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国政治简史1 -- 种植园土

近来好文颇多啊.梦秋兄谈军事，偶来补充几句政治与法律。

1913年

二次革命，源于宋教仁遇刺。宋教仁对国民党的贡献在于操作并赢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根据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参议员274名，其中每省10名、西藏10名、内蒙古27名、青海3名、中央学会8名和华侨6名；众议员共596名，依据各省人数分配，最多的直隶有46名，最少的青海只有3名。

议员选举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

众议员选举先在各县初选，由选民选出50倍于当选者的候选人，最后候选人互选产生众议员。

参议员选举也是分为两个步骤，各省先初选省议员，再由他们互选出参议员。

有资格投票的人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然后还要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项：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在任官员、现役军人、僧侣等是没有选民资格的。依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在当时全国4.4亿人口中，有4086万合法选民，占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个选举规则从架构和实施上都是有问题的。1个60万人的道（下属6个10万人的县），约有6万人有选举权，然后推举1200人候选人，这1200候选人选举出1个众议员。其实也就是1200个士绅、地主，选举出1个众议员做代表。在民风开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江苏，有选举权者可以得到几碗米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陕西，士绅直接就帮选民们“办差”完毕。所以，民初的议员竞选与政党政治其实结构上就是各地士绅的拉帮结派过程。

实施中问题更突出。许多自我标榜代表“某某地区”人民和某某社团或政党的摩登人物脱颖而出，然后与大党谈合作的价码。结果就是，士绅甩卖选民，摩登人物甩卖士绅，宋教仁把这些摩登人物汇聚成了一个集合，就是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同盟会、革命党、民初国民党、大革命的国民党、蒋介石委托CC办的国民党是近乎完全没有干系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很大的进步。假如当时4086万选民中，有1/3吃到了一碗候选人提供的米粉，那也是1362万碗米粉。假如当时有1/3地区的候选人士绅参与议员选举投票，那民国的政权基础也有4086/50*1/3，约27万人。这里面是能够挑出几百名社会名流和头面人物的。由于是第一次选举，选风相对淳朴，也的确选出了许多社会名流。所以，这是中国人民离民主选举制度最近的一次，起码比曹锟的猪仔议员强。

宋教仁赢得了国会选举，要求组阁。但袁世凯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政权交给几个拉帮结派的文痞，也不容忍内阁总理夺总统之权。于是他纵容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暗杀了宋教仁。社会舆论反响极大，压力之下，赵被迫辞职，袁世凯通过多个途径向国民党寻求妥协。宋之死，是国民党一大损失，但也是选举政治与民国法制之一大机遇。孙文完全可以借机要求袁世凯做出政治让步，至少往责任内阁方面迈出或大或小的一步。袁世凯不管对权力有多贪婪，他都会至少表面上接受妥协，然后袁再私下挖国民党的墙角，扭转国会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

但是孙文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妥协的。原因有如下：

（1）当时孙文拿了袁世凯的大批经费并获得办理全国铁路全权，耗资百万银元，铁路并未修成一寸。当初为了得到这批经费，孙文对袁做出了许多政治承诺。袁即便不公开这些承诺，追查孙文浪费贪污公帑是很简单的。

（2）宋教仁拉拢的乌合之众，孙文并不能直接驾驭。这样孙文就难以获得政治妥协的收益。

（3）孙文其实一直念念不忘的是袁世凯的大总统职务。如无此心，当年也不会抢在南北议和之前突兀的就职临时大总统。

孙文的对策：战争。

为了一个遇刺的准内阁总理，发动一场内战，得失不成比例。美国总统遇刺那么多，几时因此爆发内战？哪怕林肯遇刺，北军也没有因此再把南方烧杀掳掠一遍。当时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径并未走完，各界也纷纷呼吁依循法律解决，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的意见。但孙文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坚持诉诸武力，发动二次革命对抗袁世凯，这是自私且冒险的蠢行。

