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昌都往事：解放大陆最后一战 -- 京华烟云AMIP

昌都是西藏的东大门，“昌都”这个词在藏语意为“水交汇的地方”，两条河昂曲和杂曲在达马拉山山脚处交汇，合并成了著名的澜沧江，而昌都就是这个交汇之地。

如果看过清朝有关藏区的史料，你会发现那里根本找不到“昌都”，但却能经常看到一个音近的词——“察木多”，没错，那就是昌都以前的译名，而按照藏语发音的话， 它原来的名字“察木多”其实比现在的“昌都”更合适一些。

清朝曾在察木多册封了一批大活佛和土司，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管理。清末，在川边大臣赵尔丰的推动下，昌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实行改土归流，被纳入川边大臣的管辖范围。民国成立后，这里被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政权占领，并在此设立了昌都基巧（即昌都总管，地位极高，通常由西藏噶厦政府的首脑之一即噶伦出任）辖区，但民国政府并不承认，官方仍把这里认为是西康省疆域的一部分。

到了六十余年前的1950年，昌都终于又一次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昌都战役拉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它也是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

当年，大陆其他地方已基本解放，而西藏仍由噶厦政府统治着，它在清朝灭亡后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喇嘛王国。噶厦政府源自公元18世纪中叶的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到昌都战役时已经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其日常行政首脑称为噶伦，通常有四名，包括三名世俗官员和一名僧官，他们对达赖喇嘛或代表达赖喇嘛的摄政王负责。此时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首领十四世达赖喇嘛还是个孩子，大权掌握在颟顸无能的摄政王达扎活佛手中，尽管此人平日除了热衷贪污外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也不得不做出反应。

惶惶不可终日的西藏噶厦政权无疑想拒解放军于金沙江东岸。此前在印度的支持下，藏军临时抱佛脚开始扩军，很快从原来的14个代本团扩充到17个代本团，而其中十个代本团都参加了此次战役，总兵力约六千人，他们全部布防于昌都、江达一线，可以说噶厦地方政府为阻止解放军由昌都进藏投入了最后的本钱。

尽管装备了从印度紧急运过来的现代枪械，但这支军队的素质却难以令人恭维，与他们那些中世纪的先辈们并没有本质区别。历史记载，这些藏军缺乏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士兵当中，既有50岁乃至60岁的老人，也有不满16岁的娃娃，大多数都拉家带口，不仅要为自己着想，还要为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

作为对手，解放军对藏军战斗力的评价低得可怜，甚至可以说嗤之以鼻，比如最高指挥官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后来就写道：“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藏军一个代本大约五百多人，竟然大败于一个排的敌人，除了刚刚经历了惨烈的国内战争的解放军素质确实过硬外，藏军本身军事能力的低下无疑也是重要因素。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十个代本团的指挥官无一例外，竟然全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其中几个代本（即团长）还是西藏有名的胆小鬼。对这一奇观，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在其巨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解释道：“这并不奇怪，因为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以免造成军事将领势力强大的局面；相反，他们所奉行的军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可以充当藏军代本或其他军官。”

而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也并不令拉萨当局放心。此时恰逢昌都基巧拉鲁才旺多吉的任期满了，他坚决不愿在这个是非之地多待，强烈要求噶厦政府批准其立即卸任回拉萨。昌都基巧位高权重且收入丰厚，平时是难得的美差，按例必须要噶伦出任，可在拉萨的三个噶伦互相推委，谁也不愿在这时候去昌都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结果时任西藏地方财政长官即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成了倒霉蛋，他被噶伦们推出顶雷，火速提升为增额噶伦并出任昌都基巧，时年42岁。

阿沛家是西藏望族，其成员曾数次出任噶厦政府的噶伦，但这位阿旺晋美原本却并非阿沛家成员，而是出身于一个叫“霍康”的有蒙古血统的中小贵族家庭。当年，阿旺家的家主阿沛噶伦在与四川军阀的冲突中战死，其遗孀决定招赘夫婿，最后幸运落在贵族霍康家的一名年轻军官身上，他就是霍康阿旺晋美，入赘到阿沛家后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但是，入赘阿沛家的阿旺晋美当时还不是噶伦，他以阿沛家族主人的名义受封为小四品官，先后担任过昌都基巧府粮饷官和噶厦政府的法官，后来被提升为西藏地方财政长官即孜本。直到昌都战役前夕，他突然被噶厦政权任命为噶伦，并被要求立即前往昌都赴任。

与其坚持与解放军决战的前任拉鲁才旺多吉不同，阿沛阿旺晋美是典型的鸽派，力主通过和谈解决问题。阿沛上任后，首先支走了要求抵抗到底的拉鲁，同时拆除了拉鲁修筑在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后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以避免激怒解放军。

对于藏军的部署，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写道，在防御上阿沛没有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人民解放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另外藏军的通讯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戈尔斯坦继续写道，1950年7月，在拉鲁的一再请求下，阿沛从拉萨带来了两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置这两部电台。于是拉鲁只好自己带一部走了，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

戈尔斯坦继续写道，在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英国派来协助藏军建立通讯系统的情报员福特曾试图说服阿沛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战略要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撤退路线的情报，但却遭到了阿沛的拒绝。随着9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发动进攻，更使藏军逐渐放松了警惕。

