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京城墙的拐弯处和南京官员的脸 -- 井底望天

对日仇恨被引向对美仇恨，西方友人被错批成凶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在远东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我国为了政权稳定，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美政治运动，这种东西对立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剧烈。为配合反美政治运动，我国有意识地培养民众“仇美”心态。当时人民对“美帝”的仇恨相当模糊，对于日本的却仇恨刻骨铭心。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1951年初，我国以美国对日单独媾和、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以及重新武装日本为切入点，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运动。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自然被当作重点宣传对象。在宣传时，我国将日军暴行的控诉与美帝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相联系，最后引导民众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种宣传策略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歪曲了，甚至将原本救助难民的西方友人被错批判成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

“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个‘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遇难者纪念碑文被大幅度改写以证明国民党“卖国投降”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一直作为正统理论，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尤其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更演变成一系列的狂热社会运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亦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焊在一起。在“阶级斗争”路线下，国民党政权是“腐朽堕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整个抗战历史叙述中，国民党的历史功绩长期被刻意掩埋，南京大屠杀也被当作国民党政权“消极抵抗、卖国投降”的证明而受到侵蚀。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的变迁，说明了这一点：

“建于1947年的南京下关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1951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写。将纪念的对象，又增加了两名在1950年2月28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电厂45名工人的遇难，说成是‘将匪帮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将抗战初期南京沦陷时的国民政府，描写成‘蒋匪帮的那些反动头子和他们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们正在那里盘算向日寇卖国投降的阴谋’；将抗战胜利后厂方建碑纪念死难工人的行为，说成是‘欺骗手段’、‘假仁假义’、‘让我们被迫害而死的弟兄们含冤受辱’、‘要麻痹我们工人的阶级仇恨心和削弱我们工人的斗争意志’、‘真是阴狠毒辣到了极点’等，改写后的碑文强化了阶级矛盾，大大淡化了民族矛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梅汝璈写南京大屠杀被批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抗日战争描述有着十分严重“浪漫化”倾向。在“地道战”“地雷战”等为代表抗日题材的电影里头，不长脑袋幼稚到极点的日本鬼子被聪明机智的老百姓打得抱头鼠窜。可以想象，在这种氛围之下，讲述中国人民的生灵涂炭十分不合时宜。所以，不难理解，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斗的青春》被诬蔑成“大毒草”，其罪状之一就是“恣意污蔑抗日军民、大肆渲染战争恐怖……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和研究举步维艰

除了受到东西方冷战以及阶级斗争意识影响外，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还受到中日关系变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对日方针。1954年，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对南京大屠杀系统的揭露和批判、研究开展得十分艰难。甚至当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也不得不考虑到中日关系。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修建参与者回忆：“中国政府对修建、扩大纪念馆非常谨慎，以免日方担忧，致使中日关系紧张。”（《南京人屠杀纪念馆与中日关系》，《新华文摘》、2007年7日）

在另一方面，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亦受到影响。

　 1995年，华中师大的校长章开沅撰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出版，但因当时处于中日关系友好期，“当时的政策是唯恐民间制造什么事端”，即使他是校长，他所在学校也没有把这项研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反倒是销售时排长队等候的学生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南京大屠杀：抽象记忆和感情记忆》，王恺，2007年）

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阶级斗争作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受到了扭曲。同时，它还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对日方针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注：林晓光、周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对日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广泛、系统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旧军人协会访问南京时，接待人员总是回避谈及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不得已时才敷衍几句，最后总要补充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过，责任在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头子"。（注：「日」石井和夫：《"南京大屠杀"的思索》，《日本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但是，对于亲历过日本军国主义涂炭的普通民众而言，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亲人被杀、家园被烧毁、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切肤之痛。幸存者姜根福原姓徐，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被日本兵枪杀，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亲被抓走，他后来被姜姓人家收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姜根福作为南京市工农讲师团的一员，经常到学校、机关演讲。对于中日友好，姜根福一开始并不认同。又一次，领导让他给来访的日本人作报告，他不肯。党委书记找他谈心，他依然不肯去，姜根福说："我见到日本人就气。我恨他们"。党委书记最后以"共产党人要听党的话"要求他，他这才放下个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注：秦忻怡：《不屈的女人-李秀英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第166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妇女在广播里听到日本总理大臣到中国访问的消息时，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兵杀害。（注：张纯如著：杨夏鸣译：《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后代从未忘记这段惨案，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和诉说，是的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

建国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尽管数量不多，同时被打上时代的政治烙印，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事例，相关的记述还是给人们流下了强烈的印象。另一方面，对于很多经历过那场战争苦难的民众来说，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很容易激起他们心理上的共鸣。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传递，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也没有中断。2006年，南京收藏家薛冰在旧书市场上觅得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市民日记本，日记的主人叫杨丹。日记除了杨丹的学习笔记外，其他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记收录的10张剪报以图画为主，都是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其中既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漫画，又有描绘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反抗侵略者的油画，还有当年教育人们牢记历史的招贴画。除了剪报，还有多达48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稿"南京屠城材料"和"旧仇新恨"，分别记录了杨丹在50年代初收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中共收录了包括李秀英在内的101条有关南京大屠杀证人的经历。根据日记记载，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杨丹从当时的报道中摘录下来的。但是，杨丹并非简单地摘录，而是将摘录的资料，按照"对日寇的抗争"、"日寇屠杀证词"、"掩埋队的证词"等门类整理好。更为细致的是，杨丹在记录中还用红、蓝双色笔标注出了每一个证人的姓名、年龄和住址，整理出"幸存者名录"，共有42条人物线索。"名录"还被分成了中华门地区、下关地区、其他地区和机关人员4个部分，有的人物线索后面还写了诸如"被鬼子打了一枪"、"二板桥小学事务员"等备注，足见杨丹的用心。著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通读完整本日记后指出：这本日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和集体记忆，"这说明，南京人一直都无法忘记这场灾难，一直都在关注着这场灾难"。（周扬天宇：《1951年日记本记载大屠杀幸存者名单》，《金陵晚报》2006年5月10日。）

