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各大报纸对红卫兵运动的报道次数相差较大。1966年全年，以“红卫兵”为关键字检索，《人民日报》出现篇数为719篇，《解放日报》出现篇数为624篇，《文汇报》出现篇数为601篇，《解放军报》出现篇数为367篇，而《新民晚报》出现篇数只有6篇，最后一篇是8月22日的报道（1966年8月23日起，《新民晚报》停刊）。这些稿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相互转载或来自新华社的通稿。

《人民日报》和《新民晚报》在8月19日发的都是新华社18日的通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和图片新闻，而文汇报只发了图片新闻。在新华社通稿里，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这个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就是宋彬彬。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出风头的多为“老红卫兵”，即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但当时也有不少工人和还不能称为红卫兵的学生参加。如19日报道出现了“老工人刘宝光”和河北唐山市二中的学生。

在该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要求改革旧的升学制度的来信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的说法，并第一次出现了“最最最最”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此之前，《人民日报》上“最最”后面，通常跟的是“紧张、重要、关键”等词汇。1966年6月至年底，“最最敬爱”或多个“最”连用，大多出现在读者来信上（主要是红卫兵来信）及报道时的对话原文引用上，新闻报道的记叙正文里很少出现。

在8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们来到最敬爱的毛主席身边——天津革命师生代表永远难忘的日子》一文中，第一次出现了对红卫兵派别的报道。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曾视察过天津大学，因此天大红卫兵组织就叫做“八一三红卫兵”。

8月2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8月21日《人民日报》、8月2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纷纷转载。这篇文章，被某些人视为毛泽东对宋彬彬暴力打杀卞仲耘的支持，这些人却忘了卞仲耘死于该年的8月5日，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发生在8月18日。宋彬彬这篇文章话里有话、暗藏机锋，呵呵，很有趣。

加个补充。宋彬彬在今年1月份写了个回忆录，否认自己和卞仲耘之死有关，外链出处在回忆录中她写道，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

　　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

卞仲耘之死的嫌疑人刘进（刘仰娇之女）、邓榕、马德秀、刘亭亭等人纷纷出回忆录，否认和卞的死亡有关。刘亭亭打死人的原因，据说和之前刘平平差两分没被北师大女附中录取有关。不过刘亭亭否认自己打死了人，说在文革初期打死3个人的说法是“自己在吹牛，因为那时打死人很光彩”；宋彬彬也否认自己打死“七八个人”的说法，但没说是不是也是自己在吹牛？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那时只有高干子弟有资格参加，按宋彬彬的说法，这几个嫌疑人当时都不在现场，看来这个葫芦案只能以卞自杀来判了，呵呵。

在《光明日报》上，还刊登了张爱萍之女张小艾（现为“人类生态学会秘书长）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随后《文汇报》等报纸转载了此文。张小艾此时也是北师大女附中学生。

在8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8日的来信《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里面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始创人清华附中学生宋柏林、骆小海、韩军等人的名字。

“打砸抢”

8月23日，各大报纸就出现了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文物的报道，此时的报道为赞许式的。

8月23日，《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报道红卫兵为老店改名、砸老招牌等等。在北京，这些红卫兵为荣宝斋、协和医院、全聚德、盛锡福、陈麻婆、瑞蚨祥、同仁医院、徐顺昌、亨得利等老店和医院改名，砸掉了当时已有70多年历史的“全聚德”招牌，还为长安街、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王府井大街、光华路等道路改名。《人民日报》还说红卫兵反对梳“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发型，反对“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港式衣裙，反对黄色照片书刊等。虽然没有报道红卫兵上街剪人头发和裤脚、裙角，但这样的事还是很可能发生的。

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好得很！》，盛赞老红卫兵的打砸抢行为。该社论不仅标题化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用语，文中还用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暗示这些行为是“被支持的”。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的读者来信，鼓励砸烂旧招牌。

在8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块“造反”去！》的文章，描述了北京12个中学的红卫兵“聚啸江湖的范儿”，文中写到：

这群革命的“造反”者在商店职工的带领下，闯进了瑞蚨祥！他们从楼上查到地下室，从前屋搜到后院，从一切隐蔽的、黑暗的角落，翻出了许许多多契约，美、英唱片，旧黄历，美女商标，宫灯，稀奇古怪的画屏、花盘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连撕带砸，堆了一小屋。接着又涂掉了墙壁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漆和古画。

该文的标题很有点意思，让人想起阿Q白日梦里的那句“同去、同去”。

同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题为《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的报道，文中没有明说但暗示了全聚德字画的被毁：

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闯将，走遍了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全聚德的大小餐厅，挂的都是山水草木之类的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风俗束缚着全聚德。

在8月23日至8月28日的各大报纸报道中，将阻止红卫兵打砸抢行为定义为“阻挡革命洪流”，却不提文革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北京的打砸抢行为，在这个阶段也蔓延到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广州、苏州等地乃至全国，康有为手书的“陶陶居”招牌，就是在这个时间被铲掉的。此时的报纸也报道了西藏拉萨破四旧成果。

制止“打砸抢”

实际上，对照一下文革纲领文献《十六条》就知道，红卫兵的打砸抢行为并不符合中央要求。到底是谁故意曲解文革本意、有意引导红卫兵打砸抢，并在短短几天内将“战火”烧至全国的？大约有意曲解者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故而在报纸上并没有出现鼓励打人的报道，却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一直鼓励打砸抢文物和古迹。这个倾向直到8月28日才开始扭转。

