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儿童文学究竟——这里要加一个表示语气的脏字（笑声）——是什么”。我希望大家不是为了获得答案才来听我演讲的。作家特别不擅长提供答案。这话其实不确切。作家整天没事就知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的答案往往不可靠、不通用、不系统而且不实际（笑声）。假如你想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运用这些答案，那么这样的答案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同样这些特质对于提问题来说却都是好事。作家特别擅长提问，而且我们的问题往往都很有价值。

我喜欢将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变成作品。我写《美国众神》，是因为我此前在美国住了快十年，因此自觉应当写一下自己的感受。我写《鬼妈妈》，是因为我小时候总是想，万一我放学回家发现我父母没跟我打招呼就搬家了，那我该怎么办（笑声）。未必不会有这种事（笑声）。说不定他们忘了呢（笑声）。毕竟他们两个当时都很忙（笑声）。他们可能会忘记到学校接我，结果学校方面不得不晚上十点给我家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让我在学校过夜（笑声），然后我才脱困。他们还有可能送我去上学却没注意到当天学校放假。于是我只得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溜达了大半天，才被学校的花匠送回去。这些事情都不太可能发生，但还是有可能的（笑声）。万一他们真的搬家了，然后又有两个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搬了进来，我怎么才能知道呢？知道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话说到这里，我们家画室尽头那扇一眼瞧不见的砖纹怪门通向哪里呢？于是我就写了这方面的故事。

我写这份演讲稿也是为了理清思路。我所想的问题就是：儿童文学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儿童文学究竟——加个脏字——是什么？我小时候上过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在那里仅仅上了一年学。当时我八岁。某一天有个男同学拿来了一卷印着裸女的杂志，这是从他父亲那里偷来的。我们竞相传阅，想看看裸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得那些裸女的相貌了，但是我的确清楚地记得照片旁边附带的人物简介（笑声）。有一位裸女是魔术师的助手，对此我觉得很了不起。同一年的春天，有一个我平时一起玩的孩子给我讲了一个黄色笑话。笑话里面有一个脏字——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法应该是，笑话里面有“那个”脏字（笑声）。这个笑话并不特别好笑，但是脏字就是脏字。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几位同班同学，想要逗他们一笑，就算他们不笑，至少我可以装一下逼（笑声）。有一位同学晚上回家把这个笑话又告诉了他妈（笑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笑声）。就因为我的笑话，他父母给他办了转学，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再见。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与学校校长亲自审问了我。这位校长最近才把学校买下来，打算第二年转手卖给房地产商。在此期间他要榨干这座学校的最后一滴利润。当时我已经把笑话的内容给忘了。他们逼问我笑话里有没有“四个字母的单词”。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是当时我的词汇量已经很大了。我还以为他们要考察我的学习情况，就把我知道的四字母单词一个接一个全都说了出来，最后他们叫我闭嘴（笑声）。他们问我这个笑话是从哪里听来的，我又告诉了谁。当天晚上我妈被叫到了学校。回家以后她说，老师告诉她我说了一个很糟糕的脏字，班主任和校长都不好意思复述。你到底说什么了（笑声）？我不敢大声说话，就悄悄地告诉她，“操他妈的”。你以后绝对不能再这么说了。我妈这样告诫我。这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字眼。我本来可能当天晚上就遭到开除，但是由于其他几个被我污染了的男生已经跳出了这个脏字横行的粪坑，校长不想再失去一条学费来源（笑声）。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了宝贵的两课：首先，一定要小心拣选受众（笑声），其次，言语有着切实的力量。

儿童是一个相对无力的少数群体。就像所有的受压迫群体一样，他们对于压迫者的了解远胜过压迫者对他们的了解。对于受压迫者来说，信息就是硬通货。而最宝贵的信息就是那些有助于破解占领军语言、动机与表现的信息，尤其是因为你的衣食住行都要仰仗这帮占领军。儿童对于成年人的行为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了解我们。他们往往会发现，成年人的行为机制古怪无聊而又令人反胃，就像横卧街头的醉汉那样。你不想与这个醉汉扯上关系，也不想成为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于是你就转移了视线。儿童很擅长转移视线。

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当小孩。我觉得童年是一段不得不忍受的时光。整整十五年有期徒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相对没那么有趣的世界里，眼巴巴地看着其他族群享受着更加有趣的世界。我竭尽所能地试图了解成年人，尤其想要了解他们对于自己童年的感受。我父母的书店里有一份剧本，名叫《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讲的是二战期间某女校师生为了安全转移而与某男校合并的故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笑料（笑声）。我父亲饰演过这部戏里的学校看门人。他告诉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指的是在学校里的日子。即便是当时我也依然觉得这话不靠谱。这句话要么是成年人的洗脑宣传，要么证明了长期以来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假设，即成年人根本不记得当小孩是什么感觉（笑声）。

