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14 -- 桥上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襄三十一年传》（p 1183）（09310101））（094）
这一段《左传》里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就是“人生几何”（rén shēng jǐ hé），这句话可是老听到了，我最早是从“鸠山”口中听到的，《红灯记》。后来才知道，“鸠山”是引用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不过“鸠山”引用时是取及时行乐的意思，曹操可不是这个意思，他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惦着“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呢。
不过曹操也是引用，就是引用的这篇《左传》，这才是这个成语原本的出处。不过在这里，说这句话的仲孙羯（孟孝伯）的意思却是“人一辈子能活多长时间，谁能没有松懈的时候？（人生几何？谁能无偷？）”，他虽没有说要及时行乐，但也确实是非常消极的，以至同僚叔孙豹（穆叔）预言他活不长了。
这段《左传》中还有另一个古人的成语，“朝不及夕”（zhāo bù jí xī），当时的人非常熟悉这个意象，就在《左传》中，还有另外三处记载了当时的人在发言中使用这个意象：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dì)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bì)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襄十六年传》（p 1028）（09160501））（101）
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雒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昭元年传》（p 1210）（10010501））（094）
后子见赵孟。赵孟曰：“吾子其曷归？”对曰：“鍼惧选于寡君，是以在此，将待嗣君。”赵孟曰：“秦君何如？”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赵孟曰：“夭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鍼闻之，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荫，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翫岁而愒日，其与几何？”（（p 1215）（10010803））（094、095）
杨伯峻先生在“朝不及夕”处有注：
朝不及夕状情况危急，犹朝露之不及夕也。北周书-贺拔岳传云：“尔朱荣谋入匡朝廷，谓岳曰：‘计将安出？’岳对曰：‘古人云，朝谋不及夕，言发不俟驾，此之谓矣。’”虽用《传》语，却自生新解，非《传》文本意。
而无论是上面的“朝不及夕”（zhāo bù jí xī）、“朝不谋夕”（zhāo bù móu xī），还是“朝夕不相及”（zhāo xī bù xiāng jí），都有人生苦短的意味，如前面曹操所说“譬如朝露”，或者如庄子所言，就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
那时的古人亲近自然，关于朝夕之间生命的嬗替，他们在自然界中发现了两个典型的代表，一种是植物，一种是动物。
那种植物是朝开暮落花，我在另一个帖子《木19 有女同车:舜（上）》、《木19 有女同车:舜（下）》中也曾介绍过这种朝开暮落花，这种花繆啓愉先生又称之为木堇：
木堇：即锦葵科的木槿（Hibiscus syriacus），落叶灌木。花单生于叶腋，花冠有红、紫、白等色，大而美丽（有重瓣者），朝开暮落，故有“朝华”、“朝菌”、“舜华”、“日及”等异名。宋陆佃《埤雅》卷十七“木槿”：“朝生夕陨，一名‘舜’，盖‘瞬’之义取诸此。”“日及”也是不出当天就萎谢的意思。（《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 贾思勰 原著 繆啓愉 校释 （p 858））
《诗经》中唱到这个“舜”的是：
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16）《郑风有女同车》）
而那种朝夕之间就会发生生命嬗替的动物则是“蜉蝣”，《诗经》中有一首歌就叫《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於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於我归说！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93）《曹风蜉蝣》）
《毛传》曰：“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楚楚，鲜明貌。采采，众多也。掘阅，容阅也。如雪，言鲜洁。”
关于现实中的“蜉蝣”这种生物，百度百科有介绍。
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也提到过“蜉蝣”：“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不过把这种对时间的不同感知说得更深一层的还是庄子：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所以后世的人们就都知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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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襄二十四年经》：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p 1086）（09240008））（094）
《襄二十四年传》：
会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p 1091）（09240701））（094）
我的粗译：
我们的主上襄公在夷仪与各家诸侯会面，准备讨伐齐国，但赶上发大水，没讨伐成。
一些补充：
“夷仪”（杨注：夷仪，今河北-邢台市西。此晋地，至迁邢之夷仪，则在山东-聊城县西南十二里，参闵二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3.95，北纬37.17（邢台市西浆水镇）。
这里也是《左传》作者利用《春秋经》而不备列各家诸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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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四年经》：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p 1086）（09240009））（094）
《襄二十四年传》：
冬，楚子伐郑以救齐，门于东门，次于棘泽。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gé)、辅跞(lì)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娄(pǒu lóu)无松柏。”二子在幄(wò)，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sì)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chéng)乘车(chéng chē)。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chéng)，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于櫜(gāo)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弗待而出。皆超乘(chāo chéng)，抽弓而射。复踞转而鼓琴，曰：“公孙！同乘(chéng)，兄弟也。胡再不谋？”对曰：“曩(nǎng)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皆笑，曰：“公孙之亟(jí)也。”（（p 1091）（09240801））（094）
《襄二十四年经》：
公至自会。（（p 1087）（09240010））（094）
我的粗译：
这是我们襄公的二十四年（公元前五四九年，晋平公九年，楚康王十一年，齐庄公五年，郑简公十七年），这年冬天，楚国以救援齐国为名，出兵进攻郑国，先攻打了一下郑国的东门，然后大军开往棘泽驻扎。晋国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就把那些原来准备讨伐齐国的军队移到郑国对抗楚军。
晋侯（晋平公）准备派张骼和辅跞向楚军挑战，因为道路不熟，就请郑国派一位驾车的人。郑国经过占卜，选定了宛射犬。
临出发前，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大叔（游吉）嘱咐宛射犬说：“大国之人不可与也。（他们是大国来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恭敬。）”
宛射犬却说：“无有众寡，其上一也。（他们不过是人多而已，到我的车上还得听我的。）”
子大叔说：“不然，部娄无松柏。（部娄是小土山，用以比喻郑国这样的小国；松柏则比喻特别有才干的人。）”
等到了晋军营中，张骼和辅跞安排宛射犬坐在营帐外面，他们自己坐在帐篷里面。开饭了，他们俩自己吃完了才给宛射犬吃。吃完出发，让宛射犬驾着战车（广车），他们却都坐在自己的乘车上，到了楚军营垒跟前，他们才从自己的乘车上换到宛射犬驾着的战车（广车）上，每人手里还抱了个琴，张着腿踞坐在车栏的后角（转）弹琴。
那两个晋国人还在弹琴，宛射犬没告诉他俩就驾车冲向楚营，这两个人很快从袋子里取出头盔戴上，等进入楚军的营垒后，两个人都跳下车，抓起扑过来的一个个楚军士兵扔向后面的楚军，然后又各抓了一个俘虏夹在腋下。
这时，宛射犬驾车掉过头，不等他俩就向外飞驶，这两个人又都敏捷地跳上行驶的战车，抽出弓来向后射箭，阻拦追赶的楚军。
等离远了，这俩人又开始张着腿踞坐在车栏的后角弹琴了，然后还对气鼓鼓的宛射犬说：“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公孙！同在一辆战车上就是兄弟，你怎么两次都不吱一声？）”
宛射犬回答说：“曩者志入而已，今则怯也。（头一次我光顾着往里冲了，后一回我是害怕了。）”
这俩人都笑了，说：“公孙之亟也。（这位公孙脾气还真不小。）”
一些补充：
从战车的尺寸以及轼的形制和尺寸看，我觉得在战车上的标准姿势应该是跪坐，踞坐不是准备好战斗的姿势，而且很出格。《论语乡党第十》中有：“升车，必正立执绥。”似乎是说在车中的人是站着的，但我觉得这是在说登车的过程。这种“绥”在《左传》中出现两次，都是人们抓着“绥”在登车：
授赵旃绥，以免。（《宣十二年传》（p 0741）（07120213））（066）
子良授大子绥，而乘(chéng)之。（《哀二年传》（p 1615）（12020302））（129）
《左传》中还有一处：持带，遂超乘(chāo chéng)，右抚剑，左援带，命驱之出。（《襄二十三年传》（p 1075）（09230304））（104）
这里的“带”也可能就是“绥”。
关于当时战车车厢（舆）的形制尺寸，我见到有汪少华先生的文章《“登轼而望之”的训诂与考古学观察》，其中写道：
《考工记舆人》：“参分车广，去一以为隧。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在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这是说，以车厢宽度的三分之二作为车厢的长度，将车厢长度三等分，三分之一在前、三分之二在后，将轼揉曲到这个位置，以车厢宽度的二分之一作为轼的高度。与出土车舆基本一致。孙机（2001）指出：“车厢前端栏杆顶端的横木名轼。商车上的轼起初和輢（车厢两侧的围栏）一样，与车軨（车厢四周的所有围栏）其他部分保持平齐。后来则将轼装在车厢中部偏前处，这种做法为西周和东周车所承袭。”
以下则是此文所附的图，第一图就是上文解释孙机（2001）文章的附图，下面两图则是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车马坑所出两辆车的复原图：
