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五十四）：库松演义第三回-1 -- 本嘉明

转wxmang对中越问题的看法。 [ slyypp ] 于:2012-07-23 03:49:43 复:3758026

PS：纯属友情转载，对内容持不同意见者，向我开炮即可。不要说忙总咋了咋了，谢谢。就这一个小要求。

全文如下：

但是并不是所有睽违背离都能和合，在根本利益不一致，根本目标错位情况下，必然反目成仇，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的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把东南亚当成自己的战略缓冲区，为了国家安全，绝对不许在这里出现一个独霸的势力，更不允许一统天下；而越南为了扩张民族生存空间，必须在东南亚扩张，独霸中南半岛。所以这个矛盾是绝对不可能调和的，翻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事实上，中国与越南矛盾，一开始就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加以阻止，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日内瓦协议》的时代背景是：当时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倒台，新总理顺应民意决定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要高举反帝大旗，以国际促国内。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越南在替中国打仗，不存在什么感恩。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据有的记载，为应付越南人的援助要求，周恩来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目的无非是与美国有讨价还价本钱，为中美华沙秘密磋商提供筹码。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认为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

即使如此，中国的态度仍然是越南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都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这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直到1968年初，由于越南在“春节攻势”中遭到重创（越南一直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战役，就像奠边府之战一样，毕其功于一役，迫使美国退出越南，越南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毛主席的赞同。1968年1月31日，越南发动“春节攻势”，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为主的近10万兵力同时进攻南越大部分城市，包括首都西贡。解放武装力量遭到重创，阵亡约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多人，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在南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30%的基层干部在“春节攻势”中伤亡，还有很多人被俘、退出或叛变），这才促使河内最终下定决心，不顾中国的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

1968年4月3日河内于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谈判。4月13日，周恩来在会见范文同时说，河内的声明是妥协退让，解决了美国的困难，“在世界人民看来，你们妥协了两次”，“越南同志太容易妥协了”。周恩来还要越南对和谈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作战经验，但说到怎么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经验大概要比你们多一些。”周恩来向范文同强调，越南要准备打三年，即1968～1970年，要取得彻底胜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规模性战役”。在两天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指出越南妥协退让，要放弃革命。范文同态度强硬地表示，越南会考虑中方的意见，然而，“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5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参加和谈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时，又以朝鲜为例，再次告诫越南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甚至表示当初不应该签署日内瓦协议。

中国的反对并没有改变越南的决定。5月13日，越南与美国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会谈。美国不愿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所以要求召开双方会谈：美国、南越为一方，越南与民族解放阵线为另一方。而越南先是拒绝与南越谈判，继而试图迫使美国、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性，竭力要求召开四方会议：美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南越各为一方。为此，双方展开了冗长而激烈的争执，谈判毫无进展。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越南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而且越南对中国也隐瞒了很多。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进展，10月3日，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指示越南代表团采取灵活政策，但10月13日，黎德寿就接到河内较为强硬的新指示：只有在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一切军事活动，承认民族解放阵线，而且南越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越南才会同意召开四方会谈。

河内为何突然改变指示？是因为河内受到中国态度的影响。为了鼓励越南继续战斗，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多项无偿援助。6月26日，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南方价值7000万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7月23日，中越双方签订援助协定，中国给予越南价值7.7亿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其中7.2亿元于1969年支付。接着，9月30日，中国同意1969年给予越南南方2500万美元外汇。此外，中国继续表达反对和谈，要求越南继续战斗的意见。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0月6日，周恩来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访华一事，亲自起草致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达了上述意见。

陈毅于10月17日会见了越南巴黎谈判首席代表黎德寿，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而提出的个人意见。陈毅说，越南接受四方会谈是再次失去主动权，是承认西贡政府而使民族解放阵线丧失合法性，“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你们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强硬立场并未对河内的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黎德寿返回越南，就是为了说服河内改变其10月13日的指示。河内很快便要求重新在谈判中坚持灵活性。10月20日，河内向越南代表团发出新指示：只要美国同意停止轰炸越南，就可以同意召开四方会议。

