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下】 -- 京华烟云AMIP

我知道南传佛教的比丘尼传统中断了，近代才又恢复的，我听说藏传佛教也是这样。看来这个说法不对，藏区一直就有很多比丘尼？

比如多吉帕姆女活佛，还是正式册封的。

这是不是宗教的力量呢？

中国其实文化渊源流长，有的是可以继承发展的东西。很多统治者也觉得外国没啥中国需要的东西了。可偏偏还要去印度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取经。

要说印度有文明，连历史上有过什么人什么事都搞不清楚，算什么呢？

中国本土也就是宗教比较不发达了，道教要不是山寨佛教，根本算不了什么宗教了。是不是一些人吃饱了没事干，就非得研究些人从哪来，往哪里去的活着不可能搞清楚的问题？中华自己没有产出这样的东西，就求诸于外了。印度就是除了研究这样的问题啥问题都不研究的地方吧。

马克思主义常说宗教是一种麻醉品，其实不无道理，长久以来印度人一直沉浸于心灵的冥想，对外界漠不关心，甚至逆来顺受，以今生的苦难来换取来生的幸福，这无疑是帝王们相当喜欢的一种调调儿，对于战乱中饱受苦难的人们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因此从南北朝开始，印度过来的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另外，佛教与“中国特色”结合得比较好，产生了大量的本土流派。

西方对宗教的看法通常与超自然力量或权威如神、上帝、灵性等相关，而这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从商代以后就不太被中国人感冒了，也就是从西周开始中国人的思想更倾向于理性而非感性，当然这种理性更多出自于经验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或者说咱们通常相信已经被事实证明有效的事情，而非逻辑上合理的事情。

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儒家信仰，按照西方的标准肯定算不上宗教，除少数将孔子神化了的儒家个别流派的信徒外，更多的中国人相信圣人孔子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他并非基督或穆圣那样的或先知，而只是先圣先师，或者说是导师。（其实佛教的初始阶段也差不多，释迦牟尼更多被认为是指导信徒修行的导师，而并非后来那样神通广大的佛祖。）

当然了，后来也有学者把以人为中心的儒家信仰称为“人宗教”，以区别于西方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至于将孔子封神封圣，那时后来帝王们的事情，而文曲星下凡之类的故事更多应归于民间传说。

至于大家每逢过年都回家等行为，当然与临时抱佛脚不同，或者或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风俗或习惯使然，而后者则是对待宗教的实用态度。

又不是阿尔卑斯山，还可以来个汉尼拔或者拿破仑的行军，喜马拉雅山脉横在那里，去交流交流还成，大规模军事行动怎么可能啊～

罗马后期的动荡使基督教成为各阶层的信仰，波斯的全面绿化也与阿拔斯帝国解体带来的动荡密不可分；至于中国：（南北朝开始，印度过来的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比如中国和尼泊尔间的樟木就很低，当初吐蕃人就是通过尼泊尔进攻印度的。

这种隘口应该不会很多，而且整个补给线是不是也比较长和比较艰难呢？去掠夺一次估计可以，长期存在恐怕不易。

大量移民就可以长期占领了。

比如印度的拉达克邦，首府列城的主要居民至今还是藏族后裔，依旧信仰藏传佛教。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巴尔蒂斯坦盆地，一直生活着许多藏族后裔，只不过他们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二月，在川边主持改土归流取得巨大成功的赵尔丰被赏加尚书衔，从而正式成为朝廷一品大员，在仍兼川滇边务大臣的同时，他又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命——驻藏大臣。

此时赵尔丰的老上级锡良早离开了边军的大后方四川，一年前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三月，锡良已奉旨调任云贵总督。但此后赵尔丰的改土归流事业不仅没有受到擎肘，反而更加如鱼得水，因为继任的四川总督不是别人——按照朝廷旨意，老赵自己先代理了一段时间即“署理四川总督”，然后正式的总督终于派来了，他正是赵尔丰的二哥赵尔巽。

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清廷这一善解人意的人事安排，无疑让赵氏兄弟颇为感动。现在朝廷又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显然已全权委托他处理一切涉藏事宜。

