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薄案没有审到的 -- 益者三友

李风华

最近几年，研究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国外的学者，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更早一些时候，大家都以为中国要崩溃，现在这种论调仍然存在，但市场是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觉到中国的崛起。崛起当然是全方位的，其工业最重要，就好象练武的内力。现在大家都感觉到，中国的内力在增强，可是这内力如何增强的，却未必有统一意见。本文要讲的是，中国工业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必须给它记上一大功，而且是首功。

一、工业化是条独木桥

工业化极其重要，这是多数都能接受的。可到具体问题，却未必了然。比如，最近都在讲破除GDP崇拜，这是对的。但许多主张绿色GDP，却恐怕没说到点子上去。不要只把眼睛盯着GDP，而要看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建立一个完整而且强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国家卖石油赚了大钱，曾经有段时间，人均国民收入排世界第一、第二。但没有人把它们当成发达国家。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人均国民收入不低于美国，但谁也没把它当回事。现在呢，更远远落在了美国后面。所以工业化非常重要，不要只盯着钱。我们看世界史，15、16世纪最强大的国家是谁。西班牙，因为它是海上的霸主，把持了对整个南美大陆。将南美的白银与非洲的黄金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西班牙的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有钱，但后来为什么输给了英国。英国因为劳动力便宜，制造工业一起来，产品打遍天下无敌手。而西班牙人反正有钱，也乐得不从事生产。结果，英国以自己的强枪利炮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建立了日不落帝国。

工业化比任何其他情况都很重要。但要明白一点，工业化不是谁想工业化就能够实现工业化的。进入20世纪直到80年代，真正可以说实现工业化的，就两个国家。一个俄罗斯，一个日本。最近还可以添上亚洲四小龙，但这些国家再怎么工业化，谈不上对世界秩序有震动意义的崛起。国为国家太小了，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是实现工业化的大国，才可以谈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几个大国都想实现工业化，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它们是阿根廷、巴西、印度，还有中国。现在60年过去了，现在可以说，在这几个竞争者中，中国赢了。有人觉得，拿中国与这些国家比，太寒碜了。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波工业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如果谁在这一轮中拔了头筹，其他的国家就别想出头。制造业发展有一个集中的趋势，它倾向于集中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他国家只有等到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实现了工业化，再把制造业转移到你这儿来。如果这一轮工业化是轮到印度的话，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可能要等到100年，也就是说要落后印度100年。以前我们老说中国落后美国上百年，落后日本几十年，所以落后，不是我们不争气，而人家挤上了独木桥，我们只好等下一趟了。现在天佑中国，总算上了这座桥，让那些还没上桥的印度人等着吧。

所以我们要承认，中国现在取得了这个成绩，是相当了不起的。为什么中国就成功了呢。其他国家与中国都很相似，人多、地大，都是农业国家，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因素。我这里不会将各个因素都一一讲出，就只说一个中国成功最基本的因素。可以说，正是这个因素，才使得中国能够在阿根廷、巴西、印度、埃及这些国家中脱颖而出。这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为什么这样说呢？工业化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一，是政治稳定，所有人都齐心协力搞经济，搞生产，如果都发生战争，那还搞什么生产，外国也就不会来投资了；第二个是要有钱投到工业生产中，也就是原始积累。英国那个时候是靠奴隶贸易、鸦片贸易赚了钱，形成了原始积累，美国靠两次世界大战赚了钱，日本是侵略中国，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战后又靠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卖武器了发了家。中国没有这个环境，就必须想别的办法。

现在看来，中国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最根本的，靠的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一个村子里的土地，不是私人有的，而是由这个村或者这个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这个制度看上去不起眼，但要真正论功行赏，这个制度对于中国的崛起是立了最大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来看它是如何满足了政治稳定这个目标的。

二、打破治乱循环

我们常常说中国的历史是一治一乱，治乱循环。孟子说，五百年有王者兴，意思是，过了五百年，又出来一个新的皇帝，一个新的朝代。为什么如此，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人没有饭吃，就起来造反。