如上面图中所示，“轼”的这种形制，在其下形成了一个高度不超过七十公分、进深大约三十公分的空间，我推测这正是为了适应跪坐的要求。
这里还反映同一个人可以（未必都是）既有乘车也有广车，而乘车乘坐舒适，但却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提醒我们考虑军队出行时车辆总数与战车数量未必是一回事，平时车辆上驾马的数量和战斗时战车驾马的数量未必是一回事，总的战马数与总的车辆数的比例也与战斗时战车驾马数未必有绝对关系。这样，陪葬坑殉马数与车辆数的比值不一定能用来确证战斗时战车驾马数。
“部娄无松柏”（pǒu lóu wú sōng bǎi）应该是当时的成语。
“棘泽”（杨注：棘泽今河南-新郑县东南，近长葛。详《水经注》杨守敬《洧水疏》。），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25（新郑东南，长葛东北，洧水南）。
这一段前面其实已介绍过，但这里是作为《晋楚弭兵》的一部分，只能重复，类似的还有一些。
《襄二十五年传》：
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p 1103）（09250701））（094）
我的粗译：
赵文子执掌了晋国的政权，下令减少要求各家诸侯上交的贡品，但要求各家诸侯更频繁的派人应付各种礼仪。我国的穆叔（叔孙豹）前去朝见，赵文子（赵武）对穆叔说：“从今以后，兵器可以收收了！齐国的崔家和庆家刚刚掌权，会和各家诸侯搞好关系，‘武’也认识楚国的令尹，只要严肃恭谨地搞好礼仪，再配合恰当的外交语言，用这些来缓和各家诸侯之间的关系，就能不再使用兵器了。”
一些补充：
上一年原来晋国执政的士匄（范宣子）去世，于是原来的中军佐赵武接替他担任中军帅，成为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
估计之前晋国的六卿为：
中军帅士匄，中军佐赵武；上军将荀吴，上军佐韩起；下军将魏舒，下军佐程郑。
估计此后晋国的六卿为：
中军帅赵武，中军佐韩起；上军将荀吴，上军佐魏舒；下军将士鞅，下军佐知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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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五年传》：
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p 1106）（09251101））（094）
我的粗译：
楚国的蒍掩担任了司马，受令尹屈建（子木）的委派，清理楚国全国各地对国君应负担的军事义务，统计所有的军事物资。于是到甲午这天，蒍掩完成了对所有土和田的登记：考察了山林的潜力，搞清了薮泽的范围，区分了山地和坡地，标记了盐碱地，计算了旱涝的频度，规划了储水的区域，把堤外的土地也划分清楚，规定高山和低洼的地方用于放牧，平坦肥沃的田地就按居民点分配。根据各处的收入决定应该尽的军事义务。要求提供战车，并要根据规定的数量养马。还规定了应该提供的车兵、徒兵以及甲和楯的数量。完成上述工作后，蒍掩就把这些规定和统计的情况报告给了令尹屈建，这就是“礼”。
一些补充：
这一段《左传》也是在教怎样管理，但这里的管理似乎也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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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六年经》：
八月壬午，许男-宁卒于楚。（（p 1111）（09260008））（094）
冬，楚子、蔡侯、陈侯伐郑。（（p 1111）（09260009））（094）
葬许灵公。（（p 1111）（09260010））（094）
《襄二十六年传》：
许灵公如楚，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p 1123）（09261101））（094）
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禦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於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氾而归，而后葬许灵公。（（p 1123）（09261102））（094）
我的粗译：
许灵公（许男-宁）去了楚国，请求楚国讨伐郑国，他扬言：“师不兴，孤不归矣。”他是说：要是楚国不出兵，他就不走。到本年八月，他死在了楚国。于是楚康王说：“不伐郑，何以求诸侯？（要是不讨伐郑国，还怎么能召集诸侯？）”
这年冬十月，楚康王领兵讨伐郑国。郑人准备抵抗，但子产却建议说：“晋国和楚国正准备讲和，各家诸侯之间的关系就要改善了，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楚王才会急于走这一趟。不如让他得逞而归，这样也就容易和他们讲和。这个小人是那种喜欢闹事，不怕惹祸的人，因为这种性格，他是要借这个事扬名，而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行动？”
郑国的执政者子展喜欢这个建议，于是不派兵抵抗楚国的入侵，到十二月乙酉这天（杨注：乙酉，五日。），楚国军队进入了南里，毁坏了那里的城墙，接着在乐氏那里涉过洧水，攻打师之梁门，郑方放下了县门，只有九个人被楚国军队抓住。随后楚国军队在“氾”那里涉过汝水撤了回去，然后为许灵公下葬。
一些补充：
“南里”（杨注：南里，郑地，襄二十六年《传》云“楚子伐郑，入南里”可证。《汇纂》于襄二十六年云：“今新郑县南五里有地名南里。”），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73，北纬34.37（新郑梨河镇前端湾村）。
“乐氏”（杨注：乐氏亦在新郑县境，洧水济渡口之名，从南渡向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74，北纬34.38（南里东北）。
“氾”（杨注：氾即南氾，今河南-襄城县南一里。氾城下即汝水，从北向南涉汝水而归。氾互详僖二十四年《传注》。以周襄王尝出居于此，故名襄城。），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48，北纬33.84（襄城县城关回民村）。
“师之梁”据曲英杰先生乃是郑国东面靠北的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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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六年传》：
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p 1124）（09261201））（085、094）
我的粗译：
卫人把卫姬送到了晋国，晋国这才释放了卫侯（卫献公）。这一来，贵族们都知道平公（晋平公）没有按照应有的样子来执政。
一些补充：
卫姬是卫献公贿赂晋平公的，是卫国国君的亲族。卫献公因为与本国亲晋的大臣孙林父冲突，被晋国扣留了将近半年，靠着齐、郑两国国君的求情，又献上了美女，才得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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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六年传》：
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馀以廩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曰：“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今乌馀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p 1124）（09261401））（094）
我的粗译：
在齐人为“郏”筑城那年夏天，齐国的乌馀带着廩丘城投奔了晋国，接着突击卫国的羊角，拿下了此城，又偷袭我们的高鱼，当时正下大雨，他们从泄水口钻了进来，占领了兵器库，穿上库内我们的甲，登上城头，占领了高鱼城。他们还攻取了宋国的一个城邑。当时晋国执政的士匄（范宣子）刚去世，各家诸侯都拿他们没办法。等到赵文子（赵武）执掌了晋国的政权，终于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赵文子对晋侯（晋平公）说：“我们晋国是各家诸侯的盟主，要是有诸侯抢走别家诸侯的土地，我们就会讨伐犯错的诸侯，让他们归还抢来的土地。现在乌馀占据这些城邑，都是应该加以讨伐的行为，如果我们贪图这些土地，就没法再作诸侯的盟主。请主上下令归还这些城邑。”
晋侯（晋平公）说：“好哇，我们能派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文子回答：“胥梁带能无用师。”他是说胥梁带不须动用军队就能完成任务，于是晋侯（晋平公）就派胥梁带去完成这个任务。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此段须与下年首章连读，因“二十七年春”隔开。”
“郏”（杨注：郏即郏鄏，《周语下》云：“灵王二十二年，穀（谷）、洛斗，将毁王宫。”则去年周王宫被毁。杜《注》云：“齐叛晋，欲求媚于天子，故为王城之。”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王城，洛阳西工区为主）。
“廩丘”（杨注：廩丘，据《清一统志》，在旧范县（今范县治已移旧治西樱桃园）东南，《范县志》云，在县东南七十里义东堡。），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74，北纬35.63（郓城县水堡）。
“羊角”（杨注：据《山东通志》，羊角城在郓城县西北而与范县接界，故《范县志》亦载此城。），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70，北纬35.64（鄄城县箕山吴店与郓城县亿城寺之间？）。
“高鱼”（杨注：高鱼在今郓城县北，羊角城东，鄄城县东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9，北纬35.6（郓城县附近）。
“晋”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新田，侯马晋都遗址）。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齐国故都遗址）。
“卫”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帝丘，高城遗址）。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9，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遗址）。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9，北纬34.38（商丘老南关周围，宋国故城遗址）。
以下是乌馀事件涉及的城邑以及晋、齐、卫、鲁、宋各诸侯国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
《襄二十七年传》：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馀具车徒以受封，乌馀以其众出。使诸侯伪效乌馀之封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p 1126）（09270101））（094）
我的粗译：
到二十七年春，胥梁带让丢掉了城邑的诸侯都派出军队准备接收那些城邑，但要求他们一定不能走漏风声。然后派人通告乌馀，让他也要派出军队参加受封仪式，乌馀领着他的手下全出来了。
胥梁带让那些诸侯假装要把城邑移交给乌馀，趁机把乌馀的手下都抓了起来，接收了乌馀占领的那些城邑，全部还给了各家诸侯。于是各家诸侯都更加亲近晋国了。
一些补充：
这个事例很有意思，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先声，却被老贵族联合起来压了下去。《左传》作者在别的地方提倡对贵族要光明正大的征讨，但在这里却赞赏欺诈手段，我们看到了古代版的双重标准。
上一年原来晋国执政的士匄（范宣子）去世，于是原来的上军将赵武....
