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抛砖引玉录】关于抗战史若干细节问题(又开始更新了) -- 春秋的老胡

此楼发一些不成型的文章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欢迎马占山的大会上致词说：“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情欢迎”。

史册上，马占山的名字和首战江桥是连在一起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登上了历史舞台。九月下旬起，辽西民众自发武装开始兴起与战斗，随之辽宁部分地区的义勇军队伍在十月、十一月间逐步组织起来；而主要是以“驻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也在此一个时期逐步成型。吉辽二省的义勇军队伍，到1931年年底时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而在黑龙江省，马占山部抗日义勇军，则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刚刚一个多月，即以江桥抗战率先拉开了义勇军大规模抗日斗争的序幕。这是东北抗战史得到广泛共识的一页。《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编写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早期东北抗战时，即评价江桥抗战为“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我东北爱国官兵的一次大规模的抵抗”，且又称：“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是以驻黑龙江省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抗日武装。其斗争以嫩江桥抗战为起点”。

1986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65周年，《东北民兵》杂志从当年第一期起开辟了《东北义勇军史话》专栏，陆续介绍“东北义勇军斗争始末”，开篇介绍的史实也就是《马占山江桥抗战，义勇军锋芒初露》，以其为义勇军斗争之始。

江桥抗战是一次由多次战斗组成的战役，那么“首战江桥”之中的首次战斗，是哪一位将领指挥发起的？具体是什么的战况？其又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

曾任伪满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长王之佑，在1954年8月8日的笔供中提到：

一九三二年十月，我以军政部嘱托的身分来到长春，受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的命令，任军政部参谋司宣传部部长职务……在一九三四年的“亲授军旗”、“秋季大演习”、一九三五年的“大典观舰式”、“秋季大演习”中，我都领导宣传部职员办理了宣传工作。更由我主办一次“慰灵祭”在长春大同公园由张景惠主祭，祭典历年战死的官兵徐景隆少将以下一千余人。我将这些材料编辑起来，曾刊印一本《大典画报》特刊。

这个把“徐景隆少将”作为其“伪满国军”里有记载战死第一人的“慰灵祭”，是1935年3月8日举办的，祭祀的有名有姓的伪满军战死的官兵，其实不止是“一千余人”。吉林省档案馆关于溥仪宫廷活动的档案记录：“（1935年3月8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皇帝陛下临幸大同公园内建国慰灵大祭，亲祭日满战死者，十一时零四分还宫”。而且，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慰灵大祭”，场面很是隆重，据伪皇宫陈列馆《伪满宫廷秘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有这样的记载：

伪满在新京市大同公园祭场为在围剿东北抗日军民而毙命的日伪军政人员举行建国慰灵大祭，溥仪前往亲祭。受祭死者有伪满方面的3131人，日本方面的有3409人。上午10时30分，大祭仪式开始，鸣祭礼炮后，溥仪临祭坛，全体敬礼，溥仪就位，赐奠爵，赐读祭文，赐拜，全体人员也一起向灵位敬礼。继之，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南次郎和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致祭词后，日本、伪满各界参拜，在灵位前陈放溥仪及日本天皇的赐花及日伪朝野献的花圈。

日本天皇为此甚至当天专门致电溥仪：“新京满洲国皇帝陛下：在新京举行慰灵祭之际，对为贵国建国殉难之我官民，陛下表明恳笃之吊意，朕所不胜感铭。朕亦遥对贵我两国民之英灵，敬致吊意”。

溥仪也于当天即回电给日本天皇：“东京宫内省大日本皇帝陛下：本日为建国以来日满之死事官民设慰灵祭，朕心极为感枪，承陛下赐以恳笃之亲电，不胜感谢之至”。

伪满军有记载战死第一人“徐景隆少将”，其实即被义勇军击毙于“首战江桥”之中的首次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景隆是十四年抗战里面击毙的第一个敌军的将领。

徐景隆在东北军中从军的年头很长。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十四日那天的“大总统令”之中，“陆军总长王士珍呈请授”一批军官的军衔，总统（当时是冯国璋代理）批“均照准此令”。其中有徐景隆加“陆军骑兵少校衔”。但是，“骑兵少校”徐景隆不久却又成为了步兵营的营长——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的“大总统令”里面，“兼署陆军总长靳云鹏呈请任命”“黑龙江陆军第四混成旅”一批军官的职务，总统（当时是徐世昌担任）批“均照准此令”，其中有徐景隆为“（黑龙江陆军第四混成旅步兵第二团）第三营营长”。