平心而论，任何事物都不能像学校那样令我感到长久且深切的厌恶：不讲道理的体罚，毫无力量的处境，全无意义的日常。因此我难以避免地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与外部环境若即若离，永远无法获得学校里的其他人居然都能获取的信息。我在学校里的第一天苦不堪言，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则如释重负。在我看来，“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种说法无非是另一个成年人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而已。类似的说法还有“没事，一点都不疼”（笑声），不疼才怪。

作为抵御成年人世界的手段，我开始阅读我能搞到的一切书籍，不管我当时理不理解。当然我这是在逃避现实。J.K.切斯特曾经十分明智的指出，逃避主义一点错都没有，只有监狱看守才会反对逃避主义。但是我确实在学习，通过别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体验我自己从未有过的观点，培养同理心，意识到并且理解了故事当中各种各样不是我的“我”，他们将自己的智慧传承给我，让我得以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学习。就像今天一样，当时我就意识到了真实并不等于的确发生过的事情。

我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如果封面看上去有趣，如果头几页还算抓人，我就会读下去，不管书里究竟写了什么，不管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有时我也会遇到我尚且没有准备好的内容，令我感觉很不舒服的内容，令我希望自己从没读到过的内容。儿童其实很擅长自我审查。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准备好了接受哪些内容，没准备好接受哪些内容，并且十分明智地踩着边线前进。但是踩着边线前进也就意味着偶尔越过边线。我至今依然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令我心惊肉跳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夫妇在丧女之后前去参观马戏团怪物展览，看到一头金眼睛的怪物，很可能是他们的女儿。邪恶的医生扭曲了小姑娘的形体。还有一个故事名叫《杀人速度》，讲的是一个邪恶的交通巡警。这个故事告诉我，坏警察可以打着检查血液酒精含量的旗号强迫女性往瓶子里撒尿。还有一个故事名叫《美国制造》，里面有一位机器人姑娘被歹徒用刀逼着脱去全身衣服，好让歹徒们看清她没有肚脐眼。

有时候我也看报纸，当时我大约八九岁，等着父母来接我的时候百无聊赖地拿了一份报纸来看，结果报纸上是整整十六版图文并茂的纳粹集中营专刊。我真心希望自己没有这么早就接触到如此可怖的纳粹暴行，因为自从那天以后我的世界观就黑暗了许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集中营里的上百万名死者都像是自家亲人一样真切。一批人类居然可以向另一批人类施加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而且居然用得还是医疗器械，而且受害者完全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是最令我不安的情形。一想到坏人可能会从我父母身边把我偷走，将我变成他们再也认不出来的怪物，一想到人们可能被迫在瓶子里撒尿或者赤身露体，我就会感到无能为力，尴尬窘迫，手脚发软。这些事情令我坐立不安，而我又没有足够有力的反制手段。

相比之下，性描写倒是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成年作者的性描写似乎都是用密码写成的，除非以在没看之前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否则你根本看不懂。多年以后，我在《星尘》这部小说里尝试着用这种密码笔法进行性描写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写了什么，家长们则纷纷抱怨我的文字露骨得令人尴尬（笑声）。

尽管我遇到过许多令我不安的内容，但是什么内容都不能阻止我继续阅读下去。为了发现我自己的认知界限，我一次次越界而出，步入自己不理解的世界，然后再紧张兮兮地退回自己所熟悉的区域。就这样，我逐渐地成长，逐渐地变化，逐渐地成为了另外一个人，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年人。

除了青少年文学以外我什么都看。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青少年文学，仅仅是因为无论是在儿童时期还是在青少年时期我都没有遇到多少青少年文学。市面上的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相比在数量上永远占压倒优势。在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男生们在学校午餐前后的休息时间里人手相传的书都是诸如《007》、《女谍玉娇龙》（Modesty Blaise）、《潘氏恐怖故事大全》（The 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 ）、柯南道尔、迈克尔穆考克等等。当时的确有几个我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在书店里总是找不着，只能在家门口的图书馆里看一看。例如玛格丽特.斯托里，她的魔法奇幻小说极大地充实了我的内心世界，对于我的影响足以与C.S.刘易斯相提并论。另外还有J.P.马丁，他创造了一头名叫“叔叔”的特别有钱的大象。

省钱的动机塑造了我的购书习惯。币制改革之后不久的英格兰物价飞涨，我发现用先令计价的书籍往往比用十进制英镑定价的书籍便宜一半。于是我经常在书店里翻找用先令计价的书籍，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有限零花钱的购买力。所以我读了很多坏书（笑声）。儿童以及少年时期的我对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视同仁，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从不挑挑拣拣。我坚信，这正是最理想的读书方法。