估计之前晋国的六卿为：
....中军佐赵武.....
前面的应该是中军佐吧
《襄二十七年经》：
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p 1126）（09270002））（094）
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p 1126）（09270005））（094）
《襄二十七年传》：
宋-向戌(xū)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p 1129）（09270401））（094）
我的粗译：
那是在我们的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宋平公三十年）的时候，宋国的向戌与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文子（赵武）关系很好，和楚国的令尹子木（屈建）关系也很好。他就想在诸侯之间促成停战，为自己扬名。
于是向戌前往晋国，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赵孟（赵文子，赵武），赵孟召集了本国的大夫们商量此事。韩宣子（韩起）发言说：“武器这东西，会伤害‘民’，还会消耗财物，小国要沾上就是大灾难。既有人提出要不使用武器，虽然可能性不大，我们也要支持。如果我们不支持，楚国就会支持，以此来号召诸侯，我们就当不成盟主了。”于是晋国答应支持向戌的设想。
向戌又去了楚国，楚国也答应支持他的设想。
再去齐国。一开始，齐人未能统一思想，但陈文子（陈须无）指出：“晋国和楚国都答应支持他的设想，我们怎么能不支持，而且人家说要‘不再使用武器’，我们偏不答应，我们的‘民’就不会和我们一条心，那让谁来使用武器呢？”于是齐国也答应支持向戌的设想。
向戌告诉了秦国，秦国也答应支持他的设想。
于是通报所有的小国，将在宋国举行盟会。
《襄二十七年传》：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xū)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驲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p 1129）（09270402））（094）
我的粗译：
到五月甲辰那天（杨注：甲辰，二十七日。），晋国的赵武到达宋国， -丙午那天（杨注：丙午，二十九日。），郑国的良霄也到了。六月丁未朔那天（丙午下一天，初一，月相全黑），宋人设宴招待赵文子（赵武），晋国方面由-叔向担任赵文子的助手，宋国的司马在宴会上上了“折俎”，这合于“礼”的要求。
仲尼（孔子）后来见到有关此次享宴的记录，认为其中的“文辞”很丰富，要求弟子抄录了下来（用为教材，但仍没有流传下来）。
戊申那天（杨注：戊申，二日。），我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和陈须无、卫国的石恶都到了。甲寅那天（杨注：甲寅，八日。），晋国的荀盈也作为赵武的随从来了。丙辰那天（杨注：丙辰，十日。），邾悼公来了。壬戌那天（杨注：壬戌，十六日。），楚国的公子黑肱来打前站，落实与晋国的约定。丁卯那天（杨注：丁卯，二十一日。），宋国的向戌前往陈国，与楚国的令尹子木（屈建）会见，落实与楚国的约定。戊辰那天（杨注：戊辰，二十二日。），滕成公来了。
子木通过向戌要求晋国和楚国的同盟国都要朝见对方的盟主，庚午那天（杨注：庚午，二十四日。），向戌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武），赵孟答复说：“晋、楚、齐、秦这四国都差不太多，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像楚国不能指挥秦国一样。要是楚国的主上能让秦国的主上光临敝邑，寡君怎敢不努力去请求齐国？”
壬申那天（杨注：壬申，二十六日。），左师（向戌）又把赵孟的意思传达给子木，子木又通过传车请示他们的王（楚康王），他们的王答复说：“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意思是除过齐、秦两国，别的诸侯必须来朝见。
到秋七月戊寅那天（杨注：戊寅，二日。），左师（向戌）回来了，当天晚上，赵孟和子皙（公子黑肱）举行盟誓，最后确定双方的意向。庚辰那天（杨注：庚辰，四日。），子木从陈国来了。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也来了。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们都来了。各家的营垒都仅仅用篱笆围起来。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司马置折俎”曰：
据《周礼大司马》，司马主管会同荐羞之事，此置折俎，故以司马为之。又宣十六年《传》云：“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此是诸侯享卿，当如享法用折俎。折俎，即将牲体解成一节一段，置于俎中。
下面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子”俎》的图片，出自《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
杨伯峻先生注“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曰：
杜《注》：“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赵武，赵武、叔向因享宴之会，展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多文辞。”《释文》引沈云：“举谓记录之也。”孔丘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公羊》、《谷梁》说）或二十二年（《孔子世家》），此时不过七岁耳。当是以后读此时史料，见宾主文辞甚多。晋、楚皆怠于大出兵，不被侵伐者，宋凡六十五年，鲁凡四十五年，卫凡四十七年，曹凡五十九年；然小战仍有，如鲁帅师取鄆，晋帅师败狄，楚伐吴灭赖，不如文辞之全部弭兵也。
杨伯峻先生注“以藩为军”曰：“虽盟会，亦有军旅。藩，即藩篱，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不相忌。”
《襄二十七年传》：
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则夫能致死，与宋致死，虽倍楚可也，子何惧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诸侯，而称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p 1131）（09270403））（094）
我的粗译：
晋国和楚国各占了一边，随同赵孟（赵武，赵文子）来此的晋国的卿伯夙（知伯，荀盈）就对赵孟说：“楚氛甚恶，惧难。”荀盈是说楚方营地中的气氛很险恶，恐怕楚人会突然发难。但赵孟说：“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赵武的意思是我们只要向左方一转，就进入了宋国，他们拿我们有什么办法？
辛巳那天（杨注：辛巳，五日。），准备要在宋国的西门之外举行盟誓，楚人准备在外衣里面穿着甲。楚国的大宰、从晋国逃亡楚国的伯州犁就对楚方主事的令尹子木（屈建）说：“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这是说：我们把诸侯的军队召集了来，却干出失信的事，恐怕不行吧？各家诸侯之所以臣服于我们楚国，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义，如果我们不讲信义，就是放弃让诸侯臣服于我们的根本了。
伯州犁坚持请求不要穿着甲去参加盟誓，但子木却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屈建的意思是：我们晋、楚两国互不信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只需考虑这么干是不是有利。如果能达到目的，为什么要讲信义？
伯州犁退下来以后就对旁边的人说：“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这段话的大意是：看来令尹活不长了，活不过三年。为达成自己的意愿竟要放弃信义，意愿就能达成吗？一个人的意愿就反映在他说出的话里，根据他说出的话会建立一个人的信用，由这个信用才能达成他的意愿。这三件事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人的根基，如果不讲信义，怎么能过得了三呢？
赵孟担心楚人在外衣里面穿着甲会对己方不利，就去向叔向咨询，叔向说：
有什么好紧张的？就算是匹夫，干出一件不讲信义的事，也是不行的，全都得不了好死。要是谁召集了各家诸侯的卿，却干出不讲信义的事，肯定会对此人不利。食言的人害不了别人，大人不必担心他。以信义的名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却打算以欺骗的方式成事，大家必定不会拥护他，还怎么能危害到我们？而且我们是背靠着宋国应对可能的袭击，这样人人都会拼命抵抗，宋国也会为我们拼命，就算楚人再多一倍也不怕，大人有什么可担心的？何况还到不了那一步。他们打着“弭兵”的旗号召集了诸侯，要是最终“称兵”而偷袭我们，那只会对我们大大的有利，我们用不着担心。
一些补充：
伯州犁所言“令尹将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将逞乎？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虽不合逻辑，但非常漂亮，在当时也是语言的进步吧。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
《晋语八》亦载此，且云“子木欲袭晋军。”叔向语亦有不同。
《晉語八》11：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荊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捍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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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七年传》：
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p 1132）（09270404））（091、094）
我的粗译：
我国执政的卿季武子（季孙宿）派人以主上的名义告诉与会的另一位卿叔孙（叔孙豹）说：“视邾、滕。”意思是我们的地位要比照邾国和滕国。但盟会开始以后，齐人请求以邾国为自己的属国，宋人请求以滕国为自己的属国，邾国和滕国就都不再参加列国的盟誓。于是叔孙说：“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叔孙豹的意思是：邾国和滕国都是人家的属国，可我们鲁国应该是列国之一，为什么要比照他们？宋国和卫国才是我们参照的对象。
叔孙最终代表我们鲁国参加了此次盟誓。《春秋经》在记载此事时没写上他的族称，就是因为他违背了主上的命令。
一些补充：
