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人说下最近香港的事吗? -- 谢家堂前
这话题以前在河里说过很多次了,港商吃一顿饭花的钱就远高于国内一个地方官员一个月工资,港商怎会看得起那些地方官,就不信用钱砸不倒你。
而国内的电话诈骗就源于湾湾。
因为太大,论述起来没完没了。
“程朱理学”,这个朱就是朱熹,所谓朱子(朱子是他自封的)。
理学被钦定为官学后,是后来科举八股的起源。一开始的隋唐科举,形式要活泼得多,到了明清,就是以狭隘的八股定人材了。理学搞出多少“范进中举”式的冬烘先生,钳制中国人的天真和好奇,满篇都是吃人,我们就不提了。
理学有好的地方没有?当然有,宋儒一开始生机勃勃,唐宋八大家,宋朝那几个,也都是理学大家,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发端,欧阳修在选拔干部的实务制度上推行,最后形成“道学与政术合一”的宋学,影响一直深远到梁启超(章太炎对梁的评价)。
但朱熹只是把自己变成儒学的两脚书橱,以为“时习之”,拥有了儒学的繁多知识条目,就能拥有儒学的真谛,结果是一开始就埋下了教条主义的隐患。用王阳明对明朝主流的朱子学问(官道)的评价,就是“支离外驰”,炫耀学问,脱离实际,只会应试。理学这个东西好比水果,非常容易腐败,容易走形僵化,一僵化,就是中华文明的中世纪------除了火刑,其他跟欧洲的中世纪差不多。
我有一些穆斯林朋友,其实大家比较起来,儒教跟穆斯林温和派教义挺相似。
我强烈反对以理学为主干的“正统儒学”,有几个原因:
1)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有道理的,否则亡国灭种。
2)主席反儒。什么时候中共推崇儒教(也就是推崇理学)了,就是反动了怠懈了,不肯自我加压进步改善,反而捡起麻醉广大群众的方便法门了。这就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去了。
3)以我在国外生活十余年的所见所闻,我觉得今天这个儒学肯定不能征服外部世界的人心,拿不出手。要走出“儒家文化圈”,让其他社会的人民心服,儒学还没有准备好,甚至说根本没有认真准备过。
这一点,儒学跟伊斯兰教有点像,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关起门来自己当自己是老大。
王阳明的“心学”,部分借鉴了朱子,但更多地是否定和瓦解朱子学说,力求理论联系实际,以求为万马齐喑奄奄一息的明朝思想界和行政管理(朝廷运作)打开一个生路,可惜死得早,如果晚几年死,有可能拜相-----当然,他之所以等不到拜相,跟自己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修为,反对朱子学派的不问稼穑,从而在体制内反对王阳明者甚众是分不开的。“心学”这条路,还可以再试试。
因为今天,对立冲突之后,世界越来越平,越来越趋于大同,我们希望建立一种较健康的“泛人类文明”(比如,先从“泛太平洋文化”起步),好比是世界语。将来的人类,每人都会世界语,再会一门地区性母语,那么文化的多样化有了,统一交流也有了。同样,有一个“泛人类文明”,反而有利于保留各民族的传统文明。
而这个“泛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能占多少?这不是面子的问题,争股份的问题------你放进去,要真正有利于全人类的永续和平和发展,保持活力保持生气,这是做贡献负责任的问题。万一放进越多,祸害越大,你何必呢?
十幾年前,李家資產超過不少國企!現在,不少國企資產超過李家!梁唐之爭只是將這一事實擺上抬面!
资本家没有国家背书,再大也得死翘,君不见逃英的俄国寡头?老李混迹江湖多年,还不清楚这大道理吗?估计两种可能:
1、上层变动,为免兔死狗烹,屯田避祸去了,只要没撕破脸面,日后定能衣棉还乡,没有人与钱过不去的,TG也不例外。
2、做TG的白手套,国家队难收购的东西,让他这种老江湖去收购,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要看他这十多年来对TG的效忠情况,98年金融保卫战,他站在TG这边加了分,大儿子被绑架时,TG后面做事也就干净利落了。所以可以看出他与粤系走得很近,而现在7大头领粤系有两位,背书还是很强的。
什么时候共产党开始依靠儒家了,那就是变成伪共了,要毫不留情地打倒。
儒学连自己人都说服不了,何谈征服外部世界的人心。现在在意识形态就是不争论,瞎摸,盼的是没准能摸到一个大耗子。
只求骇人听闻不求内在逻辑。公知们,灰头佬,某些政经评论员等等常用的手法。
其实可以讲,从改革开放后河殇之流大行其道开始,发达国家的资本串联权力模式被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时,贪污腐败重新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和香港人真关系不大,是那个时代的大背景。
只不过国外资本串联权力的模式非常高级,政府,大财团,游说团体,社会各派力量各种力量搏弈,在中国人眼里简直就跟神话一样难以理解。资本串联权力是最高级的腐败,而当时中国人概念里的腐败就是拿钱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认知偏差的。而香港人的玩法完全符合中国人概念里的对腐败的定义,而且吃相也实在不太好看,加上建国以后人民群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对“腐败”(指最低级形式的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所以香港人很不幸运地成了大陆“腐败”的先行者。
贪污这玩意,早就被老祖宗玩烂了,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地方官到京城办事要送冰敬碳敬。
和绅和大人当政几十年富可敌国。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里需要引进?
