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五十四）：库松演义第三回-1 -- 本嘉明
家园 茗谈（五十四）：库松演义第三回-1 （一）
2011年深秋，河内。
工人在给Metropole Hotel装修时，无意间掘到一处地下避弹室。
Metropole Hotel在河内------类似于1980年前，锦江饭店在上海------是社会主义越南建立后主要的接待外宾单位。
1901年，这座四层楼的豪华饭店由法国资本家投资兴建，号称是整个印度支那最大最好的饭店。如果说，法国殖民者是越南的国王的话，那么这就是国王的小鸟。
北越政权定都河内后，把饭店收归国有，改名为Thong Nhat饭店。越战期间，在这里招待了很多外宾，既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们，也有西方的反战人士，比如说，美国女演员简芳达Jane Fonda。她因反战在美国赢得一个绰号，“北越佬的简”( Hanoi Jane)。
在美国，女名人通常都很三八，极品之一，无疑就是希拉里。这简芳达也不例外，当时在美国，反战很时髦，这傻妞于是跑去北越出风头，居然还在防空阵地的高射机枪前和一帮北越军人合影，登到美国的报纸上。此举激怒了无数的美国军烈属，八妞后来不得不专门道歉。
这些免费上门的宣传道具，北越是无任欢迎，又唯恐被不长眼的美国炸弹误伤，坏了洒家的好事，所以特意为外宾们在饭店院子里造了一个防空洞，顶上浇了一米半厚的水泥。现年82岁的越南人Nguyen Thi Xuan Phuong，当年是北越ZF专门派来照顾外宾的专用医生，谈起当年的光景。
1972年的圣诞期间，美国著名女歌手Joan Baez参加了美国的一个和平代表团，访问北越，声张人权，同时给在北越的美军战俘递送圣诞邮包。于是，他们巧遇了著名的“Christmas bombing”，美国空军一连12天对河内的大轰炸。
这个豪华的防空洞大概有50平米，分7个房间。轰炸开始后，即便隔着厚厚的水泥顶，仍可以听到B-52的轰鸣，死神的气息。防空洞里突然断电，有外宾恐惧而惊叫，Nguyen Thi Xuan Phuong于是对Joan Baez说：“不如你唱个歌吧？我们现在只好听天由命，可歌声至少可以让大家安静下来啊。”于是歌声响起，索性有人在黑暗中捡起了一把吉他……
战后，这个防空洞被封闭，此后哥就变成了个传说。如果不是偶尔的发现，会永存地底，保留那一段历史的碎片。
历史是由很多人经历的，我们也不要一味说着大人物的历史，宏大地叙事。基于平衡报道的原则，我们也要知道，无力无助的小民们，在战火中是怎样生存的？这还是有河内市里最好的防空洞的，那一般的升斗小民呢？
让我们回到那么些大人物来吧，尼克松，库松，挥手之间，可以挥出几百架空中堡垒的那些人，似乎是人间的主人。
（二）
1972年6月，水门爆窃案发，年底要进行总统大选，这场竞选中尼克松获得连任。夹杂在期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美越和谈”中的“12月危机”，尼克松悍然大轰炸的起因。
我们先看一看公开的，各方的历史版本：
“尽管从1968年就开始了美越谈判，但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仍进展不大。1972年2月，尼克松宣布谈判破裂和无限期推迟谈判的决定。7月，毛主席接见了来访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长阮氏萍，他说：“象我过去用过的办法去做吧——我曾一度在必要时候同蒋介石达成过一项协议”，“为了结束战争，越共从扩大范围同美国谈判出发，就不得不同阮文绍谈判”，从而说服阮氏接受了美国关于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分开的建议。10月，美越谈判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1973年1月，<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又称<巴黎协定》)签订，1O多年的越南战争终于以越南人民的最后胜利而结束。”------就是说，中国推了一把。
“1972年12月中旬，美国与越南方面的停战谈判破裂，停炸诱和的企图落空，为挽救败局，迫使越南让步，美国从1972年12月18日至12月29日，发动了越南战争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空中战役“后卫-2”。美军动用200多架B-52战略轰炸机(740架次)、1200架空军、海军战术飞机(1800余架次)、70架F-111A歼击轰炸机、约150架SR-71、147J、RF-4C、RA-5C侦察机和各种电子战飞机，连续集中空袭越南人民军重点防护的河内、海防、太原等战略要地。越南人民军空军和防空军部队奋起反击，主要使用СА-75М“德维纳”地空导弹(北约称之为“萨姆-2”)，对“空中堡垒”进行了毁灭性的反击，击落了34架B-52轰炸机，在此次反击二战后第一次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大规模空袭的矛与盾的较量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迫使遭到惨重失败和国际舆论强烈谴责的尼克松总统下令，自12月30日起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越南北方地区的轰炸，双方最终于1973年1月27日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 ”------就是说，中苏越联合推了一把。
“尼克松寻求的目标是“体面的和平”。这就是说，美国可以停止参战，军队可以 撤走，不过，越南南北分治的局面必须保持下去，西贡傀儡政权必须保留。但北越人始终坚持美国必须无条件地从越南撤出其全部军队，南越阮文绍伪政府必须下台，越南南方问题应该通过政治途径予以解决。由于美越双方的严重分歧，基辛格在完成其外交使命的进程中困难重重。 然而，基辛格不愧为谈判老手。他极力鼓动尼克松推行美国的“三角外交”：一方面与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力求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以换取苏联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秘密安排尼克松访问北京，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 晤，以此打开中国的大门，与中国直接对话。 1972年6月5日，苏联波德戈尔内主席飞抵河内，北越人听取他的意见。波德戈尔内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提出，现在是改变策略同美国进行认真对话的时候了。因为尼克松在撤军问题上是认真的，况且，美国已采取了新的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军队从南方撤出了。共产党迟早将在南方取得胜利。波德戈尔内让河内考虑他的忠告。他回莫斯科时表示，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使越南战争降级”，并说巴黎会谈即将恢复， 苏联将促其成功。 而在此之前，即1972年 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周恩来在会见尼克松时对他说，如果他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就应该自己去同印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打交道， 直接同他们讨论问题。美国应该承认，抵抗运动领导人才是他们各自人民的真正代表， 因为他们是为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美国的傀儡们并不代表人民的愿望。 周恩来说，印度支那问题是你们同印度支那人之间的问题，这不是你们同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就我们来说，我们通知你们，我们对全面支持和援助抵抗运动是决不犹豫的。 由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再加上美国的军事压力，导致河内在 6月底召集了一次 研究战略的特别会议。7 月19日，巴黎和谈复会。基辛格在与黎德寿的会晤中感觉到 河内的态度有了新变化。北越人对阮文绍（南越政府）的态度“缓和”了。他们突然讲起南越存在着“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和“三种政治力量”的“现实”来了。但基辛格一时 还摸不透这种变化的真伪。 基辛格去戴维营向尼克松汇报了上述情况。他们认为河内谈判姿态的变化，部分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了酬谢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通力合作”，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答应给予莫斯科一笔优惠贷款，用来购买美国的谷物。同时，美苏双方签订了一份关于开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的合同。 在 9月26日开始的美越会晤中，越方拿出了一个新方案，建议在越南南方成立一 个“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仍由“三种同等成分”组成，但不具有政府性质， 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行事。基辛格认为：“委员会”显然不是联合政府，阮文绍可以继续当政；“协商一致”看来保证了阮文绍对委员会磋商结果拥有否决权。于是， 他与黎德寿对这个方案作了深入的讨论。两人还对“就地停火”达成原则协议，但在停火的范围方面未取得一致。基辛格坚持停火应该包括整个印度支那，黎德寿坚持停火只限于南越。双方同意在随后的日子里继续谈判。 实际上，尼克松最希望在11月7日美国大选日之前与越方达成一项“过得去”的协议。1968年，尼克松上台时曾向美国人民许愿在4年之内实现和平，现在只剩下4周时间了，怎能不着急呢? 10月 9日，基辛格第19次横渡大西洋同黎德寿在巴黎继续会谈。黎德寿向基辛格提出了一项“关于在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9点决议。