（后来许多人笑称阿沛是TG在西藏最大的卧底，从他当时的防御部署来看，确实漏洞多多，仿佛就是故意为了让敌人得逞似的。）

其实在藏军对面，解放军的参战兵力并不是很多，他们多来自18军，主力为52师。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后，下令将豫皖苏军区机关及其独立旅和各军分区基干团、第1纵队第20旅组建为第18军，隶属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建制，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1950年1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军区令第18军在第14军和西北军区一部配合下，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他们经过数月艰苦跋涉，终于到达川藏边界也就是金沙江东岸。

昌都战役开始前，18军指挥官判断战场形势后，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于是上报中央认为“使用18军4个团又2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最终部署的参战部队以十八军52师为主，包括154团、155团、156团和53师157团，再加上其他部队（云南126团和青海骑兵支队）共6个团的兵力，尽管人数不算太多，但基本上形成了对藏军二比一的优势。

说起来奇怪，即使在本土作战，藏军却并没有得到“人和”——防线上的藏兵多由噶厦政权在西藏各地调来，在昌都当地很不受欢迎。昌都本地的康巴人虽然勇悍，但却一直被西藏噶厦政权看做野蛮人加以歧视，几乎没有人能在官府中担任稍高的官职，他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并饱受拉萨派来的贪官污吏的盘剥，因此康巴人并不想为噶厦卖命，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能否得到保障。在解放军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尤其得知班禅活佛等宗教领袖都得到了善待，康巴人逐渐消除了疑虑。

戈尔斯坦写道：“中共当局所采取的解放西藏政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分化瓦解宗教集团之中的西藏政府支持者。只要康巴人感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受到威胁，他们就会置对拉萨当局的报怨和不满于不顾，站在西藏政府一边共同抵抗汉人。由于汉人并不希望卷人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所以他们便竭力安抚和笼络康巴人。他们不仅反复广播自己的声明，散发宣传手册，向康巴人许诺将维护宗教自由，尊重寺庙寺规，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争取藏区各地著名大活佛的支持。……得到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并且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

“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因为康巴民众很难明白，如果像西藏政府所宣扬的共产党真的打算毁灭宗教，那么像班禅喇嘛、格达活佛这样的高僧大德为什么还要去支持中国共产党呢?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喇嘛的公开支持，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自由承诺的信心，这样，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保障。”

这里提到的格达活佛，来自甘孜白利寺，在康巴地区享有一定声望，他和红色汉人一向关系很好，曾担任过红军长征时建立的甘孜波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已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自告奋勇前往拉萨劝降，中途被藏军扣押在昌都，随后莫名其妙地暴死，人们曾认为他被当时在昌都协助藏军电报通讯的英国人福特下毒杀害，但昌都战役后福特被捕，他对其他各项指控都供认不讳，惟独对这件事始终否认，格达活佛之死遂成疑案，因此也不排除他是被当时的昌都地方官员暗杀。

为了严明军纪，更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当地藏族民众，解放军昌都战役指挥部要求官兵们必须熟悉当地的宗教、风俗习惯，必须表现出对当地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非常尊重。指挥部下达了严格命令，不准索要或接受当地人民的东西，哪怕是一杯茶都不行，官兵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体现出他们是来帮助藏族人民的子弟兵。

1950年10月5日，解放军终于发起昌都战役，兵分四路形成钳形攻势，进展相当顺利，很快从南部和中部两个方向切断了藏军的退路。而直到一周后的10月12日早晨，噶厦政府才得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的消息，为了避免藏民得知后发生内部骚乱，拉萨于是决定继续封锁消息。

与此同时，当地康巴人和昌都第一大寺强巴林寺的僧众也从后面向昌都藏军发动了进攻，后者更加溃不成军。强巴林寺当时的寺主是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也就是后来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的帕巴拉格列朗杰，他那时候只有十岁，据说当年解放军也专门做过他的工作，并取得了小活佛的支持，强巴林寺的僧人就是在他的允许下加入了攻打藏军的队伍。

解放军18军诸参战部队的表现相当值得称道，比如战役开始后，52师的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他们在青藏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青海、西藏），十四天走了约一千五百华里，穿过横断山脉，两渡金沙江和澜沧江，在甲藏卡和类乌齐等地击溃守卫藏军，终于在既定时间内到达昌都以西的恩达，完成了大迂回包围的任务，从而切断了藏军的全部退路。

按照各方资料的记载，鉴于藏军已被彻底包围，阿沛决定与其进行无效的抵抗不如缴械投降。他命令全体人员退到附近的朱古寺，并委派两名代表去找解放军，表示愿意投降。他们刚出发没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军侦察部队，代表们给解放军献上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剑——有意思的是，据说由于交剑过早，到后来办理正式投降手续的时候，两手空空的阿沛已经拿不出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了。1950年10月19日，解放军俘虏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体藏军270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历史疑案，阿沛究竟算起义还是算投诚呢？ 当时的解放军前线指挥官认为阿沛是“投诚”，阿沛的和谈代表说是“归顺”，而许多进藏的老战士则说当时是按起义人员对待的。直到1987年，原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陈明义在审查总撰《进军西藏》、《平叛斗争》两个专题的工作时，将阿沛阿旺晋美的行为定性为低于起义但高于投诚，即“主动放下武器说”，这在军史上首开不确定因素先河，也给后世留下了待解的谜题。

还是回到主题吧。昌都战役发起后不到20天就结束了战斗，藏军被歼五千七百多人，计有五个代本团全部，三个代本团大部，一个代本团起义，代本以上高级官员二十余名被俘，西藏噶厦政府一大半兵力被消灭，可以说血本无归。

