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公众也是会被误导的。回科学探索－豫蒙 -- 渔樵山人

我对此的理解在上面给渔樵山人写的长篇回复里面。里面对各色人等的监督方式与作用作了很详细地说明。

简单地说，公众当然会受媒体的影响，不过，他们自身切身的经验可能对他们的影响最大。而这种经验常常是先前由先前类似的工程的直接或者间接经历得来的。直接的当然没什么问题，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间接经验当然有被歪曲的可能。

我想说的是，我也从来没有人为，公众的意见就是对的，我只是觉得，作为受工程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的一方，他们有必要也有资格发出他们的声音来。我们应该给与通常的渠道来让各方平心静气的交流。

媒体的监督是有异议的，但如何防范这个所谓“第四权利”的滥用，在西方国家是有一套明文与潜在的规则的。我们国家还在探索阶段，现在靠的主要是行政命令了。

不过，监督媒体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以后再讨论吧。

而且也并没有直接与“穷人”社区相关。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322/2044682129.shtml

巴西

　　因为米尔顿的心脏手术，我们将原计划在1972年12月对巴西的访问延期到1973年12月。一到圣保罗，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城市中到处都在修建高楼。从新建筑的建筑阶段看，大量建造楼房是最近的事。我们猜想，巴西会不会和西班牙一样，最终留下许多未建完的楼房，若干年后还要修缮，但是始终没有竣工。

　　{米尔顿}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巴西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并用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补贴赤字。这造成了超过100%的通货膨胀率并发展成为极度通货膨胀。政府为了压低通货膨胀率，采取了诸如固定物价与工资、控制外汇兑换、引进多重汇率等多种措施，但结果就是造成浪费、低效率和黑市交易。货币紧缩政策在三年内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了大约30%，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萎缩与失业率升高。在最初的冲击缓和后，巴西进行了调整政策(被称为“货币纠正”)，再加上放开市场和政治稳定，经济释放出不容置疑的活力。正如我在从巴西返回后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1974年1月21日)中所说的：“(其结果是)一段时间出现了名副其实地‘经济奇迹’般的飞速发展。发展的速度对一个偶然来访的过客都是显而易见的。堵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街道上的汽车几乎都是新的；高层建筑伸向天空，鳞次栉比，这些建筑不是新建成的就是正在建设中；起重机吊杆几乎和电视天线一样多，喧闹的气氛显然与圣诞节前的购物热潮不一样……‘这真能持久吗？’―这是一个虽然没有人问，但是已经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并不持久，巴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几次遭受了极度通货膨胀。

　　我在全世界旅行，去过许多国家，其政治制度与经济组织形式、发展阶段、文化和许多其他因素都各不相同，这些访问让我明白了影响它们的经济问题是一样的，解释明显不同的现象，几乎用不着什么经济原则。在每一个国家，出现在参与者面前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求了解当地的详细情况。但是无论这个问题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是商品匮乏还是商品过剩，是收支平衡还是失衡，繁荣还是萧条，经济增长还是停滞，应用于普遍现象与特殊环境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些原则可能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当然，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力度要依当地情形与社会状况而定。解决措施必须专门为特定国家而制定，但是困扰政治实体的弊病就像折磨人的疾病一样，体现出的更多的是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

　　我们去了巴西利亚，这是位于北部的首都，从1957年开始建设的一个新城市，在离里约热内卢580英里的高原上。巴西人为他们的首都而深感自豪，证据就是将它形容为“划时代的成就”。它类似一个博物馆，充斥着令人难忘而又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但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展示，这让我大为吃惊。我们的印象是这个首都主要用于正式场合，例如新总统就职，进行政府的某种例行事务，而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是在里约热内卢进行。政府的主要建筑物像艺术品一样令人惊叹，规划中的生活区让人联想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都是整齐划一的公寓楼，楼的样式都一样，只有阳台可以区别不同的公寓。这让我想起了1962后年在莫斯科的所见。离开巴西利亚时我们的感受是，这是一个没有活力的首都。

　　在巴西期间，我们还去了北部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这是一个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喧闹形成鲜明对照的、令人愉快的城市，古老、安静、历史悠久，是这个国家里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在萨尔瓦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遇到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要多去一些地方才可能评价一个城市。巴西利亚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们聚集的市中心。这也是很多人批评它的设计的地方。事实上，美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是一样。市中心只是工作的地方。一到晚上，街上冷清的可以听到自己的影子唱歌。人们活动的地方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居住小区中的。

再说，巴西利亚的设计也不是要为社会下层设计一个更好的环境，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四条要求的：

1. Well ventilated residences near green spaces

2. The separation of residences from workplaces, with industries excluded from the city proper

3．Exclusive space for cultural activities, near residencies

4. The separ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vehicles and pedestrians

简单说就是：住宅区要通风良好并且附近有绿地，分离的住宅区和工作区并且在城市中没有工业，住宅区附近要有文化活动的空间，行人和车辆要分离。这四条据说直到现在还是在遵守着。事实上，这样的设计不仅仅是为社会的下层而是为整个城市设计一个好的环境。

跟我说得也并不矛盾阿？矛盾么？

下层也应该包括在市民之类吧？

或许我应该在加个限定词“特别是”？

你提的四条规划标准不错，

特别注意第二条：

The separation of residences from workplaces, with industries excluded from the city proper

再看看巴西利亚的地形图，我说的“人流”较多，也应该没错吧？

对于一个地方，人们总有一个口碑，比如，八大胡同，三里屯，西藏，西双版纳，等等，都有一个总体的看法。西方人对巴西利亚也有一个总体看法，认为“不是以居住”，不光外国人如此看，连巴西本国人也这么看，我前面引述过巴西另一个市长的看法，就如此，原文没粘过来，只贴了网址，你注意看了么？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个市长在自夸而已，呵呵

