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南方系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忽悠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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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欧洲搞财政紧缩至少副作用非常的大

希腊因此准备退出欧元区,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也很大,法国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该国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该国的新政府已经不再准备实施财政紧缩了。

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有几点

1,昧国膺国的金融投机

对于这一点法国德国方面提出增加金融税的方案,但是在政治上行不通,因为昧国人不允许他们这么干

2,欧盟诸国的公共投资的效率问题。

公共投资的低效率导致公共投资的回收期过长,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回成本并且相应的减少政府负债。

3,欧盟的不统一。

为什么中国不会发生类似的主权债务问题,或者说华尔街要投机中国的国债困难要更大很多,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也就是说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地区可以支援经济情况比较差的地区,例如财政比较紧张的地区可以得到更多的中央财政的划拨,这样就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均衡的财政健康状况。

问题在于欧盟各国的财政状况不一样,要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德国像中国中央政府那样的把相当部分的财政给调拨到其他国家,德国显然是不肯干的。

德国坚持财政紧缩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利己却不利他人的做法,因为德国的经济情况,就业情况比较好,财政紧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而且他们又担心整个欧元区的主权债务问题烧到自己头上来,于是就建议其他国家也搞财政紧缩,至于其他国家财政紧缩会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他们国家的问题,不要影响到自己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无法有效整合的欧元区,面临昧国和膺国的投机确实进退两难。

家园 如果不搞财政紧缩,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是死路一条啊

早晚变津巴布韦。

家园 时代周刊:基尼系数令人担忧,百姓不能公平的享受经济增长

百姓不能公平的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基尼系数令人担忧

当薄熙来在三月份被清洗的时后,这位冉冉升起的中共高官在被拘留消失之前最后的公开地说他做错了不少事,比如“用人不察”。但是有一句话他倒是说对了,而这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年秋天,中国领导将进行换届,同时经济放缓,还有薄被清除的后续效应。薄熙来曾透露,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统计数据——大得令人担忧。过去十多年从未公开过这一系数,而他说已经超过了0.46。超过0.4意味着高度危险,会引发动乱。

在薄熙来做了四年半共产党书记的重庆市,薄为最穷的居民们建廉租房,提供经济保障,这也是“重庆模式”中的一条。据控薄及其家人大量贪污,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但他明白要表现关心贫富差距,这在政治上相当重要,正如他明白“打黑”和“唱红”的吸引力一样。

这是许多其他官员看起来都忽略了的一点,他们可能记得邓小平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忽视了后面一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最近数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吃惊,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意见项目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满意度和乐观程度都很高。但这些数据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如果对中国居民的满意度调查进行了更深入的审视,会发现这个国家中,越富有的人满意度越高,而穷人越来越不满。

这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带领一个团队调查得到的结论之一,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学报》的最新一期刊出了论文。这个团队将个人幸福的调查追溯到1990年,他们发现总体来说,变化不大,如果把过去二十年当成整体来看,幸福水平甚至很可能下降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急剧下降,报告的作者说,这反应出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导致失业率上升。继2000年到2005年的低谷后,幸福指数回升类似于或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他们写到:

“尽管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很大程度上遵循在中欧和东欧剧变转型国家的轨迹——伴随着经济复苏有下降,总的来说在这期间,没有改变和也没有下降的趋势。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地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而上升,在这一期间,人均消费水平翻了两番。在这一转变期,以生活满意度衡量,中国从世界最平等国家之一转变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生活满意度最显著地下降发生在低收入、低教育阶层,而社会经济地位的上流阶层则有增长。”

当中国穷人日益增长不满,也不太可能出现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动乱和反抗。这些问题太过分散,而国家的安全机构很擅长扑灭有潜力获得广泛注意力的抗议。但在地方一级,抗议在蔓延,根据国务院顾问、经济学家牛文元(音)的数据,全国范围内大约每天发生500起抗议。上个星期在中国南部的云南,一座政府办公楼发生了自杀性爆炸,炸死四人。罪魁祸首和爆炸动机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爆炸的目标是拆迁办则让人们相信,爆炸和强制拆迁有关。中国可能每一天都在变富,不过怒火也不鲜见。

When Bo Xilai, the ris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who was purged in March, gave his last public comments before disappearing into detention, he was wro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That bit about not being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instance. But one line he uttered has the clear ring of truth, and it poses a serious issue for China’s leadership as it attempts to navigate this year’s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ripples loosed by Bo’s removal. Bo revealed that China’s Gini coefficient — a statistic that measure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 had entered into worrying territory. He described the number, which hasn’t been made public in more than a decade, as over 0.46. Anything higher than 0.4 is considered dangerously high and capable of fueling unrest.

