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心路 -- 温相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病故，当时这件事被称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然而，斯大林尸骨未寒，他的战友兼学生的赫鲁晓夫就做起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往事重新端了出来，报告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对死者的嘲笑声的同时在中共党内也激起了新的波澜。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着更为深一层的理解。

毛泽东虽然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揭了盖子”，这和他的一贯的“难免论”（意即领导人难免不犯错误，斯大林也不例外）相符，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长时期的不和谐，即便是中苏蜜月期间，二人的龃龉也时有发生。可是，赫鲁晓夫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大做文章却让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生前刻意提拔的领导人居然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大加挞伐，这显然是政治品质范畴内的事情，以后，毛泽东就用“秘密报告”这个词来形容搞阴谋，用赫鲁晓夫来形容一切试图问鼎最高当局的野心家。一句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文革中风靡一时的政治术语。

秘密报告时，中共代表团也在莫斯科，也聆听了赫鲁晓夫的“教诲”，团长朱德以为这是苏联的内政，不应该予以干预，而邓小平则认为赫鲁晓夫不应该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这么讲话，而且，也不应该再提苏联对我们党的援助是巨大之类的用词，邓的这两点意见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以后说邓政治思想强，盖由此来。也是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要划出一个一二线来，以免不测。毛泽东究竟为何提出一二线，现在的史料还不足以完全把毛泽东当时的心态给予清晰的刻画。不过，这个提议很快演变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这一类的组织问题，“五马进京”以后颇为得宠的高岗在授意下，抓住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展开对刘少奇系统的攻击，高岗其人是延安整风时期，被毛泽东亲手提拔的地方实力派，他本人在历史上有着一段说不清楚的经历，阎红彦在延安时就郑重的向毛泽东、刘少奇提出要审查高岗的历史问题，非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怀疑成别有所图。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高岗问题亲自向阎红彦道歉。高岗联合的是另一位实力派人物华东方面的党政军负责人饶漱石。饶漱石在历史上是紧跟刘少奇的，因此一直被看作是刘少奇的人，而我以为如果仅仅是刘少奇的人，饶漱石在刘少奇离开华中以后接掌中共两大武装之一的新四军的领导权并且成功排挤陈毅出局显然不能完全是刘少奇这一层面就能解决的，而在整个高饶事件中，饶漱石和高岗并无历史渊源，乃至一拍即合，内中的蹊跷也是不言而喻的。

高岗拉拢林彪、彭德怀、陶铸等人，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林彪以外，彭、陶都是延安整风时期被整对象，他们对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人当然没有特殊的好感，但是，高岗的活动引发了上层的巨大拨动，高岗本人在整个活动中暴露出自己要跻身前列的企图，这就让反击者抓住了把柄，特别是陈云向毛泽东报告，高岗提议设立几位党的副主席，他一个，陈云一个，口气俨然是封官许愿，提醒毛泽东注意，毛泽东的另一位亲信邓小平对于高岗、饶漱石的事情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分裂。至于刘少奇、周恩来也在极力抗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抛弃高饶，在抛弃高饶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给予刘少奇必要的补偿，林彪向陈云建议党的副主席只设刘少奇一人，毛泽东当即不同意，他说“恩来怎么办？”，对批判高饶的会议所定下的调子，毛泽东事前与陈云、邓小平予以透露，让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口吻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借以提升他们二人的政治声望。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薄一波进行安抚，说一波还是好同志云云，并且否决了薄一波主动要求下放的要求。

高饶垮台，毛泽东却并没有准备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最初是准备给高岗留有出路的，准备安排他重回陕西去工作，高岗第一次自杀以后，毛泽东认为性质变了，变成了要挟，所以，不再让周恩来去找高岗谈话，说“让他死去好了。”从以后罗瑞卿跳楼自杀毛泽东对罗“没有出息”的评价看，毛泽东对于这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极端做法十分反感。刘少奇在高饶事件中也做了自我批评，对自己的一些言行做了检查，说明最初整刘少奇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件事至少说明了毛泽东没有准备把领导权二元化，并且对于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信任也已经不像当初了。而在高饶事件中被波及的林彪、陶铸被毛泽东保护过关，林彪不但被保护过关，反而和邓小平一起在稍后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这一步棋直到几年以后才陆续显出成效。

