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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下】

4、一妻多夫与文明的冲突

尽管科举成绩不佳最后只能以捐官出仕，但赵尔丰在骨子里却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笃信孔孟之道，推崇忠孝仁义，并终生身体力行。

赵大臣一直有个执着的理念，决心要用汉族的儒家传统来彻底改变少数民族风俗，他在川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召集当地人进行演说，劝他们不要当喇嘛，不要几个男人合娶一个老婆，举例则总是以儒家礼教为准则。

赵尔丰的老部下傅嵩炑在其后来写的《西康建省记》中，曾记载了赵在石渠（现四川石渠县，当时属德格土司辖区）时与当地人的一场谈话，其态度之苦口婆心，与人们心目中那个杀人如麻、只认强力不认理的屠夫形象差异颇大：

宣统元年已酉七月（公元1909年8月），川藏北路强大的德格土司终于改土归流，赵尔丰到石渠巡视，他召集当地人训话说：“现在德格已经改土归流，你们今后都要归汉族官员管理，粮税我已经给你们减征，徭役我也已经给你们裁革，我真是非常希望你们能兴旺发达啊！

“可是你们的人口太少，究其根源，一半是因为都去当喇嘛，一半是因为兄弟共娶一妻。所以，今后你们要学习汉人，无论弟兄多少，一人各娶一个老婆。”

藏族人奇怪地问：“弟兄每人各娶一个老婆，那得生下多少孩子啊，娃娃们穿衣吃饭都成问题，那不是会流落成要饭的，连饱暖都没法保证了吗？”

对此，赵并不认为是问题，于是他也同样奇怪地反问：“你们有田地可以耕种，有山林可以放牧，穿衣吃饭怎么会成问题呢。”

藏族人对这种说法明显不以为然：“听说内地汉人多得要命，就是因为穿衣吃饭成了问题，所以才当兵，你们这些当兵的大老远跑到我们这边，肯定是为了找羊皮做衣服，找糌粑当粮食，看来人口太多也很辛苦啊。因此我们对人口的态度是宁取其少，不取其多。”

对于当地人这种奇怪的判断，赵哭笑不得，只好反驳说：“你们这话太差劲了。这种又苦又冷的破地方，能当衣服的只有羊皮，能吃的也就糌粑而已。我们内地无所不有，谁愿意大老远跑到这个地方来抢你们的东西？

“当兵的人是为了吃粮才当兵，国家有军法，长官又强迫，他们不得已才来到这里。谁稀罕你们的羊皮啊，布帛穿在身上不是更好吗，他们可不是没有衣服才来这里找羊皮。谁爱吃你们的糌粑啊，那是因为米一时运不过来不得不将就，他们可不是因为没有吃的才来这里找糌粑。”

老赵喝了口水，接着bula-bula-bula：“你们的衣服食物，汉人都是看不上的，他们嘲笑你们穿得烂吃得差，你们反倒说他们没衣穿没饭吃。至于汉人嫌你们人口少，你们嫌汉人人口多，互相看不顺眼，是由于不明白道理。

“你们怎么也不想想：衣服和食物都是由人生产出来的，多一个人可以多放牧，可以多耕地，衣服和食物就是由耕地放牧生产出来的。你们讨厌人口增长，那么我问你们，你们和其他地方械斗的时候，是愿意人多呢还是愿意人少？是人多胜面大还是人少胜面大？”

当地人说：“当然是人多的一方胜嘛。”

赵说：“这就对了嘛，如果人少就打不过人家，牛羊被人家夺走，财物被人家抢劫，土地被人家霸占，生命也朝不保夕了；人口短缺的危害之大，现在你们已经清楚了，那又何必为了减少人口，一定要弟兄合娶一个老婆呢？

“况且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知道礼义啊。礼义是什么？比如你们尊敬官长，孝敬父母，这就是礼义。至于弟兄之间就更要长幼有序，长者为长，幼者为幼，决不能乱了规矩。

“哥哥的老婆就如同哥哥本身，兄弟的老婆就如同兄弟本身，如果兄弟合娶一个老婆，则长幼间的秩序就乱了。长幼间秩序乱了，人就不知礼义了。人不知礼义，就与禽兽没有区别了，与禽兽没有区别，那就如同鸡狗一样了。而鸡和狗，它们的生命最低贱，不得不任人宰杀。因此汉人中如果弟弟与嫂子发生关系，兄长奸淫兄弟媳妇，都统统要治以死罪！”

