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奈尔·德葛拉司·泰森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现任罗斯地球与太空中心海顿天象馆馆长。本次演讲发表于2012年在科罗拉多泉举行的第28届全美太空研讨会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zKjxglNyE

杰克.格里森是英国演员，在HBO电视剧《权利的游戏》当中饰演乔佛里一角。本次演讲发表于2013年11月27日牛津大学学生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KboLTwzFTs

亚当.萨维奇是美国工业设计和特效工程师、演员、教育家，现为探索频道电视节目《流言终结者》主持人。本次演讲发布于2009年8月1日拉斯维加斯第17届DEF CON年会。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adam+savage+failure+defcon

麦克.罗是探索频道《干尽苦差事》节目主持人。本次演讲发布于2013年6月26日堪萨斯市SkillUSA全美领导力与技能大会开幕式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DDJA4v0bk0

作者提出了一个粗略的框架，但在方法上似乎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规范，不知这个领域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论者？下面这点极为赞同

真心期待这个讨论能够更深入下去，兄台有其他的类似文章否？

一个问题被一个人的群体面对，对这个群体而言，总是有两个解决的方法：

1，这是一个技术问题。通过这个群体中的某些精英带领群体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掉它。

2，这是一个人文问题。通过这个群体中的某些精英带领部分群体解决掉有群体中有此问题的人而解决掉它。

而后者，就是通过道德。连有问题的人都没有了，对剩下的群体中的人而言，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

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相辅相成，案例层出不穷。

一般说起来，我们都喜欢前者，称之为科学。但是更多的时候，不论古今中外，我们往往只有选择后者的条件和可能。

嗯，就是这样。

如果说在现代科学和大工业化生产之前，可能由于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非常缓慢，传统道德规范和约束的对象同以往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因而道德和科学应该交集不多。但当科学知识借助现代的机器大工业，产生足以改变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的时候，基于传统认知的道德规范就应该有调整的必要了，这种调整是要适应这种新的认知。当然现在通常是道德对科学进行批评，而实际上，面对新的知识，传统道德可能就像系统重装升级一样，必须跟上，否则必被抛弃。

因为科学知识是相对客观的，而道德是主观的，如果认为通过科学和工业创造出更多的人类福祉是最大的善的话，阻挡这样做的人应该就是不道德的。考虑到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是社会存续的基础，从事科学研究者也完全应该探讨哪些由科学成果产生的新的道德问题，比如说治疗性克隆人导致的潜在道德困境，这些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如何有效的控制科学的威力，不要造成不必要的风险。个人感觉，离开了对现在科学的了解，空谈道德是缺乏具体指向的，会导致迷茫。建立一种科学的规范的方法讨论传统道德和新的道德困境，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传统道德对科学可以是推动的，也可以是阻碍的，科学对道德呢，可以是提高的，也可以是-降低的？一个用现代医学救治患者和用传统巫术治疗患者，那个更道德？这些问题我也有疑惑，希望多讨论，这是个人一点粗浅的看法，欢迎指正。

欢迎各位家长，并且祝贺凯尼恩学院05届毕业生们。

有两条年轻的鱼迎面遇到一条老鱼。老鱼点头打招呼道 “早上好孩子们。水怎么样？”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终于其中一条忍不住看看另一条说道 “‘水’是什么东西呀？”

美国大学毕业典礼演讲的标准开场通常是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小故事（笑声）。我讲得这个故事与毕业典礼上的常见说教相比还不算太扯淡。但是请不要以为我打算摆出智慧老鱼的派头，来向你们这些小鱼儿传授水的真谛。我并不是那条智慧的老鱼。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很简单：最明显、最重要的现实往往最不易得到察觉或讨论。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老生常谈而已。但是事实上，在日复一日障碍重重的成年生活中，老生常谈确是关乎生死。这就是我想在这个清爽美好的早晨与你们分享的一点想法。

当然这类演讲的主要目的在于我应该给你们讲讲通识教育的意义，给你们解释，为何你们马上要拿到的学位有着实在的人本价值，而非仅仅物质上的回报。所以我们来聊聊毕业典礼模式中最常见的陈词滥调，即通识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填充知识，而是所谓的“教你如何思考”。

如果你像当年上学时候的我一样，那你一定不喜欢这个调调。你恐怕还会觉得让别人来教你如何思考实在有点丢人。你能够考进这么好的大学这件事本身似乎就证明了你早就懂得了如何思考。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通识教育的陈词滥调一点也不侮辱人。因为在事关思考的问题上，我们在大学这样一个地方理应获得的真正重要的教育并非思考能力的培养，而是思考内容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显而易见地完全有自由去选择思考内容，以致于讨论这一点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希望你琢磨一下鱼和水的故事，并且在接下来几分钟时间里，暂且搁置你对于显而易见的事物价值的质疑。

再讲个小故事。有两个人在阿拉斯加的偏远荒野酒吧里面喝酒。一个是很虔诚的信徒，另一个是无神论者，俩人在讨论上帝的存在。酒过三巡，讨论气氛紧张起来。无神论者说：“听着，我不是无缘无故不信神。你也别以为我没从没经历过上帝与祈祷之类的事。上个月我被一场暴风雪困住，完全迷路了，看不见任何东西，温度降到了零下五十度还要低。所以我就试着祈祷了一下。我跪在雪地上哭喊道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帮帮我吧，不然我就要死在暴风雪里了。”教徒迷惑地看着无神论者说，“那你现在应该已经确信无疑了啊。毕竟你现在好端端坐在这里呢。”无神论者一翻白眼说：“哪有的事！上帝根本没显灵，最后全靠一群路过的爱斯基摩人帮我指明了返回营地的路。”

用通识教育的传统来分析这个故事并不难：对不同的人来说，完全相同的经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前提是这两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信仰模式，并且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构建经验。我们鼓励信仰之间的包容和信仰的多样性，所以在分析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论断这两个人的观点孰对孰错或者孰好孰坏。这当然很好，只不过我们同时也永远没机会探究这些个人思考模式和信仰的根本来源。换句话说，它们是如何从这两个人的心里生发出来的。我们似乎认为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最基本认知以及他的人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身高和脚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就像语言学习是自动从周围文化当中吸收而来的。就好像我们构建意义的方式与有意识的个人选择并无关系。此外傲慢的态度也是个问题。比方说那个非教徒就十分确信爱斯基摩人的出现和他的祈祷毫无关系。当然，很多教徒也很狂妄，对自己的认识坚信不疑。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可能比故事里的无神论者更让人讨厌。但是宗教卫道士们与这个无神论者有着相同的问题：盲目自信，思想封闭，相当于自囚于密不透风的监狱之中，而且囚犯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正身陷囹圄。

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所谓“教会我如何思考”的部分意义。少一点目中无人的狂妄。多一点有关自己和自己信念的批判性自我认识。因为很多我不假思索就确信的事情到头来只不过是谬误与虚妄而已。我吃尽了苦头才学会这一点，而且我敢说你们毕业以后也免不了类似经历。

有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倾向于不假思索就全盘接受的观点其实大错特错：我的所有切身经验都在支持一项深切的信仰，即本人是宇宙的绝对中心（笑声），我是现实当中最真切、最鲜活、最重要的人。我们很少花时间去分析这种自然而基本的自我中心理念，因为这种想法在社会上极其令人反感。但另一方面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默认设置，一出生就安装在了我们的头脑当中。想想吧：你所经历过的一切体验都以你自己作为绝对中心。你所接触的世界要么在“你”面前，要么在“你”身后，要么在“你”左右，在“你”的电视屏幕或显示器上显现。别人的思维和感受必须要通过沟通才能为你所感知，而你自己的思维与感受却如此直接、迫切与真实。

请不要担心，我不准备向你们宣讲同情、考虑他人或者形形色色的所谓美德。这不关美德什么事儿。这关系到我是否应当做出选择，付出确实的努力，从而改变自己的天性，或者将自己从天性当中解放出来。天性的默认设置使得我们在潜意识里以自我为中心，并以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一切。那些能够调整这种天然默认思维方式的人经常被他人称作“调适良好”的人。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术语。

考虑到这座学府的学术底蕴，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调整默认设定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实际知识或者说智识。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学术教育的最危险之处——至少对我来说——就是助长了我凡事都要掉书袋的倾向，总是会迷失在脑海内部的抽象辩论当中，只顾关注内心的纠结，却忘了关注眼前的外物。

我想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意识到，人们很难保持警醒与关注。大脑中不断进行着的自我独白很容易就会催眠我们（也许这种事现在就正在发生）。在我大学毕业后二十年以来，我渐渐了解到尽管“教会你如何思考”这个概念已经被讨论通识教育的人们说滥了，但是当你意识到接下来更深一层的解读后，就会发现人们其实低估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学会如何思考”的真正意义是学会如何控制你每时每刻的思考内容与思考方式，这意味着你要能够保持清醒的意识，去选择注意力的投放对象，并且从自己经历的事中提炼意义。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你不能像这样控制自己的思维，你就完了。还记得那句老话吗？心智是佳仆，但也是恶主。就像许多陈词滥调一般，这条乍一看平淡无奇的言论其实表明了一个伟大而骇人的事实。用枪支自杀的成人总会瞄准自己的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他们射杀了自身的可怖主宰。事实上他们早在扣动扳机之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我承认，你所接受的通识教育之所以具有真实而非扯淡的价值，原因就在于通识教育能够阻止你死气沉沉、无知无觉地度过舒适、顺遂、体面的成人生活，阻止你沦为头脑的奴隶，在默认设置的制约之下日复一日地孑然一身、格格不入而又妄自尊崇。 这或许听上去像是夸大其词或者抽象的废话。那我们就来说点实在的。简单说来，你们这些毕业生对“日复一日”这四个字究竟真正意味着什么还全无所知（笑声）。大学毕业演讲从来没有提到过美国成人生活当中的许多重大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由无聊、乏味与鸡毛蒜皮的挫折组成。在场的家长们和年长者们应该都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姑且设想成年生活的平常一天。你早早起床，奔赴充满挑战、只有大学毕业生才能胜任的白领工作岗位，努力工作了八到十个小时。一天结束后你不仅疲惫不堪而且还压力山大。所以你只想回家吃碗热汤饭，有时间的话放松一小时，然后早早上床。因为你第二天还得早起，度过相同的一天。但是接着你又想起来家里没吃的了。因为你那份充满挑战的工作，你这周还没来得及买菜。于是下班后你还得开车去超市。

下班路上自然堵得是一塌糊涂。你花了比平常长得多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来到超市，却发现超市里面同样拥挤不堪，因为别的上班族也只能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挤点时间买菜。超市里的日光灯射出刺眼的白光，充斥着了无生气的背景音乐或者铜臭熏天的流行歌曲。你恨不能立刻离开，但是无论进去还是出来都不容易。你不得不在光亮刺眼且庞大无比的超市里游荡，走过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过道，一件一件的挑选自己想买的东西。然后还得推着笨重的购物车从那些同样疲倦、同样焦躁、同样推着笨重购物车的人们中间穿过去——诸如此类等等，我就不再细说了，毕竟咱们时间有限（笑声）。

到最后你终于买全了所有食材，可是收银台的开放数量又太少。尽管当时是全天最繁忙的时刻，还是有好几个收银台无人值守。因此等待结账的队伍排出老长，看上去既愚蠢又丧气。但是你又不能向手忙脚乱的收银台大妈撒气，不仅因为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还因为我们这些高等学府出身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她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么乏味与无意义，你的那点问题与她相比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

但是不管怎样，你最终还是来到了收银台的最前端，交完了钱，然后就听到收银大妈说道“祝您一天愉快”，这声音听上去就像丧钟一样骇人（笑声）。接下来你不得不把十几个塞满各色杂物、鼓鼓囊囊且一捅就破的塑料袋扔进超市推车——推车有一个轮子总是一个劲地向左拐（笑声）——穿越拥挤不堪、坑坑洼洼、遍地垃圾的停车场。回家路上永远堵得水泄不通，路面上永远塞满了一辆辆家用越野车，等等，等等。

在场的人肯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成为你们这些毕业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不过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笑声），而且实际情况还会更枯燥、更烦人、更不确定、更没有意义。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上述令人抓狂的烂摊子正是个人选择发挥作用的地方。拥堵的交通、拥挤的走道、收银口跟前的长队都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如果我不能利用这些时间去理智地做出决定，去思考与关心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每次购物我都会气个半死。因为我的天然默认设置想当然地认定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我的饥肠辘辘，我的疲惫不堪，我急着回家的渴望，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本着这种想法，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都在与我作对。而且他们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看看这些堵在收银口的东西吧，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让人作呕，身体好比蠢牛，眼中没有一丝生气。那个在队伍中间扯着嗓子打手机的家伙难道一点规矩都不懂吗？我究竟做了什么孽才会沦落到他们当中啊！

又或者，如果我的天然默认设置采取了更具社会意识的通识教育形态，我在下班路上还会因为那些巨大呆蠢堵塞道路的家庭越野车、悍马吉普车与皮卡车而忿恨不已。将这些装着四十加仑油箱的喝油怪物开到路上简直就是存心报复社会。更何况这些车辆的外形越是笨重恶心，司机的相貌越是丑恶粗俗，在道路上的表现越是横冲直撞不讲公德，车辆的保险杠上就越有可能贴着充满愤青气息或者宗教内容的贴纸（笑声）——你们这么笑就是不加思考的典型表现。我还可以想象，我们的后世子孙们将会因为我们如此浪费未来的能源——而且还很可能导致了全球变暖——而感到多么失望，今天的我们究竟多么自私、愚蠢、讨人嫌，现代消费文明究竟多么糟糕透顶，以及其他等等类似的事情。