有意思的是，尽管是解放全中国的决定性战役之一，昌都战役却并不血腥，失败方藏军的被歼人员如此众多，但伤亡人数却只有180名，仅比胜利方解放军伤亡的114名稍多，看来绝大多数藏军没怎么打就都溃逃或投降了。

关于此役的结果，藏军统帅阿沛.阿旺晋美其实早已预料到了，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写道：“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阿沛曾对他说，西藏斗不过中国共产党，因为汉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官兵。阿沛回忆说，一位中国军阀就曾在1909-1910年单人独马占据并控制过拉萨，因此西藏人怎么能够阻止整个中国的势力的扩展呢？阿沛对功德林喇章的官员说，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

阿沛所说的那位“曾在1909-1910年单人独马占据并控制过拉萨”的“中国军阀”，指的是清朝末年的将军钟颖，但他其实既非军阀也并非“单枪匹马”——在赵尔丰边军的帮助下，年轻的皇亲国戚钟颖率一个协（清末军队编制，相当于旅）的四川新军于1910年2月进驻拉萨，赶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但此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驻军中的哥老会势力乘机发难，西藏清军混乱不堪，不得不全部撤出。尽管早已时过境迁，可这件事却深深印在了西藏人尤其是阿沛这样贵族的脑海里。

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全西藏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昌都解放后，西藏地方武装大部分已被消灭，摄政王达扎活佛被迫下台，噶厦政府既无实力阻挡解放军前进，又无资本继续讨价还价，希望外国干涉的愿望又落了口，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团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达赖喇嘛也逃亡到中印边境等待结果。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署了著名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著名的<十七条协议>），西藏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

参战解放军最高指挥官、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此后担任过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尤其要再提一下的是，1959年他曾任西藏平乱总指挥，指挥平定了那场著名叛乱，而1962年爆发的毙、俘印军7000余人的对印反击战，也是由张国华将军指挥的。

签署《十七条协议》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同时也是昌都战役的重要当事人、前藏军统帅阿沛阿旺晋美后来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与其老对手张国华一起被授予中将军衔。2009年12月23日，年已百岁高龄的阿沛在北京病逝。对于这位西藏和平解放的主要功臣，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自然给予他高度评价，称其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中央政府举行悼念仪式的同时，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宣布对这位前噶伦的逝世发布讣告并表示哀悼，悼词里同样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并称其为“正直的人”。

否则几千藏军分散西藏各地，光是派兵走路去一一剿灭他们就要迁延岁月，劳命伤财，后勤压力很难想象。

阿沛见到张国华之后应该说：“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这帮藏兵其实和国军的壮丁性质差不多，都是被逼来凑数的，不过噶厦能凑出这个数目也算得上是很困难了。

根据2011年0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那时候的西藏人口大概一百万，考虑到1/3以上是僧侣，再加上大量的农奴，剩下那些人里再刨除老人、孩子和女人，能凑出一支上万人的部队应该说相当值得膜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1953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西藏人口为100万，这肯定是不准的。到了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终于有了比较准确的数字，总共为125.1万，其中藏族人口120.9万。

们叫半天,等要出兵时,全都不出,最后叫他这个主和派去打仗,战前他上报,结果所有要员都集体郊游去了,他没不战而降已经很对的起那帮同僚了.

下面我来列举一些藏军的原始特点：

　　藏军实行的虽是按拥有耕地面积的多少征兵的制度，但是占地最多的贵族自己是绝不当兵的，他们可以指派他们的农奴以支差的性质入伍。其他富户也可以花钱雇人替代当兵。士兵多是来自前后藏的农牧民，一当就是一辈子，叫做“辈子兵”，有的还要世袭，老子当到头了要叫儿子来顶替。在我看到的一份材料中，藏军士兵年龄最大的是６９岁。

　　代本以上的军官必须由达赖喇嘛批准任命，必定由贵族来担任，除了发生特殊事故不准更换，因为贵族是世袭的，所以代本的职位也可以世袭（如第七代本就世袭了三世）。平民出身的人最高只能当到如本，而且是极个别的。

　　藏军的待遇，到解放前夕，马基（即司令，设一僧一俗二人）和代本的年薪是藏银９００两，折合袁大头银元６０块，另外还有酥油、青稞、盐、茶、碱等实物。士兵的年薪则只有藏银九两，不到一块银元的三分之一。只是每月发二克青稞（大约合５０市斤），基本上可以吃饱。

　　士兵如果逃亡了，要由原出兵户重新派来一个补上。士兵如果损坏了枪支，要由原出兵户赔偿，每支枪要赔２００到２５０块大洋，损坏了枪支的士兵本人还要挨三百皮鞭。

　　他们没有会议制度，也不发文件，一切工作任务都靠口头传达布置。

　　他们要请假时，必须向上一级长官送钱、献“哈达”，才会获得批准。

　　他们没有规定的军礼，见了上级只是脱帽、伸舌、弯腰，做不敢正视状，以表示十分敬畏。若是见到大官则需要回避，如老鼠望见猫来一般。

　　他们没有训练制度，除了第一代本（即达赖警卫团）和第二代本（即成立于乾隆５７年由汉人训练的部队，系藏军主力）每天早上升旗出操以外，其他代本只是在中午和晚上以连为单位集合，由格更（负责念经的人，班级待遇）带领念观音经一次约半个钟头，顺便清点一下人数。

　　他们的官兵关系简直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军官任意克扣士兵的薪饷，吃空名子，打骂下属，甚至随意奸污士兵的妻女。士兵在内心里普遍地仇视军官。

