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让人哭笑不得 -- 环宇7504

张申府当时在北大刚毕业不久，教预科；课程少，就得干点儿别的，他是帮李大钊主持图书馆，暑假的时候就是他代理。

勤工俭学的学生帮忙整理图书、编目、写卡片，张负责检查和校对，张自己明确的回忆说，太祖当年也干过登录的活儿，就是抄卡片了。

他可没说，他嫌太祖的字写得龙飞凤舞，认不清，让太祖返工重抄了

这个人不识时务的，他可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最老资格的TG；不过他后来退党不说，还在国民党要完蛋的四八年，主张和平（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文章，为张申府今后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连民盟也不要他了。他的妻子刘清扬，公开宣布和他离婚），这下新嫌旧怨一起算，（太祖回忆里，提到张申府老板的脸色可真难看，那是真的对他印象不太好）

从建国以后到1986年去世的半个世纪中，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写作不准发表，不过他可是活得真长.....

其实也没怎么整他（要不他能活得那么长），就是不让这个乱放炮的家伙说话

因为这个家伙太....

学术以外的张申府是个旧文人的活化石，坦率不怕得罪人。有自己的特别生活哲学和方式。

1967文革最凶的的年代，别人都在清洗灵魂，老夫子张申府在写的一份自我批判居然大大咧咧的说：“我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别人听了目瞪口呆。

又比如谈及“１９２４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他开了小差”，他说原因是“天气太热了”；

１９３６年他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遭清华大学解聘，对此他最介意的竟是“要被迫放弃在清华园优雅的屋子”；还有清华大学没有按聘书上的说法，补给他半年的薪水

又比如１９４８年他因在《观察》周刊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而被骂为“人民敌人”并从此淡出历史前台，对这一重大事件，如昨日般清晰的却是这样的记忆：“我写这篇文章，赚了３０００元。您要知道。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我需要那笔钱。”

----如斯种种，似真似痴，以寻常观念难以理喻...

在建国后的那种情况下，还是让他少说点儿吧，否则不要太祖说话革命小将先打扁他

北京最低级的巡警16、护工15、鞋匠12、人力车夫12-18（看出工的情况），低于10元的仅有摇煤球的，8元

所以蔡元培写那张条子的时候，很客气，毫不推脱，那时候北京人力便宜，各校的校役都多.....

我发现和当时的少年才俊相比，毛真是个穷山村里出来的农村娃。

毛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张申府与毛同年而略早，是1893年6月15日。而当时已是声名卓著的胡适，也不过是1891年12月17日。

傅斯年是1896年3月26日，罗家伦是1897年12月21日。

在五四运动前一年的1918年，毛25岁，张25岁，胡27岁，傅22岁，罗21岁。

此时，毛也不过在湖南念过几年书，不名一文；而张、傅、罗已是北大毕业，前途可期，更不要说胡适了。

我想当时毛面对着长两岁的胡适，可能还能心气平和，面对着张、傅、罗，恐怕难免会有一些嫉妒，也免不了发奋之心。

转眼到了1921年中共成立的年份，毛就能一跃而为中共一大元老，只能说明两件事，一个是当时成立的共产党真不受人重视，一个是毛在湖南混得不错，有了点局面。

而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结合是在1920年，此时杨昌济已经去世。杨在1918年，对毛泽东等几人就如此提携，看来真是看好毛。

以上都是我刚刚百度的。

顺道：

而是在耍小聪明，装疯卖傻，自我保全，多说多错嘛。

不过他在67年也就是一个死老虎，榨不出什么油水，革命群众也就姑且放他一马，否则真得搞灵魂上的大革命，象张申府这样自涂花脸搞个笑就想过关，怎么可能？如果真想搞张，让张申府自承是革命的叛徒，也没啥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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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和湖南在清末和民初的遭遇有关

自曾国藩,左宗棠之后,湖南人在清末政治文化界极为活跃,湖南人参与国家文化的热情也高涨,据说当时对比日本,有人称湖南为中国的长州

可是到了民国,湖南成了南北军阀争斗的战场,湖南人士尤其是学生的境况就相当糟糕了,尤其是在出国这个问题上,各地学生的经费是由省份自筹的,所以勤工俭学的湖南人才那么多.......