如果我在超市里或者高速公路上自主选择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那固然很好。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只不过这种想法如此简单且自然而然，以至于根本算不上选择。这是我的天然默认设置。正是因为我自发且无意识地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我在当下的需求与感受是全世界的最优先事项，我才会以这种不由自主的方式来体验成人生活当中无聊、沮丧且拥挤不堪的那一部分。

问题在于，在面对上述情景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在路上，我前面的确停着或者堵着许多家庭越野车。但是这些越野车司机当中未必就没有人曾经经历过严重车祸，如今一上路就害怕，以至于心理医生只得劝说他们弄一辆庞大且笨重的车子，从而增加驾驶时的安全感。又或者，刚才开着悍马越线超车的家伙其实是一位父亲，正急着将患病或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他其实比我更有理由着急：其实是我挡了他的路。同样，在超市里也我可以强迫自己去考虑以下可能性：每个在收银台前排队的热都和我一样无聊沮丧，有些人过的日子与我相比甚至还要更艰难、更琐碎、更痛苦。

再说一遍，请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提供道德建议，或者觉得我认为你们就应该这么想，或者觉得有人期待你想当然地这么做。因为做到这一点极其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意志与努力。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你就总会有那么几天做不到这一切，或者因为疲惫不堪而根本不想这么做。

但是大多数时候，假如你足够有意识地给自己一个机会，还可以选择试着用另外一种眼光重新审视一下收银队伍中那位身材肥胖、眼睛无神、浓妆艳抹、对着自己小孩大喊大叫的妇女。也许她平常不是这样。也许她已经连续三个晚上为罹患骨癌的丈夫陪床护理，紧紧握着他的手却又无能为力。也许她是车管所的基层职员，昨天你的妻子还靠着她的笔下留情而逃过了一大套繁缛的手续。当然，这些假设都不太可能成真，但是也绝非毫无可能。这仅仅取决于你怎么思考。假如你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并且按照默认设定行事，那么你大概就会像我一样不会考虑那些并不令人感到厌烦与可悲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真的学会了怎样用心，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你完全有能力在拥挤闷热慢慢腾腾的消费者地狱当中不仅感受到意义，而且还能获得神圣的体验。点燃漫天星辰的力量——博爱、友谊、万物共有的神奇本源——完全可以在这种场合与你融为一体。

倒不是说这些神秘的事物就一定是真实的。唯一大写的真实就是你会决定你要自行决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因此我主张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带给人们的自由，也就是学会如何调整自身。你必须有意识地自行决定哪些东西有意义而哪些没有。你必须决定自己崇拜什么。因为日复一日成年生活的战壕当中还有另一条古怪但真实的道理：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无神论。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唯一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究竟崇拜什么。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某位神灵或者属灵层面的事物当做崇拜对象——无论你选择了耶稣还是安拉，无论你选择了耶和华还是威卡教的圣母，无论你选择了四圣谛还是其他不可违背的道德准则——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原因：因为选择其他任何事物来崇拜都是自取其祸，你的崇拜对象早晚要把你生吞活剥。

如果你崇拜金钱或者身外之物，如果你将人生的意义维系在这上面，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那一天，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感。如果你崇拜自己的身体、美貌与性吸引力，那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很丑。而且当时光与岁月开始留下痕迹时，你在阳寿耗尽以前就已经死了一百万次。在某个层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已经被编纂成了神话、谚语、警句、寓言以及其他各种老生常谈，已经成为了每个伟大故事的骨架。总之，秘诀就是日日警醒，将真理摆在自己面前。崇拜权力，最终你会感到无力与恐惧，为了麻醉自己的恐惧，你将需要更多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崇拜自己的智识，或者说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聪明人形象，你最终将感到愚不可及，时刻担心会被人拆穿。可是这些崇拜形式的险恶之处并非因为其本身有多么邪恶，而是因为它们是来自无意识层面的默认设定。这样的崇拜会使得你逐渐深陷其中，日复一日，你的视野与价值衡量标准将会越来越狭隘，而你甚至都意识不到这一切。

而且所谓的真实世界并不会阻碍你按照自己的默认设定去为人处世。因为在所谓的真实世界当中，人、金钱与权力全都其乐融融地泡在一个注满恐惧、愤怒、沮丧、物欲与自我崇拜的池塘里。我们当今的文化运用这些力量滋生了巨量财富、舒适与个人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颅骨之内小小王国的至高元首，成为一切造物的唯一核心。当然这种自由确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不过世上也还有其他几种类型的自由，而校园外面由汲汲营营的成功学所驱动的广大世界并不会高声谈论这其中最宝贵的一类。真正重要的自由包括了关注、认知与自律，真正关心他人的能力，以及以无数琐碎无趣的方式日复一日反复为他人作出牺牲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就是受过教育并且懂得如何思考。这种自由的反面就是无意识与默认设定，狗撕猫咬的竞争，时刻感到自己曾经一度拥有却又失去了某种无限美好的事物，因此心中永远刺痛难耐。

我知道，我这番话可能这些听上去并不轻松有趣，也并不像毕业演讲理应摆出的架势那样启迪心灵。就我看来，我今天讲得全都是洗尽铅华之后的大写事实。当然，你怎样想是你的自由。但是请不要将这番话当成空洞的高台教化。这一切与美德、信仰、教条或者来生之类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没有关系。大写的事实就是死亡之前的生活。真正教育当中的真正价值几乎跟知识毫无关系，但是却与简单的认知密切相关。我们需要认清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周围，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与本质。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

“这就是水。”

“这就是水。”

在成人世界的日复一日当中，想要维持意识与活力的难度超乎想象。这意味着另外一句老生常谈也是对的：你的教育的确是一辈子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始于当下。

我祝你们将来不仅仅拥有好运。

在任何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我一直热切地相信，人生第二重要的事情就是自由地表达自我的权利。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是口中的食物，第三重要的事情则是栖身的住宅。我之所以将言论自由排在第二位，相信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仅次于生存，是因为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一直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在将来也十分有望将这份权利保持下去。就我个人而言，任何意在压制言论自由的现存法律都不太可能令我锒铛入狱，因为像我这样享有公众声誉的人物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更为超然的地位。

因此我并不太担心自己，而是更为那些不如我出名因此更容易受到侵害的普通人们感到担心——例如最近在牛津因为声称某位骑警的马匹是“同性恋”而被捕的人，或者某位因为声称科学教是“邪教”而被捕的少年，或者因为在电视屏幕上播放圣经文本而遭到逮捕的咖啡店老板。

当我听到这些荒诞可笑的罪行与指控之后，立刻意识到我以前曾经在虚构创作当中涉及过这个问题。多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档名为《恶搞整九新闻》的节目，其中格里夫.林斯.琼斯饰演了一位明目张胆搞种族歧视的煞笔奇警官，一心打算用一连串可笑、愚蠢且四六不靠的指控逮捕一名黑人男子，而我作为他的领导则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煞笔奇警官逮捕温斯顿.克多格先生的罪名如下：踩着人行道的裂隙走路（笑声），在天黑以后穿着大红大绿的服装在居民区游荡（笑声），还有我本人最喜欢的罪名，即到处走来走去（笑声）。其他罪名还包括擅自在公厕里解手以及斜眼看人（笑声）。谁成想生活对于艺术的模仿居然如此活灵活现呢？

我曾经听到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们提出，牛津警马案从未进入起诉阶段，被捕者也在拒绝支付罚款之后得到了释放，科学教一案也在审理过程中不了了之，这两件事都说明现行法律制度可以行之有效地保护言论自由。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以下事实：这些案件之所以不了了之完全是因为案件本身吸引了太多的公众注意，警方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笑柄，这才偃旗息鼓。与此同时，还有许许多多情节上没那么可笑因此没能得到足够公众关注的与媒体报道的案例。即便在不了了之的案例当中，被告人也遭到了逮捕、讯问以及审判，最终才被释放。这不是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而是寒意彻骨、恣意欺凌言论与抗议自由的审查行为。

下院当中的联合人权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作出了十分精辟的总结：“尽管在具体情况下，逮捕一名口出威胁或辱骂言论的抗议者未必就一定不是妥善之举，但是单纯的侮辱言论或行为依然不应成为逮捕某人的原因。” 将侮辱言行非法化的问题显然在于侮辱二字的涵盖范围过于宽泛模糊。任何批评都可以被受批评者视为侮辱，讥讽很容易被视为侮辱，讽刺很容易被视为侮辱，不甚恭维的两相比较很容易被视为侮辱，提出背离正统的替代性观点也很容易被视为侮辱。考虑到这么多事项都可以被人当做侮辱，的确被人当做侮辱的言论如此之多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法律已经存在了二十五年，但是这项法律其实指明了历届政府都未能摆脱的一套文化。本着理性且用心良好的抱负，人们试图遏制社会当中的丑恶因素，结果却创造了一个本质上极度威权且禁锢人的社会。这就是所谓的“新式不宽容”，一种新型但十分强烈的试图堵塞一切难听声音的冲动。“我不是不宽容的人，”许多轻声细语、教育良好、思想自由的人这样说道，“我只是不宽容其他人的不宽容行为而已。”“言之有理。”许多人点头附和道。但是假如把这句话仔细琢磨五秒钟，你就会意识到这句话不过是主张用一类不宽容来取代另一类不宽容而已。在我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进步。

逮捕发言者并不能解决相关言论当中潜藏的偏见、不义与怨憎，这些因素只有依靠讨论与恰当应对才能解决，而且最好不要牵扯法律体系。就我看来，提升一个社会对于侮辱言论抵抗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对其多加接触。就像儿童培养免疫力的过程一样，只有早早暴露在细菌面前，长大后才能抵抗疾病。我们的社会也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唯此才能应对合理批评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应当应对信息而不是收拾信使。正如奥巴马总统几个月前在联合国所说的那样，“控制言论的可敬努力往往会沦为封缄批评或者压迫少数派的工具。应对仇恨言论的最强武器并不是压制，而是各种各样的更多言论。”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茁壮的社会，就需要更加茁壮的对话，这就意味着赋予人们侮辱冒犯他人的权利。不受冒犯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

取消这些法律条文仅仅是微小的一步，但对于暂缓并缓慢逆转审查文化的长期进程却很可能意义重大。用萨尔曼.拉什迪爵士的话来说，我们要应对的是一整套“愤恨工业”。自封的公益卫士们鼓励媒体煽动愤恨情绪，致使警方在重压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报社给苏格兰场打电话，说某人在推特上略微冒犯了一位我们眼中的国宝级人物，你们打算怎么办？慌不择路的警方随即采取了最不妥当的做法，也就是抓住了《公共秩序法》第五节的内容：任何人只要说出了在他人听来等同于侮辱的言论就应当遭到逮捕。甚至都不需要真正的受害人，只要警方觉得有人在读到或听到这些言论之后有可能受到冒犯就可以批准逮捕。如此天罗地网简直令人无语。

推特与脸书评论栏里的风暴引起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没能给出恰当的回答。首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一课的确很有学习的必要。不过其次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如今对于其实并不算出格的负面言论究竟不宽容到了怎样的地步。法律不应当为这种新兴的不宽容煽风点火。如果法律妨碍我们直面言论自由的必然后果，言论自由本身必然遭到妨害。因此我本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针对《公共秩序法》第五节的改革。谢谢大家。

感谢彼得爵士，感谢将这个奖项授予我。能够从同行手里接过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实在是极大的荣誉。

正如彼得爵士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或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进入——物理学的下一个黄金时代。统计数据说明了一切：不仅各方面公众对于物理学的兴趣越来越强，而且物理学在大学里的应用也越来越广，许多物理学从业人员都从未见过这等盛景。我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近几年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比方说本校科研人员就刚刚因为研发石墨烯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另外自然还少不了彼得刚才提到的大型质子对撞机。

今天的大会主办方希望我能谈一谈对撞机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学意义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彼得.希格斯的理论成果。我记得希格斯大约在1964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他和同事们在论文中预言我们其实生活在冷凝态当中。在宇宙出现后的几十亿分之一秒里，或许发生了某种相变，致使所谓的希格斯粒子冷凝成了真空状态。这个理论所涉及的数字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反复查验了好几遍。假如你问一个天真的问题，即这样的冷凝场中包含着多么大的结合能，答案是在每一立方米的真空空间当中都存在着十的三十七次方焦耳的能量，比起太阳在一千年里向外输出的能量还要多。根据我们目前的物理学知识，这么大的能量分分秒秒都会将整个宇宙炸成飞灰，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但是这个预言听上去实在古怪异常。我认为这个预言最有力地体现了数学在物理学当中不可理喻的有效性。希格斯的论文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我们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模型与理论来将强作用力与弱作用力统一在一起。但是他的预言却一直坚持至今，促使八十多个国家群策群力建造了一台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科学仪器，并且进行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科学实验。这台仪器的运行超越了一切预期，证明了五十年前希格斯预言的正确性。这是一项极其非凡的科学成就，我们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彻底理解如此奇怪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物理新世界的大门。

但是与此同时，这次试验也具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条相关新闻报道标题是《太阳报》的《亚原子之恋》（笑声）。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彼得.希格斯在实验当天的所作所为。根据这份全国销量最大的报纸的说法，希格斯在实验当天因为过度兴奋喝掉了整整一听伦敦之巅牌黑啤（笑声）。另外全文当中仅仅引用了一句希格斯的言论：“偶尔正确一次感觉也挺好的。”（笑声）甚至就连《每日邮报》都认为这是科学界意义重大的一天，尽管此前的《每日邮报》头版大标题赫然写着《下个星期三之前我们是不是都要完蛋了？》（笑声）