决议要求美国尊重越南、 老挝、柬埔寨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双方停火之后，美国在60天之内把全部美军从越南南方撤走。决议要求成立“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以便督促南北 方政府履行各项协议并组织普选。基辛格认为，河内已作了重大让步，为美国实现“ 体面和平”打开了大门。基辛格请示白宫后，与北越代表连续进行了两天谈判，双方的分歧大部分得到解决，并初步商妥了具体步骤的时间表。10月19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河内草签协议文本；10月26日，两国外长在巴黎正式签署协定；10月27日，南越全境实现“就地停火”。 这项谈判进行之快，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眼看就要达成协议了，基辛格忘乎所以起来，对西贡代表竟封锁消息，有意隐瞒了他同黎德寿已交换协定草案这一关键情况。基辛格一心以为他有办法对付西贡。1972年10月18日，基辛格飞抵西贡，他自以为完全有把握说服阮文绍同意协定草 案，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麻烦。基辛格极力使阮文绍明白协定草案中对南越伪政权有利的关键之处，即阮文绍可以继续当政，且对那个“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拥有否决权。美国有相当大的把握同俄 国和中国取得谅解，使其限制对其盟国的武器供应。阮文绍政府将继续得到美国的军 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基辛格说：“现在对北越人达成协议时机最有利。如果现在就签 订这个协定草案，你阮文绍可以保留100万军队，并控制南越1900万人口中的80%左右。 ”博士指出，即使协定使共产党控制了一部分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让临时革命政府 在西贡派驻象征性的代表，阮文绍还是能在战后维持下去，甚至兴旺起来。但是，基辛格没有对阮文绍透露先在河内草签，后在巴黎正式签订协定的时间表。 阮文绍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带着愠怒的口吻质问道：“基辛格博士，关于这个协定草案，为什么你们不预先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呢 ?……协定关于‘三个越南国家’的提法，越南北方原封不动，越南南方则分成两部分：西贡和越共分别管辖各自控制的地区。”阮文绍坚持认为，北越军队对南越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完全凭武力抢占的。 决不允许用合法的协定去“批准侵略”，北越军队应该从南越撤军。 10月22日，基辛格再度与阮文绍政权会谈。阮文绍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认为， 这个协定不能接受，我们也不能签字的。签字就等于向共产党投降，如何对得起成千上万美国和越南的阵亡将士?我们反对的意见有3条：第一，我们反对那个‘委员会’， 现在已经很清楚，实际上是搞‘联合政府’。第二，我们不能同意北越军队继续留驻在我们国内。第三，我们不能接受北越人可以任意通过非军事区。”面对这一情况， 基辛格简直气昏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和平解决的办法必须对双方都是公正的。” 阮文绍说：“你不要那么性急，否则共产党会讹诈你的。这个协定不好，我要签了，不出6个月，越南又得大流血。” “你们若拒绝签字，一意孤行，我们不得已时将断绝援助。”基辛格威胁道。 阮文绍把脖子一拧生气地说：“反正我们不签订这个协定!” “美国可能单独同北越签订和平协定。” 阮文绍不为所动：“我们宁可用我们现存的力量再打 6个月，死了算，决不能签这个协定!你们美国人是大户，你们对这个协定可以不斤斤计较。我就不能。一个不好的协定对你们无所谓。你们会在乎(留在南方的)那 30万北越军队吗?你们是毫不在乎的。你们打开世界地图一看，南越不过是弹丸之地，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南越丢了， 对你们可能还有好处嘛……可能对你们遏制中国、对你们的全球战略都有好处。可是 ……我这个小小的越南人对世界地图没有多大兴趣……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啊!” 基辛格眼看已成僵局，无可奈何，愤愤地说：“我以后再也不到南越来了。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大的失败!” 然而，出乎基辛格意外的是，尼克松总统不同意和北越人单独媾和，反而指示基 辛格要冷静些，要好生安慰阮文绍，重申美国和南越仍然是盟友，要共同寻求和平。
10月26日凌晨，河内电台广播了一项2500字的政府声明，公布了越南问题的 9点协定以及秘密谈判细节。声明指责“美国方面无限期地拖延签字，借口在西贡遇到了困难，这种做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情况”，要求美国如期于10月31日签订协定。 当天上午11点35分，基辛格便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他说：“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两个越南的声音，很明显这场打了10年的战争快要结束了。” “我们相信和平在望了。”“留下的问题只需同北越代表举行一次谈判就能解决；依我看最多三四天就够了。”基辛格的讲话起到了双重效果：不只给北越人捎去信息— —美国政策对于协定草案的态度没有变化；而且将“和平在望”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使美国全国上下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尼克松看来，答应实现和平要比仓促签订和平协定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另一方面人们越是期待和平的到来，对他的竞选就越有利。于是，美国总统于11月 2 日晚上向全国发布了广播讲话。他讲话的调子是谨慎的，与基辛格的调子明显不同。 尼克松虽然也讲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就可以宣布“体面的和平”，但他预计的 时间显然大大超过基辛格所许下的“三四天”。总统的目标要在整个印度支那实现和平。他的要价比基辛格同北越人谈妥的要高。 接着，尼克松与基辛格商讨了制订谈判最后阶段的政策。在和平协定中，美方要力求使北越人承认非军事区为分隔北越、南越的不可侵犯的边界；要求北越象征性地 撤出若干军队；力争停火适用于整个印度支那，而不仅限于南越；要求有一支国际维和部队监督任何违反协定的事件等。 越南问题的和谈，特别是基辛格打出“和平在望”的王牌之后，的确帮了尼克松的大忙。11月7日大选结果，尼克松大获全胜，连任总统。 11月20日，美越恢复巴黎和谈。鉴于美方“步步紧逼”，提出新的要求，越方代表黎德寿也收回了早先作出的让步，一定要阮文绍下台。为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基辛格警告说：“尼克松总统停止对北越20度线以北的轰炸，是希望谈判能认真地进行。”言下之意是轰炸可以随时恢复。黎德寿拍着桌子厉声反驳说：“10月31日的期限过去了，你们的选举也举行了。依我们看，战争是可以继续打下去了 !”基辛格问黎德寿：“你们为什么要改变立场?”黎德寿怒气冲冲地说：“这要问你们自己!我们方面是认真谈判的，是美国方面出尔反尔，节外生枝，提出了一大套新的要求，越南人民渴望和平，如果美国坚持战争，我们决心奉陪到底!” 巴黎会谈出现的裂缝，使西贡方面暗自高兴。阮文绍派阮富德直飞华盛顿，要求与尼克松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一建议被拒绝了。尼克松对阮富德说：一旦他认为协定是合适的，美国就打算签字，“不管你们参加与否”。如果阮文绍要单独打下去，他就“要冒失去美国军事援助的危险”。 12月 5日至11日，基辛格和黎德寿继续举行秘密会谈。虽然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 会谈也稍有进展，但基辛格始终无法说服黎德寿接受固定的非军事区，也无法劝阮文绍在主权问题上对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作丝毫让步。甚至在签字仪式问题上都无法说服 越南敌对双方达成妥协。最后，他在“议定书”问题上陷入了“十足的僵局”。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尼克松与基辛格商量之后，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尼克松向河内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电报，警告说，72小时内必须恢复“认真谈判”，否则 随时准备恢复轰炸。同时警告阮文绍，白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他再反对，“总统而不是国会就要断绝援助”。从12月17日下午开始，美机对北越连续轰炸了12天，使北越的中心地带遭到破坏。阮文绍在接到尼克松的勒令后，也觉得事情不好办了，同意北越部队留在南方，并让出一点主权给临时革命政府。 1973年1月9日，基辛格与黎德寿又重新坐在谈判桌上，并着手完成协定草案的工作。1月23日，草签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就是说，尼克松和基辛格，加上苏联，共同推了一把。
这件事，不是这么推法，也真办不下来。老实讲，现在回头看，介入这场代理人战争的所有大国，中苏美，到了这个点儿，全部打疲了。
但在近臣库松眼里，又掺杂了点儿个人恩怨。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芳达的风波照
关键词(Tags): #库松演义， 通宝推：西瓜子,光年,家园 引用忙总和其他网友的相关背景介绍 转wxmang对中越问题的看法。 [ slyypp ] 于:2012-07-23 03:49:43 复:3758026PS：纯属友情转载，对内容持不同意见者，向我开炮即可。不要说忙总咋了咋了，谢谢。就这一个小要求。
