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更社会主义 -- 本嘉明

本来给自己定的规矩，莫谈国事，而且奥运会又那么好看，所以这一篇，我根本没打算放在《茗谈》系列里。现在看来，可以多讲几句，解释给大家。

“更社会主义”的意思，一是建立一个坚强的中部地区；二是呼应人民在过去几年里表达出来的对原汁原味社会主义的支持和向往，满足大家一点。

（一）

二战中的三大“快国”，是德，苏，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告失败，战略上和资源禀赋上有重大缺陷，同时从技术上讲，德国也没有费心建设一个坚强的中部地区，一旦两面受敌，就力不从心。德国是以攻为守，等于是一个武士只配重剑而舍弃盾牌。如果在本土中部地区有坚盾般的国防工事体系，即便陷入两线作战，至少可以多支撑一段时间。

中国原来的“三线”概念，是面对苏，美的威胁，以东部和北部为一线，以中原为二线，以西南为三线。但今天印度的烈火导弹射程已达5000公里，加上美印走近，原来的“三线”恐怕也会变成前线。所以在和平时期，建设一个坚强的中部地区，这样不管强敌自东而来还是自西而来，都只能伤及中国的一部分国土，敌兵锋止于中部地区，中国就能战略反击。

既然中国真正的战略支撑带，就是中部地区，那么，在国力允许，内需不足的时候，适当搞一些“华中要塞化”，是可行的。

所谓“华中要塞化”，是对“城镇化”的补充，在中国中部（不是狭义的“华中”概念），主要从国防角度而非经济角度出发，系统地规划一大批土木工程，在交通，通信，储藏，军工生产，核心技术研究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建立一批核心支撑项目，寓军于民。

“华中要塞化”的关键，不是洒钱，而是赢得当地民心。既然当地的人民需要一种“更社会主义”的，比较慢节奏轻压力的生活形态，那就不妨顺应民意，给大家定做一个嘛。

在这种生活形态下，大家的工资普遍不太高，但生活压力小，社会保障比较完善（医院不如东部的水平高，但比一般发达国家也未必差），对未来生活不担心。由于当地的工资水平不高，东部的企业也乐意来办厂办企业，或通过远程通信技术，把服务业“外包”到这里来。这其实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二）

中国目前最大的隐患，是金融恶化，体现在“城投债”模式无以为继（“城投债”本身就是庞氏局），（生产企业贷款）企业联保的全面覆灭，私人房贷（按揭）的负资产化，这三个主要方面。

房价大跌带来的（民间房奴）负资产化，会引起社会动荡，也会引发前2条的连锁反应。但反过来说，内地城市的房价（包括租金）普跌，对于“更社会主义”化，是有利的。

那么这个燃眉之急，可以怎么处理呢？

我的建议，是“部曲制度”。东汉末年乱世，农民不能自保，只能投靠大族，成为大族的附庸，纳粮当兵，负担是更重了，至少还能苟全性命。

现在，可以在少数城市试点，建立国有的“第二城建公司”，由私人房主自愿参加，参加者称为“股东”，其投资即交出的某套投资房房产证，这套房并不估算市价，所以你投资多少，是随时波动的。

加入后，由原房主为主，“第二城建公司”为辅，努力把这套房子出租，获得房租。房客把月租直接付给“第二城建公司”账户，其中2/3，由公司扣掉一些管理费后，转银行继续还按揭；1/3交给原房主。如果房子租不掉，由“第二城建公司”最终接手，但租金多少，就由公司说了算，房主如不同意，就退出“第二城建公司”。

加入“第二城建公司”，等于“自由农”成为“部曲”，失去在市场上自由活动（随时卖房）的权利，其好处，是银行不能再催逼你，你每月能还多少按揭就还多少，剩余积欠，向后累积。这样理论上利滚利，将来要还得更多，但一来目前可渡难关；二来将来房价回升，可以卖掉标的物，清债；三来政府随时可能指示“第二城建公司”，代为清欠部分，以解民困。