我今天把这篇文章带到了现场。文中涉及的几个要点待会儿我还要细说，不过首先我想与大家奇文共赏一番。就本文看来，大型质子对撞机至少有两种毁灭全人类的可能。下面的内容逐字逐句都来自这篇文章：“或许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这还是危险性比较小的可能——我们绝对一丁点也看不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即将迎来戛然而止的结局。然后一连串地震就会突然出现，令地震学家手足无措地意识到自己忽视了十分可怖的危险。几天之后地震强度将会达到毁天灭地的等级。城市将沦为平地，海水将倒灌陆地。接下来巨型海啸将会席卷海岸，杀死上千万人。”——颤抖吧，这就是对撞机的威力（笑声）——“任意爆发的地震证明真正的毁灭即将到来。接下来的灾难犹如圣经当中的末世景象，地壳将会开裂，岩浆将会四处横流，海水将会沸腾，巨型龙卷风将会把摩天大楼连根拔起，高山将会倾倒，大陆将会分崩离析，地球将的形状将逐渐扭曲，从太空看去，这颗蓝色星球最终将会在一阵眩光过后消失在下水道管口当中。”（笑声，掌声）

“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拥有一点点时间来为自己料理后事（笑声）。然而第二种可能性甚至还要更糟糕。在不到二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整个地球就会骤然蒸发。两秒钟之后，月球将会步入后尘。”——我觉得本文作者大概考虑到了光速，所以才会给出这些数字——“八分钟之后太阳也将会被撕扯成碎片，各个行星均不能幸免。空间结构本身的崩溃将会以光速扩散开来，假以时日任何其他天体全都难逃此劫。”（笑声）

“有可能造成此番景象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将要在下个星期三启动的大型质子对撞机。”至于文章结尾则是这么写的：“我向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但是他们却一笑了之，丝毫不以为然。”（笑声，掌声）

我想说的是，这种现象真的有关系吗？你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粒子物理起码上了报纸头版（笑声）。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等闲视之。正如卡尔.萨根所说，我们目前生活的社会完全基于科学、技术与工程学而存在。民主制度在二十一世纪所要做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决策者必须理解科学方法，理解基于证据的推导结论方式。假如科学被人描述成了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假如我们这些科学家的作为遭到了歪曲，假如科学的成就被人云山雾罩地恣意误读，那么我们的民主制度就会面临严重问题。受教育人口不足也会导致相似的问题。

因此为了让现代民主制顺利运作，我们就需要让尽可能多的民众理解科学，如果他们不太理解科学事实，那么至少要让他们理解科学方法。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基本粒子如何赋予质量，但他们应当了解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以下言论——大家可以先猜一下这段话是谁说的——“成千上万人都衷心相信顺势疗法的价值，因此在医生与患者都认可的前提下应当允许顺势疗法的进行。”说这话的是现任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这番话对于实证医学的打击相当于现任能源大臣奈吉尔.劳森对于两极冰盖的破坏（笑声，掌声）。甚至就连《每日电讯报》在这个问题上都看不下去了。引用报上的说法，顺势疗法“是中产阶级嬉皮士疑病症患者客厅里的白象”（笑声）。

因此仅仅因为不喜欢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就否认金融城对于气候变化负有责任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不理解数据、模型与政治宣言直接的区别也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我的朋友达拉.奥布莱恩说得很好：根本不存在什么替代性草药，只有具备确实疗效的药物与装饰用的干花（笑声）。我们之所以没有发展依靠燃油的分子记忆来驱动的环保型顺势航空业，原因也正在于此（笑声）。基于信念的航空工业根本不中用，自以为可以依靠信念起飞的乘客只能干坐在地上看着别人先走一步（笑声，掌声）。

这个比喻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本周早些时候我看到了皇家工程学院发布的报告，认为如果我们不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方面加大投入，如果我们不能扭转社会上将科学家与工程师视为特殊利益团体的普遍看法，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受阻。根据这份报告，我国每年需要十万名理工科本科毕业生才能保证经济走势不至于下滑。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还要上升到百万级别，同时我们还需要五十万技师。如今我们每年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大约是九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留学生，而且大约25%的学生不会投身于专业对口的领域。可见在维持经济现状的问题上，我们目前每年都面临着两万五千到三万人的人才缺口。因此我们这些科学家应当竭力说服年轻人们相信科学与工程学值得他们花费时间与精力。

我还呼吁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科学家群体的力量毕竟有限，教育不了全体民众。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专业目前的招生标准是各科成绩全A。如此高标准自然值得赞赏，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表明了市场机制的失败，因为目前曼大的招生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没有足够的实验室、课堂与教师来应付所有有志于在曼大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尽管他们学成之后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

我们绝不是负担不起教育所有这些人的成本。上周经合组织也发布了一份很有趣的报告，主题是第三级教育，内容既详细又坦率。根据报告的说法，每培养一名第三级教育学生（未必一定是理工科学生不可），这位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创造的利益减去教育成本大约是七万美元。换句话说，减去所有的学杂费以及求学期间由于延迟就业造成的损失，一名本科生依然能向经济体系当中注入七万美元。将这个数字乘以十万理工科学生的数目，结果就是七百亿美元。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数据。接受第三级教育的男性与未接受第三级教育的男性相比平均寿命要高出八年，投票率高出27%；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过去十年期间一半的GDP增长是由第三级教育毕业生贡献的；尽管英国去年整体经济陷入衰退，理工科领域经济却依旧保持增长。

因此我主张增加对于理工科教育的投资。这笔投资从何而来呢？这方面有一场很有趣的运动，大家很快就会对其有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基本理念是瞄准4G信号频段的销售，频段全部售出后可以筹得十亿到十五亿美元，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还不用缴纳印花税。运动的主张是4G信号的收益理应流向科学研究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毕竟能有这笔钱全靠当年麦克斯韦的研究（笑声）。

自民党最近主张以每年3%的速率增加科研投资。这也是很重要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应当敦促各个党派在这方面群策群力。但是出售4G频段的收入对于教育理工科学生也很有帮助。而且最后我要说的是，经济增长对于理工科学生的需求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几周前我到皇家学会去了一趟，有幸得见了学会1799年游说捐款人所用的简章，其中解释了这样一个促进科学与工程学的机构的重要性。当时的英国是有钱人掌权，因此文中的“富人”实际上指的是掌握权力的人以及左右公众意见的领袖。记住这一点之后，简章当中的内容读起来着实充满了现代感。简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在评估本机构的功用性时，我们应当意识到社会高层的实验性研究与改良扩散开来之后会给整体公众带来怎样的优势。当富人们饶有兴趣地体味并鼓励机械领域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时，良好的品味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良好道德将会得到振兴，理性的经济将会大行其道，行业创新将会得到名誉与物质两方面的丰厚回报，社会各阶层都将为公共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将“富人”改成“当权者”，那么这段话完全有资格被戴维.卡梅伦以及日后的历任首相们奉为圭臬。

不要忘了，1799年的英国正身处于远比今日更甚的危机当中，几乎就在亡国的边缘徘徊，多亏1812年美英战争的胜利才缓过劲来。但是尽管如此，学会的创始人们依然相信大英帝国的国运与经济前途完全依赖于科学与工程学研究。最后我想引用一句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在这份简章发布后不久的有力言论。十九世纪初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有必要掌握的科学知识，根本没必要再去大费周章地修建什么大型质子对撞机。戴维很清楚这种想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钻研科学，他答道：“对于人类心智的进步而言，最可怕的威胁莫过于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终极知识，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自然界的奥秘已经被悉数揭穿，再没有可供征服的新世界。”谢谢大家。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儿童文学究竟——这里要加一个表示语气的脏字（笑声）——是什么”。我希望大家不是为了获得答案才来听我演讲的。作家特别不擅长提供答案。这话其实不确切。作家整天没事就知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的答案往往不可靠、不通用、不系统而且不实际（笑声）。假如你想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运用这些答案，那么这样的答案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同样这些特质对于提问题来说却都是好事。作家特别擅长提问，而且我们的问题往往都很有价值。

我喜欢将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变成作品。我写《美国众神》，是因为我此前在美国住了快十年，因此自觉应当写一下自己的感受。我写《鬼妈妈》，是因为我小时候总是想，万一我放学回家发现我父母没跟我打招呼就搬家了，那我该怎么办（笑声）。未必不会有这种事（笑声）。说不定他们忘了呢（笑声）。毕竟他们两个当时都很忙（笑声）。他们可能会忘记到学校接我，结果学校方面不得不晚上十点给我家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让我在学校过夜（笑声），然后我才脱困。他们还有可能送我去上学却没注意到当天学校放假。于是我只得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溜达了大半天，才被学校的花匠送回去。这些事情都不太可能发生，但还是有可能的（笑声）。万一他们真的搬家了，然后又有两个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搬了进来，我怎么才能知道呢？知道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话说到这里，我们家画室尽头那扇一眼瞧不见的砖纹怪门通向哪里呢？于是我就写了这方面的故事。

我写这份演讲稿也是为了理清思路。我所想的问题就是：儿童文学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儿童文学究竟——加个脏字——是什么？我小时候上过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在那里仅仅上了一年学。当时我八岁。某一天有个男同学拿来了一卷印着裸女的杂志，这是从他父亲那里偷来的。我们竞相传阅，想看看裸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得那些裸女的相貌了，但是我的确清楚地记得照片旁边附带的人物简介（笑声）。有一位裸女是魔术师的助手，对此我觉得很了不起。同一年的春天，有一个我平时一起玩的孩子给我讲了一个黄色笑话。笑话里面有一个脏字——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法应该是，笑话里面有“那个”脏字（笑声）。这个笑话并不特别好笑，但是脏字就是脏字。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几位同班同学，想要逗他们一笑，就算他们不笑，至少我可以装一下逼（笑声）。有一位同学晚上回家把这个笑话又告诉了他妈（笑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笑声）。就因为我的笑话，他父母给他办了转学，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再见。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与学校校长亲自审问了我。这位校长最近才把学校买下来，打算第二年转手卖给房地产商。在此期间他要榨干这座学校的最后一滴利润。当时我已经把笑话的内容给忘了。他们逼问我笑话里有没有“四个字母的单词”。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是当时我的词汇量已经很大了。我还以为他们要考察我的学习情况，就把我知道的四字母单词一个接一个全都说了出来，最后他们叫我闭嘴（笑声）。他们问我这个笑话是从哪里听来的，我又告诉了谁。当天晚上我妈被叫到了学校。回家以后她说，老师告诉她我说了一个很糟糕的脏字，班主任和校长都不好意思复述。你到底说什么了（笑声）？我不敢大声说话，就悄悄地告诉她，“操他妈的”。你以后绝对不能再这么说了。我妈这样告诫我。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字眼。我本来可能当天晚上就遭到开除，但是由于其他几个被我污染了的男生已经跳出了这个脏字横行的粪坑，校长不想再失去一条学费来源（笑声）。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了宝贵的两课：首先，一定要小心拣选受众（笑声），其次，言语有着切实的力量。

儿童是一个相对无力的少数群体。就像所有的受压迫群体一样，他们对于压迫者的了解远胜过压迫者对他们的了解。对于受压迫者来说，信息就是硬通货。而最宝贵的信息就是那些有助于破解占领军语言、动机与表现的信息，尤其是因为你的衣食住行都要仰仗这帮占领军。儿童对于成年人的行为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了解我们。他们往往会发现，成年人的行为机制古怪无聊而又令人反胃，就像横卧街头的醉汉那样。你不想与这个醉汉扯上关系，也不想成为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于是你就转移了视线。儿童很擅长转移视线。

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当小孩。我觉得童年是一段不得不忍受的时光。整整十五年有期徒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相对没那么有趣的世界里，眼巴巴地看着其他族群享受着更加有趣的世界。我竭尽所能地试图了解成年人，尤其想要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童年的感受。我父母的书店里有一份剧本，名叫《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讲的是二战期间某女校师生为了安全转移而与某男校合并的故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笑料（笑声）。我父亲饰演过这部戏里的学校看门人。他告诉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指的是在学校里的日子。即便是当时我也依然觉得这话不靠谱。这句话要么是成年人的洗脑宣传，要么证明了长期以来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假设，即成年人根本不记得当小孩是什么感觉（笑声）。

平心而论，任何事物都不能像学校那样令我感到长久且深切的厌恶：不讲道理的体罚，毫无力量的处境，全无意义的日常。因此我难以避免地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与外部环境若即若离，永远无法获得学校里的其他人居然都能获取的信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天苦不堪言，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则如释重负。在我看来，“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种说法无非是另一个成年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而已。类似的说法还有“没事，一点都不疼”（笑声），不疼才怪。

作为抵御成年人世界的手段，我开始阅读我能搞到的一切书籍，不管我当时理不理解。当然我这是在逃避现实。J.K.切斯特曾经十分明智的指出，逃避主义一点错都没有，只有监狱看守才会反对逃避主义。但是我确实在学习，通过别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体验我自己从未有过的观点，培养同理心，意识到并且理解了故事当中各种各样不是我的“我”，他们将自己的智慧传承给我，让我得以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学习。就像今天一样，当时我就意识到了真实并不等于的确发生过的事情。

我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如果封面看上去有趣，如果头几页还算抓人，我就会读下去，不管书里究竟写了什么，不管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有时我也会遇到我尚且没有准备好的内容，令我感觉很不舒服的内容，令我希望自己从没读到过的内容。儿童其实很擅长自我审查。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准备好了接受哪些内容，没准备好接受哪些内容，并且十分明智地踩着边线前进。但是踩着边线前进也就意味着偶尔越过边线。我至今依然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令我心惊肉跳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夫妇在丧女之后前去参观马戏团怪物展览，看到一头金眼睛的怪物，很可能是他们的女儿。邪恶的医生扭曲了小姑娘的形体。还有一个故事名叫《杀人速度》，讲的是一个邪恶的交通巡警。这个故事告诉我，坏警察可以打着检查血液酒精含量的旗号强迫女性往瓶子里撒尿。还有一个故事名叫《美国制造》，里面有一位机器人姑娘被歹徒用刀逼着脱去全身衣服，好让歹徒们看清她没有肚脐眼。

