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谈江青九大进入政治局 -- 老老狐狸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讲用”。8月4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三代接班人”。（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09页）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得知后非常不高兴，在庐山上就多次批过。南巡时毛泽东专门讲了天才问题。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说，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门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 （注：指林立果），对20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23页）

戚本禹在这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却是最活跃的一个。1949年才入党的戚本禹，不到十八岁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爱写文章，文笔很好，据说带有鲁讯的风格。1963年8月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引起学界一场较大的争论，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矛头对准了彭德怀，因此被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1967年4月1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被称为“讨刘战斗檄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6年他是《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人之一，成为中央文革成员。

对戚本禹的定罪包括：煽动迫害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彭德怀、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老干部进行批斗迫害，策动聚众“打砸抢”等。

戚本禹与群众造反组织联系较多是事实存在的。北京红代会领导人李冬民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1967年成立的红代会“红代会的权力机构叫核心组，我是核心组组长。当时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学的有两条线：一个是张根成（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个是刘丰，代表卫戍区李钟奇。”、“戚主管中学工作，中学里三教九流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们接触很随便，什么意见都可以谈。我觉得他什么都明白，又装糊涂，痞拉吧唧的一个人。北京的中学生们老踩乎(编者注：北京话，看不起的意思)他，特别是老红卫兵和后来称之为联动分子的这些人，动不动就说戚本禹是17 级的“大干部”(意思级别太低)。也许他也有些自卑感?” 正因为此，一些红卫兵的活动都冠上了戚本禹指使、挑动、煽动、组织，从而把造反组织的“罪行”加到了他的头上。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二、关于王关戚事件

　　戚：王力、关锋出事后，检查我不能不写，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和关锋(阎插话：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点，人们，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关锋说话管用(阎插话，文革后，我跟关锋议论，我说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变了，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1967年9月7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的检查做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批示内容是：“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告知关、王二同志。毛泽东 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是你告诉我：江青要我向王力、关锋传达，我马上到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从主席的批示看，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不知为什么到1968年1月份又变成了“抓”?这变，肯定也是主席变的，但究竟为什么，仿佛还没人说过。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都是根据《微行》(按：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1967年7-8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上海的一本书)，那本书很多胡说八道。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江青后，就到我这里跟我说，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我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比如，把王力、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是我把他们送去的。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说实话，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说清楚的谜。你能说清楚吗?

　　阎：你都说不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认为，王关戚是“抛”出来的，不是“揪”出来的。

　　戚：对。而康生、陈伯达等不这样看。他们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阎：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你们三个人都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怕也是“挥泪斩马谡”吧。

　　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特别是王、关，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武汉“七二零事件”后，军队很乱，全国到处游行示威，冲击军事机关，喊“打到陈再道式的人物!”“打到xx地区的陈再道!”等等，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道和宣传，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要解决，就要找人负责，也就是找人当“替罪羊”，这就找到王力、关锋了，因为他们借“七二零事件”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他们要负责。

　　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主席经常单独接见他，这是瞎吹;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实际上，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并积极地写材料。“邓矮子”就是他说的。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和关锋处理不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据说后来邓连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给他。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邓矮子”的事情。对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这点。

　　王力还说什么，陶铸成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这是瞎说;实际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军队不能乱，这是主席的一条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也是一个平衡。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树敌也比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

　　阎：你为什么被“抓”?

　　戚：说不清。大概你送错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导火线，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

　　阎：是吗?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戚：一点也不错。那封信你没看清，没看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原来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带“草”字头的。这个字不念“qing”，而念“jing”。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军统”的。江青生气、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

　　阎：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了。那封信很长，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和收发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

　　戚：这封信，当时江青叫我看了。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你送给她以前应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领导吗!当然，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而这不满是什么?我说不清。

　　阎：不满就抓人啊?这是什么法律?

　　戚：当时“砸烂公检法”，已经没有法律了，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人。

　　阎：像你这样“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说一声，就能抓吗?

　　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说不清楚。

　　三、关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

　　阎：现在很多书(包括王力的书)上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前后，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可能是关于总理的大字报)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很直接。

　　戚：在这个问题上，你批判王力很好，王力的回忆录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说得对，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与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同。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正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其他中央负责人，如刘少奇、林彪等面前这样做?总理总是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江青。不错，在会上，江青经常说“总理，你总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这是意见和看法不同，并不是什么要打倒总理。江青怎么要打倒总理呢，难道她不知道没有总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总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组织方面刘少奇是掌握了，在军队方面，在政府方面，他没掌握;在政府方面，总理威信很高，绝大部分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都听他的。在文革中，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是下了决心的，他所以能这样做，敢这样做，其重要和根本原因，就是他争取和得到了林彪和总理的支持。这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人说，我反总理。这完全是编造。总理一直对我很好，曾经赞扬我是“青年历史学家，要向我学习”，还说我办事有能力，我一次患感冒时，总理一晚上三次打电话慰问和询问，如此等等。我要反总理还有“良心”吗?这是个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

　　我认为，总理在“文革”中态度很好，姿态很高。当时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人贴了(特别是贴到天安门的)，中央文革就组织人把它覆盖起来。总理总说，叫他贴嘛，覆盖它干什么，我不怕，我打不倒;如果是坏人，也让他暴露吗!贴主席的大字报不行，贴林副主席大字报不行，如果连贴我的大字报也不行，那我们还叫什么民主?贴我大字报的人不要抓，抓了的，要放出来。本禹同志，你告诉谢富治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阎：你讲这些，我觉得符合事实。我还被你们派去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关于总理姿态高的问题，我记得你当时就跟我说过;你说康生、陈伯达等有谁给贴了大字报就紧张得了不得，总理很坦然。

　　戚：听说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总理，那我就不知道了。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于是，《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开始攻击戚本禹。

这访谈是5年前的。阎长贵是江青文革中第一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