这一段《春秋经》的表述是：“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前一段《春秋经》则是：“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两相比较，这一段《春秋经》在叔孙豹的名字“豹”前面没写上他的族称——也就是他的“氏”（族，当时的“氏”字并非意为“姓”与“氏”之“氏”，所以《左传》作者没用“氏”这个字而用了“族”字）——“叔孙”，《左传》作者认为是对他的警诫，这显然反映在当时“氏”是荣誉的象征。
《襄二十七年传》：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p 1132）（09270405））（094）
我的粗译：
在盟誓时，晋国和楚国都想要首先歃血，晋人说：“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我们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盟主，没人比我们在前。）”
可是楚人说：“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大人既然说晋国和楚国平起平坐，要是晋国总在前面，那我们楚国不就低于你们了吗？而且过去一直是晋国和楚国轮流当诸侯的盟主，难道只有你们晋国才当过盟主吗？）”
叔向就对赵孟（赵武）说：“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诸侯拥护晋国是因为我们晋国有德，而不是因为我们一直主持盟会。大人只要讲求‘德’，用不着争第一。而且诸侯盟会，也有小国主持的时候，咱们就当楚国是我们晋国推出来的小国，有什么不好？）”
于是晋国就让楚人在前了。《春秋经》中记载晋国在前，则是因晋国讲信义。
一些补充：
相应的《春秋经》：“夏，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确实是以晋国为第一，楚国第二。
《襄二十七年传》：
壬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p 1133）（09270406））（114、094）
我的粗译：
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六日。），宋公（宋平公）设宴招待晋国和楚国的大夫，赵孟（赵武）是主客，但当子木（屈建）与他对话时，却答不上来了，只好让叔向帮忙，这就轮到子木答不上来了。
《襄二十七年传》：
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p 1133）（09270407））（058、114、094）
我的粗译：
乙酉那天（杨注：乙酉，九日。），宋公（宋平公）以及参加盟会的各家诸侯的大夫在蒙门之外举行盟誓。子木（屈建）就问赵武说：“范武子之德何如？”
赵武回答说：“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这话的大意是：那位大人对自己的家族管理得很好，在晋国朝廷上的发言光明正大，他家的祝史向鬼神陈辞时不会有愧于心。
子木（屈建）回国后把这段话告诉了他的王（楚康王），他的王感叹说：“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真了不起啊！能让神和人都满意，他辅佐了五位晋国国君作诸侯的盟主，不是没有道理的。）”
子木告诉他的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意思是：晋国成为霸主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有叔向这样的人才辅佐他们执政的卿，我们楚国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和他们竞争。
一些补充：
“范武子”就是“士会”，当时的著名军事家，一度是晋国的中军元帅兼大傅，四十多年前就已退休。士会从晋文公、晋襄公开始就是大夫，到晋灵公、晋景公时期已经是卿，最后在晋成公七年，“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fú miǎn)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宣十六年传》（p 0768）（07160102））就是说士会担任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兼大傅。中军元帅主持军务，同时是晋国的正卿，实际执掌晋国的政权；大傅后世一般称太傅，当时是晋国国君的老师，同时掌管礼刑之事，有很高威望。晋国某一任的大傅阳处父甚至曾经改变了晋襄公任命中军元帅的决定，也就改变了晋国历史的走向（《文六年传》（p 0544）（06060101）），因此，晋国的太傅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职位；士会一身而兼此二职，反映了他在晋国称霸中原的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对手楚人才会念念不忘。
以下是整个盟会过程日期干支的列表，从中可以看到，整个外交折冲的过程历时四十多天，这虽然有点长，但其它盟会估计也不会短太多，这是当时的节奏：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壬申到戊寅只有六天，在这六天中：向戌在陈国把赵武的意思转达给屈建，屈建又通过传车请示在住另外一处的楚康王，楚康王作决定后通过传车下令给屈建，屈建把楚方的意思告诉向戌，向戌从陈国回到宋国，再把楚方的意思转达给赵武，然后赵武和公子黑肱（子皙）举行盟誓，最终固定双方的意向，这中间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上年楚康王率兵讨伐了郑国，我估计现在仍然逗留在方城之外“叶”一带，如此则离屈建所在的陈国直线距离约一百四十多公里，陈国离宋国直线距离又有约一百零五公里多，从这里或可了解当时传车的效率。当然，如果楚王在郢都，恐怕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下面的地图截自《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楚吴越地图》，其中包括了屈建通过传车请示楚康王可能涉及的宋、陈、叶、楚诸地点（用红色圆圈标记），请各位按验：
“蒙门”杨伯峻先生注曰：“宋都东北有蒙城，则蒙门为宋都之东北门，出此门至蒙城者。”
《襄二十七年传》：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bēn)，赵孟曰：“床笫(zǐ)之言不踰阈(yù)，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xí)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màn)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p 1134）（09270501））（097、098、094）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rěn)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jiàng)。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p 1135）（09270502））（097、098、094）
我的粗译：
郑伯（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招待（自宋之盟归国的）赵孟（赵武），还带了子展（公孙舍之），伯有（良霄），子西（公孙夏），子产（公孙侨），子大叔（游吉），以及两位子石（印段和公孙段）。宴会快完时，赵孟就对这七位郑国的大夫（卿）说：“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赵孟是说：七位大人一起随同你们主上来参加这个宴会，是对“武”（“武”是赵孟自称名）的抬爱，就请每人唱一首诗来完成你们主上的好意吧，我也顺便了解你们的想法。
于是首席执政大臣子展（公孙舍之）唱道：“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首章》），子展是说：没见到您这个君子的时候，我很担心，见到您这个君子以后，我就放心了。所以赵孟说：“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唱得好！您真是“民”的领导者，但是“武”可不值得您这样期待。
然后伯有（良霄）唱道：“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鄘风鹑之贲贲首章》），伯有这里就有了对自己的长上（郑简公和子展）不满的意思。而赵孟却装不懂，这首诗原意是讽刺卫国宣姜的淫乱，所以赵孟就打岔说：“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使人”是赵孟自称）之所得闻也。”这种男女之间的事只能在屋里悄悄的说，现在我们在野外，你敢唱我不敢听。
当然赵孟并非没有听懂伯有的埋怨之意，宴会之后，文子（赵孟，赵武）就对跟随自己来郑国的晋国太傅叔向（羊舌肸）说了：“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这个伯有要被他的主上杀掉了，诗以言志，他在这里却说主上的坏话，目的只是讨好来宾，老这样怎么行，将来他的主上要不杀他，只把他赶走了事就算他走运了。
叔向则预言说：“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确实如此，他已经太膨胀了，有说“过不了五年”的，就说的是这位大人。
在伯有之后是子西（公孙夏），子西唱了：“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小雅鱼藻之什黍苗四章》），把赵孟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召伯。赵孟赶紧说：“寡君在，武何能焉？”有我的国君在，“武”算老几（一般分寸是以召伯比附晋国国君，所以赵武赶紧撇清）。
然后子产（公孙侨）唱的是：“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小雅鱼藻之什隰桑首章》），表达与赵孟相见的喜悦之情。赵孟答谢道：“武请受其卒章。”“武”更想听您唱这首诗的最后一章（一般唱诗都只唱头一章）。这首诗的最后一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鱼藻之什隰桑卒章》），赵孟意思是说请子产说点指教自己的话，自己会虚心接受的。
随后子大叔（游吉）唱：“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首章》），子大叔的重点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说一直想见到您，终于如愿了。赵孟则回答：“吾子之惠也。”您太客气了。
接着，印段（二子石之一）唱：“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风蟋蟀首章》），印段是表示自己要尽职尽责，也是用“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来比附当前这场宴会。所以赵孟说：“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说的好，您真是能够保持自己家族（“氏”族）的族长，别辜负了我的希望！