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势力仅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主要靠四大金刚：江西李烈钧、江苏黄兴、上海陈其美、四川熊克武。其中真正靠谱的就是李烈钧。结果：张勋镇压了黄兴，倪嗣冲和李纯镇压了李烈钧，租界的外国警察镇压了陈其美，蔡锷镇压了熊克武（没错，就是大英雄蔡松坡将军镇压了国民党）。

二次革命是一场追求个人政治私利的愚蠢战争，但它也是民国内战的起点,以后内战频度和烈度以指数方式上升，军阀混战以中原大战达到顶点。

1914-1915年

1914年欧战方酣，中国却是平平安安。但随着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爆发，和平又被打破。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人是前保皇党、当时的进步党梁启超和梁的学生蔡锷。梁启超与孙文关系一直很差，而蔡松坡先后入过统一党和进步党，历来和国民党尿不到一个壶里。

所以，在护国战争临近爆发之时，孙文在忙三件事（1）争取日本政府支持；（2）要求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对其个人效忠，同盟会老党员如黄兴多数退出（3）在和宋庆龄度蜜月。

蔡锷帅2万孤军击败8万北洋军，各地督军纷纷倒袁，北洋大将态度暧昧，袁世凯败局已定，于是孙文发现泡妞耽搁久了，于1916年5月回到上海，匆忙发表了一份讨袁宣言。国民党中，仅李烈钧参与了护国战争

为什么全国人民坚决反对洪宪帝制，甚至保皇党如梁启超都主张共和？一则当时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梁启超已变成了共和派。二则清朝旧臣羞为"二姓家奴"。不仅张勋这样的复辟怪物如此，北洋军人如段祺瑞也认为对着大帅下跪可以勉强为之，对着未来的太子下跪，则完全无法接受。袁氏失败也与列强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政治强人能操控大局有关。比如，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认为：“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不能不成为帝国完成上述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田中义一建议一面让袁彻底退出，一面扶植亲日政治势力。田中眼中的“我政治势力”，包括宗社党（满遗），也包括孙文革命党。

洪宪称帝让顺风顺水的袁世凯失去了内部控制力，如同肌体失去了免疫力。北洋军纷纷倒戈，1916年6月袁世凯辞世。

1916年-1920

1916年7月，护国战争结束后，桂系军阀陆荣廷发动驱逐龙济光之役，将其赶至琼崖，从而控制了两广。这个事件很复杂，也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南北对立和北洋军阀内部的对立。我简单叙述内在利益关系。

袁世凯在世之时，欧战已爆发。英国鼓励日本成为远东盟友，答应给予日本德国在华利益，日本遂对中国派兵，发动对德且对华的军事威胁，同时，对袁世凯外交上漫天要价，提出《二十一条》（据传言该文本源于孙文对日本的主动承诺，日本人拿来压袁世凯)。袁世凯试图在日本与英美之间玩平衡，把《二十一条》透露给英美法。但是当时，英美法为诱使日本参战，已下决心把德国在华利益给日本。所以，袁世凯外交斡旋的结果，仅仅是避免了日本的漫天要价（第5号下全面控制中国的7条），最后仍不得不屈从于英美法压力，接受了1-4号，也就是《民四条约》，实质上转让了德国在华利益给日本。这是后来凡尔赛条约及五四运动的外交起源。袁世凯的位置与蒋介石在外蒙问题上处境很类似。但袁世凯多少还争取了一下国家利益；而英美雅尔塔会议本来是仅仅期待蒋介石默许外蒙独立，却吃惊地发现蒋介石痛快地接受了，并对斯大林来了个官方大认可。《民四条约》最终随着日本战败烟消云散，蒋介石却造成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损失。

