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红四七大 A -- 史文恭

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国外的反动势力和国内的分裂势力，

彭和贺其实都是倒在后者上。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发展，而用什么办法求发展，发展之后又如何保住胜利果实则引出了和刘的矛盾。

这么说来朱元璋也挺宽厚，那个时代男人平均寿命才30多，不害死徐达徐达也活不了几年。

应该是刘青山、张子善。

忙总的帖子，我以前也遇到过东北来杭州工作的人，提起之前那段经历和忙总说的差不多，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算啥呢？

粉碎四人帮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当时邓小平已经被留党察看了。这个帐算不到邓头上吧？

熊向晖之女回忆：

江青为自己政治上的野心，一方面要挑战华国锋的权威，一方面要开除邓小平党籍，这是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

周公去世的时候，江青向遗体告别时没有脱帽，究竟是她缺少最基本的家教，还是故意表示自己的傲慢呢？这对每个尊敬周公的人，无疑是一种羞辱。如果周公能多活几年，收拾残局的话，恐怕江青的结局也不会如此凄惨。

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中，是这样写的：当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她没有脱帽，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被电视摄像机捕捉住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道:“打死她!”

另外，如果没有江青的话，估计主席还能多活几年：

大约从1973年起，江青若要与毛泽东谈话，必须说明理由，在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才能进人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拒见过她一次。

　　毛泽东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毛泽东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认江青有解释他自己意见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1975年间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你也不体谅”。

以前看着看那，还觉得镕儿很厉害，懂经济。

有个高中同学，媳妇就是东北的，丈人家全家下岗，对镕儿是破口大骂，讲了很多类似的事儿。

后来看忙总的文章，那时候的针对国企弊病的国企改革，是感冒了用化疗手段，跟水浒中的金莲对大郎，没什么区别。

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真实的权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80年11月20日审讯江青，那时华国锋已经接近下台了。对江青的审判，就是邓幕后主导的

http://cul.sohu.com/20110831/n317903916_4.shtml

按照对江青的罪行审判同一标准，邓小平搞的反右扩大化影响55万人，多少人因此而死？当然也应该判刑，己所不欲岂能施于人？

江青参加周的葬礼不脱帽，我看不出违背了哪条中国的礼仪。中国自古峨冠博带，但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葬礼需要脱帽。相反重礼是披麻戴孝，在头上戴上一个孝帽。脱帽致意本来是军礼， 是男人之间的礼节。 西方葬礼，女士戴帽是普遍现象。

增改：下面的野狼网友直接给出了照片，江青没有戴帽子参加周总理的葬礼，所谓不脱帽侮辱云云，纯属别有用心的谣言。

下图是撒切尔夫人葬礼上的照片，一个女士带着帽子。

http://image.so.com/v?ie=utf-8&q=%E8%A5%BF%E6%96%B9%E8%91%AC%E7%A4%BC&src=tab_ee&fromurl=http%3A%2F%2Fnews.yzdsb.com.cn%2Fsystem%2F2013%2F04%2F18%2F012642478_08.shtml#multiple=0&dataindex=7&id=50b1f6fe3b6e2c1e90ede38bed67aaaf

在西方礼节未被中国普遍采用的中国，有多少人真的会因此愤怒？ 何况西方女士根本不脱帽。

我无意给历史人物翻案，基本事实是大家都有错，上位者如何对待政治失败者，体现了这个人的良心和自信。

我本来不是邓黑， 一般还坚持64开，最近被如潮的谀词恶心了，彻底转型了。

我看不出邓的良心和自信。

中国传统美德，老祖宗传下来得

假设改开后每年自杀人数30万的话，那么文革期间这个数字也不会差多少。

您要比的话，也得拿文革自杀的几百万再加上“那百把个名人”一起，和改开的几百万自杀比，才算是公平，否则别人会以为文革期间自杀的只有“那百把个名人”。这种对比有刻意将“名人”与“老百姓”对立起来的嫌疑。

他的成长与成就背后，是一整套训练团队和后勤保障团队的默默奉献，无数人的期望、心血与命运都投注在他身上。对他的爱护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情调或者社会双重标准，而是对国家资源（尤其是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的珍惜和重视。

就如同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仅是文革还包括改开前期），设备比人命重要，或者资金比人命重要的事情比比皆是。那些为了设备和资金而甘愿牺牲自己的崇高的人，潜意识里并不是认为自己的生命不重要，而是认为这些设备和资金上承载的国家资源更重于生命。这既是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贫穷落后国家的最大悲哀和无奈。

我之所以痛惜他们的死，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名人，还因为他们身上所承载的那些国家资源以及他们所能回馈给国家的巨大财富，尤其是放在那个贫乏的年代更是如此。说的庸俗一些，老舍和荣国团这样的伟大作家和伟大运动员，放到今天可以创造多少GDP，看看莫言和姚明就知道了。

名人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也是命；人命重于天，老百姓的命一样重于天，这样的口号当然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是再豪迈和再正确的理念也得有物质手段的支撑。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无奈与心酸一次次地拷问和煎熬着文革和改开前二十年的中国人。

当年我们必须区别对待vip和普通人的生命，是一种国家资源饱含苦衷的倾斜，也是对于特定时代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但从正面意义上来看，正是这种艰难取舍奠定了今后的发展基础，和支撑普通老百姓生命价值的底气。

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是中国人回归人命大于天信仰的最佳注脚，我们终于可以“财大气粗”地不用再顾忌利比亚的数十亿美元资产，而毫不犹豫地选择三万国人的人身安全。

我说一句，我就是铁岭人，你说的有点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