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是阉割军队的刀 -- 庄冬
[UR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27/1483693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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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分明就是某派的升官不传之秘葵花宝典啊，军队表忠心后终于得蒙圣恩取得真经啦？
军报此文一出，再坚定的自干五和南海大棋派恐怕也要有点hold不住了，当然也不一定，河里某个网友不是说过吗，无论他们主人的飞盘飞出神马诡异到脱线的花样，他们总能叼住还能给圆回来，神技术啊！
其实他们经常还是揣摩上意出错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有时候他们的主人其实本来就是想把飞盘给扔掉的，结果又被他们给叼回来了，常常气得他们的主人干脆封了他们的网站。
我首先想谈的是建军问题。那时，人民军队新创建，成份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派出一些干部在国民革命军里开展工作。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后，使我党更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式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余部转战湘南举行起义，也正式打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这两支革命军队的番号不约而同。
然而，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是经过探索实践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正确地解决的。朱德、陈毅两位同志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我是一名基层干部，我只能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讲出来。
我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曾经写过朱德、陈毅同志领导我们转战粤闽湘赣途中对部队的几次整顿。那几次整顿，主要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基层工作，整顿纪律，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是对我们那支部队进行改造的重要开端，但还不是全面的改造。我们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全面建设和改造开始了，在我军中肃清旧军队习气的残余，与旧军队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彻底决裂，把贫苦农民、知识青年、旧军人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建设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会师后，毛泽东、朱德同志在砻市的龙江书院文星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四月末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一些重要的建军原则作了阐述，还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久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议，讨论建军问题，并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在武汉参加的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时，上政治课讲过马列主义的道理，但军事教育基本上是用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此时这种民主的作法，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崭新的精神，给我上了建军教育的重要一课。
这时为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同志重申了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措施。前面我曾提到，我党早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但那时党的工作主要在上层。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信丰、大庾整编，派党员担任连队的领导干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的领导，但支部还是建在团上。现在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使党的工作扎根到了基层。这一重大措施，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证明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保证了我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连队都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调到连队担任政工干部。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我所在的第二十八团，在党的领导下屡建战功，但轻视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政工干部只是摆样子，卖嘴皮子的，卖狗皮膏药的。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仍抱成见，称政工干部为“五皮主义”、“卖狗皮膏药的”。“五皮”(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本是北伐军军官的新型象征，区别于北洋军阀的长统大袖，蹒跚裤脚的装束的。早在北伐时期“五皮”就成为行伍出身的同志戏谑政工干部的称谓。这时“五皮”装束在红军中已没有了，但他们仍然这样戏弄政工干部。我担任党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军人见到我就说：“来卖膏药了吗？多少钱一张？”我刚作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只有在实践中慢慢地摸索。
