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04 -- 桥上
下面这些《左传》的段落都和一个著名的成语“城下之盟”（chéng xià zhī méng）有关：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桓十二年传》（p 0134）（02120301））（018）
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文十五年传》（p 0612）（06150701））（055）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宣十五年传》（p 0760）（07150203））（061）
吴人行成，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我未及亏，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吴轻而远，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哀八年传》（p 1649）（12080203））（136）
至于什么是“城下之盟”，就要先从盟说起。
所谓盟，是和誓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在盟的过程中，都要有一个仪式性的立誓的行为，表现为读出盟约。这个盟约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当时人称为“盟首”（《襄二十三年传》（p 1082）（09230506））（105），包括了与盟者约定要遵守的内容，第二部分姑且称之为“盟尾”，则是与盟者请各种鬼神来监督，如果谁不遵守就以某种方式惩罚他。请的神鬼各有不同，惩罚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总之是要对那些与盟者有威慑力的。
《左传》中提及全部或部分“盟首”的例子有：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宣十五年传》（p 0760）（07150203））（061）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僖九年传》（p 0327）（05090301））（042）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僖十八年传》（p 0377）（05180201））（039）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僖二十六年传》（p 0439）（05260302））（046）
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宣十二年传》（p 0750）（07120701））（048）
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成十三年传》（p 0863）（08130303））（078）
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襄十年传》（p 0983）（09101201））（076）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曰：“大毋侵小。”（《襄十九年传》（p 1045）（09190101））（101）
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適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關？”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關！”（《襄二十三年传》（p 1082）（09230506））（105）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昭十六年传》（p 1379）（10160303））（111、118）
平丘之会，君寻旧盟曰：‘无或失职！’（《昭十九年传》（p 1403）（10190801））（111）
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定元年传》（p 1523）（11010102））（127）
晋、楚有盟，好恶同之。（《哀四年传》（p 1626）（12040201））（109、129）
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恶同之’。（《哀二十年传》（p 1716）（12200301））（132）
乃盟于少寝之庭，曰：“无为公室不利！”（《哀二十六年传》（p 1729）（12260202））（139）
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哀二十六年传》（p 1731）（12260204））（139）
还有一个《国语》中“盟首”的例子：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晉語四》7）
另外，在“盟首”之前与盟者还要自报家门，或者可称为“盟冠”，下面就是一例：
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定四年传》（p 1535）（11040104））（131）
不过“盟首”部分由于事关重大，《左传》中三次有与盟者在盟誓现场临时说出了与其他与盟者预期不同的“盟首”，并且由于临时更改的“盟首”是对着已经来鉴察的神灵说出来的，所以主盟者虽不满意，但也只好认可了：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蠆、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彊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襄九年传》（p 0968）（09090503））（089）
以上这段提到“改载书”，表明说出预期外“盟首”的（公子騑）一方事先已经在他们自己的“载书”上写进了这些对方预期外的内容，但以下两段似表明现场对神灵说出的誓辞即使之前未写入“载书”也仍然是有效的。
叔孙宣伯之在齐也，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襄二十五年传》（p 1099）（09250206））（090）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shèng)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定十年传》（p 1578）（11100202））（124）
下面这个则是只提到了“盟尾”的例子：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桓元年传》（p 0082）（02010201））（011）
《左传》中还有一些“盟首”和“盟尾”一起提到的例子：
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僖二十八年传》（p 0466）（05280313））（045、048）
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僖二十八年传》（p 0469）（05280502））（048）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成十二年传》（p 0856）（08120201））（074）
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péi)其国家。”（《襄十一年传》（p 0989）（09110302））（089）
下面再摘引几件春秋晚期盟书实物（《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的释文，这些释文取自吕静先生在日本以日文发表的《中国历代盟书遗物的初步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五十册），我并不懂日文，但吕静先生的引文用的都是中文。而我在网上没找到中文的有关资料：
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一元□□、丕显皇君晋公、□余敢不惕□□□□审定宫平 [阝寺]之命、女嘉之□夫夫、□□夫夫、□□□□□□□之□□□□□□□兹、以自□□□□□□以下不帅从韦书之言、皇君□□□□[氐頁]之、麻夷非□（《侯马盟书》宗盟类一 一六：三）。
以下是吕文中刊载的该件盟书及其摹本的图片：