“赵屠户要来拉萨了！” One person's meat is another one's poison，消息传来，西藏权贵们惊慌失措，哭天喊地，仿佛末日将临。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由青海返回西藏的途中，但他仍指使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名称）官员向现任驻藏大臣联豫申诉，说赵尔丰仇视黄教滥杀僧侣，希望朝廷能另派他人。

这个联豫很有意思，其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甚至连生卒年份都无法确定。他很可能是汉族血统，据说属内务府正白旗，原姓王，但也有认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后，联豫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但与驻藏大臣有泰关系搞得极差。到了1906年，有泰被张荫棠弹劾去职，联豫继任为驻藏办事大臣，随后发生的事情在前面已经说了，这厮勾结西藏权贵们排挤掉了享有崇高威望的帮办大臣张荫棠，联豫自己兼任帮办大臣，从而成为有清历史上最后一任驻藏大臣。

不过，尽管气走了张荫棠，但联豫并没有全盘废弃自己这位政敌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些内容甚至推行得变本加厉，比如他打算自行招募训练六千汉军，免得老受噶厦当局擎肘，这倒也不算过分，但让噶厦当局无法接受的是，与此同时联大臣竟然要裁军，而被裁撤的自然是噶厦控制的那些藏军：“奴才现拟裁去制兵，招练新军，其所有饷项自应统归驻藏大臣派员收管，每月发交统协各官，按名给发，粮员无事，故请裁撤。”这无疑关系到许多人的饭碗和各方力量的均衡，拉萨当局反应激烈也就可想而知。

此时面对赵屠户要来拉萨的共同威胁，双方却达成了难得的一致。由于认为自己在西藏的新政实施得颇有成就，自我感觉良好的联豫不想让老赵来摘果子，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以西藏僧俗人等的名义，可怜巴巴地请朝廷重新考虑这个人事安排：“僧俗百姓等由是想来，恐有巴塘、里塘、腊翁寺、察洼、左贡之祸。我们达赖未在藏中，赵大臣不久又要带兵前来。以此看来，我们佛教从此定要败了。僧俗百姓等不得安然，我们当事等所闻此言，只得逃往外国。”

鉴于这位联大人在团队合作方面的名声实在太差，与上级、同僚、下级以至合作伙伴几乎都吵了个遍，在川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并不想到拉萨趟这个混水，于是借坡下驴，宣布川边事情太忙就不去拉萨上班了。

虽然得到了承诺，但西藏高层并不放心，万一老赵非要过来咋办？噶厦政府决定文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于是开始沿金沙江沿岸部署藏军，据说拉萨方面还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要求：西藏和相邻省份最好恢复当年吐蕃和唐朝的边界划分。这个玩笑可开大了，要知道当年吐蕃最强盛的时候，连整个河西走廊都在其囊中，绝非现在以金沙江做为川藏天然边界这么简单。赵尔丰自然大怒，立刻决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狠狠教训一下对方。

但此时川边的改土归流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边军兵力更加捉襟见肘，赵尔丰不得不另想办法，他于是先回成都从驻防八旗兵中选练了三个营，同时又专门挑选了卫队二百人作为护卫亲兵，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九月率新练成的边军由成都西进，并于次年初渡过金沙江向西藏东部猛攻，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了西藏的东大门昌都。但此时川藏之间进行的还只是局部战争，双方都不想将冲突规模过于扩大，赵尔丰更多地是想惩罚一下不自量力的藏军，还没有直捣西藏腹地的打算。

很快，事情就变得有些不同。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15日，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的太后老佛爷终于挂掉了，而在此前一天，生不如死辗转病榻多年的光绪皇帝也龙驭宾天。尽管慈禧这个老太婆曾给帝国带来过无数屈辱，可她毕竟是大清朝几十年的主心骨，如今这根脊柱突然消失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茫然不知所措，也正因为如此，赵氏兄弟这样的封疆大吏的地位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