袁世凯死后，日本表示支持皖系段祺瑞，英、美等支持黎元洪及直系馮國璋。此时英美已渐渐开始担心日本在远东过度膨胀。于是两派变得不能相容，导致张勋玩了一把复辟。

过程：段祺瑞主张参加欧战，而黎元洪、冯国璋有所保留。大家或许会很奇怪,为什么亲日派要派兵支援欧战，而英美派不赞成。这与对日借款有关。美国已在1917年4月参战，中国派人去其实也就是派点劳工，但段祺瑞仍可以用参战的名义大量对日借款买军火扩充地盘，而对日借款会损害英美在华利益以及直系势力。

段祺瑞下令手下十几个督軍组成「督軍团」到北京施压，逼着黎元洪在对德宣战书上盖印。由于对英美有利，黎婆婆从了。后来，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事件被揭露，英美忍无可忍。1917年5月21日，黎婆婆斗胆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立马鼓动督军们独立。黎婆婆请了张勋来护驾。张勋却对黎元洪没感情，请了溥仪来复辟。段祺瑞终于找到借口，马厂誓师，驱逐张勋，再造共和。

龙济光亲近段祺瑞，广西土匪军阀陆荣廷驱逐了龙济光，占领广东。段祺瑞主张用兵打击陆荣廷，派北洋军前锋第三师长吴佩孚到了衡阳。但吴佩孚在衡阳与南军接洽，撤防了。吴佩孚撤防直接拆了段祺瑞的台。此外，段祺瑞参加一战并未给中国带来利益。协约国指责中国参战不力，虽战胜，仍不得不割让利益给日本。中国人民和德国人民一样痛恨凡尔赛条约，爱国热情从此引燃。

吴佩孚为了反对亲日的段祺瑞，1919年通电拥护五四运动，高谈“劳工神圣”。1920年5月从湖南北撤，集结于保定地区。7月，跟随曹锟参加直皖战争，与奉系合作，击败皖系势力，共同参与控制北京政府。

于是同年10月，冯国璋任期满，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祺瑞与冯国璋同时下野。

孙文在此期间非常不得志，美、英、法均不重视他。日本已转向皖系和奉系。最终只有濒临战败的德国拉拢孙文，给了他200万马克资助，随着德国战败便经费无源了。

1921-1923。

1921年，孙中山计划联合段祺瑞、张作霖组成三角同盟，北伐讨直。这其实是个亲日三巨头联盟，共同对付英美势力。

英、美与日本战后关系已演变为竞争对手关系。英美支持吴佩孚。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1922年1月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随即，1922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发动第一次北伐。孙中山此时马克已花光，日元未挣到，吸引不了军阀。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北伐未动已经失败。

1922年8月，苏联派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抵达北京，首先致函“劳工神圣”吴佩孚，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但是高攀英美的吴佩孚当即拒绝。于是越飞转而联络孙中山， 1923年1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吴佩孚于1923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史称“二七惨案”。

1924年

1924年1月，桂系内讧。陆荣廷与沈鸿英在桂林爆发激战。李宗仁联沈倒陆。8月，陆荣廷失败下野。1925年初，沈鸿英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新桂系击败。李黄白控制广西形成新桂系。这是北伐主力军之一。

1924年6月黄埔开学。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与皖系有（亲日）同盟为名，出兵入关。冯玉祥接受张学良50万元贿赂，迫使直军撤退。吴佩孚精锐损失殆尽。

冯玉祥一生共叛变8次，包括：（1）滦州起义排满，（2）护国运动倒袁

（3）武穴停兵倒段祺瑞（4）北京政变倒吴佩孚（5）反奉戰爭倒张作霖

（6）五原誓师倒北洋（7）国共分裂清共逐俄（8）中原大战倒蒋介石

别人看到的节操大甩卖，我看到的是财政艰难。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与陈炯明联合发动叛乱，被平息--黄埔军校第一次实习。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叛吴佩孚与张作霖达成和谈协议。冯部控制北京，并邀孙中山北上和谈。

1925年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军与粤军、湘军、桂军、滇军联合发动第一次东征，击败陈炯明手下林虎洪兆麟部。第二次实习。