中国历代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实行私有制，胡如雷先生称之为地主私有制。这种私有制的特点是土地可以买卖，它与西方的封建制有别，后者不允许买卖土地。市场的运行下，必然有的农民破产，有的农民富裕，这样就发生土地兼并，破产的农民就沦为小农、佃农。如果单单如此，也没什么可惊奇的。问题的要害是，由于精耕细作，在和平时期，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土地增长，整个社会养不活这么多人。每个朝代的末期，或者由于天灾，或者由于人祸，生存不下的小农佃农不得不揭竿而起，杀掉统治的官僚阶层与地方阶级，重分土地。至于天灾，只能推动农民起义的导火线，深层原因是土地只能生产出这么多的粮食，而嘴巴太多。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人地关系通过战乱而获得了平衡。新王朝生养休息，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不断增长。几百年下来，土地经过频繁的买卖而渐趋集中，到得后来，许多农民生活无着，无业游民比比皆是，等待这个王朝的，是又一轮农民起义。中国的历史，其实不过如此。

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这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极其重要。英国在现代化的时候，也出现很多游民，所谓羊吃人。因为养羊赚钱，许多贵族就把农民赶出来，圈了土地养羊。农民没有了土地，就四处闲荡，讨吃讨喝，杀人劫舍。英国政府针对这些情况制定了严厉的法规，见了无业游荡的人就抓起来，把许多人送上绞刑架。后来就弄了一个济贫法，把那些穷人关到一个工厂里做事，强迫他们做事，然后给很少的一点钱与食物，让他们活下去。

但第三世界的农民太多，现代国家也不能随便见闲人就杀，办济贫所也不现实，因此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农民反抗。拉丁美洲原来的发展形势要远远好于中国。但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土地都是由大地主拥有，一个一个的大庄园。许多农民没有土地，而庄园生产什么呢，生产糖、咖啡等等国际上能够赚钱的东西。那些没有饭吃的农民到最后不得不起来反抗，打家劫舍，与政府和庄园主对着干。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民起义在第三世界和拉丁美洲国家非常普遍，有个术语叫“绿色起义”，那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命名的，说的是农民被逼得没法了，没饭吃，不得不起来造反。所以这些国家没条件办工业，办的话，只也是一些采矿业。整体上工业就没有发展起来。

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土地革命与解放战争，其实也是农民起义。毛主席自己也承认，他进行的是一个农民战争。为什么在解放战争那几年中，发展的那么快。因为没有饭吃的农民实在太多，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分了后又要保卫胜利果实，浩浩荡荡，很快就把国民党政府推翻了。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这个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毛主席有一点跟历代不同。历代新皇帝得了天下之后，把那些无地荒废的田地都分给农民，这些土地都是私有的。过了几十年，贫富分化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如果农民没有出路，还是会造反，又要走上一条王朝循环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最初把土地也分给农民，一开始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状况也好转。不过没过多久，共产党发现，老问题又出现了。

以山西省为例，山西省解放区在47、48年就实行了土改。到了1950年，山西省委去武乡县的农村做调查。发现：“据六个村的调查，1949年到1950两年，有139户（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的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二倍甚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也就是说两极分化出现了，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也差不多。

有人会认为，人家靠自己的努力发财有什么不对，至于放高利贷，现在不也有这样的情况吗？是的，一个人努力挣钱是没有错的，放钱赚些利息也没有什么太不对。但是如果放在全社会来说，问题就大了。在发达国家，一个人失业，还有政府给予救济，而且我们看它的失业率，一般也只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就相当高了。发达国家有钱来救济，这叫花钱买平安。就是不救济，也不会对政府造成根本性的推翻，最多只是偷扒抢杀人事件多一点，社会乱一点，但不至于出现大的集体造反，因为在他们那里，没饭吃的毕竟是少数。但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钱来救济，穷得很。就是仅有的那些一些钱，也要拿来办工业，不能简单就拿出来吃了。而且中国农民如果没有土地，那就不是百分之几的问题，而是百分之四十、五十的农民没饭吃，甚至更多。政府不可能靠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那时再他们不起来闹事，不可能。美国地大物博，历史上一美元就可以买一英亩来种，最早时还可以不花钱就分到地，因此不存在百分之几十的农民没饭吃的现象。日本在工业化的时候也有许多农民没饭吃，日本就侵占中国东北，往东北大量移民，基本上解决了没饭吃的问题。但中国显然不能照着美国或日本的办法。