1919年，奉系元老人物、曾在冯德麟部下当旅长的张海鹏，一度担任了黑龙江陆军第四混成旅的旅长，徐景隆第一次成为了张海鹏的“部将”。而徐景隆再一次成为骑兵营长，应也是在张海鹏的手下。长期在张海鹏手下任职、“九一八”事变时正给张海鹏当副官的伪满军将领富璇善回忆：“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奉直战起来，张作霖因为要增厚兵力，令他成立部队，他在新立屯一带招了四营骑兵，编成及营长的姓名如下：奉天第一游击队统领官张海鹏，骑兵第一营(营长徐景隆)……

张海鹏率这一部人马，进到滦州。在奉军退回关外以后，他受命率所部驻在洮南、安广、镇东、突泉一带，担任这个地区剿匪。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二次奉直战，张海鹏的部队编入第五军，他的部队随着第五军部进到赤峰，没有作战，战局就结束了。以后他率领部队归还洮南。一九二五年三月，张海鹏由张作霖任命为洮辽镇守使。在一九二六年，又把他隶下部队扩编。编成如下：骑兵第二团（团长徐景隆）……”

徐景隆从1924年起到“九一八”事变这近七年里，都是率领着张海鹏麾下的一支骑兵部队驻守于洮南镇守使管辖区的白城（今天属于吉林省）。这里大体上是长春平原区域，很是适宜于骑兵的行动。《白城市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驻军”的篇章，记录有徐景隆部骑兵建制变化的情况：“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驻有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张海鹏部第一营（称马二营），辖4个连600人，营长徐景隆。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还驻有奉天第三十二师第一团(原为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改编)，师长张海鹏兼任，团长徐景隆”。此处关于番号的记载是有缺漏的，根据《辽宁省志·军事志》 的记录，“第三十二师”的番号只用了一年，到1928年已撤消了：“民国16年，第一游击队改为东北陆军第三十二师，民国17年该师撤销，改编为奉天省防军3个骑兵团”。

1927年到白城子的警察所当雇员的王六离，曾回忆了由徐景隆骑兵营扩编而成的的骑兵第二团的情况：

当时（白城）城内有县公署、警察所（后改公安局），骑兵二团。……骑兵二团原是奉天省骑兵第一游击队的第二团，是省防军，归省发军饷。由张海鹏管辖。骑兵第二团团长叫徐景隆，他来白城子很久了。我来时，他就是二团团长。他是张海鹏的老朋友。二团编制不满……实有兵力才一个营多点，是个架子团，空额不少。

徐景隆民国六年获得少校军衔的，到民国十六年整整十年后，终于升为了团长。那么，先是担任第三十二师第一团团长，接着是奉天陆军骑兵第二团团长徐景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后，该团改名称为辽宁陆军骑兵第二团），究竟是什么军衔呢？

根据1929年5月20日下达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命令》（衡字第三十六号），1929年4月26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委任“徐景隆为辽宁陆军骑兵第2团上校团长”。

那么，徐景隆军衔是如何又升了一级，到1931年10月中旬首战江桥时，已成为了张海鹏部伪军的“少将”的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9月下旬开始拉拢洮南镇守使张海鹏，1931年10月4日前（有回忆明确说是10月1日），张海鹏宣布“独立自治”，自封“边境保安司令”。日本人在沈阳办的报纸《盛京时报》，于10月4日发出报道《洮南地方现亦宣布独立，张海鹏任边境保安司令》，称其“所部一个旅三个团，分配各地，担任四洮沿线之警备”。此时，“为了稳住张海鹏，张学良于10 月初决定将蒙边三县四旗与洮辽七县合并为蒙边地区，戍立蒙边督办公署，电令张海鹏为蒙边督办”（见《长春文史资料》第39辑的记载）。张海鹏此时公开表现出来了“脚踏两条船”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务卿指派美国驻日使馆二等秘书劳伦斯、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等组成了调查组，经日本外务大臣保证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后，从1931年10月4日起在东北地区开始进行实地调查。10月12日早上，劳伦斯等到达洮南，首先走访了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不但告诉美国调查组说，日军在洮南表现很好，没有制造事端。而且还介绍说，10月15日，他将就任张学良所任命的蒙边督办一职。他宣布独立，完全是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做的。

