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洋在美国表态的背后 -- 果酱

自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表四)，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独资企业)而非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国内企业所占份额则平均不足20%(表二[b])。而且，越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例如，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26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从2007年起，私营企业迅速取代国企成为了中国非外资高技术出口的主体(上表二[b])，其出口占比从2002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6.9%，与国企占比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这是否意味着处在“国进民退”逆境中的私营企业在技术能力上已超越了国企，在高技术领域异军突起呢?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学者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除了台资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本土企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本土企业高技术出口的迅猛增长并非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自身技术进步的驱动，而是源于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大量进口。事实正是如此!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从先进国家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已上升至其出口额的40-50%，在高端制造业的占比则更高。

　　很显然，中国私营制造业企业并无力抗拒“国进民退”的体制压力以及外资巨大的市场力量而实现创新上的突破。事实上，在中国入世后，经过公司化改造、但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依旧低下的大型国企很快与西方跨国公司形成了互不冲突的“共处”关系：国企垄断资本控制着中等技术的上游资源和能源部门，外资则控制着下游的高技术制造部门，两者分别通过准入壁垒和技术壁垒，对中国市场实行联合垄断。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度孱弱的私营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从事中低技术的制造或装配，其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通过增大产能来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以低价将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这种“两强一弱”的产业格局正是私营企业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重要根源，它的形成标志着以大型国企为代表的国有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已结成某种“非神圣同盟”，将私营企业牢牢压制在了产业链的低端 。由此又进一步形成了与国内产业低端制造(装配)相适应的抑制消费、创新和就业的投资-出口依赖型的畸形经济结构。这种畸形的产业格局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的现代化极其不利，而这恰恰是中国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亦即“中国模式”的特色!

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狭义指赶超)”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或曰“依附发展”。这是一种有别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的新型依附。这种建立在“无技术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成功”本身即孕育着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功”所倚赖的“低人权”的比较优势因日趋激烈的社会反抗而难以持久;与此同时，面对信贷过度扩张、海外资源巨量进口以及工资成本上升等带来的通胀压力，既无技术优势、也无产品定价权的中国企业无法通过向低工资国家转移部分产业，亦即主动的“产业空心化”的形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消耗。在此情势下，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持续的货币超常供应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这最终在2007年底酿成了虚拟经济的严重泡沫和全面通胀的局面。

　　通胀的产生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基本耗尽。2007年底，中国爆发实体经济危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因无法消化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大批倒闭。2008年，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乡。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经济危机之源，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危机而已，因为美国直到2008年12月才进入经济衰退。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说到底是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发展的危机。正因为全球化阻碍了中国赶超，导致本国企业产业升级失败，中国始终无法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面对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大幅萎缩，2008年底，中国当局在通胀威胁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便匆忙推出了“四万亿”的庞大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债务融资，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和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误用埋下了未来经济发生滞胀以及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

　　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产业升级的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是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个“无技术工业化”的中国无法像战后初期的美国那样，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货币霸权为世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相反，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以及产业升级的失败极大地抑制了内需，迫使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再度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稳定出口。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过于庞大，且出口依存度偏高，巨量廉价商品的出口不但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冲击了许多同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这不仅加剧了全球失衡，更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受困于产业升级滞缓的中国政府无法在人民币汇率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为维持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中国政府提出“进出口并重”，强调“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冀望以此纾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中国决策者对国家依附发展的现实了然于胸，然而，他们对全球化的热衷却绝非出自权宜之计。毕竟，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满足了中国当局机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此同时，“无技术工业化”的依附发展所催生的政治心理也支配了他们的政治潜意识，使其不但不愿意相信全球化是造成中国经济转型困难的重要根源，相反，却继续视全球化为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坦途。2011年1月，中国经济领导人在访问德国时，首次提出了中国计划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的时间表;为此，他表示，中国将扩大对外资的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仍无雄厚的技术实力，依然要靠外资甚至外国技术工人的帮助来实现现代化，这足以证明中国已深陷依附发展的陷阱。

