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边区特货贸易的历史原因以及特货的来源 -- 驿寄梅花
没有人要求研究必须和兴趣分离。
【缔造者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新中国道统犹在，其建立的正当性不仅关系到价值取向，不慎重对待还可能开历史倒车】——照此来说岂不是“道统”上的一点问题也不许说，否则就社会解体、大厦将倾？难道大厦就脆弱成这个样子，连一点灰尘和阴暗面都承担不起，毫无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可言？
哪怕与事实不符也要全力维护，宁可将实事求是四个字弃之敝屣？
至于“缔造者”之后的人物就不必如此细心呵护，在河里反过来调过去的贬损也不怕解体覆亡咯？
我看你倒是把“道统”黑了一溜够。
你这番言辞只怕连道统的“缔造者”听了都要脸红呢。
这个东西比较刚需，有瘾的人都想试试。
就如朝鲜冰毒并非被中国的贪官、资本家消费了一样，普通人也会吸食，只不过因为烟价暴涨，更容易倾家荡产而已。
边区出货价格时有变动一般是8-16银元一两，外来好汉可以再加价50%出售，价格很是不低。
萧军当时在延安的郊区劳动，体验生活。他在日记中就记录了身边的一些普通人在吸食此物，价格颇高，一两就值价值一石小米。
周围还有倒腾这东西的贩子，趸货销售。
边区统销不严的时候，机关一些经营部门会把货倒给贩子，由他们带出去销售。由此引发一些债务纠纷。
没钱的人，处于压迫地位的底层劳动人民，三餐不继，也吸的起堪比黄金的大烟？
我虽然读书少，但你这个也忽悠不了我。
1944. 2.15
刘光喜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买了6两鸦片，3万多一两，后来赔了。这里的乡村和我过去的家乡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烟和赌博到处暗流着。
1944. 2.29
王兴姚夫妻也在吃洋烟，一两洋烟一石小米。
《萧军全集》第十八卷.日记
他还记录了周边民兵队长之类的人也有吸食的现象，感觉很惊讶。
延安的乡下显然也不算什么富裕的地方，大家也是勉强温饱而已，照样吸食、贩卖。
看看吸烟土的都是什么人，对我这个共产主义信徒来说，吸死他们才好啊。
吸烟土的人，没有钱财能吸的起吗？大家都处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他哪里来的钱吸烟土？
什么叫做光景一般，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是怎么来分，按照光景一般还是不一般吗？
这里面有有钱点的，也有光景一般的。
因为边区政府搞这个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特货外流，这和斯诺看到找不到烟抽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门旁时转过身来，再次低声向傅说。“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他走后，傅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如今中国资本家还流行坐私人飞机呢，我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流行坐私人飞机？
把一小撮害人虫流行的坏毛病，扩展到整个人群，一直是你们这种人的一个手段，不过作为文科生的你，可能也理解不了集合这种数学概念。
不让说这楼还能挂这儿好几年，还让你隔一阵子就上来撩拨一下？不要这么受迫害狂想症好不好？
其实有你这么个义务的反面教员还是挺好的，只是老兄你的花活儿太少，反反复复来来去去就那两样，河友们都看腻歪了，再不换换花样，大家就快连批判你的积极性都没有了。你说说这可咋办
他一口一个实事求是，好像事实都被你们垄断了似的。
不放到历史的大画布上，再精致的细节也没有意义。你们所谓事实不过是断章取义的片面之词，严格说起来连half truth都不算。
你以为就没人看得出来？真当大伙都是傻子？
拿种鸦片说事多没劲，TG还杀过好多人呢，你把TG都当成杀人犯杀掉好了。
我夸奖的是寻找支点的那位勇气可嘉，对阿基米德嘛，那是真心佩服。
其实，整个地球，哪里不是支点，撬得动那才是本事。
闲话休提，我想先确认一下你的论点：请问你是否认为当年共产党在陕边地区是依靠鸦片才支撑起当地的经济？
事先声明一下，我没有政治洁癖，但我喜欢从事实与逻辑下手，贪玩好辩，这是个严肃的话题，希望不会冒犯左派。
另外，我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只能不定期每晚冒泡一会，不一定能及时回复。
你不然说又能管什么用。难道你是西西河政委，或者你是铁手？呵呵。
在那段时间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特货贸易起了重要的、经济支柱的作用。
这不是我个人的结论，其他根据地财经研究人员也这么认为，只不过这种东西不能发表而已。
个别公开发表的，写的也比较隐晦，就是不明说这种种植出来支援陕甘宁的“特产”、征收的“药税”是什么：
当年边区的文件也这么认为，把特货的地位抬得很高：
当然还有一些尚未公开的档案，在那些会议记录、报告中说的更为坦率些，直接说鸦片云云，不做遮掩。
在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又有不同，陕甘宁1941年及之前主要征收一点点过境税，作为五税之一。当时边区有国民政府提供的军饷收入，总的税收很轻。
1941年因皖南事变军饷停发，国民政府转而封锁边区。边区经济吃不消开始参与贸易，从山西日占区及交界区趸货，运到国统区卖。
但是转卖的利润比较低，1942年开始在界内种，军队也开始尝试种植。极大地解决了秋冬的经济问题。
但此种做法引发很大舆论反响，最高领袖也不得不致信陕西省参议会表示绝无此事。
但特货收入实在干系重大不能停止，遂要求晋绥边区筹办此事。晋绥边区开始扩大种植。1943年开始晋绥边区成为主要产区。
为协调两地关系成立了新的经济机构如：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副主任陈云，后为贾拓夫。工作的重点就是协调两区间的特货贸易。
因为货源在晋绥，引发了一些乱象，曾把陈云气的不行。
1947年前两个月还卖的好好的，后来自卫战争爆发打断了销路。只能随军销售，游击销售。虽然抽调了两个团南下卖特货，甚至开先例允许村民通过农会组织销售。但所得依然远远不够。
这期间虽然特货收入依然占实际收入的大头，但是支出其实主要靠发钞，主要采用通胀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
1948年新区开辟增加了财源。更重要的是随着与其它根据地的交通线被打通，东边的物资源源不断顶上来，特货的重要地位也就下降了。
这不是宏观微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事件的问题。就如肃反，在整个20世纪革命过程中来看算不算“微观”？你要非说人数当然不多，比412、中原大战、中日战争、解放战争死的人当然都要少的多。
但是作为事件研究也自有其意义。不能因为死人少就当做没发生，甚至指责研究这一事件的人“另有企图”。
大概是心理阴暗的人才会看谁都“别有居心”。
直接在延安市面高价出售好了。反正穷人买不起。能吸的必然是“一小撮害人虫”。
你这个思路倒是和民国时期一些军阀以及中央政府差不多，搞一个“寓禁于征”嘛。既赚了钱又要把“害人虫”批判一番。
这可不是什么共产主义思维，纯属军阀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