这个蒙边督办的职务，张海鹏在1931年底彻底公开投敌时，仍是没有表示“放弃”。1932年3月9日，溥仪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的就职典礼，伪满洲国分成五个区域（黑吉辽三省、哈尔滨特别区、蒙古）布置参加人员，其中，各个区域的“首席代表”有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吉林省“省长官”熙洽、哈尔滨特别区代表“东北行政委员长”张景惠，虚与委蛇的黑龙江省“省长官”马占山，而张海鹏即是以“蒙边督办”的身份成为“蒙古区域”的首席代表。

“九一八”事变前军衔还只是“陆军上将待遇”的张海鹏，成为了“上将督办”。而即将在黑龙江省率部与张海鹏部下伪军作战的马占山，此时都还没有获得“陆军上将待遇”。

带着“上将”的军衔率部成为了伪军将领前，其麾下即将成为伪军的主要军官们的军衔，也跟着张海鹏得以顺势升了一级。富璇善的供述即有记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正当东北洮辽镇守使署少校副官。于十月中旬，张学良任命张海鹏为蒙边督办，组织了蒙边督办公署，我被任为蒙边督办公署中校副官”。

1929年才获得上校军衔的徐景隆，随着蒙边督办公署的成立，又晋升为“少将”，终于成为了将军。就在10月上旬这个时期，富璇善回忆“…听说日寇关东军给张海鹏三干支步枪、二十万元钞票，劝诱他投降。张海鹏把三千支枪、二十万元钞票拿到手里，就大行扩编军队，改编了洮南附近各县的警甲及收降土匪”，徐景隆随之也从辽宁陆军骑兵第2团上校团长，一下成为了伪“洮辽骑兵第一支队（旅一级的编制）” 的少将支队长。

需特别指出的是，张海鹏是1931年10月15日正式就任蒙边督办一职的，蒙边督办公署的军官们若是也在这一天才晋升军衔，那么徐景隆或只正式当了一天的将军（次日与之作战的义勇军也称之为“少将”的），即在第二天（10月16日）带着少将的军衔为其附逆叛国的行径接受到了义勇军的惩罚。

一方面表示乐于担任“蒙边上将督办”的张海鹏，另一方面仍继续紧锣密鼓准备着叛国投敌。富璇善的多次笔供里供述了商议投敌的过程，择其叙述较具体的部分细节展示如下：

张海鹏即时召集蒙边督办公署主要人员及各支队长，把关东军要求的三个条件向大家宣布：一、正式表明和关东军合作，与张学良的断绝关系；二、许可日本军队进驻洮南一带；三、关东军支援洮辽军攻取黑龙江，把军政大权交给张海鹏。接着张海鹏向大家表示“为洮辽军的存在及前途发展必须按这个条件去做”。

在会议席上，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几个支队长，副官处长张锡铭及我，反对这样去做，张海鹏拍案大叫：“你们都跟我当了大官，现在有事都不肯干，好！瞧姓张的小子自己去干。”这时参谋长李盛唐在旁边助纣为虐，愤然的说：“我们受张家父子（指张作霖、张学良）这些年的压制，现在不干，还等什么时候？！”在不可开交的情势下，由徐景隆、鹏飞等给他跪下赔了罪……

徐景隆这帮人都在旧军阀时代的思想支配下，为全私谊只得顺从地向他表示：“我们既然沐你老的恩，你老说怎样干，我们就跟着怎么干呗。”

由于这个会议的决定，使洮辽军发生了叛国投敌一个重大转变，更影响洮辽地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

从富璇善的回忆看，徐景隆也曾一度不同意投敌，但是在“旧军阀时代的思想支配下”，终于也“附逆”而成为了伪军的将领。这样只知服从军阀而不知国家大义的行为，使刚刚成为少将的徐景隆也沦落为了汉奸。

