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文明与文化，绝大多数时间是和生产力（相对）发达相联系的。很简单的道理，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文明与文化这种精神领域的东西显然属于上层建筑部分。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上面的，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不从历史的维度看到这一点就会陷入具体对比时的茫然。

文化这东西，最终还是要指导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史书的国家，所以对于中华文化的再发掘，实在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只要现实需要，就能挖到。文化首先要服务的是现实，至于根源是中华文化或者西方文化是第二位的，不能纠结于此的。我们首先要的是活的，生活化的文化，要的是符合时代特征，甚至超前引领时代的文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社会上有正的效应的文化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标准。

至于欧洲的统一问题，我没有研究，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历史问题，历史形成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产物。

链接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48127

我说的大致意思是。民国年有几次土改努力结果失败了。失败原因不复杂，一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掌握在士绅手中。民国土地改革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通过土地税制，一个是通过地方自治法规想收回县一级的行政管理权。但是，后者的失败。直接导致前者的失败。因为土地管理法基础是厘清地权。而厘清地权的关键是，丈量土地面积。这样，连县一行政权力都无法掌握的国民政府，要想在农村基层丈量清楚土地，基本就是句空谈。倒是，当时在抗涨时期，中共借用民国政府提出的二五减租在农村实现了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口号。让我吐槽的是，当时民国初年，地租平均是农民在土地耕作产出的50%甚至是60%。所以，民国政府在立法上就宣布地租不能超过37.5%。而联系到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里面的减息是把债务利息厘定本金200%为上限。这里，即使如此。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当时土共占领区还激起了当地地主激烈的反抗。甚至还有不少地主是因此直接投靠日伪的。

说到此节，聚会里一个朋友脱口而出的就是阶级矛盾，然后补充说这个就是阶级矛盾。我这样写，是因为前几天看到有人假设蒋介石政府如果事先土改如何如何。恐怕，这个假设是脱离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在大革命失败后，来自士绅阶层的黄埔军官在黄埔六期后达到近60%。这样的权力分配结构，注定老蒋不能在大陆本土实现土改。也注定被在土改中解放了农民支持中共最终打败。而作为现实中可以劲健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开国是1947年，当时控制土地67%的地主阶级控制了国会议席的三分之二，而到2007年统计，控制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国会议员他们在今天控制了印度64%的土地。到2007年，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有土地没有超过土地面积的2%。而在美国政府持有土地面积在2003年超过国土面积54%。

这个就是阶级斗争。失败的一方没有尊严。

PS：中国乡镇一级自古以自治而别成一体。国民党当年欲求土改空有土地法之名而无土地清丈之实，根子上就是那些自命道统的继承人在中国基层架空了中国政府。这个架空限制了国家的动员力量，也只有土共在土改之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实现从中央到乡镇的垂直管理，这才有了开国一战朝鲜之力，也有了胡总提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能力。纵观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兴替，总是更有组织动员能力的一方打败竞争者的此起彼伏。谁能动员更多数人，有效的组织并赋予其满足分工组织的纪律性与自觉意识，谁就是赢家。这一点上，空谈道统是徒劳的，也是致命的。

• 关于葡萄最近一系列文章的读书笔记及对葡萄发帖的总结归类

正如葡萄的意思，新的世界领袖必定伴随着新的普世价值和新的文明体系。如果中国是这个天命所归的新领袖，那中国代表的这种新文明必定需要让全世界人民有超过目前基督教文明的盼头，也就是解放全球受压迫的人民。

而要生成这种新文明，需要不是包装我们的旧文化使他适应于现代工业文明，而是要从旧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尸体上培植出一种适应后工业时代的新文化来。这种文化不知道是怎样的，但肯定是更情调人人平等的，更能解放生产力的，更能打破旧的地位金钱权力等人类后天设置的阻碍进步的鸿沟的。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以及伴随这种文化的是怎样的新文明，不过我渴望看到这种文化的诞生

在农业社会中，同样存在着极大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物质条件差，用来传递信息的代价就很大，一般人也是支付不起的。但是，绝对来说，可以独立思考的信息阈值并不很高。

而在工业社会，乃至如今的信息社会，物质条件改善，传递信息很快捷，可是有用的有多少？所以信息的不对称依旧很大，是不是增大了呢？可以确定的是，用来独立思考的信息阈值已经越来越高了。这是科技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那么有一天会不会导致这个社会失控呢？

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组织化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其带来的强大竞争力

那什么是"组织化"? 简单的说 组织化就是分工

人生而不同 这是由人内部不可控的基因和外部不可控的外界环境所共同造成的 是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