这样一来，放贷银行虽然每月收款额大减，但还款始终在进行中，政策规定，此类按揭不计入坏账，不必收房拍卖，银行领导也没有责任。私人房主被迫依附于国营公司，但可以渡过难关。当地市政府以公权力强制银行不得收回贷款，同时由“第二城建公司”向各“股东”收得的管理费，转付给银行，等于是市政府向银行贷了一笔巨款，逐月只付利息不还本金。

这个局面下，所有的问题都向后推，看来是“锯箭杆”，但总比苦无对策要好。当然，市政府敢于“借款”的规模是有限的，也就是私人房主参加“第二城建公司”的名额是有限的，早参加早受益，晚参加提高管理费，再晚就木得门票了。

“第二城建公司”的收入，并非来自于收管理费，而是有资格承接市政工程，从中赢利。市区固然扩张过度，鬼街森森，但必要的市政维护项目，总还是有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此时，市政府把原来积欠的城建工程款晾在一边，优先支付“第二城建公司”的现有项目工程款，这样固然对不起原来的一大拨工程老板，但宁可辜负10人，好过对“第二城建公司”的5000个“股东”见死不救，而且“城投债”也容易续一条命。这时候中央再下来几个“要塞工程”，把当地企业盘活一下，就业维持住，下面的日子就好过一些了。

但这只是救急，长远讲，必须给中部地区一些大的机会。这其中的一个，可以是鼓励东部发达地区，把一部分市政工作，如计收市政税费（水电煤气，收税等），其账目处理外包给特定的“对口城市”。比如上海，可以把大量的“后台办公室”的作业，包括海关，港务，市政等，“协作”给马鞍山市政府，马鞍山市在当地增聘大量公务员，按当地待遇，由上海市政府支付财政帐。这样，上海可以节省大量公务员的人头费，退休福利和办公空间；而马鞍山市新增大量绿色就业机会。这里吃亏的是上海本地人，本来混个公务员，也没多少事体要做，蛮好的，现在只好回家啃老，反正如今能当上公务员的小年轻，家里多少有点小花头，有一两套投资房或拆迁房，基本是肯定的。不想啃老的话，自己创业呗，上海总比马鞍山市的机会多些吧？

“两房”鼓励不合资格者买房，是助长了危机。“二建”是在危机爆发后，出来收拾残局的机构，两者有什么联系？

中国的房价下跌，本质上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同实物商品短缺引发的危机（比如歉收）不同，特点是一旦在初期抑制不住，会以指数级别迅速恶化。而初期抑制不住的原因，就是市场里的多方，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已经没有弹药灭火；有筹码的政府（可以以资金救市，强制关闭交易所，甚至军管），由于官僚的畏缩迟钝和政治博弈，而无法及时正确应对。2008年危机，世界的一大好运，是保尔森作为职业金融家，及时当上了财长，他既懂行也有行政资源（总统的信任）。

所以中国内地三线城市的房价一跌，站在第一线的市长们是清楚的，但手里没有弹药，要等省或中央的文件。“二建”预先成立，就是预置一个“尚方宝剑”的期权，一旦局势恶化到触及红线，自动兑现，市长就上电视，说大家安啦，空包弹空包弹，大家明天一早去“二建”登记，嘛事没有了。大家一听，就以为政府管起来了，一多半人就放心了，肯定不上街了。

参加“二建”的房主，就自动把弹药提供给了市长，因为这部分房子不会恐惧性抛售，不会进一步压垮房价。而且将来何时分批投入市场（松绑），走出有利于维持房价的节奏，那由公司说了算。

97金融风暴后，香港有大批“负翁”（负资产持有人，再继续供房贷并不划算），其中相当多的人同银行再签供款协议，维持低强度供款。银行也没办法，再逼你，你断供银行更麻烦。“二建”等于是把愿意保房子的“负翁”们集中起来，由“二建”的律师团出面，再去“团购”新供款协议，从而尽可能捍卫了业主（弱势方）的利益，平稳了社会局势。