张海鹏10月上旬最终决定叛国投敌后，旋即被日军当作了进攻黑龙江省的前锋部队。作为日方喉舌之一的《盛京时报》，于1931年10月10日即发出报道《张海鹏率麾下已向龙江进发》，称这一行动“致齐齐哈尔城内顿呈动摇”。10月12日，《盛京时报》又发出报道：《龙江城危如累卵，洮昂沿线势即烽火告警》，称：“张海鹏军一万五千名，已向齐齐哈尔开始进击”。

实际上，根据美国调查组的报告，张海鹏在10月12日当天还和调查组有交流，此时明显还没有离开洮南。《盛京时报》发出这些气势汹汹的报道，或有提前制造紧张空气的企图。

当时黑龙江省的局势也确实紧张了起来。义勇军斗争失利后，马占山撤出国境经欧洲归国，在上海的欢迎大会发表讲话时，还如此回忆了当时的局势：

日人既下辽吉，曾有不向北满之宣言。而包藏祸心，显非真意。盖以中东路有苏俄关系，若由正面进兵，难免别生枝节，不如利用张海鹏，由洮昂线往取黑垣入手，则哈尔滨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复有张景惠供其驱策，于攫取该处之政权、路权，可以事半功倍，而祸遂及于黑矣！……

张海鹏部伪军是沿着洮昂铁路进军的。洮昂铁路自洮南一直通到黑龙江省昂昂溪附近的三间房，长220公里。1925年5月28日开工，1926年7月15日竣工。关于洮昂铁路有这样的说法，1927年铁路修到泰来县时，“日本人提出中国违反了中东铁路沿线30里不得修筑铁路的条约，表示强硬抗议”，铁路被迫停止了修筑，这里距昂昂溪尚有的一段路程，只能以公路上的汽车运输进行补充了。

洮昂铁路通过嫩江的铁路大桥，当时是一座木桥。当时称为哈尔葛（或称哈拉尔葛）江桥，“哈尔葛”、“哈拉尔葛”都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黑色的崖岸”。1931年10月15日，徐景隆率部到达了江桥一带的嫩江之滨。于是，在这嫩江的黑色崖岸边，以“江桥”作为名称的抗战即将就此展开了。

10月15日这一天，就张海鹏来说，是洋洋得意的一天：一是他的先锋部队在得力干将徐景隆率领下已进逼齐齐哈尔城下，日军当天也出动飞机恐吓齐齐哈尔军民了；二是他当天正式就忍了“蒙边督办”的职务。大概是为了显示不是接受张学良的委任才担任此职务，张海鹏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受到蒙边地区各地“拥戴”，他无法推辞的丑剧。《盛京时报》为此发出报道《十旗十县所公举镇帅敦蒙边司令》，不过刻意把张学良委任的“蒙边督办”的职务改称“蒙边保安司令”，以和张海鹏宣布“独立自治”时的“边境保安司令”混淆：

洮南自辽省发生事变后，蒙古十旗王公及辽北十县代表，均行莅洮，大开会议，公举张仙涛镇帅为蒙边保安司令，却之不可，遂于十月十五号就职视事矣。

实际上到了10月15日，东北军上层也发觉了“脚踏两条船”的张海鹏已投敌了，驻北平副司令行营情报处长沈能毅当天发出的电报记载：“日通信社宣传，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今率部至黑龙江宣布独立，因电信均为日方破坏，一时尚难证实。惟昨日哈埠来电谓，张以七十老翁受日人黄恿利诱胁迫，又受恭王封号为黑龙江将军，遂在日军枪尖下偕日本政客黄恿等率部向卜奎（注：卜奎为齐齐哈尔旧称）进发……”

到了1931年10月16日，该情报处长又在电报里通告了前一天日军飞机给张海鹏助阵的情况，其中已明确使用了“张海鹏叛军”的提法：

“本日下午一时有日军飞机一架由洮南出发，旋向泰来掷弹二枚，复到省城旋转数周而去。查日军掩蔽张海鹏叛军进取黑龙江省城，飞机并越过中东路向泰来镇掷炸弹，其居心可见，上电足为铁证”。

