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茅于轼不简单，居然也能操盘改革 -- 星际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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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晚23.20分首席评论
茅于轼不简单，居然也能操盘改革
昨天， 20120301晚上，宁夏卫视第一财经频道的对学者杜建国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庆进行了访谈，现场是三对一，杜建国表现不错。
但访谈透露了让人震憾的信息：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庆称，我们过去的改革是在世行的帮助下开展完成的。二是当杜建国表示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分析并没有权威性时，主持人无意透露了吴庆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当时可以看出吴庆有些尴尬。查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庆的网上信息并没有显示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任何关系，而主持人无意透露的这个秘密信息表明，吴庆是不是在掩饰什么?
想想这样的链条：
1、美国政府基金——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政府智囊团)吴庆——操控改革。
2、世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政府智囊团)(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应该也参加了报告的研究吧；因为主持人无意透露了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是基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分析。——要求新一轮的改革。
发展研究中心。哇塞，呵呵呵，大棋，绝对的大棋。
级的官给他洗地,是他一直挂在嘴上公开说的,先强调自己违法,然后强调那几个官.
三国时的孟达他爹叫孟他,当时很多人巴结宦官张让,孟他用全部家财去巴结他的奴仆,然后叫这些奴仆在巴结张让的人面前,向他行礼,于是那些人以为他是张让的亲信,就纷纷向他送礼,他再把这些礼集中起来给张让,张让收了大礼再提他的官.
说白了,茅是给权贵拉皮条作白手套的,他那个省部洗地就是个广告,我可是犯了法也没事的人,所以,如果你想办什么事,又没门路,就来找我吧.
天则和炎黄,一个偏重经济,一个偏重政治.
他们网罗社会上一大票这种经济政治历史一把抓的玩艺,也就是公知,绕来绕去,实际就干两件事:
1
夺权变现.
2
变现夺权.
觉的有机会就夺权变现玩通吃,觉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商量咱们一起分钱吧,然后等烂了引发社会问题,就对老百姓说大家快造反吧,再回头对政府说你快让位给我.
八十年代夺权变现,九十年代变现夺权,千年以后,频繁的在这两项之间跳来跳去.实在是没创意.
天则和炎黄,这两个天则偏重变现夺权,炎黄偏重夺权变现.但只是侧重,相互有时候也联合行动,交差帮忙,近年由于变换频繁,越来越多联动和交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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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旧文)
作者：yangyizhqun 文章发于：天涯社区 点击数：641 更新时间：2011-3-29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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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我购书是为了阅读，除非看走眼买了一本烂书，一般买的书至少都翻阅了。自从网上可以下载书，就省了不少银子，不再去买书，但睡觉前有时还会翻翻纸质书。偶尔翻到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夜航船》，陡然发现是冉云飞写的序，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对冉先生心生感佩，实没料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国学修养深厚。那是冉先生1995年写的，从对明末清初的张岱的身世感怀，可以看到今天冉先生的影子。
我很少看经济类的理论书，主要是看不懂，可操作有指导性的经济类的书会去读，比如韦尔奇的《赢》，特别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22条商规》，我是常看常新、获益匪浅，当然，有故事的书也会看，比如《蓝血十杰》，不知道这算不算经济类的书。由于自己不懂，所以对这一领域的专家很是敬畏，发现经济领域的专家总是研究出一些很雷人的科技成果，尽管结论违背常识，但我不大敢质疑。因为很多结论并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这确实是事实。在我从事的研究领域就是如此。
可经济学家冬雷震震、不分春夏秋冬的雷人，使得我去多读了几篇他们的文章，发现他们雷人的结论没有事实表述，也没有数据支撑，结论就出来了。作为学术文章，这就是造假。由于明星级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特别小沈阳，我就把他放在博客上的文章通读了一遍，惊奇地发现，茅于轼的经济学就两个字“市场”。判断社会现象政治形态的标准也是“市场”，看它是否市场化，若是，则是正确的。解决一切问题也是“市场”。把所有问题交给市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自然而然地替他解决了，经济学家甚至不用装神弄鬼地再念其他咒语，这样当明星做经济学家实在是太轻松了。为了不使自己显得太无知，我又去读了“市场”的祖师爷斯密的《国富论》，那只无所不在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从这伸出来，茅于轼拿来以不变应万变。
茅于轼的博文中有几篇谈自由主义，自己也标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管是什么主义，以一个人、一本书、一个观点为人生所有的价值判断，这就愚不可及。以一个德国人的一本书为标准，规定和指导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以此为国家的立国根本，确实很愚蠢。但以另一个苏格兰人的一本书为标准来反对，难道就聪明了吗？奉马姓德国人为真理的，取的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民主自由、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社会福利，对自己不利就放弃。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只取有利于自己的“市场”，而根本不去理会祖师爷斯密还有一本《道德情操论》，讲得是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中国人总爱在外国人的书本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和经济生活的方式。并非它山之石不可攻玉，但把任何一种理论当成教条，非得它山之石方可攻玉，则无疑是错误的。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可以适应任何时期和任何方面。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与马教的信徒犯的是一个毛病，僵化、傻。
在我读了几本经济类的书籍后，我不得不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是白痴和骗子，至少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关联的经济学家是如此。作为没有实证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在中国沦落成了玄学，一句“天意”在经济学家的嘴里换成“市场”而已。经济学家实则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至少得通五行八卦、会察言观色；经济学家则简单得多，只需学会两个字“市场”。
张岱在《夜航船》记录了一个测字先生，说一个学子赶考前写了一个“串”字让测测能否得中，测字的说可连中，果然中了又中。又一学子听说了，也写一“串”字求测，回答说是不仅不得中还有难，问何故，答说无心“串”为连中，有心“串”则为“患”。测字先生也许当时名声大振，引得张岱记录下来，几百年后让读者领略测字先生的急智和神通。经济学家要成为茅于轼这样的小沈阳，无需什么能耐，整天说昏话也行，找好东家傍好大款是第一。茅于轼深谙此道，所以想不“明星”都难。
一、茅于轼是如何“经济学家”的
如今，茅于轼俨然中国经济学界的班头，连本身不可一世的张维迎、樊纲等都聚于茅的麾下，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单单是年纪大，谅也得不到这般待遇，想必在专业方面定有过人之处。一个半路出家、据自己说1975年直到满46岁才开始接触经济学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茅于轼是怎么完成身份转换，又有那些理论建树呢？
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1950年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副部级待遇，直到离休。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火车司机，1955年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的研究，从这时开始与经济学沾边。茅于轼自承他的研究并没阅读西方经济理论书籍，也没说是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着手，但明确表示了，完全是凭自己的脑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论。1985年，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事中美经济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经济学理论书籍《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