经常有家长问我，如何避免自己的孩子读坏书。这种想法令我十分担忧。同样一本书在儿童与成人的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在成人眼中俗套乏味的内容在儿童看来却新奇刺激，足以起到颠覆世界观的效果。而且读书就意味着将自己代入书籍的世界，而儿童则特别擅长发现书中的神奇之处，就连原书作者往往都要在他们面前甘拜下风。

十二岁那年，我的一本书被老师没收了。这是一部以冷战为背景的荒诞政治小说，作者是大卫.弗罗斯特，题目叫做《我将这座岛屿留给我的侄子艾尔伯特，这是我从胖黑根手里打牌赢来的》（And to My Nephew Albert I Leave the Island What I Won Off Fatty Hagan in a Poker Game）（笑声）。如果我记得不错，这本书之所以被没收是因为封面上有一对赤裸的女性乳房，乳房上面还分别画着美苏两国的国旗（笑声）。我竭力向老师解释，说封面设计其实是误导，全书当中除了一段太阳浴情节以外根本没有描写裸体或者性行为的内容。老师根本不听我的（笑声）。直到期末，我才从老师那里把这本书要回来。我撒谎说这本书是我父亲的，我没有征得他同意就偷偷地将这本书拿了出来。老师这才勉强把这本书还给了我。于是我又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不要在学校里阅读封面印着乳房的书籍（笑声），至少也得包个书皮。令我大感欣慰的是，我所钟爱的迈克尔穆考克作品当中虽然充斥着超现实的激烈性描写，但是封面图画却十分素净，一个乳房也没有（笑声）。

当然我也学到过错误的经验。因为我对于惊悚小说情有独钟，我的女儿霍莉也养成了相对而言的重口味。于是在她十一二岁那年，我从图书馆里如获至宝地为她请回了一本斯蒂芬.金的《魔女嘉莉》（笑声）。结果在少年时期的剩余时间里，霍莉将轻小说当成了自己的主要阅读方向（笑声）。甚至在十五年后，当我们偶尔谈到斯蒂芬.金的时候，她还是会冲我翻白眼（笑声）。我在《美国众神》当中安排了许多我不希望儿童阅读的场景，我之所以不想是因为因为我懒得向刨根问底的儿童读者们多做解释。不过我并不担心这些内容对于儿童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因为任何没有准备好理解这些内容的读者都会觉得它们非常无聊。

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依赖文字维生的职业作家。我写过成人文学，也写过儿童文学。我写过几本原本打算面向成人读者、最终却荣获儿童文学界艾力克斯奖的作品。我笔下的几本儿童文学也曾经在重印时更换了更为体面的封皮，使得成人读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公共场所阅读而不至于被人笑话孩子气（笑声）。我曾经因为创作成人文学而获奖，也曾经因为创作儿童文学而获奖。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版了。因此我不得不十分尴尬地承认，尽管在过去五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至今依然说不清楚儿童文学是什么，成人文学又是什么，我正在写的是什么，为什么。

我认为儿童文学就像色情片一样，看到了自然就能认出来（笑声）。这话也有一点道理。但是《鬼妈妈》这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时被划入儿童文学完全是出于一个谎言。玛丽莲.艾菲斯女士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担任我的经纪人。当初我把《鬼妈妈》给她看的时候，她认为不能将这本书当成儿童文学，因为其中的内容太吓人了。于是我说要不然你把这个故事读给你的女儿们听吧，如果她们觉得害怕，我就把这本书交给专门负责成人文学的编辑。这两位小姑娘分别是八岁的艾米丽与六岁的摩根。她读了，她的女儿们很喜欢这个故事，急着想知道结局，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于是这本书就正式划归进了儿童文学的行列。八年之后，我在音乐剧版《鬼妈妈》的首演现场见到了已经十五岁的摩根。我告诉她，正是因为当初她没有害怕，《鬼妈妈》才成为了儿童文学。摩根却告诉我，“我当时都快吓死了（笑声），但是我一直硬撑着假装不害怕，要不然就不知道结尾是什么了（笑声）。”

