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毛泽东 -- ccceee
是在懒得与你说话。
俺都强调几遍了，中国现在的运气太好了，因为真正驱动人类发展的是跨国企业，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太高，需要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市场饱和，必然开拓新的市场，而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最大市场，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么太小，要么自我封闭，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了跨国企业必然的选择。
发达国家必须要通过武力和技术，技术优势你视而不见么，选择性失明，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吧。
文革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只是缓解了问题，等到了全球产业和技术大转移的时代，而邓又抓住了这个机遇，实现了毛的红利，与时代趋势的对接。
人当走下树来，培养出语言，特别是发明了文字，就决定了他是地球上的主人，从自己的狩猎场，到自己的土地，到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都在开拓自己的疆土和视野。目前人类的疆土被圈定在地球上，视野已经突破百亿光年，一方面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作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方面月球、火星，人类努力去突破自身的局限。从智力上讲，目前人类还有足够的潜力去挖掘，从资源上讲，目前人类逐步逼近地球的极限，就看人类是否有足够的理性去协调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利用聪明才智迎来新的突破。从坏的角度，人类自相残杀最终灭亡；从好的角度，人类痛苦挣扎突破地球极限走上新的征途。
所谓终极真理，都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尽我们一粒沙子的本分，乐观这一生中人类的发展就行了。
见笑，见笑。
依赖其优势地位低买高卖，这样的话得利的是美国国内的群众，吃亏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
中国想依赖科技发展国力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要能吸收先进国家经验技术，缩短追赶时间，其二是要能把自己的科技产品卖出去，换来自己需要的粮食等产品，49年之后的中国，上述两条都不具备，发展科技只能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产品也只能自产自销，科技唯一能服务的就是国防部门，前苏联就是这个情况。缺乏和世界经济体系的交流当然难免僵化，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官僚集团与世界进行交流，又会不可避免的腐化和裂化，这些问题不是“高科技”就能够解决的。
困难年之后，61-64年间有过一段“小阳春”，实质是有限放开搞活。不但供应相对充足起来，农村的生活也有改善。但好景不长，“文革”一来，又是十年。
把城市无业青年送到乡下有什么用？在城市无业可就，放到乡下依旧不能突破投资边际效益降低的规律，至多算眼不见为净。改开初期解决就业问题，用的也是放开搞活。可以搞个体了，乡下可以搞乡镇企业发展工业了。允许人们把自己的劳动作为最初的资本积累来源了，允许资本来源多样化了，资本才会逐渐充盈。这是观念和思路的变革。你强调全球化的外在推动因素，但假如坚持改开前那一套而不做思想上的革命性变革，这趟全球化的车我们是赶不上的。
我不会否定老毛的功绩，老共自己给老毛定了个三七开，叫我说，该在二八开以上。但老毛有错误，也不必为尊者讳，更不可刻意文过饰非。我想老人家若在，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他。
国家，因此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一是强调团结，人多力量大，二是强调平均，搞大锅饭，而共产主义核心的资源分配与机会的均等却往往被忽视了，没有了资源与机会上的平等，又缺乏战争时期的自然选择，其结果当然只能是逐级博弈和逆向淘汰。
想想现在的铁矿石自给率，就明白了。
毛最大的错误，是大跃进等一系列错误造成的饥荒，文革反而是拯救了中国。
对于文革，俺一直主张政治上基本否定，学术上基本肯定，因为文革是一个特例，永远也会再来了，但如果学术上也否定了文革，就认识不到真正的病根，历史的逻辑就会断裂，明白了文革是怎么回事，也就明白了中国为什么必须对外开放，所以，俺并不是左派，只是要正本清源，找到一条中国的健全之路。
知青下乡，是打破僵化的必然，因为农民也进城了，大约是下乡知青的二分之一。
资源过于稀缺，帝国主义又封锁，又恐吓，要备战备荒，对外支援，实现外交突破，什么开放搞活，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毛时代，是恐惧与教化驱动的时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物质稀缺，不可能通过利益驱动，只能通过利益的减少，也就是恐惧手段驱动，而且公有制，贪腐是防不胜防的，也不得不采用恐惧手段，进行震慑。再缺少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太效应，官僚的派系越来越多，还必须通过恐惧的手段进行整合。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不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右派和左派，只能各执一端，为反对而反对，这对于中国是没有好处的。