这一步，同王岐山的法宝一样，是“以治标赢得治本的时间”。治本，就是一旦房价全面公开下行，北京先放任市场炒房资金向一线城市集中避险（从而维持一线房价），而中央政府的筹码，则专注于中部地区，把东部发达地区很多繁忙城市的市政管理作业，通过无纸化+远程通信，转移给人力成本低的中部对口城市。美国的做法，就是外包给班加罗尔的印度客服公司，但中国的商户诚信度低，敏感资料不能交给民间企业处理，只能由央企的子公司或对口内陆市政府承办。这样，既削减了发达地区的行政成本，也给中部提供大量就业。就业稳定了，就敢买房，刚需总还是有的。这样，恐慌性抛售被“二建”束缚，需求又逐步涌现，内地的房价就有希望稳住。而且既然市政作业可以异地完成，上海大企业的文书作业也可以外包，这就带领了商业潮流。

另一个可以施惠于中部的政策，就是优先在中部批准试点“三铁”，鼓励在中部地区，以西安/长沙等地为节点，建立南北走向，互相衔接的“三铁网”，从而带动经济和沿线地价。

放任不负责任的投机， 和保护不负责任的投机者， 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只不过损益对象不同罢了。

二建的办法是保尔森的思路， 护着脓疱不让挤。老保与其说“拯救”了美国经济，不如说把危机转稼给未来。 对美国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美国的经济是金融本位经济， 头就是手，手就是头，你就没法壮士断腕了。 对美国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最高形式的危机， 不能拖就只能爆， 因为已经没有更高的化解形式了。

而中国不一样， 因为金融不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即使金融出问题， 那也不过是十轮大卡车爆了一个胎而已， 重新配置一下载荷， 开慢点， 照样往前走。但是必须砍掉捅破车肽的黑手， 不然还得爆第二个肽。

作为列举内容的一条补充？

F大师现在连房都买不起，有什么资格扯什么房事?

华人一多白人搬走很正常，生活方式不一样。

华人扎推的地方，房价都是越推越高，白人高价把房子一卖，到郊外住去了。温哥华的列治文，多伦多的士嘉堡，万锦都是这样的故事。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不是房主付不起房贷，而是地产商卖不出房子，银行依托土地（及房产）的抵押品，资不抵债。

中国的老百姓，一般还是量入为出的，在买房的时候，都考虑了还贷的压力问题。在限购政策下，炒房团只是少数个案。

真正的问题，在于地方ZF、地产商和银行的利益勾结。地方ZF高价卖地，让地产商高价买地托市，勾结银行给地产商大量放贷。恶性循环之下，房价涨到普通民众买不起的地步，房价缩量上涨。

中国版房地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银行放贷的抵押物（地产商买下的大量土地和房子），最终砸在了银行的手里。

银行现在是进退两难，银行手里的钱，都变成了土地和房子，压在手里。银行一旦强行变现，则土地和房价大跌，贷款抵押物的价值低于贷款额度，银行面临亏损的局面。

而银行强行挺土地和房价，则一旦有资金从银行流出，则银行面临无钱支付的困境，不得不以荒唐的高利率，从其它银行拆借。

从普通买房者入手解决房地产危机，根本是南辕北辙。

真正的解决办法，一个是减少地方ZF的浪费（压缩三公经费，压缩公务员福利等等，甚至包括一部分人被从体制内抛弃）；第二是控制银行、开发商与地方ZF之间的土地抵押游戏，控制三线以下城市，以土地和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的增长；第三是向银行定向防水，以避免银行的流动性危机；第四是稳定房价不崩盘，一个是控制三线以下城市房价的暴跌，另外就是继续拉升一线、二线的房价，以维持房价升值的信心。