当地人听后大惊失色：“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您还有这规矩。这里弟兄同娶一个老婆，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我们认为这样能让弟兄和睦，也能少生孩子，免得沦落到衣事无着的地步。

“现在听了您这话，汉人的刑罚也忒过严酷了吧。现在要归汉人官员管理，我们老百姓中弟兄同妻的太多了，其中有老人，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如果汉人官员都把他们治以死罪，不也太惨了吗？”

见当地人终于有些开窍，老赵十分高兴，他马上送了他们一颗定心丸：“这都是从前的事嘛，今后一概不予追究。从今以后，弟兄各娶一个老婆就行了。”

可当地人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反问道：“既然弟兄不能同娶一个老婆，那么两女能共嫁同一个丈夫吗？”

赵答：“两女共夫，汉人里也有，然而这也是不公平的事，还是一夫一妻最合适。”这倒也不是假话，赵尔丰与其老妻相濡以沫五十年，感情极为深厚，终身没有纳妾——有人说赵曾纳一康巴姑娘为妾，但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使唤丫头，最后赵尔丰之死也与其妻生病有关，而他带回来的那个藏族姑娘当时更是用自己的生命试图保卫赵的安全，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地人接着问：“汉人两女共嫁一夫，也要治死罪吗？”尽管猜到了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但赵还是决定老实回答：“这个嘛，不治罪。”

当地人果然愤愤不平：“按照我们的习俗，弟兄同娶一个老婆的多，但两女共嫁一个丈夫的少，你们还认为这有罪，而你们汉人把共妻的弟兄治罪，男人重婚的却不管，这难道公道吗？简直太不公了！”

对于这个挠头的问题，赵只好解释道：“我先前不已经说了这不公平吗，汉人这几年也正在逐渐变好，你们兄弟共妻的习俗应该废除，汉人两女共夫的事情也应该改变。”

为显示自己一视同仁，老赵接着宣布对汉人的约束措施：“现在，汉族人来你们这边结婚的很多，我已经发布告示，命令汉人不论军民人等，必须家里没有老婆，并找到人担保，向地方官交钱领取结婚证，才允许娶当地女子为妻。如果他回原籍，就命令他必须带着当地老婆一起走，不允许抛弃她，这种措施就是为了防止汉人重婚的事件发生。”

看到赵大臣并非偏袒汉人，当地人终于稍感安慰：“您的告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要这样处理，今后才能公平！”

老赵于是趁热打铁：“你们既然已经知道这是公平的，今后就应该切实按要求来做。让汉人和少数民族同风同俗，一直是我最深切的愿望啊！”

赵大臣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一方面他固然有理有据，但另一方面却也让人无话可说。从赵的文化背景来讲，他无疑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是在为藏族的利益考虑，但另一方面，赵所认为的受益者却未必领他的情。

赵尔丰的愿望当然没有实现，即使21世纪的当代，在一些边远的藏族地区，兄弟共娶一妻的现象仍然存在。其实与各民族包括汉族当时常见的一夫多妻制不同，藏族人的这种婚俗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以占有更多的异性为目的，而是有其存在的特殊性：

其一是像前面说的可以控制人口，避免人口过度膨胀导致经济压力太大；其二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减少家庭纠纷，由于很难说清楚一妻多夫家庭的孩子究竟是哪一个父亲生的，父亲们通常不会对孩子厚此薄彼，同时也就避免了分家。因此，不仅藏族的贫苦人家这么做，即使是拉萨的各大贵族，兄弟同妻也是普遍的习俗，这也许是藏族对生存环境适应的一种结果。

除了排斥一妻多夫外，赵尔丰所坚持的另一项举动就是劝阻藏族人当喇嘛，为此他甚至专门组织人编写了一首《辟俗歌》，歌中唱道：“红黄两教纷如麻，明明弱种第一法，不爱国家，不养爹妈，口中喃喃说些啥？身披氇氇为的啥？从今悟了莫理他，再不学喇嘛！”