借用上面汽车的例子 有人就是适合当离合器 有人就是适合当发动机 把两个组件的位置对调对所有人都没好处

而更合理的 更适合每一个个人(组织的细胞)的分工会为整个组织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

从而将那些分工不那么合理的组织通过竞争淘汰掉

人現在之所以本能的会对组织产生抵触 不是抵触在组织中做其所擅长的那部分分工

而是因为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离合器还是发动机 又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在组织中做自己所擅长的那一项

而且最重要的是

無法得知这个组织在分配利益的时候是否能将所有的细胞一视同仁为自己的一部分 按照组织整体利益最大化(注意 不是你所说的组织的"头脑"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配

原则上组织的每一个细胞都应该是组织的"头脑"的一部分

组织的每一个决策都应该基于所有组成细胞利益总和最大化而做出

如果能事实上达成这个原则

则人类本能对于组织的抵触将不复存在 组织将占据整个人类社会 给其所有的组成细胞(也就是全人类)带来最大化的利益

我在这里提一个观点

以上事实正是因为信息革命尚未完成

在进行复杂决策的时候

我們无法像上面的"一加一等于二"一样通過我們現有的信息溝通手段(也就是語言)將我們所思所想的每一個細節信息(这是决策的依据)準確迅速的傳遞給我們在組織中的合作者从而做出"共同的""相同的"一个决策

所以只能由我們中較為"擅長"決策者來充當組織的"大腦"进行决策

否则我们就不能称之为"组织" 也就没有组织所带来的巨大的竞争力可言了

但是一旦产生了这个决策专用的"大脑"也就造成了组织内细胞之间的不平等

其他细胞无法确保这个"组织"还是"我的组织"而不是"那个大脑的组织"

所以我们本能的感到对组织有抵触

接下来是关于信息革命和网络

信息革命的目的在于将人类所掌握的一切(包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信息化

互联网是信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让所有这些已明确的信息可更快索引查阅的具体工具之一

当信息革命完成的时候

组织中的每一个细胞将有能力将自己对每一个"有兴趣"的问题所做出的决策和决策依据信息通过网络完整传递给组织中的其他合作者

同时从网络中获得其他人的反馈信息 (这个过程要足够高效 不能错过最终决策的时间)

直到最后所有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都一样 进而做出一个"共同的""相同的"最终决策

这样就不再需要一个专用的"大脑"来进行决策 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确保这个组织是为自己服务的 自然会乐于成为组织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说的"网络和信息革命应该是促进人类的组织化而不是和组织化对立"

好像有点东西，可是看不懂。是网络时代社会扁平化，人人平等，草根自组织的路子（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吗？

连接

http://www.cchere.com/article/2067421

前面说到，象后现代主义等反思二战反思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思潮在西方的崛起，乃至这些思潮对当时如日方中的科层社会的崛起的反弹。最终不可避免的冲击这历史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而这些当初的涓涓细流或者各种明里的暗中的潮涌终于在今天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而这个续在想了又想之后，还是选取可以公开查询的资料为主线，在末尾提几句不为公开资料记载的部分做猜测，来作为这个续的整体架构吧。

这里先插一个旁话。前几年热映的指环王还有纳尼亚传奇的原著作者，不仅都是学者而且还是好朋友。他们曾经就两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有过长时间的讨论，而他们各自对人类社会前途的思考都寓意在指环王还有纳尼亚传奇两部作品里。而同时期崛起科学幻想小说，也可以作为知识阶层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不同角度的思考或者探索。而这些思考碰撞的火花，交织出20世纪下半叶文化蓬勃发展的交响乐。