全文如下：
但是并不是所有睽违背离都能和合，在根本利益不一致，根本目标错位情况下，必然反目成仇，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的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把东南亚当成自己的战略缓冲区，为了国家安全，绝对不许在这里出现一个独霸的势力，更不允许一统天下；而越南为了扩张民族生存空间，必须在东南亚扩张，独霸中南半岛。所以这个矛盾是绝对不可能调和的，翻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事实上，中国与越南矛盾，一开始就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加以阻止，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日内瓦协议》的时代背景是：当时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倒台，新总理顺应民意决定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要高举反帝大旗，以国际促国内。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越南在替中国打仗，不存在什么感恩。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据有的记载，为应付越南人的援助要求，周恩来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目的无非是与美国有讨价还价本钱，为中美华沙秘密磋商提供筹码。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认为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
即使如此，中国的态度仍然是越南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都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这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直到1968年初，由于越南在“春节攻势”中遭到重创（越南一直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战役，就像奠边府之战一样，毕其功于一役，迫使美国退出越南，越南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毛主席的赞同。1968年1月31日，越南发动“春节攻势”，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为主的近10万兵力同时进攻南越大部分城市，包括首都西贡。解放武装力量遭到重创，阵亡约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多人，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在南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30%的基层干部在“春节攻势”中伤亡，还有很多人被俘、退出或叛变），这才促使河内最终下定决心，不顾中国的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
1968年4月3日河内于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谈判。4月13日，周恩来在会见范文同时说，河内的声明是妥协退让，解决了美国的困难，“在世界人民看来，你们妥协了两次”，“越南同志太容易妥协了”。周恩来还要越南对和谈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作战经验，但说到怎么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经验大概要比你们多一些。”周恩来向范文同强调，越南要准备打三年，即1968～1970年，要取得彻底胜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规模性战役”。在两天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指出越南妥协退让，要放弃革命。范文同态度强硬地表示，越南会考虑中方的意见，然而，“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5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参加和谈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时，又以朝鲜为例，再次告诫越南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甚至表示当初不应该签署日内瓦协议。
中国的反对并没有改变越南的决定。5月13日，越南与美国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会谈。美国不愿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所以要求召开双方会谈：美国、南越为一方，越南与民族解放阵线为另一方。而越南先是拒绝与南越谈判，继而试图迫使美国、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性，竭力要求召开四方会议：美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南越各为一方。为此，双方展开了冗长而激烈的争执，谈判毫无进展。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越南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而且越南对中国也隐瞒了很多。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进展，10月3日，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指示越南代表团采取灵活政策，但10月13日，黎德寿就接到河内较为强硬的新指示：只有在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一切军事活动，承认民族解放阵线，而且南越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越南才会同意召开四方会谈。
河内为何突然改变指示？是因为河内受到中国态度的影响。为了鼓励越南继续战斗，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多项无偿援助。6月26日，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南方价值7000万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7月23日，中越双方签订援助协定，中国给予越南价值7.7亿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其中7.2亿元于1969年支付。接着，9月30日，中国同意1969年给予越南南方2500万美元外汇。此外，中国继续表达反对和谈，要求越南继续战斗的意见。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0月6日，周恩来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访华一事，亲自起草致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达了上述意见。
陈毅于10月17日会见了越南巴黎谈判首席代表黎德寿，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指示而提出的个人意见。陈毅说，越南接受四方会谈是再次失去主动权，是承认西贡政府而使民族解放阵线丧失合法性，“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你们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强硬立场并未对河内的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黎德寿返回越南，就是为了说服河内改变其10月13日的指示。河内很快便要求重新在谈判中坚持灵活性。10月20日，河内向越南代表团发出新指示：只要美国同意停止轰炸越南，就可以同意召开四方会议。
经过10月21日、26日的会谈，在31日的会议中，美国同意于当晚宣布停止对越南的轰炸，越南则同意于11月6日之后举行四方会谈。春水还在会谈中宣称，越南一直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而美方的宣言没有附加条件，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同意无条件停止轰炸。
虽然考虑到中国的态度，越南特别强调美国是无条件停止轰炸，但其政策已经有所变化。经过磋商，第一次四方会谈于1969年1月25日举行。
对于越南的做法，中国很无奈。11月13日、15日与17日，周恩来与率领越南代表团访苏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了三次会谈。11月14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了与范文同会谈的情况，毛主席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7日，毛主席会见范文同。在会谈中，毛主席表示，很难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要把它（美国）谈走也很困难”。他要越南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还要看到美国的困难。随后，毛主席又提到了中国援越部队，“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尽管毛主席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但是在他看来，谈判与打仗一样，“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此后，中国从1968年底开始分批撤回援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援越部队都已回国。