太祖的问题是他早年选择出路的时候，有点儿犹豫，辛亥年还当了半年兵呢，他20岁才入师范，结果师范改制，还比别人多念了半年才毕业（萧子升比他小，却早三届），在同学中差不多是最大的了

和傅斯年等人相比，太祖当时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了，他在湖南师范绝对是顶级人物，学生领袖，1917年组织学生兵缴了3000溃散的北洋军的枪！

可是到了北京，却为了糊口而受人白眼，尤其是老师们态度还颇和蔼，受些年纪仿佛的小教员、学生的白眼，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

1919-1920年，太祖组织了湖南驱张运动，动员各界力量赶走了盘踞长沙的北洋军阀张敬尧，从此看透了北洋军阀的废物本质，当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望，这以后象谭延闿之类湖南出身的军政人物，已经把他看作社会名流了

至于板仓先生，那是见人就推荐他那两个好学生的，属于绝对的导师兼知音

当时另一个极度看好太祖的，就是湖南老乡章士钊。所以太祖建国后对章士钊很照顾

民国时期的文化论争,很多都很琐碎,而且斗争双方往往都是原来关系尚可的文化人,道理很简单,和拿枪杆子的武人,说得深了对牛弹琴,浅了...只怕他听懂了就要杀人了

到了后来，有很多时候写东西就不是很考究了，随便传来的消息也作了证据，现在看来其实满可笑的

瞿秋白和鲁迅合写的《王道诗话》中有一首七言绝句，写的是：“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讲的是1932年12月4日至6日胡适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邀到长沙讲学，还得了五千块大洋的讲课费，所以瞿和鲁直斥胡适“卖廉耻”。我看这段的时间很晚，已经有经济概念了，就觉得不对味儿，无他，胡博士不值那么多钱！

真正邀请胡适到长沙去的并不是何键，而是胡的老朋友、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朱经农，朱经农当时邀请胡适到湖南“公私兼顾”的那封信还在。且 这何健虽然反共先锋，大刽子手，却是秀才出身，主张制度化读经的，甚至以省主席身份公开登坛讲经多次。胡适却是坚决反对学校里制度化读经的，两人的意见也不合。

胡适自己的日记里说，何健送了他菊花砚一块，湖南毛笔两支，湘绣两幅，这些土特产他都受了。又送了何健自己的著作一大包，也收了；再就是旅费400元，胡先是推让，因为车票本已是朱经农等人操办的；后来送去的职员说，这还是专门去银行兑换的天津上海一带通行的纸币（32年全国的货币还没有完全统一呢），于是也收了。这样后来他自己算帐，除去开销，大约结余了两百余元。

我们不知道鲁迅和瞿秋白从哪里听到的5000元的传言，若也属实，那何健才是最大的奸商，居然把他那几本破书作价至少4000元送给胡适！

胡记道：“（何健）著有《靖国十纲》等书，皆亲笔书写付印，其言虽迂腐，其人似可与为善”

当然，TG决不会认为何健 可与为善，所以胡博士还是 挨骂去吧，就是 我觉得他无论如何也不值那么多钱......

胡大刚(1896～1961)，名培瀚，字周鼎、浩然，安徽绩溪霞水村人。

他于省立二师毕业后1920年考入国立南京高师，改入东南大学，学农科。曾任南京学生会会长，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2年2月发动学生反对军阀齐燮元，参与行刺未遂，被通缉，逃往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世界百科全书。

同年夏参加卢永祥练兵总部，任总参议。卢兵败后，任泗安红十字会会长、商会会长。

不久任军阀王普全权代表，被委为吴兴代理知事。

1925年春在杭州创办私立中学，因设立三民主义课程，被通缉，学校被查封。1926年经沈同干说情，委以五省联军司令部顾问和苏皖淮河浚垦筹备处农业技师（这厮明明是KMT，却在北伐之时混入孙传芳部，胆量、人脉都可嘉）。

同年秋在上海为北伐军购运枪支弹药，被联总司法处逮捕判处死刑，经范源濂、杨之凯等讲情，于临刑前夜改判15年徒刑。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获释，以首席代表出席南京“欢迎出狱同志，追悼死难同志大会”。后被推举为旅京“安徽同乡会”会长。

3月中旬，受蒋介石召见，以后又获汪精卫支持，办《三民导报》，任社长兼主笔。曾被选为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主席。