茅于轼跻身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七周的学习班，有100多名中国学员参加，日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或赴国外成为了前沿经济学家，或如茅于轼这样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这个学习班可看做是他接触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
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赴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茅于轼在博客中坦诚，在哈佛听了三四门课，并无收获，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开课，唯一的收获是有了税收的概念。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所聘任高级讲师，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和“环境经济学”，这个教职的得来，是因为与经济系的系主任相识。这三门课的内容与经济学有多大的关系，我不得而知，看“经济系专题”象是一个系列讲座性质，“经济计划”可能是给没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学生讲故事，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钱钟书先生在《围成》中，借方鸿渐之口评价过访问学者的“讲学”，说讲的人以为自己在“讲学”，听的人以为讲的人是在“学讲”，学讲外国话。茅于轼也许讲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给研究生讲的课，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讲完后都会集结付梓，但给外国研究生讲的课都没印成书，我感觉讲得不会是自己的东西。
在整个80年代，经济学家呼风唤雨的时期，茅于轼并没露出今日隐隐然帮主的身段，他几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举措。说明那时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认同亦未获同行认可。
1980年，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草这份文件的有薛暮桥、徐雪寒、马洪、廖季立、刘明天、林子力、柳随年等。1985年，针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通过对经济学家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识。1983年，经济学家吴稼祥和金立佐写了一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系统地提出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此前，厉以宁也提出股份制，主张多元持股，破产重组，并致力推动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厉股份”之称。这都没看到茅于轼的身影。
除了“厉股份”，还有吴市场、张产权、曹破产、杨卖光等，用以说明“经济学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无论好坏，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表征。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他们的行为按上的。最近，在“经济学家”这个帮派中，自己给茅于轼按了个“茅维权”，大概是觉得茅于轼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没个绰号很丢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谁也想不到某维权是茅于轼。说是茅于轼致力于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所以“茅维权”。暂且不说茅于轼是否为弱势群体“维权”，仅就“维权”这个社会活动家的表征放在“经济学家”头上，实在是说明这个“经济学家”很不经济、浪得虚名。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没自学，完全是自创。在80年代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也只是以经济学的视角观照实际问题，谈不上经济学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这些文章：“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美国研究》，1988年）、“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与经济学沾上边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面世后，并无影响，只是近年，张维迎屈尊做了茅于轼的小弟后，张维迎将它吹上了天。
给茅于轼带来“经济学家”人气的是90年代的两本普及读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三版时改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的专家，要不身陷书斋，要不奔走于与政治权贵的屋前门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给百姓解释一下他的学问的，少之又少。茅于轼看准了这点，走了一条群众路线，推出的两本书恰恰迎合大众急于了解美国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罗大众首先认可了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名声在民间鹃起。那时，茅于轼尚未完全把自己卖给国内外的权贵，说的大多还是人话，又通俗易懂，大众自然认可。
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已有“经济学家”身份的白痴，那些白痴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社会科学的学术与资本结盟，会变得邪恶，但学术这个怨妇总归出身名门，邪恶的就不彻底，总惦记着要立牌坊，况且，学术离开了资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象茅于轼这样非学术和伪学术，就非得被资本包养，否则生存堪虞。茅于轼搭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窑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产资本，卖身给任志强潘石屹等，而任、潘则以资助研究项目、频繁举行研讨会让茅于轼在媒体频频露脸，一个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包装诞生了，茅也从此不再说人话。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4/7695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203/297906.html
黎阳：佐利克赞扬活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内外的“带路党”
作者：黎阳 文章发于：华岳论坛 点击数：538 更新时间：2012-3-4 顶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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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内外的“带路党”
黎阳 2012．3．3．
佐利克实在坦白得可爱。他不仅老老实实承认：“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能出笼全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带路党”，而且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带路党”的大名和盘托了出来。
佐利克的原话如下：（见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建一个现代化、和谐和富于创新的社会：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高级研讨会上的开幕词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2/27/world-bank-president-zoellick-opening--remarks）
——“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关键词：发起和指导starting and guiding）”
——“感激在联合研究项目中领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刘世锦副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关键词：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His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has been exemplary）