In Chongqing, where Bo was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for 4 years, he made building economic protections like subsidized housing for the megacity’s poorest residents one of the tenets of his “Chongqing model.” The wholesale corruption he and his family have been accused of may have steered the wealth gap in the wrong direction, but Bo understood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appearing to care about the problem, just as he knew the appeal of cracking down on crime and reviving Mao-era culture.

It’s a point that many other officials seem to have missed, mindful perhaps of Deng Xiaoping’s declaration that “some will get rich first,” but forgetting the coda that their prosperity would then spread to all. China’s growth in recent decades has been astonishing, and surveys like the Pew Research Center’s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have found high levels of satisfaction and optimism in China. But there is more to those numbers. A deeper examina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levels of satisfaction indicates that while the country’s richest are increasingly content, the poor a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unhappy.

(PHOTOS: City on Fire: A Look Inside Changsha in China)

That’s one of the conclusions of a new paper by a tea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eaded by economist Richard Easterlin and published in the latest issue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DF copy here). The group looked at several surveys of personal happiness in China dating back to 1990 and found that overall there was little change and perhaps even a decline when the past two decades are considered as a whole. The 1990s in particular saw a significant decline, which the authors say mirrors the unemployment rate 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aid off huge numbers of workers as part of economic reforms. Following a 2000–05 trough, happiness numbers rebounded to somewhere at or below early 1990s levels. They write:

Despite an unprecedented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largely followed the trajectory seen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European transition countries — a decline followed by a recovery, with no change or a declining trend over the period as a whole.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marked increase in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of the magnitude tha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based on the fourfold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during that period. In its transition, China has shifted from one of the most egalitarian countries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to one of the least egalitarian. Life satisfaction has declined markedly in the lowest-income and least-educated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while rising somewhat in the upper (socioeconomic status) stratum.

While China’s poorest are increasingly unhappy, it’s unlikely that the country will see Arab Spring–like unrest and revolt. The problems are too diffuse and the state security organs too adept at clamping down on acts of dissent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wider appeal. But on a local level, protest is widespread, averaging about 500 a day nationwide, according to economist Niu Wenyuan, an adviser to China’s State Council. Last week, a suicide bombing tore through a government offic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Yunnan, killing four. The culprit and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attack have been subject to widespread debate online, but the target — a bureau where residents received compensation for demolished housing — has fueled the belief that the attack was driven by anger over forced relocation. China may be getting richer by the day, but there is plenty of anger too.

外链出处

外链出处

家园 从我个人在社会底层的感觉来看所谓贫富悬殊有些言过其实

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左派右派,买办派都这么说,但是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着呢。

或许是因为我身处的这个环境不具有样本意义,但是就我自己一段时间来的感觉而言,中国的小城市的贫民的日子过得不算差。

说实话,我有好几年都一年下来没有吃几次肉,这一方面是个人饮食习惯问题,另一方面与我自己因为多方面原因收入不高有关,但是据我的观察,跟我租住在一起的那些房客,他们的收入也不算高,但是基本上每天都有肉吃。

也就是说收入底层的人们,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原本是革命老区,是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以前是多年扶贫的对象,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情况基本上看不到,像昧国纽约那样820万,却有60多万需要食品补给,这个情况是没有的。

这也许与我们这边靠近沿海有关系,全国的其他地方如何我不太清楚。

就农村而言,现在的农村就我们那边而言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起了新房子,原来大家住在一起,由于盖的新房子的位置不一样,走亲访友都不那么方便了。

家园 财政扩张本身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最多引发政府信用下降

如果政府的公共支出---政府的各项投资的效率太低---这个有好有坏,好处是多少提高了就业率,原来一个岗位只能养一个人,现在可以养好几个人---大概欧美的公共工程就是这样,这个好处当然很有限,坏处是政府开支难以收回成本,导致政府的债务扩大。

政府的债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政府本身的投资所获得利润还不足以偿还各种国债的利息了,那么在资本市场上就会引发起对政府债券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政府难以再继续使用政府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导致政府的有效的手---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效应失去作用。

日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由于日本经济遭到了欧昧特别是昧膺金融机构的攻击陷入了长期的萧条,特别是银行业损失很惨重,导致投资的枢纽--银行难以为企业融资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日本政府一边实行了宽松财政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企图依靠这个来拉动经济---问题在于日本本身的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因此很多的公共开支本身并不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于是日本政府的公共开支有点像是凯恩斯所说的挖一个洞,然后再雇一帮人填回去,再挖洞,再填---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政府的债务是大大的提高了----日本民族的特性是不管是普通的劳工还是资本家都很爱国,尽管那些精明的资本家们都知道政府的投资本身很难收回,购买国债肯定不是一个有赚头的事业,但是日本资本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纷纷解囊,结果日本政府的债务虽然很高

但是第一:

日本没有出现财政危机,因为日本的资本家们愿意为了日本做出牺牲,不管赚不赚钱,会亏多少

第二,当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开支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本身就没有经济联系,相反日本常年出现的是通货紧缩。

家园 你只举了一个日本的例外的例子,我却看到N多财政扩张引发

通货膨胀的例子。

你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为啥日本的财政扩张么有引发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呢,是因为日本的资本家们愿意为了日本做出牺牲,他们和日本的家庭主妇们,乐于购买日本国债。

现在欧洲的危机,不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购买希腊国债而引起的么?你能给他们开日本式的药方吗?如果欧洲的资本家和家庭主妇们,愿意购买希腊国债,希腊会有目前的危机吗?