有时候我也看报纸，当时我大约八九岁，等着父母来接我的时候百无聊赖地拿了一份报纸来看，结果报纸上是整整十六版图文并茂的纳粹集中营专刊。我真心希望自己没有这么早就接触到如此可怖的纳粹暴行，因为自从那天以后我的世界观就黑暗了许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集中营里的上百万名死者都像是自家亲人一样真切。一批人类居然可以向另一批人类施加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而且居然用得还是医疗器械，而且受害者完全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是最令我不安的情形。一想到坏人可能会从我父母身边把我偷走，将我变成他们再也认不出来的怪物，一想到人们可能被迫在瓶子里撒尿或者赤身露体，我就会感到无能为力，尴尬窘迫，手脚发软。这些事情令我坐立不安，而我又没有足够有力的反制手段。

相比之下，性描写倒是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成年作者的性描写似乎都是用密码写成的，除非以在没看之前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否则你根本看不懂。多年以后，我在《星尘》这部小说里尝试着用这种密码笔法进行性描写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写了什么，家长们则纷纷抱怨我的文字露骨得令人尴尬（笑声）。

尽管我遇到过许多令我不安的内容，但是什么内容都不能阻止我继续阅读下去。为了发现我自己的认知界限，我一次次越界而出，步入自己不理解的世界，然后再紧张兮兮地退回自己所熟悉的区域。就这样，我逐渐地成长，逐渐地变化，逐渐地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年人。

除了青少年文学以外我什么都看。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青少年文学，仅仅是因为无论是在儿童时期还是在青少年时期我都没有遇到多少青少年文学。市面上的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相比在数量上永远占压倒优势。在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男生们在学校午餐前后的休息时间里人手相传的书都是诸如《007》、《女谍玉娇龙》（Modesty Blaise）、《潘氏恐怖故事大全》（The 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 ）、柯南道尔、迈克尔穆考克等等。当时的确有几个我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在书店里总是找不着，只能在家门口的图书馆里看一看。例如玛格丽特.斯托里，她的魔法奇幻小说极大地充实了我的内心世界，对于我的影响足以与C.S.刘易斯相提并论。另外还有J.P.马丁，他创造了一头名叫“叔叔”的特别有钱的大象。

省钱的动机塑造了我的购书习惯。币制改革之后不久的英格兰物价飞涨，我发现用先令计价的书籍往往比用十进制英镑定价的书籍便宜一半。于是我经常在书店里翻找用先令计价的书籍，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有限零花钱的购买力。所以我读了很多坏书（笑声）。儿童以及少年时期的我对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视同仁，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从不挑挑拣拣。我坚信，这正是最理想的读书方法。

经常有家长问我，如何避免自己的孩子读坏书。这种想法令我十分担忧。同样一本书在儿童与成人的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在成人眼中俗套乏味的内容在儿童看来却新奇刺激，足以起到颠覆世界观的效果。而且读书就意味着将自己代入书籍的世界，而儿童则特别擅长发现书中的神奇之处，就连原书作者往往都要在他们面前甘拜下风。

十二岁那年，我的一本书被老师没收了。这是一部以冷战为背景的荒诞政治小说，作者是大卫.弗罗斯特，题目叫做《我将这座岛屿留给我的侄子艾尔伯特，这是我从胖黑根手里打牌赢来的》（And to My Nephew Albert I Leave the Island What I Won Off Fatty Hagan in a Poker Game）（笑声）。如果我记得不错，这本书之所以被没收是因为封面上有一对赤裸的女性乳房，乳房上面还分别画着美苏两国的国旗（笑声）。我竭力向老师解释，说封面设计其实是误导，全书当中除了一段太阳浴情节以外根本没有描写裸体或者性行为的内容。老师根本不听我的（笑声）。直到期末，我才从老师那里把这本书要回来。我撒谎说这本书是我父亲的，我没有征得他同意就偷偷地将这本书拿了出来。老师这才勉强把这本书还给了我。于是我又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不要在学校里阅读封面印着乳房的书籍（笑声），至少也得包个书皮。令我大感欣慰的是，我所钟爱的迈克尔穆考克作品当中虽然充斥着超现实的激烈性描写，但是封面图画却十分素净，一个乳房也没有（笑声）。

当然我也学到过错误的经验。因为我对于惊悚小说情有独钟，我的女儿霍莉也养成了相对而言的重口味。于是在她十一二岁那年，我从图书馆里如获至宝地为她请回了一本斯蒂芬.金的《魔女嘉莉》（笑声）。结果在少年时期的剩余时间里，霍莉将轻小说当成了自己的主要阅读方向（笑声）。甚至在十五年后，当我们偶尔谈到斯蒂芬.金的时候，她还是会冲我翻白眼（笑声）。我在《美国众神》当中安排了许多我不希望儿童阅读的场景，我之所以不想是因为因为我懒得向刨根问底的儿童读者们多做解释。不过我并不担心这些内容对于儿童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因为任何没有准备好理解这些内容的读者都会觉得它们非常无聊。

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依赖文字维生的职业作家。我写过成人文学，也写过儿童文学。我写过几本原本打算面向成人读者、最终却荣获儿童文学界艾力克斯奖的作品。我笔下的几本儿童文学也曾经在重印时更换了更为体面的封皮，使得成人读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公共场所阅读而不至于被人笑话孩子气（笑声）。我曾经因为创作成人文学而获奖，也曾经因为创作儿童文学而获奖。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版了。因此我不得不十分尴尬地承认，尽管在过去五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至今依然说不清楚儿童文学是什么，成人文学又是什么，我正在写的是什么，为什么。

我认为儿童文学就像色情片一样，看到了自然就能认出来（笑声）。这话也有一点道理。但是《鬼妈妈》这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划入儿童文学完全是出于一个谎言。玛丽莲.艾菲斯女士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担任我的经纪人。当初我把《鬼妈妈》给她看的时候，她认为不能将这本书当成儿童文学，因为其中的内容太吓人了。于是我说要不然你把这个故事读给你的女儿们听吧，如果她们觉得害怕，我就把这本书交给专门负责成人文学的编辑。这两位小姑娘分别是八岁的艾米丽与六岁的摩根。她读了，她的女儿们很喜欢这个故事，急着想知道结局，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于是这本书就正式划归进了儿童文学的行列。八年之后，我在音乐剧版《鬼妈妈》的首演现场见到了已经十五岁的摩根。我告诉她，正是因为当初她没有害怕，《鬼妈妈》才成为了儿童文学。摩根却告诉我，“我当时都快吓死了（笑声），但是我一直硬撑着假装不害怕，要不然就不知道结尾是什么了（笑声）。”

去年我写了三本书。其中包括一个绘本，名叫《小楚的一天》（Chu’s day）。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打喷嚏不止的熊猫宝宝。这是我所创作过的内容最单纯的一本书，目标读者则是还没完全学会阅读的低龄儿童。这个绘本之所以会问世，是因为此前我的童书绘本还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过，在港台地区倒是有过出版先例。中国人告诉我，我的童书之所以不能出版，是因为书里的主人公不尊敬家长，做坏事不会受罚，随意捣蛋，还无视权威。从此以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一本包含上述所有元素的童书（笑声）。我写了文本，画了插图，出版社又找来亚当.雷克斯画了质量远远更加上乘的插图（笑声），我现在正在等待这本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尽管这是一部童书，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却一心想着成年读者的反应。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小孩子们想象、幻想、假装自己是熊猫、假装打喷嚏。我希望成人们会喜欢为孩子们朗读这本书，喜欢在一周里第十次、在一个晚上第三次为他们的孩子读这本书。这本书里包含着儿童应该注意到但却注意不到的细微信息，对于儿童以外的其他一切读者都有着破坏力极大的效果。此外书中的绘图也是栩栩如生。我不仅希望童年的我能够喜欢这本书，也希望身为家长的我能够欣赏这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则是一本实打实地为儿童创作的图书，名叫《幸运的牛奶》（Fortunately the Milk）。我原本只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个短篇，当做《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的续篇。《爸爸换金鱼》讲的是一位人在心不在的父亲，孩子用这位父亲跟小伙伴们换来了一个猩猩面具，一把电吉他，一只小白兔与一对金鱼，期间这位父亲毫无察觉，只知道看报纸。为了平衡起见，这次我想写一位冒险经历极其丰富、或者说至少在为孩子们冲泡早餐麦片的时候想象自己冒险经历极其丰富的父亲。这个故事越长越大，超越了绘本的容纳极限，但是在真正成为长篇小说之前又没词了。我的编辑看到书稿之后问了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既然你说这是儿童文学，那你怎么让父亲当主角呢？难道主角不应该是他儿子吗？”对此我没有合理的回答，因为我在构思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合理性的问题。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父亲出门拿牛奶的时候经历了奇妙的冒险，回家以后兴奋地跟孩子们大肆宣扬，可孩子们却不可置否或者不以为然。这个故事个创作根本就没有合理性什么事。与其说这个故事是我创作出来的，倒不如说是我不小心碰到的。我只是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转告全世界而已。我不能改动其中的情节。于是父亲就成了主角，并且带着牛奶回了家。

第三本书是今天这次演讲的灵感来源，名字叫做《车道尽头的海洋》。全书几乎都是用一位七岁小男孩的视角写成的。书里面有魔法，有一位科幻风格的古怪女巫，住在主人公家车道尽头的古旧农舍里。书中角色黑白分明，还有一个自从《鬼妈妈》以来我所创造过的最邪恶的生物。这本书大约四万字，对于成人文学来说太短了一点，对于青少年文学来说却正好合适。书中包含了童年的我必然喜爱的一切内容，但我却不认为这本书是给孩子们写的。这个故事写得是儿童时期的无力感，儿童对于成人世界的莫名其妙，书中包含了自杀这样的坏事，而且自杀正是书中情节的主要驱动力。

这本书是我为我自己写的，我想将我自己的童年展现在我妻子面前，重现一个已经逝去四十多年的世界。故事的场景就是我长大的房子，主人公几乎就是我，主人公的父母几乎就是我的父母，主人公的姐姐几乎就是我的姐姐。由于情节需要，我的妹妹在这本书中没有出现，为此我还专门向她道歉过。我在废纸与其他书籍的空白处做笔记，一边写一边想自己写得究竟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这些思考并不会改变这本书的性质，但却会影响完稿之后的后续安排，应当选择哪家出版社，具体的发行方式又是什么。有一条笔记写着 “在成人文学中，不妨保留无聊的部分”（笑声），还有“儿童文学不应当包含父亲溺死在浴缸里这样的情节”（笑声）。即便在完稿之后，我依旧一头雾水：这本书是儿童文学吗？是成人文学吗？是青少年文学吗？是跨界文学吗？又或者仅仅是文学呢（笑声）？

我曾经为一部优美的外语动画片撰写过英语脚本，制片方特意请求我在其中夹杂几句脏话，因为他们想主打PG13级以上的市场。但是我认为脏话并不能使得一部文学作品成为成人文学。成人文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当你自己成为成人以后才会理解这种方式。又或者你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会不管不顾地读下去——至少我当年是这样——尽可能吸收你能吸收的内容。多年以后回头再看，你会发现这本书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书中的内容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愚蠢了，因为与童年时候相比你也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愚蠢了。

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将这些想法付诸文字并且广而告之，多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更清楚地回答这个恼人的问题：儿童文学究竟他妈的是什么。今晚我说了很多，但是恐怕我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本来就不应该向作者寻求答案，而是应该寻求问题，因为我们很擅长提问。我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大家都能时常在不经意间想起这些问题：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这条界线如此模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条分界线？文学的读者到底是谁？我希望这些问题也将会纠缠你们，而你们也将会无法提供完全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共聚的时间就没有虚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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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2002年8月16日，阿富汗某峡谷的上空飞过了两架A10疣猪攻击机。这种飞机身披重甲，速度慢，高度低，主要功能是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天晚上阴云密布，两架飞机在半空盘旋，随时准备接应地面部队。

天上夜色美不胜收，明月高悬，群星璀璨，厚实的云层如同积雪一般铺开。但是在地面上，22名特种兵正在执行任务，而且他们能感到情况不妙。天上的两位飞行员当中有一位代号约翰尼.布拉沃。他从无线电通讯当中感到了地面上的紧张情绪，于是决定飞下去看一看。他让僚机守在天上，自己飞了下去。还没穿过云层，约翰尼就通过无线电得知敌我两方已经交火了。约翰尼.布拉沃立刻全速下行，当他穿过云层之后，距离地面只有一千英尺左右，而且两侧都是山崖峭壁。2002年的美军飞机普遍尚未装备贴地雷达，更糟糕的是当时他们只能依靠以前俄国人绘制的地图。无论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电影里，他都从没见过眼前的景象：曳光弹从四面八方喷射而出，全都指向峡谷正当中22名特种兵的阵地。他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火力点，开始进行火力压制。当时他正在飞行，随时可能撞上山崖。不过他知道自己的飞行速度，并且对照地图估算出了自己与山崖之间的距离，一边飞一边大声报数：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即将飞到头的时候他猛地拉起机头飞回云层上方，再次俯冲下来并且继续报数：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命中了！命中了！”无线电里传来兴奋的呼叫声。他俯冲了一遍又一遍，燃料虽然还有富余，弹药却打完了。于是这一次他飞回云层上方的时候告诉僚机，“你也得下去。”僚机不了解地面情况，于是他就在一旁护航。两架飞机并肩俯冲下来，机翼间距只有三英尺。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

