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两岸漩涡中的邓丽君（1） -- 蛇公子
1995年5月8日，泰国清迈湄宾酒店，曾影响过一代人的甜歌后邓丽君踉跄着跑出套房，呼救无人，终因肺功能衰竭孤独地死在抢救途中。正当她的歌迷沉浸于深深的哀思中时，台湾《独家报道》突然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邓丽君是台湾间谍。”消息来源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设计委员会（顾问）、主任审查官谷正文（就是这个谷正文，也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主谋之一）。这是让所有喜欢邓丽君的人无法接受的，纷纷提出质疑，邓丽君的家人也发表声明严词否认。
但是，在谷正文作出回应――“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 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之后，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意见和文章一下子销声匿迹了，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那么，邓丽君真的是所谓的“艳谍”吗？她又是如何加入“国安局”的呢？
1968年夏天，时年仅15岁的邓丽君被邀请参加于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邓丽君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当时，台湾仍处于蒋介石颁布的军事管制戒严令的管制下。整个台湾社会都受到国民党宪特的严格监控，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不言而喻，当时台湾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就更严格了 。在那一时期，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国家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这一制度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这是直接来自蒋介石的指令。”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能否利用申请人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情报工作。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当时负责对邓丽君家庭进行审查的主管部门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以及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中国大陆，为此，当时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方面工作的责任部门――特勤处，谷正文就是当年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
关于这些被收编为情报人员的民间人士的作用和任务，谷正文进一步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的特务工作情报人员，原则上与其它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们本身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于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女就这样被收编为“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也从此被卷入了两岸的漩涡中，困扰一生！
据一美国朋友说，其实Diane Sawyer也是中情局的Analyst.
邓丽君因护照事件曾被台湾当局禁止返台而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邓丽君举办了两次巡演，第一次由于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1980年夏，在友人和唱片公司的帮助下，第二次巡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当时少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人。
于是两岸对邓丽君的争夺也就此开始。大陆有关方面曾有意邀请邓丽君回大陆，台湾方面也由于邓丽君在美国的成功，请她返台。考虑再三，邓丽君最后还是回到了台湾。
如果说，1981年之前的邓丽君还仅仅是一个普通歌手的话，那么，重返台湾后的邓丽君，已经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台海两岸纷争的政治旋涡。台湾方面利用邓丽君在大陆及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开始打起“邓丽君牌”，邓丽君被作为对大陆的一种“统战”工具隆重推出。当1981年春节前，北京的一些媒体披露大陆有关方面邀请邓丽君回大陆演唱的消息，采访了邓丽君在大陆的几位亲人以示渲染之时，海峡那边的邓丽君却被一次次劳军演出所包围。在那些明显带有政治倾向的演出中，当主持人故意提起大陆对她的邀请时，邓丽君只好无奈地表示：“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而这些主持人中就有那个著名的“光头”凌峰，这家伙近年来在大陆过的相当滋润，频频作为“台湾同胞”的代表露脸。一想到他也曾参与了对邓丽君的“陷害”，就让人心里不舒服。在这样的背景下，邓丽君怎么还有被邀请回大陆演唱的可能呢？
1986年春天，邓丽君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对她表示，很想与新华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新华分社的领导层研究后，确定由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毛钧年负责，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
经过几次宴请往来，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邓丽君谈起自己清贫的家世，艰难的童年。而且她也不讳言对祖国大陆的向往。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山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于是，邀请邓丽君到大陆演出，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话题中的内容了。邓丽君对到内地演出，显得非常兴奋。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她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时内地对于个人演唱会没啥概念，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但实际上，邓丽君在香港相当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而保密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最后，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未能实现。