但是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完全破裂。3月15日，毛主席在听取珍宝岛事件等情况汇报时提出，“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一切都发生变化。
珍宝岛事件之后，毛主席甚至做出最坏的打算：放弃大片领土，实行战略收缩，以空间换时间，发动人民战争。“要准备苏联占沈阳。把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让给它，我们准备住乡下……让给他们东北、华北、西北，让他们都去占领。给他们一点面子，要他们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吃掉。”当然，中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开始转变思路，寻求与美国缓和，以对抗苏联。因此，中国逐渐对巴黎谈判采取不干涉态度。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抵达河内吊唁，周恩来会见参加胡志明葬礼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表示：“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手了，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中国已不再直接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
而在珍宝岛冲突发生前几天的2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时，仍然认为谈判无法解决越南问题。周恩来说，巴黎谈判是谈不出结果来的。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谈判桌上解决是不可能的。
3月18日，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在柬埔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3月21日，范文同秘密访华，周恩来与他举行数次会谈，讨论柬埔寨与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方对西哈努克表示谨慎的支持。3月25日，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致信毛主席、林彪，告知西哈努克提出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四方发表反美联合宣言，中国准备借广州或南宁供他们召开会议。毛主席表示同意。
柬埔寨问题暂时转移了中越之间的矛盾，中方的意见得到越南的支持。而且为了表示抗议，中国连续两次推迟了中美华沙会谈。
而且由于与美国磋商的进展和与苏联对峙，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5月11日，黎笋访苏后途径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自1964年以来，这是毛主席首次接见黎笋。黎笋的态度十分恭敬，他说：“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对此，毛主席表示：“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毛主席接着说：“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
7月23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代表团。在会谈中，周恩来不再完全否定日内瓦协议，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他说：“签订日内瓦协议有好的一面，但也有缺点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越南北方取得了暂时的安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点是南越的战士撤到北方……当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签字；一种是美国不签，我们也不签。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商量，认为签字好。后来毛主席提到也可以考虑不签字。胡志明主席、黎笋、范文同同志都说还是有好处的一面多。现在看来，越南人民受了一段苦难，但也有好处，教育南越人民自动起来进行战斗，完全自力更生打出现在的局面。”
越南觉察到中国态度的变化。9月17日，阮氏萍在“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八点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在1971年6月30日之前撤离南越；在西贡建立没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阮文绍时任南越总统，阮高其为副总统，陈善谦为政府总理）的政府。
就在阮氏萍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范文同。范文同特别解释了越南的外交斗争问题，他说，越南总是认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外交斗争是有效的。对此，周恩来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要加强中越合作，中共会尽量帮助越南。9月19日，周恩来再次与范文同会谈，这一次周恩来明确表态：“据我们观察，你们从外交斗争中赢得了经验”，他还赞扬了春水在秘密谈判中的表现。周恩来的讲话表明此时的中国已不再反对越美和谈。9月23日，毛主席接见范文同时表示，世界大战不太可能爆发。对于巴黎谈判，“我看你们能够指导外交斗争，而且你们做得很好。谈判已经持续两年了。一开始我们有点担心你们会落入圈套。我们不再担心了。”“你们在战场上打得非常好。你们的外交斗争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想要的。”此外，毛主席还说：“美国人仍想到北京谈。这是他们提议的。他们说华沙不合适，而我们答复说，如果他们想来北京，就来吧。后来，他们不敢来。”这是毛主席在暗示中国与美国有可能进行更直接、更高层次的谈判。
为了消除越南对中国转变态度的疑虑，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无偿援越的力度。10月6日，中越双方签署援助协定，中方同意在1971年无偿援助越南价值12亿元人民币的物资与成套设备以及60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数额大大超过了1969年、1970年）。
来自中国的压力消除之后，越南并没有因急于结束谈判而做出很大让步，反而在谈判问题上犹豫起来。谈判进展缓慢迫使尼克松不得不降低要求。10月7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首次公开宣布，美国接受原地停火。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1970年提出的原地停火的决定暗示了1972年的解决方案。停火建议暗示了越南军队会留在南越”，但尼克松的建议遭到越南的拒绝，和谈再度陷入僵局。一直到1971年5月底之前，越美没有再举行任何谈判。越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转变思路，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而美国的战略收缩也使得中美缓和成为可能。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请他转达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态度。而后，周恩来借助“乒乓外交”之机，于1971年4月21日正式写信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
在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原有无偿援助的基础之上，1971年2月15日，又与越国签署了1971年补充援助协定，中国向越南提供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补充援助。周恩来也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3月5日访问越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中方的举措并没有弥补中越间的裂痕，双方在对美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3月7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黎笋、范文同说：“毛主席同志曾对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过，越南同志知道怎么打仗，怎么谈判。我也对春水同志和阮氏萍同志讲，谈判进行得很好。我以前也有一些谈判经验，但现在我要向你们学习。”对此，河内并不满意。