历史是重要的，因为与现在相关，并通向未来。认清楚毛，并不是了毛，而是为了中国，为了我们自己。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像细说雍正皇帝那样戏说毛，就说明历史已经与现在关联不大了，那反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历史事实的重要，在于现实的利益，和未来的选择。
俺只是健全主义者，支持公有制，和毛主义，只是因为这是中国构建共同的根基，没了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中国必然严重失衡，陷入混乱。
政治的根本是忠诚的反对，忠诚只能基于共同，要么是共同利益，要么是共同精神。
现在，中国的情绪化太严重了，人们多是为反对而反对，这样下去，只能陷入混乱，互相攻击，这个责任左右双方都有，但主要是右派照成的。
静下心，仔细琢磨琢磨吧，俺的这种观点，是几经反复的，后来基于一套体系的结果，并不是一时的感悟。
理即力，谁也压服不了谁，是无理可讲的，俺以前较少发言，就是基于此，俺只是希望用一套体系，来推测将来，能够自己获益，也可引导他人，现在正在努力中。
否定，肯定，再否定；人的认识通过这样的反复，通往真理。
没有什么终极真理，真理只存在于对真理的追求当中。一旦这种追求停止，原先的真理就会成为僵化的神学教条，也就不成其为真理了。
共产主义的真理，存在于马恩列斯毛和千千万万共产主义分子前赴后继的斗争里；
中帝国的真理，存在于亿万中帝国分子兢兢业业的劳动中。
最后一句老母鸡变鸭，一棒槌从太祖整成总设计师，境界差太远。
善哉，人间的至爱
邓的错误，刘的错误，陈的错误，统统没人提，以至于你不仔细去读东西，压根就不知道。
毛的功过无论三七开二八开都好，但我从没听过邓的几几开。您认为谁才是为尊者讳？
这些人的功劳相比不大，几乎可以忽略；
错误不小，几乎可以判刑；
这样的人敢实事求是吗？
原谅他们吧， 到底是功大于过。
既要大声鼓吹自己理论合理的一面，
也要直面存在的bug和可能到来的证伪。
最后一句就是直面我这个理论的bug。
作为一种和共产主义竞争的理论，
如果中帝在未来搞成了，并且成功维持
帝国三百年，那么共产主义的信徒就会
严重缩水，缩水到一定程度其实践可以
忽略不计，那共产主义毛将焉附啊。
中国已经拥有大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增大。供养着如此庞大人口的广袤领土自公元前221年起就在单一政府的统治下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其间虽然有分裂和混乱的“间断时代”，但为时短暂，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联合王国的漫长历史上也偶尔有过这样的“间断时代”。与埃及法老、苏美尔- 阿卡德帝国、阿黑门尼德帝国、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中国的皇帝自认为而且被其臣民视为“中国”（中央王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而“中国”本身则是“天下”的合法宗主国。中国所承担的天命概念及其在维护中华帝国政治统一方面的实际作用，通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39年的长达2060年之久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人经历了随后一个世纪遭受西方和日本蹂躏的屈辱，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人民依然是典型的具有帝国意识的人民。他们的历史“世界观”既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成就，又给他们指派了促成统一和安定的角色。如果人类要想顺利进入21世纪，就需要一部分人承担这种角色。”
“如果GCD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或人类的其他部分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
这是汤因比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一段话，如果我记忆没有错这段话记载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中。汤因比在写完这本书后三年去世，他没有看到文革的失败。
是的在许多人眼睛里文革失败了，而且是带着罪恶耻辱的失败。起码在这个国家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前不久，一个学习公共医疗的朋友给我提过一个案例。说联合国一个案例分析中，中国留学生用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卫生体系给震后的海地医疗卫生系统重建做了一个方案，获得好评。同样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曾经说过，非洲如果搞赤脚医生那样的基础公共医疗体系，对预防艾滋病是有帮助的。然后这个朋友说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包装了海外术语在海地震后援助方案里获得好评的东西，在国内被抛弃多年后现在因为出口转内销而重新获得国内专家的认可。这是为什么。
我对毛泽东和他一生的功业与其说是带着信仰的不如说是带着越来越多的困惑。比如，毛泽东其实从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明明知道文革失败是大概率的事件。他为什么坚持做。如今，在中国失败的文革。在当今这个时代，通过网络媒体，通过各种结合现代社会现实的各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时代的不同角落反复上演。他们今天被叫做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还有以后的各种称谓。但是，让群众运动走向街头最终参与并左右国家政治博弈甚至世界政治博弈，这种政治博弈范式虽然不能说是毛泽东的独创，但是这种范式一旦开创，就像打开了一扇门。也许这扇门如果不是毛泽东这个在特殊的时代的独特的人去推动，下一个敢于冒着身败名裂去推动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去推动，或者要到下一个千年交际了吧。这是我现在的理解。
