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馨月（女士？）的灿烂华章，神明烛照啊！ -- 梅轩济
非常欣赏馨月女士这篇文章，（女士？从笔名看来，大概是的，暂且这么称呼吧），不愧和讯评论首席，拜读之后感慨几点：
1、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最根本的还是消费，有道是三驾马车之论，是为外贸、投资、消费三者，但无论外贸还是投资，归根结底还是要决定于消费需求呀。外贸的增长取决于外国人、外国资本的消费需求之持续；投资（或者大投资）也取决于国内大大小小的经济体，对于政府投资、国企投资以及民间投资的消费，这是个最基本的经济效益逻辑不是？
2、中国三十多年以来的人口红利，其获取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廉价劳动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甚为关键，即是说这部分人口红利，基本来源于劳动力之廉价。现在中央正再次提出改革，要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提供“改革红利”，那么，提高劳动者收入，甚或如馨月女士所言“劳动者收入翻番”，就是这次改革红利的题中之义了。
3、这就要再次提请我们的经济工作者们注意了，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完成工业化、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吗？三四十年以来，我们利用我国成功的国际政治外交所获取的历次战略机遇期，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现代化，那么现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已经成为我们当下发展中国现代经济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了，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则能提高十三亿中国人的消费能力，那么，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就得以显现了。
4、西方国家当前论证中国经济将会下行不止、或者中国经济将会崩溃，主要基于两点：一、中国房地产的崩溃；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产能过剩。他们这样讲，是因为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或者没有充分考量中国发展经济的战略目的。他们总认为中国经济是西方资本的“国际奶牛”，中国经济是服从和服务于西方经济发展的，中国人自己，不是有句话“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嘛！他们实在是搞不懂，中国将如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简单呀，提高居民收入即可！中国发展房地产业，是为解决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问题的，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完成房地产商的资本投入与收益的循环过程，即使过高的房价，也终将有一条政府赎买的最后出路在那儿放着，就看你能否坚持到那一天了，一句话，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为“房地产资本家”服务；中国的产能过剩而内生动力不足问题，解决起来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中国经济不是买办经济，不是为外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中国经济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奶牛，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还在嗷嗷待哺，中国的国际能源、资源战略尚待获得强力支撑，“一路一带”经济战略、中南半岛高铁网战略、北京————莫斯科高铁经济带等等，都在等着中国继续加大经济投入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内生的、外来的经济需求，都在等待中国政府加大投入啊！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之解决，中国出路多了去啦！有位民间人士说得好：美国是财团的美国，财政是中国的财政。美国财政是为资本财团服务的，中国财政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而中国政府是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大资本财团控制下的西方，服务于大资本财团的西方经济学家、喉舌们，根本无法预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无法预测中国何时走出这次所谓的经济下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能接到中国经济地气。
好了，引用两篇文章：
2014-10-17 07:53:33 来源：和讯网 作者：和讯首席评论员 馨月
今年以来，高层多次提及“经济新常态”的概念，表明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新认识，也表明了政府对宏观政策、行业企业的转型等有了新分析与新判断。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问题，笔者在2012年左右就做出了一些预评，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回落，让中国经济有个挤泡沫的过程，以修正这些年来累积的一些不堪负重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金融风险、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鉴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型，调整要兼顾就业，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增速适度调整到7.5%左右，还是相对合理的区间，对就业等问题不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但问题在于，经济降速到7.5%左右，在这个波折之后，未来中国经济会适当降速并维持在一个新常态之中，还是说这个调整只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间奏？这是个需要认真研究与讨论的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判断错了，就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下“新常态”的定义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对“经济新常态”的这个定义还是持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其分歧的基点是建立在对中国居民收入转型的分析与判断上。
众所周知，中国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价格是个先行战略，中国市场在价格放开以后，物价不断与世界接轨，且一些核心物价与发达国家相比只高不低，所以国内民众才会对前些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外升内贬、居民收入等多方面颇有意见，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切实做好居民收入工作，让中国从物价转型的阵痛中走出来，合理有序地进一步完善收入转型，而收入转型又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至关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核心一步。
产业转型的核心要素是技术，而技术的核心又是人才，这就是过去经常提到的“买大脑”问题。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还始终处于一个“资本东移，人才西迁”的过程中，大量的优秀高素质人才流失到国外，而留在国内的高端人才也有相当一部分为外企所雇佣，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的人才战略，对中国的技术革命很不利。这些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收入较低的原因造成的，你不能寄望于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乃至日本的收入低十几倍，却能汇集世界优秀人才，所以中国如果没有收入转型，就难以聚集高素质国际人才，就会阻碍中国的技术创新与革命，也自然会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三十多年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就了中国世界制造业加工厂的地位，斩获了巨额贸易顺差，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中国就会有大量廉价制造业倒闭，从而逐步丧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挫折，这是不合理、不科学的看法。