3月25日，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途经北京。5月10日，代表团返回北京。黎笋在北京期间，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越南提出的美国全面撤军、美国撤军时间表以及不得重组阮文绍政府等要求。如果美国不同意，“我们会坚决战斗”。但中方的做法并没有打消越方的疑虑。对于中美之间的接触，越南方面有自己的解释：“之前，中国不同意越南同时进行边打边谈的政策，是因为中国自己内部有困难。既然已经实现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权力得到巩固，而且有越南这张王牌，中国就想正常化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考虑它自己的利益；美国向越南施加新程度的压力；现在，在更困难和更复杂的条件下，只有越南不得不继续与美国的战争。”
在美国的提议下，越南同意于5月31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河内显然没有诚意。对中美缓和充满疑虑与不安的态度的越南担心美国打中国牌，更担心中国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而背叛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以恢复秘密谈判为掩护，开始策划另一场规模庞大的攻势：1972年初的“复活节攻势”。
但是“复活节攻势”再次以失败告终。这迫使越南重新与美国谈判，并最终通过谈判结束了越南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中越两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一直反对和谈，强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越南问题，并希望越南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苏联，但这最终并没有阻止越南与美国谈判。
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
中国前后两种立场都引起越南的强烈不满。从事实来看，中国在中美关系缓和、鼓励越南和谈的同时，已经在极力寻求国家利益与对越国际义务之间的平衡。在中美缓和与越美谈判的进程中，中越关系却不断恶化，为以后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对于越共来说，因为中国干涉越南内政，阻碍了“国家统一”，对中国极端愤怒不满。
然后随着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拉中制苏的策略显露矛头。
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奚落挖苦，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
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
而美国在越南撤退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打击。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
而随着随着越南入侵柬埔寨妄图统一东南亚，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威胁到中国国家根本安全利益。
而且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没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
也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
1977年开始，越南也开始侵占中国边境地区，甚至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该条约的第6款内容如下：“签约双方保证在涉及双方重要利益的所有国际问题上保持磋商。如果任一方受到攻击，双方应立即协力消除攻击一方，采取合适和有效的办法来确保两国的安全和和平。” 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以后中越关系不断进一步恶化，直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俗语说：“敌人会很快被忘记，但会记住沉默甚至背叛的朋友”。能够最好解释中越关系。
当然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但打破了越南统一东南亚的梦想，也为我们赢得了20年战略缓冲区稳定的时间。同时还有一个副产品：与西方改善了关系，相当于一份融入国家社会的投名状。 例如79年战争打响后，卡特政府先说正在考虑推迟时任美国财长的布鲁门塞尔对中国的访问以示对中国入侵越南的不满，但是由于国内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连这点姿态也没有办法摆出来，财长如期访华。
布鲁门塞尔访华签署了处理历史上的美国资产案及中国资产在美冻结案协定，使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然后两国之间文化、贸易、科技交流迅速增加，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和中国签了一个援助修建水电站协定和五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定。蒙代尔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虽然我们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将坚定的和你们站在一起。任何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和削弱你们的力量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从此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的开放，投资、技术陆续进入中国，中国产品开始出口全世界。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利益，例如使得当年主要防备中共为主的半军事同盟“东盟”对中国关系解冻，东盟各国陆续和中共建交。
随着前苏联克格勃、苏军总参谋部和苏联驻河内大使馆的档案逐步解密，苏联在越南下的大力气慢慢浮出水面。例如1973年前苏联驻河内给外交部的关于度越南形势的报告就已经明确说越南在《巴黎协定签订》倒向苏联，抵消中国的影响。报告中苏联本年度对越的援助有：减免十亿美元的债务，一千万卢布的物资援助，一亿卢布的货款，大约七百万卢布的赠款。在1975年的报告里，已经开始密切配合的表述。
再例如一份苏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奥加科夫签字的报告中，完全倒向苏联的有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还有南方局书记范雄，副总理黎清毅，而与苏联进一步密切关系的阻力则来自：政治局委员黄文欢、长征，巴黎谈判越方代表黎德寿及外交部长阮维桢。
在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第四次大会上，苏联档案揭示在越南决策层完全消灭了亲华派（1976年12月越共四大选出了14位政治局委员和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黎笋、范文同、范雄、黎德寿、阮维桢、陈国环、文进勇、武志公、朱辉珉、素友等人都持鲜明的亲苏反华态度，在中央政治局中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外交的阮基石，军队的黎仲迅、黎德英，国会常委会的春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黄国越等人也是亲苏反华派。也就是说，越共中央的党、政、军、宣传、组织等部门都已经被亲苏反华派所把持）。所以苏共派出以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与会。
其实就算是最亲华的胡志明也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例如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在危险关头，胡志明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但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所以对胡志明这种亲华者而言，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实际上越南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心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例如2009年4月，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现时国家民族利益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政治投机，黎笋本人就曾说过：“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其实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国际关系中需要的时候是互相利用，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
所以，在今后20年内，中越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是可能的，甚至发生中国以彻底消灭越南全部海空军力量为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可能的。
同样的事实，角度不同，表达的感情差异真大啊就事实来看
越南当了中国的垫脚石和擦脚布，中国在越南的操作绝对是舍小取大了
其能流血少的统一的时候咱们压着不让他统一