最后我转帖我在其他论坛讨论当年被很多人批评跳大神关于毛泽东与罗马卷轴的相关理解。作为对毛泽东和他时代思考某个片段的记录留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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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葡萄 于 2013-11-28 19:41 编辑
余木然 发表于 2012-4-14 19:08
葡萄还有有真东西的，那篇《如果没有文革改革开放也不会提前到来》我觉得就非常有见地
最早记得是在西西河写"卷轴"有关文字的时候，当时我说有人有缘在教宗的图书馆里看到了当时罗马贵族的残卷。
其实当时写这个事情的时候，涉及两个打赌，一个打赌是我在那次卷轴文字之后提过的，就是能否通过和普通人沟通解决政治体制博弈中的有关问题。这个打赌我输了，事实上去年薄熙来的案之后，把群众路线引进群众博弈的方法论已经失败，取而代之的把群众路线引入政治监督中来，这个去年说过但是当时在现实中还没有铺开，现在多数人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你不妨设想下，我写卷轴是08 -09年，在这个时候试图说服多数人，政治改革正在准备之中（甚至在当时我的理解还需要至少十几年才会走到政治改革的启动）经济改革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的时候。（当时在西西河管理版面和陈经与月色溶溶争论江浙模式有没有必要或者需要改变）我说的东西，尤其是和文革有关的话题是多数人不理解，或者说是当时西西河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本能的拒绝的。这里，我再说一个当时的打赌，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说过的打赌。这个打赌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写“卷轴”文字本意。因为当时西西河海外华人多，接触海外文史资料的人多，所以有鉴于此我写了这件事，是希望对古希腊罗马历史与基督教历史有同好的人给一点相关线索。什么线索，因为当时讲卷轴事情的人，他自己说过，我们当时参与讨论的人谁说中了具体的时代，他就说他具体看到了什么才有了写卷轴的想法。而这个写，说直白的就是涉及中国政改的一种参考性的建议。具体说，就是把特定文化与思想的内核抽象为方法论，在现实中以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状保留下来。直到能与这种思想和文化相匹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的时候，这种文化与思想就一定能重生。如果一直看我文字的人一定会直接联想到的是主席和他的方法论。其实，早在2011年当时做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于交大学生座谈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方法错了。我这里并不想引起有关文革的争议。我只是用这段话，来说明两个问题，1.有关政改的相关讨论其实比我们普通人理解和接触的更早，准备的内容更广泛也更深切。（就我知道的现在的政改有关理论工作的准备，一些老人在8 8之后就在做。）2.我们在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将要重新评价与看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总结经验与教训。比如，这次三中提到的放权给基层与群众基层组织的自组织建设的匹配，其实我们在后面都可以看到对前三十年有益经验的继承。这些问题的思考如果有可能会在务虚5之后触及一下，不过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不会和从前那样，把有关政策的逻辑目的以及博弈相关用晦涩的表达方式说透了。毕竟我第一个打赌输了。
而引起我思考的是，我前面提过的话题，那个关于人对于接触自己不熟悉或者认知之外的事物的处理形式的方法论的时候。我引用当时提把人与人隔离开的结论那次讨论的一些人的原话：人既然有基于本能的猜疑，那么很多事情做法就不一样了。其实即使在那时，我依旧困惑一个问题。以主席对人性的洞悉，以及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发动的文革必然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不能用一个老人的昏聩与权力斗争的需要来解释三十年历史最后那个高潮部分的所有事情。这个为什么，直到最近讨论大数据时代的时候那句：重要的是不是因果是关联才有所感悟，我不能说我懂了，我只能说我理解了。
这里作为文字的最后，我说一下卷轴话题这些年我的处理与方法论。首先我对古希腊传承寄存在基督教中这个说法当时感到新奇，但是在逻辑上解释的通。解释的通，是因为早期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最终是通过古希腊哲学的方法论来整合的。但是，这个传承我当时的理解很模糊，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模糊认识，我采取的方法论是存而不论，并写出来大家集思广益。不过和涉及生活具体工作与事件的集思广益讨论不同的是，这个话题后面几乎只有我们小圈子里才断断续续的找到答案，论坛上的公众话题对于这一类内容的讨论很少有人问津。事实上我现在有比较完整的对卷轴话题的理解，是在一些朋友启发与讨论中重新啃哲学史与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才发现一些线索的。