趠敢不侑 [門内半]其腹心而以事其主、而而敢不尽从子赵孟[嘉]之盟者、定宫及平 [阝寺]之命者、而敢或□改（、）□及□（、）卑不守二宫者，而敢（或）又志复赵稷及其子孙于晋邦之墜者（、）、及其群虖盟者、 [虍右下魚]君其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侯马盟书》宗盟类二 一：二二）。
以下是吕文中刊载的《侯马盟书》中该件盟书及其摹本的图片：
盦章自质于君所、而敢俞出入于赵稷之所及其子孙、兟 [疒右下克]及其子乙及其子孙、及其白父叔父、及其兄弟及其子孙、兟直及其子孙、兟凿及其子孙、兟寽及其子孙、兟□及其子孙、兟□及其子孙、中都兟 [弓呈]及其子孙、兟木及其子孙、 [足欠]及其子孙（及）其新君弟及其子孙、隥及其新君弟及其子孙、赵朱及其子孙、赵乔及其子孙、[弗左]詨及其子孙、邯郸郵政及其子孙、焛舍及其子孙、焛伐及其子孙、[走右上甬][飠呈]及其子孙、史醜及其子孙、郵癰及其子孙、邵城及其子孙、司寇觱及其子孙、司寇结及其子孙、及群虖盟者、盦章敢不没嘉之身及其子孙、而敢复入之于晋邦之墜者、及群虖盟者、所遇之行道而不之杀者、 [虍右下魚]君其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焛伐及其子孙、既质之后、而所敢或不而巫覡祝史 [左鹿下比换与右攴] [糸兑]绎之于皇君之所者、则其永亟[氐頁]之、麻夷非是。盦章所遇之行道者而不之杀者、所吾盟者 [虍右下魚]君其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侯马盟书》（委质类）一五六：二〇）。
樂自今以往、敢不[辶右上率]从此盟质之言、而尚敢或内室者、而或婚宗人兄弟或内室者、而弗执弗献、丕显晋公大冢、盟亟[氐頁]之、麻夷非是。（《侯马盟书》（纳室类）六七：一）。
以下是截自网上（http://tieba.baidu.com/p/108983345）的可能与以上两件盟书有关的盟书及其摹本的图片：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自今台（以）往、鄱朔敢不 [慾谷换旨] [慾谷换旨]焉中心事其宔、而与贼为徒者、丕显晋公大冢、[上帝下心]亟[氐頁]女、麻夷非是。（《温县盟书》一：二一八二）。
圭命、自今以往、□敢不 [慾谷换旨] [慾谷换旨]焉中心事其宔、而敢与贼为徒者、丕显晋公大冢、[上帝下心]亟[氐頁]女、麻夷非是。（《温县盟书》一：一八四五）。
以下是吕文中刊载的《温县盟书》中该两件盟书摹本的图片：
盟字从明，有时甚至就用“明”字代替“盟”字（上面《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中即是如此），所以盟书中常常提到“明神殛之”，所谓“明神”，还有所谓“明明上天”，以及上面提到的“昭大神要言焉”（昭也是明的意思），都是说有老天爷和各路神仙在看着呢。因此，在当时人看来，盟都是要遵守的，不敢违背，所谓“背盟，不祥”（《成元年传》（p 0782）（08010101））（069）。
盟的具体过程杨伯峻先生有解说如下：
盟法，先凿地为坎（穴、洞），以牛、羊或马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音对，容器）盛之。读盟约（古谓之载书，亦省称载或书）以告神，然后参加盟会者一一微饮血，古人谓之歃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牲上埋之，副本则与盟者各持归藏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四期有《侯马东周盟誓遗址》一文，可参阅。（《隐元年经注》（p 0007）（01010002））。
桥案：所谓“归藏”，是“藏于盟府”（《僖五年传》（p 0307）（05050801））（032），于是就有“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这个说法，杨伯峻先生注曰：“载，盟约也，古谓之载书，亦省曰载。”（《僖二十六年传》（p 0439）（05260302））（046）。“盟府”就是保存这种盟书的专门机构（建筑），上面《定四年传》提到的“周府”就是周天子那里的“盟府”。“大师”就是太师，地位相当崇高。由此可见当时“盟誓”经常举行，人们非常重视，将对神明的敬畏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不过当时盟誓已经有约束力不足的迹象，所以才需要有“质子”。
由于歃血这个仪式使得参与者嘴上都沾了血，所以就产生了“口血未干”这个说法，用来形容刚刚完成盟誓不久。后来“口血未干”（kǒu xuě wèi gān）也成为一句成语。下面就是这句成语的出处，其中也反映当时的人一般都认为“盟誓之言，岂敢背之？”：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彊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襄九年传》（p 0971）（09090801））（083、089）
歃血这个仪式还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也不是我国独有，下面是表现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油画、雕像以及菲律宾波荷岛歃血为盟纪念碑的图片（截自网上），当然后世已经从直接饮血改为喝血酒了，所以大家都是举杯相向：
“城下之盟”中“城下”这个盟会地点本身也有特定意义，古人对盟会地点是很讲究的，所谓：“齊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成十一年传》（p 0854）（08110901））（078）。所以正常的诸侯间盟会，都会专门挑个地方，远离双方的国都。但“城下之盟”则是一方的军队吃了败仗，对方的军队已经打到城下，甚至已经入城，所以战败一方已没有能力也不好意思出门，地点也就没的挑拣，只能在战败一方的“城下”了。
就是说诸侯之间在“城下”举行的盟誓往往是这种把战败方的屈服固定下来的仪式，是战败方发誓不报复、发誓服从对方的仪式。选在“城下”举行这样的盟誓估计也是要让战败方所在城池的城隍神听见，如果战败方违约就不保佑他们。
由于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是“兄弟甥舅”之间的战争，是“政治”的战争，所以“城下之盟”是很难吞下的苦果，仅次于被灭国。以致鲁国的执政者接受“城下之盟”的决策被景伯批评为“是弃国也”（注意，当时国也有城的意思），以致宋国即使在“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酷状况下，也要奋力一博，不肯接受“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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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开头《宣十五年传》中的“唯命是听”（wéi mìng shì tīng）应该也是出自《左传》的成语，《左传》中五次出现这个说法，可见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是流行用语。出现这个说法的另外四处是：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宣十二年传》（p 0718）（07120101））（066）
齐侯使宾媚人赂(lù)以纪甗(yǎn)、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tiǎn)敝赋，以犒(kào)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ráo)败。吾子惠徼(yāo邀)齐国之福，不泯(mǐn)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暱也。子若不许，雠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shū)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成二年传》（p 0796）（08020308））（069）
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shèng)，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成十六年传》（p 0889）（08160513））（079）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shèng)。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听。”（《成十八年传》（p 0906）（08180101））（077、083）