在为川边儿童启蒙识字专门编写的三字经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

为此，赵尔丰极力限制甚至禁止喇嘛庙对百姓的影响，改藏族的喇嘛信仰为汉族的儒家礼仪。他一方面通过编写辟俗歌让学堂学生及百姓传唱，希望达到变俗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劝令喇嘛寺庙将年幼僧人送入学堂学习汉文、汉语或令僧人入学堂者一律还俗的途径强求儒化，直接排斥藏传佛教。为了彻底消除喇嘛的来源，赵尔丰甚至在巴塘开办了僧人学堂，饬令青年童僧一律留发受训，半日读书，半日教以制坯烧陶，使各有专业，自谋生计。

对此，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对或错加以评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固然好，但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就没多少人能做到了——尽管按照现代观点来看，指责赵尔丰对藏族人乃至藏文明的轻视、蔑视乃至敌视，确实是相当容易的，而且确实也不乏证据，但这种个人好恶难道真就是导致问题的全部根源吗？

后世学者认为，赵尔丰强烈排斥藏传佛教的背后除了确实存在民族与文化冲突外，其实还包含着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国防建设的思路。在赵尔丰那里，藏传佛教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是风俗仪式与汉地儒家不同，而是导致“弱种”的民族危机。说白了，赵尔丰认为是喇嘛人口的无限制扩张不仅削弱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基础，同时也削弱了世俗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从当时的现实情况看，清末巩固边防对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强烈需求，与政教合一制度确实水火难容：每多了一个喇嘛，就少了一个劳力或士兵。

其实，这样的文明冲突不仅仅存在于宗教领域之中。做为一名读书人出身的大员，老赵相当重视教育，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儿童的基础教育，他不仅大量兴办学堂，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在川边强制执行义务教育：

“夷民子弟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有不入者，罪其父母，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既入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其余必须卒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辍，致堕学业。”

一直到二十年后的1929年，关于赵尔丰在川边大兴教育的往事，身为中华民国政府特使访问西藏的刘曼卿女士在其游记《康藏轺征》中还曾收录了不少当地人的回忆，从这些材料来看，老赵不仅大力兴建基础设施，而且相当注重男女在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

“赵氏既威服全康，首即注意教育，设西康学务局于巴塘，聘四川教育界硕彦吴蜀尤先生主其事，就近设普通男女学校及喇嘛职业学校若干所，复在里塘、乡城、盐井、江卡、武成、义敦各地设立官话学校及小学、巴塘男校分高初两等、甲乙丙丁四班，女校同。”

赵尔丰的川边教育规划相当宏伟，涉及社会上从儿童到喇嘛的各色人等，设置的学习专业也五花八门，对此《康藏轺征》中写道：“并强迫青年喇嘛入职业校，教以土木工程，使养成技术人才，又设幼稚园以纳幼童，计学生人数，男子共四百余人，幼稚园二百余人，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在教学方式上，赵尔丰的理念也相当超前，在那个年代他就大力倡导双语教育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赵尔丰在成都正式设立四川藏文学堂，据记载两年四个学期的课程中，藏语课程共有800小时的课时，占全部学习课程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多。而在藏文学堂毕业的学生并不能直接上岗，还要专门送到设在巴塘的学务局进行康区各地方言的培训，掌握了藏语方言后才派到各地任教员。

尽管用老赵的话来讲，双语教育的目的其实相当不雅——即所谓的“开化土种”，但它从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一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赵尔丰又在川边各地设置“官话学堂”，推行以汉语为载体的近代教育。就教学语言而言，赵尔丰并没有退回到之乎者的儒家经典，而是采用已经大众化的现代白话教育。除藏语、汉语外，英语教育也在其教学计划之列，而其目的则在于“以交通外务”即培养熟悉藏区的外交人才。

为了鼓励当地孩子上学，赵尔丰给学生们提供的生活福利可谓无所不包，甚至当代政府推行的普遍义务教育也难望其项背，史载学生入学不缴学费，所有书籍、纸笔、墨砚等皆由学堂供给，并发给衣裤帽等汉式男女服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在学堂时免费供应饭食。二十年后，刘曼卿记录下了川边老人对此事的回忆，她写道：“凡在校一切消耗如饭食衣服等均由学校支给”。

但就在这些优厚的待遇中，我们也同样能感觉到某种无法言表的文明冲突——当地人对这些措施并不十分买帐，反而想方设法让自己家孩子逃避上学，难怪刘曼卿会如此不解：“待遇如此优渥，宜若踊跃从事，讵知一般士庶反皆踟躇不前，甚至有出资雇请贫人以为代替者。”