最后是公孙段（另一位子石）唱道：“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小雅甫田之什桑扈首章》），公孙段在这里恭维赵孟这位君子能得天的保佑而有福。赵孟于是引了《桑扈》这首诗最后一章的一句来回答：“‘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只要是“匪交匪敖”（既不希图侥幸，也不骄傲大意），福能往哪里跑呢？只要按这句话做，福和禄都会有，推都推不掉。
既然是要了解这七位大夫的想法，赵孟在了解了之后也就给出了他自己的感想。除了批评了伯有以外，文子（赵孟，赵武）还表扬了另外几位，他说：“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赵孟的意思是：这几位都是能让他们的家族（“氏”族）保持几代不衰落的好家长。子展居于高位却不忘体察下情（“在上不忘降”，扣子展所赋《草虫》中的“我心则降”），他的家族会保持的最久。印氏虽娱乐也不放任，他的家族也会保持的很长久。利用娱乐来安民（也是用了印段唱的《蟋蟀》诗中“好乐无荒”一句，但与印段用这句诗的原意不同，与诗的本意也未必相同），同时不无休无尽的役使他们，这样的家族自然不会那么快就衰落。
一些补充：
子展（公孙舍之），伯有（良霄），子西（公孙夏），子产（公孙侨），子大叔（游吉），和两位子石（印段和公孙段）这七位就是所谓“七穆”，指以郑国“穆公”的七位公子为始祖的七大家族（“氏”族）的族长。
这一段我在前面翻译过，当然也有少量改动。原来主要是为了讨论《诗经》在当时的应用，这里则是作为《晋楚弭兵》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的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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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七年传》：
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p 1135）（09270601））（094）
我的粗译：
宋国的左师（向戌）请求宋公（宋平公）赏赐自己，说是：“请免死之邑。”这话的大意是：我冒死促成了这次的大会盟，请主上赏给我一些采邑吧。宋公（宋平公）当即决定赏给他六十个村邑，写好了颁赏文件（一支竹简），先拿给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子罕看。子罕看了以后说：
那些诸侯的小国，都是被晋国和楚国以武力威慑住的，他们害怕了，所以才上下慈和，慈和了，才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也就能存续下去。没有这种威慑，他们就会傲慢自大，傲慢自大了就会惹事生非，惹事生非就难免覆灭，这是亡国之路。上天生出了五材，‘民’都会用到，哪一种都不能偏废，谁能够不用‘兵’？‘兵’这个东西老早就有了，就是要威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展示主上的‘文德’。贤明的人依靠‘兵’而兴盛，昏乱的人因为‘兵’而下台。废兴、存亡、昏明之术，都要通过‘兵’来实现。而大人竟想取消‘兵’，不是骗人是什么！用臆造出来的理由欺瞒诸侯，没有比这罪过更大了。就算没有严厉的惩罚，你居然还要请求赏赐，真是太贪心了。
于是子罕把那支竹简上的字迹用刀削掉，扔到了地上。而左师（向戌）也赶紧推辞掉了这个赏赐。
一些补充：
当时没有纸和橡皮，在竹木简上写错了的字得用削刀削掉，战国时在齐、燕一带通行的刀币就是源于这种削刀，所以一度“刀笔”成了文具的代称。下面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马首错松石削刀》，出自《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
杨伯峻先生于此有注：
左师即向戌，有弭兵发起奔走之功，故请赏。免死有二解，杜《注》云“谦言免死之邑也”，《会笺》谓“此盟事体甚大，及将歃，啧有烦言。若事破，向戌之罪不容于死。今也幸而成矣，故曰免死之邑”，此一解。沈钦韩《补注》谓“若后世封功臣有铁券，身免三死，子孙免一死也”，此又一解。疑杜解较长。
“五材”杜预《注》：“金、木、水、火、土也。”
李白有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和这里的“天生五材，民并用之”难说没有关系。
此处子罕固然义正词严，但如前面杨先生注“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处所言，弭兵确实有减少战事的作用，虽然这主要是晋、楚两国自身形势使然，但左师向戌因势利导，不为无功。
或者《左传》作者认为这样一来那些小国都得要侍奉两家霸主，实际的负担反而加重了，好处没有那么多。参见后面，《左传》作者详细记述了小国的劳顿。
另外，大体上，《左传》作者们大概都很讨厌贪天之功以为己有的行为，所以会极力赞誉介之推。
《襄二十七年传》：
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xū)之谓乎!”（（p 1136）（09270602））（094）
我的粗译：
回家以后，向氏家的族人和家臣们听说了此事，都吵吵着要攻打子罕（司城）家，但左师（向戌）告诉他们：“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向戌是说：我们家差点就要灭了，全靠那位大人救了我们，这是莫大的恩惠，怎么能去攻打他们？
贵族们都说：“‘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xū)之谓乎!”这是说：《诗》句“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不就是说的乐喜（子罕）吗！《诗》句“何以恤我，我其收之”不就是说的向戌（左师）吗！
一些补充：
前一句《诗》出自《郑风羔裘二章》：“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后一句《诗》出自《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襄二十七年传》：
晋-荀盈遂如楚涖盟。（（p 1134）（09270408））（094）
楚-薳(wěi)罢如晋涖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襄二十七年传》（p 1138）（09270801））（094）
我的粗译：
晋国的荀盈很快就前往楚国重申和平的盟约。
楚国的薳罢（子荡）也前往晋国重申和平盟约，晋侯（晋平公）设宴招待他。当宴会将要结束时，薳罢最后唱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大雅生民之什既醉首章》），他是用这首诗歌颂晋平公，也感谢他的招待。听了薳罢唱的这首诗，晋国的太傅叔向（羊舌肸）就判断说：“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叔向是说：看来薳氏家族应该会在楚国长远的延续下去，薳罢接受主上的命令出使，能够随机应变，非常通达，子荡很快就会在楚国执政了，用通达的才能为主上服务，必定能积聚“民”的力量，不用这样的人执政还能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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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八年传》：
夏，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p 1141）（09280201））（094）
齐侯将行，庆封曰：“我不与盟，何为于晋？”陈文子曰：“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p 1141）（09280202））（094）
我的粗译：
第二年夏天，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都前往晋国朝见，这是在履行“宋之盟”的约定。
在齐侯（齐景公）准备前往晋国朝见的时候，此时在齐国执政的庆封却说：“我不与盟，何为于晋？”我们没有参加那个盟会，为什么要去晋国朝见？但齐国的另一位大夫陈文子（陈须无）劝他说：“先事后贿，礼也。小事大，未获事焉，从之如志，礼也。虽不与盟，敢叛晋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陈须无是说：大事为先，财物是次要的，这样才合于“礼”。小国侍奉大国，如果没有参加，也要按大国的意图行事，这也是“礼”的要求。我们虽然没有参加那个盟会，但就敢背叛晋国吗？何况还有重丘之盟。大人还是要尽力走这一趟。
一些补充：
“重丘之盟”见于《襄二十五年传》：“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p 1103）（09250601））（090），是三年前齐国向晋国服软的盟会。
“重丘”（杨注：重丘古国名。《逸周书史记解》云：“绩阳彊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路史国名纪》六引此《传》以证之，是也。说见梁履绳《补释》。重丘当今山东-茌平县西南约二十里。重丘，齐地，《方舆纪要》谓在今山东-聊城县东南五十里。《清一统志》谓在今德州市东北境。沈钦韩《地名补注》则以为故城应在今河北-吴桥县境。或又以为在山东-巨野县西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2，北纬36.5（茌平县西南约二十里）。
杨伯峻先生在此又注曰：“论语公冶长》谓崔杼杀齐庄公，陈文子舍弃家产，离开齐国，而《左传》未载。此时当早已回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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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八年经》：
仲孙羯如晋。（（p 1139）（09280005））（094）
《襄二十八年传》：
孟孝伯如晋，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p 1142）（09280701）（BC545））（094）
《襄二十八年经》：
十有一月，公如楚。（（p 1139）（09280007））（094）
我的粗译：
我们的孟孝伯（仲孙羯）前往晋国，向晋国报告我们将履行“宋之盟”的约定前往朝见楚国。
《襄二十八年经》：
乙未，楚子-昭卒。（（p 1139）（09280009））（094）
《襄二十八年传》：
蔡侯之如晋也，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驲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以岁之不易，聘于下执事。今执事有命曰：‘女何与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国将君是望，敢不唯命是听？无乃非盟载之言，以阙君德，而执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惧。不然，其何劳之敢惮？”（（p 1142）（09280801））（094）
我的粗译：