——“李伟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关键词：特殊重要的指导作用especially important guidance）”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guide一词。guide是什么意思？“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说白了不就是“带路”吗？尤其是李伟，那可不是一般的“带路”，而是“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这才能让美国人知道“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人家本来对中国政界官场内部情况两眼一抹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乱碰乱撞也找不着北，全亏了李大主任这样的来指点迷津：这么做太露骨，那么做要撞墙，必须“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得以左右中国领导层——如今有了GPS，明面上、地理上的“带路”已经过时了，但深入内部的政治决策上的“带路”可没过时，而且更时髦：带领对方深入中国政权内部、手把手地教会人家如何把握中国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律、如何利用中国官场种种“潜规则”压制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干涉中国内政等如此深入细致的“政治带路”难道不比“地理带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会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带路党”们大加赞扬，一口一个grateful（感激）。
把“中国2030”称为“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不对，因为两家子搞才能算“联合研究”，一家子搞不能叫“联合研究”，只能叫“独家专制”。而“中国2030”表面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子搞的，实际并非如此——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刘世锦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又是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包养的（同时又是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说，“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是一家子，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刘世锦跟“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子。
这样一来，说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实际是“世界银行”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联合研究”。“世界银行”与美国人是一家子，“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也是一家子，那说来说去其实全是美国人一家在拿主意，这怎么能算“联合研究”？ 如此“联合研究”跟中国京戏的“男人扮女人”其实是一个味：京戏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而这“联合研究”呢？外国人看见“世界银行做说了算”，中国看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说了算”，表面上“双赢”，骨子里当然还是洋人说了算。但这问题的性质可比演戏严重多了：戏不过逢场作戏，完了就完了，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了，就再难以推倒重来。
特别说一句：“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好些东西只肯让外国人知道，不肯让中国人知道，在其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只有看它的英文网页才能发现好些它不肯告诉中国人的东西。比如它和外国基金会的关系：（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
In 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 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
（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跟许多官方媒体和国外媒体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Unirule also ha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the media, such a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entral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Economic Daily, China Daily,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Securities, Time, The Economist, Reuters,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othe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Unirule has established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天则经济研究所还跟媒体有着广泛联系，如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时代周刊、经济人杂志、路透社、财经时报等。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天则所就与这些媒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百度百科”关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如下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经济研究所”跟国内许多要害部门、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ianZeJianJie.asp）
仔细看看这些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国内著名院校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
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附录）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用不着大费周折就不难看出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图画：
福特基金会—>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上层建筑各个要害部门—>中国决策。
想想吧，哪个“私人机构”能有如此神通，竟然同时跟那么多中外官方民间要害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中国的官方部门包括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发改委”、“外管局”、“社科院”、银行、海关、商务部、保险等机构；
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了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
外国的基金会包括了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
国际组织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
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什么“私人”如此神通广大，同时建立这么多“密切合作关系”？别的不说，谁见过允许中国官方部门与“私人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规定？你去找个部门建立个“密切合作关系”试试？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变成“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变成“中国内政”。换句话说，它是今日中国“带路党”总司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过是它的分支，或者说，是“美国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国务院代理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对“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一伙的质疑总会遭到大肆围攻，遭到无比强大的反对舆论——人家是一个大团伙，分工明确，上来就打群架，还处于单打独斗势单力薄的左派当然不免占下风。比如这次围剿杜建国。但大骂杜建国的人忘了一条：杜建国的一切都来自他的研究，而许多大骂杜建国的人的“研究”却是来自外国基金会的指令。杜建国的脑袋长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骂杜建国的“精英”的脑袋却长在外国屁股上。长在外国屁股上的脑袋没资格指责嘲笑长在中国人脖子上的脑袋。）
当年“国军”将领杜聿明当面大骂国民党“国防部”高官郭汝瑰：“你郭小鬼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事实上郭汝瑰的确是共产党。
如今不少中国人大骂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他的一伙都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们的一切结论都是把中国的利益往外国送，从来没见有反过来的：
——茅于轼公开主张放弃钓鱼岛、放弃东海利益、放弃保卫领土完整；