调查后赵尔丰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竟然把这种政策认定为硬性摊派——藏族传统社会中，属民有义务为领主服免费服劳役，这就是所谓的“乌拉”差役，当地人并不理解老赵普及教育的良苦用心，反而视入学为当差的一种，宁愿多愿出钱或出物作为报酬雇请他人顶替学差名额读书，从而产生了川边历史上奇特的“雇读”现象。

不仅如此，受命推行新政的当地藏族官吏还曾向赵大臣诉苦说：“不料各村百姓不惟不知大臣美意，反言小的无有儿女，不知爱惜，将我们儿女在大臣面前见好，倘如定要我们儿女入学读书，我们当父母者宁肯赴河而死。” 更有甚者，三岩撒东村头人因不愿上报学童名额，竟不惜与政府对抗，甚至导致清军士兵受伤。

对于这些因近代教育改革而导致的民族文化冲突，赵尔丰不由得发出了川边“办学教导之力，实觉内地十倍其难”的感慨。

但老赵并没有灰心，反而决定进一步加大力度，针对社会上盛传的将上学等同于“乌拉”差役的谣言，他干脆宣布“凡学生皆免除其摇役，每期考试较突出者，另行奖励”。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赵尔丰还指示学务局，凡在小学毕业考上第一名，学生家庭免支“乌拉”差役三年，考第二名者免二年，第三名免一年，其余前七名给物质和银牌奖励。

由于上学不但不增加任何负担，而且还能得到许多便宜，许多当地人消除了疑虑，开始踊跃送子女上学。

对于川边近代教育开创之艰难，刘曼卿叹息地写道：“赵氏以为防范规避计，遂严查户籍，清点人口，有隐匿不报者，重惩勿赦，一面对于家中有子弟入学校者则予以免赋税之优待。又闻某次有一军人乘马撞乱学生行列，赵竟处该军人以重罚。余如看戏看会学生均有优先权，而为家长者终不十分热心，足见创业始事之难。”

前面说过，为了促进川边学童的启蒙教育，赵尔丰曾下令以汉文三字经形式编写了一套西陲三字韵话，又称流水教本。在这部自编的三字经中，赵大臣首先向孩子们介绍了川边的地理格局：

“川藏间，有瓯脱。炉里巴，地寥阔。古三危，此一隅。名喀木，亦曰康。”

接下来，赵尔丰从大汉族中心主义出发，认为藏族的祖先并没有特殊性，不过是炎黄的众多苗裔之一，同时他也承认汉藏两族本为兄弟：“炎帝裔，伯夷甫。迁于斯，作初祖。黄帝子，曰昌意。居若水，亦其地。当上世，号文明。论种族，皆弟兄。”

接下来是藏族历史科普时间，三字经从传说中的“三代”一直写到吐蕃王朝之后：“迨唐虞，捐西鄙。不百年，为戎矣。历三代，阻边陲。民族弱，他族滋。秦西羌，唐吐蕃。互雄长，可得言……”

回顾完历史，三字经又把学生们拉回了现实，力陈赵大臣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好处，并劝孩子们不要再像以往那样出家当喇嘛：“历史事，约略备。今归流，有数利。昔土司，压制多。改郡县，无催科。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

老赵接下来说，你们一定要上学才行，至于学堂教育的主要宗旨嘛，主要有两条，一个是爱国，一个是尊孔：“尔边远，少知识。入学堂，知大义。其要旨，两言总。一忠国，一尊孔。”

针对学生们担心的毕业后生计问题，老赵安慰他们，你们这里有如此丰富的资源，只要充分开发，何愁不能脱贫：“勤向学，莫忧贫。若巴塘，与乡城。地温暖，宜农耕。若里塘，药材富。毛与革，工艺茂。产金矿，甲五都。输百货，打箭炉。”

（赵尔丰也确实说话算数，做到了让学生们后顾无忧。史载当时除了汉藏语言和儒家礼仪外，学生们还要学习不少科技类课程，比如格致（理化）、体育、唱歌、历史、地理等，另外学校还有手工课，让学生到印刷局学习雕刻及印刷书籍等技能。不仅如此，赵又开办了具有校办工厂性质的初等实业学堂，以解决学生毕业后的谋生之需。）