当蔡侯（蔡景公）前往晋国的时候，郑伯（郑简公）也派了子大叔（游吉）前往楚国。等他走到了汉水边上，楚人就让他回去，说：“宋之盟那回，你们的主上是亲自参加的，现在这回只来了你这位大人，寡君希望大人先回去，我们将通过传车问问晋国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再通知大人。”
子大叔答复说：“宋之盟那回，你们的主上下令要善待我们这些小国，要让我们能安定社稷，镇抚自己的民人，遵循‘礼’的规范以保有上天的赐予。这是主上的政策，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指望。正因为这样，再加上年月不好，寡君才派了‘吉’带着贡品进见主上的下执事。现在主上的执事命令我们：‘你怎么够资格参与政令的决定？你们必须让你们的主上离开自己的岗位，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来满足我们主上的意图。’你们的主上是我们这些小国的指望，敢不唯命是听？可是这并非当初盟书上的要求，会让主上失去对小国的恩德，也对执事不利，我们这些小国害怕产生这样的恶果。要不是为此，难道我们还会害怕旅途上的辛苦吗？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乙未”曰：
杜《注》：“十二月无乙未，日误。”孔《疏》云：“甲寅之后四十二日始得乙未，则甲寅乙未不得同月。《经》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有误，知日误也。”王韬云：“或云当在闰月，然以历法推之，此年岁终不得有闰。”
此时楚国国都在“为郢”（纪南城）。
《襄二十八年传》：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 （100000）之《颐》 （100001），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p 1143）（09280802））（094）
我的粗译：
子大叔（游吉）回到郑国以后，首先复命，然后就告诉首席执政大臣子展说：“楚国的主上活不长了，他不去加强自身的施政、多施恩惠，而是贪图诸侯的财物，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就算想要长久，长久得了吗？《周易》里说到过这种情形，在《复》（100000）之《颐》（100001）那条，说的是，‘迷复，凶’，不就是说的楚国的主上吗！想要实现他的愿望，却放弃了根本，最后就会达到无处可去的状态，这就是所谓‘迷复’，能不‘凶’吗？主上尽管去，为他送了葬再回来，满足楚人的意愿。楚国这下子要不经过几十年，都没有能力再顾及其他诸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民’歇些日子了。”
裨灶则预言说：“今年周王和楚国的主上都会去世，岁星（木星）离开它应在的区位，跑到明年它才应该在的区域，会危害‘鸟’和‘帑’，周和楚会承受这些危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曰：
杜《注》：“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北，祸衝（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曰帑。鹑火、鹑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论岁星过次，梓慎则曰宋、郑饥，裨灶则曰周、楚王死，《传》故备举以示卜占唯人所在。”朱鸟即朱雀，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之总称。鹑火在二十八宿中为柳、星、张三宿，鹑尾为翼宿及轸宿。
“迷复，凶”是《复》卦“上六”的爻辞，“上六”爻辞的全文为：“迷复，凶，有災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上面游吉（子大叔）后面的话就是对爻辞后半段的发挥。
注意，当时并没有进行占筮，只是游吉（子大叔）认为楚康王的状况符合《复》之《颐》卦象代表的模式，所以用相关的爻辞来预言楚康王和楚国的命运。下面则是占筮卦象《复》之《颐》的示意图：
《襄二十八年传》：
九月，郑-游吉如晋，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外仆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无乃不可乎？”子产曰：“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焉用坛？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菑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小适大有五恶：说其罪戾，请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职贡，从其时命。不然，则重其币帛，以贺其福而吊其凶，皆小国之祸也，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所以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p 1144）（09280803））（094）
我的粗译：
这年九月，郑国的游吉（子大叔）前往晋国，通报将会去朝见楚国以履行宋之盟的约定。
随后，子产辅佐郑伯（郑简公）郑简公到了楚国。但在准备楚方慰劳的仪式时，子产竟没有下令筑坛。
应该负责筑坛的外仆就问说：“过去我的先大夫曾经辅佐先君去过四个诸侯国，从来都是要筑坛的。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现在大人下令不用清除野草，是不是有问题啊？”
子产告诉他：“大国到小国那里，就会筑坛。小国到大国那里，马马虎虎搞一下就行，筑什么坛？‘侨’听说，大国到小国那里有五美：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小国的错误，救济小国的灾害，勉励小国依法办事，指出小国的不足之处。这样小国更加平安，就会倾心服膺于大国。所以才要筑坛显扬功德，昭告后人，让他们不可忽视了德义。可要是小国到大国那里，就会有五恶：免除大国的罪过，掩饰大国的不足，推行大国的政策，完成对大国的劳役和贡献，还要满足大国的各种额外要求。要不能满足，大国就会增加小国对大国贡献的数额，无论有喜事或有丧事，大国都会要求小国额外贡献。这都是小国的灾祸，为什么要筑坛宣扬我们的灾祸？只要告诉给子孙就行了，用不着宣扬我们的灾祸。”
一些补充：
上面郑国本来已派了子大叔（游吉）前往楚国朝见，但楚国不满意，要求郑国的国君亲自去朝见。结果郑国还是拗不过楚国，只好让子产带着郑简公再前往楚国一趟，旅途劳顿不算，显然又得献上一批贡品。子产憋了一肚子的火，就在这里发泄出来，称之为“小国之祸”，可见郑国有多么肉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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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八年传》：
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如楚。公过郑，郑伯不在。伯有迋劳于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无戾于郑，郑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郑人不讨，必受其辜，济泽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敬可弃乎？”（（p 1151）（09281201））（098、094）
及汉，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叔孙穆子曰：“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荣成伯曰：“远图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xū)曰：“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民，待其立君而为之备。”宋公遂反。（（p 1152）（09281202））（094）
我的粗译：
因为有宋之盟的约定，我们的主上和宋公（宋平公）、陈侯（陈哀公）、郑伯（郑简公）、许男（许悼公）都前往楚国朝见。我们主上经过郑国，郑伯（郑简公）不在，郑国的卿伯有前往黄崖慰劳我们主上，但在慰劳仪式中表现得不够“敬”。于是穆叔（叔孙豹）评论说：“要是这个伯有不受到郑国的惩处，郑国本身必然会有大灾难。‘敬’是‘民’的主心骨，伯有竟然放弃这种态度，怎么能保有家族的传承？郑人要是不追究他，自身也会受牵连。济泽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诸宗室，季兰尸之，就说的是要‘敬’，‘敬’能是想不要就不要的吗？”
到了汉水边上，楚康王去世了。主上想要回来。但叔仲昭伯就说：“我楚国之为，岂为一人？行也！”他是说：我们是为楚国来的，不是为了哪一个人，当然要继续前进！子服惠伯则说：“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饥寒之不恤，谁遑其后？不如姑归也。”这是说：君子才考虑长远，小人只管眼前的事，吃不饱穿不暖，谁还管得上以后的事？不如先回去再说。
而叔孙穆子（叔孙豹，穆叔）评论说：“叔仲子专之矣，子服子，始学者也。”这是说：叔仲子（叔仲昭伯）是想得很深远的，至于子服子（子服惠伯），还只是个初学者。荣成伯（荣驾鵞）则评论说：“远图者，忠也。（考虑长远的，才是忠。）”
主上于是继续前行。
宋国的向戌却说：“我一人之为，非为楚也。饥寒之不恤，谁能恤楚？姑归而息，待其立君而为之备。（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人来的，不是为了楚国，既然自家吃不饱穿不暖都顾不上，谁还顾得上楚国。我们先回去安定我们的“民”，等他们立了新君再想办法对付吧。）”
结果宋公（宋平公）就回去了。
一些补充：
此时的楚国国都应该在“为郢”，即今“纪南城”楚国故城遗址（东经112.18，北纬30.42），离汉水还有一段距离。
“黄崖”（杨注：据《水经注》杨守敬《疏》，黄崖在今新郑县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72，北纬34.45（新村镇望京楼南，黄水河北岸，古黄水之滨高地）。
杨伯峻先生于此注曰：“《鲁语下》亦载此，叙昭伯之言甚详，且有不同。”下面两段就是《魯語下》4：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眾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于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吊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茍羋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于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御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既不獲窺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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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八年传》：