机会不久就来了，因为不消停的联豫大臣又和达赖喇嘛闹起来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11月初，在路上磨蹭了一年多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回到拉萨，但他与驻藏大臣的第一次见面就相当不愉快，联豫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恨恨写道：“奴才等循例出迎。该已革达赖气象矜张，言词傲慢。”他仍将已被朝廷恢复封号的达赖蔑称为“已革达赖”，显然对其极为不满。此后，双方更是睚眦不断，联豫抱怨道：“即其循例公事，亦务与奴才反对”，对此，联大臣认为是达赖故意藐视朝廷对西藏的主权，“以显其夺我主权之伎俩”。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强龙难压地头蛇，达赖喇嘛一发狠，甚至断绝了驻藏大臣衙门的后勤供应，显然是想让联大臣饿得受不了自己滚蛋。而此时联豫提议训练的六千汉军还只停留在纸面上，缺乏武装的驻藏大臣只能向朝廷请求派兵增援，由于不想让赵尔丰过来，他希望能派川军而不是边军进藏。就这样，清廷终于决定正式出兵西藏。

达赖喇嘛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但他当然不好意思向联豫服软，于是拐弯抹角地找到联豫的副手也就是新任驻藏帮办大臣（一说为级别稍低的参赞大臣）温宗尧，希望温能从中调解一下。但联豫已经对达赖深恶痛绝，断然拒绝了温宗尧的和稀泥：“达赖貌似和平，而阴用数人，相为抵抗。盖其意，成则可以自立，败则委过他人。”

按照联豫的说法，如果朝廷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今后西藏就不再属于中国了：“我欲和平而彼思决裂，我愈退让而彼愈鸱张，桀骜不驯，欲脱羁勒，殊不知其士农工商之程度，皆不足以语此。三百年来，若非我国家极力保持其黄教，恐已渐即澌灭，其疆土亦不能至今保存也。丧心昧良，至此已极！”

在这种背景下，咸丰皇帝的外甥、年仅二十二岁的钟颖被朝廷任命为川军统领，带领四川新军开赴昌都。钟颖当时是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的协统——“协”是清朝新军编制，大致相当于旅，其主官就是相当于旅长的“协统”。

所谓“新军”，是与以往的与湘军、淮军、练军这些“旧军”也就是旧式部队相对应的按西方标准装备训练的部队——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原来的旧军已经烂到了根里没法再指望了，于是在新政上谕中命各省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

各省新军于是建立，而那些旧军则大多被改编为绥靖地方的巡防营、巡警营等，从而逐渐消亡。清廷建立新军的初衷，无疑是致力于军队国家化，消除以往像湘淮军那样具有主帅私兵性质的武装，但让朝廷没想到的是，最后却养出了北洋军这只终结自己统治的巨兽。

钟颖指挥的这一协进藏的川军是一支相当古怪的部队。尽管为旅级编制，它却只有临时招募的1700多名官兵（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他混成协的兵力则多为4000~5000人），如果按人数也就勉强够拼凑一个“标”（相当于团）。在具体编制方面，它包括步兵三个营，骑兵一个营，工程兵、炮兵、军乐各一个队，装备也相当精良，包括法国造的过山炮16门、机关枪24挺，并配有长途电话、渡江铁驳等先进设施，与之相比，赵尔丰的边军似乎土得掉渣。

尽管队伍严重缺编，但其人员成分却一点儿也不简单，甚至可谓花样繁多——这些人里既有学生军官、老兵油子，也有帮会分子、地痞流氓，更有陈渠珍这样暗藏的革命党，可谓鱼龙混杂。这支钟颖临时凑起来的部队虽然装备很好后勤充足，但战斗力却一直让人怀疑，进藏后更是惹出了不少麻烦，其行为甚至影响了整个西藏现代史，从而成为晚清军界一朵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

就这样，时任四川新军一标三营督队官（相当于副营长）的青年军官陈渠珍随部队到达了昌都。小陈有个相当拉风的字，甚至让当年的曹丞相也艳羡不已——“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仲谋”。他1882年生于湘西镇竿城（今凤凰县），这厮从小便心高气傲自命不凡，据说连“渠珍”都是他自己改的名字，意为“珍宝空遗沟渠”。

陈渠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并加入同盟会，在任湖南新军队官期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人怀疑，随即弃职跑到武昌拜谒时任湖广总督的赵尔巽，赵老二遂推荐他到正在川边开疆拓土用人之际的三弟尔丰那里。

但熬到快退休才出人头地的赵尔丰是个老派人物，一向瞧不起军校出身的学生官，边军的将领也多起自行伍之中，从上到下都是刀头舔血砍人头换来的顶子。由于小陈是军校生且来历可疑，老赵并不想重用他，但碍于老哥的面子仍将其安排到四川新军任职，小陈于是再次穿上了军装，不久后随协统钟颖带兵入藏。