1925年6月，桂军刘震寰、滇军杨希闵在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回师平乱。第三次实习。

1925年9月，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的东征军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平息陈炯明叛乱。第四次实习。

1925年11月，国奉战争（冯张战争）爆发。东北军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郭松龄被俘处决。冯玉祥借郭松林反奉，派兵驱逐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夺取直隶。张作霖打败郭松林后，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进攻冯玉祥部。1926年1月1日，冯玉祥下野出国。1926年冯军与直奉晋联军大战于南口地区。8月，冯军不支，一部瓦解，一部退往绥远。

1926年

1926年3月，湖南发生驱赵运动。唐生智兵临长沙，迫使赵恒惕去职。4月，湘军再度内讧，唐生智与叶开鑫大打出手。唐生智被逐出长沙。7月，在北伐军（新桂系）的支持下，唐生智部卷土重来，夺取湖南，并迫使叶开鑫部退至汨罗江北岸。这是北伐导火索。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获苏俄从外蒙转运的10万人军火武装。

1926年7月，桂系已在湖南打得热火朝天，广东迟迟未动。蒋介石获得总司令提名，于是北伐战争立即开始，两广总兵力约8万。

1927年

1927年4月，桂系与蒋系清党。

1927年5月，马日事变。6月冯玉祥清党。7月武汉清党。

• 近来好文颇多啊

结果全是战争。呵呵！1914年的“二次革命”实在是个恶例，开了地方军阀对抗中央的先例，民国的法理基础在孙中山的固执下开始瓦解，袁世凯迷信于北洋军队的武力而开始胡作非为，将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与“国家”的观念及秩序一起破坏掉了。甚为可惜、可叹！

成为兄台文中所说，宋案本来是个极好的内阁政治的机会，如果做的好，将能够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当时，袁大头是又忿又怕，而上海地方法院竟然向总统阁下和总理阁下发传票，要求其出庭作证，老袁也不得不低头，派代表前往上海地方法庭说明情况。

如果当时国民党内部领袖或者孙中山本人能够很好的利用法律程序，先追究宋案责任，再以此作交换，执行宋的议会政治的话，历史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么激荡。

而孙中山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隔空羞辱，这个只会“捣蛋”的家伙进行了反思，开始进行组织建设，即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人人按手印，宣誓对其个人效忠，导致民国建基者的大分裂。

宋教仁先生遇刺100年了，期间，法律多次被统治当局弃如敝履，先生的限权理念虽说起于意气，但却是救弊之道。回首百年沧桑，所谓“长歌当哭者”，此其可哭者一也！

种植园土兄这一下大大推进了历史纵深，让我看得不胜惶恐。

先前蔡将军松坡公的确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老袁一代枭雄，颇有一些手段，民国初年尚且服众，奈何最后猪油蒙了心非要当那个皇帝，真是人老昏聩。不过老袁杀宋教仁在前，这个恶劣先例开了，场子就不好收拾了。何况手下王龙段虎冯狗已经有点镇不住了……

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也是个拿枪杆子夺权的模式，自然和北洋政府不对付。所谓的民主的甜头，也就是在宋教仁死前大家尝了一口。不是有句话说的吗，民主就像性生活，尝了就止不住。可惜在中国，最后大家还是觉得拿起枪杆子乱射来得开心。历史大趋势真的挡不住啊，可惜了宋教仁这样的热血理想青年。当年上千万人可以分到米粉。如今13亿人没有几个不知道民主了，到头来选个村官还是需要高价米粉出面。

民国史很奇葩，值得好好深究一下。

不过俺还是对革命史更有兴趣，之前的混战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人军阀之间过家家而已，兄台说呢？静候27年后那绕不开的TG参与下的政治简史大作。