因反蒋4次遭软禁，报社多次被查封。

1937年底携眷回乡，任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县战地服务团长。1938年任第三战区江南第二挺进纵队安抚专员、后方交通警卫司令(少将衔)。1939年7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8月所部在吴兴遭蒋军包围缴械，长子中流被击毙，大刚于脱逃中为日军俘拘达10个月，后到南京任汪伪政府“全国经委会”委员、安徽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安徽日报社社长。1945年9月任新六军物资侦查处长。（半独立的游击队和伪军都干过，要是再和新四军有联系，就全了，可惜没查到）

1946年4月，以任汪伪职罪判刑10年。1948年底释放。

1949年春返里，曾去宁国、绩溪、歙县血吸虫病区调查疫情，报告华东卫生部门。（咋啥都能干呢）

1950年在南京以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1956年举家迁沪，1958年全家下放甘肃山丹，1961年病故。（还是斗不过专政铁拳啊）

胡大刚曾在南京开设两家饭店，招县人就业，出资在家乡办“成章初级小学”，儿童免费入学。著有《中国农业国计民生观》等作品

这人怎么奇呢？ 他到处招摇撞骗，自称是胡适的弟弟（胡适是小儿子，没弟弟；不过他们确实是同乡）

1927年他先是跑到本家胡汉民（玩笑了）那里去，又到上海胡适处，说胡汉民有意邀请胡适上南京，有说胡汉民本来要写信托他带，云云。

胡适怒，致信胡汉民，“此人是个招摇撞骗，无所不为的人，向不齿于一乡。他并且到处自称是我兄弟......此人现住上海一品香，出必汽车，带着仆人，招摇的很。数日之内，去访徽州富商程氏之宅，已经数次，亦称自己是胡适之的兄弟，大概又是想敲竹杠了.....”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民国时代，就是胡大刚之流骗子发挥的好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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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毛犯得着嫉妒北大高才生们吗？鄙视恐怕倒有几分。留洋博士云集的国民党被土共干掉，更加深了几分鄙视

1926-1927年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现代史书上流传的尽是慷慨激昂的战斗，但是也有些尴尬的事情，很少有人提

汀泗桥、贺胜桥两战之后，吴佩孚部野战已经无法支持，遂决定固守武汉三镇。吴以鄂籍将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刘佐龙在汉口就职，所部驻防汉阳及襄河一线。

时北伐军派耿丹、龚培元等与刘部联系，并转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亲笔信，晓以利害，许以起义后给刘一军辖三师番号。刘遂允诺，着手部署起义事宜。1926年9月5日-7日，刘佐龙部倒戈，配合北伐军迅速拿下汉口、汉阳。

与之对比，吴部将陈嘉谟、刘玉春固守武昌四十余日，给北伐军带来巨大伤亡，城中居民也惨遭兵祸。

但是，既然刘佐龙是主动起义，则他在之后一段时间里，还是按照军阀作风行动，截留武汉三镇的鸦片税款，国民政府也就只好暂时容忍。

后国民政府委派陈公博主持湖北财政，这时各处战乱、商旅不通，较为可靠的财源，就剩下沿长江流转的鸦片特税（武汉三镇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集散地，到了蒋介石治下，在此特设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后升级为中国农民银行，早期农民银行的一大任务，就是搞鸦片特税）。但这部分税款为刘佐龙部截留，分文不到武汉国民政府手中。

陈公博前去交涉，刘振振有词，国民政府不按约定付给刘部一军三师军饷，他不截留税款，士兵们衣食如何解决。

陈 无可奈何，慨叹：我们这打的是北伐战争，还是鸦片战争啊

后来妥协的方案是刘部将收税权转交政府，政府按其数量发给刘部；国民政府以耿丹为刘部（十五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牵制刘佐龙。

七一五之后，刘受蒋介石收买，杀死耿丹（耿当时已经是TG了），但行动太早，被唐生智借机兼并了十五军，刘佐龙一度被关押，后唐生智部被桂系打垮，他被释放，闭门诵佛去了

李纯身边的几个手下都否认他杀传言。“李纯有病是事实，而且他当时环境很难，因此悲观厌世，最后才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其秘书回忆说，与李同住一处的两位书记官告诉他，李纯自杀的前几夜都曾痛哭，因此书记官们认为是“闹鬼”，而他认定李“因神经失常终致自杀”。身边的人也看出他精神上有问题，但是什么病就搞不清了，当时也根本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当然抑郁与他的性格有关，李纯生活简朴，爱惜“名誉”，不好战嗜杀，在军阀里可算是个“好人”，身后巨资捐助教育更是值得称道，但以这样的性格在当时的大环境里是做不了一个“好军阀”的，因此在政治上颇受打击，也成为他陷入抑郁的环境因素