也正是在日本飞机来助阵的次日（10月16日），当张海鹏部伪军的先锋部队在徐景隆的率领下，沿着洮昂铁路进抵了嫩江南岸的时候，代表日本人立场的《盛京时报》，以这样明目张胆的“嚣张”标题，“欢呼”张海鹏部伪军的进军——《张军振旅进逼，齐齐哈尔休矣》。报道里竟狂妄地宣称：“观其形势，张军于十五日中即可进占该城（指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

但是10月16日在沈阳出的《盛京时报》，没有及时得到张海鹏部伪军与黑龙江省省防军交战的消息。在《盛京时报》代表日方发出“齐齐哈尔休矣”的欢叫时，抗击伪军的战斗，其实在嫩江岸边的铁路桥附近打响了，著名的江桥抗战也从此揭开了帷幕。而在10月17日此战斗打响的消息从哈尔滨发到了沈阳时，当天《盛京时报》已排版完成，大概已在等待印刷了。在不知道黑龙江省省防军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盛京时报》在其印好的版面上，紧急补印新闻的方式，发出了这样的消息：

（哈尔滨十六日电）张海鹏军与黑龙江军在齐齐哈尔城外开始战斗，形势激烈，胜负未分。

其实，当《盛京时报》的读者看到这个紧急补发的新闻，此时的胜负早已是见分晓了。作为江桥抗战的第一仗，这一次战斗已成功挫败了张海鹏部伪军的进犯。马占山日后在上海的演说里，正是把“首挫张海鹏”作为江桥抗战的第一仗：

占山以为不抵抗主义，无殊拱手让人。若积极抗战，尽我全力，尚有几希挽回之望。敌以谲，我以正，敌以暴，我以忠，如此相持，或能得最后之胜利，博列国之同情，目此际敌势凭陵，战机勃发，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并以尽天职！由是而首挫张海鹏，而江桥，而大兴，与敌以炮火同旋者二周有余。虽终以实力悬殊，退守海伦，而日人打此数次战争，亦颇受重创，深知我民气军心，固未可轻侮也……

不过，江桥抗战的第一仗“首挫张海鹏”发生时，马占山尚未到达黑龙江省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率部抗击伪军进犯的，是时任“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官公署参谋长”（一些书籍称之为“黑龙江省省防军参谋长”，这不是其职务的具体名称）的谢珂。

谢珂就战前的紧张局面及这一次战斗过程有具体的回忆：

10月中旬，张海鹏闻黑省已派马占山为主席，图黑的空气日益紧张。我即电北平副司令行营，报告日军援助张逆图黑的情形，并请示方略。复电大意谓：“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云云。

10月15日上午，省政府召集各厅长，委员、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员和地方士绅等约五十余人开会，军署由我参加，讨论应付当前局势问题。北平来电内容，由我报告。会上大部人员认为张海鹏图黑难以抗拒，其中以劣绅李维周、赵仲仁为代表。窦联芳认为日军支援张海鹏，黑省兵单，抵抗非常不利。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吴焕章认为可以抵抗，但响应的太少。会议未能作出决定而散。

以后，由我召集各处处长唐风甲、王诒澜．李冠三，金希均，蔡亚民、李鸿逵等，及部队方面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长朴炳珊等二十余人，开会讨论对张海鹏进犯黑省的对策。各人均以北平既有电令指示，应遵照电令施行，最后决议准备即时迎击，并饬军需处发饷一个月，借支一个月，安置家眷。

我随即下令即日夜间卫队团全部出发。工兵营两连、辎重兵一连，炮兵一营归徐宝珍团长指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并令军务，军医两处迅速筹设运输、救护机构。并将库存的99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有l00挺，有一挺拿去作模型仿造）发到卫队团使用。

张海鹏于10月13日派少将徐景隆带三个团为前锋进犯黑省，15日开到泰来，同时有日军飞机两架到龙江附近上空示威。16日拂晓，张前锋进抵江桥南端，我军开炮迎击。伪司令徐景隆误触我驻守江桥工兵埋在南岸的地雷阵亡。我军当即齐出阵地进行袭击，把张逆三个团一齐击溃，四散逃走。同时我军把江桥破坏三孔，阻止敌军再犯。

