设自由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新的自由主义则是战术手段，新自由主义则是战略思想。而我显然是不认同自由主义是正确的这一说法的。

临到最后，我还是想写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所见过的最为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大概是这么个类型的：比如某甲看涨某支股票，这支股票在上涨途中经历了下跌，而下跌时有人说这是对前期幅度过大的修正，某甲也接受不了这种说法：“这明明就是事物的一部分，肿么可以说是修正呢？这种猪队友不要也罢。”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克所代表的是一种神一般的存在，你跟他谈最近十年的事，他会告诉你，你应该看一百年；你跟他谈一百年的发展，他会告诉你，你应该看一千年；你跟他谈一千年的变化，他会告诉你，你必须看一万年……然而，大部分人如蝼蚁般的求生存谋发展，肿么可能不对周遭事物的变化、所处环境的变迁做出响应呢？难道这就不是事物的一部分了吗？

此外，从博弈论来看，博弈的结果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双输，二为此赢彼输，三为双赢，谁有信心干脆说谁有证据能够证明“追逐个人私利乃正义之举”是绝对真理，一定会得到双赢的结果呢？

再者，就算自由主义是绝对真理，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它既不可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人心时常在左右之间徘徊，它也不可能永远退出历史的舞台，今天它倒下去了，明天它又会重回人间。

所以，我必须要学会务实，并且要告诫我的后代，事情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我要做的是，成为一名“永远的革命者”。

是的，你没看错，我认为，在未来，极端自由主义被打成了右派，而极端保守主义被捧成了左派，而在今天，极端自由主义仍然站在左派的阵营，这就是许多人观察到的所谓打左灯向右转的现象。试问谁左谁右？按意识形态来分显然是行不通的，几百年前是右派，几百年后就是左派，更不要说那些先是左偏右后来又变成右偏左的思想了。该怎么分呢？答案还是留给大伙自己去寻找吧。

在这里，想必我就无需再次复述新自由主义浪潮是如何席卷全球，中国自然也深受影响之类的故事了。不过，要谈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一个人是很有必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乃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政府在经济上的行动应被严格限制，指责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政府，对于经济自由必将带来政治自由这一观点深信不疑。

这位号称是20世纪经济学界第一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兴趣，曾经三次到访中国，分别是1980年、1988年和1993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序幕到深入的第一阶段。今天有人说，弗里德曼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这话应该算得上是中肯的。

当弗里德曼于1980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中国政府官方邀请来到中国之后，他惊讶的发现中国人对市场运作机制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弗里德曼向中共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阐述了他的经济主张，自然，这里面主要是谈不干涉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在张五常（弗里德曼的学生）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与上一次相比，这次他的访问范围更大，更重要的是，他与赵紫阳有了“一次很棒的会谈”——会谈时间由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两个小时，离开时赵紫阳亲自将他送到车道前（这是在9月中旬，刚刚叫停物价闯关方案）。而在这之前，弗里德曼在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有过一次会谈。弗里德曼在他的自传里这样对比前后两任中共总书记：“会见一开始，他（赵紫阳）对中国经济形势根据他的观点做了一个长长的，逻辑清楚而且非常明了的分析，讲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关键的一句话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经济活动的控制机制是：国家规范和控制市场，而市场控制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是从上而下的；而市场是从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国家可以控制部分经济，部分市场；但是如赵所说的那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五年后我们在北京见到江，他又说了同样的话，这时他已经继承了赵的职位。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赵后来的评论及他对我们评论的回答说明他理解这一提法中两部分之间的内在冲突；而江不理解。赵显示出他真的理解让市场获得自由是什么意思；而江不懂……他（赵紫阳）完全是认真地相信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将巩固党的权力，促进稳定，不是过细地控制经济发展而是促进经济繁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相信他的真诚。”。

1993年，还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他先去了成都和重庆，然后是上海，最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弗里德曼再次与江泽民会谈，但这一次他“只讲了10分钟”，“而江则杂乱无章的讲了大约45分钟，用掉了几乎所有时间”。通过这次会谈，弗里德曼搞清楚了几件事，中共新领导所认为的市场经济与他及赵想象的大相径庭，并且“他（江泽民）倾向于以日本和新加坡作为模式，还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在通产省（MITI）的详细指导下才获得战后成功的发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李光耀的指导。”显然，与前两次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比，这次访问称得上是失败的，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因为处在政治权力过渡期。