另外还有一处变成了“唯命是从”：
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yì)与吕伋(jí)、王孙牟(móu)、燮(xiè)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bì)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gōng)禦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昭十二年传》（p 1338）（10121101））（108）
仔细体味上面《成十六年传》中的“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shèng)，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我认为“唯命是听”其实是当时的一句军语，意为全心全意等待下一步命令的发布（似可直译为：只听命令——不听其他。今天的军队命令里有一句话叫“随时待命”，与这句“唯命是听”有点类似）。由于当时的“民”都是军人，会经常听到“唯命是听”这个命令，久而久之，就把这句军语借用到其他地方成了一句成语。
由于“命”作为动词及衍生出的动名词使用得很广泛，包含了命令、任命、告诉、为、命名等等意思，所以“唯命是听”也好，“唯命是从”也好，或者干脆只是“唯命”也好，其大意就成了随时准备完成对方的各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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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选出的与此有关的一些《春秋经》和《左传》段落，以及我的粗略译文和一些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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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年经》：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hé)。（（p 0575）（06100007））（061）
《文十年传》：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hé)。将以伐宋。（（p 0577）（06100501））（061）
我的粗译：
楚穆王召集郑穆公和陈穆公在楚国的前沿基地“息”会面，到这年冬天，三位君主和他们所带的军队再前出与蔡庄公及蔡国军队一起在“厥貉(hé)”驻扎了两天，准备讨伐宋国。
一些补充：
估计“厥貉”的位置：东经114.8，北纬33.4（项城西南）。“息”的位置：东经114.70，北纬32.31（息县城郊乡徐庄村青龙寺息国故城遗址）。宋国的位置：东经115.59，北纬34.37（商丘老南关周围，东周城址，城垣遗迹长度（米）：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据报道“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宋国故城遗址在今归德古城（明代所建）沿东城墙向南、沿北城墙向西推进的位置，面积约10.2平方公里，为现在古城面积的10倍”。“厥貉”与“宋”相距约三百里。
《文十年传》：
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chì)其仆以徇(xùn)。（（p 0577）（06100502））（061）
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彊(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纵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彊(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p 0578）（06100503））（061）
我的粗译：
宋国的大夫们商量如何应对此事，华御事提出：“楚国是想要我们向他们低头服小，不如我们先低头，何必等他们来揪我们的脖领子。本来我们就没能耐，别拖累了‘民’。”于是宋国决定去迎接楚穆王，慰劳楚国军队，听从楚国的安排。
宋国又招待楚穆王去“孟诸”打猎。打猎的前一天，分配宋昭公和他的手下在右翼包抄，郑穆公和他的手下在左翼包抄，派楚国的“期思公”为负责军中执法的右司马，派楚国的“子朱”和“文之无畏（子舟、申舟、毋畏）”为同样负责军中执法的左司马，下令第二天早上要提前起床，备好车，带上燧（火石）。到第二天，宋昭公那拨人竟没有做好准备，于是“文之无畏”把为宋昭公驾车的人抓来当众责打了一顿。
有人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是侮辱不得的。”可“文之无畏”说：“干这个就不能怕权势，《诗》里头说了：‘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纵诡随，以谨罔极。’都说的是不能欺软怕硬。怕得罪人我就缩头，坏了规矩，能行吗！”
一些补充：
当时“楚人上左”（《桓八年传》（p 0122）（02080203））。
孟诸即《僖二十八年传》之孟诸之麋，杨伯峻先生于彼处注曰：“孟诸，宋之薮泽，即《尚书禹贡》之孟豬、《周礼夏官职方氏》之望诸，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接虞城县界，以屡被黄河冲决，早已无存。麋同湄，水草之交曰麋。”（（p 0467）（05280401））。孟诸估计在当时宋国都城东北不到五十里的样子，其大体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4.5。
《文十一年经》：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p 0579）（06110001））（061）
《文十年传》：
厥貉(hé)之会，麇子逃归。（（p 0578）（06100601））（061）
《文十一年传》：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麇，至于鍚穴。（（p 0580）（06110101））（061）
我的粗译：
上次在“厥貉”会盟，麇国的国君半途中忽然逃了回去，结果到我们的文公十一年春，楚穆王就去讨伐麇国，楚国的令尹“成大心（大孙伯）”指挥楚军在“防渚”打败了麇国军队。以后，楚国大夫“潘崇”又领兵再次进攻麇国，一直打到“鍚（yáng）穴”。
一些补充：
“麇”推测位置为：东经110.39，北纬32.85（郧县乔家院遗址）。“鍚穴”即“麇”。“防渚”我目前估计其位置为堵河口：东经110.65，北纬32.80（饶春球《“防渚”、“鍚穴”地望问题补考》（http://wenku.baidu.com/view/21394a7c1711cc7931b71631.html）：“依当时的情势推测，楚军进军鍚穴的最佳途径，取道汉水河谷，“防渚”极有可能在这段河谷内，具体位置，则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我在下面帖子中的图上标注了这两地的可能位置。
杨伯峻先生指出，上面两段《左传》意思连贯，本是一段，但因涉及的事分属两年，就被“依经分传者”分成了两段分置在两年中。所以在我的译文中将其合为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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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二年经》：
夏，楚人围巢。（（p 0585）（06120004））（061）
《文十二年传》：
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p 0588）（06120301））（061）
《文十三年经》：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p 0593）（06130002））（061）
我的粗译：
楚国的令尹“成大心（大孙伯）”去世，由他弟弟成嘉（子孔）接替他当令尹。就在这时，“舒”氏的那一群小国背叛了楚国。到这年夏天，成嘉领兵抓获了舒国的国君“平”，还抓了宗国的国君，并进兵包围了“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今安徽省-巢县东北五里有居巢故城址，当即古巢国。”（巢县后一度为巢湖市，今为合肥市居巢区。东经：117.9，北纬：31.6）。
