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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空军生涯――陆军篇――解放温州

总是看到这种说法：我们共和国的空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不写写父亲的陆军经历，他的空军生涯就显得不完整。其实，我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们，都来自陆军。。。

1977年，父亲到空军杭州疗养院疗养，这是父亲1951年离开浙江警备旅后第一次回杭州。此前，他在1956年和1964年回过永嘉老家两次，第一次呆了一星期；第二次只停留了2天（回去接我哥哥）。

疗养的一个月时间里，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向父亲提了意见，原因是：来看你的人太多了！每天络绎不绝，严重影响了疗养院的正常疗养秩序。

父亲回答：“来看我的都是我们浙南游击纵队和陆军时的战友，我们有26年没见面了！”

得知父亲在杭州的消息，当年的战友，从浙江各地赶来看他；杭州、温州、永嘉、乐清、瑞安。。。

乐清来了一辆大轿子车，30多个战友凑在一起开过来。

见面之后的这批中年人，情绪激动，哭的、笑的，聊起来没完没了。

1981年，父亲第二次到杭州疗养，这次来看父亲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以前部队的一些老领导：

周丕振 原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司令员 ，时任省军区副参谋长。

邱清华 原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政委，时任省组织部副部长。

王文达 原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大队长，时任绍兴军分区参谋长。

周星朴 原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大队教导员。

周恒 原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指导员，在杭州市政府工作。

洪忠 游击队文书，时任金华军分区政委。

。。。。。。

。。。。。。

邱清华伯伯对父亲说：你快转业吧！趁着我们这批人还在位，肯定可以给你安排个好位置。

父亲答：“我还想飞。。。”

1951年的父亲，时年20岁，离开陆军（离开时可能已改编成海军）时当兵才三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看他，在那三年里，他都做了些什么？对他以后的空军生涯，会有什么影响？

从今天起，我会把父亲在游击队和陆军（海军陆战队）时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作为父亲的空军生涯的一个补充。让后人记得，共和国第一代飞行员们，也曾在陆地上冲锋陷阵。

1947年初的一天，在瓯江入海口附近一条摆渡船（温州到青田）上当小工的父亲接到爷爷托人带来的消息，说在老家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追杀我们一家多年的乡长及其爪牙已被爷爷处决。父亲可以回家了，要他回去找一个族兄，听他安排。回到村里的父亲，发现那个“族兄”原来是地下党在当地的负责人。于是从1947年3、4月起，父亲开始正式接触“组织”了。期间，他参与了送信、宣传、减租减息等工作，此外他也参加了民兵组织，打过国民党地方武装。

1948年2月，刚满17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参加浙南游击纵队。

此时的浙南游击纵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师），下属七个支队（团），每个支队下有大队（营）、中队（连）、分队（排）、班。其中三支队司令员周丕振，政委邱清华（其兄是国民党兵团司令邱清泉）。

1949年4月，父亲部队驻扎在枫林。这天，部队正在给当地群众演文明戏（话剧），宣传革命道理。台下的观众很多，部队和老百姓都有。

正演着戏，一个干部跳上了戏台，中断了演出，兴奋的大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30万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胜利渡过长江！现在还有70万解放军，正在渡江！”

“已击沉敌人军舰无数，一艘英国军舰也被击中，正在下沉！”

台下顿时掌声如雷，大伙欢欣鼓舞。

一个战士对身边的人说：“演的还真象，这肯定是假的，是演戏！长江这么远，那里的事我们这怎么会知道？”，事后这位见识不多的战士被批评了一顿，也是，连电灯都没见过的他，哪理解电报是什么东西呀！

演出结束后，部队立刻整编开拔，做攻打温州城的准备工作。

此时温州城内国民党部队的情况是这样的：眼看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温州城保安司令叶芳将军已决定率部起义，经与我地下党联络，提出：由于温州城内有些武装（盐警、交警大队）不听叶芳调遣，所以希望起义时我游击队同时解除这些部队的武装，必要时将其消灭。

父亲所在三支队（1000多人）接到任务，从枫林出发，经藤桥，渡瓯江，准备在到达周岙休整练兵后，解放温州。

到了梅岙，部队在江边停了下来，遇到了困难――没有渡江工具。

当时江面是由敌人控制的，渡江的轮渡船是由这样组成的：前面一艘轮机船，后面挂着准备渡江的小船。船上和小船可以载人载货。一天中只有涨潮的那段时间才可以渡江。

支队的几个领导商量着，不知如何让轮渡靠岸，接部队过江。这时有人想起父亲曾在轮渡上工作过，于是把他叫了过去。问他什么时候会涨潮？怎么把江上的轮渡船叫过来？

父亲回答：最多10多分种后就会涨潮。至于轮渡，上面的工作人员父亲都认识，可以去叫他们过来。

话音未落，潮水涨起来了。支队长很高兴，说咱们部队真是什么人才都有哇！

这时轮渡船开到了附近，看到这么多游击队，不敢靠岸。父亲在那又挥手又喊话，但以前的同事认不出穿了军装的父亲，急的他大喊：“树方叔叔！树方叔叔！是我！快靠岸！”