在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赵尔丰从藏区和中国的整体关系角度，强调包括川边在内的广大藏区自古以来是中国的故有领土，必须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之中，汉藏两族要齐心协力亲如一家：“区域广，万山峙。天然界，二千里。西藏卫，东四川。北青海，南界滇。我有利，莫外溢。我同种，莫立异。别姓化，通婚姻。化蕃汉，笃尊亲。民智开，设行省。川滇藏，庶无梗。铒学生，各勉旃。入版图，亿万年！”

对于赵尔丰的“边地兴学”，后世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达到“混化种族”开通风气的同时，也把近代化的学堂教育传到了川边，开启了川边近代化教育的先河。藏区教育从此由传统的寺院教育及少部分的私塾教育向近代化新式教育转变，教育权开始向底层普通民众倾斜，教育内容也日趋开放和实用，超出了过去的宗教教育的范围，从而开创了历史上“川边普通教育的黄金时代”。

确实，从结果来看，赵尔丰的教育普及计划实施得颇有成效，对此他曾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正月不无得意地向朝廷上奏道：“巴塘—隅男女学生等，先学藏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能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

有意思的是，爽朗的康巴姑娘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甚至还学会了汉族女孩的矜持——赵尔丰继续写道：“女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

然而二十年后，同样是在巴塘，民国特使刘曼卿特地向当地人询问了这里现在的教育状况，其结果令人相当伤感，赵尔丰当年的心血早已毁于一旦，而他培养出的那些有文化的康巴姑娘也与当地格格不入，只能远嫁异乡：

“后又问巴安教育近事，答云自赵氏教育摧败后，旧有学生类皆复沦入不识不知之中，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西康有歌讽之，意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西康姑娘啊，那是异域尔无往。’

“故过去曾受教育之份子去者已去，而留者复退化，今除西人所办华西学校有中学小学计二百馀人外，县中自办学校则多委靡不振，文化不进步，社会事业落伍，伊谁为之障耶。”

对于赵在川边的作为，刘曼卿感叹道：“赵氏之举措，以川人视之或以为倒行逆施，在康藏人则应憎而爱之也。憎之以其残暴，爱之以其勇为。其提倡教育固有足多者，而置图书，设官署，奏改行省，其为康之诚，爱康之深，能谓其非守土之良吏耶？”

当然，做为一名帝国专制下的官员，加之本身又是旗人，赵尔丰自然不会有什么近代民主民族之类的思想觉悟，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还是都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和皇帝的权威，而对皇帝的尊崇自然要从娃娃抓起，比如在川边《关外官话课本》第十三课课文中就写道：“大皇帝是我们中国的主子，我们吃的、穿的和住家的房子、栽粮食的地方，都是大皇帝的，大皇帝的恩比天大呢。”而那些新颖的教学方式和课程，其实更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

前面我们也说过，一直浸染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赵尔丰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异质文明，比如他对藏族丧葬的态度就是这样。赵曾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二十八日专门发布告示，名为《示谕关外僧俗人等严禁水火天葬改用土葬》，它规定关外（即打箭炉也就是康定以西）僧俗人等今后一律实行土葬：

“凡父母之死，则以礼殡葬，即兄、弟、妻子之死，亦必用棺木装殓，择其不受水冲、不受火烧之地而埋之，乃合大皇上之制度，倘敢不遵示谕，本大臣定提案治罪，决不宽贷，各宜懔遵！”

与汉族当时普遍采用土葬不同，土葬却是藏族最为忌讳的埋葬方式。它本来为藏民族信奉苯教时期流行的古老葬俗，但后来仅用于麻风、炭疽、天花等传染病人，至于强盗、死刑犯、凶死之人的尸体，法律上不许他们天葬或水葬，只允许挖抗埋进地里以示惩罚。说白了，在藏族人看来，土葬通常只用于那些不得好死的人。

因此，赵大臣从汉族伦理的角度来规定人死后必须土葬，无疑让藏族人相当反感，从后来执行情况来看，赵尔丰下达的行政命令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藏族人千百年形成的丧葬习惯，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康定、德格等少数地方之外，土葬在其他藏区直到现在仍不普遍。

其实除了土葬之外，藏区的葬俗还有好几种。比如塔葬是所有丧葬形式中级别最高的一种，只有达赖、班禅等极少数最高等级的大活佛方可享受此种葬仪；火葬一般用于次一级的高僧大德，只有森林资源丰富的亚东等地，才对普通老百姓也采用火葬。