　　他们同老百姓的关系极为恶劣。这支由贵族领导的维护贵族利益的军队，必然地视人民为奴隶。敲榨勒索，抢劫财物，乱派乌拉，强奸妇女，可以说无恶不作。藏军外出执勤，都要向百姓分派乌拉马匹，规定代本可征用民马１２匹，就连久本（班长）都可以征用一匹，全都分文不付。如果达不到规定的马数，还要折成钱向老百姓索要。他们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就把皮鞭子挂在谁家的门上，到晚上这家的姑娘就得遵命去和他们睡觉，不然，第二天少不了挨一顿皮鞭。解放军进藏时，藏族群众巴不得快将他们全都消灭。比如昌都战役以后，第七代本率领残部３０余人西逃，驻扎在洛隆宗。当地的藏民和喇嘛都派出了代表来欢迎我军并报告情况，第七代本却毫不知情，瞢懂中做了我奔袭部队的俘虏。

　　他们几乎无纪律可言。我曾亲眼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执行站岗任务的士兵，把枪立在哨位上，人却一走了之，或是去做生意，或是去赌钱，或是去干别的什么事情，长时间地不回来。士兵也大多带有家眷，但不住在营内，而是在营门外。我们西藏军区文工团在拉萨和第四代本（它的代本名叫尕嘎．索朗多吉）住邻居的时候，两家大门前的广场上就搭着许多藏军家眷的帐篷，因为贫穷，多是一妻多夫，即几名士兵养活一个老婆。帐篷内外又脏又乱，是再典型不过的贫民窟了。而军官生活之腐化，于我也是前所未闻的，比如代本每天起床和睡眠时都要奏乐；第三代本牟暇曾经自称：“我们西藏流传一种说法，一个男人能睡一百个女人，死后可以成仙。我已经搞了三百个以上的女人了，死后可以成为一个欢喜佛。”

　　他们的军旗是以英国的国旗作底子，绘上雪山和一头狮子。是地道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列队出行时，奏的军乐是《大英皇万岁》和《桃花江是美人窝》。他们使用的武器（包括步枪、机枪和大炮）也是英国的。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下来的旧家伙。

　　他们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诸如战略战术、指挥机构、作战地图、火力配备、工事构筑、战斗动作等等不是根本谈不上就是远不及格。战前先打卦问卜，择选吉日良辰，打仗时背着“嘎乌”（护身佛），念着佛经咒语，手持銮铃，摇旗呐喊，虚张声势，不讲队形。胜则猛冲猛追，败则各自逃亡，犹如塌窝之蜂。如本以上军官的指挥部位距离部队很远，既不能观察情况，又不能掌握部队，单靠听战报行事，只不过便于败时早窜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追述一下解放岗托的战斗。有些情况在当时是没有对外披露的。

　　１０月７日拂晓，根据预定的战斗布署，我侦察营三连从岗托上游的十公里处偷渡金沙江，但是由于过江以后在向岗托进行迂回的途中迷了路，没有能够发挥作用。从正面进攻的侦察营一连，因为渡江器材不足，直到快天亮时才渡过去一个排，而且很快被藏军发现了，（这时的藏军已经扩充到了１７个代本，总兵力达一万七千人。）遭到了藏军火力的压制。此刻，我军正处在半渡之中的牛皮船正全部暴露在藏军的视线和射程之内。战斗之前，江东的藏胞们根据我军的绝对优势和藏军的绝对劣势，都肯定地说：“你们一去，他们就跑了。”我１８军作为参加过淮海战役，又渡过长江解放了大西南的一支劲旅，面对藏军这样一支近乎原始的部队，很容易产生轻敌情绪。事实上，藏军见到我军正面渡江时并没有不战而逃，他们纷纷依托房屋门窗猛烈射击我江中的牛皮船，一时弹如雨下，我军因为缺乏操作牛皮船的技巧和经验，水流又比内地的江河湍疾，不能很快拢岸。我军的大炮本来在进攻前夜都已经进入江东山上的阵地，炮口直指江的西岸，完全可以及时开炮以压制住对方的火力，有效地掩护部队渡江。但是刚打了几炮，当时的指挥员望见藏军占据的全是民房，唯恐开炮造成民房的毁坏和藏胞的死伤，不敢对居民区继续动用重武器。有的战士不幸中弹，有一只牛皮船翻沉，共有２０多位同志牺牲。待我军重新组织火力后，才把敌人压住，我一连乘机猛功，将敌击溃并逐出岗托。次日，我军在追击逃敌中，击毙了他们的一名甲本。这次战斗，虽然首挫藏军，但打得不算漂亮。

　　我同陈野民、赵骞肃立在一座座新坟前，听有声的江水向无声的夕阳诉说烈士们生命的辉煌。我们没有鲜花，也没有哈达，只是默默地、默默地站立着。明天，我们又将出发，用双脚去丈量他们未能踏上的金沙江以西的国土，代他们播洒对于藏族人民的爱情。