去年我写了三本书。其中包括一个绘本，名叫《小楚的一天》（Chu’s day）。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打喷嚏不止的熊猫宝宝。这是我所创作过的内容最单纯的一本书，目标读者则是还没完全学会阅读的低龄儿童。这个绘本之所以会问世，是因为此前我的童书绘本还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过，在港台地区倒是有过出版先例。中国人告诉我，我的童书之所以不能出版，是因为书里的主人公不尊敬家长，做坏事不会受罚，随意捣蛋，还无视权威。从此以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国大陆出版一本包含上述所有元素的童书（笑声）。我写了文本，画了插图，出版社又找来亚当.雷克斯画了质量远远更加上乘的插图（笑声），我现在正在等待这本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尽管这是一部童书，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却一心想着成年读者的反应。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小孩子们想象、幻想、假装自己是熊猫、假装打喷嚏。我希望成人们会喜欢为孩子们朗读这本书，喜欢在一周里第十次、在一个晚上第三次为他们的孩子读这本书。这本书里包含着儿童应该注意到但却注意不到的细微信息，对于儿童以外的其他一切读者都有着破坏力极大的效果。此外书中的绘图也是栩栩如生。我不仅希望童年的我能够喜欢这本书，也希望身为家长的我能够欣赏这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则是一本实打实地为儿童创作的图书，名叫《幸运的牛奶》（Fortunately the Milk）。我原本只打算把这本书写成一个短篇，当做《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的续篇。《爸爸换金鱼》讲的是一位人在心不在的父亲，孩子用这位父亲跟小伙伴们换来了一个猩猩面具，一把电吉他，一只小白兔与一对金鱼，期间这位父亲毫无察觉，只知道看报纸。为了平衡起见，这次我想写一位冒险经历极其丰富、或者说至少在为孩子们冲泡早餐麦片的时候想象自己冒险经历极其丰富的父亲。这个故事越长越大，超越了绘本的容纳极限，但是在真正成为长篇小说之前又没词了。我的编辑看到书稿之后问了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既然你说这是儿童文学，那你怎么让父亲当主角呢？难道主角不应该是他儿子吗？”对此我没有合理的回答，因为我在构思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合理性的问题。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父亲出门拿牛奶的时候经历了奇妙的冒险，回家以后兴奋地跟孩子们大肆宣扬，可孩子们却不可置否或者不以为然。这个故事个创作根本就没有合理性什么事。与其说这个故事是我创作出来的，倒不如说是我不小心碰到的。我只是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转告全世界而已。我不能改动其中的情节。于是父亲就成了主角，并且带着牛奶回了家。

第三本书是今天这次演讲的灵感来源，名字叫做《车道尽头的海洋》。全书几乎都是用一位七岁小男孩的视角写成的。书里面有魔法，有一位科幻风格的古怪女巫，住在主人公家车道尽头的古旧农舍里。书中角色黑白分明，还有一个自从《鬼妈妈》以来我所创造过的最邪恶的生物。这本书大约四万字，对于成人文学来说太短了一点，对于青少年文学来说却正好合适。书中包含了童年的我必然喜爱的一切内容，但我却不认为这本书是给孩子们写的。这个故事写得是儿童时期的无力感，儿童对于成人世界的莫名其妙，书中包含了自杀这样的坏事，而且自杀正是书中情节的主要驱动力。

这本书是我为我自己写的，我想将我自己的童年展现在我妻子面前，重现一个已经逝去四十多年的世界。故事的场景就是我长大的房子，主人公几乎就是我，主人公的父母几乎就是我的父母，主人公的姐姐几乎就是我的姐姐。由于情节需要，我的妹妹在这本书中没有出现，为此我还专门向她道歉过。我在废纸与其他书籍的空白处做笔记，一边写一边想自己写得究竟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这些思考并不会改变这本书的性质，但却会影响完稿之后的后续安排，应当选择哪家出版社，具体的发行方式又是什么。有一条笔记写着 “在成人文学中，不妨保留无聊的部分”（笑声），还有“儿童文学不应当包含父亲溺死在浴缸里这样的情节”（笑声）。即便在完稿之后，我依旧一头雾水：这本书是儿童文学吗？是成人文学吗？是青少年文学吗？是跨界文学吗？又或者仅仅是文学呢（笑声）？

我曾经为一部优美的外语动画片撰写过英语脚本，制片方特意请求我在其中夹杂几句脏话，因为他们想主打PG13级以上的市场。但是我认为脏话并不能使得一部文学作品成为成人文学。成人文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当你自己成为成人以后才会理解这种方式。又或者你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会不管不顾地读下去——至少我当年是这样——尽可能吸收你能吸收的内容。多年以后回头再看，你会发现这本书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书中的内容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愚蠢了，因为与童年时候相比你也变得更聪明或者更愚蠢了。

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希望通过将这些想法付诸文字并且广而告之，多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更清楚地回答这个恼人的问题：儿童文学究竟他妈的是什么。今晚我说了很多，但是恐怕我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大家本来就不应该向作者寻求答案，而是应该寻求问题，因为我们很擅长提问。我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大家都能时常在不经意间想起这些问题：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这条界线如此模糊？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条分界线？文学的读者到底是谁？我希望这些问题也将会纠缠你们，而你们也将会无法提供完全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共聚的时间就没有虚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