1909年，当青年军官陈渠珍到达昌都的时候，经过数十天的高强度行军，全军都已经疲惫不堪。总指挥钟颖准备挑选几名军官去前面侦察敌情，结果好几天也没人敢报名。因为赵尔丰曾说过这支部队都是学生兵，根本不懂得打仗，陈渠珍深以为耻，于是主动请缨，只带了一名翻译前往侦察。按照后来陈的的说法，他的长官林管带（清末新军官名，为一营主官）也在旁边怂恿自己，并为他到军粮府申请了马牌。

谁知道，陈这一去，竟差点儿把命撂在那边。

此时西藏方面，噶厦政府的噶伦（旧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通常有四名）登珠奉十三世达赖喇嘛密令，已征调了约万名民兵驻守昌都，抗拒川军进藏，双方在现代小有名气的温泉疗养地纳贡塘（当年叫做腊左塘）一带对峙。当然，藏军的目的仅在于阻挡川军，并不敢公然与清廷对抗。

陈渠珍和翻译历尽艰难，翻越了高达十余里的纳贡山，山上狂风怒吼，寒冷刺骨，他们几次滑倒受伤。晚上住宿的时候，他们突然遇到藏兵袭击，一翻搏斗之后，陈和翻译寡不敌众，都被藏军活捉随即受到一顿暴揍。陈知道藏族人敬畏赵尔丰如同天人，就死咬着说他们是奉赵的命令来此办事，并要求见他们的首领登珠。

一翻拷打之后，藏军半信半疑，但还是让陈见到了登珠堪布——登珠既是噶厦政府的噶伦，同时也是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的堪布，即僧院首脑。登珠对他相当客气，一再解释双方交战纯属误会，并说我不过是个僧官，因为上头督责严厉，才不得已统兵出藏。现在驻扎着不进军，就是因为等待赵大臣过来，怎么敢擅自异动呢！

为表诚意，丹珠又给赵尔丰写了正式公文，请陈马上回昌都复命，答应以三日为期限撤退藏兵。陈临走的时候，藏军给他施符咒药饵疗伤，还选出好马以及藏佛、藏香、捻珠、奶饼等赠予他，并派四个藏兵送他到腊左塘，分手时丹珠堪布一直送他到山下才回来。

陈渠珍后来回忆说：“自从我被俘虏后，相传我已经被杀身死，碎尸后投到山林中。我刚回来的时候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时感觉坐垫后面有东西在蠕动，开始还没觉得奇怪，等到聊完天要回住处，才看到坐垫后塞满了衣物，也没有认为奇怪。

“第二天，随从李元超悄悄告诉我说：‘自从您的凶耗传过来，大家都认为您死定了，您的行李于是被某某等破箱瓜分，差不多分光了。等到您回来，他们都感到不安，就偷偷地把东西都放到您坐垫后面，您应该惩罚这些人才合适。’我也只能付之一笑。”

当时赵尔丰己平定了乡城和德格，威名远震，藏军非常害怕他，这次陈渠珍冒险深入被对方抓住，但竟然能够奇迹般生还，实在是因为他身后的那位“赵屠夫”让人不敢逼视吧。另外，从中也能看出，落单的官兵如果被藏军抓住，其结局将是相当悲惨的，被碎尸万段是普遍的待遇。

根据民国时期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后来的考证，与清军对峙的这些藏兵并非本地人，而是西藏地方政府从藏中专门调来的，他们对同族同种的当地人尚且极其残暴，导致当地人都藏匿起来不敢开门，他们如何对待俘虏也就可想而知，陈渠珍不能说藏语而且态度傲慢，因此几次濒临生死关头，幸亏领头的官员登珠堪布比较文明且有见识，虽然奉命入藏川军但却没有胆量公开背叛清廷，陈渠珍才能得以生还。

驻扎察木多的赵尔丰收到钟颖的求援信后，立刻派统领凤山率边军三营前往增援，藏军首领丹珠畏于赵屠户威名，马上率兵撤退，凤山将四川新军一直护送至边坝（今昌都地区西部的边坝县）才返回。