楚-屈建卒。赵文子丧之如同盟，礼也。（（p 1152）（09281301））（094）
我的粗译：
楚国的屈建去世了。赵文子（赵武）像对待同盟诸侯那样为他服丧，这是合于“礼”的。
一些补充：
屈建和赵武是在晋、楚弭兵之盟上共同盟誓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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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九年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p 1153）（09290001））（094）
《襄二十九年传》：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p 1154）（09290101））（087、094）
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p 1154）（09290102））（094）
我的粗译：
我们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主上在楚国，《春秋经》这样写是在解释为何主上没有朝正于庙。
楚人让我们的主上亲自为死去的楚康王进献衣服，主上很烦恼，这时穆叔（叔孙豹）建议说：“祓殡而襚，则布币也。”叔孙豹的意思是：在为楚康王进献衣服之前，先对棺材做一个扫除不祥的仪式，进献衣服这一行为就变成只是陈列礼品的行为而已了。
于是在我们的主上为楚康王进献衣服之前，就先由巫者用桃枝和笤帚对棺材做了一个扫除不祥的仪式。楚人当时没想起来阻止，但很快就后悔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有注曰：
诸侯于每月朔日，必以特羊告于庙，谓之告朔，《论语八佾》所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文六年《传》“闰月不告朔，非礼也”是也。告朔之后，仍在太庙听治一月之政事，谓之视朔，亦谓之听朔。文十六年《传》“公四不视朔”、《礼记玉藻》“诸侯皮弁听朔于太庙”是也。杜《注》云，“视朔，亲告朔也。”混告朔、视朔为一，实误。
诸侯每月初一至祖庙，杀羊致祭，然后回朝听政。前者谓之告朔、视朔或听朔，后者谓之朝庙、朝享或朝正。告朔之礼大。但春秋中期以后，天子、诸侯均不亲临，仅杀羊而已，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论语八佾》）。此不言告朔，而言朝正，或者鲁此时已不告朔矣。”
襚音遂，为死者穿衣。含、襚、賵、临为诸侯使臣吊邻国之丧之礼，详《礼记杂记上》。此时鲁公至楚，楚人竟欲鲁公亲为之。《礼记檀弓下》亦载此事，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云云，郑《注》：“欲使襄公衣之”，则襚即袭。但鲁襄公去年十二月往楚，及汉，楚康王卒。据下文祓殡，则康王已大敛而停柩矣。殡后致襚，亦见《杂记上》，将送死者之衣服置于柩东。甚至有死已十年而后致襚者，文九年《传》“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是也，则仅受之而已。
以桃棒与笤帚先在柩上扫除不祥。茢音列，笤帚也。据《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则桃茢祓殡，乃君临臣丧之礼。
《礼记檀弓下第四》：“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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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三十年经》：
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災故。（（p 1169）（09300009））（094）
《襄三十年传》：
为宋災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蠆、宋-向戌(xū)、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chán)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p 1179）（09301201））（094）
我的粗译：
下一年，因为宋国发生了火灾，各家诸侯的大夫约定要举行集会，商量送些财物给宋国。这年冬十月，我国的叔孙豹和晋国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蠆、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在澶渊举行了约定的集会。但集会完了以后竟没能送给宋国任何财物，所以《春秋经》上就没写这些人的名字。
一些补充：
“澶渊”（杨注：此澶渊仍是濮阳县西北之澶渊，见二十年《经注》。《后汉书郡国志》谓沛国-杼秋有澶渊聚，刘昭《注》引此年之文，盖误以此澶渊为宋地。澶渊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北。姚鼐《补注》谓“此故卫地，是时已为晋取”。），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9，北纬35.8（濮阳市华龙区西部，当时或临黄河渡口，似在河西）。
《襄三十年传》：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zhì)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災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p 1179）（09301202））（094）
我的粗译：
贵族们都说：“‘信’是不能不慎重对待的！澶渊之会，那些卿都没能写上名字，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身为诸侯之上卿，一次集会‘不信’，荣誉和名字都没有了，所以‘不信’就是那种决不能干的事。《诗》里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就是因为‘信’。《诗》里又说‘淑慎尔止，无载尔伪’，就是说的‘不信’。”
《春秋经》上写“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災故”，是在批评他们。而《春秋经》上没写上我们鲁国的大夫，则是为了避讳。
一些补充：
这里所谓“宠、名皆弃”的“宠”，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指那些大夫的“氏”。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出自《大雅文王之什文王首章》：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69））
“淑慎尔止，无载尔伪”杜预以为“逸诗也”，但或认为出自《大雅荡之什抑八章》：
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彼童而角，实虹小子。（《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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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三十一年传》：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晋君将失政矣，若不树焉，使早备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未足与也，鲁其惧哉！”孝伯曰：“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与季孙语晋故，季孙不从。及赵文子卒，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会。（（p 1183）（09310101））（094）
我的粗译：
转过年来，到我们襄公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叔孙豹）从那次集会上回来，马上去见孟孝伯（仲孙羯），建议说：“看来赵孟（赵武）很快就会死掉。他说出的话只顾眼前，不像是‘民’的主宰。还有，他还不到五十岁，就唠唠叨叨的像八、九十的人，这也是活不长了的样子。要是赵孟死了，接替他在晋国执政应该是韩子（韩宣子，韩起）吧！大人何不跟季孙（季孙宿，季武子）商量商量，先为我们找好支持者，韩子是君子，靠得住。晋国的国君越来越没权，我们要不早点找好支持者，让支持者事先为我们鲁国做工作，到时候大权在各家大夫那里，韩子又懦弱，大夫们都很贪心，拼命压榨我们，齐国和楚国又都靠不住，我们鲁国不就危险了吗！”
可孝伯（仲孙羯）却说：“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这话的大意是：反正人只能活这么点时间，哪管得了长远，早上都管不了晚上的事，还找什么支持。穆叔（叔孙豹）只好出来了。于是告诉旁人说：“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这话的大意是：孟孙（仲孙羯）也活不长了，我告诉他赵孟（赵武）有些只顾眼前，可他更是只管眼皮子底下那点事。
叔孙豹又去和季孙（季孙宿，季武子）提起晋国的状况，季孙也不理他。
等到赵文子（赵武，赵孟）去世，晋国的公室更加衰落，大权掌握在势力大的家族手中。首席执政大臣是韩宣子（韩起，韩子），但他顾不上安抚所属的诸侯。而我们鲁国已经受不了晋国各方面的索求，又有很多人借机说我们的坏话，后来就有了在平丘之会上，继承这位季孙的他的儿子被晋人扣押那件事。
一些补充：
平丘之会在十三年后，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二九年，晋昭公三年，在这次集会上，此时季孙（季孙宿，季武子）的儿子，下一位季孙（季孙意如，季平子）被晋人扣押，过了半年左右才被释放。
“平丘”（杨注：据《太平寰宇记》，平丘在今河南-封丘县东四十里，即长垣县南五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64，北纬34.96（黄陵镇平街村）。
“谆谆”（zhūn zhūn）是后来一系列成语“谆谆教导”（zhūn zhūn jiào dǎo）、“谆谆嘱咐”（zhūn zhūn zhǔ fù）、“谆谆善诱”（zhūn zhūn shàn yòu）、“谆谆告诫”（zhūn zhūn gào jiè）、“谆谆不倦”（zhūn zhūn bù juàn）的主要部分，这些成语中的“谆谆”和这里的“谆谆”都是形容老人反复叮咛的样子，但这里对这种样子不以为然，却是后世所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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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三十一年传》：