也就是太祖当政那几十年,经济统得死死的,你想贪污也玩不出什么花样,至多搞个大吃大喝。要不就象李井泉那样,公款在北京开个饭店请长老们玩玩。
改开一来,经济一搞活,大家立马都想法子用手里的权搞钱去了。有没有香港资本家都一样。
就像亮剑里面李云龙批评那位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参谋:
那是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的JB,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
如果是逐步下降期的社会,也行。总之适用于成熟度高,人口稠密,谁也躲不开谁,大家求个安稳的社会。
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也就那点出息,梦想在儒家的平台上找增长点,新儒家,新新儒家,总之就是个惫懒,妄想在千年老树桩上再嫁接根新枝,也不观测个几年,不管它接活没接活,就灯光一打,宣传起来了。
今天是神马世界?北电死掉了,黑莓(RIM)死掉了,思科苹果都危险了,微软离破产就18个月(盖茨语),你不力争上游,几秒钟后,连生存的资格都有问题,居然还要再祭起“好好先生,稀泥主义,无过便是功,安于种姓压迫,得过且过”的少爷派头酱缸文化?
这种“老子天下第一,所以理所当然可以混混日子”的哲学(就是乾隆说的:“我中华无奇不有”等等吧),已经有的人家,不需要再批发一个;推销给还没有的人家,人除了笑话你图谋你,还有什么?
我曾经建议过很多冬天脚凉的人一个中医养生建议:
夏天的时候,阳光明媚的日子,闭上眼睛在阳光下晒眼睛,每次5分钟,一个夏天共计20小时,整个冬天脚都不会凉。
当然,这个人不能每天都2,3点才睡觉,每天才睡,4,5小时,这样的人,每天人参附子都没用。
总之,晒太阳是非常养生的一种极好的免费方式。现在中国的MM们恨不得把太阳灭了,怕晒黑什么的,减肥什么的,其实都是无知无识的表现而已。
让我看到了你代表你的阶级真心想说的话: ”未来的世界,规则非常简单:世界只分为两个阶层:权贵和P民;作为P民,就是多干活,少拿钱,作为权贵,就是多拿钱,多消费。”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这个"未来"世界,将重复"过去"世界,剥削者们天经地义地剥削,被剥削的p民——如果我还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指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多干活,少拿钱"也天经地义?
一般来说,处于被压迫地位的p民,他们不太可能赞成你的那种得意忘形的赤裸裸叫嚣的"剥削天定"论,而你所在的阶级往往也只做不说,像你这样坦率表达的,实在是非常有勇气之举。尤其是西河偏左的背景下,在很多人赞崇毛泽东的大气氛里,阁下如此直白地告之p民们未来要"多干活少拿钱",而你的任务则是"多拿钱多消费"是未来世界的"规则"。私下里觉得p民们应该会很感谢你。
不过有一点应该商榷,毛泽东有名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恐怖的是,他主导的"历史非常态"在中国也仅仅过去了三十年,而中国人,尤其p民们则深受其害,"造反有理"常常脱口而出。所以这个阁下所不耻的"历史非常态"会不会继续作祟呢?阁下显然很自信不会。
而我的意见是,希望你继续自信。
一读出殖民主义,就自动带出各种罄竹难书的道德判断,于是就合上书睡大觉去了。一读到全球化就欣喜不已,觉得时髦而政治正确了,全球化和殖民主义根上就是一回事,你怎么想?
再说,“河殇”很多思想都是可贵的,被批到批臭是我们民族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反动,对于这种悲哀不该沾沾自喜。
光看见殖民主义抢房子抢地了,其背后看不见的手是商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过程中,与原先的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在观念制度层面上产生的剧烈冲突,造成的巨大痛苦。就因为澡盆子里的脏水是各宗主国利益与殖民地利益的冲突,于是商业文明也就顺带泼了出去成了个倒霉孩子了。这也是近百十年来在亚非拉各国反复发生的思维悲剧,进而总在反殖的道路上面反动。
现代商业文明发轫于意大利诸城邦,文艺复兴是她政治正确的旗号,佛兰德斯等西欧沿海诸国感同身受于是心领神会,通过荷兰传播到英国,获得了相当理想的扩张支撑。早年欧洲的全球扩张其实有两支,除了英国支持的商业文明扩张外,西葡在美洲更多还是农业文明的扩张,于是500年后的差异人所共睹了吧。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殖民地相当有影响力的本因。
殖民体系是商业文明扩张到了19世纪不得不采取的形式,盖因世界商业体系初步形成后的交通和通讯成本居高不下,代价是打了老大帝国的脸,伤了有志青年的心,后果相当严重,至今不绝。在这个过程中的两个显著事件是工业化和世界大战,一个乌龙是苏联,一次队形变换是英美转换,两个跃迁是德日。现阶段商业文明扩张的表现是制造业分散化带来的再次格局调整,中国首次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机会,是逆袭跃迁,还是再次领军?