《步行入藏纪实》-从金沙江到怒江-在昌都

第二章　从金沙江到怒江

十二、在昌都

　　昌都被称为康西重镇，因为它是从内地通往西藏的咽喉之地，具体地说是通往川、滇、青的枢纽。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形势是多么险要。它的海拔不高，才３１９３公尺，但它高踞在大山阳面的腰间，像一只将要纵身前扑的猛虎。在它的左右两侧的山谷中，是两条从它的背后怒吼而来的雪水融化而成的河──扎曲和昂曲，如果把它们和昌都城合起来观望，就又像是一只展翅向下俯冲的雄鹰了。再走近些看，它的错落有致的强巴林寺院和民房，构成了天上的市街，是实实在在的空中的楼阁。扎曲和昂曲流到它的身下时，分别被两座桥架通了天堑，东北方扎曲河上的桥通向四川，叫四川桥，桥头的坝子叫四川坝；西南方昂曲河上的桥通往云南，叫云南桥，桥头的坝子叫云南坝；自然地构成了对称美，从这个角度看昌都，却又像是一只落在山野间的伸展着双翅的巨形蝴蝶了。两条河从昌都的东西两侧通过两桥以后，在昌都的脚下汇合，自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澜沧江。它绕过千山万壑不息地南流，告别西藏，进入云南，经过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流入老挝以后就叫做了湄公河。

　　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是被亲英的非爱国主义势力把持的。中央人民政府虽然派过几路劝和代表并通过各种渠道劝告他们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但都遭到阻挠和拒绝。他们决意用武力抵抗祖国大陆全境的解放和统一。除了在藏北的黑河（那曲）一线布置了相当数量的藏军，又在金沙江至昌都正面陈兵十个代本，约七八千人的兵力，妄图凭借天险与解放军进行决战。于是我军不得不实施昌都战役。

　　昌都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日获得解放的。当时接任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拉鲁担任昌都总管和藏军总指挥的，是另一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即现在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经过１８天大小２０余次外围的战斗，最后，他下令已被我军围截在竹阁寺的西逃的两千七百余名藏兵，连同数十名军官，十几名四品以上的官员和四名英国人放下了武器。（关于这一点，当时及以后的新闻稿和文章中，还曾使用过“投降”或“起义”两个词）。　　

　　昌都战役使藏军的大部主力遭到歼灭，使西藏的分裂分子进行武装抵抗的信心严重受挫，因而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同时，也扩大了我军政策的影响力，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驻守宁静的第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四百多名官兵起义；昌都的两千多名僧兵在我军到达时竟然一枪未发。（当时的昌都喇嘛寺，有两位活佛，一位是帕巴拉，即现在的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那时他１３岁，我们都叫他“小活佛”；另一位是谢瓦拉。）

　　昌都解放以后，仅是为了遣散昌都的藏军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就发放了５１０匹马，二万多块银元。他们有的感动得跪下叩头，流着热泪称我军是“救命恩人”，“菩萨军队”。

他们好几年的军饷,这仗怎么打啊!士兵最大的六十九,军乐是<美人窝>

http://www.cnelder.com/2009/3-31/10203.shtml

侦察参谋忆述18军先头部队进藏见闻

来源: 【2009-3-31 10:19:56】【大 中 小】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精通藏语，曾在西藏工作31年。与这些经历相比，他作为进军西藏的18军先头部队侦察参谋的身份，更引人注目。今年78岁的王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当年进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慨万千。

“菩萨兵”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1950年初，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作出战略调整，改由西南局“经营西藏”。当时，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18军承担进藏主力任务。当年3月，18军在四川乐山誓师进藏。从那时起，19岁的王贵一直作为18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这也是解放军与藏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据王贵说，当时的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时，西南局在接到毛泽东1950年1月2日、10日两次进军电报后，着手筹划进藏事宜。1月15日，在向18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指示时，邓小平依据中央精神，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总结出解放军进藏两大原则，概括说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政治重于军事”说的是首先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好藏胞。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一直以此为铁的纪律，模范遵守。“当时对喇嘛寺庙加以保护，经幡、玛尼堆，我们一点也不动，还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绕。”先头部队过康定以后，几件买卖柴草的事，令王贵“永远忘不了”。“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24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

“我们的部队一到八美村，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请老百姓背一点柴来，背来后我们就问价钱。起初，村民们不肯说价钱，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买柴还付钱的。我们就给他们称重量，再三询问，一个胆子大的才说了一个价，我们称了三四百斤，真就把那白花花的大洋(根据当时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的意见，进军西藏用大洋，不用人民币)交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敢接啊，哆哆嗦嗦的，又惊又喜。”此外，进藏部队损坏藏民东西也要赔偿。“我们侦察科的骡子踢坏了老百姓一个瓦罐子，还给他赔了钱。”

进军途中，难免在藏民家中借宿，为了报答藏民，部队当时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借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帮他们挑水，保证老百姓的水缸是满的。”王贵挑的水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所到之处，免费为藏民治病，解决了不少人的苦痛。

这些好事很快就在藏区传开了。甘孜一个藏族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过去的藏军、刘文辉的24军我都见过，都是抢老百姓、吃老百姓、拿老百姓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老百姓、帮老百姓的。”解放军因此被认为是“菩萨心肠的兵”，“菩萨兵”的称号从此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驮出来的

解放军在藏区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进藏途中，老百姓出动牦牛帮助运输，其中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老百姓牵着牦牛和我们一块儿运输，几千几万头牦牛和我们一块儿爬雪山、一块儿趟冰河，他们送来酥油茶给我们喝，我们有饭也给他们吃，亲如一家。”王贵和他的战友们都说，没有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解放军运输，进军西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驮出来的。”

“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1950年10月，“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俘虏3000多藏军。“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王贵说，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处理俘虏。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