那时部队打人风气比较严重，虽然已经有明令废止肉刑，但还未被一些人所接受。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象铁匠打铁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上士、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事实上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如果哪个单位战士逃跑多，几乎不用调查，就可以断言那个单位打人成风。
建立和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也是我的自我改造过程。我是反对打骂的，但也因受旧传统的影响，对于做坏事的人，还是觉得需用变相的体罚。我们连一个通信员好赌博，屡教不改。一次他赌博被我抓到了，我很生气，就对他罚站。让他脚跟并拢，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我们把这个称作“两腿半分弯”。身体再壮的人，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这个通讯员虽然吃了苦头，恶习仍然不改。我觉得旧的管教办法实在不行。第二次抓到他赌博，我也不罚他了，耐心地同他谈话，启发他的觉悟，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我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他流泪了，被说服了，发誓以后不再赌博。后来，他果然改了，并且发现别人赌博还来告诉我，帮助作工作。我感慨地想，对自己的同志，舌头真是比拳头还灵啊!就这样，我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改造。
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匹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战士们风趣地编了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由于敌人的封锁，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后来，中央苏区建立起来了，条件好一些了。筹款筹得多，有时还可以发点零用钱，多时每人一次可发到四五元，大家可以剃头，买牙刷、买肥皂了，而且还可找机会改善一下生活，在江西地区就买鸡子吃，到福建地区时还可以买到罐头吃。但更多的情况是连续几个月不发钱。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部队中流传一付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朱军长、毛委员和大家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有一次朱军长开会回来，正遇到挑粮的队伍，就下了马，把体弱同志的粮担放到马背上，自己又抢过一付扁担和大家一起挑上山。士兵们想方设法不让朱军长同大家一起受累，于是才出现了“朱德记”扁担的佳话。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
古田会议上有两个争论点
1，是军长大还是前委大，从理论上来看就是军队服从于党还是党服从于军队的问题，这个后来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
2，是要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一切都要投票决定）还是要在官兵平等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
古田会议确定了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极端民主化的原则。
你的主帖把极端民主化当成民主本身了，这是一个很容易犯的错误，昧国向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民主”实际上也是他们故意把民主等同于极端民主。
另外，你的主帖中的阉割一词用得不对，应该说党给了军队以灵魂，而不是党阉割了军队。
西方教会对军队的控制也是一样，也可以说给了西方军队以宗教的灵魂。
过去就是历史，现在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看戏吧，未来就不想了
现在有时想想毛主席治国用人实在是高瞻远瞩的伟大，林彪体系的人们就基本上没参与两弹一星，而是徐向前和聂荣臻他们搞的，而且文革时也没受太大的影响，这说明了毛主席的军队其实有两个体系，一个体系都不知道另一个在干什么。
毛主席的中国其实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民用一个是国防，这两个体系的不相关性还经过了文革的检验，经过了文革的检验就基本上是可以说绝对的滴水不漏了，这一点也可以从歼-10的故事略见一斑，歼-10保密了那么长时间，十几年，成军列装了以后才公开，证明歼-10的零件是一个与民用无关的体系制造的，否则只要歼-10规格的东西在民用公司造就会泄密，最近的歼-20也说明一定的问题。
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有两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政治上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公开的台前的，一个幕后的。当然了，这样描述也是因为我没别的更好的办法说而已，应该肯定是不准确的，治国毕竟不是我们老百姓业余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的。
我们一生干我们的专业也不过如此，拭目以待吧，好在我们生在毛主席的时代
极端民主化才会阻碍战斗力。
你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也会阻碍战斗力。
例如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战略指挥来看，蒋介石就缺乏军事民主，常常不顾下面的指挥员的意见瞎指挥，而毛泽东则总是虚心的听取指挥员的意见，例如听取了粟裕的三个纵队暂时不过江的战略建议，此后才有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