杨伯峻先生在此又注曰：“古人名“嘉”者多以“孔”为字，如桓二年《传》宋有孔父-嘉，说详王引之《名字解诂》。舒子-平者，平为舒子之名，春秋于所谓“蛮夷”之君多以“子”称之。宗为国名，宗子者，宗国之君也。宗国之地，杜《注》未言，顾栋高《大事表》谓在今安徽省-舒城县及庐江县东之古龙舒城之间，虽无确证，群舒之地固在今安徽省-舒城以及庐江县、巢县一带，宗国当亦在其间。”
杨伯峻先生还有注曰：“舒，国名，偃姓。《说文》作“[左舍右阝]”。舒，据文十二年《传》孔《疏》引《世本》，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六名，恐皆同宗异国，统称之曰群舒，大致宗国在今安徽省-舒城县，而散居于舒城县、庐江县至巢县一带。”（《僖三年经注》（p 0284）（05030003））（039）
舒国或位于东经117.18，北纬31.20（庐江县城池村西北古城遗址）。舒庸或位于东经117.9，北纬31.2（无为姚沟）。舒蓼或位于东经116.7，北纬31.4（舒城县西）。舒鸠或位于东经116.94，北纬31.46（舒城县）。舒龙或位于东经116.7，北纬31.3（舒城县西南龙河口）。舒鲍或位于东经116.70，北纬31.18（燕家店）。舒龚或位于东经116.50，北纬30.79（龙潭）。宗国或位于东经117.21，北纬30.71（枞阳县）。
死去的陈侯-朔即陈共公，他曾亲自参加上次楚国发起的对宋国的进攻。
楚人在巢、宗、群舒这个方向用兵很可能是意在铜这种战略资源（铜当时称“金”，是主要的金属材料），据说后来“金”的重要集散枢纽“繁汤”就在这一带（巢州市半汤镇，东经117.91，北纬31.64）。
下面是长江沿岸一带几个古铜矿遗址的位置，大冶铜绿山：东经114.94，北纬30.08；铜陵金牛洞：东经118.02，北纬30.87；南陵大工山：东经118.16，北纬30.93；瑞昌铜岭115.55，北纬29.76。我把巢、宗、群舒以及繁汤、滑汭（十三年后楚灭舒蓼，楚庄王于此“盟吴、越”）的可能位置和这四个古代铜矿遗址都标在了天地图地形图上，如下：
《文十四年传》：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棃及叔麇诱之，遂杀鬭克及公子燮。（（p 0604）（06141001））（061）
我的粗译：
楚庄王继位以后，成嘉和潘崇（师叔）又要出兵去对付那一群“舒”氏小国，临走时吩咐公子燮和子仪（鬭克）留守，自家准备去进攻舒蓼国。留守的俩人发动了叛乱。他们整修了“郢”的城墙加强防守，还派刺客去刺杀成嘉，但没有成功。到这年八月，这俩人眼看守不住，就劫持了楚庄王前往商密。路上，楚国“庐”邑的大夫戢棃和他的副手叔麇把这俩人骗进城杀掉了。
一些补充：
这就是“一鸣惊人”之前的楚庄王，还年轻，没经验，只能受别人摆布。
《僖二十五年传注》：“鄀音若，秦、楚界上小国，此时犹都商密，其地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之西南。”（（p 0434）（05250301）），商密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5，北纬33.16（寺湾），商密现时早已是楚邑。杨伯峻先生在此段注曰：“庐，楚邑名，当在今湖北省-南漳县东五十里。”庐推测位置为东经112.01，北纬31.84（叶家土城）。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为郢）。庐与郢直线距离约155公里，公子燮和子仪劫持楚庄王应是走的水路，沿长江而下，再沿汉水而上，虽然当时可能不必远经今汉口，但距离恐怕仍会远得多。
又：楚人是从汉水上游迁徙而来的，今淅川县有下寺龙城遗址（东经111.15，北纬33.16），据说可能是曾经的楚都丹阳，此地附近有大量楚墓，即使不是丹阳，也是楚国一处重要根据地，我估计公子燮和子仪恐怕其实是冲着龙城一带去的。下面我在天地图地形图上标出了这一路及其附近一些可能的楚城邑的位置：
《文十四年传》：
初，鬭克囚于秦，秦有殽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p 0605）（06141002））（061）
我的粗译：
当年子仪（鬭克）曾经是秦国的俘虏，秦国因为“殽”之战和晋国翻脸之后，把他放回楚国寻求与楚国结盟。虽然楚国与秦国成了盟国，但子仪没得着什么好处，而公子燮也是想当令尹没当上，所以这俩人一起作乱。
一些补充：
“殽”之战见僖三十二、三十三年的《春秋经》和《左传》。
《文十六年经》：
楚人、秦人、巴人灭庸。（（p 0616）（06160006））（061）
《文十六年传》：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p 0617）（06160401））（061）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p 0617）（06160402））（061）
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p 0617）（06160403））（061）
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p 0618）（06160404））（061）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隊(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p 0619）（06160405））（061）
我的粗译：
（我们的文公十六年，）楚国国都一带发生大饥荒，戎人进攻了楚国国都的西南方向，一直打到了阜山，然后他们的部队驻在了大林。接着戎人又向楚国国都的东南方向进攻，然后部队开到阳丘，从这里攻打了訾枝。
这时候，庸人率领“蛮”族的各部落也背叛了楚国。同时，麇人率领百濮各部落在“选”集会，也准备进攻楚国。当时楚国面向北方的前线重镇“申”和“息”也都进入了战备状态，那里的军队无法回援。
楚国的大夫商量如何应付这个局势，有人提议迁往阪高，但蒍贾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至于麇和百濮，他们是以为我们遭了饥荒无法出兵，所以来进攻我们，一旦我们出兵，他们必然逃回家去。百濮本来就住得很分散，一旦各回各家，谁还顾得上搞什么名堂？”于是楚国出兵讨伐庸人，只十五天，百濮就逃散了。
楚军经过“庐”以后，携带的干粮就吃完了，开始打开沿途各地的粮仓，全军上下有啥吃啥。大军在句澨驻扎，由庐-戢棃先去攻打庸国，部队前进到庸-方城，被庸人赶了回来，他手下的子扬-窗还被人家抓走，三天后才逃回来。回来后子扬-窗告诉楚人：“庸人的军队很多，那些“蛮”族也都聚在一起，不如回去请更多的兵，把王卒也调上来，一块进军。”但潘崇（师叔）坚持说：“不可。我们可以先打几仗让他们占些便宜，这样他们就会骄傲，他们骄傲了，我们的战士却会因此而愤怒，然后我们就可以打败他们了。当初我们的先君蚡冒就是这样降服陉隰的。”于是楚军又和庸人接触，打了七次败仗。还在追击楚军的只剩下“裨”、“鯈”、“鱼”这三个部落。
庸人都以为“楚不足与战矣”，就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庄王亲自出马了，他乘着传车从后方赶来，到临品会合全军，把楚军分为两队，由子越带一队经“石溪”、由子贝带一队经“仞”分两路进攻庸，这时，秦人和巴人的支援部队也上来了。见势不妙，“蛮”族各部落也和楚庄王一起盟誓服从他。楚人终于攻灭了庸国。
一些补充：
据《清华简楚居》“至庄王徙袭蓝郢”，估计楚庄王在被劫持到今襄阳一带后，就迁居到这附近的“蓝郢”（子居先生言“楚庄王或即因此乱而徙居于蓝郢”《清华简《楚居》解析》http://xianqin.5d6d.net/thread-7048-1-1.html），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郢”（为郢，纪南城）。故此处被攻击的“楚”（楚国国都）当指“蓝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0，北纬31.30（当地有浰[左氵右利]河口）。
这是楚庄王“一鸣惊人”（yī míng jīng rén）的一战，前边还没楚庄王什么事，后边他亲自出马，在关键时刻打赢了关键一仗，虽说有摘桃子的嫌疑，但毕竟他干了统帅该干的事。
太史公也写到“灭庸”这一战，写得非常精彩，大家也非常熟悉：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閒。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史记楚世家》）
太史公虽然写得精彩，但也难免有“好奇之过”（《庄十三年传注》（p 0194）（03130201）），不甚严密。如这里的伍举，《左传》中有一伍举，乃伍参之子，伍参见于《宣十二年传》，乃庄王“嬖人”，故恐怕人名有误。