三次中国之行，使得弗里德曼有机会“观察到一个前所未有地符合自然规则的社会——将自由市场因素介绍进共产主义统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和上至统治集团最高层下到社会底层的中国人谈话”。是的，不管怎么去看弗里德曼，他和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间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

引号内之内容皆引自弗里德曼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

在接着往下写之前，我以为我有必要把之前一些不太清晰的论述说得清楚一点。我在最开始，认为“新自由主义不如叫做复辟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指新自由主义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一个分支。鉴于当下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新称谓，我估且将新自由主义的两个分支分别命名为真·新自由主义和伪·新自由主义，我所说的那个不如称作复辟的保守主义的分支是伪·新自由主义。真·新自由主义与伪·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为真理而战（至于是不是真理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则是在为利益而争。尽管前者打心底里认为后者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猪队友，但它也无法痛而快之的与后者割席断义，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在形式上是一致的（来自真·新自由主义的画外音：宝宝心里苦，有苦说不出）。

尽管我个人十分欣赏弗里德曼所持有的科学精神，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我怀疑他在无意中成了另一些人手中的“一杆枪”。好吧，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重点是自上世纪80年代起，包括中共领导人子女在内的50余万名学生被送到西方接受教育，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模式，他们相信效率与私有化之间完全可以划上等号，他们认定LOSER之所以只能自撸，只能是天生的傻或者后天的懒或者兼而有之。因此，新自由主义（这里是真是伪已经不重要了）成为官方认可的经济政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议案一次又一次的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一个有历史的国家，中国人有着中国人自己固有的信仰，比如事缓则圆。尽管有些人竭尽全力推进私有化，并因为推进速度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快反复哀叹保守势力过于顽固，终归还是在中国人的古老信仰面前放慢了脚步（当然这并非是唯一的阻力）。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是如何掉进泥潭的，有机会看到金融危机的爆发，有机会看到主权债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当不再光环加身的新自由主义步下神坛之际，我们有了机会去思考这样一个命题：怎样的主义才是下个时代的需要？

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我需要做出一些解释。我所写的这些内容，并非是要去讨伐新自由主义。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中国未来命运走向的思想绝不可能只有新自由主义这一家，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比如家国意识，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比共产主义还要可怕的存在，这不仅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既得利益者美国寝食难安，甚至会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感到窒息。是的，我并不认为当下的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我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说法，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

我活到今天，才深切的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一些人（这里自然包括了以前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根本就无法理解信仰的力量会有多么强大。

资本主义所要捍卫的是个人（由经济达到政治）自由的合法性，为此，它可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相比而言，国与国之间的那点利益之争，在资本主义与所谓守旧的、强调公共利益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推崇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与坚信维护公共利益才是真自由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是生存之战——尽管我并不认为其中一方会永远的倒下去。

同样，一些人也无法想象，当信仰在一夜之间突然垮掉会是怎样一种情形，那才叫世界末日到来了啊。

好在许多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而这个级别的战争显然又比意识形态之争更加重要。

我以为，当我们搞清楚了这些个问题，就会永远、彻底的唾弃那种鄙视草民的思想，没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草民，人类早就灭亡八百次了。

于是乎，我无数次在深夜发出阵阵嚎叫：活着，这两个字真TMD复杂啊！真TMD深邃啊！

活下去，这成了我当下唯一能坚守的信条：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不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烂，我必须要活下去。我以为，这就叫爱，这就叫不离不弃。（画外音：我就是喜欢看到你虽然不是那么中意我，却不得不拥抱我的样子）

自由主义的精髓就是它总是会作为一种选项冒出来。 主动控制就要承担后果。不作为，不承担后果对上层建筑管理来说，很可能是最经济。第二经济的是（民主）瞎搞，不承担后果。

我以为，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北京共识”，在未来会逐步演变成这样一种主义：我们既尊重个人自由，但同时也尊重公共利益，我们并不是简单的认为追逐个人私利是通向幸福彼岸的唯一通途，我们甚至认为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强调国家独立，但并不反对其实我们也提倡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进程，我们与民粹主义之间的界线是显而易见的。

好吧，我在最后得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样的无敌话语总是忍不住的想用啊）

不落到别人的话语体系，发明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一切软实力的基础，也是精神强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