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花剌子模帝国简史 -- 赫克托尔

皇位谁不想要，请看南明。

按照元朝秘史，则各宗王分得的属民数目和《史集》的记载大不相同。

按《史集》，除去拖雷之外的四个儿子分得16000（4000/人），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加老妈分得13100（其中幼弟 帖木格－斡赤斤因赡养老母分得的最多，幼弟加母亲的份子，一共8000），剩下的101000全归拖雷，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

按元朝秘史，则术赤9000，察合台8000，拖雷和窝阔台都只有5000，大弟弟合撒儿功劳大，本来是4000，因为政治斗争，被夺取大半，只剩下1400，二弟合赤温已死，侄子按赤台分到2000，幼弟加母亲的份，一共10000，庶弟别里古台1500；这只分了44500，其余的部分应该是成吉思汗直辖的。（据分析这是初次分封的结果，《史集》载的是成吉思汗去世后分家的结果，但是难以解释的是，一般分出去的人户，没有大的过失是不能收回的；那术赤和察合台的份子都大大缩水了，似乎说不通）

不管是哪个记录，成吉思汗自己的小弟帖木格－斡赤斤总是连着老妈算的，而且分得比其它兄弟多，说明蒙古确实是有 幼子继承的风俗。

但是，我觉着《史集》的分配比未免有点太悬了，如果这样的话，直接就架空了身为大汗的窝阔台；所以我觉得拖雷所得的101000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本身的份额（拖雷也是斡赤斤，他的份额肯定多），另一部分是自己作为监国代管的属于整个汗国的部分，这部分在拥戴窝阔台为大汗之后，就转归窝阔台直辖了。

另外，最近才发现，成吉思汗立继承人的时间其实也有争议的，白寿彝编的那本中国通史里写“《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也遂皇后请在四个嫡子中指定一个继承人，术赤与察合台发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议遂定。《史集》则记载，成吉思汗在灭西夏时，因气候不良而感重疾，遂召诸子嘱咐后事，宣布立窝阔台为继承人，并命他们都立下保证文书。”

前者似乎有点早，但是中国一般通俗史书里都采用这个说法；后者又太晚了，成吉思汗灭西夏时，术赤都已经死了。

我认为殿下分析得有道理，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的时间，似乎应该晚于察合台长子 木秃干 阵亡

志费尼家族 几代都做 包税人，拉施德一个 刚改信伊斯兰的犹太人，若不是蒙古汗王垂青，哪能权倾朝野，横征暴敛。犹太人似乎没有危机意识，拉施德之前的 撒菲－到剌就是一犹太人，做阿鲁浑的维齐尔，被发飙的蒙古王爷和异密们杀了，灭族抄家；拉施德还是一个作风，当然一个结局（这厮颇狡猾，将自己的著作用波斯和阿拉伯文互译，且抄了好多抄本，所以至今尚存）

当时史书译作 孙丹尼牙的地方，城郊干脆就有个 拉施德镇，拉施德有十个儿子入朝做官

其实光是 迁都改建的公共工程就有不少贪赃的机会的了

伊儿汗国时间不长， 却至少有三个首都，蔑剌格 、大不里士（桃里寺）和孙丹尼牙，每次迁都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很大的。

于是投靠了罗马的亚美尼亚被爹坑了

俺觉得不太合适吧？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乃至纳粹德国，个人以为都是军队为国家意志服务的典范。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健全发达高效，国家领袖意志明确坚定，用军队如身之使臂。国家意志本身军国主义不能和像日本那样军队要国家军国主义等同上吧。

三世纪危机后，包税人再怎么搜刮都缴不上配额，地方士绅这个阶层都快消失了。后期基本上还是地方官府负责收税了。俺觉得包税人这种制度，也是像罗马这样，突然从一个城邦国家发展成大帝国，暂时消化不了这么多领土，而自然会采用的制度。到了晚期，有效的官僚机构蔓延开来，就自然不会再用此计了。

《打渔杀家》是京剧中著名剧目。这个戏本是《庆顶珠》全本剧中的两折，又名《讨渔税》。取《水浒后传》中阮小七、李俊等故事改编而成。

阮小七在征方腊获胜的时候，穿着方腊自制的龙袍闹着玩，被参了一本，把官位丢了。他化名 萧恩，继续打鱼过日子；因天旱水浅，打不上鱼，欠下了乡宦丁士燮的渔税，丁府派教师爷率家丁锁拿萧恩，萧恩忍无可忍，将众人打得落花流水。

而后萧恩又上衙门,状告渔霸丁士燮,但丁府与官衙勾结，县官吕子秋反将萧恩杖责四十，且逼其过江至丁处赔礼。萧恩愤恨之下，带着女儿黑夜过江，以献宝珠为名，夜入丁府，杀了渔霸全家。

其实中国的赋税征收的过程中，和农民直接打交道的，也是近乎世袭的 吏 阶层，他们掌握这地方上比较真实的人口财产数目，没有吏和师爷们（另一个半世袭的阶层）的帮助，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搞不定的。

这个渔霸丁士燮也是不做调查，收税收到 渔霸的祖宗身上去了

唐朝的皇子公主皇后也是一波一波得造反、篡位，也可以追溯到李世民树立的坏榜样。

中国古代的税制其实也有定额。一般根据地方人口多少，物产丰简程度而定。清朝实行“摊丁入亩”之前，地方官员甚至多年不搞人口普查。盖一旦人口增加，税额就要增加，如果今年交了到明年却交不上的话，官员是要吃挂落的。

但定额归定额，中国古代的税制却并不是以私人盈利为目的。虽然官员不可避免得要贪污，截留，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税收得多，和其本人利益并无直接的正反馈作用。

而包税制则不同。盖包税人以盈利为目的。搜刮越多则其利润也越大，自然是涸泽而渔的时候多了。

元代回回商人扰民最厉害的，我个人认为是为蒙古王公经营斡脱钱。

任何一个政府，即使是蒙古帝国这种根本不在意民众死活的，他都必须在短期财政收益、长期财政基础和社会稳定之间做一个平衡；即使是包税商，他也必须考虑，今年收得太多，破坏了经济基础，明年收不上来了，大汗不得找他算帐？或是再严重点，民众直接造反了，那么在第一线的包税商人是有生命危险的。

斡脱钱则是私人经营，诸王、后妃、公主（大汗也可以）提供私有资本，斡脱商人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但是民众反抗和经济基础破坏的承担者却是政府。包税是按地区划定的，而且不大可能一年换一个包税商，所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斡脱商人则是在整个帝国活动，祸害了一个地方，下次就到另一个地方去，收益大风险小，另外门槛低（包税只有政府一家卖方，需要垫付的资本很大；斡脱则是个贵族就能搞，本钱也少），中国人民被这个“羊羔息”害惨了。

蒙元政府也受不了，从窝阔台时开始，一本一息的限令就屡屡下达，但由于蒙元帝国政府的官员阶层大多是获利者，所以禁令并不能认真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