　　无独有偶，中国在2013年7月10~11日与美国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做出的实施更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则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当局已丧失自主发展的意志。中国同意与美国谈判缔结一个“高水准”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内容涉及美国在华投资的各个阶段以及中国全部的经济领域，包括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撤除投资壁垒、确保中方不强加技术转让要求以及更大的透明度。“这是中国首次与一个外国政府谈判如此高度自由化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国还承诺向美国公司开放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和商业保理业务;同意尽快向世贸组织提交覆盖面更广泛的GPA，等等。

　　无疑，上述自由化承诺一旦实施，将导致中国残存的发展空间丧失殆尽。然而，伴随这一前景的却是中国“强国家”的持续甚至进一步的软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巨额科研投入被制度性腐败所吞噬 ，其二，中央政府角色不当，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混乱不堪。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7%，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贪污或挪用，科研腐败极其严重。在产业振兴方面，中央政府虽然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却仍没有吸取以往“软中央”致产业政策无效的历史教训，没有通过授权单独部门或部委就统一实施产业振兴进行集中的规划布局和政策协调，依旧把产业政策的实施权力交予地方当局，从而导致产业发展极度混乱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以光伏产业为例。在2008年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全国光伏企业遍地开花，总数量竟多达500多家(仅江苏一省就有58家)，多数不符合工信部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低下，靠引进先进设备和关键部件完成低端组装，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舆论讥讽为“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虽然如此，大批光伏企业制造出的产品却因中央部委之间政策协调不力无法并入国家电网，不得不竞相以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以及巨大的银行偿债压力最终导致许多国内的光伏企业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无锡尚德集团。

　　更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与“软国家”并存，预示着中国试图在已近荡然无存的“发展空间”内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2013年1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对中国五大企业华为、尚德、联想、上汽集团以及南车集团的竞争力做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后发现，除了华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企业在“重大创新”方面均无建树。例如，作为汽车业龙头的上汽集团“基本上没有技术，更谈不上自己的技术”。

同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根据“专利数量、成功度、全球应用以及影响力”四项标准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中国除台湾一家半导体-电子元件企业(台积电，TSMC)于2013年进入百强外，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而美国的世界顶级创新企业多达45家，日本企业有28家，欧洲企业有22家(表五)。

　　惊人的创新差距正是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官方对本国产业技术状况的总体认知也基本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术积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领域，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有限，同样依赖技术引进(表六[a & b])。以航空工业为例。2007年，中国政府重新启动了“大飞机项目”，为此专门于2008年5月成立了以国资委为其最大出资方的大型国企——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商飞”)，承接已于2002年开始起步的ARJ21支线飞机和C919干线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不出所料的是，这两大飞机项目的系统供应商全部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表七)，中商飞只负责将各种部件组装在一起。尽管如此，中商飞在系统集成和项目管理等方面仍遭遇到一系列困难，不得不将两大飞机的交付时间一再延后。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转移价格、避税、技术垄断、产业链封锁等复杂方式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不利于东道国的局面，即东道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从事经营活动，跨国公司仅仅需要支付要素价格（比如中国的装配线上的劳动力成本，菲律宾的农产品种植成本），即可转移超额利润。

200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关于外资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所谓调查的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这些企业每年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款损失达300亿元人民币。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转移利润的现象非常严重。

据UNCTAD统计，2011年，总量21万亿美元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共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利润，其中2/3被汇回母国，平均占经常项目收支的3.4%。

海外转移的利润不仅仅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上的数字和商标专利技术许可等收入，还存在于母公司总的利润表中。这也是高盛曾认为德国大众汽车的每1元利润中有0.8元来自中国，而表面上中国经营所呈现的利润总和远远没有那么多的原因。

母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税收博弈，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可能会提高母国的失业率，母国内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难免一致，等等。但是，这种矛盾是在国家总体上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前提下产生的，在二者的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即便跨国公司成功避税，分享其利润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本国利益集团，并且涟漪扩散给母国国民。所以，发达国家政府倾向于更严厉惩罚外国企业，而不是本国企业，这是为什么欧盟和美国互对对方企业开出高额罚单的原因。

据统计，1990—2004年，外资企业从中国汇出利润高达25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2008年估算，中国GDP总量中有约40%是外资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