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笔记 -- 2313234454dfsd
和亲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牺牲或者说形式，更是外交上的妥协，别忘了还有其他国家看着呢。更何况汉朝的和亲跟清朝对蒙古的和亲还不一样，汉匈和亲是单方面的，而清蒙是相互的。这样的和亲，对汉朝的国际国内形象影响肯定是负面的居多的，最多只能是权宜之计，作为一个企图在东亚有影响的大国来讲，怎可能让这种妥协投降型的单方面和亲成为稳定国策呢？
总的来说农业民族的疆界确实是大大北拓了，看看现在的内蒙南部就知道了
结果直接导致李成桂反水
而且也不太清楚明朝的实力，知道实力对比后李成桂的高丽就采取了务实的外交政策。
其实，汉朝那会儿，民族国家意识很淡，主要是夷夏之防。。
但在武帝那时，托孤于匈奴人，并且军队里大量使用匈奴人，说明夷夏之防也不太严重。
唐和汉的情况有些相似，大量使用胡人。
可能夷夏之防在宋之后才严重起来。
再说，也未必一定要谈出一个和亲的结果出来。后来的宣帝采取羁糜政策，就非常有效。
作为后来人，我对照的是毛主席和美国的建交谋略，时打时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手段变幻无常，为中国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不过我觉得这个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宋之后又强大起来的明对少数民族将领还是颇为用之的，李成梁，秦良玉，满桂就是例子（不过李成梁也许是个反面例子...此人和建州女真关系不一般...），连努尔哈赤貌似也当过明朝的总兵官。
不过夷夏之防不重不等于不重视忠诚度，金日磾一类人得到重用一个是为了分化瓦解匈奴，一个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汉朝足够忠诚。
还应该多考虑一下其他国家的因素。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必然被他们看成机会，他们可以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汉朝的新威胁，已经归附的可以乘机反叛，不强大的也可以一面援助匈奴一面利用地形保护自己，抢走汉朝已经到手的胜利。如果要消灭他们，地形复杂，转运艰难，对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非常巨大，而汉朝本身，太子、外戚、诸侯、豪强、贫富差距、巫蛊之祸这些问题都是很大的牵制，军事方面的问题，只要有实力，倒是容易解决的。
劝搞中国历史的人多看看罗马史，看看人家罗马帝国如何对付曾经入侵他们的迦太基人和高卢人的，就知道什么叫扩张过度？什么叫战争政策的滥用了？不把对手给彻底消灭，就只能等着对方早晚消灭自己。不把欺凌自己，侵略自己的侵略者彻底打服，还算男人吗？为此吃些苦有什么不行？
晋、宋、明倒是没有扩张过度，没有战争滥用，结果呢？谁说国力积蓄够了就能自然而然地打赢战争？没有汉武帝，没有凯撒那样的雄才大略的伟大君王，国力再强也是任人宰割的肥羊，象北宋、南宋那样，不是吗？在这一点上多数中国古今历史学者都是受儒家思想毒害的腐儒。强敌当前，修养生息只能是暂时的，和为下一次出击做的临时准备，男人多了不是去种地就是去打仗，否则还不如婆娘，养多了只能搞内斗。
汉朝的男人要是看着自己的不肖后人在宋朝让北方胡虏如此欺负，杀人、掳口、连皇后、皇太后、后宫都让人家掠去奸污，早气疯了，就是再拼死几百万人也不会有怨言的。当年匈奴单于可只是写信调戏了一下吕后，就让汉武帝和汉朝人没完没了地追着打了一百多年，这才叫汉人。这不仅仅是气概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这一点上算小帐，算经济帐，算得失帐都是短视的，要算帐就要算一个民族生存空间的千秋大帐，看看汉朝和罗马，再看看宋朝和清末，就知道汉武帝有多伟大了，他要是看到宋朝的那副德性，绝不会下什么＜罪己诏＞的，战死和伤残总比当亡国奴好一万倍，缺吃少穿支援前线总比奉献妻女贞洁给胡人保长好一万倍，前者是战士，后者是亡国奴。当年的胡人只要有好的领袖，早晚南下吞并中国，这是千年的定律。是汉武帝拯救了中华民族，和前面的齐桓公与后面的唐太宗一样。而论主动出击，开疆扩土，汉武帝更是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