解放没几年，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农村集体化，办合作社，由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最后一直到人民公社。这里面有些做法，今天已经不再实行了。比如人民的公社的集体出工，记工分，现在都是家庭联产承包。但是有一点，今天仍然还在实行，那就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而不是私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你觉得种田划得来，你就可以种田。你要是觉得划不来，你去城里打工或者办工厂，只要你还是农民身份，你就可以分块田。哪天打工没赚到钱或者办厂亏了，你还可以回到村里种田。你欠了一百万，你可以拿出所有东西来抵债，房子、电视机、猪、鸡鸭，但是田你不可以动。因为这是国家的。国家让你种田，但是你不可以买卖，国家的想法，说白了，给你一条活路。因为农民实在是太多了，西方社会可以搞社会保障，中国对农民还做不到这一点。

而只要你有一条活路，你就不会造反。巴西、阿根廷在工业化方面本来走在中国的前面，但为什么现在落到后面去了。因为农民造反的事情太多了，研究第三世界的政治学家发现，二战以后，各个国家发生内乱实在是太常见了。中国因为有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以不存在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提。

三、地租市场的消灭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消灭了土地市场。在农村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土地买卖与土地租赁的市场。如果无地农民很少，或者工业化比较发达，大家到城里去打工赚到养家糊口的钱，那么农村土地的价格就不会很高。但是在那些无地农民无法到城里找到工作，又无其他出路的时候，他就会怎么做？只有到了不得已的情况才造反，如果不造反，他就会租地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佃农。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里面讲到资本主义农场主租地种粮食，现在英国、美国的农场主性质上都是如此，相当一部分是租地来种的。中国的农民也租地来种，我们为什么不把他叫做农场主呢？因此两者性质存在着天大的差别。美国的农场主租地种田，是为了赚钱。通常一租就是好几百亩，乃至几千亩。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无地的农民就会非常多。他们租地只是想养活自己，所租地的地通常只有几亩。而且一大问题是，中国的地租非常高。我们看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的租契，最普遍的就是五五分成。也就是说，你有一块地，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得到他的一半收成。张五常在其《佃农理论》中引用了1932年国民党政府内务部的数据，全国22个省中，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七级，分成地租最低的是是辽宁省最差的土地，分成地租是29％，而辽，而四川最好的土地的分成地租达到69％，也就是2/3的产量必须交给地主。这是官方数据，其他许多文献指出，实际有的地租甚至高到八成、九成。人到这种情况下，已经压榨得很奴隶没两样，甚至比奴隶还活得苦。

地租既然这么高，那么大家自然就愿意买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人若是赚了钱，他当然希望这个钱还能保值升值。最稳妥的办法是干什么，就是买地。纸币会贬值，黄金价格有波动，而买了一块地，什么也不干，每年有一半的粮食进入自己的仓库，何乐而不为？大家都去买地，那么这个农村土地的价格就升起来。当地租一高，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因此，在农村土地上一个国家的许多钱都耗在了这个上面。这个地价相当高，实际上就成了泡沫。据估计，在解放前，耗在土地上的财富，占了全国财富的1/3左右。这实际上是一种泡沫，因此有这个地价，粮食产量也这么多，没有这个地价，粮食产量也不会少，甚至还要多。

毛泽东搞土改，地主手中的田分到农民那里，用这一招造反，推翻了民国政府。他接着又从农民那里将土地收回来，成为农村集体所有。这一招使得没有人能够造反，并且也不会有人买地。农村土地就没有了地价，大家赚了钱，你可以再扩大再生产，可以另办服务业，你可以去花钱，大把大把花，去促进消费，也可以把钱存到银行，通过银行借贷出去，让别人去开工厂什么的。但是你在中国，你有钱也不可能去买块地，去租给农民来收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让所有人都断了念想。那如果大家有钱了，怎么办，那下一节要讨论问题。

四、社队企业与企业家精神

费孝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32年太湖流域的部分地方天热少雨。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农民是忙碌的，整天都要踏水灌田。普通的水车，基本上都是有人工来转动的，三四个人一天不息地工作，并不能灌多少的田。为此，政府引进了电力打水机，低价租给农民。道理上，这是一种非常经济的做法，而且在普通人看来也一定会增加农民的幸福。但是，因为有了机器，人们不去踏水，却跑到赌场去了。我们亲见农妇来哭诉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因为有了机器，可以不必去工作，上赌场里去把家产都荡尽了，弄得农村中六神不安。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并不低于三十年代，但在普通的印象，却是吃不饱穿不暖。是的，吃不饱，因为肉少，每个人都只能凭票买肉；布少，只能凭布票买布；粮食少，只能凭粮票买粮食。但要凭票买，这说明了什么，第一，需求大于供给，市场不能放开；第二，老百姓家里开始有了一点余钱。大家好象不相信，那个时代，老百姓有余钱。是的，钱当然不多，通常到年底可以存上几十或百把块钱。这笔钱不多，可是全国农民有8亿，总的算起来，也是一大笔数目。