总之，房价问题，最终会以通胀的形式，让全体老百姓买单的。

我在2009年的文章，撒旦版官办经济（二）房价100万一平米不是梦，见链接：

https://www.talkcc.com/article/2618165

房价大跌的原因来自于资金链收紧

但是在资金链收紧之前央行早就会降息降准备金了

然后还会QE

so，考虑了一个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

那位地产经济侨领，能够把白人的房子平价卖给华人，要是白人卖白人，肯定卖不上这么多，这也是他成功的地方。

有些喜闻乐见的东西，不说了，别人很讨厌，华人不在乎。

记得土狼屯，有华人探亲来的爹妈没买健康保险，去翻别人家的垃圾堆捡瓶子，被人家下的浣熊夹子打断了手，最后可是一毛没赔，还丢透了人的。

有空多写好文章。大家都有的赚。

送花成功。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恭喜：你意外获得 16 铢钱。1通宝=16铢

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马云回头估计会被很多人咒骂，尤其是右派。

一月份，存款大减，难道仅仅是搬到了阿里巴巴里面？当然，你可以说是扫黄了，小姐们把银行提空了回家嫁人了，转一圈又会回来。

而那边，没看到加拿大都把投资移民的门关了，不让有钱人出来了吗？这钱，肯定被堵在了国内，烂在了锅里。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能借就借，债留中国，人能跑就跑，把钱都送到国外去了。真有钱的，早就办好移民了，被砍的那5万多个倒霉蛋，谁说人家没有别的护照，没有加拿大护照有毛关系，办个10年多次往返签证，办个公司，照样可以买房子，照样可以办公司。

中国可以反腐可以打黑，抓民企老板，没收他们的钱。而民企老板也可以把钱转到国外，然后买当地银行的理财ETF,然后ETF再把钱转回中国，进行”投资“，这时候，我们看到，贷款大增，存款大减，然后外资ETF大规模投钱到中国，外汇占款。

为啥这样？你们可以没收某个身价上亿老板的所有资产，扣上黑帽子扔到牢里，或者干脆把人弄死，但是，你敢没收花旗，高盛，小摩存在中国银行里面的钱吗？当然不敢。所以，人和钱都跑出去了，也就安全了。

如果和中堂贪的银子，都变成叶子国的宅子了，嘉庆皇上可就没得吃了，要吃洋大人？看看打得过八国联军吗，打不打都不打紧，洋大人不买你的东西了，失业的群众就等着洪教主呢。

我当然同意你对城投债的理解，你说得简单而准确。我们只是在讨论未来的结局。

破裂几乎是一定会来到的。我提的是治标以争取时间的一个“秀”而已。

外链出处

中文翻译：

在武汉，我采访了市长唐良智，其资金和实力会使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相形见绌，自惭形秽。

他在五年时间里为该市的一项重建计划花费2000亿英镑，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武汉这个城市成为一个世界特大城市，给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带来挑战。

单单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同。

仅仅在这一座城市，数以百计的公寓楼、环城公路、桥梁、铁路、一个完整的地铁系统和第二国际机场都在建设之中。

武汉市中心的旧建筑被推翻，以便创造一个高科技商业区。它将包括一座造价为30亿英镑的600多米高的摩天大厦（比伦敦最高楼--碎片大厦高出一倍），是世界上第二或第三高的大楼。

(1)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每隔五天建成一座新的摩天大楼，他们还修建了30多个机场，25个城市的地铁，三座世界上最长的桥梁，超过6000英里的高速铁路线，26000英里高速公路，商用建筑和私人住宅的开发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

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个有可能难倒埃及法老和罗马人的景观重塑。这当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化。但是，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平衡经济的症状，这个经济的增长来源并不是可持续性的。

也许我拍摄的《中国如何愚弄世界？》的电视片想要说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已经显现。加上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紧张表现，可以看出作为始于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第一波是2007-2008年的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崩溃;第二波是欧元区危机） 。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2008年秋季，雷曼兄弟倒闭后，世界贸易突然出现剧烈的收缩。那对中国是灾难性的，因为其增长主要由向西方的出口所带动。当我们的经济破产时，我们停止购买 ------ 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各地的工厂拉闸了。