没有汉武帝对强胡的迎头痛击，和持续打击，哪来的窦宪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人吃了第十个馒头才饱，所以吃前面九个馒头太消费过度了，这是什么道理？对付来去无踪的匈奴只能几百年如一日的持续打击，稍微修养一下也只是为下一次打击做准备，靠农业帝国的坚实后盾催跨草原帝国的薄弱基础，这是草原帝国的致命弱点，草场一被摧毁，牛羊一被消灭，任你跑到哪里去都是饿死。草原帝国气候相对不好，内政相对不稳，所以从长远看只能拼消耗，我拼得剩下半口气，把对手拼没气了，我就彻底活了，并更加强大了，这就是世界历史揭示的道理。看看罗马人怎么砌而不舍地打击迦太基人和高卢人，会给大家很多启示的。
有谁配对汉武帝品头点足？连司马迁都没资格，除非他能穿越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宋、明、清的亡国历史，再来反省自己的腐儒言论。
腐儒思想害人不浅，劝大家多看看世界历史，多了解些丛林法则，少讲些仁义道德。如果能够选择，是男人就宁肯选择在汉武帝时代战死沙场，或饿死在支前路上，也不会在胡尘下靠出让妻女贞洁苟活，或拖着猪尾巴苟活，这一点大家同意吧。
虽然我对冯小刚不感冒，但对这句话，我还是举双手加双脚赞成的。
武帝下《罪己诏》是迫不得已，再不改变现行的穷兵黩武政策，就会蹈亡秦的路。这一点不正说明了冯小刚那句话的真理吗？统治者都不能为他的子民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这子民还会是他的子民吗？——即使你活得再有尊严！抗战时期河南民众帮日军打国军是一个道理。
具体到汉武帝，对匈的战争政策和休养生息的民生政策是一对矛盾，很显然，汉武帝没有掌握好这个平衡，最终只能将对匈战争半途而废。
另外，兄台洋洋几千言，可有细细品味“滥用”、“过度”等词的真义？直白点说，滥用批评的不是武帝对匈的战争政策，而是平衡没掌握好，罔顾民命；过度批评的不是武帝的扩张政策，而是不顾国力条件的好大喜功。
理想的状态是，保持国家整体的平衡，就像毛主席一样。即保持着对匈的战争压力，让其不得休养生息，又调整关注国内民生，特别是注意经营西域，屯田实边，让自己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一步一步地压迫匈奴的生存空间。
那个公孙敖，路德博，赵破奴，韩说，李广利等，其中，赵破奴还算是佼佼者。打的那个仗啊，心疼。好像那几万骑兵只是几万头猪，一次就丢几万。当然，这些仗，根子还是武帝对作战目标好大喜功。
其实，唐太宗对战争的热衷远超汉武帝，但却很少有人指责李世民穷兵黩武（征高丽等少数情况除外），这是因为唐朝的对外战争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军事胜利与商贸繁荣是相互促进的，形成了良好的正反馈，也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收益，使得百姓踊跃从军——换句话说，通过对外战争，朝廷和国家分享了利益，并反过来相互促进了对方的积极参与。
反观汉武帝，他发动的远征多是出于单纯的军事目的，为的是天子的面子并向各政权重申汉帝国的宗主地位，当然这不能说错误，但除了少数战争贩子外，普通百姓很难从中看到什么希望，而这种比较纯粹的军事目的导致庞大的军费开支难以从战争本身的收益中弥补，最终还得转嫁到百姓身上。对于汉朝百姓来说，打仗卖命的是他们，负担战争的也是他们，寥寥无几的天马和虚无缥缈的臣属关系又不能当饭吃，他们感到满意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