你有了这点钱，你想买肉吃，要凭肉票。想多买点肉，要走后门；买布也是如此，买什么东西都是如此。想赌博，派出所或联防队把你抓起来；你想娱乐，唱唱卡拉OK，但没有歌厅。当然也有电影看，多数电影你根本就不用花钱，政府派电影队下乡给你放。也就是说，你现在得守着人民币饿肚子了。

这个钱是在个人家里，还是集体手里，都不是很要紧。不管怎么说，谁也不可能走原来的老路。当不了地主，也不可去赌博，因此只好去办工业去促进经济发展，那怕你什么也不干，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又找到人去办工厂了。所以土地集体所有制断绝了钱用在地价上面，只能去办厂。要知道，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限于某一个人，对于一个集体，一个公司，一个村集体来说，也是如此。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与九十年代的民营企业很有关联。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么发达，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

60、70年代的农村，再差也比30年代的农村好得多，可惜的是，那个时代，在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方面，都没怎么发展起来。但是这个余钱并没有白白起霉，而是办起了工业。在中央方面，固然用这个钱办重工业、国防工业，比如两弹一星，比如一汽、二汽、鞍钢等等。但是人民公社与生产队，也没有闲着，干什么了，就是办工厂，办工业。这些工厂，当时叫做社队企业。现在，所有的专家都承认，改革前毛泽东时代办的社队企业，后来发展成80年代的乡镇企业，到了90年代，改造成各种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今天，在制造业中的大公司都是这么起来的。比如美的集团，创建于1968年。那个时候是文革，谁敢弄私营企业。何享健先生率领23人集资5000元开办了一个瓶盖厂，全名叫北滘公社塑料生产组，这样开始他们的创业。当时纯粹一个社队企业，到了后来，北滘镇逐步退出股份，何享健等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我们看中国现在最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相当一部分都是原来的社队企业、再到乡镇企业，再到如今的民营企业。即使那些没有办过社队企业的，与以前的社队企业也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是在技术、人才、经验方面。

一九七八年社队企业的销售和劳务总收入四百三十一亿元。当年工农业总值是5000多亿，这个数据将近占了10%。当年，社队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原煤为百分之二十，砖瓦、灰沙石和中小农具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社队工业已成为国营工业的重要补充，它既能生产许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辅助设备，有的还能生产一些优质精密的产品。

社队企业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其产值，而在于培育市场与企业家精神，这才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根本竞争力所在。以前的中学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叫梁生宝买稻种，不知现在的课本里还有没有，那是从柳青的《创业史》里节选的，写梁生宝进城为乡亲们买稻种，怀里揣着的几十元钱那都是乡亲们一分一毛凑起来的，梁生宝珍惜来之不易的这点钱，他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宁愿啃白馍，到饭店去喝5分钱的面汤，更舍不得住店，宁愿到车站一类的地方去凑合一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里存在一个市场，原来大家都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了市场，这话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适用，中国不适用，因为中国还有市场。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如果完全按计划分配，他就不要自己去买东西，而是打报告，等批复。第二，存在一个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最根本的是创新，自主创新。在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讲究企业家精神的。而在中国，其实就有这个企业家精神在。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各州的书记领导一般都不懂经济，他们的理论水平可能很高，但不懂经济。但在中国，几乎每个官员都懂经济。有一本书叫《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讲毛主席如何让当年跟着他打仗出生入死的人学习经济，上行而下效，结果弄得中国人全懂经济。十亿人民九亿商，是一件好事。如果十亿人民九亿是哲学家，十亿人民九亿是学者，中国就完了。这个企业家精神，其实在当年的社队企业中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前苏联是计划经济，后来解体后，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各州的州长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弄经济。企业家呢，也没有从事市场经济的经验。后来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所以成功，俄罗斯的改革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懂经济的人太多，上到省委书记，下到社队企业的厂长。