曾任洮辽镇守使署军法处上尉军法官的黄显升，他的回忆则更具体叙述了击溃徐景隆部伪军的情形：

1931年10月1日，张海鹏在洮南正式发表伪独立宣言，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要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谋求建立一个新国家。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今田太郎大尉又督促张海鹏出兵黑龙江省。黑龙江省督军一职是张海鹏觊觎已久的。如能打进齐齐哈尔，在日军的主持下，黑省督军（省长或主席）非他莫属。而要打进齐齐哈尔，必首先突破江桥防线，必得挑选武器精良，战斗力强的部队去打头阵才行。新扩编的五个旅都不行。如彭金山的第6旅，彭虽是行伍出身，富有战斗经验，但他的旅两个团，一个团是自卫团拼凑起来的，没有战斗力；另一个团是个团架子，只有那么几个人，临时招了一些兵，也没有经过训练。挑来挑去，就选到徐景隆第1旅来了。徐旅原有的兵一分为三，编了三个团，比其他旅战斗力强得多，况且都配备一色的新武器。

黑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得知张海鹏要调动军队北犯，急调卫队团在徐宝珍团长的指挥下，赴泰来一线，并派工兵营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归卫队团团长徐宝珍指挥，廾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加强嫩江桥北岸的防守。

10月13日，张海鹏在日本关东军指示下，派骑兵第1旅向黑龙江省进犯。15日开到泰来，并有两架日军飞机到龙江上空助威。……16日拂晓，徐景隆少将旅长率三个骑兵团向江桥奔来，先头部队抵达嫩江桥南，见江桥北端有兵阻截，就开了火，黑龙江省抗日部队原以为开来的是日本军队，并未还击，后隔桥看清了原来是张海鹏的汉好队伍，向徐宝珍团长报告之后，徐团长立刻下令：“打！”士兵们无所顾忌，立刻还击，桥上双方枪弹互射，北岸的大炮这时也响起来了，打得张伪军后续部队不敢前进。

徐景隆几次下令要不惜伤亡冲过江桥，可江桥北岸猛烈的炮火，使张伪军不能近桥上一步。徐景隆旅长任军官多年，富有战斗经验，在张海鹏手下几名将领中，他也是一名佼佼者，深得张海鹏的信任，在这次北犯黑龙江省，对这位徐旅长也抱着很大期望。徐景隆得知先头部队已造成很大伤亡，为了扭转战局，他想要到前沿看个究竟。就在他观察前沿形势，寻找突破环节的时候，在走动中，误触黑省工兵埋在南岸的一颗地雷上，炸掉了一条腿，当时死亡。

徐景隆一死，张伪军一时乱了起来。黑省抗日军队趁乱冲出阵地，齐向南岸袭击。徐宝珍指挥的卫队团是由精悍士兵组成的，又有战斗素养。而徐旅的三个团，只有一个团的战斗力，且第1团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抵挡不住北岸的反攻，其他两个团多数是由自卫团组成的。在黑省军队打击下，前头一乱，后续部队立时溃散，四处逃亡，各奔他乡。刚开到的第3支队的迫击炮连，在前面溃军的冲击下，没放一发炮弹，也随同溃军四散逃走。

击溃这一路作为日军先锋的伪军，成为了从“九一八”事变起的十四年抗战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在这一次战斗里击毙了徐景隆，也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绩：如前文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首次击毙敌军的将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时伪满洲国还没有成立，虽然徐景隆的“少将”军衔是张海鹏封给他的，日后的伪满洲国政府却也承认此军衔的，且将其作为“战死第一人”。于是，徐景隆的伪满军“少将”军衔是伪满洲国成立前几个月已“获得”的了，他可以说是伪满洲国的第一个“少将”。而他的上司张海鹏虽是带着“上将”的军衔率部投敌，其伪满洲国陆军上将的军衔，却还是得在伪满建国后才正式授予的。徐景隆也带着伪满军第一个“少将”的身份，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消灭伪军的少将，打垮一路伪军，首战告捷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主席，其宣言的词句之间已多了一份刚刚得胜的豪迈：

“当此国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而张逆海鹏，年逾衰老，不知自爱，乘满洲事变，乃借外人势力，兴兵北犯，窥视龙江，伪造旗帜服装，以施恫吓手段，幸我军上下一心，将士用命，遂最后决心，誓以拼死，敌军遂未克如愿……”