那天晚上22名美军士兵无一伤亡。

我的问题是：约翰尼.布拉沃这样的人来自何方？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愿意赌上自己的性命去救助别人呢？我采访过约翰尼.布拉沃，问他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这么拼命。他给出了任何一个当时在他的位置上的人都会给出的回答：“因为他们也会为我这么做。”

在军队里，人们会向那些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人颁发勋章。在商业界，我们则向那些为了自己牺牲别人的人提供奖金。我们的做法完全弄拧了。如果有这样一个组织，你完全肯定组织里每一个你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都愿意为了你而拼命，难道你会不愿意为这样的组织工作吗？我们这里说得还不是舍弃性命，实际上商业界的许多人甚至就连功劳都不愿意分给别人。

约翰尼.布拉沃这样的人来自何方？这是一个历时千百年的问题。像这样的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磨练出来的。我们来看看这头名为人类的动物吧。这头动物的体内充满了各种系统，试图让人们做出各种有助于人类动物生存的事情。在公司当中，如果你希望人们做某事，就会提供某种正向或者负向刺激来指导他们的行为。如果你希望人们达成某个目标，就将目标与奖励挂钩，这样人们就会为了获得奖励而达成目标。这是个很简单的体系。人体的运作机制正是如此。人体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来促使我们做出最有利自我利益的事情。当你感到幸福、骄傲、爱与满足感的时候，这些感受其实都是化学物质生效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化学物质一共有四种。这四种物质产生了一切我统称为幸福感的感受。它们分别是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与催产素。

我将内啡肽与多巴胺称作“自私物质”，因为你不需要他人帮助就能产生这两种物质。内啡肽的唯一功用是掩盖肉体疼痛。比方说你是个田径运动员，刚刚完成了高强度锻炼，那你就会感受到内啡肽带来的快感。这位运动员将自己的身体推到极限的时候感觉很好，锻炼刚刚结束的时候感觉更好。一个小时之后他才会感到肌肉疼痛。这就是内啡肽的效果。之所以原始人当年要进化出这种化学物质，是因为当年的智人曾经与多种其他类人猿共存，但是只有我们幸存至今。为什么这个种族如此善于幸存呢？在所有原始人当中，智人不是最强壮的，更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智人是群居物种，我们相互扶持，相互保护，确保我们都能幸存。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速度最快的。但是人类动物有一项特技，就是耐力。我们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长途追击猎物，然后又不顾疲劳伤痛将猎物拖回洞穴。筋疲力尽的感觉如此之好，以至于甚至有些人第二天自愿再次出去打猎，就像我们今天会锻炼成瘾一样。对于群体的生存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系统。顺便说一句，开怀大笑之所以感觉很好，是因为大笑会扭曲器官导致疼痛，而人体则会分泌内啡肽来掩饰疼痛。所以在内啡肽效力褪去之后人们就会感到“笑得肚子疼”。

多巴胺负责在你找到某件想找的东西或者达成某个目标的时候产生满足感。将待办清单上的事项划掉时的愉悦感受就要归功于多巴胺。打中目标时的快感也要归功于多巴胺。多巴胺的作用是促使你完成工作。多巴胺的存在意义在于，假如原始人直到肚子饿的时候才去觅食，那么八成没得吃。所以多巴胺促使我们在不饿的时候也会出去觅食，等到我们觅食归来开始吃饭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多巴胺。这也是我们喜欢吃饭的原因之一。如果你看到某件提醒你想起这种美好感受的事物，就会想要采取导致这种感觉的行为。比方说你出门散步，看到一棵苹果树，你的身体立刻产生了少量多巴胺，提升了你的注意力。你向苹果树走去，随着距离逐渐拉近，你的身体又产生了一点多巴胺。走到树底下以后，你感到自己终于达成了目标，快感也达到了峰值。所以人们才经常说要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人类是非常仰赖视觉的动物，只有看清自己的目标才能在生物学层面上保持注意力。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目标，就很难保持斗志。比方说企业愿景，为什么要称之为“景”呢？就是为了看到。成为规模最大的企业，成为最受尊重的企业，成为增长最快的企业，这些都不算愿景，因为人们看不到。最受谁的尊敬啊？你妈还是你妹？你自己还是你哥们儿？还是股东？谁知道？怎么才算受到尊敬？没有标准。就好像我告诉你，假如你干得更多我就给你发奖金。你问我要多干多少，我说反正多干就是了。这样肯定不行。你需要确实的目标。马丁路德金做得就很好：“我有一个梦想，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我们一闭眼就能想象到这一幕。每次我们完成一个目标，取得一个阶段性胜利，感到自己距离眼前的宏大愿景更进一步，就会获得一剂多巴胺。于是我们不断前行，最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几天前我出门办杂事，临走之前写好了一张待办清单。结果走在路上突然想起一件没有写在清单上的事情，而办事地点恰好就在附近。于是我先去办事，然后掏出清单写上这件事，再然后又随手划掉了（笑声）。因为人家想要多巴胺嘛！感觉太爽了！

多巴胺同时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物质，因为它的成瘾性非常、非常、非常强。下面几样东西都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酒精、尼古丁、赌博、手机（笑声）。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是吗？我们都听人说过，假如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酒喝，那么你就是个酗酒者。这样说来，假如你早上起来还没下床就开始玩手机，那你也是上瘾了。假如你在自己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都一直盯着手机看（笑声），那你肯定上瘾了。假如你在开车的时候竖着耳朵听手机接收短信的“叮——”声音——我们痛恨发邮件，却特别喜欢接收短信的“叮——”或者“嗡——”，简直就像仙乐一样（笑声）——明明不是急事却非得在停车之前就查看手机，那你肯定上瘾了。假如短信上说得是“下周四有没有时间吃晚餐”，而你却非得在十分钟之内回复不可，那你肯定上瘾了。八零后九零后的听众们或许觉得自己从小熟悉科技，擅长一心多用。但是你们在回复短信的时候照样容易撞车（笑声）。你们并不更擅长一心多用，你们只是更容易分心而已。实际上根据统计数据，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在过去十年的发病率提升了66%。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都是前额叶病变导致的。难道说过去十年青少年前额叶病变率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提升了66%吗？不是这么回事。科技导致的多巴胺成瘾的主要症状就是分心，难以完成任务、难以长时间保持注意力。而我们往往将这些表现当成了多动症症状。

在公司里面，我们的业绩也会导致多巴胺成瘾。公司会提供给我们一个又一个需要刷新的数字，后面跟着一笔又一笔近在眼前的奖金。这两者都极大地刺激了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我们失去了控制，只想更多还要更多。我们的经济毁在银行从业者手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多巴胺成瘾者愿意牺牲自己的所有资源与一切人际关系来获取下一次的快感，酒鬼、赌徒与吸毒者都是这种情况。遭到滥用的多巴胺是很危险的东西。在舒适且均衡的环境下多巴胺十分有用，但是一旦均衡被打破，多巴胺就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你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获得这两种物质。出去跑两圈，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你的身体就能产生内啡肽与多巴胺。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使你感受到满足、信任与爱。这些感受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些感受才是约翰尼.布拉沃的出处。正是因为有了血清素与催产素，领袖们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危险。在原始人的时代，危险可能是剑齿虎，可能是恶劣天气，可能是资源紧缺，等等。所有这些危险全都毫无愧怍地试图杀死你。我们如何才能幸存呢？只能合作。我们组成了部落、团体与公司，从而获得归属感，与那些与我们信仰相同的人在一起，唯此才能感到安全。当我们相信团体其他成员全都挂念着我的根本利益，并且因此而感到安全，就会与他人协作，共同应对外部的危险。不要忘了，外部的危险是常量。在现代世界，外部危险可能是试图将你排挤出局的业界对手，可能是经济的起伏无常，也可能是恐怖主义。所有这些未知因素都想逼你破产或者砸你饭碗。这一切针对的都不是你个人，只不过世界就是充满了这样的常量而已。

但是在我们的团体内部，危险并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决定变量的关键就是团队领袖营造安全感的能力。伊索寓言说得很透彻：四头公牛尾部相对，犄角冲外。无论狮子从哪个方向进攻都会撞在牛角上。但是后来四头公牛因为争执而分道扬镳，于是就逐一被狮子吃掉了。并肩协作的我们更有能力抵御外部危险。但是假如领袖们不能为我们提供安全感，不允许我们在公司内部拥有足以使自己感到安全与归属感的空间，我们就不得不耗费自己的能量来提防彼此，同时将自己暴露在外部危险之下。如果你整天担心办公室政治，整天担心别人抢你的功劳，整天担心自己的老板未必会在关键时刻支持你，那么原本应当花费在经营运作、产品研发、本职工作、创新发展上面的精力就都都会被用来为自己营造安全感。

领袖的责任分两方面。首先要决定加入团体的资格：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相信什么？谁可以加入我们？其次要决定团体的规模：我们的安全圈子要画多大？是不是仅限于高管级别的小圈子？是不是应该听任小圈子以外的其他人自生自灭，或者说也应该为他们留一点有朝一日打入小圈子的念想？又或者我们其实应当将安全感与归属感的圈子扩展到整个组织的最外缘呢？真正伟大的领袖都会采取后一种做法。在他们的团体当中，级别最低的成员也会感到，像约翰尼.布拉沃那样的人正在头顶上罩着自己。这就是血清素与催产素的功效。

血清素别名“领袖物质”，负责产生骄傲与地位的感受。所以来自公众的承认才会这么重要。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需要其他人的承认。所以我们才会有奥斯卡奖，各种公共颁奖，还有大学生毕业典礼。大学毕业需要什么条件呢？首先你要满足所属专业的最低学术要求，其次要缴清学费，最后要修满学分。这三个条件全都达成之后，你就可以毕业了。学校完全可以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祝贺你以优异成绩达成全部毕业条件，附件里是PDF格式的大学毕业证书，请自行打印。”但是这样做感觉不对。于是学校组织了盛大的典礼来宣扬你的成就。你的朋友、家长与老师，所有曾经支持过你的部落成员，都应邀坐在台下。我们盛装出席，走到台上接过毕业证书。这种感觉无与伦比。我们感到了骄傲与地位的提升，这一刻你体内的血清素达到了峰值。顺便说一句，血清素也有提升自信的效果。

血清素的妙处在于，正当你在台上接过毕业证，体内血清素达到峰值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父母体内血清素含量同样会急速上升，他们也会感到十分骄傲。这就是血清素的功效，血清素能够加强给予者与受惠者之间的联系：家长与子女，雇主与员工，教练与运动员。想一想获奖感言都是怎么说的吧：“感谢上帝，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教练， 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成功。”我们感谢那些在我们看来曾经照顾过我们的人。“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成功。”你在台上这么说。而他们在台下则衷心为你感到骄傲。真正伟大的团队不想拿冠军，而是想为教练拿冠军，让教练感到自豪。等到我们当真让家长感到自豪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地位也会提升，我们的自信也会增长。日后我们又会同样去照看别人，好让他们也取得同样的成就。这就是血清素竭力促成的效果。

可惜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欺骗血清素。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社会，衡量地位的标准往往是看你挣了多少钱。任何炫耀财富的行为都能提升你的社会地位。所以商品标识才会印在商品的外面，因为印在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我们恨不能所有人都注意我们佩戴的红线普拉达太阳镜。穿上古奇的订制鞋子感觉为什么这么舒服？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了。问题在于，这样的地位提升感受并不能加强人际关系。你欺骗了血清素。所以我们才会不停地购买各种身外之物却永远得不到满足感，因为你缺少了人际关系的支持。你体内的血清素不是辛苦付出挣来的，而是投机取巧骗来的。

血清素被人称作“领袖物质”有着一个十分简单的历史原因。智人这个物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我们过得是群居生活，生活在150到200人的群体当中。假如你饿了，想要吃饭。外出打猎的人们扛回猎物往地上一扔，大家立刻一拥而上。假如你有幸长着一副运动员的体格，自然能挥动胳膊肘把其他人推搡到两边。不过假如你长得比较富有艺术气质（笑声），就难免被别人一胳膊肘捣在脸上。这个系统很不利于团体的存续，更不利于团体成员的合作。集体生活的好处就在于，假如我信任你，晚上就能安然入睡，并且相信万一有危险你一定会叫醒我。我要是不相信你，晚上就不敢睡觉。在公司里，假如我们彼此毫无戒备，就能大胆承担风险，集中精力搞创新，全心全意改变世界。假如我不相信你，我就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集体生活与集体工作的价值。假如开饭的时候你的脸上挨了一胳膊肘，晚上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不会叫醒那个用胳膊肘捣你脸的人。所以人类进化成为了等级意识强烈的物种，无时无刻都在相互评估。谁是老大？谁说了算？谁气势最足？谁能力最强？原始人看肌肉，创意产业看才能，军队看勇气，总之衡量老大的标准没有一定之规，而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决定。此外我们自己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假如你在与某人见面时感到紧张，那你就不是老大。假如对方感到紧张，那你就是老大。

顺便说一句，我们知道许多女性住在一起之后经期会逐渐协调一致，除非她们吃了避孕药。但是协调的标准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永远以地位最高的女性为准。原因在于经期的女性不能怀孕。地位最高的男性与地位最高女性更倾向于结合，并且生育存活可能更高的后代。但是假如地位高的女性处于经期，就不得不退出生育竞争。所以大自然设计了巧妙的方式，让她拉着其他女性一起退出竞争（笑声）。