鸦片战争后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无非是农业文明融入商业文明的剧痛,我们的这个过程尤其痛苦,因为我们这支文明是农业文明精细化的顶峰绝作,要一个篮球健将去足球场争第一,确实需要更大的转变。“河殇”其实想喊一声:“喂,醒醒,看二嘎子射门多漂亮。”,不曾想得到了这么个回答:“去你妈的,他扣蓝有我好吗?”
我们3000千年来一直自豪于创造了最辉煌和最精细的农业文明而不能自拔,在亚欧大陆东隅的“天然政治实验室”里反复试验了25次;150年前开始经历被商业文明打脸的羞耻和痛苦而觉醒;100年来不得不接受对方规则的无奈和迷茫;30年来在不经意间的努力下,却又迎来了这场游戏带来的机会。
我们有理由也有能力把创造过去辉煌的本事,运用到这次机会里,把握好了就完全可能成为新的领军队员,甚至引领全队走向下一个胜利。所谓:“看准大方向,甩掉烦心事,尽量少犹豫,大步望前冲”。即使不行,至少我们也没必要心神不定地上场,别别扭扭地踢球,三心二意地配合,三分钟后再下场又去坐冷板凳啊,然后望地上吐口唾沫,“啊呸,你个殖民主义,俺们祖上也曾经富过!”。
于是,在这样的主线和格局下,您说香港的这点破事,还算个啥?
全球化和殖民主义根上就是一回事,谁让你下的这个结论?
全球化本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跟丛林法则一样,是强者爱弱者恨的东西。
中国在近代上落后的原因也很清楚,就是失去竞争对手的文明(是文明不是民族)慢慢缺乏竞争力而退化,根本扯不到农业文明商业文明上去。
中国自古商业就很发达,晋商的票号本就不比英国的金融差多少。中国落后在一直没有工业化,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距。
你这狐假虎威偷换概念的,把工业化的功劳全都算到商业上去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了共济会阴谋论。
我们不是祖上阔过,而是勤俭持家正在逆袭。“商业文明”的泼皮破落户,抢不到就用骗的,枪炮打不开就弄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不好用就玩金融风暴。自个玩去吧你,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做工,崩溃不了的,就算崩溃了也能很快重建。
回帖里只否认了效率低这一个方面。
而西方行政的透明性,如果严格地来讲,也是虚的。比如,一个市政建设,通过招投标,定下花费和完成时间。这个费用和时间综合起来考虑给出项目的总投资。政府在每年的预算里说今年有什么什么项目要建,需要多少多少钱,然后提高地税和各种公共花费(比如提高公交月票的前)。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比国内透明多了。至少知道钱准备往哪里花。国内这些信息是缺失的。
可是,我对这个钱的数目持怀疑态度。从纸面上讲,这个数字是合理的。但是,国外的项目,有多少是按时按量完成的?一个很小的变动,在国内,告诉包工头,花半天就能完成的改动,在西方可能会引出很大的人工时的费用,这些费用再加上80%的管理费用,和计划延迟,就大了去了。这些变化并没有在前面的预算里体现出来。第二年在计划费用是,是不太可能再用这个项目的名目要钱,只能有生出一个新项目,在这个项目底下要钱,补贴前一个的不足。而新项目肯定不够花,再往下一年的项目走,依次类推。特别是近来西方政府钱不够花,随时都在减预算,在项目招标时,各个承包商都报低价,然后再来靠外在的变化使劲加大花费。所以,具体怎么花钱,其实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透明度是打了大大的折扣的。可是之前公布的预算,让人觉得够好,够合理,够透明,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多少人再去深究。
国内在预算上是不透明,但花在一个项目上,想要报低价而后来要求增加费用,是比较困难的,除非跟管理层关系好到管理层愿意为你丢乌纱帽的地步。所以,同样的市政建设,国内国外的效率是差别很大的。但国内行政管理的封闭性,让老百姓看不到政府做了什么,只在媒体上看到又有人贪污了,所以怨言颇多。
当然,我还是赞成透明的做法,警惕的是透明只是手段而已,并不代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