而且最最主要的,希腊出现目前的危机之前,也有N多年的好日子,财政扩张而不发生危机的日子。可是这帐积累下来,总有一天要爆发的。日本也一样,你只看到眼前的好日子,没看到日本资本家和主妇再爱国,他们购买日本国债的意愿和能力也有衰竭的一天,到时候就是日本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

家园 财政扩张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引发剧烈通货膨胀有两种可能

1,剧烈的货币宽松,超过生产能力太多的货币宽松,导致货币的泛滥

2,剧烈的货币紧缩,导致生产能力被严重抑制,引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不足导致的抢购

请注意,我前面列举的都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不要混淆了。

家园 现在希腊的问题,如果不采用货币宽松,怎么可能财政扩张?

本来就是没钱了,你还让人家财政扩张,怎么扩张?财政扩张的唯一办法就是印钱给希腊政府,然后希腊政府拿来进行财政扩张。

既然开始印钱,印钱难道不就是货币宽松吗?货币宽松难道不就是会引发通货膨胀吗?

家园 希腊是政府欠债多,而不是企业没有钱

企业普遍的缺钱,好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企业普遍的缺乏流动资金那就是需要货币宽松的。

而且欧盟也在实行货币宽松啊,对于货币宽松除了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中国学者以外欧昧国家是不会批评欧盟的宽松政策的。

财政扩张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国债等办法来解决。

货币宽松不一定造成通货膨胀,这个我解释了很多遍了。

剧烈的货币宽松严重超过相应的生产能力的货币宽松才会造成通货膨胀,希腊政府能够欠多少钱,最多几千亿昧元罢了,这点钱根本就不算多,倒是企业没钱了,于是要求货币宽松,于是欧洲普遍的实行货币宽松政策

IMF:欧盟应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原以为这篇新闻的内容会很多,但是搜了好几个网站,发现该新闻都只有一句话,这是意味深长的,毕竟IMF一边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搞货币紧缩,一边却建议欧盟货币宽松,太难以解释了,索性不解释,就给一个标题。

家园 晕。现在希腊国债危机,就是因为国债发行不出去了。

财政扩张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国债等办法来解决。

晕。现在希腊国债危机,就是因为国债发行不出去了。你还建议人家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解决。 至于增加税收,经济原本就不景气,你还增加税收,那不是更加让企业活不下去或者搬迁到别的国家么?

你这两个方法,在希腊都行不通啊。那么怎么可能实行财政扩张呢?印钱是唯一的实行财政扩张的途径啊。

至于你说的那个一句话新闻,什么内容都没有啊,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家园 印那一点钱怎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呢

这个货币量与价格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比小学数学的正比例反比例稍微复杂一些的数学题,老流氓弗里德曼给全世界的只知道死读书的人布下的一个骗局,我说过了太多遍了,但是西西河这样的在华人论坛里算高端的,还就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

这么说吧价格=货币/产量是吧(当然做了一些简化,例如消去了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改变的货币平均周转次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那是不是产量也增加了很多呢,如果是高效率的投资的话,那么少量的货币带动的是更多的产量,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会轻微的上涨呢还是下降呢,分母增大得比较快,分子增大得比较慢,你说物价是涨还是跌呢?

所以IMF建议欧盟搞货币宽松的时候,一点都不在乎货币宽松会带来欧盟的通货膨胀,他们担心的是欧洲的流动性不足,所谓货币宽松就会导致通货膨胀那是IMF那一帮人拿来骗当年的俄罗斯的青年经济学家盖达尔先生,拿来骗中国的没有学会质疑式学习的习惯了背书的中国的读经济学的那帮人的。

希腊的问题是国债危机本华尔街炒高了,结果国债利率大幅上升了,政府要发更多的国债的话利息支出要大很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信心因为投机而遭到重创的例子---如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东南亚货币由于国际投资机构进行了猛烈的投机,重挫了人们对东南亚货币的信心,造成了金融危机一样。

就税收而言,法德两个国家主张的是就金融交易增税,如果能够顺利湿湿的话,希腊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很多,当然了法国和德国在军事力量上根本就不是昧国的对手,他们也就只能说说而已。