言归正传。我们不断地彼此评估谁才是老大。一旦老大确定下来，所有人都会自动地退让一步，让老大先吃饭。老大可以优先挑选食物与交配对象。老大可以吃到最好的食物，其他人虽然只能吃次一等的食物，但是毕竟都有的吃，而且不用担心胳膊肘捣脸。因此待会儿我们也会很乐意地提醒老大注意危险。这是个很好的系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处心积虑提升自己地位的原因，因为当老大是很有好处的。人们会为我们做事，会主动提供给我们许多好东西。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毫不介意地为老大提供特别待遇。你可能觉得你的老板是个混蛋，但是你绝不会因为他的工资比你高或者办公室比你大而抱怨。我们不会因此而生气。这是根深蒂固的人类心理：在老大面前，我们会心甘情愿地退让一步，让老大享受挑选食物与配偶的优先权。当国王的好处是大大的。你生活在特殊优待当中，人们向你表示爱戴与尊敬，你体内的血清素含量居高不下，走到哪里都是一副挺胸抬头的气势。简直帅呆了。

但是当老大是有代价的。团体成员都不是傻子，不会平白无故地提供这么多优待。当外部危险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那个比我们更强壮、比我们吃得更好、血清素含量比我们更高因此也比我们更自信的家伙一马当先冲向危险并且保护我们。这就是领袖的意义。成为领袖的代价就是牺牲自我利益。假如你不愿意在关键时刻放弃福利，那么或许在一开始就不该得到提拔。你可能占据着掌权的位置，但你绝不是领袖。你绝不会因为地位提升而少干活，只能多干活。地位越高，就越要为了照应别人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是领袖的人类学定义。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自己己开具巨额高薪的银行家这么招人恨的原因。我们不是因为具体金额多么大才憎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践踏了千万年来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我们知道，他们一面自己捞钱，一面看着其他人牺牲。实际上这帮王八蛋根本就是通过牺牲其他人才捞到了这么多钱。假如我说我要给纳尔逊.曼德拉捐款一亿五千万，谁有意见？给特蕾莎修女捐款两亿五千万，谁觉得不妥？可见数字并不要紧。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家伙恨入骨髓，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他们捧上了老大的位置，他们却没有履行老大的责任。他们理应为了我们牺牲自己，而绝不能为了自己牺牲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如此义愤填膺并且将他们视为背信弃义的王八蛋，因为他们辜负了我们（掌声）。

再来说说催产素。催产素负责产生爱、友谊与信任的感受，就像彩虹与独角兽一样温馨可爱。正是因为催产素的效果，我们才喜欢与朋友们呆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一起看电视。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都与自己的朋友与熟人坐在一起，而不是随便在哪个陌生人身边坐下。为什么？因为这样你会觉得更安全。这就是催产素的效果，因为相信其他人正在照应着你而产生的安全感。让身体生成催产素的方法有很多种，比方说肌肤接触。所以拥抱的感觉才这么好。分娩当中的妇女会体内会生成巨量的催产素，从而加强母婴之间的情感纽带。

正是因为催产素的存在，握手才会如此意义重大。假设你和某人谈生意，到了签约的时候，你把合同摆在他面前说“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并且伸出手去。但是对方却把手往回一缩：“没错没错，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你说：“那咱们握手庆祝一下吧。”他却说：“不不不用不着，合同条款我都没意见，咱们赶紧签字就是了。”兴许合同条件完全符合你的心意，但是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而做人往往并不总要依靠理性。你需要安全感，需要相信对方可以依靠，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我们确定人际关系的方式之一就是身体接触。完全拒绝握手的结果有两个，要么生意告吹，要么你在签约之后长期紧张不安。人类纽带是很重要的。

另一种获取催产素的方式是展现慷慨。这里的慷慨指的是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光靠撒钱是不行的。假如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给慈善机构捐了一千美元，你会怎么想？“不错嘛，我给你颁个奖你要不要？”但是假如我告诉你，上周末我在内城某小学义务粉刷了整整一下午的墙壁，你又会怎么想？“你真棒。”我这一个下午的劳作远远不值一千美元，用一千美元我可以雇佣好几个民工替我去刷墙。但是作为人类，我们更重视时间而非金钱，因为时间是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等价商品，还具有不可赎回的特质。捐出去的钱还能挣回来，花费的时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更重视那些为我们耗费时间与精力的人。如果有人对你说“我花钱请你干某事”，这人并不是领袖。真正的领袖会坐在你的身边问你：“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采访过几位石油公司的CEO，他们都竭力向我保证自己多么关心员工工作得是否愉快，我说“才怪”。我对他们说，你们肯定是花大价钱聘请了咨询公司的人搞内部民调。这就好比你给你儿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亲爱的儿子，你母亲和我都希望你能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当中有价值的一部分。请坦诚的告诉我们，为了让你感到自己属于这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非常爱你。”或者你也可以走进他的卧室，坐在他的床边上说：“亲爱的儿子，你母亲和我都希望你能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当中有价值的一部分。请坦诚的告诉我们，为了让你感到自己属于这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非常爱你。”一字不改的同一段话，表达了同样的诉求。区别在于后者耗费了你的时间与精力，而前者并没有。邮件的问题就在于此：发邮件总让人觉得太简单了，读起来没有感觉。假如我到你家吃晚饭并且受到了热情接待，我可以在第二天发给你一份感谢邮件，或者在三天以后寄给你一封手写的感谢信。肯定是手写信件让你感觉更好，因为手写信件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更多。领袖就是那些在我们身上花费时间与精力的人。为我们花钱的人不算领袖，因为人类在生物学层面上对金钱没有反应。

想要获取催产素，就要为别人做好事，为别人花费一点一去不回的时间与精力。如果你期望回报，那么从一开始就不该费事。为了求职而请人吃饭并不算建立人际关系，只能算是延期进行的利益交换。讲个真事：有一回我在纽约街头看到前方某人正在捡拾洒落一地的文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背包拉链开了。于是我过去帮他拾起文件并且提醒了他。我小小地慷慨了一把，我体内产生了一点催产素。我感觉很好。作为我的慷慨行为的受惠者，他体内也产生了一点催产素。他对我说谢谢。他感觉也很好。然后我在斑马线上等着过马路的时候，旁边有人对我说：“我看到你刚才干了什么。你干得真漂亮。”原来目击别人的慷慨之举也能产生催产素。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体试图让我们重复那些对我们最有利的行为。通过让我们在接受慷慨或者见识慷慨的时候感觉良好，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促使我们也去采取慷慨行为。而且催产素还能提升人们的慷慨倾向。换句话说，你为别人做得越多就越想为他们做得更多。不仅如此，大量催产素还能抑制多巴胺成瘾，增强免疫系统，让你更健康。所以幸福的人才更长寿，所以美满夫妻才更长寿。催产素能提升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创造力，而且还不会上瘾。

不过催产素发挥效力需要时间。我昨天晚上第一次与一个姑娘一起吃晚饭，结果一见钟情，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结婚了（笑声）。你们之所以笑，是因为你们本能地知道七天时间无法形成足以缔结婚姻的纽带。假如我告诉你，我和女朋友已经处了七年还没结婚，你又会说什么？“你有病吧？”（笑声）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并不明确婚姻强度的纽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但是的确知道比七天更长，比七年更短。又好比你入职了一份新工作，你很兴奋，用人方面也很兴奋。但是一时半会儿你还感不到归属感。归属感需要逐渐养成，你需要为自己的新同事们付出一点慷慨。又好比谈女朋友，你不会一上手就给人家买钻石。一开始你先带人家去吃饭，喝杯小酒什么的。然后你约她出去。然后她约你出去。然后你请她看电影。然后她给你做饭。然后你给她买花。然后你说“我爱你”。然后有一天早上你一醒来就会感到有人突然按下了按钮：“我恋爱了！”工作归属感也是这样养成的。某一天你会突然感觉到“我属于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整天忙着发邮件。邮件很适合交换信息。“这是你的报告。”“会议在四点开始。”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对我的意见怎么看”，千万不要发邮件。这是个感性问题，而邮件四个理性工具。你应该站起身来，走到三十英尺以外的另一张办公桌旁边，面对面地告诉那个人，“我觉得你的想法还可以在这些方面再改进一下。”这样你不仅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见，还能拉近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做能够产生催产素。你要是实在懒得走路，打电话也有同样的效果。“嗨。”“嗨，什么事？”“没事，我就是回复一下你的邮件。我有点想法向跟你说说。”（笑声）“啥？”（笑声）我们之所以整天处理邮件，是因为每一封邮件我们都会回复。邮件往来导致了误会，最后还是得打电话解释。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打电话。更快，更简单，更好。

付出时间与付出精力，这正是担当领袖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你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照顾不了所有的人。你只能希望你信任的人也值得别人信任，而这些别人又值得其他人信任，从而营造一个足够大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圈子。这正是有效体制的样貌。如果你是某个团体的最高领导，你的职责就只有一项：记住所有那些每天都会接触你的人的名字，并且让他们确信你会照看他们，从而鼓励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各自的下属。拥有安全感的员工也会为客户带来安全感。拥有安全感的员工才会真正将客户当人看。有一次我搭乘了一家服务质量特别恶劣的航班，气得我忍不住出声抱怨：“你们怎么能拿着乘客当牲口呢？”结果一位空乘对我说：“对不起先生，因为我要保住我的工作。”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所为之工作的组织不能让我感到安全，无法为我提供归属感。所以为了保护我自己，我要拿乘客当垃圾。相比之下，拥有安全感的员工则会这么说：“先生，我愿尽我所能地令您感觉良好，因为我不用为自己担心。”高效组织就应该这样。

除了上述四种化学物质之外，还有一种物质值得一提，也就是皮质醇。皮质醇负责制造紧张与焦虑的感受。人类以及所有群居动物都会产生皮质醇。我们在电视上都见过类似场景：一群羚羊正在吃草。其中一头羚羊觉得自己听到了草丛里有动静，于是猛地一抬头，“咦？！”（笑声）皮质醇的功效就是保住我们的性命。分泌皮质醇是战逃反应的第一阶段。皮质醇使我们疑神疑鬼，使我们的感官高度敏锐，向我们的肌肉当中注入葡萄糖，为战斗或者逃跑做准备，加快心跳速度，并且促使我们到处寻找危险。皮质醇的妙处在于，假如你生活在社群当中，那么其他成员的紧张反应也会促使你的身体产生皮质醇。所以所有的羚羊都会“咦？！”（笑声）。它们可是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它们现在全都在寻找危险。如果有一头一开始并没听到响声的羚羊看见了狮子，就会撒腿逃跑。所有的羚羊都会紧跟着逃跑。于是大家都能多活一天。这是个好系统。比方说你去上班，有一位同事突然说：“听说公司要裁员啊！”所有人都会一下子抬起头来，“你说啥？”我们全都会立刻紧张起来。“哎呀，昨天我在会上说错话了！”我们会开始疑神疑鬼，我们的心跳会加速。这都是皮质醇在发挥作用。晚上睡觉突然被声音惊醒，你会怎么样？你会立刻把枕边人推醒。他/她又会怎么做？“咦？！怎么了？”假如只是虚惊一场，假如你没有看到危险的迹象，你就会长出一口气，肌肉放松下来。体内的皮质醇也会消失。

皮质醇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人体提供额外的能量，使人疑神疑鬼，并且格外关注自己的利益。但是为了获取额外的能量，皮质醇会暂时关闭体内眼下用不着的系统。例如生长就会暂停。在皮质醇作用下你的指甲不会变长。另一套遭到关停的系统是免疫系统。问题在于，皮质醇不应当在体内长期存在，产生之后就应当尽快消失。假如我们的工作环境不能让我们感到安全感与归属感，那么我们体内就会长期存在低水平的皮质醇。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我的老板讨厌我。我就知道他讨厌我。他肯定讨厌我的想法。”皮质醇会抑制催产素的产生，所以我们也会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假如你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环境当中，在生物层面上你的同理心就会遭到削弱，而且还会变得不那么慷慨。我们整天忙着自我保护，根本没有闲心照看他人。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这样遭到了严重破坏。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教育，最好的医疗技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还有最好的药品。那么为什么糖尿病、癌症与心脏病的发病率却一直有增无减呢？因为我们的工作正在谋害我们。对于这一现象负有完全责任的人正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还知道，如果家长下班回家的时候看上去紧张兮兮，孩子们的工作观念就会遭到误导，他们会认为工作理应让人暴躁而郁闷。而且有些研究显示，像这样的孩子们受到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学校里更容易欺负别人。全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工作环境当中承受了太多紧张与压力。

我们的公司正在谋害我们。我们要怎么办呢？真正的领袖与等级无关，也与职位无关，而是取决于你所做的决定与选择。只要你决定照看左右两旁的身边人，那你就是领袖。《斯巴达300勇士》这部电影想必大家都看过。斯巴达人的强大战力源自哪里呢？不在于他们的肌肉，也不在于他们的长矛，而是源自他们的盾牌。斯巴达人用盾牌结成了坚不可摧的方阵。斯巴达男孩从小就接受教导：要么擎着盾牌胜利归来，要么让别人用盾牌把你的尸体抬回来。阵前丢弃盾牌必然受到军法严惩。因为失去盾牌就意味着你无法保护左右战友，方阵也会毁在你的手里。胜利的关键在于盾牌而不是长矛，在于你为他人牺牲的意愿。未必非得牺牲性命，或许是牺牲时间，或许是牺牲精力。你为别人举起盾牌，让别人感到安全，这才是成为领袖的关键。

你知道应当如何遏制多巴胺成瘾吗？匿名戒酒会的十二步戒酒法在全世界已经风行了八十多年。我们经常拿十二步的第一步开玩笑，也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过你知道第十二步是什么吗？匿名戒酒会很清楚，就算你完成了前面的十一步，只要你你没有完成第十二步，就一定会再次酗酒。如果你完成了第十二步，你就能与酗酒一刀两断。第十二步就是扶助另一位酗酒者。也就是为别人服务，发挥催产素与血清素的力量。我们越是照看别人，就越感到安全与归属，也越容易同心合作，共同抵御外部危险。你只要像这样为别人付出，他们就会成为约翰尼.布拉沃。谢谢大家。