然后把美国拖进到越南（越南战争之于美国利益极少代价极大，可以说是美国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纯意识形态战争了），又把苏联拖进到越南，让美苏直接对抗，防止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媾和夹击身为边缘国家的中国
之后准备对美缓和关系又单方面出卖越南，上面写什么越南领导人“极尽挖苦”“愤怒”什么的。中国做都做了，表明毛、周都不是拘泥于完全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人，那么又怎么会在乎什么“背叛”“谴责”一类纯唯心的东西，毛周心里不偷笑就不错了。曹操都说政治家不要“慕虚名而处实祸”，毛周这种政治素养的人，对方领导人的抱怨吐槽，不过耳边风罢了。
作为忙总，用这种人之间交往的逻辑和视角来写中越关系，中间夹杂着人之间交往的“背叛”“白眼狼”一类的感情色彩，而且把中国写得悲情无比，尤其是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更是被越共领导人“欺负”的欲哭无泪进退狼狈。作为体制内的人，从这种角度叙述，这可能真的代表未来要对越南动刀子以达成共识了。
家园 茗谈（五十二）：库松演义第三回-4 里根的神勇，我们今后很可以八卦一哈。尼克松冲出西部，走向中央，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悲壮地失败了。但这一次冲击，把东林党这个青柿子，硬是捏软了。等里根干完两届，东部已经适应了：如果西部来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的，那也就这么着吧。
既然东部系对总统职位的长期垄断被打破，那么老布什代表德州帮，也就顺理成章地搭了顺风车。但里根之后，主要是纽约帮和德州帮之间，在交换坐庄，反而加州帮销声匿迹了，这一方面是加州的经济不景，参与政治最多的大财团们自顾不暇，拿得出手的资源当然就少了。第二，是加州的人才，还是不如纽约帮。而德州帮的很多人才，其实就是纽约帮的，所以这两家的大名，谁当了幕府将军，是差不离的，小的们都有口饭吃。
纽约帮的人才丰盛，就是因为“常春藤”。首都有大量的中直机关，需要干部，而这些高级干部的子弟，又需要高级培养。这样就形成了固定的需求，“常春藤”垄断了这一块市场，当然容易发达。你们看世界20大名校，基本都在英美，就是因为这两个都是世界帝国，持续的干部需求，养大了这些名校。
所以，哈佛这些学校，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它们首先是为官二代们而存在的。就是说，厅长个崽，不论好坏，你都得收。这就产生一个疑问了：既然哈佛们曲意迎逢，那又怎么能保持名校的水准而不坠呢？
我们首先要说明，哈佛等八大校的水准，是在“坠”的，只不过坠得慢，尽量刹车，抵抗地狱引力。所谓坠，是相对而言的，比起清华北大，那还是直接无视的------大家不要生气，哪一个TG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仔，哭着喊着要去北大而不去哈佛的？
这个相对，就是耶鲁等校，早已经名不符实，而美国西部的斯坦福等，甚至德州的若干学校和专业，已经可以凌驾常春藤的大多数学校之上了。
那么坠得慢的原因，有几个。
一，哈佛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校友资源，单说校友在经费上的捐赠，就让哈佛不知道该怎么尽快花钱了。这不是笑话，哈佛对于请最好的教授，追着要最好的生源，那都是视金钱为粪土的。饶是如此，它还是每年花不完，赶上那金融危机，往温州放高利贷都有风险了，哈佛闲置着那么多著名的脑子，也只好用最笨的办法：屯地。近十几年来，哈佛的校园，一直在扩充。那是没办法，叫钱烧得，实在是走投无路啊。所以你要说哈佛不是美国的央企，我肯定跟你急。很大程度上讲，哈佛具有中石化般的垄断性优势地位。
二， 哈佛的本质，还是研究型大学。对于完成了每年培养官二代的政治任务后，余下来的招生名额，还是用得比较严谨，一视同仁地招有天赋的学生。这就部分保证了教学质量。
三， 最关键的是，哈佛非招不可的那批官二代，其实不很差------当然我们不是说同学们的数学底子。但这并不是哈佛的功劳，而是美国教育体制，救了哈佛一命。
美国的教育，从小讲求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到什么程度呢？饺子哥有个弟弟，叫吉布（JEB）-布什。在美国政治圈里，对饺家公认这么个情况，就是老饺叔那是真狡猾，结果把儿子们的智商挪用了。JEB跟一帮兄弟，一起搞过一家银行，结果账目一塌糊涂，银监会的刘明康同志那是党性很强的，毫不姑息一查到底，把银行给关了，JEB同学被罚了50万美金，永远不得介入金融业务。其实中纪委的调查组也疑惑，JEB是叫人给搬来挡子弹吧，他要搂钱犯得着这么傻吗？
后来JEB又开了家公司，有一年做慈善，给某公立学校（大概是中学吧）捐电教设备，校长很感谢，诚邀吉董亲临视察一哈。当今社会，捐钱不剪彩，如衣锦夜行，于是吉董欣然答应。但该校的规矩，请人和三陪，那是校长的事；进校后的参观行程，那得是学生会安排。结果童鞋们就把吉董安排去旁听历史课。吉董刚在教室后排笑眯眯坐定，同学们就关于“信用和监管”展开课堂讨论，从巴林银行起步，顺藤摸瓜，直接奔了吉董的案底而来。吉董立刻看出来这是三堂会审，当机立断，风紧扯呼，而且据目击人士透露，他真是跑步离开现场的。
说回哈佛的官二代生源，这里面有两种，一种，是世代的官二代；一种，是老爸是北漂，第一代在首都打拼的。
这第二类家庭，大家好理解。首先，老爸是很勤力的，某中直机关里要有了个小山东，那抹桌拖地泡茶……你懂的。其次，儿子读初中时，宋思明刚被考察要升副处，将来指不定咋呢，孩儿啊你得争气些。等当真要报考哈佛了，老爸是正厅了，那就保险鸟。
而第一类家庭，在美国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户人家，反而不娇生惯养。中国厅局们那是暴发户，人家发了七八代了，差别就在这里。这个圈子里，大人们比着怎么虐待孩子，手软的倍儿没面子。因为一旦孩子不行自己又挂了，那么不但自己的打拼算是白费，而且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反而连累全家，还不如小富则安呢。我记得洛杉矶的大佬，《洛杉矶时报》的老板，当年是这么折腾儿子的：孩子十几岁时，拿锹把一比，差不多高了，就安排他给果园施肥。施肥是这样的，把马厩里的马粪理出来，跟果园的土混合，然后再砌到果树下。那么大一个果园，就小屁孩一个人打理。后来的结果是，老皇驾崩太子登基后，终其一生再没进过这个园子，也就是老妈盯着，他不敢把园子卖掉罢了。
所以这些孩子，书本的功课不怎么好，那是有的，但心智并不残缺，个顶个儿的痞。哈佛的学生，基本看不起死读书的NERD，但是对于真有兴趣的学问，那是穷追不舍啊。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哈佛学生比较重要的通识教育课程，是CORE PROGRAM，人人必须要选修满一定的学分。打从1988年起，一位来自英国的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悄没声儿地开了门相当冷门的核心课程，结果是盛况空前，注册来上课的，最高一个学期是800人。就算有同学轮流翘课，也没有任何一个大教室能够容纳，结果只好在哈佛校园里的剧场里上课。每学期还要分组讨论，结果往往一分，就是小四十个小组。也不知道校方是怎么想的，其中有一年，哈佛开出一门新的核心课程，由生物系，法律系，哲学系各出一个名动天下的明星教授在台上脑力激荡，就是这样一个梦之队，居然还是没有撼动老麦教授独孤求败的地位。
那么，他教的是什么课呢？
关于中国，有两门学问，世界公认，是发生在中国，而XX学是在海外的。
这第一门，是“敦煌学”。
这第二门，是“文G学”。其实葡萄再怎么研究，都很难超越这个英国老头了。
[IMGA]http://t1.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Tfc9ZZRSzJvjbH5xFbAL34q3Dkhu223SZlLmx53fu2osMuLiG3[/IMGA]
大饺和二饺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麦教授
通宝推：光年,家园 感觉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也有点表面化-材料整理不等于分析到位 大家不妨自己看看访谈。我的感觉是 他对材料的整理和理解感觉并不是特别深入，似乎缺乏一种内在的分析。或许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上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http://asiaquarterly.com/2011/06/25/interview-with-roderick-macfarquhar/
×××××××××××××××××××××××××××××××××××××××××××××××××××
Interview with Roderick MacFarquhar
Posted on June 25, 2011 by the Editor
Interviews by Ben Lowsen and Ouyang Bin
The text below is based on exclusive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Harvard Asia Quarterly with Professor Roderick MacFarquhar in spring 2010 and spring 2011, resp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views,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Part I, we solicit MacFarquhar’s general opinions on Chinese politics since 1949, placing especial emphasis on the Maoist legacy and the enduring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Part II, MacFarquhar discusses his personal biography, including his time in military service, journalism, British politics, and academia.
Part I: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s