我在那个时候访问过中国，亲眼目睹可怜的农民工把他们所有的财产打包，包括他们的婴儿，肩扛手提地踏上返乡的路途。这一幕令政府感到震惊，并且威胁要打破执政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隐性契约，那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以换取更富裕的生活。

因此，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我们采访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中国政府发动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4000亿英镑的直接政府开支，并下令国有银行“敞开他们的钱包”，毫无拘束地大肆放款。

借贷风潮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增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计划奏效了。就在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候，中国却迎来一个经济繁荣期，经济增长率迅速回到了已经持续30年的10%。

但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其生命力总是有限的。

(2)有毒投资

这一问题有两种看待方式。

首先，即便是采取巨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之前，中国的投资速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

在经融危机爆发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40%，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约三倍。甚至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还要大，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放缓。

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后，随着刺激措施和所有的建筑项目上马，中国的投资飙升到前所未有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

问题是：当一个大的经济体以这样快的速度进行投资，以催生财富与就业时，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将永远无法产生经济回报，因为这些投资远远超出了理性决策所能产生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成片成片的新建居民楼无人居住，甚至整个城市里的灯都从来没有亮起来，为什么有闪闪发光的高速公路几乎看不到车辆。

但这些大部分的支出和投资之所以是有毒的,是因为它们的资助方式：中国出现借贷膨胀。中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已经达到大约15%。占全国产量的比例从2008年的大约125%增加到目前的200%。

惠誉公司的分析师朱夏莲说：“大多数人知道中国出现了信贷膨胀，但他们不知道其规模。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当时中国银行界的规模是大约10万亿美元，现在其规模已经达到24万亿到25万亿美元。”

她说：“这14万亿到15万亿美元的增长相当于整个美国商业银行界的规模，而美国达到这一规模是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换言之，中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复制了美国的整个商业银行系统。”

更广泛地说，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当经济增长在稍长的周期由债务推动的投资或消费带动时，就会有以下两种结果之一。

如果经济增长泡沫及早破灭，并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放缓，并采取措施重建经济，这样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来产生增长，其后果将是经济增长放缓，但灾难将被避免。

但是，如果贷款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政府宣布经济改革，从理论上讲，将在几年时间里重新平衡经济，让它远离债务推动的投资转向中国人消费拉动的经济。

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著名投资者查尔斯刘向我解释，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从目前的7-8%回落到多远：

他说：“我认为中国可以做的非常好，如果增长的质量转化为更高的附加价值。那么它有可能达到4 %。 ”

此外，查尔斯·刘的4%增长率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它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足够快的速度来满足人们对就业机会和更高生活水平的渴望，它是否快到足以防止普遍的抗议和骚乱。

而如果该借贷及投资的膨胀不能被束缚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不仅会动摇中国，而且会震撼全球的那种崩溃。

中国的问题，阿猫在中国有100万，买了套房子，然后跑到加拿大，拿这房子做抵押，借银行的钱，在叶子国也买了套房子，出租，拿房租换按揭，然后他再跑回中国，拿叶子国这房子做抵押，再买一套房子，再出租用按揭还贷，然后再跑回加拿大，拿新买的房子抵押再借款买房子……如此反复循环100次，他这点本钱，就能买200套房子，只要房租能够支付按揭（现在贷款利息低），他的这个循环就没有问题，如果更狠点，只还利息，本金往下滚动，那么他房租的现金流在利息这么低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支付所有利息的。

两边的银行各放了100套房子的贷款，等于市场上多了这么多钱，阿猫也可以因为房价上升，总资产大大高于自己债务。

但一加息，或者阿猫的房客阿狗赖账不给他房租，没法还了，更有甚者，阿狗被逼急了，鱼死网破，在阿猫的房子里面烧炭自杀，房子成了凶宅，租不出去也卖不掉，银行找阿猫要还债。。。。

杠杆太高了，赚的时候没问题，赔的时候就麻烦了。

人民币贬值赖账？不可能的，贬值会引起资本大量外流，原先直接换人民币存银行就能稳赚升值收益的钱，就要加速外流，这样央行的外汇占款就减少了，然后呢？大规模发行国债，央行自己买作中国版的QE？人民币大贬值，中国自己有钱人就要抢购外汇跑路了，然后，恶性循环。