同事们认出了父亲，把船开过来了。这时船上有不少国民党散兵，看到岸边的我部队，纷纷把军衣脱掉，把军衣和武器扔到江里。

轮渡靠岸后，父亲代表部队宣布：轮渡今天不能拉别人了，部队要过江。

由于父亲熟悉情况，支队长派他做联络员兼向导，在船上负责运送部队的工作。就这样，父亲一直在船上盯着，直到把大部队全部运过去。

经过这次渡江，领导发现父亲人机灵，办事得力。让他当了中队长陈大海的通讯员。武器也由步枪换成了德制驳壳枪。

说到陈大海，我不得不多介绍几句。这个人做战英勇，爱兵如子。他原来是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的看守。在看押我皖南事变中被俘新四军官兵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的进步理论，同情革命。在上饶集中营共产党犯人暴动越狱前后，他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此参加革命。

看到陈大海的经历，使我感慨：不可否认，现在的某些共产党员、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共产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信誉和形象。

但不能忽视的是，在解放前，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代表着一股进步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一切直至生命！

这也是一个现实。

真心希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能够不断的完善自己，提高执政水平，消灭腐败。完善各项监督制度，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实现千千万万曾经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的遗愿，使国家富强民主，使百姓安居乐业。

陈大海后来成了浙江警备旅的一名营长，转业后任温州市劳动局局长。

话说游击队渡江之后，在周岙练兵7天。1949年5月7日凌晨一点，部队轻装，只带着枪和手榴弹，向温州进发，预定攻打朔门。

到了温州双门，起义部队派人来接应，说计划有变，不用攻打朔门了，改成打永清门盐务队。

由于父亲以前在温州的一个店铺里做过学徒，对这一带很熟悉。于是陈大海问父亲知不知道永清门熟不熟？

父亲回答海边就是，永清门原来是一座庙，过去都在那演戏。是不是那个永清门？

陈大海说是。

于是父亲将队伍带到永清门。

此时温州城内叶芳所属大股部队“第四团”、“新兵团”都已起义。只有独立团还没有解决。由于游击队兵力不足，上级要求刚起义的“第四团”配合游击队解除了“独立团”的武装。

至此，温州城内大部分武装都已被控制住，只有一些“杂牌军”还在负隅顽抗。父亲他们要解决的盐务队就是一个。

盐务队顾名思义就是管盐务的政府执法部门，但在1949年以前，这是一个武装组织，查缉私盐、收盐税、维护盐路畅通，顺便的也欺压百姓。永清门的这个盐务队，除长短武器、手榴弹外，还有几挺轻机枪。

由于轮渡船的码头也在永清门，所以父亲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一下就把部队带到盐务队的大门口附近。

盐务队门前有一块空场，长宽各约30米，空场上灯火通明，盐务队门口已修筑了工事，门口有哨兵站岗。

这时已是1949年5月7日，很多国民党人员、地方武装份子已经知道解放军要来了，纷纷逃走，所经之处，一片狼籍。盐务队门前空场和路上，到处洒落着各种物资：鞋、衣物、腰带，甚至枪支弹药，温州解放后，部队在水井中也捞出不少武器。

陈大海身先士卒，带着父亲和尖刀班冲上前去。到了离大门口20多米的地方，哨兵发现了他们，问：“哪一个？”

就在这当口，英勇善战的陈大海中队长犯了一个错误，他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支队的！今天来解放温州，你们知道不知道？”

警卫大喊：“你们不要动！”退到门洞内，把大门关上了。不一会，里面的盐警在房顶上架起了两挺轻机枪。

事后检讨，陈大海说自己指挥失误。当时的情况下，不应该理警卫的问话，带领尖刀班一个冲锋占领盐务队大门，让他们无险可守，后续部队跟上后，马上就可以解决盐务队的武装。也不至于有后来的伤亡，这是后话。

陈大海边劝说，边带领大家退到空场南头，敲开了一个三层楼的门，那是一个南货店，店主打开门，开始还不想让部队进去，但战士们此时可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冲上了三楼，把仓库内的货包堆到窗口做工事，同时把老板叫来问话，问他盐务队兵力分布情况。店主一边哆嗦一边回答。