以一协之众且装备精良的四川新军，竟然要仰靠赵尔丰看上去土里土气的边军护送才能走路，这无疑使边军感到非常骄傲，据记载当时边军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个顺口溜：

“自从吃粮到而今，没有见过兵送兵！”

不久在昌都，逃脱回来的陈渠珍终于又亲眼见到了自己的统帅——赵尔丰率领边军由更庆来到了昌都。前面说过，陈以前在成都时曾见过赵，但一别经年，赵早已白发苍苍。

陈渠珍回忆说：

赵尔丰知藏兵已抵恩达，乃亲率边军五营由更庆至昌都。我军齐集四川桥东岸迎近。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是日，予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

谛视之，状貌与曩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憟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见，略无缩瑟之状。潞国精神，恐无此矍铄也。

——陈渠珍《艽野尘梦》

小陈很快就切身体会到了老赵的厉害。第二天，赵尔丰的随身亲兵拿着大帅的令箭传陈渠珍进赵的大帐，赵尔丰愤怒地斥责陈贪功冒险、损威辱师的罪过，要将陈军法处置。陈的长官钟颖等赶紧进帐劝解，尽力婉言求情，但赵尔丰的怒火仍然无法平息。

按照陈渠珍后来的记载，到了这种地步，眼看自己性命难保，他也豁出去了，于是慷慨陈言说：“我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我奉命前往，虽然人被抓了，对方仍能能以礼相送回来，而且我已经宣示了朝廷的恩德和威名，藏兵也望风撤退。功劳罪过我自己不敢说，只能请大帅详细调查。”

旁边钟颖又极力替陈解释辩白，赵尔丰杀人的决心才没那么坚定了，于是他详细询问了事件始末，又问陈渠珍，他的直接长官林管带是否真的知道陈去那里的事情。陈自然说有这事儿，并说军粮府还有管带签署的咨文可以当作凭据，赵尔丰一一核实，又找来咨文验证完毕。按照陈后来的说法，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自己无辜。

于是赵反过来责问林管带，林回答不上来，赵尔丰大怒，当场剥夺了他的官服和指挥刀，随即在书案上亲自写下手谕，命令立即撤掉林，管带一职由陈渠珍代替，陈也不敢再说什么，叩谢后赶紧离开了大帐。

当然，以上内容是陈渠珍后来写在其回忆录《艽野尘梦》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而由于年代久远证据缺乏，许多内容现在已经无法证实，比如那位姓林的管带真的是如此不堪吗？

人们查找史料后发现，林管带其实名叫林修梅，他少年时就相当有胆识，“闻邻舍耕牛被盗，乃怀刃追盗，终得牛还之”，他的堂弟便是著名的林伯渠。林修梅与陈渠珍不仅是湖南老乡，也都是革命党，而且还是湖南陆军武备学堂的同学，但林的学历无疑更高，因为他还去日本著名的“陆士”学习过——1908年12月，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被派往四川新军任职，差不多同时陈渠珍也加入了川军。

此次事件后，被撤职的林修梅退出了川军，辗转经印度、缅甸，渡南海回到内地，积极参加武装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林迅速起兵响应，并在湖南都督府担任重要职务，史载“政府初创，当时的军事计划及军制，多出其手”。此后林跟随孙中山，一直做到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陆军上将，他是民国元勋之一，官位比当年的对头、后来的湘西小军阀陈渠珍要高得多。

我们还接着说陈渠珍的事儿吧。第二天，陈很早就来到赵的行辕，按惯例就被委任为管带一事向赵表示感谢，并呈递了藏军首领丹珠堪布的文书。等了很久，赵尔丰才出来见他，并且告诫他说：“你冒险深入敌人腹地，胆子很大啊，因此才对你委以要职。今后你应该更加努力，否则我还要杀你！”关于当时的情景，陈后来回忆道，赵尔丰说罢目光炯炯，使人望而生畏。

事实证明，陈渠珍这一次真的很悬，老赵并非在玩弄胡萝卜加大棒又打又拉的手段——后来任乃强先生找到了赵尔丰当时拍发给其兄长四川总督赵尔巽的电报，电文为：“顷接察禀，藏番将陈渠珍放回，可耻可恨！请速电饬正法。川军弟不便擅专。钟守毫无营规，非此不足以肃军纪也！” 大概因为陈当初是兄长推荐来的，赵才想要解释一下吧。