这里“我能往，寇亦能往”曾被毛主席化用为“寇能往，我亦能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或可能更早，出于陈毅南陵会议报告《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但我没找到原文），这个新说法后来有很多人采用，就也有点成语的味道了。
关于“戎”，杨先生引杜预注曰“戎，山夷也”，则是当地土著。我怀疑他们是自汉水左岸而来。
关于“群蛮”，杨伯峻先生注曰：
群蛮，高士奇《地名考略》本《后汉书南蛮传》谓在今湖南-沅陵县、芷江县一带，不知其与庸相距甚远也。疑此群蛮是在湖北境内散居各处自成部落者，其与庸相近者，庸得而帅之。
关于“百濮”，杨伯峻先生注曰：
濮，种族名，《尚书牧誓》助武王伐纣之师有濮人，《伪孔传》谓“濮在江、汉之南”，当即此。下文“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故孔《疏》引杜氏《释例》云：“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盖濮人部族非一，散处甚广，此之百濮，当在今湖北省-石首县附近。《礼记王制》之“僰”，亦即“濮”。今云南、四川之摆夷，摆亦古“僰”“濮”之音转。说参沈钦韩《地名补注》、高士奇《地名考略》。
至于巴，杨伯峻先生有注：
巴，国名，据昭十三年《传》“楚共王与巴姬埋璧”之文，则姬姓。旧说四川省-重庆市有江州故城，即古巴国。然以《传》文考之，巴必与鄧相近。庄十八年《传》又云“巴人叛楚，而伐那处”，文十六年《传》又云“秦人、巴人从楚师，遂灭庸”，是巴国当在楚之西北。春秋之世，巴国可能在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迁入夔门，则战国时事。说参童书业《古巴国考》、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桓九年传注》（p 0124）（02090201））。
我觉得这里出现的“巴人”与“秦人”一样，只是“巴”方派出为楚人助阵的小部队，其意义主要在于表明“政治”态度。据我见到的考古报道，当时“巴人”（包括与之文化相近的族群）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鄂西、渝东、湘西一带，“庸”也在这一范围内，所以“庸”恐怕在文化上与“巴”接近。《尚书牧誓》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则“庸”还可能是所有这些文化相近族群（估计也涵盖上面所说的“群蛮”）的首领，就是说《左传》中的“巴”可能曾是“庸”的附庸。而此次“巴人”与楚人结盟，打倒了“庸人”，使他们自己成了这些文化相近族群的首领。
我颇疑阜山乃“蓝郢”西南不远之山区，估计此所指之位置为东经112.35，北纬31.25。大林估计位于“蓝郢”南，东经112.30，北纬31.25。或云大林位于今荆门北，即阪高一带，因荆门古曾置长林县，则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2，北纬31.1，但我觉得此地离“蓝郢”有点远，而且下面楚人还“谋徙于阪高”，则此大林恐怕不会曾被“戎”人占领，所以我估计“戎”人是从另一方向来的。亦疑阳丘乃“蓝郢”东南不远之汉水沿岸一带，估计此所指之位置为东经112.45，北纬31.25。疑訾枝更在阳丘东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北纬31.2。总之，我估计此四地就在“蓝郢”附近，“戎”人才有从“伐其西南”转而“又伐其东南”的余裕。
庸推测位置为东经110.15，北纬32.18（田家坝遗址）。麇推测位置为东经110.39，北纬32.85（郧县乔家院遗址）。选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0.8，北纬32.8（今郧县附近）。阪高推测位置为东经112.2，北纬31.0（今荆门虎牙关一带。杨先生在此注曰：“杜《注》仅谓阪高为楚之险地，《汇纂》谓当在今湖北省-襄阳县西，洪亮吉《诂》、沈钦韩《地名补注》则均以今当阳县东北二十里之长阪当之，或可信。”）。
申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3，北纬33.00（南阳瓦房庄附近古宛城遗址）。息位于东经114.70，北纬32.31（息县城郊乡徐庄村青龙寺息国故城遗址）。此二处与当时的楚国国都蓝郢相距都在几百里，且处于不同的地理单元。下面是蓝郢和申、息以及舒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
庐推测位置为东经112.01，北纬31.84（叶家土城）。句澨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1.0，北纬32.8（均县镇西。杨先生在此注曰：“杜《注》以句澨为楚之西界，《汇纂》谓在今湖北省-均县废治西。”）。由于当初楚国的迁徙和扩张是沿汉水而下，故楚人对这条路线必定非常熟悉，汉水沿线亦当有不少楚国的据点，此次行军也才有“廪”可“振”，加上麇国位于汉水上游，所以我估计此次楚人讨伐庸国也是沿汉水而上，向北向西，到堵河口（防渚，东经110.65，北纬32.80），此时麇人聚集起来的百濮已经散去，楚人就再折而向南沿堵河上溯攻打庸国。
庸-方城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0.40，北纬32.35（竹山东交房县界）。杨先生在此注曰：言庸之方城者，别于楚之方城也。高士奇《地名考略》云：“今竹山县东四十五里有方城，山上平坦，四面险固，山南有城周十余里，即春秋时‘庸-方城’也。”
又：竹山皇城村东经110.34，北纬32.19，有城墙遗址，亦可能是“庸-方城”，但此地不在从北面往庸国的路上，故恐非上面“庐-戢棃侵庸，及庸-方城”之“庸-方城”。
陉隰：子居先生《清华简《楚居》解析》以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之“濮”为此段《左传》之“百濮”，又以楚武王所居之“焚（蚡）”在今谷城县东南粉水入汉水处之粉口（东经111.69，北纬32.24），见http://xianqin.5d6d.net/thread-7048-1-1.html。则“陉隰”亦当在麇国以下粉口以上之此一段汉水河谷之中，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1.7，北纬32.4（今老河口一带）。杨伯峻先生认为：裨、鯈、鱼恐俱是庸人所率“群蛮”之部落名——则其地当亦在今竹山县（庸国所在）及其周围。
临品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1.15，北纬32.65（均县南）。从均县南出发，石溪与仞这两条道路其中有一条也许是经今房县一线再经上面提及的竹山县皇城村前往庸国的。据说石溪是经今六里坪镇的官山河，也许这一路就是前往房县方向的。
下面是“庸”、“麇”、“防渚”、“临品”以及“龙城”几个地点我估计的位置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左下方未标名称的两个点即是上面提到的“庸方城”在两个方向的可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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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三年经》：
楚子伐陸(陆)浑之戎。（（p 0667）（07030003））（061）
《宣三年传》：
楚子伐陸(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姦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p 0669）（07030301））（061）
我的粗译：
楚庄王讨伐陸(陆)浑之戎，接着就带兵开进到雒邑跟前，在周的疆域内检阅队伍、耀武扬威。于是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他。两人相见之后，楚庄王就问王孙满当初周王朝从殷商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九只大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告诉他：“这是‘德’的事，和‘鼎’没关系，原来‘夏’家正有‘德’的时候，远方之人都画了当地物象来，九牧也贡献了必需的金属材料，就铸了这些‘鼎’，在上面表现各地的物象，包括了各种物种，使‘民’懂得什么好什么坏，这样当‘民’在川泽和山林里时，就能知道防范，不会遭遇什么螭魅罔两。这样也有助于协调上下的关系，不会辜负上天的赐福。自从‘桀’有了‘昏德’，那些‘鼎’就迁到了‘商’那里，承载‘商’家的祭祀六百年。到了‘商纣’，残忍凶暴，那些‘鼎’就迁到了‘周’。‘德’要是光明正大，尽管‘鼎’不大，也会很重，要是‘德’姦回昏乱，就算‘鼎’再大，也是轻的。上天保佑有德之人，不会轻易改变，当初成王定鼎于郏鄏，事先就曾经占卜，上天显现我们‘周’家会延续三十代，七百年，这是天命。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一些补充：