1968年11月，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翻阅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后，对他1937年12月的日记重新作了补充："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兽军谷寿夫所率领的六师团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城内，从那时起六礼拜以内，兽军残杀、奸淫，无所不为，据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说，六星期中南京被屠杀的在20万人以上。详见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22（辑）p16-36.1968年11月桢记"。（注：《竺可桢日记》（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79页。）抗战期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率领师生西迁内地，流离转徙，饱尝艰辛，对于日军的暴行有深切体会。正是这种战争体验，促使他对梅汝璈的文章特别关注，进行重新补记日记。

对于日本民众而言，在东京审判以前，由于日本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专案审理，使日本民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述作为战史回忆或中国访问记的一部分，开始在出版物中出现。同时，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杀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于1967年出版了专著《近代战史之谜》，其中近一半篇幅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其后，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决定本）》等一系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来到中国，访问了南京、平顶山等当年遭受日军暴行的重灾区。本多是战后第一个对中国受害者调查采访的日本人，回国后撰写了长篇报道《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连载。文章客观、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给日本国民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不久《中国之旅》集结出版，并多次再版，从而使南京大屠杀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随着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开始蔓延。20世纪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72年，铃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攻击洞富雄和本多胜一等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1973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奉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日趋激烈，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更多关注。

当时，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状态。对于日本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战，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的论战信息被介绍进来，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反应。1979年，国内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高兴祖在《南京大学史学论丛》第2辑上，发表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斥铃木所谓"南京大屠杀等于虚幻"的谬论》。同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于1962年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被重新修订后内部出版，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该书第八章以"驳斥'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谬论"为题，对铃木明的论点、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1982年6月，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一套对日本侵略史实有多处篡改的中学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书中将日军"侵略华北"写成了"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东南亚的史实进行了篡改。

教科书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会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历史，把他们再次引上军国主义老路"。（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民日报》1982年8月15日。）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中发表了大量批驳日本篡改侵华历史问题及其观点的文章。（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其间，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制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在全国放映。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史料展览》，有关部门举办了多场座谈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纷纷控诉日军暴行。

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侵华罪证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国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小平同志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定要批评，二是他们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组织有关单位，收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其间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注：沈秋农：《"毋忘国耻"纪念碑始末》，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常熟文史》（内部出版）第23辑，第52页。）同年年底，南京市开始了建国以后的首次文物普查，日军当年进行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点，位于江东门的"万人坑"遗址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对侵略战争"、"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分开"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人民原先对日本的恶感。而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不肯认罪的日本"这一严峻的现实。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各行各业的人纷纷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写信上访，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建馆、立碑、编史，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间呼吁，对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教科书事件，中国政府意识到对青少年进行重温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邓小平后来对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好多年来，我们为了讲友好，没有重温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注：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852页。）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国耻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得抗日战争史上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禁区被打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新被提起，国民党的抗战功绩逐步被肯定，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市长张耀华亲自挂帅，积极推进。1985年8月15日，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在日军当年集体屠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立了十几处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设施，纪念馆和纪念碑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予以保存、展示和传承，人们在这里悼念和凭吊遇难者，寄托哀思。

建馆之初，纪念馆更多的被定位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有关部门曾经提出"不主动邀请或安排外国人参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平教育"、"对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纪念馆的建立为契机，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了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查出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其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照片集》、《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等大屠杀资料和专著相继出版。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技术更加全面和具体。1986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收录了两幅南京大屠杀图片。（注：李隆庚编：《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254页。）在以中学生为教育对象的《南京乡土史》中，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门的一章记述。（注：南京市教学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党委办公室编：《南京乡土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254页。）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呈显出越来越鲜活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对日本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日本政府在处理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认为这是对中国等邻国"干涉内政"的屈服，从而加剧了1983年至1984年南京大屠杀"虚构派"运动的发展。（注：「日」秦郁彦著，杨文信译：《南京大屠杀真相-日本教授的论述》，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为首的日本进步学者，成立了"南京事件研究调查会"，广泛收集证据和资料，1984和1987年先后到南京实地调查，陆续出版了多部著作，与"虚构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反过来，日本国内的论战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众，使得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向更深层次延伸。

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它总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战时，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象征，战后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但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其丰富鲜活的历史内涵被渐渐遗忘，抽象化、空洞化、概念化的色彩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着名的“红门”了。

——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都是夸耀自己的“红门”出身的，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阴道，庄严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

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对我来说，最令人愉快、令人激奋的，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

“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那时也不可能。但是今后，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记住了这句名言。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严谨，那样的坦率和天真。这给了我勇气，使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后退。特别在抗战期间，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记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年）春，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在此三四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通过了几个战区，才辗转送来的，当拿到信时，已破旧不堪了。

这信中写道：

“在战地，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幻想评论’，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我们无限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拥护民主的，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悲痛呢！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们一起，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

这封信使我感动，使我伤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间。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泛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一九五○年十月三日东京（本篇最初发表于《东大学生新闻》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