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国共秘密战 -- 蛇公子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在采访了情报、安全、保卫、公安部门的多位高层人物后，撰写成《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一书，全面展现了中国隐蔽战线上鲜为人知的真相。该书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41－1943年，伴随着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针对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特情突击竞赛”。共产党也放开手脚，“化敌为我服务”，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内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区的保卫工作出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留在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其实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寻找党组织，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上级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位置里埋藏下了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一次次送到了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开始围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见打得差不多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此时，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最后，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了。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关押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谷正鼎便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于是乎，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原来大家早已收到情报，知道了真相。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自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时隔不久，由于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留在中统，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又任命他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不久后，李茂堂平安回到西安，又受到中统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想想傅作义知道自己的女儿是GCD后，还很惊讶：GCD怎么连你也敢发展。真是傻，这样的不发展，发展谁啊。发展了，谁敢去怀疑。发现了，处理起来都难。

什么重要文章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了中社部的重视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击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击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此时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中共统管情报和保卫两个系统的中央社会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人寄来一份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作退稿处理。王初读了这首短诗，内容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但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

　　没几天，中社部又一连三次接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什么重要文章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中社部的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沿着这对夫妻从沦陷区到国统区到延安的路线查问。调查的结果表明，这对夫妻抵达每个地方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的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了壳，张某不敢再往下说了，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田某是个淳朴的工人，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来买水果的时候讲俄语，张某用俄语答话，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踏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

　　另一种是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有较高难度。

　　陕甘宁边区也有一个双重间谍：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区保安处关中外勤组乘机派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

　　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区保安处，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有些离谱，反而壮大敌人力量。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当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彬怎么很快就知道了呢？

　　文彬交待了内情。他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杨宏超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了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

　　然而，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人们说法不一。作者就此事询问当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的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是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在这个关节点上引起了致命的误会。

　　作者又问：考察一个间谍到底忠于谁的标准是什么？

　　李启明回答得很明确：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给哪一方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哪一方忠心。其他的一切都是虚的。

　　这个案件令人感慨。几十年后，当事人仍未掌握全部情况，还有不同看法。遥想当时，案情扑朔迷离，谁能判断清楚？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了鲁南，鲁南又在专署发展了龚震，在保安团发展了崔际胜，从而形成了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提供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反共活动和贪污赈款的内情，使得他名誉扫地，悄悄逃出绥德。

　　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但是，边保并未就此停步。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让敌方带着间谍走。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入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部队特务营书记，发展了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收集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引起了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可是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将鲁南的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他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民党特务突击的全部情况。

　　此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鲁南情报组的完整案例也表明，延安的反间谍工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能力上一点不比美俄的差，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门中最接近世界尖端的，可惜文革一闹，就不行了。

兄弟可是花了一晚上时间才看完的，LP很愤怒，也很自责，因为书是她帮我买的。

国军败后，在缅越泰等国，不论是对当地政府军，还是对当地的游击队，都可说是以一当十，甚至当百。

共军战后几仗就更不用说了。光是抗美援朝，就基本上把北约各国全会了一篇。

在抗战中，中共不但把日伪机关，特别是76号渗透了个底掉，还通过其渗透到了日本情报机机，并通过共产国际，接收了一批日本共产党的组织，使之在日本军队情报系统和满铁情报系统等日本要害部门，有由日本中级官员组成的情报组。

解放后在亚洲地区，及周边，中国不但在东南亚地区拥有以华侨为基础的，完善的情报系统，就是对苏，在翻脸前也有所渗透（因为只有暴露的，才会浮上来，所以完整的例子不多，但当年翻脸后，由俄藉人员，帮助我们一位姓皇甫的核科学家回国，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且成功的行动。），而且把手伸向了美国和欧洲，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对美欧的情报，还有赖于一些当年周总理亲自送出去的老底子。根据海外的报导，法国情报机关估计，七九年时我方在西欧的特工不少于两千人，且多为外藉特工（但有可能是华人）。同样根据海外报导，六五年时，美国联邦调察局认为，当时在美国闹的很凶的黑人种族运动与我情报单位有关，，六六年成立的黑豹党也与我情报单位有关，不过这部分的报导，主要体现在经费和理论指导上，他们没有实据，所以也有可能是为了镇压黑人运动而找的借口。

从已知情况看，在美欧，六七十年代，及至八十年代，我们最成功的特工，特别是进入中高层，甚至有条件参谋有关中国问题决策的潜伏特工，如金老头，全是周当年派出去的。可惜这些人，就算没有毁于文革盲动，也在八十年代因亲西引发的叛潮中，损失惨重，就算是有余者，随着岁月，已不能用了。

从建国出的渗透成果看，如果不是文革的损失和停迟，我方在外情报，不会比克克勃或美中情局差。

我可不是给当当做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