“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我们的伤病员后治，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还发还。”进藏部队当时给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在昌都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讲明目的后，这些俘虏尽数被释放。王贵参与了很多次释放俘虏的行动。“释放后还给发路费，遣返回去，每个人给两个大洋，有家眷的给3个大洋。”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替解放军说好话，他们说，“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据中新社 徐长安 文）

http://www.mod.gov.cn/hist/2009-10/29/content_4098941.htm

进藏侦察兵口述历史：“菩萨兵”称号是这样来的

来源：中新网 作者：记者 徐长安 时间：2009-10-29 10:22:06

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王贵。 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精通藏语，曾在西藏工作三十一年。与这些经历相比，他作为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头部队侦察参谋的身份，更引人注目。

今年七十八岁的王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当年进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慨万千。

十八军进藏有两个敌人

一九五0年初，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出战略调整，改由当时西南局“经营西藏”。根据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十八军承担进藏主力任务。时年三月，十八军在四川乐山誓师进藏。

从那时起，十九岁的王贵一直作为十八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

当时的进藏部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藏军，这个还好对付，他们的战斗力不强，不是我们对手；但是路途遥远，人烟稀少，物资匮乏，运输极其不便，补给运输是个大问题。”王贵回忆说，由于补给跟不上，先头部队常常饿肚子，几次渡粮荒。“为了渡粮荒，战士的口粮从一天一斤减到八两、六两、五两。”

“饿得没办法，我们就到处挖野菜。”当时的野菜主要有藿麻、茴茴菜、野韭菜。王贵他们在甘孜、昌都吃过，由于没有营养，吃完后人体严重营养不良，有的手指甲凹进去，有的眼窝子凸出来。而一些连野菜都没有的部队，据说还抓地老鼠、抓麻雀充饥。

尽管人缺少饭吃，但是还要保证骡马的草料。“人有觉悟啊，骡马没有觉悟，饿了就不走了啊！”由于当时没有公路，炮兵部队的重炮没法进藏，主要靠骡马驼着步兵炮前进。人饿着肚子给骡马割草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情。为了割草，有些战士永远留在了进藏路上。

“一九五0年十一月，昌都战役之后，一个战士背着六七十斤草，从山上下来走到悬崖绝壁边的小路上，因为饿得慌，腿一软、眼一黑，一头栽倒下来，脑浆都迸出来了。谁见了不掉眼泪啊！”这一幕，至今铭刻在王贵心中。

在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里，至今埋了很多王贵的熟人。他说，从进军西藏，平息叛乱，到边防斗争，先后牺牲了一万多人。

一九八一年，时年五十岁的王贵从西藏军区调回北京，临行前，他到烈士陵园扫墓，并亲自种了一棵树。对着他的战友，这位老者动情地说：“我是活着回去了，你们永远却埋在了这个地方。”言及于此，老人家不仅潸然泪下。

“菩萨兵”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一九五0年十八军进藏，这也是解放军与藏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据王贵说，当时的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时，西南局在接到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十日两次进军电报后，着手筹划进藏事宜。一月十五日，在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指示时，邓小平依据中央精神，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总结出解放军进藏两大原则，概括说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政治重于军事”说的是首先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好藏胞。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一直以此为铁的纪律，模范遵守。

“当时对喇嘛寺庙加以保护，经幡、玛尼堆，我们一点也不动，还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绕。”

“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

“我们的部队一到八美村，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请老百姓背一点柴来，背来后我们就问价钱。起初，村民们不肯说价钱，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买柴还付钱的。我们就给他们称重量，再三询问，一个胆子大的才说了一个价，我们称了三四百斤，真就把那白花花的大洋(根据当时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的意见，进军西藏用大洋，不用人民币)交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敢接啊，哆哆嗦嗦的，又惊又喜。”

此外，进藏部队损坏藏民东西也要赔偿。“我们侦察科的骡子踢坏了老百姓一个瓦罐子，还给他赔钱。”

进军途中，难免在藏民家中借宿，为了报答藏民，部队当时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借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帮他们挑水，保证老百姓的水缸是满的。”王贵挑的水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所到之处，免费为藏民治病，解决了不少人的苦痛。

这些好事很快就在藏区传开来了。甘孜一个藏族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过去的藏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我都见过，都是抢老百姓、吃老百姓、拿老百姓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老百姓、帮老百姓的。”解放军因此被认为是“菩萨心肠的兵”。“菩萨兵”的称号从此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

解放军在藏区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进藏途中，老百姓出动牦牛帮助运输，其中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

“老百姓牵着牦牛和我们一块儿运输，几千几万头牦牛和我们一块儿爬雪山、一块儿趟冰河，他们送来酥油茶给我们喝，我们有饭也给他们吃，亲如一家。”王贵和他的战友们都说，没有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解放军运输，进军西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王贵对此非常肯定。

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一九五0年十月，“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

“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王贵说，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

“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还发还。”进藏部队当时给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

讲明目的后，这些俘虏尽数被释放。王贵参与了很多次释放俘虏的行动。“释放后还给发路费，遣返回去，每个人给两个大洋，有家眷的给三个大洋。”

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替解放军说好话，他们说，“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见证过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王贵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民主改革使西藏的农奴分到了土地，得到了生产资料，经济上有了生存权，有了可靠的保障，政治上当家作主。”王贵说，农奴过去哪有当官的啊，都是贵族、喇嘛等专政，现在有了自己的乡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地区专员，有了自己的自治区领导。