人民币贬值会不会带来出口的大增？不会的，很多外贸本来根本就是假的，这些钱，人民币一贬就不来了，数字上看，出口反而会大跌，而能靠进口把钱汇出国的，自然尽量把钱弄出去，呵呵，说不定一下子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反而变成逆差了。国际收支恶化，呵呵呵，日本不就是这样的，日元贬值，立马巨额逆差就出来了。

政府不让外汇流出，那么正常的对外贸易就没法作了。

增税？减少公务员待遇？裁减企事业单位人员，小学教师下岗出洪教主，邮递员下岗出李闯，年轻人被从大城市赶走，小城市也没有饭辙，农民被赶回村里，地已经都没有了，怎么生活？不公款吃喝了，大酒店关门，那些服务员，厨子吃什么去？

hullo在磨刀霍霍，笨狼也在磨刀霍霍，龙眼也在磨刀，都等这一天了。其实何必呢，找个凉快地方，当个富贵闲人就好，何必提着脑袋博富贵呢。

记住，大部分人都有饭辙的时候，少数人闹是跳梁小丑，给人看热闹的，而大多数人饭辙成问题，或者过得不如以前的时候，少数人出来闹，就是革命先行者了。

其实当官的早都不着急了，孩子票子都送到国外了，跑出去就行，哪管你中国如何，反倒本大在加拿大替他们抓鸡。。。人家领导知道，操心怎么跑路移民，比操心解决中国的问题容易的多。

re: 单单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同。

...

武汉市中心的旧建筑被推翻，以便创造一个高科技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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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债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者和受益者不匹配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ZF投资学校、道路、医院、绿化设施、地铁等等公共设施，都会使得房价大幅的上涨。

房价的上涨，得益的是公共设施周边的居民，资产大幅升值。比如2006年50万买的房子，今天，变成了300万。ZF公共投资的最大收益者，变成了公共设施周边居民暴涨的资产。

那么，谁来支付公共设施的投资呢？

ZF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公共设施推动ZF手中土地的价值，让后来的买房者为公共设施的投资买单。

但是随着房价的飞涨（北京从2006年开始，普遍性的上涨幅度，7年涨了5倍，2013年一年的涨幅更在30%-60%不等），后来者的购买力越来越弱，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

以北京2013年为例，而ZF卖地收入是1821亿。卖地收入对应的是至少3650亿的新房销售额（按地价款占房屋总价的50%计算）。

而北京2013年是房价最疯狂的一年，房价在一年内暴涨30%以上。在恐慌性心理下，含二手房在内的实际购房额大约在2200亿，其中新房和二手房的比例大致1：1.5。要维持住北京房价的泡沫，2-3年后，不算二手房，光新房的销售额，就需要3650亿。

难道真的有这么多资金来接盘吗？

城市建设，投资收益不匹配的问题，靠房地产这条路，已经是走到了尽头。

其实，地方ZF的新城或鬼城，从长远看，只有坚持住不烂尾，反而是优质的资产。而所谓的老城改造，反而是最大的垃圾资产。

就如同西方国家的郊区化运动，停止在没有收益的老城投资，让老城随着基础设施的老化而没落。在郊区圈一大片的地进行投资，使投资者的收益最大化。

中国其实也应该走同样的道路，在郊区几乎一片平地上建设新城，以降低开发的成本。新城在配套设施上下功夫，以吸引有购买力的居民，到新城买房定居，为新城的建设投资买单。

中国的问题，在于在老城花费了太多的资金，大拆大建后，高昂的建设成本，却找不到买单的。房地产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花（土地、房子）都砸在银行的手里。

靠房产税，很可能收不上来。北京海淀55平米的老房子，价格普遍在250-350万之间。而房主如果是退休工人的话，退休金只有不到3000元一个月。

大规模高标准的城市建设，比大量购买奢侈品，恐怕更加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