中国现在应该从外向型经济向内需转型，而中国下一次的产业转型与技术变革，一定与国内的消费增长是同步的。笔者曾多次撰文强调过，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必须要有足够厚度的国内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来支持，也唯有如此，才能保障中国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企业有了足够的利润空间，才能激发企业转型的欲望，企业才会积极增加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与质量。中国当前存在比较严重的假冒伪劣产品与质量不合格的产品问题，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内的低消费群体过于庞大，造成了企业利润过低，使企业没有赢利空间，所以一些不法分子就会无视知识产权与产品质量，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从灰色地带寻求生存，而中国的收入转型，无疑会对解决这些负面产生积极的意义。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4400美元，已进入到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诚然，中国的经济还处在城乡二元化的结构中，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挤压还能释放出一定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从贫富差距的二元结构来看，廉价劳动力已经与中国的经济新转型产生了较为尖锐的矛盾。中国如今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收入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收入与世界接轨问题，那就有可能走进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为低收入分配决定了中国对全世界塔尖人才的拒绝以及对国内企业利润空间的封锁，势必会影响经济转型，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反过来看，在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策略，主动寻求降速，这一结构调整是否合理呢？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经济增速都表现出停滞不前或者下滑状态，这应该给中国经济很明确的提醒，在经济增速与走出陷阱之间，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考量与结论还并不成熟，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评估还不够充分。
中国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国内居民收入的提升空间非常大，与世界收入相接轨的过程，需要大约20-30年才有可能完成，而未来十年来又应该是国内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从理论上讲，居民收入翻倍都应是极为合理的增长，而在这个增长过程中，中国的消费环境应该是个良性的螺旋上升时期，企业在消费上升的过程中会主动寻求调整，外向型企业会逐步转型，以更好地适应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同时，收入的增长将会改变“资本东移，人才西迁”的矛盾，并有可能会激发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在这样的转型的背景下，我们无法做出中国经济会处在一个增速下降的新常态之中，无法预估中国经济会长期处于6%--7%增速。从居民收入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当前的调整更有可能是周期性的回落，之后中国会重拾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
因此，从中国的居民收入转型、消费增长、企业转型、外向经济转型、人才战略、技术转型等连环的经济锁链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并没有减弱，分析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调整只是周期性的调整，其后中国经济还依然会处于一个不少于十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是持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如果仅从中国经济粗犷式发展周期已过以及GDP基数不断增高等因素上考虑，就断言中国经济未来会出现一个新常态，这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这些经济变量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必然会处于一个新的减速经济周期内。
该篇文章中，笔者仅从居民收入问题出发，来论证对“经济新常态”这一观点的某些看法，之后笔者会通过更多角度来分析，以进一步论证中国经济依然存在没有失速的一些观点,与学人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规律。（本文作者馨月(博客,微博)系和讯网首席财经评论员）
2014年10月15日 07:52
来源：bwchinese 作者：王杰
美国QE退出加大了对全球大宗商品的打压，客观上为美国制造业压低制造成本提供机会，2015年一季度的加息也将会进一步压低美国制造业原材料成本，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增强美国制造业的产品替代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大宗商品的下跌，将会加大中国企业库存跌值损失，长期的跌值损失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减产、停产直至倒闭，这是一个过程。
2015年，中国楼市将在中国制造业承受巨大跌值损失时出现崩盘性下跌。中国金融机构应该全面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应对策略。
对于任何国家货币而言，该国货币走强意味着该国在在国际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扩大，换言之，在全球市场上，贸易活动对该国货币的需求逐步增大。
伴随着全球市场对该国货币需求的增加，外汇市场对该该国货币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将同步增加，更进一步的是，伴随着以上对该国货币需求的增加，以该国货币标价的资产也就会逐步升值，进而在更为广阔的市场上增加了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如此该国货币就会形成中长期升值趋势。
美元在2014年走出了底部盘整，进入了中长期升值阶段，这对世界经济而言，即是利好，但也是利空。
利好体现在：美国经济已跨入复苏阶段，美国在修复金融体系后美国制造业开始走出低谷并在2015年后半年进入强劲的复苏阶段。美国经济复苏，将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国际产业链条，对于一些和美国走得近和正在走近的国家而言，有望搭上美国经济复苏的便车。
利空体现在：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制造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对于制造业过剩的国家而言，全球制造业的迁徙将对该国制造业造成损害，损害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美国制造业复苏，导致其他国家制造业资本流出，造成这些国家制造业从业人员失业增加；
其二，美国制造业复苏产生产品替代效应，美国对其他国家制造业产品需求减少，导致其他国家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歇业，而制造业的倒闭将加大这些国家中重工业的倒闭或低效能，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反应的末端是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三，一旦这些国家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货币贬值将生成并形成中长期趋势，资本的净流出将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加入WTO后，中国逐步跨入了世界经济，加入了世界制造业国家，并在十年内演变为世界制造中心，伴随着这个进程，人民币一路开始升值，这种趋势一直延续2013年末。