“所以说，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权的彻底大变革，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对于达赖集团动辄以人权为旗号相攻击，王贵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他向记者讲述了民主改革前，亲眼所见的一幕。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们部队在江孜格布西庄园借住时，目睹了悲惨的一幕。那天是藏历大年初一，大贵族格布西把庄园附近的农奴户召集到院子里坐好。凡是他认为支差干活比较好的，垫子坐得高一点，桌子上摆上酥油茶；稍差一点的垫子低一些，桌子上摆上清茶；他认为有反抗意识的、支差交租差的最后一个，就让他坐在地上，面前放个大瓦罐，里面装满脏水。管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请大家喝茶，所有人都要喝干。坐在前边的人自然很快都喝完了，坐在最后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奴，他喝了几口后喝不下去了。几个狗腿子上来把他按住，捏住鼻子硬往嘴里灌脏水。灌得那个农奴肚子鼓鼓的，直翻白眼。”王贵忿恨地说，“经过这样折腾的农奴，轻者大病一场，重者回去后没多日就一命呜呼，这样惨死的农奴多得很呐！农奴哪有什么人权？”

民主改革后，王贵在西藏见到了另一番场景。当时他在西藏澎波地区参加民主改革工作，一个农奴在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以后，竟然高兴的在田里打起滚来，流着眼泪抽泣着说，“真没想到我还能有自己的地，我再也不当牛马了，真正成为人了，毛主席是大救星！”王贵说，这一幕，他一生都无法忘记。

为了表达对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的庆祝，王贵特意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千年差役赋租枷，

吸血群魔任宰刮。

霹雳一声笼铐碎，

农奴喜尝自由花。

达赖不跑就是达赖的。

不过这些人也知恩,平叛时,不少这种干给的准尉都请战,最后都参加了平叛.

http://roll.sohu.com/20110521/n308165420.shtml

宋继琢：在起义藏军九代本担任军代表的日子(图)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2011年05月21日11:32我来说两句(0)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曾经有一支藏军步兵团，这就是昌都战役时在宁静（芒康）起义的藏军第九团，俗称“藏军九代本”，改编后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后改为昌都军分区）步兵第九团。

　　今年91岁高龄的宋继琢老人曾在藏军九代本担任军事代表。由于老人年龄大，需带上助听器才能与记者交谈。虽然老人说起话来语速很慢，但提起在藏军九代本担任军代表的经历，老人的思维非常清晰。

　　人物小传

　　：宋继琢，1920年生，山东人。参加革命时在豫皖苏军区卫生部工作，后随部队进军大西南。进藏时在十八军机关工作，之后在昌都警备区群工科工作。曾任藏军九代本军事代表，后任山南军分区政委。1981年离休。

　　①高举义旗：深明大义选择光明

　　1950年夏天，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将8个藏军代本4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大地区，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扼守昌都重镇，卡断入藏咽喉要道，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奉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总指挥部的命令，藏军第九团在宁静(今日芒康)一带布防。

　　在与西藏地方政府多次和平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阻力，以战求和，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人民，中央命令进藏部队以最快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打开进军拉萨的大门。

　　1951年10月7日，十八军发起昌都战役，各路部队全线渡江，从南北两路向藏军固守的6个据点发起进攻。8日，南路第53师第157团在师副政委苗丕一的指挥下，从巴塘以西的牛古渡、角登、竹巴笼渡口强渡金沙江。9日，我军击溃竹巴笼藏军第九团守军一个甲本(相当小连)后，沿空子顶、莽岭，经古树村向宁静县城逼近。

　　10月11日，藏军第9团代本（团长）德格·格桑旺堆与157团政委冉宪生进行了接触。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格桑旺堆于是决定率部起义。10月18日，格桑旺堆代表第九代本全体官兵发表起义宣言，致电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转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为解除西藏人民痛苦，驱逐英国的势力，而进军西藏。这只是人民解放军为兄弟的解放才有这样的援助，其他是不会的。因此，我们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回到自己的大家庭来，与解放军携手合作，为本民族的解放，为解放西藏人民而奋斗……”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于当日复电格桑旺堆及第九代本全体官兵表示慰勉：“你们深明大义，毅然高举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使宁城得以和平解放，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伤亡和损失。闻讯之余，甚为欣慰，特电慰问。并希力求进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号召藏军官兵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宁静县城升起五星红旗，解放军接收第九团人员343人。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和谈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根据协议，经过半年多的整顿、训练、改造，1951年5月，藏军第九代本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九步兵团，德格·格桑旺堆任团长。部队随即调驻昌都俄洛桥、唐嘎定一线，担负警卫和军垦工作。

　　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做好第九代本的思想工作，从1951年始至1970年止，军区先后派出张克宇、鲁洪波、高松、刘建修、李丛伟、耿继州、刘正湘、宋继琢、闵志彬等同志在该部任军事代表。

　　②起义官兵：充分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照顾

　　回忆起在第九代本担任军事代表的日子，宋继琢记忆犹新：“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时，第九代本的军事代表调走了，组织派我去接替。之前我在昌都军分区担任群工科科长，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稳定九代本官兵，避免他们参与叛乱。当时的工作压力很大。”在西藏上层叛乱分子的蛊惑和挑拨下，当时不少藏军参与叛乱，稳定藏军官兵，成为那个时候最主要的工作。

　　“平叛时期，我们组织九代本老兵在昌都俄洛桥附近修了4个碉堡和一些战备工事，以备抵御叛军的进攻。这样做实质上是让九代本官兵心里安定踏实。他们看到有枪、有炮，还有军分区配给我们的一部电台，心里踏实多了。我对九代本部队官兵说："我们有了电台，一有事，通过电台上面很快就知道，就会来援助我们，你们不要害怕。"那时我常对他们说："你们能起义是很了不起的事，你们要保持住这个荣誉，不要有人来挑拨，你们就动摇。"就这样增强了他们思想上对叛乱本质的认识，同时也稳定了他们的情绪。”

