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时的非洲与中国——从杨朔的非洲经历说起 -- 三个Ｃ盘

在作家杨朔的文集里，有一组非洲题材的散文。这些散文以诗一般的语言描写非洲大陆的风土人情，讴歌非洲各国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忠实记录了杨朔在非洲七年的经历，也记录着那时的非洲与中国。

杨朔第一次去非洲是1957年到埃及首都开罗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他来到北非，作为来自中国的客人，在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家中受到纳赛尔的接见，杨朔惊异于纳赛尔客厅里浓郁的中国风格——景泰蓝花瓶、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赠的半身像、绘有长城图案的花瓶。他们共同回顾了埃及的历史和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战斗、杨朔评价纳赛尔是“一个真正的埃及人，从外形到灵魂，纯净得很”。

在埃及，杨朔游览金字塔，凝望斯芬克斯神像，倾听夕阳里白茫茫的北非沙漠里牧羊人芦管吹出的凄楚的声调，感受夜风里阿拉伯的夜，写成《金字塔夜月》、《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等文。北非风光给杨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散文《阿拉伯的夜》说“这使我回想起温远边远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为着贪读那本中国译做《天方夜谭》的《阿拉伯的夜》，我曾经有多少夜晚，拥被挑灯，一直读到鸡叫。于是我觉得，现在翻开在我眼前的正是一部崭新的《阿拉伯的夜》，处处都充满动人心魄的故事。让我好好谈一读吧。”

1958年初夏，杨朔调任亚非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并任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书记处中国书记，成为一名常驻开罗的专职外交人员。当年冬天，杨朔以观察员身份到西非国家加纳参加全非人民大会，大会在某些国家操纵下，分别悬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杨朔拒绝参加大会，通过走访其认识的非洲友人，说明中国的严正立场，终于使大会取下了台湾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加纳，杨朔目睹了非洲的著名景观蚁山——成千上万的蚂蚁年复一年堆成的小山。这段参会的经历，促使杨朔在1960年写成散文《蚁山》，称颂非洲正依靠自身的顽强，创造出如蚁山一样的奇迹。“就在这一片火山爆发声中，新的山峰正在非洲大陆上一个接着一个诞生出来了”。

杨朔在非洲的身份首先是一名外交人员。他所在的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是我国负责人民外交的重要组织之一，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厅直接领导，廖承志担任主席。杨朔在非洲参与的外事活动有的需国务院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陈毅批示，更重大的会议，则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掌握。历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出发前，均由周总理、陈毅召集代表团商议准备情况。

杨朔本身是一个严肃内敛的人，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丰富，文采出众，但却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习气。他对人谦和，严以律己。当年和杨朔一起多次出访的同志回忆说“一般说来，代表团出国以后，气氛比较放松，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而杨朔牵挂最深的则是外事工作本身的严肃性，他很深切的体会到外事工作的重要，无论大小事都不肯掉以轻心。如履薄冰，力避差错，因此，杨朔在非洲的生活是紧张而严谨的。他回国休假时，曾对自己的弟弟说：“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我是三洋——说洋话、吃洋饭、住洋楼。为了党的工作，我甘愿三洋。”长期的国外生活是较为苦闷枯燥的，除了外事活动，多呆在中国的开罗大使馆里。他有时到电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有时驱车到沙漠郊游，以缓解工作压力。

杨朔早年在哈尔滨英商太古银行供职时因工作需要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过几年英语，因此英文很流利，可以直接使用英语进行大会发言和交流，为外交工作提供了较大便利。只是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胶东口音。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被代表团的同志戏称为杨朔式英语，开玩笑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使用这样的英语。每次会议之后，杨朔也会及时与大会文秘处埃及工作人员核对会议纪要是否如实记录了他的发言内容。

1960年4月，杨朔参加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喀麦隆、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独立运动在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杨朔同时写成《生命在号召》一文，悼念喀麦隆独立运动领袖穆米埃。会议举行地几内亚是大西洋岸边的西非国家，当年，杨朔写成《两洋潮水》、《非洲鼓》等文，描写了西非的迷人风情。他写到“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紧坐落在大西洋岸边，日里夜里，耳边上总是响着一片风涛的声音。”“科纳克里遍地的土都是耪红色，大西洋的风一场，那芒果树枝上，那椰子树叶上，那像尖顶草帽模样的非洲草屋上，到处都挂着一片红颜色。”次年深秋，杨朔将此前的国际题材散文编成《东风第一枝》出版，收入了部分非洲的文章，杨朔在文集小跋里谈到自己编成此书的目的，“所以要编这本集子，正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