马占山悬赏缉拿张海鹏的文告里，更深字字如掷：“张贼海鹏，老迈昏聩，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夺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

张海鹏本来已彻底投敌叛国，在遭遇此次惨重的失败后，也不得不又立即使出了“脚踏两只船”的手段，当时东北报界的名人陈觉在《日军侵占黑龙江之经过》有记载：

张（海鹏）见事机益危、日人终不可恃，颇悔此次出兵之孟浪，乃又电致北平张副司令，大要诉明“此次事变，系受日人压迫，不得已拟赴江省暂避，嗣得同意，方始出发。不料行至江桥，遽遭于旅截击，现在整队待命，仰祈指示屯驻地点。至本人决无其他野心”等语。

（张海鹏这种主动示好的表现，致使张学良也产生了不与其决裂的想法。10月22日，张学良向各出发出保护外国侨民的电报，这一封电报的抬头是“北平省政府、副司令官公署、长官公署、东省铁路督办公署、护路军丁总司令、张蒙边督办转兴安屯垦署高代督办、苑旅长均鉴”，多天前已率部成为日军侵略前锋的“张蒙边督办”竟也名列了其中。在实际上张海鹏已彻底投敌叛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这实在可以说是一桩历史笑谈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也只是昙花一现，25日再次致电各个军政长官的电报即已看不见“张蒙边督办”了）

而江桥附近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此次胜利编出了民谣：“马军长真不善，一心就跟日本战，徐司令去验桥，崩死一对半，日本见了可叹又可叹，拉着大板车，载到泰来县”（老百姓认为是马占山直接率部作战的）。根据地方史志的记载，这首民谣至今仍流传在泰来县江桥、汤池一带。

日军的侵略图谋也受一大打击。10月26日，中方哈尔滨特区电信局长徐箴、副司令行营情报处处长沈能毅向荣臻等报告日军动向，指出日方的图谋是“指使张海鹏扰黑，俾东三省尽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而日人心目中之傀儡政府亦可实现”，接着评论日军图谋的下场“不料张海鹏一战而败……”前述陈觉的文章里同样以豪迈的口气评论了“张部不值一击，溃不成军，致使日本所图谋者，受一挫折”。但是，日本侵略军的图谋是于10月中旬受到挫折，其一举将中国东三省鲸吞的野心，却不会随着其驱使着的伪军遭遇了惨败而有一丝一毫的收敛。黑龙江省防军为了阻挡伪军一举渡过嫩江而破坏的铁路桥，成为了日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

1931年11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接到了落款是“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的电报：

“（日人）竟于江日（指11月3日）起具然出首，藉口修理嫩江江桥，以日兵掩护洮南张海鹏军过江压迫我防地，开始攻击，并于昨今两日日方利用飞机八架、炮廿余门猛烈环攻，势非直捣江省省垣不可……江省处于愤不得已地位，为迫切自卫起见，已与武力周旋。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属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务恳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愤激之至”。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中央接到的第一封不是报告丧城失地、避免冲突，而是报告“誓死力抗”的电报。当蒋介石看到这封电报时，马占山已经亲赴一线督战。马占山有回忆：“占山以此役胜负为国家荣辱，东北存亡关头，非具有坚强无畏精神与夫杀敌致果勇气，不能灭其凶焰。因于早八时亲到前线督师，一面通知各部队，此次日军本其侵略主义强来侵我土地，即是辱我国家，戕我生命，我军人以卫国守土为天职，宜敌忾同仇，誓死抵抗，保我疆圉”。

此前，江桥前线的中国官兵已接马占山令：“前线各部严加防范，倘敌来攻，即开始射击，誓死抵抗，以歼敌军，而保国土为要。”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明令抵抗。

日军悍然发动侵占东三省的事变一个半月多，中国方面的大规模抵抗终于开始了。

有一个其实本不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不少网络上鼓噪1931年应该“不抵抗”的，说是等待中日实力对比接近才开始抗日。

1937年的中日实力对比，和6年前是近了吗？

首先率部抗日的将领马占山，领悟到日军占领东北，侵略实力会猛增——

《马占山将军在上海市欢迎席上的演说》节录：

“东三省为我国东北屏藩，带海襟山，气势雄厚，以农业言，则土地肥饶，物产丰富，尤以黄豆为出口大宗；以矿业言，则已经开采，及已经调查，尚未开采者，几千无所不有；以森林言，则向作燃料，取之无穷，以交通古，则水陆畅行绾毂欧亚，南满路素号黄金，不过东北之一部耳。如语其全，曷可胜道！