陸(陆)浑之戎，《僖二十二年传》有“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p 0393）（05220401）），则在今洛阳以南一带。
楚人扩张到了周天子脚下，楚庄王要问鼎中原（wèn dǐng zhōng yuán）是必然的，王孙满话虽然说的义正词严，但对比二十二年前他小时候对秦军的评论，底气可没那么足了。
其实由于楚人控制了主要的“金”（铜）产地，青铜铸造技术也更先进，他们对那九只大鼎总有不服气的感觉，据《史记楚世家》，庄王还对王孙满说过：“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意思是我们只要把兵器上断下来的尖收集在一起，就足以铸出那九只大鼎了。我感觉庄王问鼎有多重也有楚人想铸出更大的鼎来显佩显佩的意味。
雒邑即王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楚居》云“（庄王）徙居同宫之北”，邹衡先生在《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http://wenku.baidu.com/view/c88bcad0360cba1aa911da05.html）一文中提出“同宫”即今偃师商城遗址（东经112.76，北纬34.72——偃师西塔庄村北）；两地直线距离仅六十多里。看来楚庄王在此住了不少日子，估计本来打算长住下去，只是因为“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楚居》），就是说第二年楚庄王就因为令尹子越（若敖氏的族长）作乱而赶回“烝野”（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10，北纬32.05？）一带了（《宣四年传》（p 0680）（07040302））。
当时主要的诸侯国大都在雒邑王城的西面，而偃师商城应当就在王城通向这些诸侯国的大道旁。下面是我在天地图地形图上标出的洛阳王城与偃师商城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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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八年经》：
楚人灭舒蓼。（（p 0694）（07080006））（061）
《宣八年传》：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p 0696）（07080301））（061）
我的粗译：
五年以后，楚国因为那些“舒”氏小国的叛乱，再次进攻舒蓼国，攻灭了舒蓼，楚庄王亲自指挥划定并改筑当地的田界，并前出到滑水汇流之处（《说文》：“汭，水相入也。”），与吴和越举行了盟誓，然后才回来。
一些补充：
滑汭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40，北纬31.53（滑水河——白石山河入巢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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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二年经》：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灭萧。（（p 0717）（07120005））（061）
《宣十二年传》：
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p 0748）（07120601））（061）
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p 0749）（07120602））（061）
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窮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绖，哭井则己。”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p 0749）（07120603））（061）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楚庄王进攻萧国，宋国的华椒领兵和蔡人一起救萧。在战斗，萧人中抓住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楚庄王赶紧对萧人说：“勿杀，吾退。”可萧人还是把这俩人杀掉了，楚庄王大怒，把萧国包围起来，后来萧国就崩溃了。
战前，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向楚庄王报告说：“师人多寒。”于是楚庄王亲自巡视三军，抚慰每个战士，三军之士都感到像穿了丝绵袄一样温暖。楚军就进到了萧国城下，开始爬城。
也是战前，萧国的还无社通过楚方的司马卯找来了他在楚国的老朋友申叔展，一个在城上一个在城下喊话，申叔展问还无社：“有麦麴乎？”还无社答：“无。”又问：“有山鞠窮乎？”答：“无。”“黄河里的鱼要是肚子疼怎么办？”还无社终于明白过来，回答说：“看到枯井就有救了。”于是申叔展告诉还无社：“要是茅草打了结，朝着井哭的就是我。”第二天，萧国崩溃了，申叔展看到一口枯井上面有茅草打了结，就在井口号哭了两声，然后井下的还无社就被他救了上来。
一些补充：
麴（qū）就是酒曲的曲，麦麴就是用麦子做的酒曲。山鞠窮则是一种植物川芎（xiōng）（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的干燥根茎。这两种东西都可以入药，功用都是防湿，这里申叔展反复提防湿的药是暗示让“还无社”躲在低湿的地方也就是枯井里。
又：这段《左传》我怀疑本自申公巫臣的讲述。
萧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4.22（萧县北郭庄乡欧村北）。
《宣十三年经》：
夏，楚子伐宋。（（p 0751）（07130002））（061）
《宣十三年传》：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萧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p 0751）（07130201））（061）
我的粗译：
第二年夏天，楚庄王又因为宋国曾经出兵援救萧国讨伐了宋国。贵族们都说：“参加了清丘之盟的诸侯国，只有宋国不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一些补充：
上面所说的清丘之盟是载于《宣十二年传》中的四国盟会：
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p 0750）（07120701））。
此次只有宋国实现了“恤病”的誓言，其他参盟的三家诸侯都“不实其言”，所以那些贵族们认为“唯宋可以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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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四年经》：
秋九月，楚子围宋。（（p 0753）（07140004））（061）
《宣十四年传》：
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见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p 0755）（07140301））（061）
我的粗译：
楚庄王派“文之无畏（子舟、申舟、毋畏）”出使齐国，并且告诉他：“不准向宋国借道，硬过。”同时还派公子冯出使晋国，也不让他向郑国借道，也要强行通过。“文之无畏”上次在孟诸打猎的时候曾经得罪了宋人，于是他向楚庄王禀告：“郑人明白，可宋人不懂事，出使晋国的人没问题，我是死定了。”楚庄王告诉他：“他们敢杀你，我就讨伐他们。”于是“文之无畏”让自己的儿子申犀朝见楚庄王，让他接了自己的班，然后出发。他没向宋国借道就进入了宋国的领地，结果宋人把他扣了起来。宋国执政的华元说：“从我们这里过却不向我们借道，这是拿我们当他们的属地了。我们成了他们的属地，就是亡国了。就算杀他们的使者，他们来讨伐我们，也最多不过亡国。反正会亡。”于是宋国就杀了“文之无畏”。