清华当年的经费，有不少花在了体育上。当时全国的大专院校都掀起一股崇尚体育运动的风气，清华一切向美国看齐，所以体育活动自然更是重中之重，各种项目应有尽有。它的体育馆、室内游泳池，全部建筑材料来自美国，在全国首屈一指。校际之间的比赛，清华力压南方各大学称霸一时。连专事比赛，功课稀松的体育特招生也在这时出现了。

潘光旦也在这股风气中，醉心体育而不得其法，练跳高时受伤，以致失去一条腿。不过他最终还是顺利留美。大概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独腿留学生

也是颇尴尬的事情

民国各校教育成本，清华在国字号中始终稳居第一，（绝对数第一的应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协和，不过现在也和清华合体了），竟始终在北大的4-5倍。(1916,清华1300，北大299；1918，清华1722，北大338；1925，清华2000，北大500)

1925年清华教务长张彭春警告说：“别处都乱，只有此地享安乐，恐怕是天地都不容的”，提议适当减低教师待遇，鼓励学生多和民众接触，遭到清华教师和学生的反对，且张出身南开，清华少壮派（清华留学归国团体）以防止被南开派夺权为由将张排挤出去了

当时教育界多半盯着清华丰厚的基金家底，很多人力图执掌清华，都遭到清华少壮派的反对。有的人只能知难而退，比如前面提到的北大周炳琳，留学归国，30年代初一度教育部准备让他出任清华校长，他说清华刚刚撵走一位北大派的（罗家伦），我如再去，只怕难以被接受。

这里才能看出梅贻琦的厉害之处，他也是南开出身，是清华前身赴美留学生（第一批，没在清华念过书，张彭春也是类似经历），但张彭春被排挤，他却能始终稳住清华的方向，成了终身校长。

中国各大学自我封闭的毛病，从民国就已经很厉害了，据说欧美大学甚至要靠制度化的规定本校学生需到外校读研究生来防止过度封闭，不知是否确实。

资料来源是《绩溪文史资料》（第4辑）上的《胡大刚略传》

1.胡大刚在高等师范时是陶行知的学生，也是陶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编《世界百科全书》

2.为国民党购买军火被捕，应该是要被孙传芳枪毙的，是其师、教育总长范源濂为他求情才保住性命

3.心系狱友。他在南京蹲了半年牢，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出狱，想着还有很多狱友（估计多为刑事犯）还在里面受苦，就筹捐银洋1000元（当时1元银洋能买十斤猪肉）送给监狱用于改善犯人生活

4.调查血吸虫，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国民党，但也有自己的主张，即所谓“兵农主义”，在东南大学时学的也是农科，而他皖南老家的农民受血吸虫之害非常严重

5.当上“游击司令”，是他在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皖南屯溪运动的结果，给他的头衔是“第三战区江南第二挺进队安抚专员”，成员就是些散兵游勇土匪什么的，他一个书生驾驭的了吗，被日军击溃也是必然结果

6.当汉奸时“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国民党方面有联系，自供中说家中暗阁设有与第三战区联系的电台。战后还捞了个廖耀湘新六军“物资侦查处处长”的头衔。关在老虎桥监狱时与江元虎、周作人同囚一室

7.解放初到南京找柯庆施，想求得“一官半职”，未果。51年镇反时被捕，判刑五年。在皖北治淮工地劳动改造时，将近花甲之年的他能抗一包100公斤重的大米，可见“积极改造的心情”

8.56年刑满释放后，带妻女在上海租房居住，生活困苦。去甘肃是因为“积极响应”大跃进时上海移民三十万到西北落户的政策，上书要“献身开发西北”。据说还做过武威县化肥厂的厂长。又据说他在武威又进了监狱，最终死在里面

感想：正如他在诗中自云“天生侠骨性难移”，这个人很有才华，敢作敢为且不计后果，本质上是个革命冒险家（投机家），个人英雄主义的信仰者。在他身上既有忧国忧民的一面，也有为了自身利益奉迎权势、甚至投敌的一面。假如做个学者，或是一直坚持他的办报，而不是政治这条路，可能结局会完全不同。民国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其实适合做个专业人才，却在那个动荡的社会里无用武之地，而走上政治这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