——200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搞了一个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建议分拆铁道部，铁路私有化；
——2012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的与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萨达姆垮台前已经弄不清每天收到的报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美国人给他编出来的，他的部下也弄不清收到的命令哪些来自己人、哪些来自美国人，一切全乱了：“假做真时真亦假”。
前苏联崩溃时上上下下也差不多。可见一旦管不了敌人装成“自己人”发号施令，一个政权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统帅的“带路党”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左右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能动员官方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能肆无忌惮围剿一切敢于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
所以它们敢得意忘形叫嚣“宁要……不要”、“敢冒风险”、“倒逼改革”、“血路一条”、“死路一条”……华尔街也大声喝彩：“改革闪电战”。“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穷匕首现”，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善罢甘休。
附录：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注：按单位重新排列）
1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
5 陈剑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6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7 江小娟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8 张燕生 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
9 银温泉 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0 杜鹰 国家发改委
11 孔泾源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
12 王小强 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3 牟广丰 国家环保局
14 王大用 国家开发银行（已辞世）
15 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
16 张德霖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
17 周放生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
18 万中心 海关总署政研室
19 宋洪远 农业部农研中心
20 陈宗胜 天津市市政府
21 谢平 中国国家投资公司
22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
23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24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25 陈绍充 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
26 马建堂 甘肃省政府
27 马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8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9 周春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30 李绍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1 吴有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2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3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4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5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36 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7 海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8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9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0 平新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1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2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3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4 张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5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6 赵耀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
47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48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49 王国乡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50 刘力群 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51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
52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53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4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5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56 何光沪 人民大学宗教系
57 赵英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58 管益忻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59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
60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61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62 余晖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63 张承耀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64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5 李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6 王国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7 韩朝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68 唐寿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69 王利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0 杨春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1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2 张曙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3 赵农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4 赵人伟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5 朱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6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
77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78 黄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79 李培林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河里恍然帝不少啊，居然连搞不搞资本主义也要争半天，人家张木生同学早就说得明明白白了。这个世界银行的事也是如此，不少群众还是晕头转向。
搞权贵资本主义，让这帮官商勾结的家伙们用国资自肥啊！
而且人民更是坚决的痛恨和反对背叛和出卖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国外势力的带路党，把中国再次纳入西方和美国经济殖民地的地步啊！
难道人民对于叛国和卖国的，表示震惊，有什么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