尽管陈渠珍在回忆录里可能羞于谈及，但根据史料记载，钟颖率领的这支四川新军其实军纪相当败坏，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史载川军“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骚扰。军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得一夫”。

对此赵尔丰亦有耳闻，这次他就是想借陈渠珍的人头立威，好让川军整顿纪律。但赵无疑又是一个公正的人，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恼羞成怒将错就错——要知道在战争期间，一名威高权重的封疆大吏想要一名小小军官的脑袋，简直是举手之劳。

钟颖率领的四川新军在昌都与边军会师后，乘胜继续向西推进，路上基本再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一直到达拉萨郊区。达赖喇嘛闻讯，不得不再次收拾行李逃走，这一次他已经对清朝彻底失望，因此出奔的目标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据说达赖在逃亡途中遭遇了许多惊险，在清军的追赶下几次差点儿丧命，这里暂且不表。

联豫终于翻身做了西藏的主人，关于那位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已革达赖”，联大臣不无得意地写道：“不意该已革达赖内怀愧俱，闻大兵将至，即于次日夜间下山潜逃。闻其本意欲赴后藏，旋因有人嗾使，中途变计，径往印度。”在联豫的推动下，清廷再次宣布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贬为平民：“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

面对着西藏高层仇视的目光，志得意满的联豫迫切需要立威，而最快捷的方式无疑是短期内建立赫赫军功，可突破口选在哪里呢？西藏中心的拉萨和山南无仗可打；东部康区的仗基本上已经被赵屠户打完了；西部的后藏是班禅的地盘，这位佛爷一向对朝廷恭顺有加，况且达赖出逃后还要靠他维持局面，联豫也不好意思找人家麻烦；西北方是广袤的阿里和羌塘无人区，那里的藏羚羊根本不理会朝廷的权威。于是，藏东南一直桀骜不逊的波密便进入了联大臣的视野，就是它了！

波密在西藏历史上地位极其特殊，这里历来不受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而是由噶朗王族统治。“噶朗”意为“白色天空”，因此波密土王也就被称为“白色天空之王”，据说他们是古代吐蕃王室的后裔，第一代噶朗王甚至还是吐蕃赞普的哥哥。这个王族长期以来在波密享有自治特权，即使在吐蕃帝国最强大的时候，赞普仍旧承认自己这个远房亲戚的独特身份，并多次以盟誓的方式拉拢噶朗土王，记录誓词的摩崖石刻一直保存至今。自古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个古老的割据政权一直无可奈何，刚刚上位的联豫无疑很想通过平定波密向众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四川新军于是奉命向波密开进，随即便与噶朗王地方武装发生激烈冲突，陈渠珍也参加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开始阶段清军伤亡惨重，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永远不安分的联大臣又与钟协统闹了起来，两人互相瞧不起进而互相指责，最后还是官大压死人，联豫以指挥不力的名义下令将钟颖撤职，由此前被革职闲居的边军宿将罗长琦代替。

这位罗将军很有意思，从前都传闻他是湘军元老罗泽南的侄孙（但后来人们考证并非如此），本为舞文弄墨的翰林出身，后来却跑到赵尔丰麾下效命，开始时颇得赵器重，直至升到边军最高级军官即五营统领。但渐渐地，原本合作无间的赵、罗之间开始显现出冲突（其原因相当复杂，应与两人性格和做事方式有关），老赵便想撤换这个不听话的下属，最后机会终于来了：罗喜欢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但他却没想到因为这个爱好而丢了官。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罗部下的边军后营团团包围了窝藏溃逃藏军的冷诸喇嘛寺（在今西藏左贡县），后营管带程凤翔随即快马请示罗如何处置。罗于是亲书手谕，眉飞色舞之下大草特草，程凤翔接令后却抓耳挠腮，与众人研究半天，最后断定罗大人写的是“生猎火烧”四字，于是下令坚决执行，选月黑风高之夜放起大火，把寺里的喇嘛和躲藏的藏军统统做了烧烤。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达赖喇嘛向朝廷控诉罗“一夜烧杀喇嘛千余人”，朝廷震惊之余下令调查，结果发现罗写的原来竟然是“生获尤妙”四字，就这样，罗大人被赵大帅借机哭笑不得地撤了职。后来，边军中甚至专门传下命令，要求今后公文信函一律只能用楷书，严禁草书，让官兵们偷笑不已。