日本以区区三岛，尚能定坝称雄，侵占东三省以求达大陆政策之目的，更如虎附翼，经营开辟，势所必至，侵侮数年，其实力之澎涨；安知不什百倍于今日！

是我失地一日不收复，即增加一层之困难，况极其野心之所至，将更有不忍言者乎？言念及此，我国人应如何觉悟，如何团结，如何其救国难，如何共图生存，此等重大问题，似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空言所能达到。而今不图，必更生异日之悔，茫茫前路，焉有津涯。”

不应抵抗的人都是睁眼瞎。

倒马关战斗在一些记录里被含糊称为平型关战斗的一部分

根据战前的部署，骑兵营的任务并不是“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与独立团是各有单独的任务——

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漾亥密电

(1937年9月23日)

即到。京。大元帅蒋钧鉴密。职部主力已集中平型关东南之冉庄附近，准备协同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另组一独立支队三百人，已从涞源、灵邱间向灵邱及广灵以北袭出，部队消灭敌军后方警戒部队得手后，即转向紫荆关西北袭扰进攻我第一战区之敌。我骑兵支队向徕源南部及深、蔚间袭扰，抑留该敌东进。一二零师之三五八旅，已向朔县杀虎口集中，一部向大同、怀仁扰袭，主力准备随时协同友军侧击左云南进之敌，并分调陕北之王兆相部集中晋西北，准备向集宁及其以东地区扰袭。职朱德、彭德怀叩。漾亥。印。

(岭口)

漾亥（9月23日23时～9月24日1时）

是上将还是少将？上将待遇是咋回事？1932年以蒙边督办为蒙区代表时间是否错了？错了，我把徐景隆和张海鹏混了

有一次讨论，提到了矢原谦吉《谦庐随笔》记录:

长城战役尾声中，日军颇以大刀队为虑，特自关外之禁卫军与靖安军中，抽调精谙刀法者，编为一梯队，转战长城各口……

渠辈所用者，日人称之为“青龙刀”，实则不过单刀耳。而二十九军所用者，刀柄特长，人号之为“双手带”，用时须双手握之，始可运用自如，砍抹挥舞，自不及单刀灵活，相形之下，颇呈劣势，数度搏战之后，二十九军之“双手带”健儿，已时有“技不如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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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的文章也有可与之放一起看的记录——

《“以夷制夷”》（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收录于文集《伪自由书》）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２〕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文罢——“（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四月十七日。

就老蒋的水平也就跟国内的新老军阀耍手腕还说的过去，真的要真刀真枪的开练，还真难说。对日本作战也好，后来的剿共也好。许多都是被人家缴获的比消耗人家的多，自己投诚的比人家损失的多。

他领导下的长沙到是抵抗到底了，结果日本人还没到呢自己先放把火烧了个精光。可是当时的那个时代，还就得吧他当领袖，喊他万岁。而以他的性格，他的背景，以及他的处事风格来看，他不抵抗的保存实力有的时候真的比抵抗要好的多。因为他说不抵抗，所有抵抗的人，首先就说明了不尿他，这样才能有机会取胜，否则看看在他手下前有德械师后有美械师，可是打出来的结果根本就没法提了。听延安的敌后武装越来越大，而听重庆的就不断的丧失失地。

这跟鲁迅写杂文挖苦中国空军一样，是他作为一贯亲日反华的坏分子的铁证，钓名沽誉的累累罪行，鱼肉不明真相青年的思想的乌烟瘴气鸟导师行为。

俺回头一定要写个长的文章来彻底批倒批臭他。还有很多俺在海外看到的独门的新鲜史料，别人没有看过的，但俺现在不方便拿出来。

上将位置没空 可升上将的中将就是这种中将+上将吧～？

假不论，从技术角度上讲，打击对手的精神支柱可以是无所不用其极滴，

谁让迅哥几十年来给放到了民族魂的地位上。。。。。

退两步，早日下得坛来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