经过10月21日、26日的会谈，在31日的会议中，美国同意于当晚宣布停止对越南的轰炸，越南则同意于11月6日之后举行四方会谈。春水还在会谈中宣称，越南一直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而美方的宣言没有附加条件，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同意无条件停止轰炸。

虽然考虑到中国的态度，越南特别强调美国是无条件停止轰炸，但其政策已经有所变化。经过磋商，第一次四方会谈于1969年1月25日举行。

对于越南的做法，中国很无奈。11月13日、15日与17日，周恩来与率领越南代表团访苏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了三次会谈。11月14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了与范文同会谈的情况，毛主席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7日，毛主席会见范文同。在会谈中，毛主席表示，很难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要把它（美国）谈走也很困难”。他要越南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还要看到美国的困难。随后，毛主席又提到了中国援越部队，“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尽管毛主席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但是在他看来，谈判与打仗一样，“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此后，中国从1968年底开始分批撤回援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援越部队都已回国。

但是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完全破裂。3月15日，毛主席在听取珍宝岛事件等情况汇报时提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一切都发生变化。

珍宝岛事件之后，毛主席甚至做出最坏的打算：放弃大片领土，实行战略收缩，以空间换时间，发动人民战争。“要准备苏联占沈阳。把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让给它，我们准备住乡下……让给他们东北、华北、西北，让他们都去占领。给他们一点面子，要他们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吃掉。”当然，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开始转变思路，寻求与美国缓和，以对抗苏联。因此，中国逐渐对巴黎谈判采取不干涉态度。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抵达河内吊唁，周恩来会见参加胡志明葬礼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表示：“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手了，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中国已不再直接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

而在珍宝岛冲突发生前几天的2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时，仍然认为谈判无法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说，巴黎谈判是谈不出结果来的。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谈判桌上解决是不可能的。

3月18日，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柬埔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3月21日，范文同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举行数次会谈，讨论柬埔寨与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方对西哈努克表示谨慎的支持。3月25日，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致信毛主席、林彪，告知西哈努克提出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四方发表反美联合宣言，中国准备借广州或南宁供他们召开会议。毛主席表示同意。

柬埔寨问题暂时转移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中方的意见得到越南的支持。而且为了表示抗议，中国连续两次推迟了中美华沙会谈。

而且由于与美国磋商的进展和与苏联对峙，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5月11日，黎笋访苏后途径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自1964年以来，这是毛主席首次接见黎笋。黎笋的态度十分恭敬，他说：“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对此，毛主席表示：“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毛主席接着说：“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

7月23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在会谈中，周恩来不再完全否定日内瓦协议，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他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好的一面，但也有缺点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越南北方取得了暂时的安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点是南越的战士撤到北方……当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签字；一种是美国不签，我们也不签。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商量，认为签字好。后来毛主席提到也可以考虑不签字。胡志明主席、黎笋、范文同同志都说还是有好处的一面多。现在看来，越南人民受了一段苦难，但也有好处，教育南越人民自动起来进行战斗，完全自力更生打出现在的局面。”

越南觉察到中国态度的变化。9月17日，阮氏萍在“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八点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在1971年6月30日之前撤离南越；在西贡建立没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阮文绍时任南越总统，阮高其为副总统，陈善谦为政府总理）的政府。

就在阮氏萍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范文同。范文同特别解释了越南的外交斗争问题，他说，越南总是认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外交斗争是有效的。对此，周恩来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要加强中越合作，中共会尽量帮助越南。9月19日，周恩来再次与范文同会谈，这一次周恩来明确表态：“据我们观察，你们从外交斗争中赢得了经验”，他还赞扬了春水在秘密谈判中的表现。周恩来的讲话表明此时的中国已不再反对越美和谈。9月23日，毛主席接见范文同时表示，世界大战不太可能爆发。对于巴黎谈判，“我看你们能够指导外交斗争，而且你们做得很好。谈判已经持续两年了。一开始我们有点担心你们会落入圈套。我们不再担心了。”“你们在战场上打得非常好。你们的外交斗争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想要的。”此外，毛主席还说：“美国人仍想到北京谈。这是他们提议的。他们说华沙不合适，而我们答复说，如果他们想来北京，就来吧。后来，他们不敢来。”这是毛主席在暗示中国与美国有可能进行更直接、更高层次的谈判。