首先我想请大家原谅我。我现在感冒很严重，所以多吃了不少超过医嘱计量的感冒药。如果待一会儿我突然做出了皈依基督教这样神志不清的举动，还请大家不要见怪（笑声）。

正如大家所知，我一直极力主张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深刻且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场矛盾应当得到严肃对待，而且科学应当毫不手软地去争取胜利。但是在宗教问题上，科学其实还能提出许多远远更加令人火冒三丈的言论，只是我们往往不愿承认而已。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焦点一直都是进化论。在我看来这一点奇怪得很。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关心进化论呢？的确，通过证明人类起源有别于创世记的描述，我们可以将创世记斥为虚妄，并且连带着怀疑圣经其他部分。但是是否承认人猿同祖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我也理解为什么宗教信徒们这么紧张，因为人猿同祖就意味着人类祖先与猿猴祖先曾经有过苟且之事，而且还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你来我往地持续了几百万年（笑声）。这样一来，显然我们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将猿猴的血脉从我们体内清除出去（笑声）。着实有些尴尬。但是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来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个问题。

今天我的话题远比进化论更敏感，甚至对于很多无神论者来说这也是个敏感话题。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虚假性。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看来自由意志的虚假性就像进化的真实性一样确凿。与进化论不同的是，对于自由意志的不同看法确实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于道德以及社会正义的理解。自由意志问题几乎涉及了人们所关心的一切领域：宗教、公共政策、政治、法律体系、个人成就认知，以及例如愧疚、骄傲与悔恨之类的情感与情绪。我们将彼此视为有意识、有能动性、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个体，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基于这种看法。因此假如科学界当真主张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我相信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文化战争将远比围绕进化论展开的争论更加激烈火爆。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达成两个目的：首先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自由意志仅仅是个幻觉。实际上自由意志信念比幻觉更糟糕，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我们根本不可能用这个理念来描述真实的宇宙。这个理念不仅本身不真实，而且还妨碍了我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其次，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对于人类心智真相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道德与正义。

通常的自由意志论由以下两大假设组成。首先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采取与过去不同的行为：比方说你现在是个消防员，但是你原本可以成为一名警察。你买了巧克力口味的冰激凌，但是你原本可以买香草口味的。感觉上我们的世界似乎就是这样运作的。其次，我们相信自我意识是所有想法与行为的来源。你之所以做某事，是因为你感到自己想要做某事。你感到自己想要运动手足，然后你就动了。做动作的人是你。

不幸地是，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首先说第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因果律的世界当中，而向上追溯因果律并没有尽头。我们的意志要么是一长条原因链所导致的结果，要么就是出于偶然，总之我们不能对其负责。偶然性与决定论有很多组合方式，但是任何方式似乎都不能使你具备人们所珍视的自由意志。请想象一个连环杀手，他之所以选择犯下最近一起谋杀，完全是由脑部神经生理学活动决定的。而这些活动又是由更早的原因导致的，例如坏基因，童年不幸造成的大脑发育欠缺，前一天晚上因为楼下汽车报警器的啸叫而整夜失眠，等等。这些事件全都出现在他有意识地采取杀人行为之前。如果我们认为这名凶手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杀人，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如果要有意义，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原本能够采取另外的行动。他必须原本能够抵御杀人的冲动，或者根本不产生这样的冲动。而且他这样做还不能是因为遭到了某些他自己不能自主控制的外在随机因素的影响，而是因为他自己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描述这样一种能够使得上述言论有意义的心智或心理活动。

我们在假设暴力罪犯具有自由意志的时候，其实是反射性地谴责他们的行为。但是假如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因果律的罗网，那么这种谴责的基础似乎难免会烟消云散。假如我们当真将罪犯的犯罪理由追溯的他的童年时期乃至他出生以前，那么他的罪责也就会开始消失。如果我们说他原本可以或者能够采取另外的做法，也就等于是说他原本可以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经历一段不同的人生。尽管这名罪犯的行径令我作呕，但是我必须承认，假如我与他易地而处，假如我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与他对换，那么我也会成为他。我身上并不存在什么特别的部分能够使我在对换之后抑制住残害无辜者的冲动。即便你认为我们每人都具有不朽的灵魂，这个关于责任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我之所以没有变态杀手的灵魂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功劳。

所以假如我当真与这名罪犯易地而处，假如我具有了他的基因，他的人生经历，与他完全一致的大脑结构，或者与他一模一样的灵魂，那么我的行为表现与行为原因也会与他一般无二。没有人能够拣选自己的父母、自己出生的社会、或者塑造神经系统发育的生活影响。你对于自己大脑的微结构并不比对于自己的身高负有更大的责任。换句话说，运气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只有极其不幸的人才会具有变态杀手的心智与大脑结构。

但是我们很难承认运气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似乎消解了道德的意义。不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想要承认这一点也很容易。比方说这位连环杀手脑部长了肿瘤，他的暴力冲动都是肿瘤压迫大脑特定区域的结果。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脱罪了，我们不再将他视作罪人，而是生物学上的受害者，我们的道德本能也会做出另一套评判。但是我认为脑肿瘤只是导致思想与行为的生理事件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一位凶手脑部的神经生理学活动，那么我们的知识就像脑肿瘤一样具有脱罪的效力。如果我们充分了解坏基因的转录过程，充分了解这个人的染色体怎样发挥作用，充分了解他此前接触过的所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一切因素共同造就的大脑微结构保证了此人一定会进行暴力犯罪。我们通常借以谴责某人的理论基础将会不复存在。

当然，科学家与哲学家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许多人都辩称，即便考虑到上述事实，自由意志依然有存在的余地。但是我认为自由意志的问题要比因果律更深刻。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自由意志的主观体验根本不能通过心理学进行描述。而且就连这种主观体验往往也不能支持自由意志的存在。你只要仔细关注一下自己的个人体现，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你会注意到，你并不能决定下一刻你将要想什么，就像你决定不了下一刻我要说什么一样。思想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意识当中的东西，就像我的言语一样。接下来你打算想什么呢？接下来我打算说什么呢？我完全可能突然更改话题，转而讨论滑雪有多么好玩。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你们看来这样的转向简直莫名其妙。但是同样的过程每时每刻都正在你们的脑海里发生。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还要凭着自己的心意在这里坐上一个小时听我讲话。但是此时你们的脑海里还有另一个喋喋不休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所表达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我的言论毫无关系。你们其实要费尽气力才能跟住我的思路，但是这个声音正在与我争夺你们的注意力。你们会突然想到：“或许以后我再也不该喝健怡可乐了。”（笑声）思想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意识当中的，我们并不主动产生思想。主动产生思想就意味着在想到思想之前就想到思想。如果你控制不住你的下一个想法，在这个想法出现之前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那么你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呢？

恐怕现在有很多人心里都在想“这家伙胡说些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就连这个想法也不是你们自主产生的（笑声）。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确会在想到某个想法之前就想到某个想法，至少我们的大脑会这么做，只不过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个过程。我们只能意识到大脑每时每刻处理的全部信息的一小部分。我们能意识到体验、想法、感知与行为的改变，但是我们却意识不到导致这些改变的神经生理学活动。比方说用手指摸一下鼻子。鼻尖与指尖似乎同时有感觉，但是我们知道指尖神经信号传递到感觉皮层所需的时间一定比鼻尖信号更长，无论你的胳膊有多短或者鼻子有多长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为了弥合反应时间的不一致，大脑会通过记忆区域对于我们所有的感知信息输入进行缓冲，然后才将这些信息同时投入我们的意识当中。所以我们对于当下的感知其实就是对于当下的回忆。即便是最简单的意识与感知也是建立在我们完全感觉不到的无意识机制上的。当然这套无疑是机制不仅仅决定了我们的感知，也决定了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观念也正是在这里遭到了挤压。

现在已经有实验表明，我们可以在受试者有意识地做出选择之前几秒钟就侦测出他将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本杰明.利贝特就做过十分有名的脑电图实验。他描述的基本脑部活动范式日后又得到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乃至于针对脑手术病人皮层活动直接记录的支持。在这些实验当中，受试者要选择按动左边或者右边的按钮，或者选择举起左手或者右手。他们还要看着表，记下自己最初下定决心的时间。尽管受试者心意反复，迟迟打不定主意，但是实验者通过扫描大脑活动总能提前得知他们的最终选择。根据选择内容的不同，提前量可以达到几分之一秒、一秒甚至于几秒钟。这些实验结果毫无争议地表明，在你做出看似自发的决定之前，在你主观感受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之前，你的大脑已经决定了你将会想要干什么。你以为自己逐渐下定了决心，其实你只是逐渐意识到了这个早已做出的决定而已。

毋庸置疑的是，这一点与我们传统的自由意志观念很难调和。但是我认为上述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其实遭到了夸大。即便并不存在时间差异，即便有意识的意图与相应的神经生理学基础机制的确同时发动，自由意志依然没有容身的空间，因为你依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自己就能够直接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做个小实验吧。请在心里想象一个城市的名字，全世界任何城市都可以。你可以随便选择。当然，我也可能在刚才的演讲中通过语言暗示诱导了你，使你更容易选择某一座特定城市。例如拉斯维加斯。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请大家不要选择拉斯维加斯（笑声）。

请选择一座城市，并且密切关注自己做出选择的思维过程。这是自由选择，就像你这辈子所作出的所有其他自由选择一样自由。全世界的城市都可以供你选择，挑一个就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好几座城市，那么接下来就要关注其中的一座。我很遗憾地通知大家，你们全都选择了错误的城市（笑声）。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现在再选第二座城市，不能与第一座重复。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思维过程。

你找到了任何能证明自由意志的证据吗？我们最好在这里找到证据，要不然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恐怕都找不到了。首先我们要排除所有你没听说过所以也就不能选的城市。这里面肯定没有自由。还有很多城市你很熟悉，但是就是没想到。比方说你刚才很可能没想到开罗。你完全清楚开罗的存在，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负责开罗的回路就是没有开启。那么你拥有选择你没想到的城市的自由吗？几秒钟之前，你的大脑状态将开罗排除在了意识之外，那么选择开罗的自由又在哪里呢？当然，假如刚才你确实想到了开罗，那你肯定是个天才（笑声）。

你可能想到了好几座城市，例如巴黎、纽约与东京。然后你又想，我喜欢巴黎，不过还是选东京吧。这种想法正是自由意志理念的动力。你自由地在两个或多个对象之间进行了选择，并且没有受到外来胁迫。但是如果更深入地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东京呢？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例如昨晚我去了和风餐厅。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说法往往都是胡扯。在心理学实验当中受到操纵的人们在被人问起为什么要做出某个行为的时候总能讲出一大套与实际变量毫无关系的理由。比方说通过在实验开始之前为受试者提供热饮或者冷饮，我们可以使得受试者更喜欢某人而不喜欢另一个人，或者表现出更明显的合作倾向。但是受试者绝不会告诉你自己受到了掌中杯子温度的影响。我们几乎做不到在事后正确评价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成果已经数不胜数了。

但是就算你的说法是真的，就算昨晚在和式餐厅用餐的经历的确是你选择东京的原因，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段回忆，以及这段回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同样一段回忆没有产生相反的效果呢？“昨晚我刚吃过日式料理，要不然这回就选巴黎换换口味吧。”你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呢？

事实上，你的内在意识并不能做决定，只能见证决定的出现。从主观角度来说，你随意选择哪座城市与我随意将哪座城市告诉你并没有区别。我刚才说“挑一座城市”的时候，在一小段时间里你一个城市也没想到，然后各个城市名称才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来。你不可能在想到这些城市之前就做出选择。就好像我在这里说特拉维夫、温哥华、巴黎，而你只是被动地听到了这些地名。

只要你认真检视一下思想与意图的形成过程，见识一下做出决定的过程，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日常体验完全不支持自由意志，相反与决定论倒是十分协调。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反对自由意志的论点并不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确，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人类心智只是一种物理现象，绝大多数心智活动都是物理活动的结果，大脑是一个物理体系，大脑运作完全遵守物理法则。但是就算决定意识的不是大脑而是灵魂，我的上述论证依然成立。就像我们感知不到大脑内部的神经生理学活动一样，我们同样也感知不到灵魂的运作机制，因此你并未更加自由。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灵魂将要做什么，那么你就控制不了你的灵魂。人们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时尤其如此，例如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同性恋。当然用这个例子来论证自由意志不太合适，但是当你做出了你想做的事情时，情况依然没有变化。那个让你坚持节食减肥的灵魂与那个听任你大吃特吃圣代冰激凌的灵魂同样不可理解。

所以从来没有人是因为自由意志论在抽象理念层面上特别可靠才支持这个理论。自由意志的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在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在自由地进行思想、形成意图或者采取行动，无论这种想法在逻辑与科学层面上多么难以自圆其说。考虑到我们已经掌握的科学事实，在哲学层面上只有一种还算站得住脚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自由意志论，也就是相容主义。这种论点声称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并不矛盾。相容主义认为，只要一个人在根据自己的欲望或者意图采取行动时不会受到任何外在与内在的阻挠，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想杀人，并且根据这种想法当真杀了人，那么他无疑就是自由的。但是从道德与科学两方面来看，我觉得这种说法有误导之嫌。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是由此前的各种原因导致的，而且这个人既不能预期、又不能选择、更无法创造这些原因，那么遵循欲望又怎么能算是自由呢？在我看来，相容主义不过是在说“只要傀儡热爱控制自己的丝线，那它就是自由的”。