不过呢，我举了不少类似的说法了：斯科特、巴西某市长、中国记者、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少了吧？至少可以说明：

1，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这么看的，是不是？

2，我前面那么说这个城市，并不是在胡说八道，对吧？

呵呵

巴西利亚说的够多的了。事实上，我只是要用它做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要想没有偏见的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多困难。而没有意思要把这个问题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做为一个城市，不管当时设计的人的初衷是什么，它都会找出一个自己成长的道路来。想了一下，所有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城市，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城市。也就是说，几百年的历史沉淀给了这些城市自己的性格丰富了它们在建筑以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年轻的巴西利亚单调就象是说一个孩子幼稚一样，是有失公允的。不管怎样，做为一个从零开始的城市，它代表了一段历史时期的建筑思想。估计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以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吧。要是我说了算的话，还是给它一点时间来积累自己的性格吧。

而是当时设计师提出的标准。

再说，适一适于居住，还是要看一看当地人怎么说的吧？

核心问题在于公民如何行使权力。在主权在民的大前提下，行政有责任向民众解释。但专业知识门槛的存在使得对每一个公民解释清楚不切实际，民众也没有义务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我们缺一座桥，一个代理机制。在这座桥建成前，可以一级一级的传达：专家-〉爱好者-〉普通人，但决不能以专业门槛为由拒绝公民质询，以防行政以权谋私。

送你一朵花

确实，公众中的普通人的确没有兴趣去了解某一工程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这个工程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

专业知识与专家的努力可以降低工程中隐含的风险，却不定消除这种风险；同时，投资方的成本计算、专家的水平高低、施工者的职业态度，都可能会将理论上的最低风险概率提高很多。

这些引起风险的因素，与减小风险的知识与措施，对普通人来说，实在没有了解的必要。他们只求风险的“不”发生。

然而，一个工程的正常运转也可能会造成设计方所未曾料到的意外后果，比如DDT，比如牛的尸骨废碎作饲料喂牛与疯牛症之间的关系，等等。

更不用说偶然因素造成的激烈等破坏性后果，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前一段的日本列车出轨事件，等等。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也仅仅是这种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对此，他们的生活常识是可以认知的。

很多人将某一工程的“建造”/“实事”技术与普通人所关注的“工程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两个相关，但并不相同的问题搞混淆了。

我居然还是掉线，给你送不了花啊，郁闷。

积分超越新兵，我就转了。老愚再看看松鼠那两篇，呵呵。

公民是可以参与决策过程的，这也是开公听会的初衷。参与决策过程的公民是在运用自己的公民权利，但权利和义务是相联的，这里公民的义务就是要理解subject matter，理解专家的正反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建设性的质疑，否则，这样的公民参与没有积极意义。这么说吧，公听会就是对公众开放的博士论文答辩，公众可以听，可以发问，但你要对这个专题有深入的理解，如果这个问题对你如此重要，那花一点时间来理解问题的性质和各方意见，并不过分。“茫然无知”的成年公众和未成年的公众没有两样。

将公听会开成“让人民满意”的会，那是公关，不是公听会。

一个工程其实绝不仅仅是某个物理建筑或者物理改变，实际上它是一个“桥梁”，来年接着投资方、涉及建筑方、工程受益方与周边可能会受影响的公众。

投资方如果是私人，它考虑的主要会是效益；倘若是国家，那么在经济效益之外还会考虑社会效益――两者的比重要具体看。

设计与建筑方负责工程的质量，减少潜在的风险，这里要设计你所坚持的“专业知识”。

受益方，有时可能与第四方“受影响公众”有一定的重合，当常常范围并不相同，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工程给他们带来的益处。

最后，所有可能会受影响的公众。某个工程对他们的影响常常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是那些设计/建造专家们所不清楚地――他身体内的某种变化，比如头痛、失眠、情绪低落，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工程造成某种地下气体泄漏出来造成的，这种损害设计师/建筑师未必注意到了。这是另外一群专家，比如，医生，律师，的帮助是很必要的。但是，有时候，即便是医生也很难发现非器质性的发病机理。这种苦楚也就只有当事人清楚了。

这些医生、律师等专家构成了外围的另一方。有时，这一方常常是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作为他们的后援队；有时又是作为独立的证人方出现的。

由此可见，视野当中至少应该有这样的五方，而不仅仅是您所关注的那个工程本身。

另外，那种会议，并不是诉苦会，“群众”满意大会，也不是设计师/建筑师的宣讲会，而是各方交流意见的会议，目的是为了各方又都得到一个相对满意的安排，因此，政治当然也会出现，但妥协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会议应该让所有的各方都有机会参加，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协商，获得一个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呵呵，是从网上抄过来的。

我所得“提”是指你跟我“提出证据”的“提”。

你的第二点也很对，是要听当地人的看法。斯科特的书里面是由当地人的感受的，但并没有直接引语。

我也想找到这类的材料啊，可惜没有成功：有些葡语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懂，也就不敢转过来。能懂的，比较直接的，只找到了另外某个城市市长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说，那只能算是“旁证”，虽然也有效，但效果确实差了一点。你的指责并没有错。

另外，巴西利亚的例子，其实体现了“城市究竟是‘演化的’还是‘建构’的？”这样的一个问难。一方面是世纪遗产的殊荣，另一方面则是居民不舒适的抱怨，斯科特的意思其实是想说，“仅有设计是不够的”，他的书中给出了巴西利亚中自发形成的部分对这座城市的正常功能的运转所起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我是很同意这种看法的，觉得两者必须相互结合起来才好，单单一方总难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看您上面的一个回复，觉得您也是这样一个意思，我应该没有理会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