为了消除越南对中国转变态度的疑虑，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无偿援越的力度。10月6日，中越双方签署援助协定，中方同意在1971年无偿援助越南价值12亿元人民币的物资与成套设备以及60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数额大大超过了1969年、1970年）。

来自中国的压力消除之后，越南并没有因急于结束谈判而做出很大让步，反而在谈判问题上犹豫起来。谈判进展缓慢迫使尼克松不得不降低要求。10月7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首次公开宣布，美国接受原地停火。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1970年提出的原地停火的决定暗示了1972年的解决方案。停火建议暗示了越南军队会留在南越”，但尼克松的建议遭到越南的拒绝，和谈再度陷入僵局。一直到1971年5月底之前，越美没有再举行任何谈判。越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转变思路，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而美国的战略收缩也使得中美缓和成为可能。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请他转达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态度。而后，周恩来借助“乒乓外交”之机，于1971年4月21日正式写信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

在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原有无偿援助的基础之上，1971年2月15日，又与越国签署了1971年补充援助协定，中国向越南提供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补充援助。周恩来也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3月5日访问越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中方的举措并没有弥补中越间的裂痕，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3月7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黎笋、范文同说：“毛主席同志曾对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过，越南同志知道怎么打仗，怎么谈判。我也对春水同志和阮氏萍同志讲，谈判进行得很好。我以前也有一些谈判经验，但现在我要向你们学习。”对此，河内并不满意。

3月25日，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途经北京。5月10日，代表团返回北京。黎笋在北京期间，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越南提出的美国全面撤军、美国撤军时间表以及不得重组阮文绍政府等要求。如果美国不同意，“我们会坚决战斗”。但中方的做法并没有打消越方的疑虑。对于中美之间的接触，越南方面有自己的解释：“之前，中国不同意越南同时进行边打边谈的政策，是因为中国自己内部有困难。既然已经实现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权力得到巩固，而且有越南这张王牌，中国就想正常化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考虑它自己的利益；美国向越南施加新程度的压力；现在，在更困难和更复杂的条件下，只有越南不得不继续与美国的战争。”

在美国的提议下，越南同意于5月31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河内显然没有诚意。对中美缓和充满疑虑与不安的态度的越南担心美国打中国牌，更担心中国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背叛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以恢复秘密谈判为掩护，开始策划另一场规模庞大的攻势：1972年初的“复活节攻势”。

但是“复活节攻势”再次以失败告终。这迫使越南重新与美国谈判，并最终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中越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一直反对和谈，强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越南问题，并希望越南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但这最终并没有阻止越南与美国谈判。

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

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从事实来看，中国在中美关系缓和、鼓励越南和谈的同时，已经在极力寻求国家利益与对越国际义务之间的平衡。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为以后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对于越共来说，因为中国干涉越南内政，阻碍了“国家统一”，对中国极端愤怒不满。

然后随着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拉中制苏的策略显露矛头。

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奚落挖苦，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

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

而美国在越南撤退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打击。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

而随着随着越南入侵柬埔寨妄图统一东南亚，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威胁到中国国家根本安全利益。

而且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没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

也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

1977年开始，越南也开始侵占中国边境地区，甚至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该条约的第6款内容如下：“签约双方保证在涉及双方重要利益的所有国际问题上保持磋商。如果任一方受到攻击，双方应立即协力消除攻击一方，采取合适和有效的办法来确保两国的安全和和平。” 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以后中越关系不断进一步恶化，直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俗语说：“敌人会很快被忘记，但会记住沉默甚至背叛的朋友”。能够最好解释中越关系。