回到正经的话题。我们中国今天认识西方，如果试图从他们的社会结构、发展模式乃至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其他种种角度去思考他们的行为及其标准的时候都不应该忽视基督教对西方的影响。尽管，诚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宣示的那样，基督教作为一种制度，在大革命中是应该也必须被打倒的一样（文革发动的目的也类似）。基督教，在整个19世纪中乃至20世纪前半夜处于一个急速衰落的时代。这个甚至直接反应在最终无果或者说夭折的基督教梵一大会上。而两次世界大战，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西方那种无与伦比的自信、骄傲以及几尽无限的乐观的精神在漫长的战争中几乎消耗怠尽的时候。基督教教会敏锐的抓住了西方社会中泛滥的迷茫与困惑重新实现了崛起。而这个崛起，在美国英国为主体的新教社会还有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天主教会为不同的主导。最终在今天，为美国和欧洲对未来世界的发观的思考划出了一个明确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出现的时间就是20世纪的60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基督教新教团体，正面与积极的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并且通过回应甚至是直接参与，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后现代主义纯粹的批判主义态度与否性性判断。例如，在新交神学家参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参与倡导与推进下，通过建立在神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基金参与社会新秩序的重新建立，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而这一运动的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理论与观点的涌现。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就是文明冲突说。个重要的是，这个运动构建了一个从地球生态角度出发的系统理论体系，并试图从地球角度评价系统的得失成败，并做各种相应的调整。并通过现代派自由神学与福音派自由神学这两个载体，通过全球化的深入实现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欧洲同盟从萌芽到崛起到最终实现欧盟这个实体的形成过程之中。作为世界天主教会的核心罗马教廷，也在1962年召开开了梵二大公会议完成了他们试图在梵一大会中没有能完成的使命：基督教的改革与转型。 梵二会议做出的最大的变革就是宣布实行“改革开放”。作为宗教，实行如此重大的策略变化自然要相应的进行神学调整，以为新政策提供神学理论基础。具体说就是要通过神学论证的手段来证明天主教对教会进行改革、向全世界开放、同全世界对话。这样的对话，最终将以实现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教会重新合一为基本目标。同世界所有文明与宗教积极保持接触并和解。最终世界基督教最终目标的实现，其中关于这些，梵二大公会议对基督教基本理论的修改如下：

1 基督并非舍弃了世界升天而去，等世界末日再降临。其实基督只是通过圣灵，以一种不为人的理性所知的方式留在世上。基督不但是天国的君主，也是现世的中心。因此，神学是不可以忽视尘世的。

2 基督通过圣灵和圣体圣事在教会中现身，并始终发挥着作用。

3 基督并不是仅仅与领洗入教的信徒结合，而是和全人类，和每一个人都结合在一起。教会向所有人开放。

就具体改革而言，无论是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都通过积极的神学改革、礼仪改革以及组织结构改革积极参与到被我们今天称为世界新秩序重新调整的一个时代之中。并在今天，依旧主导着在中国不断引起广泛争论的普世价值、世界伦理、社会训导以及所谓共同决断的话语权。但是，因为各自的社会基础，经济发展模式乃至社会结构的不同基础，新教和罗马教廷最终为世界的未来划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其中，罗马教廷的道路无疑是一场革命。

2007年11月17日，东正教大牧首宣布承认罗马教皇在东正教第一牧首的地位。三代教皇矢志不瑜的努力终于即将开放绚烂的花朵。同一周，美国民主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会中积极探讨的话题不仅有中国关心的台湾问题、美国关心的新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以及关于危机的各种话题。

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爆发，从各种渠道散落的种种碎片寓示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即将出现的变革的各种未来的可能。这样的种种可能，是建立在可以操纵的各种计划之中，还是建立在人力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之上，还是建立在充满各种意外以及不确定因素上的危机过后的废墟之上，这些最终只是历史的一小朵浪花。只是这些浪花，注定将决定今后几十年人类世界的命运。引用朋友的一段话就是：美国和罗马教皇的对决......

无论结果怎么样，这个世界都将变的极有意思。而一些困扰我们今天很多人的一些问题，甚至是毛泽东试图功过文革来改变的周期率的问题，是否可以出现解决的转机，这些只偶然的还是宿命的，呵呵我想那将是几十年里很多人的话题了。

• 关于葡萄最近一系列文章的读书笔记及对葡萄发帖的总结归类

“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只有自己相信的才有价值，别人相信的不仅没有价值甚至是罪恶。一切思想的矛盾至此就都变成敌我矛盾，我是善的，你跟我对立，所以是错的；我站在上帝这边，你跟我对立，所以就是恶魔；我是会进天堂永生的，你就是会下地狱受罚的。”西方基督教对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的给定和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过如果按您的那种定义，在我这里是可以接受普世价值这个词的。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这句话就有点不妥：既然存在唯一正确的价值，那么其他的价值有可能是对这个价值打折之后的认识，比如可以说对这个唯一的价值只认识了五分或六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说其他价值就是罪恶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会尊重耶教、伊斯兰教，毕竟它们也是教人向善的，只是对于天人的理解、至善的理解、及实现方式上可能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和而不同，也是有所作为的，至少在儒家这里是会用言行去感召别人，期待一种主动的归化而非胁迫。很抱歉，还没能很仔细阅读您的帖子，以上是我想回复的一点。再拜。

真不只是我们眼里看到的那一点点.那也许可以忽略，又也许很重要。但真的不能就此为世界下一个确定的结论。等待，或者做些什么，而后顺势而为。

其他部分都有些道理。

白布经的确没有记载耶稣29岁之前的事迹。

就是最后这个是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