当然相容主义者也会反击，声称尽管我们的思想是在无意识层面上生成的，但它们依然还是我们的思想。你的大脑做出的决定也就等于你做出的决定。这样说来，意识不到有意识思想与行动的原因并不会妨害自由意志，因为大脑的无意识神经生理学活动与有意识思想都是你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偷梁换柱，将心理学事实以及自我意识主观体验调换成了概念化的自我认知。人们认为自我就等同于有意识心智当中的一条处理信息的渠道，并且还能够对这条渠道加以控制。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相容主义者则更进一步宣称你的自我不止于此，还包括了大脑里的全部无意识活动。这就好比说你的身体是由恒星灰烬塑造而成的。的确如此。但是你并没有身为恒星灰烬的自觉，你的道德本能也并不受这种认知的驱动，我们的司法体系也不能将这个事实当做基础。你的无意识脑部活动与你没有关系。

实际上，就在此时此刻，你身上除去大脑以外的其他器官正在做出一个又一个决策。此时此刻是你正在生成红细胞吗？是你的身体正在这么做。但是万一你的身体突然不再生成红细胞了，责任也不在你，你只是这个转变的受害者。你体内的微生物数量远远超过本体细胞数量，实际上人体细胞当中90%都是大肠杆菌，99%的基因都是细菌的基因。但是你并不觉得自己与细菌等同一体。而且很多细菌对于人体健康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广义上来说它们也是你的一部分。你可以认为你应当对皮肤之下的一切活动负责，因为这一切活动都是你的一部分，不过使得自由意志在哲学家那里成为问题的实际体验与这种主张一点关系也没有。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自身思想与行为的发起者，这种想法只是幻觉而已。如果我能通过某种大脑扫描装置在你意识到之前检测得知你的所有有意识思想与活动，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吃惊，这一点将会彻底动摇你将自己当做自身内在生活主宰的信念。

假如我们的每一个有意识意图都是由并非出自我们意图、我们也无法加以控制的大脑活动决定的，那我们怎么才能自由呢？我们不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先说说这不意味着什么。首先，先前的原因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不重要。人们经常混淆决定论与宿命论，觉得既然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还费什么事呢？只要无所作为就行了。但是无所作为也是一个选择，而且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更何况真正的无所作为并不容易，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试着在床上躺一天什么事也不干，我保证你们很快就忍不住想要下床干点什么。实际上什么都不干要比干点什么更困难，你不可能置身于选择与努力的奔流之外。显然这样的选择与努力也是人生因果链条的一部分。如果我想写一本关于自由意志的书籍，这本书是不会凭空自己冒出来的。努力、自律与意志力都是大脑的状态，也都能导致相应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能在世界上带来相应的后果。

我们的人生选择的确像大多数人相信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你的下一个选择源自无数的先前原因，我们看不透所有这些原因，这些原因也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的确可以说，假如某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的行为原本会有所不同。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提供大多数人想要的那种自由意志。因为从有意识心智的角度来看，你对于你的下一个想法以及相应行为所应当负有的责任并不比你对于自己出生在人世间这条事实所应负有的责任更大。你的心智并非由你自己塑造而成。你可以通过学习新技能来提升自我，看似这是自行塑造心智的行为，但是学习活动所能依仗的唯一一套心智工具却是从学习开始前一刻继承而来的。

我绝不是说我们应当将人生的一切不如意都归咎于父母。我们拥有改变人生的能力。实际上在我看来，将自我视为一个受到无数外来影响的开放系统只能增加改变自我的可能性。今天的你与昨天的你完全不必是同一个人，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自我是一个过程。这正是成长的关键所在：自我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但是主观而言，生活的展开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此时此刻，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任何层面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接下来将会如何思考与感受。这种说法可能在有些人听起来非常吓人，但是我倒觉得承认这一点能够极大地解放人。当下是一个迷。无论你对于这个世界了解多少，当下依然是一个谜。你只能时时刻刻地探索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选择十分重要，而且某些选择肯定比其他选择更明智。谁也不知道与聪明人的一番交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你。但是我们不能选择我们在人生当中的选择。看上去我们的选择仅仅是在两个选项之间来来回回，但是我们并不能选择我们做出的选择。这样的逆行可以一直倒推回黑暗的深处。出于主观上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或者最后一步。因此“我原本可以那样做”的想法只能出现在你已经这样做了之后。而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则完全由此前的宇宙状态、自然法则以及量子与宏观层面的所有偶然属性所决定。量子理论并不能带来自由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自由意旨，其实也就是在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不在意。”

我不是想要轻视这个观点。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人都很难接受我刚才说的话。想一想你的下一个决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吧。无论大小什么决定都行：是否结婚，是否上大学，穿红色衬衫还是蓝色衬衫。这一切决定全都源自外界因素。你没有挑选父母，没有挑选基因，没有挑选所有人生经历对你的影响，没有选择自己所接触过的思想理念。那么自由在哪里呢？的确，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可是你为什么想这么干呢？

让我们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显然人们非常担心，对于人类行为本源的任何严肃讨论都留不下允许道德责任存在的空间。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明确表示，自由意志与美国刑法的基本理念不相容，而这些理念长期以来正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普遍基础。所以自由意志并非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假如我们将人性仅仅视为神经层面的天气模式，继续坚持对错善恶的概念看上去就不太容易了。万幸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保持强健的道德观与有效的刑法系统，而不必非得在人类行为原因的问题上自欺欺人。

在道德与法律层面上我们最谴责什么行为？我们最谴责有意识伤害他人的行为。为什么有意识伤害他人的行为这么招人恨呢？意识是你的心智的主要存在地，你的信仰、欲望、偏见与目标都存在于意识当中。有意识行为最能体现我们的人性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为。假如以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通过查阅图书馆资料以及与朋友们进行激烈辩论，终于下定决心要杀死你的邻居，那么这个行为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你的人性。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你的行为的唯一起源，毕竟把你变成现在这副德行的并不是你。问题在于，无论此前有过怎样的原因，现在的你具有杀人犯的心智。严格来说，你对于自己成为杀人犯并不任何负责，就像灰熊不能为自己是灰熊承担责任一样。但是灰熊就是灰熊，饿了是要吃人的。如果你在停车场碰上一头灰熊，那你很有必要感到担心。但是你的担心以及随即采取的防御手段与自由意志论完全扯不上关系。

很多罪犯比灰熊还要危险。我们不得不将他们长期关押起来，甚至将他们一直关押到死，以免他们再度为害。这种做法的道德正当性显而易见：这样做对所有人都好。但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将刑罚视为报复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我们不会因为熊吃人就去报复熊。因为某人活该受罚而惩罚他们并没有意义。我认为，抛弃自由意志论的幻觉有助于我们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弥合伤痛，评估风险，遏制犯罪，以及其他一切决定人类福祉的变量。我不是说所有罪犯都应当以神经失常为理由获得无罪判决，要不然监狱里就没人了。自愿与非自愿行为肯定是有区别的。成人与儿童所能肩负的道德责任也是有区别的。但是你并不需要自由意志来解释这些不同。这些不同的存在基础是人类心智的普遍特性以及我们对于这些特性的未来预期。

我国有一位十三岁少年犯遭到了无期徒刑的惩处，原因并不是我们已经决定此人终生都必将不可救药，而是因为法官与陪审团认为他此前的犯罪行径罪有应得，他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源自于他本人。如果你将目光投放到更广泛的因果关系上，类似这样的道德本能就会开始松懈。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便是最可恨的坏人在基本层面上也有极其可怜与不幸之处，继续憎恨他们而并非仅仅害怕他们的逻辑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就算你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观点依然成立：生来具有变态杀手灵魂的人必然极其不幸。

因此放弃自由意志论的后果之一就是抑制憎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极好的事情。同样，同理心与同情心也会得到促进。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品行最恶劣的人渣。我目前最先想到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长子乌代.侯赛因。这个货在巴格达遇到老百姓举行婚礼，居然带着一帮狗腿子冲进婚礼现场，当场将新娘先奸后杀。而且这种事他还办过不止一次。我们在生擒不成的情况下不得不开枪将他击毙，在我看来这个下场可谓大快人心。就算你是最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是枪支的正确使用方法（笑声，掌声），枪支就应该为了杀死乌代.侯赛因这样的家伙而存在。但是假如我们顺着乌代的人生轨迹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他四岁那年，当时这个小孩或许有些古怪，或许还有些吓人。变态心理的确在儿童时期就会产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小孩，因为他摊上了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一位父亲。这个四岁小孩注定要成为变态狂魔乌代.侯赛因。如果我们能够在他四五岁或者六七岁的时候出手干预他的人生，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这样做的动机则是同情。在我看来。放弃自由意志论就意味着对于最十恶不赦的恶人也抱有同情心。讽刺地是，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假如你真想效仿耶稣去爱自己的仇敌，至少不去恨他们，方法之一就是依据因果律原则来考虑问题。

当然，假如你本人或者你所爱的人成为了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还想秉承这种观点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憎恨加害者是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但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平时更为冷静客观的大多数时候，在我们制定公共政策或者研究科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如此看待世界。为了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道德本能需要得到怎样的调整，请想象以下这个例子。假设我们发明了一种可以根治邪恶的药物（只要我们透彻理解了心理变态机制及其神经学基础，这种药物并非遥不可及），而且这种药物价格极其低廉，可以像维生素D那样添加进每一个人的日常饮食当中。今天所谓的邪恶只不过是成明天的营养不良症状。这样的话，为惩罚某个杀人犯的罪行而故意不给他吃药是否道德呢？再想像一下那位因为脑瘤压迫而忍不住杀人的连环杀手，假如我们为了惩罚他而故意不给他做手术，这样做又是否道德呢？我们之所以追求复仇，仅仅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类行为的真正根源。

这样一来我又说到了宗教问题。上帝的正义就是纯粹的报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全都极力主张自由意志，这并不是意外。面对人们对于上帝的质疑，自由意志往往是唯一的答案。为什么上帝眼睁睁看着纳粹杀死这么多无辜者呢？因为尽管上帝是至善的，却不能干涉人们的自由意志。显然这个答案解决不了海啸与瘟疫之类的问题，但这已经是为上帝的变态道德观进行辩护的宗教信徒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了。此外自由意志也是罪孽的基础。宗教告诉我们，罪孽是来生永劫的缘由。在我看来，罪孽也是所有文化战争的根源。这才是科学真正给宗教拆台的地方。正是因为亚当与夏娃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至今才身负原罪。之后的千百年里，上帝一直在指导我们。祂写了一本各篇章水平参差不齐的经书（笑声），塞满了各种古代神话传说。基于这些经书，我们只要对祂的存在表示一点点怀疑，祂就会对我们加以严惩。不过为了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祂又赐予了我们理性思维，使得我们有能力撰写出来远比那本所谓祂亲自执笔的圣典更有趣的书籍（笑声，掌声）。

更有甚者，在宗教信徒看来，背弃上帝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自由意志是我们怀疑上帝的根源。我之所以缺乏信仰，原因完全在我自己。这种说法不仅不对，而且我们甚至无法设想一个能够支持这种说法的宇宙。信仰也只是此前原因的产物而已，无论是决定论的原因还是任意随机的原因。并不是说你随心所欲地拨转几个旋钮就能改变自己的信仰状态。抛弃了自由意志论之后，一神教世界观与基于上帝的永恒正义观念就会现出原形：一套彻头彻尾的疯狂且恣意施虐的世界观。讽刺的是，宗教信徒的诸多恐惧之一就是有朝一日科学对于人性的彻底理解。这种恐惧我们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毁灭人性，我却认为这样做能丰富人性。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信宗教或者崇拜了错误的神灵，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事件出生在了错误的地点，摊上了错误的父母，受到了错误的神学与智识影响。可是他们却要自行承担这一切责任，并且活该遭受永世烈火的烧灼。还有什么比这种观点更加泯灭人性呢？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我们的意识体验。自由意志将一个棘手的谜团摆在了我们眼前。一方面我们坚信自己具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却怎么也无法将其准确定位。我认为这一点体现了我们自己的认识不清。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自由意志在客观层面上毫无意义，而且在主观层面上同样毫无意义。我们不仅在实际当中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自由，甚至在感觉上也步入我们设想的那样自由。所谓的自由意志幻觉本身就是一个幻觉，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幻觉。思想与意图仅仅就是出现在心智当中而已。它们还能做什么呢？

你们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这么说很丧气，剥夺了某些你所珍视的东西。一点不错。这种说法剥夺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是我认为这样其实是极大地解放了人们。我们并不是彼此隔绝的个体。我们与彼此以及我们共同的过去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是同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行为有着切实的意义。你所具备的才能并非源自于你，但是恰当利用自身才能却有着切实的意义。你的缺点其实也不是你的责任，但是改正缺点却有着切实的意义。归根结底，不必为才能而骄傲，也无需为缺陷而羞愧。但是话说回来，骄傲与羞愧本来就没什么意思（笑声）。它们只是孤立的情感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改善自身与他人福祉的决心与投入。爱与同情永远都有意义。

当然，我上面的言论丝毫不会贬低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价值。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无论他的意图来自何处，这都是一个很有必要纠正的问题。但是认为我们作为有意识个体对于自己心智的所有特质负有完全责任的理念根本就是不切实际。如果我们希望以事实指导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依赖祖先们创作的奇幻小说，那么我认为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看法就必须得到扭转。谢谢大家。

Sam Harris：美国作家、哲学家、神经科学家。“理性项目”（Project Reason）创始人之一。Harris在2012年4月澳大利亚墨尔本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全球无神论者大会上进行了本次演讲。主办方是澳大利亚无神论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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