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要求红卫兵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文中强调：

十六条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的社论，要求红卫兵保护文物、保护古迹。文中讲到了开封市红卫兵是怎样认真保护文物、古迹的。

在此之后，报纸上依然会偶尔很不和谐地出现打砸抢的报道，以及红卫兵“教育”资本家、老右派的报道。如1966年9月11日的《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总部宣传组撰写的稿件《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成长》。文中说，

最近，我们北京工业学院部分红卫兵，来到西城区一些街道，和革命群众一起，把那些长期隐藏在角落里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反动分子揪了出来，造了他们的反，专了他们的政，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在同日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一篇署名“红英”的文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文中出现了“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说法。很显然，在明确定义都会被故意曲解的情况下，任何模糊用语都有可能转移斗争方向，而“右派分子”的说法，很显然是“被模糊”了。

《文汇报》对红卫兵过激行为的赞许式报道，直到9月中下旬才停止。在9月13日，《文汇报》依然在一篇题为《百年老店向阳开》的报道里说，上海红卫兵废除了端午节的蜂糕、乌馒头，春节的麻枣、牛皮糖，中秋节的苔菜月饼等旧名称和旧风俗（只是改名，并建议将糕点的季节供应改为常年供应。我其实非常赞成将月饼改为常年供应，因为我总是在不合适的季节里想吃月饼）。

总的来说，8月28日以后，报纸上的红卫兵运动显得温和多了，报道的主要方向也转为“教育红卫兵”。

教育红卫兵

“教育红卫兵”，可以说是1966年8月底至年底的关键词。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各地组织红卫兵学习解放军纪律，还报道了红卫兵在“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上为运动员服务，同时向国外运动员宣传毛泽东思想。

8月31日，报纸纷纷报道各地红卫兵学习《十六条》，学习解放军。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林彪在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林彪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红卫兵陈征、朱景松、卢家丰的来信《我们的“实战”经验》，介绍他们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经验。

在9月21日和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邱少云的弟弟邱少全写给红卫兵的信——《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前》，要求红卫兵遵守纪律。10月28日，刊登了刘文学的母亲余太贞的信《像刘文学那样保卫人民利益》

在9月中旬左右，报纸上对“破四旧”的报道已经转到正确方向上了，即在思想上破四旧。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报道，也转为宣传无神论，破除神权王权等封建迷信思想的报道上。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从思想上破“四旧”》一文强调，破形式上的“四旧”易，破思想上的“四旧”难，而破思想上的“四旧”又是最根本的。

从9月中旬开始，不少报纸也开设了像《与红卫兵谈心》之类的常设栏目，通过在报纸上对话的方式教育红卫兵。

9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是相互联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文中强调红卫兵不要介入地方生产

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如果群众认为适当，又进行得很好，就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完全能够把本身的革命运动搞好。而且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

在这篇社论里，要求各地组织红卫兵和师生们“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勤劳、革命干劲和优良的劳动品质。”

从这时起，红卫兵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参加秋收。

参加秋收

在整个9月份和10月上中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红卫兵参加秋收的情况。秋收季节较早的南方地区，在9月初就已经组织红卫兵下乡参加秋收了。

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秋收》，再次要求各地红卫兵参加劳动，妥善安排三秋工作，充分利用时间，保证不误农时。

9月20日，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三秋劳动》。文章说，保定、合肥、长沙、西宁、拉萨以及云南省的红河、思茅、临沧等地区的红卫兵已经有计划地到农村参加秋收了。红卫兵还和解放军一起，积极投入到云南省临沧地区抗洪救灾和长沙郊区的抗旱斗争中。9月21日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红卫兵与工人、农民、解放军一起在福建东部宁德县抗击强台风、参加抗灾抢险的事迹。

在帮助秋收的过程中，这些红卫兵还在工余时间里帮助当地农民学习《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帮助农民扫盲、学习文化知识。

9月下旬，北京等华北地区的红卫兵，也纷纷到附近郊区、农村参加秋收。他们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步行串联

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的来信《清华园必须大“乱”》，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串联的说法。

10月中下旬，各大报纸多篇报道来京群众和红卫兵返乡及串联的情况。如10月20日《人民日报》就报道了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喀什师专等大中院校的四百多名各族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京串联后返乡，争取早日“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带回去”。

在11月以前，从对红卫兵串联的报道可以看出，红卫兵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如此大量的红卫兵往返各地，想必对铁路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正当此时，红卫兵串联出现了一种新形式——步行串联。

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通讯，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15个学生组成“长征红卫队”，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北京串联的事迹。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广大红卫兵用步行的方式串联，一边用步行的方式锻炼自己的意志，一边达到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十六条”的目的。

1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林彪的一篇讲话稿，说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

整个11月和12月，报纸上对红卫兵的报道，就集中在步行串联上了。

从上述的1966年红卫兵运动脉络可以看出，红卫兵运动偏离正轨主要发生在1966年的8月份。1966年11月10日上海“安亭事件”和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后，“造反派”而不是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主角了。虽然在随后2年的造反派夺权运动中，红卫兵也是参与力量之一，但最多也不过是重要配角。实际上，自1966年8月底后，红卫兵运动基本纳入“十六条”的正常轨道内了，此时红卫兵也从一个激进组织变为文革期间的常态常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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