另外，在拉萨河谷地区，年纪不满八周岁的孩童夭折后，一般密封在一个陶罐中，挂在通风的老房子或山洞里，以保持其躯体的完整；青藏高原东南部林区则将孩童的尸体置于竹篓或木箱中，挂在特定的区域内的树杈上，称为“树葬”。

众所周知，天葬是藏区最普遍的葬法，但其起源目前已不可考，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一世纪在印度僧人唐巴桑杰倡导下兴起。天葬有着固定的仪式，尸体运送到天葬台场，天葬师先要用柏树枝松叶架成一个香堆，点燃之后压上糌耙，这叫烧桑。当桑烟在台上升起，烧焦的糌粑味弥漫在天空。附近的鹫鹰便就要飞过来了。

天葬师对尸体进行解剖、支解，然后把肉喂给秃鹫，就连骨头也要捣碎，与酥油糌粑混合成小团以便秃鹫入口，最后一点不剩，这意味着把最后的遗体也奉献出来，佛教认为这是一种功德，能赎回生前罪孽，有利于灵魂转世。

天葬中，尸体被神鹰吃得干干净净后带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最能体现物质的轮回和生命的生生不息。藏族歌手亚东唱过一首《天葬》，那种空灵的意境恐怕是我们大多数汉族人所无法期许的：

“默默地向你挥挥手，告别我们轮回的缘分。

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带走我一生的荣耀。

轻轻地走过曾经的家，记住千年不变的誓言。

应召而来的神鹰，请你打开我阳光的天路。

如此安宁，如此安详，多么美妙神奇的时光。

死亡在消失，生命已经飞翔，在那远去的翅膀上……”

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清朝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出发曾严令禁止天葬，包括赵尔丰在内的几名高官甚至扬言要对天葬者的家属执行死刑，但藏民仍旧我行我素。法不责众，再加上清廷也无力监视如此广阔的土地，禁令最后不了了之，天葬的习俗也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我们再说说藏族另一种丧葬方式——水葬，它是将死尸背到河边肢解后，投入河中，或将尸体用布匹包捆后，坠上大石块抛到河中，其余的事情就都交由鱼类完成。藏区的水葬并不算太普遍，一般是经济条件差雇不起喇嘛念经超度的人家，对死者才采用此法，另外，对死亡的孤寡者、传染病人、夭折的幼童也用此葬法。

对于水葬，汉藏两大文明的态度同样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曾在赵尔丰麾下作战的青年军官陈渠珍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当年清军进驻川藏北路的道孚，陈渠珍与几个同伴一起出去散步，发现树林外的水沟里面有许多肥美的大鱼往来跳跃，这帮馋嘴的家伙立即兴奋起来。他们自进入藏区以后每日以糌粑果腹，口中可谓都淡出鸟来，正苦于肚里没油水，便打算偷着捞几条尝尝。

可七岁的王戎尚且知道“道旁苦李”的道理，更何况几个大人？军官们正美孜孜地准备打牙祭，其中某个聪明人（据小陈说，这个聪明人就是他自己）突然想到这地方居民众多，当地人怎么会不撒网捕捞，反而繁殖出这么多大鱼？

感觉事情有点儿蹊跷，他们于是多了个心眼，暂时停下手找来个翻译询问原因，这才知道藏族人死后有几种葬俗，其中等级最低的就是把尸体投到水里，任凭鱼鳌啃食，这就是所谓的“水葬”，因此藏族人普遍都不吃鱼。

“林外一沟宽四五尺，碧水清浅，鱼多而巨，往来游跃。余等正苦无看，将取之食之。又疑此地居人甚多，岂无网罟，河鱼之繁殖如是。询之通事，始悉藏人死后，不用棺封。土掩其上者，延喇嘛讽经，寸磔其尸，以饲雕鸟，为天葬。其次以火焚之，为火葬。下焉者投尸水滨，任鱼鳌食之，为水葬。故藏人无食鱼者。”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渠珍此后一见鱼就想吐，更别说吃了，这种条件反射伴随了他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清军挺进拉萨附近的工布江达，当地贵族请他们吃鱼，陈还心有余悸地问：

“此得勿食水葬者之鱼乎？”——这别不是专吃死人肉的水葬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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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4、一妻多夫与文明的冲突（本篇）

5、陈渠珍眼中的赵尔丰（已完成，点击阅读）

6、辛亥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