军事民主与尊重上级的权威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对立的统一，即辩证唯物主义里面的所谓的矛盾，高明的指挥家需要妥善的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从粟裕将军当年的角度来说，第一，他发扬军事民主，在得到了毛泽东叫他率领三个纵队过江的密电以后，经过胜利的思考，---斗胆直陈，将自己的意见直接汇报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
2，尽管对过江的战略决策有不同意见，粟裕依然严格的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了缜密的过江的准备---即尊重了毛泽东的决策的权威
根子问题不在是否民主这个问题上。根子问题在于军队是否需要一种明确的政治倾向，或者更进一步说，部队是否需要明确的价值投射？
其实另外一个主帖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讨论军队国家化的那个。西方主流以及部分自由派关于军队国家化，或者军队非党化或者非政治化的理由大致是：出于对于多元文化的信念和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因此维持一个在不同政治信念和价值认同相互之间自由博弈的均衡状态是政治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而在现实中的保障就是作为暴力机关的军队不参与到这类争论中，或者说军队的政治教育既不应当某种带有一定终极性的价值投射，更不应当带有从属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联（当然这些都是政治自由主义者们的纸上谈兵，现实中关于价值的争论永不停息）。
而tg的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这种价值投射的，并且是带有一种终极性的伦理目标。（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支带有宗教理想的圣战军；而西方人顺着自身的历史经验，会自然而然地会这样理解，他们当下对自身在世界取得统治地位的成功归咎于一系列宗教战争之后所赢得的宗教宽容，所以一支带有终极意识形态色彩的军队则是不符合这一理念的。但是这恰恰就是TG能够胜利的根本性因素，一直带有价值投射的军队，并且上下贯彻这一理念，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因素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成为一种内部矛盾的缓冲剂，并且引导人们去投身这项事业。内部的山头在这样的组织下不会成为以利益为导向的派阀，所谓的“人们内部矛盾”是也。
而当下的问题便是，这个价值投射的基础正在被掏空，被掏空的灵魂何以填补？那么就脱离这种价值投射吧，脱离政治争论吧，政治中立（换句话说，也就是各派豪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来接近军队，利用军队）。所以军队国家化的这种呼声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解决的方法根本也就是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了，而是：1、修补我们的价值空虚，重铸军队的灵魂；2、改头换面彻底把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拿下，自由派便是这第二种方案。虽然我不喜欢方案2，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名不正，言不顺”终究是个致命伤。大家可以说自由派们维护着资产阶级利益，可是那也是名正言顺地维护，或者说至少他们也认真着经营者自身对于正义的叙述，当下伪共的那一套可以说要干许多事情都找不到道德制高点，处处掣肘，这样的政治很难说是好的政治。
毛主席如果还在，决不会坐视伪共误国，一定会坚定地站在被压迫阶级这边向官僚买办新三座大山宣战。
打着主席招牌吹捧主席所坚决反对的勾当，婊共的吹鼓手干得还能再无耻点吗？
如果你当真相信你自己的话“毛主席如果还在，决不会坐视伪共误国，一定会坚定地站在被压迫阶级这边向官僚买办新三座大山宣战。”
那么你应该做什么？不是说什么，也不是骂什么，而是做什么？跟在毛主席后面喊无耻？还是“坚定地站在被压迫阶级这边向官僚买办新三座大山”冲锋陷阵？
我没拿毛主席来给伪共当挡箭牌那个动机也没那个本事，因为我没有说别人无耻，也没有“坚定地站在被压迫阶级这边向官僚买办新三座大山”冲锋陷阵，所以我只能接受现实，试图理解现实，因此我至少言行一致。
至于无耻嘛，再无耻点的是不仅自己口是心非，还以骂别人无耻来抬高自己。
说我无耻有什么用？说婊共有什么用？说我是婊共的吹鼓手有什么用？
你以为毛主席会表扬你的嘴、舌头和口水好吗？
同意你说的！
但是，中共经常搞统一战线，请看我的：
忽悠着忽悠着就不无耻了。
忽悠着忽悠着自己也信了。
忽悠着忽悠着就言行一致了。
忽悠着忽悠着现实就被理解成美好了。
忽悠着忽悠着就千秋万代了。
毛主席、总设计师、雄奇公还是河蟹帝，打谁的招牌要紧么？
我错了，伪共有您这样的“忠实信徒”根本不需要挡箭牌，早就刀枪不入了。
不过目前搞仲尼学的大多非常虚伪，很少有能干实事的，除了天天把“仁”挂在嘴边，批“法术势”以外也就无所作为了。
这类问题我在河里也和大家聊过。基督教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也别把仲尼就完全当个宝，犯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须知儒家的理想是复兴三代圣王之治和周礼，可是宋代的儒生们如王安石之流，固痛恨土地兼并，可是除了极少数，几乎没有人主张复井田的。儒家在传承中并非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后来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至于再后来几乎是彻底丧失社会经济现实的土壤。这条死狗拿出来忽悠人，真的很难！类似的基督教的忽悠能力也在持续下降。在资本的做用下，实际上是要求所有的文化形态都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完成某种意义上的切割，让其对资本增殖这一现代性的至上原理至少是无害，否则就会遭到必然性的淘汰。
个人以为不过目前搞仲尼学的就是应该非常虚伪，越虚伪越好，只有虚伪才有用，基督教传教更虚伪，民主推销更虚伪，人权推销更虚伪。
仲尼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比起基督教就完全是个宝！
不是犯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而是人类进步是一步一步来滴，不脱离群众就是不要太先进。
须知无论儒家是啥都是无神论，因此比基督教先进，可以用来忽悠西方知识分子，就跟西方用普世价值忽悠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