进入六十年代后，由于中苏两国在亚非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因此在开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书记处上，两国经常发生争论，杨朔也便以他的胶东口音英语与苏方进行激烈争论。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苏联官员竟骂杨朔“stupid”（愚蠢），引起杨朔的激烈反应，回击说：“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为了在会议程序不被苏方发现问题影响会议进程，杨朔需要研究国际会议的各种条例，熟悉议事规则，考虑可能发生的问题。他的激烈给苏联人带来了麻烦，以致苏联在《真理报》上点名批评杨朔是 “亚非人民的敌人”。

1962年10月，杨朔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其时，他己患有偏头痛和严重的脊椎增生症，发作时，十分痛苦，但他仍坚持参会。杜宣在《忆扬朔》一文中谈到这次会议说：“会议期间，杨期同志是经常彻夜工作的。有一次，我们约了几个非洲朋友去开罗大金字塔下面，讨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作家的任务。我们是下午去的，一直谈到深夜。大沙漠的气候，白天阳光炽烈，气候酷热，当太阳从地干线上逐渐隐去……就感到寒气逼人。但是杨朔，他对于气候这样大幅度升降，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一直和朋友们不停的辩论。深夜，当我们坐在归途的车上，杨朔显得十分疲乏的样子，打了一个呵欠，才慢慢地说：‘沙漠中的夜晚，是不是有点冷啊……’，话末说完，他就睡着了……我们的车子开到用希腊神话中大力士阿特拉斯命名的旅店门前时，杨朔却醒了。我们走回房间，又开始研究第二天会议的内容。当纤红色的朝晖从窗帘的缝隙中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又一日的开始。”这年非洲自由日那天，杨朔回到了北京，他挂念着一名曾两次在埃及塞得港两次见到的埃及男孩，写成散文《孤儿行》，真挚祝福“愿你平安，愿你长成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11月，为了到科纳克里参加非法法律会议。杨朔再次来到西非大陆，杨朔说“我已经三到西非，这是第二次到几内亚了。我却不能完全认出几内亚的面目来。”在散文《菠萝园 》里，他写的是“莽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 而在《晚潮急》里，他写到“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汹涌涌的大西洋宴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雨季到了尾梢，正是非洲的十月的夜晚。海风袭来，沿岸的椰子树抖着大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

1963年2月，杨朔参加在东非坦噶尼喀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当年夏天，又游历东非各国，回到开罗后，写了《赤道雪》、《生命泉》。是年，又出版了散文集《生命泉》。 1964 年初，杨朔访问了刚果(布)，写了《刚果河两岸》一文，投到《人民日报》文艺部。文章主要描写刚果(布)领袖之一工会领导人朱力叶领导总罢工，围困总统府，殖民政权的经过。《人民日报》退稿并附有文章清样和外交部的口头意见，认为文中写的经过有些夸大，突出个人，与外交部所掌握的情况不相符。杨朔出于严谨的创作态度，最终一直未发表这篇文章。

杨朔在非洲工作九年间，足迹遍及北非、东非、西非，他把乞力马扎罗山、生命泉等异国风光一一写入文中，文笔隽永，使人如临其境。他也将接触到的非洲各个阶层写入作品中，无论是守护金字塔的老看守，塞得港外的埃及作家，独立运动的领袖，民族解放的普通战士，在杨朔的笔下都栩栩如生令人如见其人。他满怀对非洲的热爱，热情澎湃的展望非洲大陆的未来，正如他在《赤道雪》所憧憬的那样，“历史应当重写，道路正在草创”。

一九六三年四月，杨朔从非洲飞返祖国。机上写成一首旧体诗， “朝别尼罗晓雾空，地中海色碧濛濛。撒哈拉外雷声紧，吹起扶摇万里风。”这是杨朔对非洲大地的观感和希望，也可视作他对自己非洲生活的精炼总结。

这些观感和希望，难道不是我们有关非洲和整个国际世界得而复失的视野？

时光已经过去了很多。。。

啥得而复失了？

楼主应该是这个意思。

《援外手记--》作者周洪立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援助索马里医疗队做翻译。

作者先写在博客上，后来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