盐务队的盐警还以为父亲他们是游击队小股部队骚扰，打一下就跑，所以此时很是嚣张，又开枪又乱叫。

陈大海拿起一挺轻机枪，居高临下的冲着他们来了两梭子。敌人一看我们有机枪，知道今天是遇见大部队了，不再叫嚣。从房顶退下去，但还是不开门。

有朋友问，刚才你不是说盐务队不是架起了两挺机关枪吗？这会怎么没见你提起？

答案如下，敌人的机枪架起后，一发子弹都没打出来，不是不想开枪，而是由于紧张，他们把子弹装错了。他们的轻机枪分别是日本造和捷克造，子弹型号不同，但混乱中，盐警们把两种子弹装反了，机枪卡了壳，用不了了。

幸亏如此，要不父亲他们在向南货店后撤时，敌人的机枪扫射，父亲他们肯定会被打中，没准就牺牲了。如果敌人的机枪可以用，我们后来的进攻，又不知会有多少战士伤亡。

陈大海又把老板叫上来，问他盐务队还有没有其他门。老板说北边还有一个门，不过基本上不用。

到了北门一看，发现门早已被砖封死，进不去。尖刀班又回到了正门。发起了冲锋。

父亲随中队长和尖刀班冲在最前面，敌人在房顶上向下开枪（步枪），陈大海拉手榴弹，向盐务队内甩，一共甩了10几颗。里面的敌人也向外甩手榴弹，很密，我方已有好几个战士受了伤。

尖刀班开始后撤，这时，一颗手榴弹砸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紧跑几步，趴在地上，手榴弹弹开后爆炸，没有伤到他。起身继续跑，又有几颗手榴弹扔了出来，父亲发现空场边有一个门洞，门关着，刚跑进去，感觉腰上一麻，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

接着跑，感觉很不得劲，跑不利落，坐下一摸腿，发现抓了一把血，一摸腰，也是血。父亲一下就动不了了。

陈大海大叫：一直在飞！一直在飞！我受伤了（背上中了一个弹片，很快痊愈了），你在哪？”

父亲回答：“中队长，我也受伤了，腿动不了了。”

陈：“那你赶快管你的，我不用你管了。”

敌人继续扔手榴弹，又炸伤2、3个我们的人。

一个战士冲上来，拉住父亲的手就往外跑，到了一座桥边，把父亲放在那，没有急救包，拿了条父亲的绑腿简单包扎了一下（这条绑腿后来被医院的护士洗干净送回来，父亲保存至今），转头又去打仗了。

父亲的腿上中了两片弹片，腰上中了七片。

万幸的是，父亲的腰上缠着个包袱。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部队不是轻装吗？只能带枪支弹药，怎么会有包袱？

其实，部队轻装前进，的确只能带枪支弹药，甚至粮食都不能带。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鞋。

那个年头，部队急行军，一天走破一双鞋是经常的事。所以有经验的老兵都要带一双鞋在身上，通常是缠在腰间。要不鞋走烂了，直接影响的，就是战斗力呀！

战士们公认最好的鞋，鞋底是汽车轮胎做的。父亲那天腰间缠的。就是这么一双。事后护士从那个包袱里抖出一把碎弹片。所以幸亏有这双鞋，使父亲腰上的7处伤非常轻，腿上的2处伤反而重的多，要不以后中国空军就不会有他这个歼击机飞行员了。

战斗持续至早上，盐务队被解决了，温州全城解放。

父亲中队受伤5人（不算陈大海）。全部伤员被送到温州城内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医院――白兰德医院。里面除护工、杂工外，其他医生护士什么的全是老外。

在这里，这些伤员们受到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父亲还生平第一次拍了X光片。

几天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已经起义的新兵团，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哗变了，杀害了所有我方派去工作的干部后，坐上国民党前来接应的船只，跑去台湾。

此时我方大部分部队去追击新兵团去了，留在温州城内的我方武装很少。由于担心独立团和第四团也哗变，上级决定我方部队退出温州。

全部伤员被留在了医院。

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不上班了，伤员没有人管。父亲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这时地下党的人送饭来了，对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大部队已全部撤出温州。

又过了三天，部队又回来了，来了个指导员叫王小喜的，说你们不能在这住了，太危险，新兵团叛变了，要赶快转移。

他对父亲说，陈中队长很担心他，撤出温州时，负伤的陈大海不断的说：“一直在飞怎么办？一直在飞怎么办？要把他们接出来！”可当时实在来不及。

父亲他们被转移到安全地区，在温州蝴蝶山（自乌山）一带，继续养伤。

伤好后，父亲又参加了解放温岭的战斗。战斗结束后，父亲成了大队教导员潘统轩伯伯的警卫员。

查解放战争的史料，都说温州是和平解放。

我父亲却在温州的和平解放过程中负了伤。

• 这丫头这个懒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