进入2014年，人民币出现贬值，年中虽然出现再次升值，但也只是贬值趋势中的低位回调而已，在四季度，人民币将生成中长期贬值趋势。
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也表明了这个事实。伴随着制造业衰退，中国制造业上游行业的衰退也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国内主要经济数据指标走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反弹空间已经被固定资产投资消耗殆尽，GDP增长点位已接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形成的低点，一旦跌破该低点，意味着过去数年利用经济激励政策救市的绩效将归零，中国经济将陷入中长期衰退趋势，2015年，经济衰退是一个加速度过程，到2016年底经济衰退会出现减速，因为金融风险得到释放，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探底和筑底过程。
美元走强和人民贬值，折射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2014年以前，中国是个资本金流入国家，2014年开始，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资本净流入国家，这个过程将持续到2016年底。
2015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净流出国家，这是和美元进入中长期升值趋势相关的，也与人民币进入中长期贬值趋势正相关。
现在，图穷匕见，伯南克设计的利用美元工具击溃中国经济的意图已经突显出来了：
美国QE退出加大了对全球大宗商品的打压，客观上为美国制造业压低制造成本提供机会，2015年一季度的加息也将会进一步压低美国制造业原材料成本，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增强美国制造业的产品替代效应。
对于中国而言，大宗商品的下跌，将会加大中国产能过剩企业的库存跌值损失，长期的跌值损失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减产、停产直至倒闭，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还记得次贷危机爆发后大宗商品下跌对中国制造业库存跌值损失造成的企业倒闭潮的话，就会明白美元升值对中国企业境内投资蕴涵的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私人部门除了承担存量风险，很难让其增量投资，这是中国政府再出台任何经济刺激经济政策时必须考量的。
政府及国有部门投资尽管能够稳定经济，但认识到这些年铁公基建设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也就看到了政府及国有部门投资的负反馈效应，在2014年的微刺激中，没有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政府投资已显得毫无边际效应了。
产业链条拉动需要完整的投资链条，当投资链条断链的时候，再大的政府投资规模，除了造成资金浪费，也就毫无效用了。
现在，在中国的产业链条上，已经出现了投资断链，而存量经济也正在面临一场中长期的跌值损失风暴，金融机构将面临坏账剧增的局面。
央行在此关键点上推出了拯救楼市的政策，看起来绚丽，却实际上毫无意义，只是释放了一个楼市即将大跌的信号而已，因为人民币贬值与美元升值的趋势性历史已经决定了中国楼市的命运。
MBS工具也拯救不了房地产市场，因为中长期利率的趋势性走势决定了MBS必然胎死腹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显然还没有估算到这一点。央行没有把楼市交给市场，让市场缓慢自发调整，而选择包庇，其结果只能强化市场的逆向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不是救市，而是向投资者宣示政府对楼市的临终关怀，这个信号是可怕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投资对消费的挤占已到极限，没有消费增长，除了加速改革，任何刺激经济的投资政策都将毫无意义。
2015年，中国金融机构应该全面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应对策略。在投资市场上，对于做多的投资者而言可以做好退出的准备，把机会留给做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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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呢？财务成本呢？美国制造企业牛叉到那个阶段都是自有资金支撑的了？这些都不看，脑细胞冲进一个虫洞，结论
“进而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增强美国制造业的产品替代效应。“
从尼玛加息就能得到这神结论，面对这样的大神，老子膝盖发软，天旋地转，有坐地下的欲望。
别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真正的经济危机是满大街都是“经济学家“，如果消灭个8，9成，经济问题能解决一大半。无用人口消灭掉了嘛。没准儿一并连美国的经济问题也干掉了。
正好转一篇文章，看看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怎么说的：
2014-10-17 07:45:44 来源：观察者网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期间6.8亿人脱贫，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崩溃论”和“唱衰中国”的论调在海外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只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忽视了上述成绩，以及中国的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意义。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
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
不过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我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次大战以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
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而且，发达国家本身的社会不断在发展、条件不断在变化，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在演进，盛行一时的理论常被后来出现的理论所扬弃。
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我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以常无的心态而不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而建立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我国的问题、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独占鳌头，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
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中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已经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盼望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能以此为目标，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贡献。
中国或成最大输家。
过几天，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了，我改改：
对于中国而言，大宗商品的上升，将会加大中国购买大宗产品企业的开支，长期的开支增加将导致更多的企业减产、停产直至倒闭，这是一个过程。
中国或成最大输家。
所以中国不灭，天理难容。
当动嘴的变多，动手的自然减少。这种经济研究中心不是什么好事。避之惟恐不及。
大家要记住去店里要砍价哦，供应商价格跳水呢，这还是加拿大加元对美元下跌的背景之下
无他，产能在，荷兰的产品不出口给毛子，就只能拿到北美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