当然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但打破了越南统一东南亚的梦想，也为我们赢得了20年战略缓冲区稳定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副产品：与西方改善了关系，相当于一份融入国家社会的投名状。 例如79年战争打响后，卡特政府先说正在考虑推迟时任美国财长的布鲁门塞尔对中国的访问以示对中国入侵越南的不满，但是由于国内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连这点姿态也没有办法摆出来，财长如期访华。

布鲁门塞尔访华签署了处理历史上的美国资产案及中国资产在美冻结案协定，使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然后两国之间文化、贸易、科技交流迅速增加，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和中国签了一个援助修建水电站协定和五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定。蒙代尔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虽然我们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将坚定的和你们站在一起。任何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和削弱你们的力量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从此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的开放，投资、技术陆续进入中国，中国产品开始出口全世界。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利益，例如使得当年主要防备中共为主的半军事同盟“东盟”对中国关系解冻，东盟各国陆续和中共建交。

　　

随着前苏联克格勃、苏军总参谋部和苏联驻河内大使馆的档案逐步解密，苏联在越南下的大力气慢慢浮出水面。例如1973年前苏联驻河内给外交部的关于度越南形势的报告就已经明确说越南在《巴黎协定签订》倒向苏联，抵消中国的影响。报告中苏联本年度对越的援助有：减免十亿美元的债务，一千万卢布的物资援助，一亿卢布的货款，大约七百万卢布的赠款。在1975年的报告里，已经开始密切配合的表述。

再例如一份苏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奥加科夫签字的报告中，完全倒向苏联的有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还有南方局书记范雄，副总理黎清毅，而与苏联进一步密切关系的阻力则来自：政治局委员黄文欢、长征，巴黎谈判越方代表黎德寿及外交部长阮维桢。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第四次大会上，苏联档案揭示在越南决策层完全消灭了亲华派（1976年12月越共四大选出了14位政治局委员和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黎笋、范文同、范雄、黎德寿、阮维桢、陈国环、文进勇、武志公、朱辉珉、素友等人都持鲜明的亲苏反华态度，在中央政治局中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外交的阮基石，军队的黎仲迅、黎德英，国会常委会的春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黄国越等人也是亲苏反华派。也就是说，越共中央的党、政、军、宣传、组织等部门都已经被亲苏反华派所把持）。所以苏共派出以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与会。

其实就算是最亲华的胡志明也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例如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在危险关头，胡志明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但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所以对胡志明这种亲华者而言，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实际上越南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心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例如2009年4月，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现时国家民族利益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政治投机，黎笋本人就曾说过：“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其实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国际关系中需要的时候是互相利用，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

所以，在今后20年内，中越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是可能的，甚至发生中国以彻底消灭越南全部海空军力量为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可能的。

同样的事实，角度不同，表达的感情差异真大啊

就事实来看

越南当了中国的垫脚石和擦脚布，中国在越南的操作绝对是舍小取大了

其能流血少的统一的时候咱们压着不让他统一

然后把美国拖进到越南（越南战争之于美国利益极少代价极大，可以说是美国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纯意识形态战争了），又把苏联拖进到越南，让美苏直接对抗，防止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媾和夹击身为边缘国家的中国

之后准备对美缓和关系又单方面出卖越南，上面写什么越南领导人“极尽挖苦”“愤怒”什么的。中国做都做了，表明毛、周都不是拘泥于完全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那么又怎么会在乎什么“背叛”“谴责”一类纯唯心的东西，毛周心里不偷笑就不错了。曹操都说政治家不要“慕虚名而处实祸”，毛周这种政治素养的人，对方领导人的抱怨吐槽，不过耳边风罢了。

作为忙总，用这种人之间交往的逻辑和视角来写中越关系，中间夹杂着人之间交往的“背叛”“白眼狼”一类的感情色彩，而且把中国写得悲情无比，尤其是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更是被越共领导人“欺负”的欲哭无泪进退狼狈。作为体制内的人，从这种角度叙述，这可能真的代表未来要对越南动刀子以达成共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