高饶既死，权力真空却没有让刘少奇系统填补，毛泽东看重邓小平，请他主持中央秘书处工作，以后又把秘书处扩大为书记处，原书记处恢复为常委会，毛泽东为了让全党认可邓，不惜在全会上对邓做亲自评价，语句中多次出现“他和我一样”的字眼，让全党同志感到邓的杰出能力，邓小平的新书记处网罗了党政军的很多重要人物，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的代名词，在这一段时期内，邓小平对毛泽东亦步亦趋，成为毛泽东眼中的“副帅”，而刘少奇虽说仍旧是第二号人物，可是，实权则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58年又是一个是非年，在这一年中不但发动了大跃进，也发动了震惊全军上下的反教条主义，毛泽东对刘伯承主办的军事学院一肚子怨气，其他高级将领诸如粟裕、钟期光等人无一例外的被牵扯进来，彭德怀秉承毛泽东的意图，对这些所谓的教条主义者猛烈出击，殊不知自己一年以后也步入陷阱。邓小平作为全军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组长，配合毛泽东的调子对一些军事将领提出严厉的批评。廖汉生说刘伯承“糟了不少的罪”应该是实际情况，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回忆，毛泽东最后已经提议撤销刘伯承的政治局委员一职，是邓小平出面保护了刘伯承，然而，毛泽东在批刘会议上仍旧说出了一些很伤感情的话，大讲其与刘伯承的政治恩怨，这点连官方编辑的《刘伯承传》中也不讳言。至于具体的内容，至今也只能保留在有关的党史资料上，没有做公开的表露。多年以后，还是邓小平亲自出面给刘伯承平反，刘伯承家属转达刘伯承生前遗嘱其中一条就是身后要请邓小平给自己主持追悼会。

全军反教条主义这起轰轰烈烈的运动至今在党史研究上还是禁区，我们只能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来寻找毛泽东的意图，虽说这种寻找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毛泽东一生饱受教条主义之害，所以，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晚年还提出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他讥讽张闻天等人别无他能，只会背了一麻袋教条回到中国指手画脚。而教条主义的背后不但是照搬苏联，而且还是挟洋以自重，就此联想到苏区时期顾问李德的种种丑态以及二十八个半的对中央的控制，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东西重新上演。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教条主义升温之前，林彪被毛泽东提议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上台以后，加紧对批判教条主义的力度，全军反教条主义的后期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林彪。

林彪在建国以后多次养病，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允许他超然于事外，相反对林彪则一向青眼相加，虽说林彪没有就任志愿军统帅，毛泽东口头做了批评，然则彭德怀一入朝鲜，林彪立刻奉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即便是高饶事件林彪卷入也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此时又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连邓小平也在他之下。反观这时的历史背景，不难知道其中的原曲。

在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苏联爆发了两个政治事件，一个是赫鲁晓夫被一度解除职务，却因为朱可夫与内务部头子谢罗夫的支持重返中央，进而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取得实质性胜利；第二个是朱可夫的下台，赫鲁晓夫指责朱可夫要攫取更大的权力。苏联通报的朱可夫犯下的严重错误再一次提醒了毛泽东的注意，本来斗争这一根弦就绷的很紧的毛泽东更加注意搜寻身边可能埋藏的隐患，军队是毛泽东一向视为重中之重的地方，所以，稳固军队，把那些“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人提拔重用是既定方针，综合看待林彪在历史上对毛泽东的忠诚，毛泽东决定把副主席的座位交给林彪。

（未完待续）

我个人以为毛泽东在吸取朱可夫教训时是和现在一些通行的党史评论文章的结论背道而驰的。毛泽东早就同李越然等人评价过赫鲁晓夫，说此人是多灾多难，以后要捅蒌子的。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说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撤换朱可夫的评价是有眼无珠。不论怎样，在军队中换上可靠之人却是毛泽东吸取朱可夫教训的唯一硕果。1964年，赫鲁晓夫黯然下台，毛泽东的评论得到验证，假如不是身为国防部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合谋，赫鲁晓夫是无论如何不会那么轻易被蒙在鼓中的。