郑-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适晋告，礼也。（（p 1189）（09310701））（094）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迋(wàng往)劳于棐(fěi)林，如聘礼而以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zhuó)。’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p 1190）（09311001））（111、094）
我的粗译：
郑国的子皮派了印段前往楚国，通报楚国：郑国将前往晋国朝见。这合于“礼”的规范。
这年十二月，北宫文子辅佐卫襄公前往楚国，也是要履行宋之盟的约定。经过郑国的时候，印段前往棐林慰劳他们，采用聘礼的仪式但改成慰劳的词。文子（北宫文子）算是入聘的来宾，郑国方面子羽担任行人，而由冯简子和子大叔迎客。完成仪式回来后，北宫文子就对卫侯（卫襄公）说起：“郑国有礼，恐怕会让他们几代人都得到好处，当然总会有大国来问罪，但《诗》里说过：‘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执政要能有‘礼’，就像大热天能够洗澡，洗澡避了暑，就没啥可担心的了。”
一些补充：
上面那两句《诗》出自《大雅荡之什桑柔五章》：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高亨先生注曰：
热，似是艜（dài带）、（qì契）的声转。《方言九》：“艇长而薄者谓之艜。”《广雅释水》：“艜、，舟也。”执热，犹言操舟。
逝，犹斯也。濯，似借为櫂，摇船的长桨。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39））
如此，则“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濯以救热”和天热洗澡完全不沾边，不过我觉得北宫文子也和我一样，是直接从字面上理解的，也是把热解为天热，把濯解为洗澡了。当然反正是断章取义，各解各的，怎么解怎么有理，没什么太大关系。
而如果按高先生的解说，北宫文子也可能说的是：船上有棹，棹能“救”船，就不必担心了。但这样的解法我觉得似乎不如上面的解直接，“救”字也有点突兀。
“棐林”（杨注：杜《注》：“棐，郑地。”当即宣元年及襄三十一年《传》之棐林，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二十五里。《方舆纪要》谓棐林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二十五里。然襄三十一年《传》谓卫襄公如楚，“过郑，印段迋劳于棐林”，则棐林宜在新郑北三、四十里处。#北林，郑地，当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南，新郑县之北。#北林即棐，当在今新郑县北约四十里。又见宣元年《传》并《注》。#棐林即北林，今新郑县北约四十里，亦单称棐。），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6（新郑县北约四十里）。
《昭元年传》：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会于虢(guó)，寻宋之盟也。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于诸侯，犹诈晋而驾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pí疲)，民无谤讟(bàng dú)，诸侯无怨，天无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午也是惧，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赐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驾于晋也。今武犹是心也，楚又行僭(tiě)，非所害也。武将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譬(pì)如农夫，是穮(biāo)是蓘(gǔn)。虽有饥馑(jǐn)，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tiě)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晋人许之。（（p 1201）（10010102））（094）
我的粗译：
到我们昭公元年正月乙未那天（杨注：乙未，十五日。），楚国的令尹子围进入郑国迎娶了郑国-公孙段家的女儿，然后前往虢，与各家诸侯盟会，重申宋之盟的盟约。晋国的大夫祁午就对本国的中军元帅赵文子（赵武）说：
“当初宋之盟的时候，楚人压了我们晋人一头。现在楚国的令尹又是出名的不讲信义，各家诸侯都很清楚。大人要是不小心，就怕又和宋之盟那回一样。子木（屈建）以‘信’见称于诸侯，上回还讹诈我们，压了我们一头，怎么能指望现在这个出名不讲信义的人呢？楚人要是两次都压我们一头，那就是我们晋国的耻辱。大人当上晋国的执政，成为诸侯的盟主，到今天已经七年了，两次召集各家诸侯盟会，三次召集各国的大夫盟会，征服了齐国和狄人，安定了东夏，平息了秦国挑起的战乱，筑成了淳于城，全军一直不得休息，但全国并没感到疲累，‘民’没有太多的不满，诸侯也没有太大的怨言，上天更没有降下可怕的灾难，这都是大人的功劳。现在大人已经有了好名声，别到最后把这名声坏了，‘午’很为大人担心，大人一定得小心。”
文子（赵武）回答说：“大人赐教，‘武’非常感谢。不过要说宋之盟，当时是子木（屈建）有祸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所以不怕楚人压我们一头。现在‘武’还是那个心，就算楚人再来讹诈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武’只管信以为本，循而行之。就像农夫那样，只管除草培土。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而且我还听说，能坚持‘信’就不会低人一头，只是我还做不到一直坚持‘信’。《诗》里也说，‘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说的就是要有‘信’。如果能成为别人的‘则’，就不会低人一头。所以我只担心自己不能一直坚持‘信’，不担心楚人闹什么名堂。”（桥：这一段赵武自称名，而对屈建则称其字“子木”，这是当时人的礼貌。）
晋、楚两边都不想让对方歃血时在第一位，于是楚国的令尹子围提议不歃血，只献祭牺牲，然后把保存的上次的盟书拿出来，抄一份，重读一遍，再把新抄的盟书放到牺牲上面，就此结束仪式，晋人同意了。
一些补充：
当时“僭(tiě)”是“信”的反义词。
“虢”杨伯峻先生有很多处注：
虢指东虢，制当为其属地。《国语郑语》云：“虢叔恃势。”势谓地势险阻。韦昭以东虢为虢仲所封。虢叔者，又虢仲之后。胡玉缙《许庼学林虢仲虢叔封国考》曾申明此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云“郑桓公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此盖据《竹书纪年》，虢叔之死亦在此年。
虢，西虢国，故城在今河南省-陕县境。上《传》“虢叔死焉”（东虢），孔《疏》：“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于是东虢已灭，故西虢不称西。”
《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十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公命瑕公吕甥邑于虢都。”与《左传》有异。王夫之《稗疏》曰：“灭者，必其国也。虢有三，荥泽之虢亭，东虢也；下阳在平陆县-大阳之南，滨河之北，北虢也；陕州之上阳，南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为其故都，逼近于虞，后或渡河南迁，而宗庙社稷故在下阳。晋后再举伐虢，取南虢耳。”然据《竹书纪年》诸书，晋灭虢，似仅此一举，而《左传》则谓此后虢尚有败戎之役，僖五年晋再举而后全部吞并之。王夫之此说可与前引雷学淇说并观，而较圆通，其所谓“北虢”“南虢”即隐元年《传注》之“西虢”。《年表》及《晋世家》俱用《左传》。
虢仲、虢叔为王季（即季历）之子，季历为后稷第十三代孙，为昭，则虢仲、虢叔为穆，故云“王季之穆”。据隐元年《传》“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之语，则虢叔为东虢，此被伐之虢为西虢，盖虢仲之后代。一九五七年曾于河南省-陕县-上村岭发现虢国墓葬三，其中一大墓有铜器一百余件，如虢季子鼎、虢文公子 [左乍右攵]叔妃鼎、虢大子元徒戈等。盖皆东虢初期之物，详《上村岭虢国墓地》。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谓“虢仲之虢乃东虢，其分枝为北虢。西虢，金文称 [左享右成]虢，有 [左享右成]虢仲 簋，出土于凤翔可证。北虢，金文称虢季氏，如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组壶，其证也。”
若据《水经河水注》四赵一清说，虢有四，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则不止两虢矣。雷学淇《介菴经说》卷七且言有五虢。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虢叔簠释文》云：“仲后亦有虢叔，见《左》隐元年《传》及《郑语》。叔后又有虢叔，见庄公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又详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卷一。
虢为东虢，周文王弟虢叔所封，后为郑所灭，平王即以其地与郑。故城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古荥镇。
考虑以上杨先生的注，我估计此处“虢”的位置为：东经113.45，北纬34.88（广武镇南城村东南平陶故城，有遗址，南北约900米，东西约700米）。
“淳于”（杨注：州，姜姓国，都淳于，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之淳于城。传世古器有淳 于公戈、淳 不叔卣，或谓淳 于、淳 皆州国。西周-康王时有周公簋 ，铭文有云“舍邢侯服，锡臣三品：州人、 [每-母+東]人、郭人”，此州人未审即此州否？若是，则州本封在西周畿内矣。#淳于公即州公，国名州，都淳于，淳于在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三十里，以都名代国名，古本有此例。#据昭元年《传》并杜《注》，杞迁都淳于，故城之。淳于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三十余里。#杜《注》：“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迁都。”淳于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三十余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9.03，北纬36.58（后为杞都缘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