The Maoist Legacy
Harvard Asia Quarterly: How would you characterize Chairman Mao Zedong as a person?
Roderick MacFarquhar: Well I think that Mao was obviously, as many Chinese colleagues have suggested, very much a romantic revolutionary in the sense that he was not a cold, precise planner like Stalin or Lenin. He was someone who reveled in upheaval, because he became revolutionary in the upheaval. And to be fair, he was involved in upheaval himself as a young man in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But later on, after 1949, when there was upheaval he was far distant from it; he started it, but was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it, which was convenient. But I think that as a politician he was, to put it mildly, devious – maybe all politicians are devious, but I think that the way the Gao Gang episode was played by the Chairman, the way that he reneged on his Hundred Flowers promise in 1957 and launche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nd most importa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he purged senior leaders who had been with him for thirty or forty years – in order to do that, he was very devious. So I think a manipulative, devious politician in terms of his interaction with his colleagues, but in terms of the Revolution in general much more of a romantic, with a belief in the “human wave” tactics of revolution.
As an ordinary pers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eparate out his revolutionary persona. But again, he was clearly in some sense of the word a romantic because he got very attached to Zhang Yufang, a young woman he took into his household who he trusted tremendously. The story is that on one occasion, they had a quarrel and she left, and that he would have gone to any lengths to bring her back. In fact, his aide Wang Luqing, was able to persuade her to come back; otherwise, it is unclear what Mao would have done to get her back.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seems to have been able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the normal emotions of a husband and a father. Clearly, there was some form of a love life with Jiang Qing way back in the Yan’an days. When that faded, one doesn’t exactly know. But he had no compunction about abandoning women who were wives officially or not. And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 I say “seem” because one can’t tell this from afar – a particularly caring father. But one doesn’t really know these intimate things. One would probably have to have a long session with one of his daughters. Of course, his son died in Korea. But someone who was able – perhaps you’d say all revolutionaries, perhaps you’d say many, perhaps all leaders have to – to distance himself to some extent from ordinary human emotions in order to do his job. But he probably did it more than most.
HAQ: Right after Mao died, Deng Xiaoping stated that we should remember Mao as 70 percent right and 30 percent wrong. What percentages would you give him?
RMF: Well, Deng Xiaoping had to say that. On the one hand, he had to acknowledge that Mao had made a big mistake in launch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use that was such a devastating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he had to preserve Mao’s name and reputation in general, because it was essential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whole Chinese Revolution. That’s why his picture is still up on Tiananmen. I would put it the other way around – 70 percent error, and 30 percent,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okay.
Thirty percent would be his great achievement in leading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o victor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really, in a century, giving China a united and peaceful country. So that was a very big achievement. But after that, I would be much more critical than Deng could be. Of course, Deng supported many things that Mao did. For instance, even in the early years, if he had persisted with new democracy, which he proclaimed bef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ame to power, and which Liu Shaoqi and Zhou Enlai wished to pursue, then you would not have had these terrible campaigns in the 1950s: the two campaigns against counter-revolution; land reform with all the bloodshed, there should have been land reform but the bloodshed was unnecessary; the Three-Anti and Five-Anti Campaigns against corruption; the reform of intellectuals. All these campaigns caused many, many [deaths] – the exact figure we don’t know, the figure we have is Mao’s figure, which says that something like 800,000 people died or were executed as a result of these campaigns.