其他法庭啊，社会舆论啊，这些也有，但是还处于萌芽阶段，实际作用有限。

宋教仁遇刺的时候，中国刚从满清专制时代走出来。在那个时代，幻想用法律手段限制权力，实现宪政，这是不可能的。

打个比喻，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军队是从仁川登陆的。仁川位于38度线稍稍偏南一点的地方。最后，美国人和中朝军队的停火线是在38度线。美国军队从38度线开始，在38度线结束。

我们可不可以说，美国人如果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停在38度线不前进了，那多好。美国人可以少死很多万，中国志愿军也可以少死好多万，节省多少万亿的军费。

问题是这可能吗？社会的妥协，军队的停战（妥协），都是各方势力充分较量的结果。没有这个充分较量的过程，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稳定的结果。美国军队曾经进到过鸭绿江边，也曾经退到过37度线，最后停在38度线，是他和中朝方面反复较量后的结果。同样的，你幻想一个手头有枪有地盘的军阀，来听一个法官的判决，这怎么可能？就算他暂时的退让，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随时会打破。最终的平衡，一定是各方的能量都充分释放出来，使得总体内能降低，到了不得不如此的地步，才能够取得。

所以，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从书本出发，应该这样这样。而是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付出代价，而且还有反复，所以显得非常慢，非常费劲。鲁迅就说过，人类的发展如同煤的形成，消耗了大量木材，结果只得到一小块煤。今天我听广播，有个人，1988年到Jacksonville 做生意，这个公司的白人职员从前门进，黑人职员从后门进，大家各上各的厕所。这个公司的白人公然就说，黑人脏，身上有细菌，等等。你想，这已经是在林肯解放黑奴宣言的120多年后，60年代的民权运动20多年后，种族歧视政策被废除20多年后。从你上个帖子看出，你认为----同时我也认为----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分歧，应该利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实际上，到今天，宋教仁遇刺100年后，这一步还离得很远。

一条是手划的，一条是血染的，哪条醒目一清二楚。其他的事情类似，不反复较量一番，乃至两败俱伤，一些社会政治规范不可能稳定下来，并被大家接受。

1. 枪杆子里出政权；

2. 党指挥枪；

前者保证夺取政权，后者保证政权稳固。

应河友黑翼天使要求，我这里就谈谈中共产生的政治大背景。本篇不按时间顺序谈，先讲中国历史大轮廓。

5000年来，中华民族从来不曾离开此片土地，文明传承至今。这在世界历史是仅有的现象。华夏各诸侯很早就从农牧并重过度到农业为主。文化与制度层面也很早熟，西周的礼乐制度作为征服及殖民化的利器，很早就在士以上阶层普及了。与商朝保持与有亲缘的蛮族勾勾搭搭不同，西周对礼乐制度异常坚持，不采纳者一律摒弃。但西周愿意接纳接受礼乐制度并效忠王室的新诸侯（如秦）。

最初，西周采用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土地分9块，中间1块留给王室，但其余8块也不是私田，更类似一种村落的集体所有制，劳动效率自然不高。随着人口增长，渐渐地在井田周围开辟了真正的私田，这些私田拥有者渐渐侵吞井田。春秋战国就是井田到私田的转变过程。土地向私有制转化大幅提高了劳动效率，供养了更多人口。同时，政治体制也变革了，从权力受限的君主与世袭贵族共治，转向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聘用非世袭的“士”充当官僚治理国家。对士的需求，刺激了文化知识加速从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普及，诸子百家应运而生（比如儒家其实就是周朝礼乐制度加上“有教无类”四个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战争频繁，但人口依然膨胀了若干倍。不仅全部消灭了自古就与华夏地域犬牙交错的蛮夷，还向北向西向南征服了大量戎、狄、羌、蛮地盘。到了汉朝，一个基于察举制度，用儒家经学培训官僚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定型了。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早熟的政府组织形式，绝不比罗马帝国差半分，与近代欧洲君主制度比较也不过时。