演出计划拖延下来。到内地旅游怎么样？新华分社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游计划"了。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另纸签证”的办法并不保险，到过内地的台湾人，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审查。
之后有一次吃饭中，邓丽君忽然提到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于是根据邓丽君的要求，新华社通过朋友，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她表示很满意。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邓丽君宴请表示感谢，谈着谈着，她忽然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接着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从买房子这件事看来邓丽君在香港确实没什么朋友，另外也是一种试探。新华社就在苏州找到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需要重新设计建造，大概要六万元。邓丽君简直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马上就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如果当时买下来，现在可大大的……）
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新华社就请邓丽君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翌日，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确实不错，那像现在的明星）
当天晚上，邓丽君回请苏州客人，在天香楼设宴，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可惜始终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无法冲破。台湾的情治系统在香港还是很活跃，无孔不入，不能不防备。邓丽君与新华社的接触，经常变换地点，而且一出门就要戴墨镜、穿风衣，既是提防媒体发现，也是提防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播。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反共的。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另一传说是：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小平接见邓莲如等人的谈话记录中并未提到邓丽君。那时正是海外华人所称的"小平中兴"时代，小平同志在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们看来，只有具有豁达气度与博大胸怀的邓小平，才能为邓丽君"正名"，才能使邓丽君的歌曲解禁。
看过邓丽君的遭遇，不禁想起了张惠妹，其实她也很值得同情。作为一个根基在台湾的艺人，受邀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唱“国歌”，她该如何拒绝呢？所谓的“天后”，实际非常无力。两岸关系的迷局，连各位政坛大佬都觉得突破甚难，一个普通艺人能起多大作用？
文化部门的“封杀”实在是大大的失策，而抵制演唱会就有点可笑了，甚至还有点可恨，徒然授“台独”分子以口实，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大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占据优势，所要作的应该是收拾人心。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片喊打喊杀之声，就算台湾在压力下回归，人心未必归附。同胞手足，不必结怨太甚吧。
这个时候中国对台湾能做的,就是软硬兼施.打压是必要的,程度上可以把握.张某的封杀不够彻底,应该让她在大陆销声匿迹,否则起不到震撼作用.这事搞的真是虎头蛇尾.不过就锅台办那些弱智,能想到封几天也够难为他们的了.
至于歌迷抵制,那是出于爱国,我看不出哪儿可"恨",除非你觉得张的做法是对的--她要是不唱,不见的会有人拿枪顶她去唱.要是人家今天给台独献唱,明天你还去给她捧场,台独分子会更瞧不起你.连抵制都不敢,暗独也变成明独了.
在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还摆出强硬的姿态是不明智的，事实证明，实战演习、充满火药味的言辞只会将台湾人心越推越远。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台湾和大陆聚少离多，再加上多年的妖魔化宣传，台湾人有隔阂有误解是正常的，需要耐心化解。军事准备必须要做，但却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一面说台湾同胞是骨肉之亲，一面又凶神恶煞、喊打喊杀，当然会惹人反感。
如今胡温的策略就比较好，释出善意，连陈水扁都可以接触，世卫组织问题也作特殊处理，开放农产品市场，等等措施都让人看到真正的诚意，这才是好政策。
另外再说张惠妹，如果她拒绝演唱，也许不会有枪指着头，但是这世上整人的方法不止暴力一种吧。唱片公司，黑、白大佬，政商大鳄，那个她惹得起？她未必会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只能说她脑子里缺根筋。这样也要被封杀？又不是文革
现在台湾的舆论比起大陆的要文革的多了,妖魔化大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初其实要么不封杀,要就应该一封到底.我们看来是给个警告,下不为例,点到为止,台湾那边就认定是我们心虚,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宽容不代表放弃自己的立场,什么事情都有个限度.一味的走极端只会令台独更加嚣张.
张某缺根筋是肯定的,估计她当时想的更多的是出出风头,没往别的地方想.可是锅台办的那些砖家除了给台独壮胆以外,真的是没做多少东西.
唯一觉得公子欠妥的地方,就是说那些自发的抵制"可恨".我看是台湾人更觉得可恨吧,我觉得那些人是很值得敬佩的,起码他们不象锅台办那样一点骨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