首先是在罗素以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论述中，都不约而同的涉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我在10年左右讨论人性的文字中第一次触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看到的这样的记载：基督教必须死。这样的讨论到后来就是尼采那个上帝死了的高潮。罗素对此的评价给我深刻的印象，他说基于先验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和基于科学实证而来的古希腊哲学主体，在资本主义崛起之后必然分道扬镳。后来在看近年来对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文明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发现从机械计算机，到后来伽利略做过的以日心说为理论基础的表现形星围绕太阳自转与公转的机械装置。甚至，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比较完善的蒸汽机的设计，这样的设计甚至远比那之后千年的伟大学者的设计更接近我们今天实用的蒸汽机涉及。这里我说的古罗马千年之后的伟大学者就是达芬奇，而我说的古罗马的蒸汽机装置有关记载在《剑桥插图罗马史》第十章知识帝国 标题为罗马世界的蒸汽力的章节里--来自亚历山大的席洛发明的装置。（同样来自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日后构建了基督教千年传承的哲学思想。比如斐洛的寓意解经法，为克服新约中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做了理论指导，这个寓意解经法的方法论就是来自古希腊。）而这些有关古希腊与罗马传承的范畴，已经远远不是当年我写卷轴的时候，谁很轻蔑的用法律这样的内容来概括了。而这里关于古希腊罗马传承的方法论就是，通过实证的方式求真，并以严谨的逻辑推演辅之以可以被人复制的科学实验，即使古希腊人与罗马人在古典世界做到的科学与文化成就湮灭千年。最终是可以在资本主义推动的科学与文明进步的时代重生。而说到卷轴中，试图以基督教保存古希腊与罗马传承的人。后来我在基督教历史中查到这样的记载，在哈德良时代已经开始有受过系统希腊文化训练的罗马上层贵族为基督教辩护。其中保存至今最早的文献资料，就有在哈德良时代之后游斯丁用古希腊哲学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字残卷。游斯丁这种通过古希腊哲学系统解释基督教的做法，后来在亚历山大在新柏拉图主义学者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最终在罗马城被蛮族攻克的第二年促使奥古斯丁写下了《上帝之城》。其实，这种把古希腊哲学及其方法论结合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化与宗教，并不是基督教一家独有。在当时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之前，还有两个大的宗教信仰并行于罗马，那就是米特拉拉教与琐罗亚斯德教中都存在以同样方式把古希腊罗马传承渗透进宗教形式中的人事。甚至这种方法论，某种程度促使了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母神崇拜混合来自埃及的依西斯崇拜，最终被吸收进基督教演变为圣母崇拜。（在罗马城被攻克前，罗马帝国内乱就来自以搞圣母崇拜支持皇帝母亲的的一派和持三位一体论的一派支持皇帝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前就是三位一体的支持者并因此卷入政治斗争过，他早年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后来在受过系统希腊教育的影响下的母亲影响下最终选择了基督教为自己终生信仰）。而我从开始卷轴有关讨论，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历史中是有证据能提供支持的。那些证据与可能性，是可以形成一个自洽的逻辑。
从模糊的认识这个是可能然后存而不论之后我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使我相信。或许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与方法论，是引起与我有关的很多人与事的关联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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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啰嗦的话可以简述为这样的话语：
毛主席的文革开创出了这样一种方式，既通过让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直接意志的表达方式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博弈，并以此来激活从彻底僵化走向暴力革命推到重来的政治博弈死循环这个所谓的周期律。这个范式，在过去一个时间段落中失败了。但是就像当年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在埃及失败那样，埃赫那吞开启的一神教范式不仅直接影响了埃赫那吞宗教改革之后不到六十年就出走埃及的摩西，而且这套范式在后来者不断的摸索中终于衍生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体系。这样的体系在今天世界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主席开启的范式，一旦有了与技术条件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合适土壤以及与多数人适应能力匹配的组织方式，就会重新焕发出他的生命力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批评中的样子----仅仅是基于暴力与不受限制破坏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