但是，随着察举制度的衰败，渐渐出现了一批垄断高级政府职位的家族。这些官僚家族对皇帝与外戚之间的权力争夺很漠然，毕竟谁当权都是他们当官僚。皇帝就被迫借助宦官向外戚夺权。宦官集团与士族官僚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宦官集团被屠戮殆尽，官僚集团在军阀混战中得势，获得了大量部曲，并用九品中正制把权力世袭化了。

这些二代、三代并不满足已得到的权力。他们只做两件事：（1）对部曲横征暴敛。自由民已经在战争中要么沦为部曲，要么屠戮殆尽。汉族人口大量减少。士族对部曲剥削极为可酷，自己却荒淫无度（比如王、石斗富故事）。（2）彼此之间内斗连绵（八王之乱）。斗来斗去，引发北方大乱--五胡十六国--中原沦陷于膻腥异族。

永嘉之乱后，逃到南方的士族意识到了内部无底限恶斗的坏处。他们采取了一种妥协方式。（1）选懦弱平庸的君主做皇帝；（2）各大家族各把持一块地盘，形成一种微弱的制衡，如果哪一个家族出了个政治明星，意图打破僵局，那么各家族群起共灭之；（3）妥协对付北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北方疆土，而是为了保持士族在南朝的生活方式。

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后，南方高级士族官僚基本恢复了清谈、吸毒、滥饮、淫乱的生活状态。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官位包含什么职责都不清楚，主要职责完全依赖低级士族。最终，出身低级士族刘裕凭借收复北方失地的功绩，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取代了东晋，获得皇位。

北方渐渐平静，实现了民族融合，也实现了完全彻底的汉化。梁朝名将陈庆之在与北方交战之后评价：“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即南方贵族也承认北方上层阶级的文化艺术修养已完全不逊于南朝了。到了隋朝，南北区别已经变得甚小，为顺利实现统一做好了铺垫。

隋代开始尝试科举制度，试图打破门阀垄断官职的局面。唐代开始大规模推行科举制。唐代科举制是双层混合式的。第一层是明经与进士并存。第二层就是“行卷”与科举并存。

明经传承自汉朝的经学。西汉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什么叫官学？说得俗一点，就是可以做官的学说。汉朝谚语“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并非虚言。不师从这十四家，是没有机会在汉朝做官的。汉朝官僚世家与学阀世家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世代关联，形成了一个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小圈子，学术地位、官吏人选、社会舆论都操纵在这个小圈子中。这个小圈子游移于外戚与皇帝之间，恣肆于自我标榜，无论外戚还是皇帝掌权，日子都很潇洒，所以对皇帝并不尽忠。但皇帝与外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说错一句话，吃错一个饼都可能致命，容不得这些官僚学者把酒临风、风花雪月。

皇帝就与宦官建立的联盟，宦官帮助皇帝赢得了对外戚的斗争，报酬是可以安插大量亲信为官。汉灵帝还专门开设了“鸿都门学”，专门招收士族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宦官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这是一场令刘玄德痛心疾首的闹剧。后果就是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与诸侯割据。世家大族对宦官如此痛恨，以至于袁绍在为何进复仇时杀死了皇帝的全部宦官，使得汉献帝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基本没有太监服侍的皇帝。鸿都门学也随着这些政治动荡戛然而止，不过一颗小小的种子被种下--进士科的萌芽--要在地下埋藏400年，到唐代才能开花结果。

今文经学是官学，充斥着官僚气息，其生存完全依存于汉帝国的霸权。为了尽量巩固学派在朝廷的地位，今文经学繁琐难以想象，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今文经学很早就失去了生命力。

非官方的古文经学一直有冲突。古文经用战国六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古文学派试图在朝廷官立的学霸之中挤占一席之地。渐渐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基本让依附于皇权的今文经学彻底歇菜。古文经学赢得了学术冲突。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随后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不存在类似于汉朝那样的强有力中央集权。经学于是走向衰落。