转眼进入1959年，毛泽东为了总结大跃进的失误召开了党的会议，地点选在庐山，史称第一次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以纠左开始，以反右告终，从侧面反映出党内的极左势力已经达到一种如日中天的境地。毛泽东抓住彭德怀的一封来信不放，大谈其人的历史错误，从打赣州说起，不厌其烦、滔滔不绝，从上至下的发动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以后又把林彪搬来，林彪甫到立刻投身到批彭的洪炉中去，说了彭是魏延、野心家等一类“生动”的评语，适时，党内已经很少有人敢于不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对彭德怀进行诬陷似的批判，批判上升到斗争，朱德一张嘴就被毛泽东打断，其他领导人诸如贺龙、李井泉、陶铸、柯庆施、康生等人唯恐上纲不够狠，言词不够激，彭德怀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罪人”，与之相呼应的是又一次把军队问题提了出来，彭德怀三项大罪的最大一条是组织军事俱乐部，成员包括彭黄张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他上庐山以后被安排住在彭德怀的旁边应该是一种“故意的安排”，因为“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黄克诚参加，谁相信呢？”如果按照黄克诚的这个说法，那么，早在黄等人上山之前就已经有一种蓄意的做法要在全军范围内进行一场新的整肃了。

毛泽东与彭德怀历史结怨很深，究其内里不乏很多都是误会，比如会理会议。但是，彭为人耿介，建国以后仍旧我行我素，当彭德怀提出辞职时，毛泽东冠以“给你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你还要怎么样？”这类的狠话，让彭瞠目结舌。毛泽东曾经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彭德怀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我死后你不要造反。这句话后来看并不是开玩笑，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的提出对彭德怀的看法“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猜忌如此，令所有的与会者大惊失色。

庐山会议批彭过程中，除了王震还敢叫彭德怀一句民族英雄外，其他人唯恐离彭德怀太近，廖汉生等人一上庐山，李井泉立刻跑来让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先摸一摸情况再说，空气之紧张已经接近空前，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形单影只，除了张爱萍还敢于同彭德怀一起坐飞机，其他人都远远避开，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用彭自己的话说就是把“我三十年在军队的影响批臭批倒”，彭德怀的冤案是党的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一起政治诬陷，大跃进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算，反而把直言上书的人打进十八层地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的文革中全党噤若寒蝉不能不说从庐山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刘少奇、林彪这些当初极力批判彭德怀的人并没有受到解脱，相反他们以后都陆续的踏上了彭德怀的原路。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宋任穷等人去医院看望正在养病治腿的邓小平，邓小平非但没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相反却大谈彭德怀的历史功绩，说这些成就不能抹杀等等，令宋等人颇为吃惊。而事实上，从大跃进的失败开始，邓已经开始逐渐反思自己在跟随毛泽东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是在这个反思的基础上，刘邓合作成为可能。

（未完待续）

毛泽东曾经说过：“难道只有陈云才能管经济？我就管不了吗？”他让陈云退出一线的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他亲自挂帅主导经济工作，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就那么难，难道比打仗还难？”事实证明，经济工作的复杂性并不在军事斗争之下，在被大跃进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人收拾残局。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下不少领导人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在这种群情激愤之下，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在这次大会上，中央部分领导人首次把批评的对象转移到了毛泽东身上，彭真说：“毛主席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陈伯达指责彭真批评毛泽东，彭真反唇相讥的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只有毛主席不能批评，这样不好。”随着会议的不断深入，会场上甚至出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标语，刘少奇直言要倒三七开，赢得与会者的赞同，然而，此时林彪的一番讲话却是出人意表。