家园 你说是日本的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这的确是两回事。日本除了财政大幅度举债刺激经济,货币政策也是常年零利率,一度我曾还听说过有负利率。但即使在双重刺激作用下,日本也是仍然常年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可见的货币政策扩张,绝不等于通货膨胀。这个要看每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的具体国情。

其实对于银根缩紧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就问你,你急得要死的时候,问人借点小钱而借不到是一种什么感觉?也许难关也会度过,但是以后要为之付出大的多的代价;或者干脆就垮台了,后面再多的潜在利益也抵不住这点小钱的难关。

正如中国人民需要TG这个先锋队去领导这个国家度过难关一样,企业的运营也需要在关键的时候需要一个“先锋队”——就是流动的现金充当最急需的钱。而储备足够的现金,而不是各种潜在收益,也恰恰就是各大国际公司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时候准备“过冬”的所采用最多的一种策略,这应该不是偶然吧?

家园 日本的货币政策是很保守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日本货币政策,零利率并不能等于货币扩张政策。货币扩张政策最简单直白的描述,就是印钱。跟印钱这个大杀器比起来,调利率和准备金率,都是只能算是货币政策的常规武器。

有了这个定义,那么看看日本政府没钱的时候,它是怎么做的,首先它卖国债给自己的国民,回收市场上的流动资金。这就是保守的货币政策。与之相对应的货币扩张是怎样的呢,就是印钱,大量发行日币。你算算,日本现在的国债是960万亿日元,大约73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和中国的全部M2数字相当。如果中国把目前的M2全部用国债的方式收回,那么市场上的流动资金会是怎样一个枯竭的情形?不敢想象吧?而日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日本不是通过国债方式,而是印960万亿日元供应日本政府,那么日本的货币市场会是怎样一种泛滥的情形?会不会通货膨胀?

日本政府不印钱,反而用国债回收流动性,然后居然还抱怨日本通货紧缩。这不废话么,日本这么保守的货币政策,能不紧缩么。

那么同样是卖国债,美国和日本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区别就在于买家不一样。日本卖国债,都是自己国民在买,回收的就是市场上的日元流动性。而美国卖国债,如果全都卖得出去,那么回收的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这就是健康的循环。但是问题在于,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就只能是美联储买下来。那么美联储买美国国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印出来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回收流动性,反而是释放流动性了。

美国为什么那么着急要中国买它的国债呢,甚至给中国专门开了小灶了,就是因为中国买和美联储买,性质是不一样的。中国买是美元的健康循环,而美联储买就是货币扩张,会导致通货膨胀。

同样,希腊国债,如果市场上消化的掉,那么就是健康的循环。如果市场上没人买了,必须欧洲央行印钱来买,印钱就是货币扩张,那么,接下来就是等着通货膨胀了。

家园 你这个基础假设就有问题吧。

这么说吧价格=货币/产量是吧(当然做了一些简化,例如消去了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改变的货币平均周转次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那是不是产量也增加了很多呢,如果是高效率的投资的话,那么少量的货币带动的是更多的产量,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会轻微的上涨呢还是下降呢,分母增大得比较快,分子增大得比较慢,你说物价是涨还是跌呢?

你这个基础假设就有问题吧。比如政府投资4万亿,产量增加了4万亿,如果原先货币和产量相当,价格定为1,那么政府新增货币投资和产量相等的情况下,结果价格仍然为1。而如果有部分投放的货币没有变成相等的产量,被浪费掉了,那么结果就是价格大于1了。

那么什么情况下新增货币投资会使价格下跌呢,就是引进了原先没有的技术,提高了效率,使得产品大增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虽然增加了4万亿货币,但是由于效率高了,产量大于4万亿了。那么结果才会是价格小于1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正在快速进步,效率不断提高的社会,可以印钱,当初的美国日本,如今的中国,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一个效率固定了,没有进步的社会,就不能印钱了。例如希腊。

为啥大家认为不能印钱给希腊,就是因为希腊目前看不到发展。如果希腊小宇宙突然爆发,掌控了一个新兴行业,这个时候印点钱给希腊,是没问题的,因为它很快就可以通过产品的提高把投资成本赚回来。正如你说的“如果是高效率的投资的话,那么少量的货币带动的是更多的产量”,可问题是,现在希腊哪里可能有高效率的投资啊?这能怪大家对希腊没信心吗?

家园 效率高低是相对而言的

当一个国家的流通货币增加,而此时的生产效率与此前的一样,那么价格不变。

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些,也不能盲目增加,因为市场容量有限,当市场容纳不了那么多的时候,你的投资的效率就要下降了。

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价格不是唯一目标,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才以为价格是唯一需要调控的,欧盟IMF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欧洲物价会升高,因为他们懂得经济规律,至于建议中国紧缩财政和货币,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调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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