谁都知道，民营企业以及它的前身、乡镇企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学政治，学历史的人必须深刻理解，这并不是简单的想学就学的事情。为什么印度、巴西它们不能办，你以为他们傻吗？根本就学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家有了一点钱，许多就去赌博了，就好像江村的农民一样。

五、降低开发成本

前面说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使农民有了一点点钱不能干别的，只能去办工业。除此以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办厂，搞基础建设等等一切经济建设的成本大大降低。

我们看许多政府招商时，说提供优惠地租。或者三年内不收取租金。这么好的条件，人家当然愿意来办厂。我们想一想，如果这块是私人的，我一块，你一块，你愿意不收取租金就让人办厂吗？绝对不干，打死我也不干！我不收租金，我这三年喝什么，喝西北风啊？因此，土地私有制可以说使得办厂特别困难。但是，如果土地是集体所有，市政府跑到镇政府，把村干部找来一说，很快就可以说通。如果村干部不答应，大不了给他一些钱，贿赂他一下，不就成了。这样，政府或者说企业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了地，这样就省了一大笔钱。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搞土地开发都是相当困难的，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应当承认，中国大陆的开发成本要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城市要发展，就向周围的农村去扩。这时征用土地的问题来了。如果是私有土地，你一家一户去谈，有的要价非常之高。而如果是集体土地，政府跟村民委员会去谈，或者根本就下一个命令，土地就征收了。如果建一座立交桥需要0.1平方公里地，这块是属于某个村的。政府跑到紧急的情况下，发个命令，不紧急的话，谈判10天半个月也就成了。但如果这0.1平方公里上有1万户人家住在这儿，政府你想去谈，五年、六年你能够动员大家拆迁下来，算你有狠。

拆迁问题要从大处来看。有的人反对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是集体土地，可能政府给的补偿款不够，或者村干部中饱私囊，村民觉得补偿过低，什么什么的。这些情况都有，有的甚至相当严重。但再怎么严重，在这种制度下，一条路，一个厂，很快就建起来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确实容易发生这类问题，但是将农地集体所有制在拆迁时的弊端与它的好处相比较，那个好，那个坏，是一目了然的。在台北，现在搞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困难，这个困难我们绝对不能归咎于官员的能干、廉洁、知识水平等等个人因素。台湾政府办事的效率世界有名，廉洁奉公程度、敬业程度、知识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大陆的官员。今年全球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刚刚出炉，台湾排名第5，大陆排名第49。为什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政府办事效率。而大陆排名低，就是因为大陆官员的腐败现象严重。但是，为什么腐败严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上升得那么快，而台湾却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慢，这其中的缘故不可不深思。

六、要有大眼光

总结一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点是：第一，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孕育了社队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民营企业，成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力量；第三，降低了开发成本。

今天中国能够以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维持这么多年，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毛泽东在50年代创立的制度。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把农村土地集体化，堪称中国历史的真正转折，也是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基础。我们今天所取得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当时的农地集体化。如果几十年或上百年后，中国经济真正完成了现代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生活富裕之后，我们将最要感激的制度，必然是农地集体化。

有一些学者主张，将中国的农村土地私有化。他们说，私有化之后，慢慢就可以发展出大农业；私有化之后，土地就不用每隔几年就重分，农民就会爱惜土地，就不会发生过度利用地力的情况；私有化之后，就不会有村干部的腐败，农民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等等等等，说得来，简单就好象，只有农村土地一私有化，就万事大吉了。

我不想否认主张农地私有制者所鼓吹的激励作用，我所强调的是这种激励作用的约束条件。也许有一天，农地私有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希望的制度，而且也是多数人们（尤其是农民）所愿意推行的制度。但现在不是，至少要等到中国的工业人口占据绝大多数时它才是可行的。让我们慢慢等待这一天到来吧。

这些学者与理论家，说到小事情时，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惜没看到大处。如果大半农民没有地种，干什么。世界上的工业产品如此之多，绝大多数是由1亿6千万产业工业生产出来的。这1亿6千万产业工人，有8千万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发达国家；有8千万在中国。即使让这些发达国家的8千万全部转移到中国，也无法满足农民打工的需要。那个时候，贫民窟，骚动、游行，直到起义，全由不得我们。所以说，这些主张，都是书生议论,没有看到大处。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但也是问题成堆的时代。学者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书生意气上，要有大眼光，像毛泽东那样的大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