而且，汉朝人是真心信奉经学，以此为全社会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就像美帝的平民百姓是真心信奉民主与法制一样。魏晋南北朝对经学的信奉，就好比印度阿三对民主二字膝跳反射式的膜拜，全然不顾猖獗至极的种姓制度以及肆无忌惮对法制的破坏。九品中正制下的士族有什么动力去追求劳心费神的经学？服了五石散，再饮得烂醉，之后宽袍大冠谈谈玄学，岂不更爽？经学于是走向分离。有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

到了唐代，一个新兴集权帝国又出现了。唐初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结束了所有经学之争，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

上面已提到唐朝科举分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考经学和时务策。进士科除考经学和时务策以外，还要“加考诗赋”。一般进士百人中取一二人，明经十人中取一二人。

尽管孔颖达统一了教科书，但明经科还是非常有利于家学源长、人脉广泛的阀阅之家的。所以贵胄、士族愿意考明经。而中下层读书人就只能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进士，考诗赋博取机会。当时人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三十岁考上明经科，已算是年老，因为明经科较易，而五十岁登困难的进士第，已经很年轻了。

为何中下层读书人乐于考进士呢？岑仲勉说：“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也就是明经主考记忆，打上小抄机会就大增，进士要考诗词歌赋表现原创能力，打小抄也没用。而且，明经录取众多，没有关系很难谋取官职，进士虽然难考，但一旦考上官职是有保障的。

渐渐地，进士科取得了很好的名声。统治者越来越愿意从进士科录用官僚。于是士族和大官僚们又把手伸向进士科了，也就是所谓的行卷。

行卷是指唐代考生在考试前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以求闻达。比如，王维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拿着行卷投在唐玄宗之弟岐王的門下。岐王叫王维装扮成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公主識賞不已，待以上宾之礼。岐王趁机向公主推荐王维的詩文。日后王维果然中了第一名进士。白居易年轻时以诗向顾况行卷，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亦弗‘易’。”然而当他读到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又惊又喜，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何难！”白居易果然中进士。象李白这样的谪仙不羁之士，一面悲叹：“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之二），一面乖乖地按规则办事：“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

行卷制度实际上是大官僚的背书，有利于保持熟悉政府运作的士族子弟的份额。但科举制度本身是非常有利于吸收庶族阶层优秀子弟的。士族出身的官僚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政治资源，寒门子弟则富有进取心，以学识及吃苦耐劳见长。中唐之前，士族寒门矛盾尚不突出。故而，唐代官僚大体既进取又有实际能力，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优秀的官僚群体。

不同物种之间杂交，优势是明显的，但缺点是性状不稳定：混血儿很漂亮又聪明，但其后代却极可能既蠢且丑。杂交的政治体制缺点也是如此。晚唐士族寒门矛盾渐渐变得很尖锐，表现为牛李党争。一般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是没落的门阀世族。牛李党争持续了40年，直至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崖州去了。

如果说庶族地主的兴起和门阀世族的衰落是唐朝官僚体系演化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副产品：胥吏与乡绅的崛起。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清末废除科举及辛亥革命之后，胥吏与乡绅阶层才渐渐告别历史舞台。他们角色的缺失，却又使得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完全一盘散沙化。西装笔挺的民国栋梁们--其实多数是列强在中国安插的利益代理人--生来就有软骨病的。高等华人的软骨病加上一盘散沙的社会基层组织，使得伟大的在近代中华民族瘫软如一条鼻涕虫。这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民族灾难。只有在中共完成中国社会在微观层面的再造之后，中国人民才又重新站起来了。

下面讲一讲胥吏与乡绅的故事。

胥吏是主要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的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根据唐代学者杜佑的记载，唐玄宗时期中央和地方通计有各种胥吏35万多，而有品级的内外职事官则只有1.8万人。由此可见，唐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各种繁杂的具体事务主要是由数量众多的胥吏来完成的，正是他们维系着唐王朝的正常运转。

很有纵深的文字！望继续！这样有望解释伟大的毛周朱才能与操守源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