林彪一上来不是谈困难和挫折，而是大谈毛主席思想的正确，认为“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彪的异调独弹让毛泽东有深获我心的感觉，他带头为林彪的讲话鼓掌，以后还问身边的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在传达林彪的讲话的文件上，毛泽东亲笔做了批示，对这篇讲话予以高度评价。在毛泽东威望受损时，正是林彪出来为毛泽东捧场，以后的事实证明，林彪的这一投机为他带来丰厚的收益，毛泽东破天荒的把原来并不同意党内只设一位副主席的承诺放弃，林彪成为毛泽东唯一的接班人与亲密战友。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等人召开著名的西楼会议，曾经在七千人大会上三次被毛泽东叫起来发言都被谢绝的陈云在此次会议上则讲足了困难，他希望大家宁可把错误和黑暗看的多一点，有十分错误就要说十分，虽说这个观点以后被毛泽东接受，然而，仅仅到到了当年的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就对刘少奇大发雷霆的说：“他们都找了你（指的刘少奇），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一句你急什么似乎道出了毛泽东自从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全部心曲。刘少奇也比较激动，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两个人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仍旧愤愤不平的指责刘少奇：“三面红旗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的怨气到了七千人大会不过半年的时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终于得到了部分发泄，他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你们压了我几年嘛，黑暗讲了几年嘛。”，“要说压力，是你先压我。”针对邓小平提出的黑暗、错误和困难，毛泽东一反常态的指责邓小平说：“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因为邓小平提到领导人要勇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有此一说）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再度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一再大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抓不行的真理哲学。从此，阶级斗争逐渐通过组织形式、政治斗争的形式在党内蔓延开来。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提出，和彭德怀一个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虽说刘少奇不同意给彭德怀平反，但是，刘的这一说法引起毛泽东的深刻警惕。此刻，彭德怀的万言书也到了，毛泽东对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说：“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毛泽东对王任重、张平化等人交待说：“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此次大会上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审问，贺龙出任主任。一九六五年九月，《彭德怀专案审查报告》第五稿出来后，毛泽东忽然让人把彭德怀找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并且说了诸如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等话语，让彭德怀倍感亲切，以为自己万言书起了作用，毛泽东还对彭说将来打仗还可以带兵借以恢复名誉等，彭很高兴。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做了支持越南的决议，四月十二日，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管”起来。这就有了彭德怀这次的“流放”。彭德怀1965年11月30日到达成都，11月10日，姚文元在江青的指使下已经炮制出来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和彭德怀集中联系到了一起，文革中彭德怀受尽了折磨，最终惨死，彭德怀生命的尽头之际终于忍不住的说：“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他的冤案直到他死后多年才得以平反。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三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同时再次掀起小规模的政治斗争，阎红彦对小说《刘志丹》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在小组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本来这是一件属于文学创作严肃性的问题，不料却被别有用心的人一下子上升到阶级的领域内，“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等原西北局领导人就此落难。（阎红彦对刘志丹这部小说的看法没有错误，1986年胡耀邦主持中央会议时重申了阎红彦的观点，下令禁止小说《刘志丹》的发行和出版工作）因为《刘志丹》小说反党事件先后被迫害的人数不可胜数，此事直到1974年12月21日才被毛泽东下令停止追究。

康生作为延安整风时期的红人，在蛰伏多年以后再度被毛泽东启用，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上任就主持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抡起整人的大棒。毛泽东放康生出来的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审查习仲勋，这么一位让党内群伦闻之色变的政治打手的重新出山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林彪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意图，在军队当中开足马力、极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时，大跃进给中国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国家经济还在艰难的转折中，林彪不遗余力的对毛泽东本人提出超乎寻常的吹捧，不但得不到刘少奇这些早在延安时期就鼓吹毛泽东思想的“前辈”的认同，就是在军队中一贯在历次斗争中紧跟毛泽东的谭政、罗瑞卿也大唱反调，认为这是在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罗荣桓，不但不同意这么宣传，他说：“我们不能像有的和尚那样把木鱼敲破了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背警句就是教条主义，不能用教条主义解释毛泽东思想。”他还提醒林彪不要提什么带着问题学，林彪开始问在哪里，梁必业给他指出来之后，林彪不高兴的说：“不好，就拿掉嘛。”会议不欢而散。谭政作为毛泽东、林彪多年的老部下，对于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也提出异议。

面对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大搞个人崇拜，中央常委决定开会作出研究，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近郊的火车线上毛泽东专列上召开的著名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不能和马列主义分裂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发扬马列主义，现在只提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就不对，偏了。”邓小平第二个发言：“只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国际上被动，而且也不符合主席的一贯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结合不是对等和对立。”周恩来第三个发言：“现在宣传明显偏离轨道，一个庸俗化，一个片面化。”朱德、彭真都接着响应，邓小平指责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林彪同志报告上写主席并中央，这是不对的，主席和中央不是并列的。”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是秘书搞的，林彪不知道事后和他说了。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而不是林彪所说的什么顶峰，毛泽东被迫同意把这次讲话下发司局长一级干部，次日，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就在中央天津会议上讲了出来，此为著名的“天津讲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