楚庄王听到报告说“文之无畏”果如其人所料被宋人杀了，本来是坐着的，马上一跃而起，向屋外冲。一大群侍从们纷纷取了庄王出门要用的东西在后面追，贴身侍从在窒皇就给庄王穿上了鞋，但等庄王跑到寝门外面才来得及给他佩上剑，等庄王怒冲冲地走到了蒲胥之市，他的座车也赶了上来，庄王直接跳上车就出发了。这年秋九月，楚庄王包围了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古代凡过他国之境必假道，故《仪礼聘礼》有“过邦假道”之礼。《周语中》云：“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周虽微弱，尚存天子之名，陈尤小国，王使过小国亦必假道，则不假道而径行，惟行于本国能如此，故华元以“鄙我”为言。鄙我者，视我为其边鄙之邑县也。僖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襄八年《传》“亲我无成，鄙我是欲”、成十八年《传》“大国无厌，鄙我犹憾”、诸“鄙”字用法俱同此。《吕氏春秋行论篇》云：“楚庄王使文无畏于齐，过于宋，不先假道，还反。华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以宋为野鄙”者，以宋为楚国之野鄙也，足以解释此义。顾炎武《补正》解“鄙”为鄙薄，非《传》义。又《吕氏春秋》谓“往不假道，来不假道”，则杀文无畏在自齐返楚再过宋时，恐不与《传》合。谓“华元言于宋昭公”，亦误文公为昭公。”
桥按：这里“鄙”的用法也是当时人常把名词当动词用的一例。
杨先生还有注曰：“窒皇即庄十九年《传》之绖皇，路寝前之庭也。”我理解路寝是在堂后下一重院内的正房，是国君的正式居所，按杨先生的说法，是有别于燕寝的正寝（见《庄三十二年经注》（p 0250）（03320004））。楚庄王应该是直接从这里的正房内蹦出来，侍从们追到院子里，赶紧给他穿上了鞋。寝门就是这重院子的前门，出了寝门就是堂的后身。再出了堂所在的这重院子估计就是正街了。
我估计楚庄王此时住在“鄢”（鄢郢，宜城东南楚皇城遗址：东经112.31，北纬31.65）。
上面介绍过，“文之无畏”得罪宋人是在二十二年前，楚庄王继位之前，到此时宋国国君也换了人。
这一段《左传》就是成语“剑及履及”（jiàn jí lǚ jí）的出处，但现在用这个成语一般意为亲自动手实行，与此处的意味有微妙的差异。
下面是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楚庄王雕像，不过他左侧那个人的职责是驾车的（御），不应手持武器，动武是他右侧那个人（戎右）的职责。这个雕像应该就是表现楚庄王在“履及”、“剑及”之后愤怒地乘车赶路的状态，所以他才会在车中站起来：
《宣十四年传》：
孟献子言于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图之！”公说。（（p 0756）（07140501））（061）
《宣十五年经》：
十有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p 0757）（07150001））（061）
《宣十五年传》：
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p 0759）（07150101））（061）
我的粗译：
孟献子听说楚庄王包围宋国，就对我们鲁国的主上宣公建议说：“臣下听说小国之所以能不得罪大国，就是要经常派人去进献贡品，所谓‘庭实旅百’说的就是这种事；朝见大国之君，向他进献自己的收获，就有容貌采章这些各种各样的贡品，碰上好事还得额外增加礼物，这都是要预防不测。等到大国加罪下来，再想要送啥东西都晚了。现在楚庄王到了宋国，主上您最好早作打算。”
到我们宣公十五年春，我们鲁国派了公孙归父去宋国参加楚庄王的行动。
一些补充：
“庭实旅百”是当时的常语，《左传》中另外还出现过两次，在那两处杨伯峻先生分别有注：
诸侯朝于天子，或互相聘问，必将礼物陈列庭内，谓之庭实。……旅，陈也。百举成数言之，以见其多耳。（《庄二十二年传注》（p 0222）（03220105））。
《晋语四》云：“遂如楚，楚成王以君礼（原作“周礼”，依俞樾说改正）享之，九献，庭实旅百”云云，则“九献，庭实旅百”为国君相饗燕之礼，庭实旅百亦见庄二十二年《传》，然彼为诸侯所以献王，此则郑伯所以享楚子。……旅，陈也。庭实，陈于庭中之礼品，谓所陈凡百品。《后汉书班固传》“于是庭实千品”，又十倍于此矣。（《僖二十二年传注》（p 0399）（05220902））。
杨伯峻先生又在此注曰：“容貌采章者，盖指玄纁玑组、羽毛齿革诸物，皆所以充衣服、旌旗之装饰者。”
公孙归父的父亲是一度在鲁国执政、七年前去世的公子遂（仲遂、东门襄仲），此时公孙归父是鲁国的卿，三年后，鲁宣公去世，公孙归父也被季家赶出了鲁国。
《宣十五年经》：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p 0757）（07150002））（061）
一些补充：
“平”大意为讲和。
《宣十五年传》：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p 0759）（07150201））（061）
我的粗译：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景公想要派兵去救援，晋国大夫伯宗阻止说：“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争不过他们。虽然我们晋国很强大，也不能违背上天的意志。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请主上先忍耐一下吧。”晋景公放弃了出兵的打算。
一些补充：
这段《左传》就是成语“藏污纳垢”（cáng wū nà gòu）的出处，但现在我们使用这个成语完全是负面的意义，而古人在这里举“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这些例子却是在强调越是强大就越要能包容，强者都是能包容的。
这段《左传》还应是成语“鞭长莫及”（biān cháng mò jí）的出处，现在我们用“鞭长莫及”这个成语，一般是用作够不着的意思，但体味这里“虽鞭之长，不及马腹”的说法，其本意应该是有所顾忌而不能去做。
虽然不常用，但“高下在心”（gāo xià zài xīn）也应是成语，而且在当时就已经是成语了。我体会这句成语大体的意思应该是：高贵还是卑下取决于内心。
《宣十五年传》：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p 0759）（07150202））（061）
我的粗译：
于是晋景公派解扬前往宋国，让他告诉宋人：“晋师悉起，将至矣。”让宋人不要投降楚国。但解扬在半路上被郑人抓住献给了楚人，楚庄王应许他丰厚的奖赏，要他反过来说。解扬不肯答应，楚人再三请求他，他终于答应了。楚人把解扬带到前线，让他登上楼车向宋人喊话，他竟借此机会把晋景公的意思都告诉了宋人。下来以后，楚庄王要杀解扬，还派人斥责他：“你既已答应了不穀，为什么这么干？不是我‘无信’，是你先反悔了。赶紧接受惩罚吧。”可解扬回答说：“下臣听人说，主上能发布好的命令是‘义’，臣下坚决执行命令是‘信’，坚持‘信’来实现‘义’就是‘利’。想事情不忘‘利’，一心一意维护社稷，这才是民之主。有‘义’就没有两个‘信’，有‘信’就只听一个‘命’。主上用赏赐引诱臣下，这是不知命，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同陨，坠落，指不能完成使命），什么赏赐引诱得了呢？臣下答应主上，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牺牲生命而完成使命，是臣下的幸运。这样，我的主上多了个‘信臣’，臣下又能得好死，我还有啥不满足？”听了这话，庄王放了他。
《宣十五年传》：
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p 0760）（07150203））（061）
我的粗译：
第二年夏五月，已经包围宋国八个月，楚国军队打算退兵了，“文之无畏（子舟、申舟、毋畏）”的儿子申犀拦在楚庄王的马前，趴下磕头，哀求道：“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他是说楚庄王说话不算话。楚庄王答不上话来了。这时，正替楚庄王驾车的申叔时发话了：“只要我们在这里盖房子，并且派些人回去负责耕种，宋人一定会屈服。”楚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建议。