尽管事迹雷人，不过这位罗大人打起仗来却是不是孬种，他一来就雷厉风行整束纪律，让被钟颖惯得一向军纪败坏的四川新军叫苦不迭，陈渠珍也被整治得死去活来。尽管加强了纪律，但由于自身战斗力毕竟有限，川军的攻势进展仍然相当缓慢。

这时候，赵尔丰派来的援兵终于到达了波密，来的当然是那支以善战闻名的边军，让本已情绪低落的川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周密准备，清军各部队对波密土王的总攻开始了，1910年6月，边军率先攻克波密，与川军在易贡又一次会师。

一败涂地之后，噶朗土王白马才旺只好决定向白马岗（即现在的墨脱）方向逃亡，据说高贵的土王英雄有情，临走前还特意去看望了自己从前的情人，两人当年所生的女儿早已长大嫁人，白马才旺与她们依依惜别，随后便踏上了通往墨脱的不归之路——就在雅鲁藏布江边，白马才旺被佯装迎接的墨脱头人砍下了脑袋……

关于边军参加波密战役的具体过程，当年川边的老人回忆说，联豫派四川新军协统钟颖率军前往波密镇摄，但由于新军无能，竟至失利被围，无法撤退。联豫没有办法，只好求救于赵尔丰。赵一面派遣凤山率兵两营由大道进援波密，一面令调驻盐井的后营管带陈梧岗率所部由盐井出发，沿云南往西藏的道路兼程前进。

陈梧岗营在接近波密的阿公海子地方与波密武装按触，战事异常激烈，陈营伤亡达三分之一。赵尔丰是一个自称对整军经武有经验的人，平素对于部队训练很重视。陈梧岗原为赵的私人厨子，因战功由伙夫而升至管带，算是一个能征惯战的猛将，因而虽然受到重大伤亡，终将隘口攻下，直抵波密与北路援军凤全部会师。

凤山所率彭日升、顾占文两个营的兵力，由察木多出发，过硕般多（硕督）后分道前进，沿途仅有小接触，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顺利到达了倾多寺。倾多寺是波密的大寺之一，当地气候温和，农产丰富，野生果木遍地皆是，川边援兵在行军沿途饱食桃子，很多人竞快乐得忘记了是在打仗。

清军胜利后，罗长琦照例在波密开展了改土归流活动，他按照赵尔丰在川边创立的范例，把波密划分为三个县，各县任命了相当于知县的理事官，归拉萨驻藏大臣钦差行辕直接管辖，同时裁撤土千户和土百户等当地土司，并在白马岗也就是现在的墨脱设立了哨所。到此，桀骜不逊的藏东南终于归于王化，整个西藏彻底掌握在清王朝手中。

罗长琦任命的地方官员也与他一样很有特色，比如他曾委任仅粗通文墨的部将方仲孺当易贡理事官也就是县令，方大人一上任就开始显摆，写信遍告亲戚朋友，信里竟有“弟以武夫而干文事，不啻汗牛充栋”的话，遂在全藏传为笑柄。

对于波密之战，曾任边军军官的民国川军将领刘赞廷后来写道： “（波密）怂匪出劫，扰攘大道，遴员抚绥，拒绝不就，遂经驻藏大臣联豫派兵往剿，行至冬九误入地理受挫，藏中惊恐，飞章碟奏，求边军赴援。时赵尔丰受理川督，以凤山督办波密，军行所至，犁庭扫穴，获白马策翁，磔于军前，遂将所辖之地改为波密、冬九二县，复置白马岗设治局以终其事。”

时间到1911年4月，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8月2日，赵尔丰到任成都。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念法，这一年是辛亥年，而赵尔丰的生命也即将在本年结束前终结。

•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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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宗教其实才是更讲逻辑的结果，不肯不知为不知，要有个东西把所有的东西都解释起来。

我记得以前看王树的大作，钟颖还挺厉害的样子

等拜读后才能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