　　“藏军部队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一个最大的习惯是拖家带口，军营里有不少官兵的家属、子女，有的父子在一个部队里。因为这个原因，第九团官兵组织纪律性不强，爱酗酒，穿着随便，部队集合行动散漫。他们穿不惯制式军装，开展军事训练时总是习惯脱下半边衣袖，上级多次批评，但收效甚微，后来许多官兵干脆不领军装。他们自己开伙食，没有固定时间，又有家属小孩，很不好管理。在对九代本部队官兵做思想工作时，我从事情的本身方面客观地讲道理，加强教育。我经常说："共产党对你们起义部队非常真诚，非常好，特别照顾，希望你们珍惜这个机会。"”

　　九代本的军事代表经常召集排以上干部谈心，加强政治形势、爱国主义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要求他们严格请销假制度，禁止赌博、酗酒等。参加整训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藏族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想方设法改善士兵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倡导官兵平等，引导官兵摒弃昔日藏军等级森严、官兵地位悬殊不平等的旧观念。同时针对藏军军事素质差、文化水平低等状况，挑选优秀青年到内地进行专门训练学习，提高政治和军事素质。

　　“有时我还要给第九团的官兵们讲解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宗旨，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激发藏军官兵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思想觉悟、业务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部队实行军衔制后，接着实行了薪金制。除了九代本官兵享受解放军的优厚待遇外，他们的子女、家属同样享受国家的照顾。他们的子女年龄小的每月给20块钱，大一点的还要多。此外他们的家属每月也要给钱，这样光他们子女、家属每月的待遇加起来比我的工资还高。那时我们代表部还有个卫生所，因为已经实行了薪金制，我们看病用药都得自己掏钱。但是九代本的官兵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们看病用药都不要钱，由公家负担。我经常用这件事教育他们，说："共产党给你们很优厚的待遇，你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共产党给的。"来提高他们的认识，让他们有感恩的思想。”

　　“为了改变九代本部队懒散的作风，我们把老兵和家属们组织起来，搞农业生产。当时有一个大牧场，我们让老兵们去管理牧场。还有几百亩地，大家一起种青稞、修水渠，生产搞得很不错。后来还组织起骡马队，到青海驮盐巴，解决官兵们的吃盐问题。逢年过节，我们就组织九代本部队搞些晚会、宴会等，我们代表部也参加。就这样在稳定九代本部队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③参加平叛：为团结进步事业作贡献

　　“第九代本起义后，党始终给予九代本官兵优厚的待遇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也是当时稳定九代本官兵思想的一项主要措施。在政策方面，起义官兵的待遇比十八军的其他部队都要好。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德格·格桑旺堆被授予大校军衔、二级解放勋章，这在当时藏军代本里是最高的军衔。九代本参谋长被授予少校军衔，两个老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其他连排长也分别被授予上尉和少尉军衔，他们的后代一半以上都给了准尉的待遇。九代本里的藏军老兵有不少都是60多岁的人了，胡子拉茬的，也授予上士军衔。共产党对这支起义部队很尊重，比解放军里同等条件的都授得高。这是组织在政策上给他们的待遇。”

　　“组织上十分重视九代本官兵子女的教育，十八军还针对九代本的子女们成立了子女学校，把官兵们的子女30多人送到学校学习，另外还有一部分官兵子女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子女学校在九代本官兵子女中挑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当藏语教员，再从解放军部队里挑选一些有文化的干部战士给他们教汉语。学校有时上课，有时搞些文艺表演，还给他们颁发锦旗。这对官兵的子女也是一种鼓励，是很好的培养方法。这30多个孩子最后有20多人参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享受到副排级准尉待遇。在以后的平息叛乱斗争中，根据平叛工作的需要，他们被分派到各个部队当翻译，组织上非常信任他们。”

　　据资料记载，1959年西藏平叛时，中国人民解放藏军第九团除老弱病残看守营房和继续生产外，第二代年轻的子弟积极报名参加平叛，分配到各个部队中。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中，选送到内地步校和西藏步校深造的九团子弟及九团的年轻战士全部奔赴前线作战。第九团的官兵在参加生产、平定叛乱、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据不完全统计，参战者当中立三等功的就有120人次，被授予二等功臣的有次仁巴旦、加措、罗加、索朗多吉等。1962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九代本官兵积极开展增产增收，主动把节余的粮票、粮食全部上交，不领肉食，靠打猎补充。官兵们一套军服穿了又穿，几年中为国家节约粮食10万多斤，服装近千套。为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西藏自治区树立了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成为团结进步的榜样。

　　回想起第九团团长德格·格桑旺堆，宋继琢说：“当时德格·格桑旺堆担任昌都军分区副司令兼九代本团长，我经常到军分区汇报九代本部队的情况。”六十年代后，德格·格桑旺堆先后担任西藏自治区卫生处副处长、文教厅副厅长，1984年1月去世。

　　藏军第九代本在平息叛乱和社会建设中作出的贡献，离不开包括宋继琢在内的十多位军代表的努力。

　　作者：王梦敏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西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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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下场如何？阿沛的儿子好像有一个逃到达赖那里去呢是吗？最近看国外的报道，四川藏区又有小麻烦是吗？

原来干这活也是有世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