宋人见了楚人这些行动，害怕了，就让首席执政大臣华元趁夜晚潜入楚军营内，登上楚国司马子反的床，把他弄醒，对子反说：“敝国的主上让‘元’来传话：‘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华元传达的这段话的大意是：我们虽然把小孩子都换着吃了，把死者的骨头都挖出来当柴禾烧了，但是就算我们全城人都会死，我们还是不能接受城下之盟，要是你们肯退兵三十里，我们将随时听从贵国的要求。子反害怕了，就和华元盟誓，并禀告了楚庄王。于是庄王下令退兵三十里，与宋国达成和约，两国盟誓时盟辞为：“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一些补充：
关于“筑室，反耕者”，杨伯峻先生注曰：
刘文淇《疏证》云：“筑室反耕，当是古人围师久留之法。《晋书石勒载记》，勒遣李龙讨徐龕，龕坚守不战，于是筑室反耕，列长围以守之。《慕容儁传》，慕容恪进围广固，诸将劝恪宜急攻之。恪曰：‘彼我势均，且有强援，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乃筑室反耕，巖固围垒。《秃发耨檀传》，蒙逊围乐都，三旬不克。筑室反耕为持久之计。皆用申叔时之策也。”
由这里也可见楚庄王此次也是举国出动，不过我猜当时农夫未必参军，因此派回去的应只是监工，若如此，则和后世的“筑室反耕”有微妙的差异。不过从这里也可看到，“筑室反耕”（zhù shì fǎn gēng）也是后世一时的成语。
这里的“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为：你不可对我戒备，让我来去自由，在此前提下，我不会借来去自由对你突然袭击。但这个盟约有点像著名的《中美商约》，实际上对双方的意义是不同的：宋国是小国，不大可能去袭击楚国，而其交往对象大多在北方，也没有太多经过楚国领地的需求；反之，楚国正在向北、向东扩张，就很需要经过宋国的领地；所以这是个不平等条约。现在的成语“尔虞我诈”（ěr yú wǒ zhà）应该就是出自这一段《左传》，但却意为双方勾心斗角。
关于“虞”，《左传》里多次提到：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五年传》（p 0045）（01050401））（017）；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文六年传》（p 0549）（06060401））（049）；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成九年传》（p 0845）（08091002））（068）。因此，要求宋国不“虞”是很过分的。当然，如果是“城下之盟”，条件恐怕就会更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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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八年经》：
甲戌，楚子-旅卒。（（p 0776）（07180005））（061）
《宣十八年传》：
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楚于是乎有蜀之役。（（p 0778）（07180401））（069、061）
我的粗译：
楚庄王死了，影响到楚国对我们鲁国的支援，于是我们鲁国倒向晋国，请晋国帮助我们抵抗齐国，后来楚国又发动了蜀之役讨伐我们鲁国。
一些补充：
关于蜀，杨伯峻先生有注：“蜀，鲁地，或以为在今山东省-泰安县西，或以今汶上县西之蜀山湖当之。据成二年《传》，其地当与阳桥相近，则前说较确。”愚以为成二年《传》所述楚军是从鲁国西面卫国而来，故此蜀还应是汶上县之蜀，推测其位置为：东经116.41，北纬35.54（蜀山寺，寺前铺北）；《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的齐鲁地图在泰安县东南标有蜀，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16，北纬36.14（大汶河与泰安市之间）。
楚庄王死于甲戌这天，应该是出自楚国对鲁国“告”的记录。楚子-旅即楚庄王。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
“旅”，《谷梁》作“吕”，)史记》作“侣”，音同通假。楚君之卒书于《春秋》者始于此。但终《春秋》，未尝书楚君之葬。襄二十九年《传》称“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而《经》亦不书葬楚康王。《公羊传》云：“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礼记坊记》亦云：“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恐民之惑也。’”郑《注》云：“楚、越之君僭号称王，不称其丧，谓不书葬也。”盖书葬，必书“葬楚某王”，等于承认其王号，故不书以避之。实则考之彝铭自称王者，不限于楚、吴、越。然《经》皆不书“王”，多书“子”。
桥案：或者《春秋经》中“葬”之记载均出于周王室所“告”，则因楚国不承认周王室的地位，“葬”时不请周王室的代表，周王室自然也就不会将楚王之“葬”“告”给鲁国。
下面是近年发现的熊家冢楚墓群的一些图片，截自网上，据认为该楚墓群的主墓是一位楚王的陵墓，虽然不是庄王陵，但也可从中想象庄王陵墓的规模：
熊家冢位置示意图（东经112.01，北纬30.62——其地隶属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张场村、宗北村和当阳市河溶镇星火村）：
陪葬车马坑，其中发现了至少三部“天子驾六”的车辆：
考古工地俯瞰：
主墓：
下面则是纪山楚墓群的图像，也截自网上，据说其中的薛家大洼墓（东经112.15，北纬30.55—纪山寺西北）可能是庄王陵：
普通人两驾，道路上还能来回来往，中间超车。诸侯出巡。对面车辆就要停驶，等着侯爷过去。 超侯爷的车就是犯上了。天子出来，所有车辆都要到先清场到路边。整条路都是天子的大道。当然两个侯爷都在路上碰到了，谁该让谁恐怕是专门的学问。 还好这种事不多，京都的路都是八大道。周制可能还包含交通规则。
陈庄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位于淄博市高青县花沟镇陈庄东南，经考古勘探和发掘，一座西周古城浮出水面。谢治秀介绍，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内东西、南北各长约180余米，城内面积不足4万平方米。东北西三面城墙保存较好，南墙仅残存部分基础，中部有一缺口，与城内宽约20至25米的主干道相接，应为城门。http://news.shm.com.cn/2010-02/25/content_2850686.htm
这是我想起来查的一个结果，这个城址据认为也许是齐国最早的城，但至少天子那里应有道路比这个宽。城外的道路我见有说宽是十至十五米的，但尚未查到有根据的文章或报道。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错，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从咸阳附近一直到东方，据说周代就有了很宽的大道了。
多谢回复，以上是我胡乱查了些东西，希望与您多作讨论。
关于道路的资料零星见过一些，但要找就没了，可见积累的重要。
这次的道路资料是战国的，也许比春秋或更早时窄了些？不过这也是在春秋郑国的基础上的，郑国也许本来就道路较窄？《左传》有郑国为了通过丧葬车队而拆房子的记载。
下面是资料：
1995年为配合新郑郑韩路的修建工程，在其西段东部南侧发现一处似与纺织手工业有关的遗存，该作坊址东距韩宫城墙约100米，坐南朝北，面临东西向通往宫城的战国道路。道路宽5米，路面使用夹杂陶片较多的粘土碾压而成，坚实而平整，作坊东西长17.3米，南北宽8.7米，房基上现存石柱础14个，周围有夯筑的墙基，宽0.6米左右。房基北部和周围有大量完整或残破的筒、板瓦。（王凯硕士论文《郑韩故城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http://www.doc88.com/p-901535362236.html）
在宫城中部偏南还发现一条战国时期的东西大道，路宽5米，是用碎陶片和粘性土筑成，质极坚硬，路面亦较平。路穿过墙体的缺口，当为城门。（蔡全法《郑韩故城韩文化考古的主要收获》http://www.chnmus.net/yjcb/2006-04/05/content_51904.htm）
根据这样的道路宽度，恐怕四驾的车就很难错车了，挤一挤也许能过去，外侧的骖马可以走路沟，但恐怕有点不成体统。
但是否到了战国时日常的乘车都是双驾的，也可能本来乘车就是双驾的，这样日常一般的情况错车应无问题。
我是按马屁股宽约0.7米算的。
畿内诸侯，动摇周室根基的原凶之一。市建规模估计已经是春秋时国家建设标准了。更宽的道路就属于军事建设了。周天子还有威信时，擅自拓宽道路就有谋反的嫌疑了。当然借送葬借口拆房拓宽，说明会钻体制空子的还是体制内的人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