Even those campaigns pale in significance to the siz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here anywhere between thirty and forty plus million people died who should not have died. It was the result of Mao’s romanticism about what could be achieved by just hard hand labor of the peasantry, and his refusal to accept criticisms of Defense Minister Peng Dehuai midway through the Great Leap. The result was many deaths. Then of course cam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hich probably not nearly as many people died a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amine, but the whole country was thrown into a terrible upheaval, and the unity and peace which Mao and the PLA and the Party had brought to China in 1949 were totally disrupted. For ten years!
So I would say 30-70: 30 percent for leading China through the Revolution and bringing China together as a united, strongly led, peaceful country; 70 percent for all the damage he did to that victory afterwards.
通宝推：本嘉明,家园 PK下迈斯纳，费正清 这位马若德是政治圈里打滚出来的，政治嗅觉应该不在话下。但是他对中国三千年历史的积淀，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解有多少？没读过他的书，但感觉他比较纠结细节，有点见树不见林，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老毛是玩权术入魔的一个封建帝王。不过这人治学态度看来是严谨的，立场也是中间派实用主义，不是张戎之流可比。
对比的是葡萄大力推荐的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还没机会看，但是从书评看来很接近葡大写 WG经济的那些帖子：左派观点，宏观经济分析。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另外最近看了老掌门费正清的遗作 China: A New History。此人是少数影响政策，留名青史的历史学者之一，当初49年前就押宝老毛，被老蒋记恨数十年。本大有空可以好好挖挖他的故事。这里他用大历史的路子重新梳理了一遍中国史，但是主要的亮点是受到64刺激，对毛时代的观点大幅向右修正，回到了接近三七开的“主流”观点。
08年以来时势大变，汉学和近代史学也到了重新回顾评价的时候。很好奇现在学术界的风向。不知道南渝霜华和liminqi几位能聊聊吗？
这栋边角楼该搬到青史版啦。
家园 他如果是研究文革史的 说这句
because that was such a devastating period.就是学术道德不过关了。这种sweeping statement，通常只出现在宣传中的。
西方话语，他们要搞的一个东西就是把文革assume成一个黑暗时期。任何一个号称学者的，你只要看他对文革的态度（注意，不是说评价），就知道这个人究竟是真的学者还是美宣部的喉舌了。
家园 我觉得还不如葡萄的高度 有点，照不少毛派的观点，"邓派史观"
家园 葡萄的高度在于感同身受 别人家的历史和自己家的历史，看起来感觉是不同的
反正我看葡萄的东西是这个感觉
家园 哈佛招生时会问申请人亲属里有没有校友，据说是有加分效应的 这个俺倒是相信，俺岳父是哈佛毕业的，结果LD后来也被录取了。
另外，我觉得中学的地点也很重要。俺家LD被哈佛录取那一年，她那届毕业生里有三十几个上了哈佛。中学本身是公立的，在麻州并不靠前，但架不住是离哈佛距离最近的一个。我常开玩笑说那所中学是哈大附中。
家园 这是赤果果的炫耀啊，哈哈，LD是美国人？
家园 1988年哈佛的大二生听这个课 到今天，进中直机关的，在花生屯怎么也是个处长了(别忘了坏嫩社团啊)；进企业的，CEO的培养对象了。哈佛的课，不是拿来“听”的，自己要到处找资料分组讨论出作业的。那么至少有上千个美国局处级干部，比较深刻地了解WG了(同他们的认知相比，我是没有资格评论葡萄为代表的“挺WG派”的)。
我的问题是：在今天，北京的中直机关里，有没有一千个干部，对WG的认识达到美国同行的水平的？那还是你自己家里的事啊。对等的，有没有一千个中国处长，了解美国的反越战运动，甚过美国的处长们的？
哈佛的文科招生，确实有批条子护犊子的，但它护的犊子，不是很差的犊子。中美之间，一点没有下棋，那也是不可能的。但下大棋，是团队作业，大家的参谋人员拿出来比一比，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的要比人家强。说是几千万公务员里杀到这个级别了，都是人精了，外战内行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满清的督道抚台，哪个不是管着千千万万人口的，到1840怎么都熊了？
至于这位老麦教授，1949年作为英军装甲兵在埃及服役，后来当过英国议员，历练见识，比黄仁宇先生应该是有余。他搜集的WG史料，也包括苏东的敏感材料。比如1964年赫鲁晓夫被逼宫下台后，中国派代表团去摸底。在一次宴会上，一个苏联大将喝高了，对陈毅同志说：“我们把老赫搞掉了，妈拉巴子你们把老毛也搞掉吧，这样苏中就可以和好了，不用吵了。”------当时中国指责苏联对美帝搞妥协不肯斗争了。
这个工作，连手无寸兵的陈毅同志这里都做到了，那么当年彭老总在国防部长任上访苏时，有几个将军来撒酒疯，也就很可能了。苏联军方一向比较粗糙，也不大鸟政治局的约束，但这种事情在几千年宫廷政治的中国这块来看待，怎么会是小事？这些“小事”如今“宜粗不宜细”了，都不说，怎么全面理解WG？
这批外国WG学家著述甚丰，听不到课，看到书还是不难的。
家园 中国有西西河 网络论坛的威力和效率是课堂没法比的 当年美国的土包子真懂大英帝国的深谋远虑？
大势之前，一切皆是尘土
家园 大哥，那可是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在1964年11月7日 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是对贺龙说的。
家园 原来元帅也能喝高啊 看来是英国佬搞错鸟，或者陈贺都分别有人去说过。
不过既然陈贺可以说得，那么高岗彭德怀就说不得？说了，本身就是个离间计，外交场合你又不能面斥，含糊敷衍，只能回来汇报，上边不狐疑也很难，至少在心里办你个“态度暧昧”之罪。然后林总就开始念“政变经”。
家园 不是喝高了 这实际上是外交上的常用策略，先由一个有一定敏感程度，但没有外交权限的人士探口风。既可以表达己方意见，也不至于一下子闹得太正式。如果对方有兴趣，接下来大家接着谈，成为一个“良好的开始”。如果没兴趣甚至反对，不过是一个“个人意见”收场。这个话题苏联人太过分，但这个策略本身经常运用在正常外交交涉中。再倒过来看，苏联人更过分。
